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全球化#183;金融风险#183;国际金融体制改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际金融论文,体制改革论文,金融风险论文,金融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金融全球化与经济全球化、区域集团化
（一）金融全球化
东亚金融危机蔓延之广，持续之久使国人对离我们似乎还很遥远的金融全球化和经济全球化有了较深的感受。一般认为金融全球化是指世界各国和地区放松金融管制、开放金融业务、放开资本项目管制，使资本在全球各地、各国的金融市场上自由流动，最终形成全球统一的金融市场、统一货币体系的趋势。
金融全球化是与金融自由化、金融国际化和金融一体化紧密相联的。金融自由化、金融国际化和金融一体化从不同侧面反映了金融全球化的程度。
金融自由化是指一国国内金融管制的解除。从具体内容上看，以放松管制为特征的金融自由化就是国内金融业务的自由开放，包括利率自由化、银行业务自由化、金融市场自由化等。金融自由化一方面是适应跨国公司发展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金融创新的发展使得金融管制失效，迫使金融当局不得不放松管制，加快金融自由化。美国从80年代初放松利率管制，开始了金融自由化。90年代，美国又开始逐步放松对商业银行的限制，包括放松银行证券业务领域的限制；撤消对商业银行跨州经营的限制等。随着美国金融自由化，发达国家纷纷开始推动金融自由化，发展中国家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也开始加入金融自由化的浪潮。
金融国际化包括外商银行在本地增设、营业范围放宽、本国银行到外国设分支机构、发展境外金融中心与外币拆放市场、资本项目的放开。反映金融国际化程度的关键是资本项目是否放开。90年代以来，金融国际化的进程正在逐步加快，全球资本流动日趋活跃，规模大，速度快。目前，在国际金融市场上流动的短期银行储蓄和证券至少有7.2 万亿美元，约相当于全球经济总值的1／5。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的银行国际资产迅速扩张，美、日、德、英、法、意等主要发达国家银行资产的国际化比率均超过25%。而且随着金融国际化的发展，流入发展中国家的资金也在逐步提高，1995年流入发展中国家的资金总额达到了1937亿美元。
金融一体化是金融自由化和金融国际化发展的结果，也是金融全球化最重要的体现。金融一体化是指以国内金融市场和国际金融市场相互贯通，并以国际金融中心为依托，通过信息网络和金融网络形成全球统一的不受时空限制的无国界的全球金融市场，同时通过全球跨国银行向综合银行的发展，使得证券外汇及货币市场等也相互贯通，全球各地和各类金融市场相互融合，连为一体，使得全球金融市场的系统性金融风险增大，各市场之间的相关性提高。全球金融市场不但会发生1987年“黑色星期一”时美国纽约股市暴跌触发世界各地股市暴跌，而且也会发生在东亚金融危机中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的金融市场——香港股市暴跌引发美、欧、日等西方发达国家的股市暴跌，金融全球化，金融危机也全球化。
（二）金融全球化与经济全球化
要深刻理解金融全球化，我们首先必须认识经济全球化，事实上金融全球化是经济全球化的一个方面，是经济全球化的组成部分，是经济全球化的高级阶段。生产的全球化推动金融的全球化。经济的全球化或国际经济一体化，其本质要求，就是把全球作为一个统一的无阻碍的自由市场，奉行自由贸易和自由竞争，在全球范围内实现资源的合理、有效的分配。所以，经济全球化或国际经济一体化总是跟经济自由化联结在一起，国际经济一体化要求用经济自由化为其实现全球统一市场扫清道路。按照经济全球化或国际经济一体化的要求，各种资源在世界范围自由流通而由市场调节其供求和分配。如果某一种资源在某一地区、某一时点正出现供求失衡或价格与价值明显背离，市场力量将会很快加以调整。这是经济全球化或国际经济一体化所要求的。事实上经济全球化是向资源在全球最优配置这一目标发展的进程，在一国范围内市场存在失灵，需要政府的适当干预，同样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全球市场也需要存在国际经济协调，以纠正市场的失调，经济全球化是与国家的主权存在着冲突，一国政府尤其是一些中小国家在国家主权与经济发展之间必然要进行取舍或妥协。
生产的全球化是发展对外贸易利用外部市场的延伸，跨国公司的全球投资和全球资本流动是推动经济全球化的两个轮子。生产的全球化客观上要求全球资本能自由流动，为生产的全球化服务，但金融全球化一方面是适应生产全球化的发展而形成的，另一方面其自身有独自的运行规律。
（三）金融全球化与经济区域化
要认识金融全球化与经济区域化的联系，必须了解经济全球化与经济区域化的关系。目前开放的地区主义正逐步为大家所接受，经济区域化与经济全球化是并行不悖的。经济区域化成为通向经济金融全球化的中途驿站，经济区域化与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是并行不悖的。
世界经济的区域化、集团化为金融全球化提供了现实可操作的外部环境。全球经济一体化是由不同层次的区域经济合作的扩大化的极限状态。由于组建各个经济共同体时，如欧洲货币联盟充分考虑到其未来成员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及利益非一致性，是在理性预期、平等协调的基础上形成的，因而，无论从深度还是广度上，都比直接的多边谈判更容易达成实质性协议，并且这些区域集团的自由化主张和举措，将为未来的多边谈判采纳和借鉴。而且一旦在区域内建立起区域性货币集团，实行区域性金融协调监管，那么全球金融监管协调也将变得可能，因为国际谈判的参与者减少了，也就更容易达成全球性协议。
世界经济区域集团化的迅速发展，促进了区域内的贸易和资本流动的自由化，使得区域内的国际资本流动迅速增长，并远远超过区域间的国际资本流动，成为当前国际资本流动的一个基本特点。区域内经济联系的加深，经济分工的深化，使得区域内经济利益相关性提高，出现了“一荣俱荣，一衰俱衰”的局面。东亚金融危机之所以能在区域内迅速蔓延，先至东南亚，后至东北亚，是与区域内经济分工、经济联系不断加深分不开的。值得关注的是欧盟和东亚这两个区域经济，之所以会在东亚出现金融危机，而欧盟未受影响，是与这两者在区域经济内尤其是金融方面的协调机制不同紧密相联的。能否建立区域性的货币联盟可能将成为在金融全球化背景下，一国尤其是小国开放资本项目后能否保持稳定的关键。
事实上，金融全球化的发展会使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和国际金融体系均遇到“impossible trinity”。在金融全球化背景下，开放资本项目的国家通常总希望总体经济管理能达成三方面的目标，就是维持资本自由移动，汇率不要大幅度的波动，国内货币政策保持高度独立性。然而这三个目标经常难以兼顾。此现象常称之为“impossible trinity”，开放资本项目最担心的就是汇率大幅度波动，且国内货币政策难以保持独立性。事实上，一国的利率和汇率是难以同时控制的。同样，从金融监管当局来看，在金融全球化的背景下，其主要也有三个目标：继续保持国家主权；建立充分监管、具有安全保障的金融市场；获得全球资本市场的利益。但这三个目标也是不相容的，那些加强市场监管和保持国家主权的措施，必然会阻碍资本市场的一体化；想要维护国家主权又要允许资本市场一体化，就必须接受在全球范围内建立完全自由的市场。而那些促进资本市场一体化并加强全球监管的措施，又必然会牺牲国家主权。而加入区域联盟成为发展中国家及中小国家避免“impossibletrinity”的可能选择。
可见，在经济全球化、区域集团化的发展趋势下，一国的经济发展难以脱离区域经济的发展，在国际金融市场上，如果一国的GDP 和出口量占全球的份额较大，则相对稳定的国内与世界价格之比将成为该国汇率稳定的基础，相反一个小国则汇率较易波动。因此，在金融全球化的背景下，一国要么实行浮动汇率，但对短期资本的流入实施控制，从而无法融入国际金融市场，要么加入区域货币联盟（如欧元），为了金融一体化而放弃了主权。因此，经济金融全球化呼唤区域、全球的经济协调。区域货币组织能否实现取决于区域内各国放弃货币发行权的政治意愿。
二、金融全球化与金融风险
在不到20年的时间里，资金自由流动使新兴国家的实际收入几乎增加了50%，金融全球化给发展中国家带来的风险同样是明显的。在亚洲货币危机爆发的一年内，这场危机蔓延到了俄罗斯和拉美，并且有将世界经济拖入一场通货紧缩的经济衰退之中。这场危机暴露出国际金融脆弱性，也暴露出全球化对经济开放的小国带来的风险。受到危机影响的亚洲国家陷入了严重的经济衰退，货币大幅度贬值，多家银行和公司破产，失业率增加，出现了严重的社会和政治动乱。它们受到的“惩罚”达到了极点。
一般说来，金融全球化可能给中小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带来以下风险：
1.资本大量涌入，可能造成发展中国家的泡沫经济和“荷兰病”。
近年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发达国家一直鼓励发展中国家放宽对金融体制的管制，尤其是资本项目的管制，加入到金融全球化的进程中，认为这有利于促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但没有考虑到资本大量流入对银行实力较弱、监督管理不力和公司管理不严的国家可能带来的风险。
通常，发展中国家资本帐户开放，都会引起资金的流入。这主要是因为发展中国家资本相对短缺以及存在金融管制，造成境内利率水平较高，一旦开放，外资有利可图，自然就蜂涌而入进行套利。这对外汇市场将有所影响。如果此国采用浮动汇率，外汇供给一增加，本国货币不可避免会升值，由于发展中国家出口的产品多为劳动密集型产品，依靠的是产品的成本优势，汇率升值，货币高估，必然削弱了发展中国家出口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使出口部门衰退，经常项目出现赤字，贸易收支即会因此恶化。此时，此国若正推动贸易自由化，事态将更严重。发展中国家常以出口补贴来鼓励出口，以高进口关税来限制进口，用以保护国内幼稚产业。在推动贸易自由化时，势必将取消出口补贴，降低进口关税。此时，本国货币如又升值，将雪上加霜，对出口产业更不利，出口更加萎缩，紧接着失业率便会升高。此外，资本流动导致汇率不稳定，这对厂商也有不利的影响，经营也会风险增加。由于加入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发展中国家大多实行出口导向型的发展战略，制造业的产品大多依靠国外市场，一旦出口竞争力削弱，将导致整个制造业衰退，而另一方面，由于国外资金利率比国内低，银行、企业往往大量借入外资，在监督管理不严的情况下，又会投入股市和房地产形成泡沫经济，从而出现“荷兰病”和泡沫经济并存。
如果一国采取固定汇率，央行维持固定汇率且不对冲（所谓对冲就是中央银行在资本大量涌入情况下，买入外汇为不让货币供给因此增加，而在市场向金融机构出售国库券、定期存单等，央行一手买外汇，增加货币供给，另一手卖证券，收回增加的货币，一出一进，即可维持原来的货币供给，这就是所谓透过公开市场操作进行对冲），国内货币供给就会增加很多，利率就会下降。90年代泰国就是这个状况，资金非常富裕，物价虽未明显上涨，但资金跑到房地产市场、股票市场，形成泡沫经济。泡沫偏离基本面，不仅不利于鼓励劳动致富，而且房地产价格、股票价格迟早会掉下来，回归基本面。泡沫式景气一掉下来，社会承担代价极高。从经济景气波动来看，国外资金大量流入可能加深景气循环的幅度。外资流入所导致的过剩资金涌到房地产、股票市场，引起房地产、股市价格狂升。而发展中国家的银行，基于很多原因，放款多侧重于抵押放款，以抵押物的价格高低，决定贷款额度的多少。房地产、股市价格狂升时，抵押品的价格提高，大量借款相对容易多了，结果造成信用扩张，导致景气更热；但当泡沫破灭时，所谓的不良贷款马上浮现，银行受到很大损失，从而不仅放款过于谨慎，且贷放能力减退，更将加深景气衰退。
2.金融全球化削弱了加入金融一体化的发展中国家防范风险的能力和宏观调控能力。
在金融全球化的今天，金融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越来越大，金融是市场经济的中枢，金融体系的正常运作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基本条件，目前，金融业的发展越来越和通讯、计算机等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联系在一起，日益趋向自由化、虚拟化、证券化，国际金融资本流动性加大，全球金融市场一体化进程加快。企业融资尤其是境外融资更多依靠证券市场融资而不是银行信贷，使金融危机更多起因于股市、汇市，而不是由银行倒闭所引发。在证券市场、外汇市场中，对其价格波动影响最大的是信息，即使基本面良好，但国际投机家也可能利用传媒造市，在国际投机资本冲击下，产生“羊群效应”。因此在金融全球化的背景下，小国尤其是中小发展中国家加入全球金融一体化后，由于其本身的金融体制难以象发达国家那样透明，一些经济指标如外汇储备水平、经济增长率、短期外债水平等就成为市场投资者在危机时是否跟随对冲基金的重要指标。
传统的国际金融理论认为一国拥有满足3 个月的进口的外汇储备就足以应付各国际金融风险。一般在一国宏观经济状况良好的情况下，即使有国际投机资本的冲击，由于市场信心较强，没有普遍的市场跟风，投机者一般难以成功。在经济全球化、资本自由流动的今天，一国的外汇储备与国际投机基金相比往往是小巫见大巫，国际投机基金管理的资金常常是成百上千亿美元，而且国际投机基金利用衍生工具的高杠杆性可放大几十倍。如果一国宏观经济或宏观经济政策有问题，一国试图利用外汇储备维持扭曲的汇率只会损失更大，外汇储备只能起到增强市场信心的作用，或在自身没有宏观经济政策失误的情况下维持汇率稳定，但如果宏观经济存在问题，利用外汇储备就难以解决金融危机，几年前的英镑危机和这一次泰铢的危机都是明证。从这一次东南亚金融动荡看，在国际投资资本冲击泰国金融市场时，泰国中央银行拿出外汇储备来维持盯住美元汇率，结果损失了50亿美元，利用外汇储备维持僵化的汇率政策，不但没有解决问题，反而延误了解决危机的时机，结果损失更大。
从这次金融危机可以看出，加入金融一体化后，维持僵硬的汇率制度很容易发生金融危机。加入金融一体化的中小国家，要么选择浮动汇率制，并对短期资本流入进行控制，要么坚持香港和阿根延的货币发行局制度，因为有100%的硬通货的保证，容易使市场投资者保持信心， 防止发生“羊群效应”。或者加入区域货币联盟。总之，在金融全球化的背景下，拥有健全金融体系的大国和加入区域货币联盟的国家防范风险能力较强，而其他一些中小国家防范风险的能力被削弱。
3.在金融全球化背景下，发展中国家可能沦为发达国家的工具。
金融全球化背景下，知识经济的到来，使科技创新成为赢得国际竞争力的关键，而发达国家拥有资金、人才等方面的优势，在科研技术开发上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并且发达国家向外输出的技术均为低层次的，而非高新技术的出口。正由于发展中国家取得的是低层次的技术，发达国家则拥有高新技术，尤其是欧美发达国家，使得发达国家依靠拥有的高科技竞争优势，使其利润不断扩增，而发展中国家由于依靠资源和低成本优势出口，随着更多的发展中国家加入出口导向的发展行列，国际市场上成熟产品出现过剩，竞争越来越激烈，价格也不断下降，许多发展中国家因此出现经常项目的赤字，如果该国继续维持固定汇率，就很容易在投机资本的冲击下，发生金融危机，危机发生后，发达国家再以援助作要挟，迫使发展中国家进一步开放市场，让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和跨国银行以低价收购发展中国家的核心部门和核心产业，包括金融部门，这样发达国家就将发展中国家变成发达国家的组装工厂，发展中国家成为发达国家（头脑）的躯干。
金融全球化的发展，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非常有利于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一方面发达国家从发展中国家进口低价成熟产品，保持低物价，另一方面，发达国家又依靠高新技术产业保持高增长，东亚金融危机不但没有使发达国家利益受损，反而由于进口品价格下降而受益。
三、金融全球化呼唤金融监管国际化，并强化国际经济协调
经济全球化，通过经济的网络，特别是金融的网络，不仅把发达国家而且也把发展中国家都捆绑在一起。在金融全球化的背景下，一国要确保自己的金融稳定和经济安全，加强本国的金融监管是必要的，但是不够的，需要在金融监管和政策协调方面实行国际合作。因为经济全球化，问题也在全球化，这就迫切要求金融监管国际化，并强化国际经济协调。
迫切要求金融监管国际化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这次东亚金融危机的主要肇事者，是美国的一些对冲基金。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998年5月间的一份报告，截止1997 年底全世界共有对冲基金1115个，运用资产高达3000亿美元至5000亿美元，其中半数对冲基金是在美国，知名的如索罗斯的“量子基金”、罗伯逊的“老虎基金”等。这些对冲基金拥有巨额游资，其职能并非促进资源在全球范围内合理分配，而是冲击一些国家的股市、汇率，人为地制造“扭曲”（汇率、利率或股市）而从中套利。根据美国法律，对冲基金既毋需向美国金融主管部门登记，也没有义务公布其交易内容和炒作结果。这样，这些对冲基金可以在全世界到处乱窜，兴风作浪。国际社会开始要求加强对这些对冲基金的监管。首先美国当局应以负责的态度对本国的对冲基金严加监管，同时其它国家有权要求将这些基金的活动连同国际资本流动置于国际监管之下。
第二，离岸金融中心也是国际金融监管的盲点，离岸业务存在是这次东南亚一些国家金融市场易于遭到国际投机资金冲击的原因。一些国家和地区利用发达国家的管制严，征税高，而放松它们的金融管制，减征或不征税，吸引了许多金融机构来这些国家和地区从事金融活动，如巴拿马、新加坡、卢森堡、泰国等，即所谓的离岸金融中心，这些离岸中心因为金融监管不严，发展过快，大量短期游资借助离岸金融市场渗入国内市场，导致本币资产价格和汇率动荡，冲击国内经济。这次泰国作为东亚金融危机的发源地就是由于过快地发展了离岸业务，放松了对资本帐户的管理，使离岸帐户资金能向在岸帐户流动，允许非居民较为自由地参与本地金融市场的交易活动，外国银行和货币投机者利用离岸业务和多种形式的外汇交易在外汇市场进行有计划的投机，迫使泰国政府放弃了固定汇率，从而引发了东亚金融危机。金融全球化要求世界各国采取同一监管尺度，协调监管，因而推动金融监管国际化也是金融全球化的必然要求。
此外，随着跨国银行业务综合化、表外化和电子网络化，国际金融统一监管仅仅依靠“巴塞尔协议”及1997年公布的“巴塞尔有效监管核心原则”是难以达到有效监管的，因此金融监管国际化，全球统一的金融监管组织的出现是金融全球化的必然要求。
东亚金融危机之前由于许多发展中国家实行盯住美元的汇率制度，美国在让其利率和汇率变动时，如果只顾本国利益不考虑其在国际经济中的政策改变对其它国家的影响，就会引发国际金融危机。下面，我们试以80年代初的国际债务危机和这次东亚金融危机为例，分析美国的经济政策对发展中国家金融危机的影响，说明加强国际经济协调的必要性。
（一）美国的利率政策与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危机
70年代初由于发展中国家资源丰富，其潜在偿债能力较强，并且此时国际市场利率很低，债务利息负担不重。7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以后，国际资金很充裕，向外举债比较容易，而且从当时利率水平看，对发展中国家贷款的安全性也没有什么值得担心的，许多发展中国家高估了自己发展潜力，为追求高速度发展经济，大肆举债。
70年代末80年初，美国为了摆脱低增长高通胀的泥潭，大幅度提高利率，由于发展中国家的债权过分集中在美国的一些国际大银行集团手中，发展中国家的债务一般又属浮动利率的借款，当市场利率上升1%，发展中国家就要多支付20—30亿美元的利息。发展中国家由于美元利率高升而外债大增。
另一方面，在国际商品市场，由于发达国家处于经济衰退，对发展中国家出口的初级产品需求不振，发展中国家出口产品价格一落千丈，导致国际收支恶化。
结果，许多发展中国家在80年代初无法偿还外债，纷纷延迟偿还，终于爆发了80年代严重的国际债务危机。
（二）美国的汇率政策与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危机
美国的汇率政策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集中反映在这一次东南亚金融危机中。大部分东南亚国家的货币均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与美元挂钩。日本和美国都是其主要贸易伙伴，在日本、美国与东南亚的泰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新加坡的三角贸易中，东南亚各国是日本商品的净进口国，是对美国的净出口国，加上东南亚各国出口多为附加值不高的制成品，因此这些国家的经济受日元兑美元汇率影响较大，日元兑美元的汇率大幅波动对东南亚各国的国际收支平衡构成了较大的压力。例如1995年，当美国经济处于高速增长时，为防止国内出现通货膨胀，促使美元升值。美元汇率升值，亚洲出口商需要跟日本及全球其他地区新兴市场的竞争对手竞争，国际收支便要承受非常沉重的压力；同时，日元疲软令日本出口增长很快，使日本与东南亚其他主要贸易伙伴直接竞争，这是因为日元贬值刺激日本出口耐用消费品，增加其在亚洲市场的占有率，并且削减东南亚各国产品进入日本市场的数量；由于从日本工厂直接购货较便宜，便会减少向日本公司设在东南亚各国的附属工厂购货；此外，日元贬值后，日本公司在本国生产成本已不如以往那么高，日本向外的直接投资也因而减少。正是强势美元给东南亚各国带来了国际收支赤字，东南亚各国又没有根据变化的环境及时调整汇率，才在国际投机资本的冲击下引发了东南亚金融危机。
四、国际金融体制改革与中国的战略选择
东亚金融危机引发了世界各国对国际金融体制改革的普遍关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提出了各自的主张。要探讨这些方案或主张的可行性，以及中国在其中的作用，需要在世界政治经济格局演变的历史跨度中加以研究。
冷战过后，世界政治经济格局正处在从“一超多极”格局向“多极化”格局的转变过程中，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演变必然要求国际经济秩序的改革。美国经过80年代的结构调整和高科技创新，利用全球市场，经济再次获得复兴；欧盟一方面进行内部结构调整，另一方面加快了政治经济一体化的步伐，逐步成为美国抗衡的政治经济力量，欧元的诞生实际上标志着经济多极化的开始；日本由于80年代末90年代初泡沫经济的破灭，经济从此一蹶不振，对外投资正在收缩，日元的国际化也受到重挫，日本在内需不足、国内金融问题积重难返的情况下，没有能力和欧美争夺全球金融体系的领导权，只希望掌握亚太地区尤其是东亚的经济金融领导权；自苏联瓦解后，俄罗斯的经济改革“休克疗法”并未取得真正成功，尽管其政治军事实力对全球影响较大，但其经济实力还难以对国际经济秩序产生很大的影响；中国正逐渐成为对世界政治经济，尤其是亚太经济有重要影响的国家，在世界政治经济格局演变进程中，在国际经济秩序改革的过程中，确定中国的战略选择显得非常重要。总的来看，中国面临两个层次的国际经济秩序重建的战略选择问题。在全球范围内，目前主要是欧美对国际金融领导权的争夺；在亚太地区，中国面临的是中美日三国主导的亚太经济格局。
从全球角度看，发达国家是要维持一个总体上有利于发达国家的国际金融体制，发达国家从各自的政治、经济和安全利益出发，几乎无一例外地主张继续允许国际资本在全球各地自由流动，认为任何国家都不应该因保护本国经济，而通过法规等强制性手段来限制这种流动。在国际经济秩序上，发达国家之间矛盾主要体现在欧美关于国际货币金融体系领导权的争夺上。
欧美改革国际货币金融体系的方案，其焦点在于国际货币体系领导权的争夺。欧盟为了在国际经济体系中摆脱对美国的依赖，一方面通过促进欧洲经济一体化，实施统一货币——欧元，最终目的是为了使欧元成为国际储备货币和与美元抗衡的货币，从而在国际货币金融体系中能与美国分庭抗礼；另一方面，随着欧元的出现，欧洲国家正凭借欧洲经济和货币联盟的进展，向美国在世界经济中的领导地位发起挑战。例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的决策必须有85%以上的投票权同意才能通过，而美国一国就有17%的投票权，因此，IMF 的决策没有美国的同意是难以通过的，而欧元出现后，欧洲经济和货币联盟成员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份额大大超过美国，加上IMF的总裁传统上一直由欧洲人担任， 欧元的诞生，很可能出现欧盟和美国共同主导IMF的局面。因此， 欧盟提出的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方案侧重在改革基金组织的临时委员会，使之从议事机构转变为有决策权力的机构；或者如前欧盟执委会主席德洛尔提议的成立一个像联合国安理会那样的“经济安理会”，这样不但可以摆脱美国对国际货币体系的支配地位，而且可能获得比美国更大的支配地位。因此，这两个方案的提出理所当然地遭到美国的强烈反对。
随着欧元的出现，欧盟向美国在全球经济中的领导地位发起挑战，同时，东亚金融危机爆发后，发展中国家要求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呼声越来越高。美国为了维持其对国际货币体系的领导权，一方面，坚决反对扩大IMF的临时委员会的职能，另一方面，美国通过另起炉灶， 成立22方会议，成员主要由7国集团和新兴市场国家（地区）组成， 主要目的还是为了确保其领导地位。
事实上，国际经济秩序是以实力为后盾的，只有当中国的经济实力发展到足以对全球经济产生较大影响时，中国才能在这些机构中发挥更大的作用。目前，中国还难以取得领导地位，但在各种可能的方案中，中国可以有选择地参加，以提高自己的地位和作用。
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应积极参与建设国际经济新秩序。但首先应认识到中国与一般的发展中国家不一样， 如果按照欧盟改革IMF的方案，将IMF从议事机构变为决策机构，或如美国提出的22方会议， 由于中国GDP占全球的比例很小，那么，中国的发言权将很小， 在这些方案中，中国在其中的作用将难以发挥，这些组织仍将为欧美所操纵。
因此，中国一方面应促进IMF的决策机制更加透明化， 避免暗箱操作，另一方面对欧盟提议的“经济安理会”和美国一些经济学家提议的“7+1+1”方案（即在原7国集团加俄罗斯的基础上加上中国），可以考虑参加，在这些组织中，尽管中国还难以发挥主导作用，但比在IMF 和22方会议中的作用会有所提高。
在亚太地区，争夺主导该地区的经济金融的领导地位的是中、美、日三国，在这个三角关系中，美日都极力想拥有亚太地区的经济金融的领导地位，中国作为三角关系中的重要一极，其政策取向对该地区经济格局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东亚金融危机后，日本在东亚，尤其在东盟的影响一落千丈，日本正利用东亚受危机的国家的困难和迫切需要资金的心态，提出了建立“亚洲货币基金组织”，希望藉此重新夺回亚洲经济和金融的领导权，中国在这次东南亚金融危机中，承诺不让人民币贬值，也使美国认识到中国是一个负责任的国家，与中国的合作是符合双方利益的，另一方面，在目前的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中，中国与美国的积极合作将会有利于中国经济、乃至世界整体经济的长远发展。
尽管从政治上讲，中国仍应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按照韬光养晦的原则开展国际交往，但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中国作为一个地区大国，世界政治经济中的重要一极，有必要积极参与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建设，参加国际经济协调，否则中国也难以独善其身，如在这次东亚金融危机中，日元的过度贬值影响到人民币的稳定。从目前看，“7+1+1”方案是中国参与国际经济协调的最佳选择。当前， 实际上也是中国加入这一方案的最好时机，因为在东亚危机中，中国承诺人民币不贬值，赢得了国际社会的信任，也使7 国集团认识到中国是一个可以信任的合作伙伴，世界政治经济的稳定，离不开与中国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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