全球化与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化与论文,新秩序论文,全球论文,经济论文,国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非均衡的经济全球化
许多全球化的支持者认为，全球化的经济发展，意味着资本、资源、技术、劳务等生产要素可以在世界范围内流动和进行优化配置，对世界经济和各国来说是个福音，它可以把全球经济的蛋糕做大，并增加各国的收益。诚然，经济全球化有助于扩大全球经济规模，但笼统地认为所有国家都能够得益于全球化却明显失之偏颇。经济全球化反映了世界生产力的客观现实和最新发展，具有历史的必然性和进步性，但全球化在提升世界经济发展的效益和效率的同时，未能顾及公平和公正却也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事实。
“强调当今经济全球化的新质量和重要性，决不意味着可以掩饰它所具有的矛盾性和局限性。”（注：裘元伦：《经济全球化的局限性》，载《世界经济》1999年第12期。）目前正在加速发展的全球化，在本质上具有非均衡的性质。所谓非均衡，指的是全球化的推进和发展并非整齐划一地扩及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同样作为世界经济的主体，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是悬殊的和不平等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进程中的经济收益也存在巨大反差。
从总体上来看，非均衡的经济全球化大大有利于促进发达国家财富的增长，而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最贫弱的发展中国家则很难从全球化中获得好处，经济全球化看似公正的自由化、市场公平竞争的形式掩盖着不平等的实质。
（一）谁在推动和主导经济全球化
从世界生产力发展的角度看，经济全球化是一个客观历史进程，主要表现为人类的生产活动日益跨越民族国家的界限，扩展至全球的范围。强调经济全球化的客观性，并不意味着经济全球化是一个脱离国家作用的纯自然过程。事实上，全球化的推进，既是人类的生产活动日益社会化的客观产物，也主要是西方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大力推动的结果。
经济全球化符合了发达的西方资本主义进行市场扩张和追逐利润的需要。因此，西方发达国家政府和媒体大力宣扬经济全球化这一现象，并试图主导这一进程。尤其是美国作为惟一的超级大国，具有在经济、政治、军事等方面别国无法比拟的优势，其主导作用更为突出。美国担当了经济全球化的主要推动者和主导者的角色，美国是成立世贸组织的主要倡导者，“在经济政策、贸易政策、社会政策、金融政策和货币政策方面，最终是华盛顿的政治家们及其顾问们在为全球化制定规则。”（注：汉斯—彼得·马丁、哈拉尔特·舒曼：《全球化陷阱》，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85页。）“由于美国的主导，全球化已被看作是世界经济发展的新方向”（注：李转良：《全球经济一体化》，天津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1页。）。欧盟也不甘落后。它认为，全球化虽然对欧盟构成了挑战，但更为欧洲提供了机会，因为全球化“最终将导致更有效率的、全球性的资源配置”，“对欧共体（欧盟）而言，积极地参与全球化过程，是实现生活水平持续提高和总体来看更好就业的机遇。”（注：European Commission,Growth,Competitiveness,Employment-the Challenges and Ways forward into the 21[st]Century,p.9.）
经济全球化作为一种客观历史潮流，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在经受着它的洗礼。但在发达国家对全球化热情推崇、欢喜雀跃的同时，许多发展中国家却一直心存犹豫和疑虑。一冷一热的不同态度的背后，反映出两类国家在全球化进程中迥然不同的地位和境遇。
迄今为止，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在世界范围内是极不均衡的。在发达国家内部，美、欧、日三极鼎立，它们都拥有很高的经济发展水平、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雄厚的资本和尖端的高技术产业等，发达国家的企业利用这些优势在世界市场上纵横驰骋，具有强大的国际竞争力和获利能力。而与此同时，世界上为数众多的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科技基础薄弱，经济实力非常弱小，残酷的市场法则使这些国家难以摆脱在国际市场的竞争中处于劣势地位的阴影；当今国际间的商品、资金、技术、劳务的流动仍主要集中在发达国家，这些被视为经济全球化主要特征的现象对于那些资金短缺、经济发展困难、仍在与严重的贫困问题作斗争的发展中国家来说仍显得相当遥远；在欧洲已经实现了经济一体化的同时，非洲的国家仍然在部族仇杀、国家冲突和粮荒饥馑中煎熬。1998年，整个非洲国内生产总值只占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3.4%，其出口总额只占全球出口总额的1.9%。
总体来看，目前的世界经济体系可以划分为三个层次：美、欧、日三大经济集团占据体系的核心地位，从全球化中获得最大好处，是经济全球化发展的主导者；新兴工业化国家从发展中国家脱颖而出，处于体系的中间层，经济全球化对它们来说，挑战与机遇并存，如果发展战略正确，政策措施得当，并能够及时和灵活地调整经济和产业结构，它们也可能成为全球化的获益者，但它们的成功也潜存着巨大的风险；最困难的是处在体系边缘的为数众多的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它们在经济全球化时代面临的挑战是非常严峻的。鉴于全球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以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全球化中的极不平等的地位，不少发展中国家对全球化的发展感到忧虑，在它们看来，经济全球化远非如一些全球化的鼓吹者认为的那样，是世界各国人民汇合成一个全球大同社会的过程，倒更可能成为现代资本主义对发展中国家进行殖民地式剥削的另一种形式。（注：马丁·艾尔布罗(Martin Albrow)认为，全球化是指代表世界各国人民汇合成一个全球大同社会的过程。不发达国家的学者赫斯特和汤姆森(Hirst,Thornpson)则认为，所谓全球化只不过是现代资本主义对发展中国家进行殖民地式剥削的另一种形式。参见John Baylis and Steve Smith Edited,The Globalization of World Politics,Oxford University,1997.）
（二）时代隐忧：两类国家的不同命运
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发展中国家不仅处于明显的劣势地位，而且从实际和可能的经济收益来看，与发达国家更存在着天壤之别。现实的情况是：发展中国家不仅没有能够平等地与发达国家一道分享全球化的果实，而且从总体上看，它们与发达国家在财富增长、贸易条件等方面的差距进一步扩大了，贫富两极分化的现象更加严重，这已经成为困扰当今国际社会的一种严重的时代隐忧。这主要表现在：
1、全球化的结果使得世界经济财富的总量增长与国际经济主体间的社会分配更加失衡和不公。世界财富进一步向发达国家集中，更多的发展中国家陷入贫困化，穷者愈穷、富者愈富的现象更加突显。1998年，全世界的国民生产总值为28.86万亿美元。占世界人口约17%的发达国家拥有世界生产总值的79%；而占世界人口83%的发展中国家仅占世界生产总值的21%。占世界20%的人群却消费着世界86%的商品、45%的肉和鱼、74%的电话线路和84%的纸张（注：《联合国人文发展报告》，路透社联合国1998年9月9日英文电。）。同时，世界上最不发达国家由1989年的42个增至1994年的48个，占发展中国家的三分之一。“世界上20%的贫困人口今天只可怜地占有世界收入的1.1%，而1991年所占比例为1.4%，1960年为2.3%”（注：《发展无国界》，载[阿根廷]《民族报》1998年12月1日。）。世界上缺粮的国家和地区由1996年的26个增加到1998年的43个，增加了约60%。世界上20%的富者和20%的穷者，人均国民收入之比由1980年的30比1扩大到1997年的74比1。虽然不能说贫富差距的扩大都是由于全球化造成的，但在经济全球化迅速发展的八九十年代，贫富两极分化现象加剧却是显然的事实。
2、南北贸易权利不平等现象更加严重、发展中国家的贸易环境趋向恶化。发达国家利用自身在资本、技术、产品质量和结构方面的优势以及在世界市场上的主导地位，打着“自由化”、“市场开放”等旗号大力进入和抢占发展中国家的市场，而发展中国家则在世界贸易中面临种种困境。
当今世界，发达国家拥有全球生产总值的86%和出口市场份额的82%，而广大的发展中国家仅分别拥有14%和18%的份额。其中最不发达的48个国家，人口占世界人口的13%，其出口额仅占世界出口总额的0.4%。发展中国家不仅一方面受到自身产品结构、技术、市场管理能力的局限，在与发达国家的市场竞争中处于劣势，而且还遭受到发达国家的种种歧视政策和贸易保护主义的侵害，发达国家的反倾销和非关税壁垒不断增加；挤压南方国家农产品出口的农产品补贴额越来越多，发展中国家的农矿产品与北方国家的高科技产品所形成的价格剪刀差越来越大。发展中国家在20世纪90年代的平均贸易逆差比70年代多出3个百分点。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条件更加恶化了。
3、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主权受到挑战和侵蚀。在全球化时代，“居统治地位的资本利益的逻辑会要求赋予全球化的经济管理以优先权，其代价是削弱民族国家的功能。”（注：裘元伦：《经济全球化的局限性》，载《世界经济》1999年第12期。）国际组织、跨国公司、非政府组织等实际上已部分参与行使国家主权，国际规则对各国政府的约束力增大，大众传媒对政治经济的干预和监督作用明显加强，发展中国家在全球事务中作出决定的自主性降低，行使国家主权的能力弱化，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主权不平等现象更加突出。
不平等问题的制度根源：国际经济旧秩序
经济全球化在某种程度上使得发达国家和一些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方面业已存在的差距进一步扩大，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最根本、最重要的根源之一就在于全球化的国际经济制度体系，即至今依然存在的不合理、不公正、不平等的国际经济旧秩序。
（一）现有经济全球化游戏规则的亲西方属性
从世界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制度和规则通过规范经济主体的经济活动，从根本上决定着经济利益的分配。全球性制度的实质内容反映出世界各国的力量对比，决定着全球经济的利益分配格局。
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主要是由西方强国引导和推动的，国际经济交流和合作中的惯例和规则也主要是由西方强国制定的。由于西方的主导，现有的经济全球化的规则体系仍主要是以旧的不平等的国际经济秩序为基础的，基本上反映的是西方国家的利益，具有明显的亲西方属性。这主要表现在：
首先是以不合理分工为特征的国际生产体系。长期以来，发达国家垄断高科技产品的工业生产，发展中国家则作为它们的原料、低级工业品供应地和产品销售市场，这一大的国际分工格局并没有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而发生向合理化调整的重大改变。虽然发展中国家战后几十年来，在工业化、产业结构的升级和合理化等方面取得了较大的进展，包括接受了西方发达国家转移出来的部分产业，但应该看到，由于西方发达国家在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产业时有意控制关键性技术，尤其是近十多年来西方发达国家迅猛地推进了新科技革命和经济“软性化”的结构调整，又将多数发展中国家远远甩在了后面。主要发达国家的经济已开始从工业化经济走向信息经济，新兴的金融服务业、以计算机、网络等为代表的高技术产业已成为新的主导产业。因此，虽然发展中国家整体的生产力水平有所提高，但在国际生产体系内存在的分工不合理的状况依然如故。
其次是不合理的国际贸易体系的存在。二战后至今，支撑世界贸易体系的制度框架是关贸总协定(GATT)和后来的世界贸易组织(WTO)。关贸总协定是一个多重结构的复杂体系，其宗旨是推进自由贸易，取消差别待遇，包括解决国际贸易中出现的经济纠纷等问题。GATT从1947年成立以来，共组织和举办了八次多边谈判。前五次以关税谈判为主，从第六次谈判以后，议题扩大到整个贸易领域。在GATT推进贸易自由化的进程中，发展中国家确实也获得了一些好处，但总体上看，发达国家是最大的赢家。在“无差别”、“互惠”等原则下迅速发展的贸易全球化，更有利于发达国家在全球市场上的经济扩张。从第八次“乌拉圭回合谈判”的结果来看，所谓服务贸易、与贸易和投资有关的知识产权的自由化很明显地维护的是西方国家的利益，便利于西方国家占据绝对扰势的金融服务业、高技术产业等打开和占领发展中国家的市场。此外，“自由贸易”、“公平竞争”貌似很公正，但如果无视由于种种原因造成的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在初始市场资源配置上的悬殊差别和不平等，所谓的自由、公平、公正就是骗人的不实之词。就拥有巨额资产且在技术、成本、销售渠道、市场管理经验等方面占有很大优势的跨国公司和资金匮乏、规模效益差、技术层次低、市场经济经验欠缺的发展中国家的企业来说，两者之间资源禀赋有天壤之别，自由竞争的结果当然不可能是公正的，最终的利益分配有益于谁也是不言自明的。实际的情形是，世界市场的价值格，不论是工业制成品的价格，还是农矿原料和初级产品的价格，基本上不是由发展中国家，更不是由经济上十分贫弱的国家所左右，只是由少数发达国家的某些利益集团所操纵和决定的。WTO继承了GATT的国际贸易制度框架，并且将其制度和规则进一步扩大到农产品、服务贸易、投资和技术领域，而这些领域无疑是发达国家占据绝对优势的领域。
第三是不合理的国际金融体系的存在。1944年7月1日，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国代表召开了布雷顿森林会议，签署了成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的协定，这两大金融组织是美国战后经济霸权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1971年8月15日，美国宣布停止美元与黄金脱钩；1973年，主要西方国家纷纷从固定汇率制转向实行浮动汇率制。这样，美国的霸权受到削弱，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此后的IMF和世界银行变成了发达国家的代言人。80年代以来，趁发展中国家资金短缺和对发展中国家提供援助之机，IMF和世界银行逼迫借贷国和受援国接受苛刻的附加条件，直接要求发展中国家改革国内体制，甚至包括政治体制以及调整宏观经济政策。例如，1980年，世界银行提出了“结构调整贷放”(SAL)的贷放制度，规定了严格的贷款条件；1986年，IMF制定了同样精神的“融资结构调整”(SAF)的融资制度；东亚金融危机后，IMF和世界银行在提供财政援助时附加条件，要求亚洲国家采取紧缩的货币政策和更加自由的贸易政策。IMF和世界银行的做法集中体现了发达国家的意图，实际上等于把发达国家的经济政治制度强加给发展中国家，为发达国家的经济全球化服务。
（二）经济全球化呼吁建立新的制度和规则体系
经济全球化的顺利发展要求变革陈旧、滞后、不公允的国际经济旧秩序，这已成为当今世界经济政治议事日程的当务之急。
一方面，经济全球化的迅猛发展不能以牺牲穷国为代价，如果经济的全球化规则体系向西方发达国家一边倒、无视发展中国家利益的弊端得不到纠正，全球化的经济秩序就无正义性和普遍合法性可言。这样的经济全球化只可能是一种有严重缺陷的、潜伏着严重危机的全球化。因为如果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和人民持续处于贫困、混乱、羸弱和严重不满，世界政治经济体系就缺乏和平与繁荣的真正可靠保障，就不可能有持久的和平与发展，全球化的发展自然也不会顺利。事实上，全球化的不公正、不平等问题已经在发展中国家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弹，一些国家的极端民族主义、国际恐怖主义等势力的发展就和此问题有着密切的关联。可以说，未来经济全球化能否顺利发展的一个重大挑战就是，能否在改善经济全球化的规则、制度方面取得维护西方发达国家利益和照顾发展中国家利益的平衡。
另一方面，经济全球化的制度、规则严重滞后于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难以满足世界经济发展的需要，也要求全球化经济制度体系的出新和变革。全球化的发展给国际社会带来了许多新的问题，如全球化侵蚀了国家的边界，削弱了民族国家的一些传统能力，但在国家主权被弱化的同时，新的规则和制度并没有建立起来，而那些现有的国际经济制度如联合国、WTO、IMF、世界银行以及一些区域性合作机构等国际组织在维护世界和平和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方面又无力承担起应有的责任。这些国际机构，或者缺乏应有的权限而行动能力不足，或者被发达国家把持而只专注于在世界范围内推进自由化。这些国际组织对贫困和边缘化等紧迫问题的解决或不予重视或无能为力。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这样的国际组织，自7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以来，也一直未能阻止一系列金融财政危机的发生。1998年的全球金融动荡更严重地暴露出现有国际金融机构和运行机制的缺陷，因此必须对其加以必要的改造。事实上，针对危机中暴露的问题，人们已经提出了不少解决问题的改革建议，如设立全球中央银行、全球信贷保险公司和全球金融调控机构，以及改善和加强现有机构等有重要价值的思路和建议。
在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问题上，当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主要围绕着制定世界经济体系内的规则展开较量和斗争。目前的斗争态势是：美国等发达的资本主义强国出于在全球化进程中攫取有利地位、最大限度地维护自身利益的目的，凭借自身的已有优势，利用冷战结束后多数国家尚在转轨的有利时机，力图通过维持现存国际规则或制定于己有利的新规则，将所有国家纳入由它们主导的国际经济政治体系；发展中国家则要求取消现存的国际秩序中的不合理因素，发达国家应停止对经济援助附加条件、将发达国家的制度和规则强加于人的做法，反对少数国家操纵和垄断国际事务。以担桑尼亚前总统尼雷尔为首、几十个发展中国家的学者和官员组成的“南方委员会”提出了一份名为《对南方的挑战》（注：The Challenge to the South:The Report of the South Commission(Oxford,1990).）的报告。这个报告除了反思发展中国家发展的内部障碍和发展战略的局限性外，再次确认，世界欠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外部障碍主要来自二战后自由国际主义的贸易和金融体制，它们严重忽视欠发达国家的利益和需要。报告认为，发展中国家必须继续进行坚决的斗争，力争逐渐改良现存的世界经济体制。
建构全球性规则和制度体系，从途径和性质来看，主要有两种理论模式：一种是某强国或强国集团凭借绝对的经济和政治实力，直接将其国内规则延伸为国际规则，主要由该国或国家集团为全球提供制度，由此而产生的制度体系可以称为霸权或霸主体制；另一种则是各国相互协调，在融合多国的国内规则的基础上产生新的国际规则，即各国共同提供全球性的制度。它产生的基础是没有绝对的霸主，各国实力相对均衡。在这种基础上产生的国际规则模式，可以称之为协调体制或对称体制（注：参见雷达、于春海：《全球化影响的制度思考》，载《世界经济》2000年第4期。）。
现有的国际经济制度体制从根本上来看是一种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主导的霸权体制，在这种体制下的国际经济新秩序必然具有不公正、不平等、欠稳定等重大缺陷，在这种秩序下的全球化也只能是一种片面的资本主义的全球化。合理、公正的国际经济新秩序应该是建立在各国平等协商、确保共同利益的基础上，能够促进世界和平和全球经济的相对均衡、稳定和顺利的发展。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争取建立对称体制形式的国际经济新秩序是国际社会的一种较为理想的选择和长期奋斗目标。
推动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全球化时代发展中国家的重要课题
从打破西方发达国家对全球化主导权的垄断、维护自身经济利益出发，发展中国家应该抓住经济全球化变革的有利时机，将实现世界经济制度的革新和建立国际新秩序作为发展中国家参与全球化过程中的一个重要课题。
（一）发展中国家应当力争成为全球化规则的参与者和制定者
当今世界的全球化进程虽然是由发达国家主导的，但发展中国家并非无所作为，前景也并非完全暗淡。全球化作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一种潮流，是不可逆的。发展中国家应该参与全球化，积极应对全球化的挑战。消极躲避，甚至试图游离于经济全球化的大潮之外是没有出路的。实际上，当前发展中国家面临的问题并非是否参与全球化的问题，而是在多大程度上参与和如何参与的问题。面对全球化，发展中国家既要有积极的态度，又要保持清醒的头脑，正确权衡利弊得失，趋利避害，采取恰当的政策和方略尤其关键。在国内，发展中国家应该坚定地进行以市场化为主要内容的经济体制改革，在政治上进行以民主化和法制化为主要特征的政治体制改革，为经济和社会发展创造重要条件；对外政策上，除了开放和吸引外国资本外，应该增强制度意识和经济安全意识，认识到从制度上维护自身权益带有更根本的性质，力争成为全球化规则的参与者和制定者。
已基本完成资本主义工业化的新兴工业经济体和若干经济成长迅速的发展中大国，已经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它们同拥有12亿人口、依靠改革开放使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突飞猛进的社会主义的中国一起，利用全球化带来的资本流动、产业和技术转移、分工比较优势等好处，发挥后发优势，迅速实现了产业演进、技术进步、国内制度创新和经济的大发展，大幅度地提高了发展中国家的整体实力，增强了自身在国际经济生活中的作用，从而显示了某种将逐渐削弱西方发达国家经济主导地位的能力和潜力（注：参见李琮：《后发资本主义刍议》，载《太平洋学报》1996年第3期。），这也为发展中国家参与全球化规则的制定提供了现实可能性和重要条件。
（二）加强南南合作，采取合作与斗争并重的策略，逐渐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
发展中国家争取改良现存的世界经济制度体系、建立国际新秩序的斗争由来已久，未来也依然任重道远。在经济全球化时代，这一斗争的新特点是：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在经济领域，特别是贸易、货币、金融领域的合作和对抗交织在一起，既相互依存和合作，又彼此对立和斗争。而且，合作的趋势在不断加强，斗争的力度则有所降低。
60年代，大批发展中国家在政治上取得独立后，经济上也开始觉醒，对自身在发达国家控制的国际经济体制下的依附和受盘剥地位提出质疑和产生了强烈不满，从而提出了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口号；到了70年代中期，以联合国第六届特别大会通过建立国际新秩序的《宣言》和《行动纲领》为标志，发展中国家建立国际新秩序的斗争达到最高潮；但最近20年来，这一斗争则逐渐落潮和趋势转缓。
经济全球化在客观上加强了世界各国经济的相互依存，使南北经贸关系与过去相比具有了“非零和博弈”的特性，这使更多的合作成为可能。但应该指出的是，南北方国家在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问题上的矛盾和斗争并没有也不会因此而趋于消失。现在有一种看法，认为在全球化时代，第三世界已经成为一个历史名词，南北的矛盾和斗争将被南北合作和相互依赖所代替，这种看法是站不住脚的。只要由发达国家主导的国际经济旧秩序没有得到改变，发展中国家继续在旧秩序的桎梏下蒙受不公正的待遇和巨大经济损失，斗争就不会停止。只是斗争的形式和特点应该在新的世界经济环境下发生相应的变化：由过去单纯的注重斗争转向合作与斗争并重，对待发达国家既要有协调、合作和顺应，又要有防范和坚决的斗争；由谋求运动式的急骤改革转向更为长期性的斗争和改良，因为围绕制定新的经济管理规则和制度的斗争本身十分尖锐和复杂，必然需要一个长期的利益与实力的协调和斗争的历史进程。
鉴于建立国际新秩序的斗争的长期性和艰巨性，发展中国家在新的世界政治经济环境下继续加强南南合作和团结仍是十分必要的。有学者指出，世界贸易组织制定规则是通过一致意见来作出决定的，它相对于IMF和世界银行来说具有相当的包容性，乌拉圭回合谈判的最终结果有利于西方，部分原因是发展中国家没有作出足够的努力来推进自己的利益，这种说法是有一定道理的。发展中国家在独立前大都有着受奴役和殖民剥削的共同命运，独立后则面临着反对霸权主义、发展民族经济的共同任务，当前又面临着许多大致相同的困难和问题。历史上，作为命运共同体的发展中国家有着团结合作、相互声援、共同斗争的优良传统；在全球化时代，发展中国家面对发达国家的优势以及自身所处的劣势地位，仍应该加强联合和团结，提高在全球化冲击下的整体生存能力，以集体的力量改善自己在南北谈判中的地位，以逐步地推动建立公正、合理、平等的国际经济和政治新秩序，促进全人类的共同发展。
中国是发展中国家的一员，改革开放二十年来结出了丰硕的经济成果，中国要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经济发展要融人世界，汇人经济全球化的大潮，同样面临着本质上偏袒西方发达国家的不合理国际经济制度体系的问题。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无论是出于维护自身国家利益的需要，还是从承担维护正义、促进人类共同发展和繁荣的责任来看，中国都应该一如继往地为推动最终建立公正合理、有利于世界和平和发展的世界经济新秩序作出自己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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