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批评派对于后理论时代的借鉴价值，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批评论文,理论论文,价值论文,时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2359(2009)02-0137-04
21世纪西方文学理论与批评的发展、演变及其未来走向是中西学界颇为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可谓众说纷纭而莫衷一是。客观地说，值此文学理论与批评面临重大转折的历史时期，由于相关问题尚处于发展态势，目前的确难以对此进行准确的界定或明晰的预测，因而在此不宜妄下论断。然而，毋庸讳言，尽管对于后理论时代而言，英、美新批评派(简称“新批评派”)的诸种著述并非新作，其理论观念与批评范式的确业已失势，但是，该派的诸种学术实绩已经渗透到文学研究的各个分支学科与领域。
综观当代西方文论的发展历程，俄国形式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解释学、接受理论、解构主义、新历史主义以及后殖民主义等诸种派别，都与新批评派在多重层面存在着契合与差异等复杂关系。上世纪60年代，新批评派逐渐式微，其时的西方理论与批评领域呈现出诸种态势：一方面，该派的文学观念与批评策略为相关研究领域提供了丰厚而卓越的文本研究范例，从而成为其后诸种文论流派得以发展的先在条件与坚实基础；另一方面，由于该派长期处于雄踞地位，并且暴露出诸种弊端，后续学者开始寻求突破之维。由此，在重审该派的诸种贡献与局限的基础之上，其后的相关研究呈现出承继与超越并存的发展趋势。由此可见，新批评派继往开来，其诸种理论观念与实践范例业已深植于西方学界的文学研究领域之中，并且与其后相继出现的诸种文学理论与批评流派借异而识同，借无而得有，从而共同建构了20世纪文学理论与批评领域的独特景观。
鉴于此，本文力求揭示该派的理论观念与批评实绩在后理论时代所具有的强烈当代性，基于文学理论的合法性、理论取向的嬗变性、理论旅行的可能性、比较诗学的可行性以及理论与批评的关联性等层面部分具体阐释该派对于目前文学理论研究与文学研究格局建构的诸种借鉴意义。
一、文学理论的合法性
新世纪以来，对于理论予以反抗与颠覆的学术事件屡见不鲜，质疑文学理论的学科合法性以及相关论说可谓不胜枚举。此种学术风潮的兴起是以一系列现象与事件为标志的。首先，2002年，英国伯明翰大学的文化研究中心被撤销，至此文化理论的鼎盛时代成为历史；其次，曾经叱咤风云的一些理论大师相继离世：2003年，爱德华·萨义德与世长辞；2004年，雅克·德里达驾鹤西去；保罗·利科也于2005年逝去。诸多理论大师的退场无疑促发了“理论热”的消解。再者，上述学界动向在文学理论界引发了数次轩然大波，尼尔·路西的《理论之死》、《批评之死》与《历史之死》，特里·伊格尔顿的《理论之后》以及阿曼达·安德森的《我们现在争论的方式》等著述与论文也相继问世。由此，不仅“理论终结论”、“批评终结论”等论调分别登场，而且诸如“后理论时代”、“后批评时代”等广涉诸种理论与实践取向的激烈论争频繁交锋。
基于此，重新确定文学理论的学科定位业已刻不容缓。理论或批评理论是否的确没有存在的必要，对此应当保持清醒的意识。如果说文学理论的确需要重新定位，那么，相关的中心终结说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如若就此认定文学理论与批评必将由危机走向消亡，那么，此种结论的确是值得商榷的。由此，文学理论与批评应该何去何从，似乎成了目前难以回答的一个难题。然而，面对当代西方文学理论与批评领域所出现的诸种机遇与挑战，如何予以正确的认识与明智的回答，是相关领域学者都无法回避的现实问题。与之相应，正视文学理论的危机、反思其中存在的问题，是时下相关研究的当务之急。具体而言，一方面，每一种文学理论派别的产生都以其合理的逻辑起点、新颖的观念体系与独特的建构模式从不同层面实现了对于此前固有理论的超越，尽管其中不乏片面或偏颇，但是的确具有其合理性与适用性，从而为后学提供了富于独创性的视角与方法；另一方面，相对而言，近期的文学理论界并未出现具有震撼力的扛鼎之作，由此理论的衰竭与退缩使之无法应对当下的诸种现象或问题。
以新批评派对于文学理论研究领域的贡献而言，该派诸位饱学之士凭借超凡的才情与完善的知识结构为学且厚积薄发，构筑了系统、深邃而又卓远的理论空间，并且促进了一系列学术增长点的生成。该派的瑞恰兹、燕卜荪、利维斯、韦勒克以及沃伦等学者都为文学理论研究倾注了毕生心血，他们的研究实绩的可圈可点之处甚多。首先，该派针对文学以及文学研究的本质、结构等问题进行了深入考察。具体而言，一方面，该派对于文学性与审美性的倚重，就纠正目前文学理论研究中所存在的泛文化趋向而言，仍然具有指导意义；另一方面，该派所采取的以文学研究为根本目的、以比较文化为手段、跨而不泛地逐步深化的操作策略，对于当下学界重新审视文化研究在文学领域的适用限度，谨防文学理论研究中文学本体的逃逸，既向文化层面延伸又抵制泛文化倾向，既寻找出路又纠偏正误，从而真正把握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的张力之所在等研究策略与路径，无疑都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其次，该派凭借对于“隐喻”、“复义”、“张力”、“悖论”与“反讽”等理论与批评范畴的梳理与阐释揭示了文学语言的诸种特征。目前，该派对于上述术语的研究业已为后学所承续，进而广涉语言学、文学理论、哲学、政治学、心理学与人类学等诸多学科。由此，在当下的诸种理论抉择之中，该派作为筚路蓝缕的先行者，其诸种富于原创性的理论建构揭示了文学研究领域所存在的多重可能性，并且的确经受住了学术发展历程之中的诸种蜕变与考验而历久弥新。
总之，文学理论的危机同时为该领域的研究工作提供了诸种转机。在反理论或非理论的现实氛围中反思与评判文学理论的诸种基本问题并着力予以重建，的确不失为一种具有可行性的学术策略。此外，尽管就目前而言，对于文学理论边界的超越、转向与扩容等学术活动还在继续，但是其不断的移动或拓展无疑应该是以文学事实、文学经验与文学问题为轴心与指归的。唯其如此，文学理论才有可能在不断的“终结”中重获“新生”。
二、理论取向的嬗变性
回顾20世纪西方文学理论的历史流变与演化路径，即可看出，其中呈现出循环与多元互补等发展态势。
从宏观层面来看，百年之中，文论研究发生了从作家到文本再到读者的两次转移，同时，还出现了“非理性转向”与“语言论转向”两次转向。由此，呈现出理论迭出、流派林立、百舸争流的蔚为壮观之势。如此，西方文艺理论仅在一个世纪中就完成了从外部研究到内部研究然后再回到外部研究的数次循环，而文学批评则内外兼修，对文学文本与现象予以全方位的审视。
从微观层面来说，诸种文学理论与批评派别的自身发展同样呈现出繁杂的流变过程。以新批评派的理论建构为例，就该派各个发展阶段的诸位领军人物(例如：艾略特、瑞恰兹、燕卜荪、韦勒克等)的学术体系而言，他们的理论观点在选择性地承袭了此前诸种理论流派的各种观念的基础之上，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着诸位领军人物的学术生涯的不同时期甚或同一时期的不同阶段而呈现出诸种差异与蜕变。此外，基于在文学理论界的影响力而言，该派的学术命运先后经历了如日中天、悄然沉寂以及趋于正轨等复杂的嬗变过程。
鉴于此，可以预见的是，无论未来的文论界谁主沉浮，其领军地位都不会过于稳固与恒长，而终将会融入历史循环的态势之中。此外，对于未来即将兴起的文论派别而言，由于建基于历经数次嬗变的文论史积淀之上，因此，无论其主张如何标新立异，都不免显现出先前的研究轨迹。同时，新兴文论无论立足或侧重于世界、作家、读者与文本哪种维度，都将呈现出多元性、开放性与综合性等时代特质与众声喧哗的格局。
三、理论旅行的可能性
全球化语境中的文学研究的方法、范式都带有了国际通行的律则，对各种不同文学的研讨都不可避免地要纳入全球化的文化背景中进行参照，因此有必要确立与加强文化交流意识。此种研究态势为文学理论的跨界、接轨与互融提供了可行性，与之相应，也相继出现了诸种不容回避的问题。
基于中国学界的视野而言，由于中西文化的空前交汇和撞击，自新时期尤其是自新世纪以来，就总体格局来看，国内文学理论研究领域的确呈现出多元共生、综合创新的发展态势。然而，毋庸讳言，数十年以来，面对如若过江之鲫的形形色色的西方文学理论的冲击，国内学界的回应方式以及相关决策的确存在某些欠妥之处。在追捧、附庸、背弃与遗忘的喧哗之中，明显缺乏悉心梳理、客观反思与辩证整合等合理的研究范式。尽管从突破孤芳自赏、自我封闭的境地等层面而言，对于西方新兴文论派别的认同本属无可厚非，但是，某些盲目崇拜，甚或奉为谶语的操作方式的确有失公允。一方面，完全以西方文论发展态势为风向标的做法抹杀了新与旧、前卫与异端、盛行与失势之间的辩证关系，从而造成了对于具体理论派别及其相应观点缺乏全面理解与充分接受等诸种明显的遮蔽与缺憾。另一方面，对于某些文学理论家的分析也缺乏具体的本义考辨与全面的剖析。例如，从国内文学理论界对于新批评派的接受来看，尽管较之其他文学理论与批评流派而言，该派在中国的接受体现出历史同步、直接交流以及时段悠长等特征，与此同时，该派的确改变了国内的外部研究格局，拓展了相关研究的空间，但是，如同其他文学理论与批评派别，该派在中国的学术旅行同样体现出诸种桎梏与缺憾。研究者由于缺乏足够的知识装备，面对该派的一系列范式、概念与方法难以驾驭，因而往往是在文章中罗列出诸种范畴、概念之后便扬长而去，缺乏对于该派的理论融会贯通的理解，所以，相关阐释就难免有食而不化、生搬硬套、机械照搬之嫌。再如，从希利斯·米勒的研究实绩来看，由于他曾于1997年发表了《全球化对文学研究的影响》(《文学评论》1997年第4期)一文，其中的观点引起了激烈的争论，甚或长期被视为是“文学终结论”与文学研究的时代业已逝去的标志性言论。然而，实际上，其后米勒的《全球化时代文学研究还会继续存在吗？》(《文学评论》2001年第1期)、《“我对文学的未来是有安全感的”——希利斯·米勒访谈录》(《文艺报》2004年6月24日)等论文不断针对文学及文学研究的发展状况，对于自己此前的某些表述进行了修正，与之相对，中国学界对于他的此种转向明显缺乏关注，相关研究也较为薄弱。
由此可见，既然理论的旅行以及由此而形成的沟通与对话业已成为当下文学理论研究领域不可回避的课题，那么，对于理论译介、传播与接受的路径与境遇等问题的考察理应成为跨语际的文学理论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
四、比较诗学的可行性
某些学者将新批评派看做是囿于英美学界的文学理论与批评流派，由此指责其视野狭隘。实际上，该派的一些代表人物，例如瑞恰兹、艾略特以及燕卜荪等学者，都非常关注东方文化与文学，并且其数种著述中的确不乏相关论述。即便是未曾前往东方，且专事西方文学研究的韦勒克，同样非常强调“世界文学”的整体性意义。由此，他着力倡导东西方文学与文化的合流，指出：“对中国、朝鲜、缅甸与波斯的叙事方法或者抒情模式的分析，如同对于伏尔泰的《中国孤儿》这类基于与东方的偶然接触而生成的文本所进行的影响研究一样，都是其题中应有之义。”[1]客观而言，由于时代环境、人生经历与知识结构等方面的原因，该派其他一些学者的治学路径的确有所偏重，由此，东方文化与文学的确是其学术格局的盲点，从而不免留下了诸种令人为之叹惋的缺憾。
新批评派之后，国际学界在文化与文学等领域的对话与交流越来越频繁，从而为在比较视域中对中外文学理论的冲突与重建予以会通研究提供了诸种可能性。基于此，一方面，西方学界的一些学者，例如勒内·艾金伯勒、厄尔·迈纳、宇文所安、弗朗索瓦·于连以及伊维·谢弗莱尔业已在该研究领域取得了诸种颇具学术价值的研究成果，从而为相关研究提供了典范性文本；另一方面，就国内学界的情况而言，自梁启超、王国维始，至鲁迅、周作人与吴宓等学者，他们取熔中外、自铸伟辞，其对中外文学思想的参照研究被视为近代中西文学理论领域比较研究方向的肇始。此外，海外华人学者，例如陈世骧、刘若愚、叶嘉莹、叶维廉与高友工等，都为该领域作出了独特的贡献。再者，新时期以来，国内学者不仅致力于深入研究，而且还针对相关问题提出质疑，进而展开了激烈的论争。
客观而言，从中国古典文论现代转换的角度来说，中西文学理论的参证研究，的确是发掘中国古代文论之现代意义的可行途径。以新批评派与中国古典文论的参证研究为例，首先，从文学观念层面来看，该派的文学本体观与我国传统文论中的调和论、文质论等观点具有共通之处，韦勒克的透视法与中国古典文论的通变观、艾略特的“客观对应物”论与“比兴”说之间也存在着契合之处。其次，从批评标准来说，新批评派在其诗歌语言研究中所运用的“隐喻”、“复义”、“张力”、“悖论”与“反讽”等批评尺度与中国古典文论所崇尚的含蓄蕴藉、意外之旨以及诗无达诂等评判标准颇为相似，其中的某些范畴与术语体现出诸种互文特征。再者，从批评方法来讲，新批评派的细读等文本分析方法与长于披沙拣金、集腋成裘的中国古典文论在诗歌训释与小说评点等方面的确存在相似的研究路径。此外，中西文学理论的比较研究不应滞留在“中西拼凑”、“以西律中”或“以中格西”的简单化、绝对化与主观化的浅层次。与之相应，相关研究是基于多重语境所进行的跨民族、跨语言、跨文化与跨学科的研究，是凭借文学理论的视野诠释多元的文学现象，并且予以集群会通式的深入考察。由此，在进行互体与互用探讨的同时，中西文学理论的参证研究既应关注各种文学理论体系的基础问题，又要调控话语权力的适用限度。
总之，对于中西文学理论予以参照研究，在纷繁复杂的理论大潮中不仅把握两者的脉络与流变，而且洞见其契合与差异，无疑是相关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此外，从中国古典文论现代转换的角度来说，中西文学理论的参证研究，的确是发掘中国古代文论之现代意义的可行途径。
五、理论与批评的关联性
“理论”与“批评”是两个既相互联系而又存在着诸种差异的相应范畴。理论必须赢得批评的有效求证，批评则需要理论的有力指导。由此，在文学理论建构与批评实践操作中，强调理论与批评的辩证结合，始终是相关研究的重中之重。
一方面，理论与批评之间具有共通性；
综观中西文学研究的发展历程，诸多卓越的文学理论家，同时也是杰出的批评家；诸种文学理论著述，同时也是文学批评的范本。例如，刘勰的《文心雕龙》，莱辛的《汉堡剧评》等。客观而言，理论与批评作为文学研究不可或缺的两翼，可以交互促进与提升。
以新批评派为例，该派的理论体系与批评实践被合称为“批评理论”，此种表述在一定意义上得益于该派的理论与实践之间的确存在着诸种合理的关联性。然而，批评理论并非文学理论与批评之间简单叠加的结果，而是一种基于具体文本分析之上探讨文学普遍理论问题的研究方式。由此，该派诸位学者始终注重探讨理论与批评之间的关系，他们不仅关注理论的范畴、标准与操作方式等基本问题，而且长于在具体实践中予以检省与修正，从而力求确保理论的可操作性与批评的学理性。尽管就总体研究体系而言，该派学者长于具体批评，而在理论梳理与创见方面较为薄弱，但是，其中诸位代表学者的确不仅进行了颇为深入的理论探讨，而且始终注重辨析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关联性问题。例如，韦勒克与利维斯之间的学术争论，其实质即是关于批评对理论的取舍以及相关问题；再如，瑞恰兹的《文学批评原理》、维姆萨特与布鲁克斯合著的《文学批评简史》以及韦勒克与沃伦合著的《文学理论》等著述都致力于理论与批评的双向考察。
继新批评派之后，批评理论研究逐渐成为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发展方向。例如，成立于1976年，由美国各个大学轮番承办至今的“批评理论学院”(School of Criticism and Theory)极大地推动了批评理论的发展。欧美诸多权威批评家，例如，德里达(Jacques Derrida)、德曼(Paul de Man)、托多罗夫(Tzvetan Todorov)、萨义德(Edward Said)、詹明信(Fredric Jameson)、巴特勒(Judith Butler)、怀特(Hayden White)、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以及伊瑟尔(Wolfgang Iser)等，都曾在此讲学。
另一方面，理论与批评之间存在着差异性；
尽管理论与批评的融合是必然的发展趋势，但是，文学理论偏重于对文学总体或普遍规律的探讨，而文学批评则旨在对于具体文学现象予以阐释。因此，两者之间的确存在着诸种差异。然而，近年来，对于文学研究领域而言，理论与批评之间的界限逐渐模糊，甚或暴露出极端化的偏执倾向，与此同时也出现了一些值得关注的问题。
首先，文学批评的理论化。文学批评在摆脱了印象式、随笔式或媒体式批评而走向学理化之后，必然需要理论的科学指导。可以说，文学批评是文学理论与实践有机结合的成果，体现了理性与感性、理论与实践的交融与互渗。由此，凭借文学领域与其他学科的诸种理论进行批评实践，的确有利于提升相关研究的学术质量与学理价值，从而促进其趋向系统化与规范化。但是，游离于批评实践的过度“理论化”，极易囿于僵化的理论模式。正如莫瑞·克里格曾经指出的，“我不用费多少周折，就可以顺乎当前的习惯，把假定为非常简单的文学课题，弄得使非文学专业(甚至是一些文学专业)的人都不可理喻。结果使当前文学领域中专业文章与通俗文章之间的差别，仅只比自然科学中这些文章的差别略小而已”[2]。由此可见，如若过分追求文学批评的理论化，不仅极易导致空洞、玄虚等现象滋生，而且必将导致可操作性的丧失，从而陷入纯粹理论化的泥淖。
其次，文学理论的批评化。与“批评的理论化”相对的是的“理论的批评化”倾向。随着文本解读策略在文学研究领域的日益趋向成熟，文学理论的批评化倾向逐渐兴起。毋庸讳言，此种研究策略的确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与可行性。但是，其弊端在于，由于相关研究消解了理论职能，转而侧重于具体文学现象以及单一文学文本的解读，盲目针对诸种表面现象就事论事或经验描述，缺乏系统的宏观考察与深入的理性追问，因而极易流于琐屑与平庸，不仅可能导致文本的边缘化，并且势必造成相关研究的学理匮乏与泡沫滋生等现象，从而难以真正实现文学理论与批评的深化与拓展。
概言之，将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混为一谈是有失公允的，文学理论不是居高临下的指挥官，文学批评也并非被动承受者，两者之间应该呈现出对话态势。基于此，必须防止理论与批评的脱轨、游离或绝对化、无差异化等现象滋生；这也就是说，在相关研究中既要反对理论的完全批评化，又必须谨防批评的绝对理论化等倾向。由此，较为合理的研究策略是，在文学研究实践中，既充分关注理论的批评品格，又着力探求批评的理论蕴涵，力求实现两者各司其职，各有侧重，在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中共谋发展，从而有助于文学研究形成良性互动的和谐局面。
综上所述，“英、美新批评派”凭借其特立独行的学术品格建构而成的学术思想体系，的确经受住了历史的考验，在当下浑然杂陈的理论思潮中，其诸种学术观念与研究方法历久弥坚，仍然彰显着其自身难以言说的独特学术魅力。值得注意的是，该派的学术抉择所表现出来的成功与失误、公允与偏颇及其超越与局限都向我们昭示：21世纪的文学理论研究应该立足当下，选择融会古今、沟通中外的综合创新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