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改革时期区域差距扩大的成因透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成因论文,差距论文,时期论文,区域论文,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改革时期我国宏观调控的一系列决策，是东部与中西部区域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但要缩小既成的区域差距，又需从多方面着手。
改革开放推动了我国经济高速增长，到1996年年底国民生产总值已超过6万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这一数据比1980年增长了4.5倍。从1980年至1995年我们保持了年增长9.79%左右的持续较快的经济增长速度，使全国经济有了长足的发展。在全国经济有较快增长的同时，地区经济发展的差距有所扩大。即在全国经济共同发展的基础上，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发展的速度更快，加之它原本具有的生产力优势，使得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在经济发展上的差距进一步拉大。为什么改革开放以来东部与中西部差距会迅速拉大？本文力求对我国改革时期区域差距扩大的原因做点分析，为寻找控制和逐步缩小地区发展差距提供客观依据。
地区不平衡发展是世界各国（特别是大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重要现象，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地区发展不平衡问题并不是现在才有的，它是在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的。我国东部与中西部经济差距的形成既有历史因素，也有现实因素，既有自然资源的不同、也有地理区位差别，既有政府行为，也有经济因素……。这里我们撇开形成我国地区差距的一般原因，对形成我国东都与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差距的特殊原因、特别是对改革开放以来这一历史跨度内我国所采取的政策，措施等作较深入的研究，以求抓住病因，开出良方。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东部与中西部的经济差距之所以拉得较大，从现有的资料分析，我感觉主要来自以下几方面的原因。
（一）在迈向市场经济时面临着不同的起跑线是差距扩大的基础
70年代末开始的改革开放对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发起了挑战。转变僵化体制用充满活力的新体制取而代之已成为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改革开放这十几年来，我国区域差距拉得比较明显，这与各地区在迈向市场经济时的历史基础有很大的关系。应该说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历史差异，是构成经济发展水平现实差异的重要因素之一。著名发展经济学家M·P托达罗（MichaolP·Todovmo）曾经指出：“各种经济增长理论的阶段及其有关迅速实现工业化的各种模式，对今日的发展中国家在经济、社会和政治方面最初条件强调的太少。事实是，这些国家今日的增长状况同当代发展中国家着手现代化经济增长的相比，在许多重要方面都有值得注意的差异。”（M·P托达罗《第三世界的经济发展（上）》人民大学出版社，第158页。）这段话托达罗是说人们在拿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进行比较时，往往容易只看差距面忽略造成差距的历史因素。同样这段话对于认识我国改革以来东部与中西部差距拉得较大的特殊的历史原因不无帮助。可以说我国东中西部今天差距的拉大是同原有差距的存在有紧密的联系的。旧中国占国土面积不到14%的东部沿海狭长地带，聚集了全国70%以上的工业和交通运输设施。1933年，上海、天津、青岛、广州、北平、南京、无锡七市的工业产值达94%，除武汉重庆等几个沿江城市外，广阔的内地特别是边疆少数民族地区，近代工业几乎是空白。面积占国土68%的西南、西北和内蒙古，其工业产值仅占全国的9%，广袤的西部地区，不仅没有铁路，公路也少得可怜，不少地区实际上处于与世隔绝或半隔绝的状况。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遗留给我们的是“偏集于东部一隅的鲜明的区域二元特征”的遗产，这一遗产是东高西低的具有鲜明经济发展梯度的区域分布格局。建国后几十年间，经过经济建设和对地区经济格局有计划的改造，这种差距只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但并没有消除。到改革开放刚刚开始的1978年，东、中、西部国民生产总值占全国的比重分别为52%、31%、17%。这表明，当我们开始步入市场经济时是带着巨大的地区落差的，东部历史起点明显高于中、西部。由于我国东部与中西部地区在走向市场经济时面临的起跑线不同，使得东部沿海地区可以依据良好的物质基础，在经济发展中走上良性循环的轨道。而原本物质基础条件较差的中部、西部在经济发展中会落入恶性循环的窘境。由于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这种“马太效应”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使东部与中西部地区的经济离差不是缩小，而是扩大了。因此，客观地说，改革时期我国地区差距的扩大不是一种突发性的经济现象，而是长期历史沉淀形成的，是生产力累积到一定阶段产生质变的必然结果。
（二）实施“非均衡发展”的经济战略是差距扩大的宏观因素
我国地区间经济差距扩大在改革开放以后十几年比较明显，除了地区原有发展基础存在差距外，政府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重大调整起了主要的作用。
我国地区经济发展战略经历了“均衡发展”到“非均衡发展”的转变，共和国建立之后，政府是高度重视地区经济均衡发展问题的。改革开放以前的30年我们实施的是“均衡布局战略”在这一战略的推动下，国家把投资重点放在内地，促进了许多新兴工业基地成长。“一五”期间，159个重点建设项目4／5布点在中西部。“二五”期间，国家投资重点进一步向内地倾斜，内地投资占了全部投资的56%；“二五”和“四五”期间，为了备战，提出建设战备大后方的方针，内地基建投资进一步提高到占全国基建投资的64.7%。“五五”期间，随着国际政治形势好转，国家投资重点开始东移，沿海地区基建投资的比重开始上升。但截止到1978年，整个区域布局是向均衡方向发展，内地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从1952年的30.1%上升到39.1%，固定资产原值的比重从1952年的28%上升为56%。数据表明：改革开放以前30年我们实施的“均衡布局战略”，这一战略客观上加快了我国中西部地区的发展步伐，使得东部与中西部摩擦减少，地区差距有所缩小。但这一战略的实施使区域经济的横向联系减弱，中心城市的功能不同程度弱化，特别是东部沿海地带的经济优势和潜能未能很好发挥，大大削弱了全国整体经济的活力和宏观经济效益。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在经济发展战略上作了重大调整，即是将原来的“均衡布局战略”转变为“非均衡战略”即生产力布局和经济发展的重点由原来的向内地倾斜改变为向东部沿海地区倾斜。在经济发展战略发生变化的情况下，1980年中央提出了在沿海地区发展外向型经济的战略。在这一战略的指导下，国家投资、外资投资的重点均放在东部沿海地区。1978—1984年，东部12省市区共完成固定资产投资36028亿元，占省市区同期投资总额的60.5%，中西部投资仅占40%弱，同时沿海发达地区中央项目人均投资额大大高于欠发达地区的人均投资额水平。例如：1993年在基本建设投资中，北京的中央项目人均投资额为844元，而贵州人均投资额仅为48元，两者之比高达17.9倍，两者的绝对差距高达796元。在全国中央项目人均投资额居全国前列的都是东部沿海地带。最高的是北京，其次是上海、次之是天津、辽宁、广东。中央的投资项目不仅没有平衡各地区的地方项目人均投资额的差距，反而加大了这一差距。这一期间，外资的投向也主要集中在东都沿海地带。根据1994年底注册登记外商投资投向东部的占86%，中部占9.8%，西部只占4.2%。由于国家投资，外资投资的重点倾向东部，这使得发展条件比较优越的的东部地区特别是珠江三角州、闽南三角地区，长江三角洲和环渤海地区的经济得到高速发展。1994年中国各地区按现价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占全国生产总值的份额，东部沿海地区为58.4%，中部地区为27.2%，西部地区为14.4%。（见《经济学动态》1996年第2期第16页。）应该说，由于经济发展战略的转变，从经济效益原则出发，我们从财政、金融、产业政策、投资等方面都着力地向东部倾斜，这些倾斜无疑使东部地区如虎添翼，加快了经济的步伐。当然这一战略的缺陷也很明显。主要是过分强调效率优先和突出优势，兼顾公平和协调发展不够，拉大了东部与中西部在经济发展上的差距。
（三）政策措施上的向东部“一边倒”是差距扩大的催化剂
围绕“非均衡的发展战略”我们的各项政策是带有明显的向东部地区倾斜度，或虽无明显的倾斜，但由于诸种因素东部地区的受益会更大一些。这些政策实施的共同结果是向东部地区“一边倒”。东部地区受益较大。在一定程度上加快了东部与中西部差距的扩大。
先看带有明显地区倾斜的特殊政策。这一类政策的主要指向是东部沿海地带。比如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的特殊政策。1980年，深圳、珠海、汕头，厦门等沿海地区辟为经济特区。以后海南省也成为最大的经济特区。另外从1984年开始，中央又相继确定了14个沿海港口开放城市。作为试点这些特区和沿海开放城市确实在财政、税收、投资决策权、外贸自主权、利用外汇审批权等方面得到了许多优惠政策。诸如在特区投资的外资生产性企业可以享受“免二减三”的所得税优惠。即便征收所得税，税率也仅仅为15%，大大低于非特区企业的33%；在外汇留成比例上，特区、沿海开放城市和其它地区依次为100%、50%、25%；在外商投资审批权方面，特区有权批准3000万美元以下的项目（资料来源《经济学信息报》、96年5月3日第三版）而其它地区的权限要小得多。可见对特区和沿海开放区的政策是极为优惠的。
从财政体制的改革上也可看出它带明显的东倾倾向。近些年来，我国财政体制主要实行财政包干、“分灶吃饭”的一系列改革，这也使经济发达地区能够得利更多。如当时规定广东省只要上缴固定数额，福建省可得到固定数额的补贴，江苏省按固定比例与中央财政分成等等。由于财政体制改革对东部地带有利，加之东部地区经济基础好，产业化程度高，财政“馅饼”越做越大，可支配的财力越来越多。而中西部地区自身财力不足，国家所给的一定比例的财政补贴，没能转化为再生产的能力，地方财政屡屡捉襟见肘。
在金融的改革上，国家对东部地区在金融领域的倾斜不仅表现在对这些地区可以注入更多的信贷资金，而且更重要的是允许他们设立多功能的金融机构，允许外资银行可以在经济特区和上海浦东设立分支机构等，这些倾斜政策对加快东部地区经济的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再看全国统一的政策，但因诸种因素的影响，东部地区的受益更大一些。在改革开放期间所颁布的政策中，有相当的一部分并没有任何地区倾斜性质，但因为东部经济发达的省区的各种条件很适应这些政策。因此这些政策所产生的一些效益，更多地被这些省区所得到。比如，在产业政策上，自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改变了传统体制下重重工业、轻轻工业的做法，注重发展与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轻工业。在政策上给予相应的支持，这样使以能源和原材料工业见长的内陆省区丧失了产业优势。相反，以能源相对短缺，但加工工业见长的沿海省区得产业政策之惠而迅速发展起来。我们知道，上海、江苏、浙江等沿海省区早在70年代中期就已经在悄悄地发展加工工业和以轻工业生产为主的乡镇企业。1978年以后国家产业政策的调整，正好使这些地区如鱼得水。因此，产业政策的调整，受益最大的是东部沿海地带。
再如对外开放政策，这也是一个对全国普遍适用的经济政策。但我们知道对外开放有两个主要方面，一是进出口贸易，二是引进外资。只有实际具有进出口贸易，实际引来外资的地区才能享受开放政策所带来的优惠。要搞进出口贸易，就必须进行海、陆、空的口岸建设，这是发展进出口贸易的物质基础。在我国目前最为重要的通商口岸是海路的口岸。因此，具有港口优势的沿海省区便自然地成了这一政策的主要受益者，不仅这些地区产品出口便利，成本低，而且其它内陆省份要搞进出口贸易也必须经过沿海省份的港口进行。在引进外资方面，由于沿海地区特殊的地理位置，良好的投资环境等因素，使得外商投资在地区的选择上更多地是沿海地区。而且外商进关的第一站也是沿海地区。这就是改革开放十几年来，东部沿海省区能比内地吸引更多外资的重要原因之一。再有在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的改革中，沿海地区改革开放的步子迈得更大，客观上也为沿海地区经济的高速增长起到了促进作用。沿海地区在改革开放方面，总体上处于前列。例如：东部所有制变化快于西部，东部集体经济，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快于西部。目前，沿海地区集体企业占42.5%，其它类型企业占24.5%，中部内陆地区集体企业占31.8%，其它类型企业占15.7%。西部内陆地区相应的比例分别只有20.1%和9.8%（资料来源：《经济学动态》1996.2，第14页）非公有制企业在一定时期内享受了较优惠的政策。在市场建设和投融资体制的改革方面，沿海也走在前面。这些方面率先改革又成为沿海经济加速发展的动力。
改革开放以来，由于我们在某些政策上采取明显的“向东一边倒”，在某些政策上虽然没有明显的倾斜，但因东部诸方面的条件优于中西部，实际政策效应在东部地区远远地高于中西部地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东部与中西部之间的差距加速拉大，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与不同地区实施不同的政策有关。
（四）地缘因素和经济发展的综合优势是差距扩大的现实条件
地缘因素指地理位置以及和地理位置相关的气候、自然资源、物质基础、人文条件等。地缘因素是既定的、客观的，但在不同体制和政策条件下会发挥出不同的潜能。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东部的地缘因素得到了空前的挖掘。东部沿海地带，气候温热，白昼时间长，光照充足，有利于农作物和热带亚热带农产品及经济作物的生长。东部沿海地带除拥有长长的海岸线，便于通过海上交通发展对外贸易外，它们还具有相对发达的基础设施，如作为东部动脉的京广铁路，把东部沿海各省贯穿在一起，四通八达的水上运输，纵横交错的公路，初具规模的邮电通讯设施，较完备的工业基础设施，为改革开放以后东部沿海地区经济的高速发展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加之东部沿海省区人文条件好，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得这些省份有大量的人口在新加坡、菲律宾、美国、韩国、日本等亚太地区居住，众多的华裔和侨民凭着勤劳和智慧，许多人都积攒了一些钱，他们在考虑投资方向时，除了盈利，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为自己的家乡尽一份心，出一把力。我国的改革开放恰巧提供了这一机遇，可以说中国对外资的引进，最初就是从回国探亲的华侨和华裔开始的。得天独厚的地缘环境，使得沿海地区口岸发达，侨民众多，适遇改革开放政策，使得外资向这一地区的流入规模逐步扩大，地缘优势在改革开放中得到很好的发挥。
沿海地带的地缘优势还突出地表现在该地区经济发展所造成的综合优势上。沿海地带由于占据天时，地利、人和因素，加之它原有的工业基础和基础设施的物质条件较优，科技人才队伍庞大，这些综合因泰生成了一种综合优势，即在相同条件下选择沿海地区投资会带来更大的效益。从理论上讲，在交易成本允许的情况下，资本会往劳动力丰富而资金稀缺的地方流动，而劳动力会向资本丰富而劳动力稀缺的地方流动。因为在资本丰富而劳动力稀缺的地方，劳动力的边际成本高，故工资也高；在劳动力丰富而资本稀缺的地方，资本的边际回收高，故利润也高。在我国地区之间，东部地区劳动力，科技人员丰富、资本也相对丰富，西部地区虽然劳动力相对丰富，但科技人才、资本等方面却相对短缺。按理，应出现科技人才、资本向西流动趋向，而在我国实际情况是“孔雀东南飞”、“麻雀东南飞”就连沿海一带相对丰富的资本也未向资本极为短缺的内地流动。这并不是沿海资本不愿去内地获取更高的资本边际回收，实在是其交易费用太高的缘故，在内地投资必然要付出昂贵的交易成本为代价，交易成本高体现在一是运输成本高，没有高速公路，没有足够的铁路，没有很好地通信设施；二是政策、法规交易成本高，因为内地的政策比之沿海，有的没有优惠，有的优惠较少；三是培训成本高，即内地的平均教育水平低，这样培养一个熟练劳动者所花费用就高。因此，可能得到的高的资本边际回收减去高的交易边际以后，纯的边际回收反不如沿海地区高，这就是沿海资本为何不去内地，外资在东中西部其他条件相同情况下为何不去内地的经济学道理所在。造成这一现状的原因，简言之，就是沿海地区具有经济发展的综合优势，正是这综合优势能使沿海地区创造出较好暷经济效益。经济发展所造成的这种综合优势，随着生产要素流动的频繁，经济交往的扩大、对外开放的深化越来越充分显现。因此由地缘因素而拉大的东中西部经济差距与改革的深化，开放的扩大有直接的关系。
以上从四个方面分析了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东中西部差距为什么会拉大的原因。这些原因中有的在改革开放之前就客观存在，有的是改革开放以来所实施的经济发展战略和经济政策，对于后者，诸如我们采用的“非均衡发展战略”和一系列向东部沿海地带倾斜的经济政策，这种国家的宏观调控政策无疑对加快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它是这十几年来沿海地区发展的速度远远领先于中西部地区，使东部与中西部之间差距拉大的主要原因所在，这一点可以说已得到大家的共识，这里不再赘述。而对历史因素，地缘因素等这些在改革开放前就已存在的客观因素之所以也将其视作改革时期我国区域差距扩大的重要原因，是因为东西部差距在短短的十几年中所以能以较快的速度发展，和它们在迈向新体制中的历史基础有关系，只有当生产力累积到一定程度才能获得加速发展。东部沿海地区得益于较好的物质基础，一旦有了适当的体制和政策，生产力便能获得加速发展。这是这十几年来东部地区生产力发展快于中西部地区的历史原因，在分析改革时期区域差距扩大的成因时切不可割断历史，地缘因素所以也构成改革时期地区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主要因为改革开放的政策使原本处于静态的地缘因素得到了动态的发展；改革改变了过去计划配置资源的状况而代之以市场配置资源，从而极大地提高了生产的效率与效益。开放使国与国之间在商品、资金、技术等生产要索的往来上更加频繁，这样使得过去潜在的地缘优势得到实实在在的发挥。如没有开放政策，虽然地处沿海外资也进不来，从这个意义上说，在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上能挖崛出地缘优势，能创造经济发展的综合扰势，皆因改革开放，所以将其视为造成东部与中西部地区差距拉大的原因一点也不过份。
据此我们可以作出这样的判断：改革时期我国东中西部差距之所以拉大，主要是国家的宏观调控所致（指政府的经济发展战略和一系列倾斜政策），同时也与不同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同起点，不同地区不同的地理位置、区位条件有关。对于前者我们仍然可以用宏观调控的方法遏制差距的扩大；对于后者，问题似乎更复杂也更难办一些。除了加快欠发达地区的生产力发展力求缩小差距外，还应发展科技教育等人文事业。而这在短时期内是无法解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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