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民族地区城市区域系统的流态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民族地区论文,区域论文,城市论文,系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北民族地区省（区）际系统内部各种能量信息输出和输入过程均明显增多，具体地说，就是人口、物资、资本、信息、技术等五种流态形式更加快捷、成熟。仅就系统内部来看，主要是在区际之间进行，并以城乡间的流动为主要途径；而从其与系统外部的交流看，流动的趋向呈现出复杂和多样的特性。本文以西北民族地区的城市作为研究的基点，对省（区）际系统内的各种流态状况进行初步的分析。
一、人口流动
人口流动是西北民族地区城市区域系统流态的主要形式之一，它主要是指西北民族地区各城市及乡村的居民迁移流动到周围地区乃至四省（区）之外，周围地区和外省（区市）的人口向西北民族地区城乡的迁移流动。人口流动是双向的。1978年以前，由于户籍制度的限制，西北民族地区人口迁移流动的规模是微弱的，当时，任何形式和流向的人口迁移流动都要受到政府权力部门的钳制和影响。近20年来，伴随着改革的深入和民族社会阶层的分化，西北民族地区人口流动表现出错综复杂的态势，可以通过以下五种情况来分析。
（一）迁出省（区）际系统的外向流动
1978年以来，西北民族地区各族居民的思想观念、价值准则、生活方式等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传统封闭的经济和生产生活方式受到了巨大的冲击，人们开始走出家门，到异地他乡图发展，尤其是迁移流动到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1990年全国人口抽样调查显示，西北民族地区迁出人口只有1272人[1]，而据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西北民族地区居民当年在区外共有387840人[2]。 外向迁移流动的人口明显增加了，这主要是受经济发展的影响。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北民族地区的市场经济逐渐活跃起来，到了90年代，经济发展呈现出更加活跃的态势。在经济力量的作用下，人口的迁移流动也越来越频繁。因为，经济越向纵深发展，人们的交往活动越广泛，人口迁移流动的机率就越大。人口流动和经济发展有着密切的相关性，这已被该领域的许多研究者所证实。
（二）迁入省（区）际系统的内向流动
西北民族四省区的经济水平同我国东南沿海等一些发达地区相比是比较落后的。2003年，西北民族地区四个省区的人均生产总值分别是：甘肃5022元，宁夏6691元，新疆9700元，青海7277元，四省区平均7172元。同期，全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9101元[3]。除新疆外，其他三个省区都远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比起全国最高的上海的人均46718元要高于三省区6.5倍。经济发展的迟缓必然影响并阻碍人口的流动，尤其是吸引系统外人口流入本地区的能力相当有限。所以，系统外部人口迁入四省区内的数量规模较小，远远低于迁出省（区）际系统的外向流动的人口数量（如表1）。但随着经济的发展，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期， 西北民族地区逐渐有能力吸引更多的外部人口进入本地区。
表1 西北民族四省区1990和2000年迁入人口和迁出人口比较 单位：人
省份 甘肃青海宁夏
新疆
年 1990年
2000年 1990年 2000年 1990年 2000年 1990年 2000年
迁入人口
256 22788875
12430793191891
443
1411086
迁出人口
328 585868115
9498811490163
715
156263
资料来源：①国务院人口普查办公室，国家统计局人口和社会科技统计司编．中国2000年人口普查资料（上册）[Z].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2.730～734.
②国家统计局人口统计司编．中国人口统计年鉴1991[Z].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91.
（三）省（区）际系统内部人口的流动
自改革开放以来，西北民族地区内部人口迁移流动的数量也呈现逐年上升的势头。从整个区域来看，主要存在以下三种形式的人口流动趋势，这三种形式之间又是互相交叉的。第一种形式是省区之间的人口流动。主要指在西北四省（区）际间的跨省流动。这是三种形式当中流动人口最多，也是最频繁的一种形式。其形成的主要因素包括：经商、务工、朝拜圣地、旅游、探亲、上学、就业、离退休、随迁家属、婚姻、工作调动等。西北民族地区是我国回族分布最多的区域，而回族向来有善于经商的文化传统，外出经商是该民族一种相当重要的谋生方式，在西北民族地区的大小城镇都可以看到经营各种行业的回族商人。另外，如维吾尔族也有因经商而遍布西北各地的情况。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各民族居民思想观念的变化，很多农村的青壮年走出家门到乡外、州外甚至是省外城镇务工，近年来也有一些城镇无职业和下岗的人员加入到这个层次的人员中。外出务工是西北民族地区跨省区人口流动的另一个主要原因。由于这个区域居住着大量的少数民族群众，而少数民族居民大多数拥有虔诚的宗教信仰，所以到其认为的圣地朝拜圣人成为西北民族地区少数民族人口流动的原因之一。旅游是该地区跨省区人口流动的又一个原因，近年来随着各民族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开始追求工作之外的休闲，出去观赏名胜，浏览山水，这也形成短期的跨省区人口流动。当然，引起人口迁移流动的原因很多，这里就主要的几种作一些简单分析，其他不再展开讨论。第二种形式是季节性人口流动。引起季节性人口流动的原因主要有：流动工人进城、开发新疆的夏进冬出（如每年甘肃省临夏州组织少数民族干部和群众大规模赴新疆协助采摘棉花）、旅游（如五一、十一、春节等节日期间）等。这几种原因造成西北民族地区内部大量的人口流动，使人口流动呈现明显的季节性变化。由于缺乏具体详细的数据，无法准确说明这种流动形式的规模和流量，但可以肯定它是构成西北民族地区内部人口流动的最主要形式之一。第三种形式是城乡之间的人口流动。这种形式的人口流动单独讨论如下。
（四）省（区）际系统内部城乡间人口的流动
现代化、城镇化和改革开放的多重推进，引起西北民族地区发生巨大的变化，其中之一就是城乡间人口流动的频率增多。城乡间人口流动包括两种形式，其一是乡村的农民流向城镇，这种形式占城乡间人口流动数量的绝大部分。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实施，使相当一部分农民从土地上解脱出来，他们纷纷在农闲时走出家门到城镇找一份工作，赚取一些劳动报酬，以补贴家庭生活费用。大量农民流向城镇，极大地推进了民族地区的城市化进程，提高了城市化水平。这一切主要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带动，因为“经济的发展带动了人口的聚集，人口的集中带来城市化的发展，城市化的发展反过来又促进经济社会的进步”[4]。这两者之间是相辅相成的。可见农民向城镇流动的意义是相当明显的。当然其突出作用也不仅仅表现在经济这一层面上，还在其他方面有所表现，如，在城镇民族文化的传播方面：流向城镇的农民返回农村时，给农村带回了城镇文明和城镇意识，这其实又给城镇化的进一步推进奠定了基础。其二，是城镇里的人口向农村流动。城镇中向农村流动的人口，主要包括返乡的农民、离退休的城镇人员、返乡创业的学生、到农村发展的其他人员（如商人、企业家）等，他们形成了城乡间人口流动的另一种流向。虽然以这种形式流动的人员不是很多，但对城乡文化和物资交流起到了相当大的推动作用。
（五）省（区）系统内部民族人口的流动
2000年，西北民族四省区共有少数民族人口1796万，占西北民族四省区人口总量的32.26％[5]。近年来，随着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民族地区少数民族人口迁移流动的步伐也加大了，以城乡为我们研究的两点来分析，可以发现单向流动的规律，即民族人口多是由农村向城镇流动，反之则较少。当然，尽管民族人口向城镇流动的数量增多，但大部分的民族人口仍然留居在农村或牧区。
二、物流
中国西北民族四省区疆域辽阔，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丰富，具有极大的发展潜力。目前，该区域的经济及其产业结构正面临着全面的调整和整合，支撑经济发展的物流业正处在一个快速发展的时期。
（一）物流规模
物流规模是从数量的角度来反映物流业发展水平的指标。从广义上讲，物流规模包含了物质资料在流动过程中的搬运装卸作业量、包装、流通加工量、存储量和运输量等。现实中最接近实际的是用货物运输量来加以衡量，因为货物运输是物流过程中真正解决产品实体空间位移这一社会需求的最核心的环节。考察西北民族地区货物运输量，以铁路和公路的货物运输量为例（如图1所示）。从图中所示可以看出，铁路和公路的货物运输量在1983～2002年间有一个较大的增长，特别是公路运输的货物量增长更为明显。
附图
图1 西北民族四省区铁路和公路货物运输量的增长变化（1983～2002年）
（二）物流设施
衡量物流设施的状况主要决定于物流体系中的运输设施。近年来，西北民族地区经济的发展也有更多的资金投入运输设施的建设。从1983～2002年间，西北民族四省区公路运营里程增加了一倍多，是各种交通运输方式中增长最快的。图2可以直观地显示从1983～2002年间西北民族地区铁路、公路和水路运营里程的增长变化情况。
附图
图2 西北民族四省区各运输方式运营里程的增长变化（1983～2002年）
除了运输设施的建设外，仓储和市场设施也是重要的物流设施，西北民族四省区现阶段仓储利用率普遍不高，特别是缺乏现代物流配送中心，因此急需统筹规划，加快建设和改造，有效配置和充分利用仓储资源。专业化批发市场近年来有比较快的发展，在省驻地现在一般都建成了一定数量和规模的市场，能够形成一定的辐射和影响，如兰州的东部批发市场，已经对周边地区形成相当大的辐射，远及四川、青海、宁夏、陕西、新疆、西藏等地的商户聚集此地批发商品；在地市一级，也一般建立了比较齐备的市场。可以说，健全的市场体系给物流奠定了很好的条件。
（三）物流质量
“物流质量主要是指：物流时间的长短，物流费用的多少，物流效率的高低等。”[6] 按照一些研究者研究，在我国，物流时间占全部生产过程时间的90％～95％，明显偏高；在物流速度方面，铁路火车技术速度仅为45千米／小时，公路运输中货车日行程仅200千米左右，车辆工作率约为60％，而且存在大量的迂回运输、 重复运输使得物流运输偏慢。在物流费用方面，我国物流费用占商品中成本费用的60％以上[7]。西北民族四省区物流系统的软硬件比起全国其他先进的省份来说， 是较差的，所以，物流时间占全部生产过程时间的长度必然高于全国平均长度；由于自然条件的影响，物流费用也相对要高，物流效率低于全国水平。
总体上看，西北民族四省区的物流现状目前的发展态势较好，速度比以前要快，但还存在诸多问题，如物流业发展的地理基础条件恶劣，物流企业设施落后，西部物流的服务能力较差，市场辐射有限，物流部门条块分割的现象比较严重，物流成本高、缺乏高附加值的服务项目等[8]。这些不足之处正是目前西北民族四省区物流业发展中需要改进和提高的。
三、技术流
（一）技术流态的表现
在西北民族四省区，该流态主要表现为三种流动形式：一是该区域内部的技术向区外的流动，一是区域外的技术流向区域系统内部，三是区域系统内部的技术流动。其中，从目前西北四省区城市空间发展的格局来看，民族地区的空间结构特征使其无法实现城市的扩散，社会经济发展程度使其无法在较短的时间内实现整个区域内的现代化。鉴于这种情况，区域内的技术向区域外方向的流动，从总体上看，流量较小。因为从我国整体发展的形态来看，西北民族四省区不是技术发达地区，多数情况下是被动接受外部技术的传入。自新中国建立以来，从政府主导的若干次大的技术流动的情况来看，技术的流向都是由区域外流向区域内，如“一五”期间，国家工业需要急速推进，短期内大量现代科学技术及科技人员流入西北民族四省区，在兰州、西宁、白银、张掖、乌鲁木齐等城市兴建起一批现代化的大中型企业。
（二）区域技术流态的差异
比较来看，该区域技术的流入和流出是有差异的。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说明：第一，量度的大小差异。上面已经就这个问题进行了一些阐述，实际上，就技术流动的量度来看，流进的数量要远远大于流出的数量，究其原因，在于西北民族地区技术发育程度比较低。第二，水平不一样。从理论上说，技术的传播总是双向的。但是，从相互传播的技术水平看，存在明显的差别：从外部区域流入四省（区）的大多是现代的高科技，而流出的则多是传统的技术，如手工技术、民族特色工艺等，其中具有高科技水平含量的成果较少。第三，流动的方式不同。从区域外流入的技术一般以组织为媒介，如企业、政府等；而流出的技术则主要以个体为传播的载体。第四，绩效差异。流出的技术无论对其他流入地区甚或本区域系统的影响和绩效都不突出，与此相反，从区域外输入四省（区）系统的技术对该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却往往能够起到明显的推动作用。
（三）区域技术流态的作用
从四省（区）区域系统内部的变化情况来分析，可以发现，该流态主要是指城市对周围地区的技术转移和协作活动。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城市对技术层次较低的区域的技术梯度推移。现代科学技术一般以大中城市为发轫地，大中城市的技术水平普遍高于周围的小城镇以及乡村地区，在技术水平差异明显的情况下，较高水平的技术必然会向技术层次较低的周边地区转移，城市梯度推移的功能就是利用大中城市所具有的技术、人才、资金、产业等优势激活次级城市的发展，并逐步向城镇及乡村推进。按照城市传播技术影响力的大小，可以把西北民族四省区的城市分为三种类型：
第一类：跨省区的技术传播型城市。西北四省（区）各省会城市不仅在本省区是较高的技术中心，而且对周边地区有一定的辐射能力作用，尤其是像兰州、乌鲁木齐这两个大城市，其影响范围不仅仅限于本省区，其辐射力往往可以穿透省际的界限到达更广大的地域范围。比如，兰州市辐射范围可以达到宁夏回族自治区的一些城镇以及乡村；乌鲁木齐市的辐射范围可以达到甘肃省的一些城镇以及乡村。
第二类：区域性技术传播型城市。小于省会城市的地区一级的城市，一般都是四省（区）区域系统内的技术传播源，在本区域系统内占有重要的地位。这类城市在充当技术源地的同时，还充当技术中转站的角色。因为，这类中等城市自身的技术生产能力一般都不是很大，而更多的是靠外界的技术输入，然后再把有用的技术输出到城市周边地区，事实上其扮演着大城市与城镇技术消化中转的角色。
第三类：周边范围的技术传播型城镇。县级市以及县城都属于这种类型的城市，它们往往对广大的农村地区比大中型城市有更大的影响力，农村绝大部分的技术主要是来源于这类城镇。从其他具有较高技术水平的城市流进的技术一般在这类城镇中首先要被“乡土化”，然后才开始向农民个体传播，被不具备较高知识水平的普通农民居民接受和应用。
2.大中城市对特大城市的技术引进和吸收。从我国国内技术产生和流动的整体情况看，西北民族四省（区）区域是技术流入地区，区域系统内部大中城市往往是外部先进技术流入的第一站。由于其普遍具有较好的吸纳功能、基础和条件，所以它们能够迅速接受外界较高水平的技术，并把这些技术在城市内部吸收消化，通过在实际生产和生活中的运用，再向省（区）际系统内部的其他城市和地区扩散。可见，西北民族四省（区）系统内部的各个城市，引进和吸收较高的技术是首要的任务。其次，则是经过消化之后再把这些技术向更大、更广的范围扩散。近年来，随着西北民族地区四省（区）科技创新能力的提升，技术的引进与吸收不断向更高的层次和水平发展。
3.城市对技术相似地区的技术协作。西北民族四省（区）土地面积达187.7 万平方公里，在2003年时，共有城市47个，城市密度为0.25个／万平方公里，而同期全国城市密度为0.69个／万平方公里[9]。 如此稀疏的城市分布如何能给广大的农村地区的发展提供更大的动力和技术支持呢？特别是相当一部分城市孤立在技术较低的农村之中，自身的技术优势都很难充分发挥，更别提发挥城市梯度推移作用。因此，为了加速城市内部技术优势水平的发挥，城市之间的技术协作就成为重要的课题。
当前，科学技术快速发展和传播，西北民族地区城市或区域间的技术流必然由高到低、由复杂到简单、多向交叉地进行扩散和流动，这是一个长期的、动态的过程。
四、信息流
近年来，西北民族地区四省（区）的信息流量也有了较快的发展，通过对信息业具体指标及数据的对比，可以发现，信息业的发展速度相对较快。如，从邮电业务总量、邮政局（所）和长途光缆线路长度在1983～2002年间变化的情况考察（如图3），我们得出了这样的结论， 西北民族地区信息量和信息业的设施都有了长足的发展。
附图
图3 西北民族地区1983～2002年间信息流量和设施增长变化情况
考察西北民族地区四省（区）系统内部流态的现状，主要存在下面两种情况：
（一）区域系统对外进行的信息交流
这种情况又表现出两种形式：其一，本区域系统的信息向外部流动。社会是一个大系统，作为子系统的西北民族地区四省（区），必然向外部不断地输出系统内部的信息。一般情况下，在信息传输的过程中，异质性的信息更容易被传播出去，西北民族地区在许多方面都有着不同于一般地区的独特信息，很容易流向其他地区。西北民族地区流出的信息主要在文化层面（尤其是饮食、节庆习俗、音乐等）上，因为文化的独特性容易受到其他地区群众的注意。其二，外部信息流入本区域中。从外部流入本地区的信息主要在思想观念、经济和社会发展等层面上，因为西北民族地区居民的思想观念、经济发展水平等相对比较落后，外部信息很容易以其较快的速度流入该系统内。
（二）区域系统内部的信息交流
区域系统内部的信息交流主要是指城市或区域间的信息交换。在西北四省（区），信息的流动主要表现为：
1.大量无序信息流入城市。城市对于信息的汇集有“洼地效应”，它可以把大量的信息汇集到一起，汇集起来的信息在城市里经过过滤和加工，逐渐变得有序和系统化。在西北民族地区，通过非正式渠道流进城市里的信息往往是杂乱的、不规则的、低层次的，主要是通过物资交流、人员流动的形式传播，这些非正式、低层次的信息，又通过不规则、潜伏的途径，向城市里汇集、散布，造成城市异质性因素的产生，而且有些异质性因素的危害是不可预测的。
就农村物资来说，可能有需求信息，也可能有供给信息；就需求信息来说，有些是可预知的，而有些根本无法预料。大量无序的信息汇集到城市，经过城市的整理和归类，然后对信息的来源地反馈回应。
2.有序信息流出城市。城市作为信息比较集中的地方，它会不断向外界扩散和传播信息，这些信息向农村的扩散一般都有一定的目的性和选择性，向不同的农村地区，特别是向少数民族聚居的牧区流动的是不同类型的信息。而且从城市流向农村的信息多是有序的、规则的、高层次的，这些信息就像水的流动一样，从城市以自然状态流向农村，被农村吸收利用。城市向农村流动的信息主要通过电信（电话、电报、电传等）和邮递（信函、报纸杂志、包裹）等流量渠道。西北民族地区城市向农村流动的信息量比农村流向城市的要大得多，和我国东南沿海等先进省市相比仍然呈现出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无法满足广大农村日益发展的社会需要。信息在城市和农村间的交换流动将城市和周边地区联为一体，尤其使得较不发达的农村地区能够在技术进步的城市的带动和辐射下，快速发展起来，完成城市－农村的一体化进程。因此在西北民族地区加快信息的流动对社会发展、构建和谐社会，实现小康建设的目标更具重要的战略意义。
五、资本流
这一流态主要指在西北民族地区四省（区）际系统内部城市－区域间资本的流动状态，资本的流动是在商品流通过程中产生的以货币为表现形式的一种运动形态，通过考察货币的流量可以基本反映资本的流态。近年来，由于经济发展的加快，西北民族地区四省（区）系统内部货币流动的速度和数量都明显增多，这一点可以通过固定资产投资的变化来说明（如图4）。从图4中，我们可以看出，西北民族地区从1988～1998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长了6倍。一般来说，城市是资金聚集最多的地方，它是资本流转中心，把周围农村和低一级城市里的资本吸引过来，这是城市和农村发生联系和交往的一种途径。城市规模越大，资本流动的量和速度就越大；相应的，资本流动的量和速度大的城市，经济发展的能力和对资本的吸引力就越大。在一个区域系统内部，城市实际上是该区域系统的资本中心，它可以通过资本的运转促进整个地区的发展，因此，西北民族地区四省（区）应该加快资本流动的速度，使城乡间交流密切起来，以促进农村－城市的一体化进程。
附图
图4 西北民族地区10年固定资产增长变化情况（1988～1998年）
总之，近年来西北民族地区四省（区）系统内部城市－区域系统各流态呈现的规律是：由分散到集中（主要是人员流动、物质流动从农牧区向城市集中），由城市往农村传播（主要是技术流、信息流和资本流向农村传播）。各种流态呈现的特点是：速度增快，流量加大，影响的范围扩大，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态势。当然，同国内其他地区相比仍然存在一定的差距，其原因主要是经济基础薄弱、思想观念落后、体制僵化、发展的内动力不足等。受这些原因的制约，经济发展的速度没有其他地区快，所以各种流态和其他地区相比在流量上和速度上都受到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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