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大道教史补考——以《创建大明观更上清宫记》等三方碑刻及山西省境为中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道教论文,大明论文,山西省论文,碑刻论文,清宫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对于金元之际兴起的道教派别——大道教的宗教史研究，自1941年陈垣先生《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开创并整理相关史料起，已历经半个多世纪，学者们陆续对于该教派历史有了更深入的探研。20世纪70年代，从台湾学者袁国藩《元代真大道教考》①对大道教史料有所发现增补开始，学者都以挖掘考辨碑刻和地方志中的新史料为手段，对大道教史的重要问题继续进行了探讨。80年代尤以大陆学者陈智超先生的研究为代表，他根据新见史料指出大道教在元代曾分裂为天宝宫系与玉虚宫系两支，并对其历任掌教传授、教派发展、宫观分布、组织机构等进行了深入研究②。90年代以来，相关研究更为活跃，卿希泰主编之《中国道教史》第3卷，分别以两个专节“刘德仁与大道教的创立。大道教的教义教制及其在金代的发展”③以及“大道教的分化到合一。大道教更名真大道。真大道在元代的发展与归流”④，对于大道教金元时期的历史在总结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进行了系统论述，认为“至张清志⑤掌教时期，发展最盛。但在张清志逝世(泰定三年，即1326左右)以后，其教即寂然无闻。当时全真道和龙虎宗已经形成为全国道教的两大重心，估计在泰定三年之后，真大道逐渐与全真道合流而归入全真道了”。
进入新世纪，随着新史料的陆续发现，相关研究形成了新的趋势，即开始关注特定区域的大道教史研究。学者以陕西⑥、山东⑦、北京周边地区⑧新史料的发现为基础进行了研探。樊光春首先对西北地区的大道教的传播时间及区域进行研究，重点研究了“张德琳与关中大道观”、“张清志与后期真大道”，指出金元时期在西北地区至少存在过四座真大道观⑨。白如祥对刘德仁、张信真、郦希成、张清志在山东阐教的过程进行了综述，但未涉及对注⑤史料的分析⑩。近来，刘晓根据新发现的华北地区碑刻文献与相关史料对比所进行的大道教史的研究，最为引人注意(11)。作者认为大道教入元后分裂的两支，应分别称为真大道教(即天宝宫系)与正一大道教(即玉虚观系)；其中后者名称的出现应与其教义宗旨向符箓道派靠近有关。此两支在有元一代曾长期并存，而非像以前道教史论著所认为的那样又重新合并。他特别强调大道教元末并入全真教的观点是没有文献依据的，还根据新见史料考证出，在张清志之后应还有一位可称作十三祖的郦姓“体道葆和妙应真人郦宗师”存在。这些新观点立论严谨，深化甚或更新了元大道教史研究的传统认识。
有关山西境内大道教史研究，目前仅有曹飞与赵世瑜的两篇文章(12)，都以圣姑庙内现存碑刻资料集中讨论了山西省高平市上董峰村万寿宫即圣姑庙的历史。曹飞认为始创于元代的该庙宇为真大道教庙宇，是至今为止在山西境内发现真大道教宫观的唯一遗存，其主神马仙姑为真大道教五祖郦希成弟子；赵世瑜却认为该庙所奉教派为非佛非道的民间教门，更有可能为摩尼教，而于元代在对异教封禁的情况下托庇于大道教门下，明代又托庇于王府卫所势力，最后于清后期融入当地社庙系统。笔者认为曹飞所论该庙宇为元代真大道教宫观的基本结论是正确的。赵世瑜的民间宗教或摩尼教说没有文献证据，其误判为不熟悉大道教史以及该派碑刻铭文格式及教职、教徒名号所致。圣姑庙现存之《重修万寿宫记》所采用的以教祖刘德仁至九祖(或作十二祖)张清志的历代教主道行为中心的碑记叙述格式为该教碑刻典型格式，且该碑中所见各级教职等均屡见于其他大道教宫观碑刻；并且马仙姑弟子“韩‘志诚’”、“张‘进善’”的“志诚”、“进善”之“名”以及“志”、“进”这些“辈字”排行皆为大道教徒最常见的“名”、“辈”文字。但该文对于长时段的区域宗教信仰维系、变迁与地方社会阶层变动关系的社会史研究理路之探讨，具有很强的开拓大道教史“外史”研究的方法论意义。
另外，李刚考证出刘德仁的出生地实际在今河北省盐山县太平乡(今韩集镇)，而非以前认为的沧州乐陵县(今山东乐陵)(13)。笔者也曾根据新发现的史料，探讨了大道教在四川、关中地区的宫观分布与传播(14)。正如有的研究者已经指出的：“大道教流传后世的史料很少，由陈垣编纂，陈智超、曾庆瑛增补《道家金石略》仅收录相关碑文十三篇，分量与同时代的全真教相差悬殊，这无疑严重影响到大道教研究的深入进行。”(15)对于新史料的发掘与解读，是大道教研究尤其是区域教史研究的关键。
《创建大明观更上清宫记》(1275年立，1336年重立)、《真大道教玄应张真人道行碑》(1334年立)、《汾州上清宫双柏记》(1534年立)三方碑刻俱著录于王堉昌先生(1896—1938)所著《汾阳县金石类编》一书里(16)，由于该书流传稀罕，此三碑刻既为《道家金石略》及其他文献所不载，也向来为大道教史研究者所忽略。仅《山西通志·民族宗教志·宗教篇》将《创建大明观更上清宫记》中王堉昌先生之文言“考证按语”改为一段白话文字：“这就是说上清宫改大明观是在蒙古太宗五、六年间(1233—1234)，由郦希成亲临示意而改建。是真大道教于元初在山西省广为传播的确证。”(17)既不说明文献来源及王先生的学术贡献，更没有认识到此三方碑刻本身所包含的重要史料以及王堉昌先生“考证按语”对于大道教史、大道教研究史、山西大道教区域研究的重要意义。为此特撰此文，以重辉先贤清光，使其艰卓贡献不至潜幽隐没，复根据王先生所不及见之新史料对三碑刻在大道教史研究中的重要价值略加阐发。
据《汾阳县金石类编》整理本前言：“王堉昌，字养斋，别号高凉迂叟，山西稷山县人。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举人，后毕业于山西大学。曾于1923年至1925年、1934年至1936年两度担任汾阳县长。是一位当之无愧的金石考据学家。《汾阳县金石类编》共十卷又《补遗》十卷，石印线装，印数不详。内文仿《金石索》，分彝器、泉货、铸像、造像、志表、幢塔、诗文、碑记、丛刻(附陶瓷、木类)等十类，每类按照金石学标准，凡当时汾阳所能见者择而摹述。总计四十万言。建国后，此书曾被北京大学《考古文献目录》收录。”“据传，先生于公务之暇，携二三随从，带一应拓印抄写工具，以驴代步，餐风露宿，躬历八方，始成书一卷，其间甘苦，不言自明。”
该书“凡例”中先生有云：“物之高、广、厚、薄皆于其尾注之，一以旧才尺为度——较新尺长八分，初采时尚未行新尺；以见原形”，对于所收器物的形状大小都进行了测量记录；又云“原书字行、文词皆照原物录明，其有剥泐不显者，以□代之，其见于他编或以文义审定者，胥傍注以别之”；并“书之别体、缺笔及古文者皆照录之，其篆隶行楷不能模仿者，亦叙于其尾”。说明他对于碑刻文字的存录，采取的是非常严肃认真的科学态度。而“按语注重考证，而于事实如忠信、孝义等行亦特著之”，更说明先生工作的重点与学术精神。
先生于该书自序中说，“惟于金石之有文字者，窃愿取其年代久远、笔墨明达、事实仁贤、足以考古证今，风人励世者，搜而集之，分类以编之。即释老之慈悲清净，虽多近迷信，而当此人心横肆之时，亦足以为今世针砭，补吾儒诚正之学所不及，皆未可鄙而弃之也”。说明对于宗教碑刻，先生是特意存录的。先生此序作于1935年，其后两年而抗战军兴，山西地区在抗日战争中是主要战场之一，碑刻文物遭到极大破坏，百不存一，上述三方大道教碑刻都未保存下来，幸赖先生的录文而流传于今。
据此，在下面引用碑刻时，对王堉昌先生的“碑刻形制说明”文字以及“考证按语”文字全部照录，以发见先生的学术贡献。对于“碑刻文字”本身，根据碑刻本身的情况，决定全录或者节录(18)。
《真大道教玄应张真人道行碑》收录于《汾阳县金石类编》石类·卷二·志表类，据王堉昌先生1935年的碑刻形制说明，当时位于“汾阳县北宏士村大明观”。北宏士村，即今汾阳县北七华里的峪道河乡宏寺村，该碑今已不存(19)。由于此碑刻内容已见于陈垣编纂，陈智超、曾庆瑛增补的《道家金石略》之《天宝宫碑》，故以下碑刻文字只节录与《天宝宫碑》不同部分，其余从略。王堉昌先生的“碑刻形制说明”文字以及“考证按语”文字则全部照录，并略加阐述：
《真大道教玄应张真人道行碑》
翰林学士、太中大夫、知制浩、同修国史吴澄撰
奉训大夫、中书礼部侍郎致仕吕仁书
亚中大夫、佥江南湖北道肃政廉访使吕流篆
泰定三年春，予以养疾寓天宝宫之别馆，其宫之道士合辞言曰……吾师张氏，乾州奉天人……钧州赵家河，民居近山麓，莫可凿井……初号无忧普济真人、加号无忧普济开明洞微真君者，其祖师刘德仁也。今与予接而自言其教者为明真广演普惠大师，赐紫锦襕□□军路方下举正马进道等道众立石焉。
大元元统二年岁次甲戌四月 日汾州赵周里上清院立石
碑连额高七尺五寸，宽二尺八寸，共三十四行，行各七十四字，正书，字径七分。额篆“真大道教玄应张真人道行碑”十二字，三行平列。今在汾阳县北宏士村大明观。
【按】元初道教有全真派，始于重阳王真人，以长春子丘处机为著；有正一天师，始于汉张道陵，元以张宗演、张留孙、吴全节为著；有太一教，始于金初，萧辅道、李居寿为最；有真大道数，始于金季，刘德仁五传而至郦希成始名其教曰真大道，九传而至张志清，即碑称玄应真人也。其教以苦节危行为要。志清事亲至孝，尤耐辛苦，盖道教中之有儒行者。传仅载牢山虎害、临汾地震、给驿至京等事，较碑为略。惟于达官贵人来见，则告病不起，于道德缙绅先生，则纳屣杖履求见。时人高其风，至画为图以相传，为碑所缺。吴澄，字幼清，崇仁人，素崇圣贤学，以斯文自任，四方多从学者。至大初，为国子监司业，迁翰林学士。泰定初为经延讲官，总修《英宗实录》，成，加资善大夫，谥文正。著有《学基》、《学统》，又校正老庄《太玄经》，亦当时之能文章者。碑云泰定三年春，以养疾寓天宝宫之别馆，天宝宫在许州，今河南许县长社天宝宫亦有此碑(见《金石萃编补正》)，与此文均同，唯许碑“乾州”(今陕西乾县，元奉天县亦在乾县)；书“虔州”(今江西赣州)，“赵家河”为“邵家河”，月食数千“指”为数千“诣”，盖传书者之误也。许碑初祖号无忧普济真人，此碑遗祖字而后书德仁，则较许碑只书其刘祖师为详。许碑云：“与予接而自言其教者，宫之赐紫锦襕，明真正德扶教大师，河南、陕西、四川、江淮等处本宗提点都举王清贵，率其徒众立石。”是文撰于许州。其碑前题“大元汴梁路许州长社聂村天宝宫创建祖师之碑”，末书“岁在丙寅三月”为泰定三年，是为原立之碑。此碑书“自言其教者为明真广演普惠大师，赐紫锦襕，□□军路方下举正马进道等率其道众立石”，末书元统二年四月，盖迟后七年而照原文勒石者。据此，则凡真大道教之宫观，当皆有此碑也。许碑撰书人均列于后，吴衔同，惟篆额为昭信校尉、汴梁路钧州(今河南禹县)达鲁花赤、兼管本州岛诸军奥鲁劝农事安童，书丹为襄阳路录事司儒学教谕程璧。此碑为吕仁书丹，吕流篆额。吕流，汾阳人，据此则吕仁当亦为汾人。盖皆就其地之达人书篆，故两碑文同而书篆者不同也。碑云“瞻耳美须”，盖言大耳长须也。奉圣州，今河北涿鹿县也。(20)
民国时期现代意义的中国宗教史研究，自以陈垣先生为最早最著，即陈寅恪先生所谓：“中国乙部之中，几无完善之宗教史，然其有之，实自近岁新会陈援庵先生始。”(21)陈垣先生1941年12月列于《辅仁大学丛书》第8种发表的《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对于元代道教史尤其大道教史研究的开创意义极其重大。是年3月11日陈先生致其子陈乐素书信云：
《僧诤》稿完，现拟一题，名《南宋初河北新兴三教》，即《元史·释老传》传之全真、真大道、太一三教也……此文未知能成否，成亦不长。(22)同年6月27日复致其子陈乐素书信云：
《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三月八日定题后即病，今已成十一章，差不多成了一半，大约暑假后可脱稿。不耐久视，最苦人也。(23)1962年重印后记云：
此书继《明季滇黔佛教考》而作，而材料则早蓄于三十年前，一九二三、四年间，作者曾辑有关道教碑文千余通，自汉迄明，按朝代编纂《道家金石略》百卷，以为道教史料之一部分，藏之箧衍久矣。卢沟桥变起，河北各地相继沦陷，作者亦备受迫害，有感于宋金及宋元时事，觉此所谓道家者类皆抗节不仕之遗民，岂可以其为道教而忽之也?因发愤为著此书。(24)由以上所引史料，可以考知陈先生收集有关道教史料作为准备在1923、1924年间，《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著作完成于1941年3—12月间，共包括四卷。关于大道教的研究见于该书卷三《大道篇》。6月27日信中说道全书“差不多成了一半”，则卷三《大道篇》当完成于1941年的下半年。该书为卢沟桥事变后的1941年陈先生于北平沦陷后有感于汉奸当道，民族气节丧失，为了自明心迹以遗民的“抗节不仕”精神作为反抗与斗争的武器而完成的“有为”之作。
王堉昌先生的著作时间也可以大略推断。《汾阳县金石类编》自序说“癸亥莅汾，初具其略而调盂。今复由盂莅汾，以竟其事”。说明癸亥——即1923年初任汾阳县长时该书初稿或者前半部分已就，收集史料的开始时间与陈垣先生几乎相同，1935年再次从盂县调任汾阳时又作了补遗部分或增补。王先生有关大道教的“考证按语”当最晚在1935年自序完成时就已写就。其自序所说“即释老之慈悲清净，虽多近迷信，而当此人心横肆之时，亦足以为今世针砭，补吾儒诚正之学所不及，皆未可鄙而弃之也”表明，对于宗教史料，先生是特意保存并考证的，其思想根源则是从儒家的立场出发，认为其有助于教化世道人心，补儒学“诚心正意”心性之学的不足。其考证也是着眼于宗教“有足以为今世针砭”即明确的有用于当世的目的，也是有意为之的。从着手时间、史料收集以及考证目的诸方面看，王堉昌先生有关元大道教的考证都与陈垣先生有相似的景况。但王堉昌先生的大道教考证完成于1935年抗战前，早于陈垣先生，故从大道教研究史角度说，王堉昌先生可以说是民国时期涉足大道教史研究最早的学者。
王堉昌先生的上述“考证按语”，以自己录文的汾阳《真大道教玄应张真人道行碑》，参之以《元史·释老传》、方履《金石萃编补正》所收的许州《天宝宫碑》，对元大道教史进行了考证。先生首先根据《元史·释老传》略叙全真、大道、太一教源流；随后对于大道教史进行了考证，指出《真大道教玄应张真人道行碑》所载张清志道行事迹与《元史·释老传》有详略的区别。这一点，陈垣先生在《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中也进行了相似的考证。尤其有意思的是，陈垣先生在该书卷三《大道篇》中，特辟“九祖张清志之高风第三”一章，对于张清志的“深居简出，人或不识其面。达官贵人来见率告病，伏卧内不起。至于道德缙绅先生，则纳屣杖履求见”的高风进行了详细的考证。这一点王堉昌先生也注意到了。
其后，王堉昌先生根据《金石萃编补正》所收许州《天宝宫碑》，与汾阳《真大道教玄应张真人道行碑》进行了非常详细的对校考辨；详下。按语最后对于刘德仁籍贯的考辨“奉圣州，今河北涿鹿县也”，语虽短，直接体现了直承乾嘉的考证之功。
第一，指出许碑“虔州”应为“乾州”，并作了辨析；这一点，在陈垣先生的考证中也已经指出了。
第二，指出许碑“月食数千‘指’为数千‘诣’，盖传书者之误也”；“诣”应为“指”字。这一点，在由陈垣先生编纂，陈智超、曾庆瑛增补的《道家金石略》所收的《天宝宫碑》中已经由陈智超据其他史料改正。
第三，“邵家河”应为“赵家河”；这一点，由于史源的关系，在上述《道家金石略》所收的《天宝宫碑》中，仍为“邵家河”。从前述两点来看，汾阳《真大道教玄应张真人道行碑》都比许州《天宝宫碑》正确；参之汾阳碑“遗祖字而后书德仁，则较许碑只书其刘祖师为详”，并从王堉昌先生所考许碑末书“岁在丙寅三月”为泰定三年，是为原立之碑。而汾阳碑“末书元统二年四月，盖迟后七年而照原文勒石者”来推断(虽“原立”之说不确)，可知汾阳碑内容当比许碑的内容为后出而有所改定是无疑的，此处应当从汾阳碑作“赵家河”。
第四，先生根据两碑内容相同而道众立石的题名不同，敏感地猜测“据此，则凡真大道教之宫观，当皆有此碑也”。这是一个超前的判断。现在除此两碑外，山东东平《尧帝延寿宫真大道真人道行碑记》、《真大道宫殿真大道之碑》两碑，以及陈垣先生所记“所刻不止一碑，又有涿州碑，王毅书，见《访碑录》十二”(25)，现在已经有五块主要内容几乎相同的大道教九祖张清志的“道行碑”了。证之以“其徒争取以模刻诸石，远近且十余所”(26)以及“外而路府州县皆为玄应真人立道行碑”(27)的记载，可见这块由吴澄撰文而原刻在元大都天宝宫的“道行碑”，确是大道教宫观标志性的碑刻。先生复考“许碑撰书人均列于后，吴衔同……盖皆就其地之达人书篆，故两碑文同而书篆者不同也”。从其余张清志“道行碑”的情况来看，确实是这样，书、篆的作者都是本地的巨家名族及本地仕宦的官员，此处的汾阳吕氏，亦为汉代以来就世居此地的高门大族。这与大道教为生存而寻求本土化的资源自然有直接关系。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王堉昌先生对于大道教史的考证，从方法、史料到结论，较之陈垣先生的开创著作，自然有精粗、高下的极其明显的差距，二者不在一个层面之上，如其误信《元史·释老传》，仍然将张清志作张志清，以为吴澄养疾、撰文在许州天宝宫等，都是显例。王先生的最大贡献，除对大道教史进行了最早研究之外，是有意识地、极为严谨地为后人保存了珍贵的碑刻史料，为更深入的研究提供了可信赖的文献。这是值得我们永远记住的。这种文献的珍贵与先生之贡献，在下面一方《创建大明观更上清宫记》碑刻中，尤其显得突出。
《创建大明观更上清宫记》收录于《汾阳县金石类编》石类·卷五·碑记类，据王堉昌先生1935年的碑刻形制说明，亦位于前述“汾阳县北宏士村大明观”即今宏寺村，该碑亦已不存。此碑刻内容不见于《道家金石略》，亦从未见研究者提及。鉴于其对大道教史研究的重要性，故对于该“碑刻文字”、王堉昌先生“碑刻形制说明”、“考证按语”皆全部照录，并继后进行分析。
《创建大明观更上清宫记》
雪峰逸士曹思敬谨录
真大道崇道广广大□休庵老人讲经师前进士杜成宽撰并篆
汾州前管道正判官赵士正书丹
原夫清浊未分，二气氤氲而玄进，阴阳肇判，两仪恍惚以方成。道妙近以难穷，体希夷而莫究。钦惟大道祖师金阙玄元老君，生太初太易之前，处无象无形之内，蒸陶九气，治转六虚，四象由生，五行已运，庸兹大化，立尔含情，始造农桑，遂兴宫室，居处宁而巢穴之风□易，蚕谷登而艰鲜之食以充，人知饱暖之可以矣。形躯是生物欲，而渐致亡。天理流于中古，浸失真淳。舍朴素而嗜浮华，降道德而为仁义，因礼节而生矫伪，用知巧而设刑名。理既昧于自然，人惟知于苟免。功利之思竞起，贪安之想繁兴。情欲之火炽然，性善之水莫泪。大地众生适邪而造恶，致六天魔思觌使以为殃，或致水火盗贼之灾，或作饥疫刀兵之害。
我太上圣祖，随机设教，作九古之楷模，应变无方，为百王之轨范，甚欲反今而□古，务实而去华，奈由习恶之已深，谋生而致死，是用悲心不舍，愿力惟深复□□中降来人世，爰至沧州乐陵之北，屈登隐士刘公之门，传以心法，授以仙经，命以“善仁”为法名，俾弘大道之宗教。是公也，有事母之孝行，摅济物之仁心，致感圣真付此妙法，以见素抱朴、少思寡欲为立道之本，用除邪治病、济生度死为开化之方。度恭山院冤思，而大彰阐教之威神；得白云洞石碣，而乃知宿世之因果；治梁子荣癫病而驰誉，除赵大郎妖狐而著名。在家养道者十八年，游方行教者二十载，东连晋益北及燕齐，共阐化三十八年，其人莫知其数。所在立观，到处建功。以前四代自中□□合于山□后二师从燕北教流于西蜀。二代教主俗姓曰陈，师号大通真人，掌教一十五载。三祖师俗姓曰张，真人称纯阳之号，掌大法二十五载，度徒众万八千人。四代祖师姓毛□□教廿五载，号元阳真人。逊传弘教大师，是为伍代师祖，俗姓郦氏，子称道元，克绍前献，大敷宗教，除魔立正，役虎召龙，大集徒门，广兴宫宇。怀来水谷乃师诞有之邦，奉朝命起建栖真之净庐，蒙圣旨改赐“太玄”之宫号，宠光师德，其号复同。非惟一己为膺命之真人，遂使列宗继□，宣之鸿绪。其为初也，山原植果，平陆种蔬。以之供众，则虀盐之供有余；以之延宾，则茶□之奉不缺。道人历耕稼以为修养之资；女冠业纺织用供伏腊之计。桑麻被野，黍禾盈田，四方徒门，率以万计。是故名闻朝市，德感遐迩，于癸巳甲午之间，由太原路行教汾州西河之赵周村，有举师武德用在此兴教，得檀信韩监军发心舍田，盖通真举师已自肇端，复向道徒门齐心买地，遂兴观宇，名号大明，义谓大道光辉，从此大明于当世，为国家祈攘之地，作信善皎向之方。仰则视圣延祥，增严皇祚；俯则弥灾崇福，保卫生民。缮殿才兴，教原大启。是观也，东则滋于汾水，南则倚于汾州。金锁关密护于西陲，润济神阴佑于北鄙。子夏山崇冈接汉，狄相坟古木连云。天闲图画，四序辉华，地产珍奇，千秋富庶。琳宫建立，神(诋)〔祗〕助扶植之功；净众安荣，道法有匡持之力。观之作也，始则分隆阳宫事力来兹基构，中则伏和德平举师与□修营。村众人肥瘠福田，向法师乃成盖造。田德春、任德信一体资力，任德才、耿德用协心效劳，观方落成，人或归化。通武德和当知观事，韩成贵辇助焚修，有田清贵精心供众。六祖通玄真人深心提奖，将谋立石，邃尔登真。众以此时欲终其事，乃状厥实上白当代七祖颐真体道真人曰：“化行于垂一百三十余年，受传已成七叶，启端尊宿，半已成真，如武德挥者，莲心兴起造之□□章作立碑之事。心犹未满，身乃言归，欲望元慈，克成胜事，光扬先烈，激劝后人。”于是果被洪音，属余为记。成宽自惭衰朽，诚久困于文词，勉强作为，恐□□□贻误，固辞弗获，谩尔承当，采□端由，为之纪叙。其有庄严檀信过见□流，记录难周，碑阴具载，并为之铭曰：
兹太原路 郡有汾州 邑隶西河 村名赵周
大道祖师 行教兹土 有武德用 师当举师
以无相法 教化度人 驱邪治病 取效如神
二三年间 声名响撼 所化徒门 难以筹算
既举其意 不日而成 爰立观宇 号曰大明
有土有民 既庶既富 兴此善功 不言而喻
东近汾水 西金锁关 南倚汾州 北子夏山
狄相有坟 润济有庙 相彼山川 堪资要妙
寂真举师 法讳德平 孝义受业 于兹立名
与众躬耕 □□□□ □曰□持 □□□□
起造有伦 德业自新 众欲纪事 勒之坚珉
上白元师 属余为记 并与为铭 用传永世
前至元十二年岁次乙亥中元日寂真大师太原路教门举师和德平立 知观道士武德和
至元二年岁次丙子孟夏四月上旬有日赵周里上清宫明真广演普德大师本路方下举正门人马进道等重立石
碑身高六尺五寸，宽三尺一寸，共三十三行，行各七十二字，正书，字径八分。今在汾阳县北宏士村大明观。
【按】碑为世祖至元十二年和德平立。撰文人杜成宽，书“前进士”，斯时元尚未行科举制，当为金进士，故书曰“前”。杜以儒徒而兼奉道教，故碑叙天理、人欲、道德、仁义之说，理既昧于自然，人惟知于苟免，情欲之火炽，性善之水涸，大上圣祖随机设教，务实去华，传授刘公心法，俾弘大道，是于儒老之道均融汇贯通也。考《张真人碑》，刘公，名德仁。此云名“善仁”盖后改名也，为真大道教之祖，号“无忧普济真人”，生于沧州(今河北沧县)，乐陵(今山东乐陵县)之北，事母孝，济物仁，少思寡欲，为立道之本，是有儒行也。再传陈师正，号“大通演教真人”。三传张信真，号“冲虚静照真人”。四传毛希琮，号“体玄妙行真人”。五传郦希成，号“太玄真人”。六传孙德富，号“通玄真人”。七传李德和，号“颐真体道真人”。八传岳德文，号“崇玄广化真人”。九传张志清，号“玄应真人”。碑言五代祖郦师大集徒门，广兴宫宇，于师诞有之怀来(今察哈尔怀来县)水谷，建栖真净庐，改赐太玄宫号。癸巳(太宗五年)、甲午(六年)之间，由太原路行教汾州西河之赵周村(即今宏士村)，举师武德用在此兴教，得韩监军(金、元官名)发心舍田，已自肇端，师复齐心买地，遂兴观宇，名号“大明”，是谓大道光辉，从此大明于当世，祝圣延祥，教原大启。史谓至五传始名“真大道”，即谓于此也。是大明观建于郦师，在蒙古太宗五、六年间。观在汾州之北(距城七里)、汾水之西，金锁关护于西陲(在今向阳镇西)，润济神佑于北鄙(今神塘马跑泉)，又北接卜山，西邻狄公坟(在刘村)，今均可征。六祖孙德富立石未果，七祖李德和属为记石，是为前至元十二年乙亥中元日，至后至元二年丙子孟夏更为上清宫，马进道等又重立石，相距恰六十年矣。(28)
《创建大明观更上清宫记》碑原存于元中书省直辖区“腹里”(包括今北京、河北、山西、山东)所属之太原路汾州(辖西河、孝义、平遥、介休四县)西河县赵周村——今汾阳县北七华里的峪道河乡宏寺村，是该村所存大道教碑刻中最为重要的一方，由“真大道崇道广广大□休庵老人讲经师前进士杜成宽撰并篆”，“前至元十二年(1275)岁次乙亥中元日寂真大师太原路教门举师和德平立”。撰文者杜成宽，另撰有《洛京缑山改建先天宫记》——该碑至元十五年(1278)立，署名为“真大道门人崇道广演大师休庵老人前进士杜成宽撰”，晚于此碑三年。杜成宽既为真大道门人，又为教内“讲经师”——这一名称是第一次出现的大道教道职；正如王堉昌先生所考“书‘前进士’，斯时元尚未行科举制，当为金进士，故书曰‘前’”，但杜既为“讲经师”，并有大师之号，说明他已经不是“儒徒而兼奉道教”，而是儒教徒而转奉道教的了，这在金元易代之际是很普遍的现象。两碑由于出自一手，并且间隔时间较短，故前后内容较为相似；但是，由于此碑撰者杜成宽为教内负责教义阐发的高级知识分子，并且在现存大道教碑刻中时间较早——仅晚于杨果撰于至元七年(1270)的《玉虚观大道祖师传授之碑》，故仍然保存了有关大道教史的极为珍贵的史料。
首先，该碑对于教祖刘德仁的创教、开化、阐教等行为进行了最早且不见他处的记载。该碑所载老子“爰至沧州乐陵之北，屈登隐士刘公之门，传以心法，授以仙经，命以‘善仁’为法名，俾弘大道之宗教”。是现存有关刘德仁创教传说的最早记载。“传以心法”，即田璞至元二十八年(1291)所撰《重修隆阳宫碑》的“授玄妙道诀”；“授以仙经”即稍晚杜撰《洛京缑山改建天宝宫记》所云“传以经笔”。值得注意的是，这里记载“老子”所授只有“经”而没有“笔”，并且《天宝宫记》里的“复驾青犊”在这里也没有出现。这当然可以是因为碑文详略的不同，但更可能的是这个创教传说有“层累”的过程。更值得指出的是，老子“命以‘善仁’为法名”，是仅见此处的记载，这个“善仁”的法名记载，暗示我们：刘德仁的“德仁”之名应该也是“法名”而非本名，并且这个后改的法名应该晚于“善仁”这一名号——这一点，王堉昌先生所考“此云名‘善仁’盖后改名也”不确。
宗教研究中的Charisma是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最早使用的术语，指令人敬畏的、近乎神奇的力量与能力，具有这种超凡能力是宗教领袖的特征之一。尤其对于创教者，这种能力是必须的；在初期建立信仰、开化教众、进行阐教活动时，这种能力的显示更是迅速扩大教派影响的必须手段。对于刘德仁的这种能力，以前史料虽然有《玉虚观大道祖师传授之碑》“救病不用药，仰面视天无不立愈”、《重修隆阳宫碑》的“符药针艾弗用，效应影响焉”等记载，但都比较笼统。只有宋濂《书刘真人事》里言其“善于劾召之术”，并举例“赵氏为狐所崇，真人劾之，里中茔兆自焚，狐数百呼啸赴火死，人尤神之”。《创建大明观更上清宫记》所载“度恭山院冤思，而大彰阐教之威神；得白云洞石碣，而乃知宿世之因果；治梁子荣癫病而驰誉，除赵大郎妖狐而著名”是仅见于此碑的记录，宋濂的记载正是“除赵大郎妖狐而著名”一事，可知其余三件“度恭山院冤思”、“得白云洞石碣”、“治梁子荣癫病”必然也是当时刘德仁超凡能力显示的著名事件，此种事件也正是“大彰阐教之威神”的必然手段。该碑所言“少思寡欲为立道之本，用除邪治病、济生度死为开化之方”，一为体，一为用；一无为，一有为：“少思寡欲为立道之本”即《洛京缑山改建先天宫记》所云“以无为保证性命”、“用除邪治病、济生度死为开化之方”即“以无相驱鬼神”，这与该碑碑铭“以无相法 教化度人 驱邪治病 取效如神”以“无相”、“驱邪”两者同时并举是高度一致的。这正说明“除邪治病”为其创教后开化阐教的重要手段——二祖“设化无方”、三祖“怯邪治病”都是指此，正是大道教早期立教的宗教信仰基础与最重要的阐教途径。大道教祖刘德仁以“无为寡欲”为其“立道之本”，而以“有为”的“除邪治病”作为“开化之方”，其“体用”之道是同时并重的，并不像以前学者通常所认为并单方面所强调的“无为”一面：“少思寡欲、苦节危行”为大道教根本特征。
晚唐杜光庭云：“术之与道，相须而行，道非术无以自致，术非道无以延长”(29)，北宋神霄派创始人王文卿也说“以道(内修)为体，以法(符篆)为用”(30)。白玉蟾更明揭：“内炼成丹，外用成法”，并对此详加阐发：“(道)自一化生，出法度人。法也者，可以盗天地之机，穷鬼神之理，可以助国安民。济生度死，本出乎道，道不可离法，法不可离道。道法相符，可以济世。”(31)这种高度强调以内丹修炼为基础的修道与法术的“体用”统一，正是自五代两宋内丹学蓬勃而兴以来鄙弃外丹禁咒的“新道学”的“真精神”，更是金元以降全真、太一、大道诸“新道教”的“新传统”。
无论是王重阳的“涤水愈疾”、“随风蹈海”，还是萧抱珍的“驱除鬼物”、“愈疾疗苦”以及上述刘德仁的种种异能，金元“新道教”的创教者都是在进行“真功实修”，内炼大成即“道成”之后，而以种种“法术”的神异之“外用”——“真行”来阐教传布的，两者并行不悖，缺一不可。全真王重阳《灵文五篇》说：“以元神为用”；太一教《太一二代度师萧公墓碑铭》亦云：“本之以湛寂，而符篆为之辅，迹其冲静玄虚，舆夫祈禳祷祀者，并行而不相悖”(32)。这两教与上述大道教“少思寡欲为立道之本，用除邪治病、济生度死为开化之方”的“道法相符”、“内道外法”的体用统一都是极为一致的，正是这种“真精神”与“新传统”的体现。“非神全者，岂能策鬼神以救沉痾?”(33)就宗教本质来说，这种以内丹修炼为物质基础的“内修外用”，也正是中国道教不同于世界其他宗教的“实在内核”与根本特征。
对于刘德仁的阐教时间与区域，以前的文献仅有杜成宽《天宝宫记》里“行教三十八年”及“盖先是大道一宗，其所崇尚，不过河北有焉”(34)的记载。《创建大明观更上清宫记》所载“在家养道者十八年，游方行教者二十载，东连晋益北及燕齐，共阐化三十八年，其人莫知其数。所在立观，到处建功”，对于其游方阐教所“行”区域与所“教”时间都进行了记录。刘德仁去世于公元1180年，行教二十载，则其阐教活动应该开始于1160年左右；尤其是其活动区域“东连晋益北及燕齐”，对于原先认为的传教区域只为河北地区是很大的修正。并且其“所在立观，到处建功”说明对于宫观这种固定传教据点的建立是非常重视的。再继的二祖、三祖掌教时间都比较长，尤其三祖张信真“掌大法二十五载，度徒众万八千人”，说明上述记载是可信的，并且传教度徒在稳定发展，在有金一代，并未因为金章宗明昌元年(1190)的禁断而势衰。《大道延祥观碑》记载，平谷县延祥观碑的建造是“大道三祖高第举师刑公希德……次第而克有成的”；《重修隆阳宫碑》同时也记载说房山县“适有三祖师时举师赵希元辈坟塔在，土人云，其地尝为大道庵，名灵泉地也”；《大元创建天宝宫记》也说“冲虚(张信真)高第刘希祥等市燕故都开阳里废宅以为焚修之所……正函丈以尊师席”；刘晓根据碑刻资料也指出大道教四祖毛希琮、五祖郦希成俱亦为三祖弟子。看来，三祖张信真对于大道教在金代的扩大传播起了比以前认识更巨大的作用。
既然刘德仁传教的区域已经很广大，那么碑刻所载“以前四代自中□□合于山□后二师从燕北教流于西蜀”的记载就是非常自然的了。以前笔者根据至元十七年(1280)《创建大道迎祥宫之碑》碑阴，指出过“‘成都府青羊宫道录李德怀、法师赵□□’的记载，是见于记载的四川第一座有明确名号的大道教宫观，并且其主持者为教内路一级的主持‘道録’。青羊宫作为道教名观归奉大道教，正说明大道教影响的巨大。此外，其他文献所载‘河南、陕西、四川、江淮本宗提点都举正清贵’、‘河南、江北、陕西、四川等处都举正提点’——这种更高级别的‘都举正’等系列教职的存在，正说明当时大道教在四川、陕西等西南西北区域的广泛传播”(35)。现在据此碑刻看来，“燕北教流”等中心教区教众及“二师”等为代表的大道教信仰西南传入四川盆地的时间要早得多，应该在三祖与四祖阐教的时间段，即大致为公元1180至1230年之间。这样，青羊宫出现路一级的教职“道录”以及其他系列教职的出现也就有一个成熟的过程了。而从河北中心教区向西南传播，山西是必须经停的区域。而属于大道祖师刘德仁活动的“晋益”范围的汾州，据碑铭“大道祖师行教兹土”，则应是该教在山西的早期教区以及有教徒活动的最早地点之一。
《创建大明观更上清宫记》碑所记大道教第四代教祖毛希琮“□教廿五载”，“逊传弘教大师”，由于其阐教时间与传教行为牵涉到大道教史天宝宫系与玉虚宫系的分裂事件，故是大道教研究的重要问题。稍晚同为杜成宽所撰《洛京缑山改建先天宫记》却记载说：“四祖见性达聪，罔愆成法，心厌尘世，不永斯年，掌教五星有奇，得年三十八岁，复以教法逊五祖太玄真人郦君。”另据刘赓撰《龙山水谷太玄道宫真大道五祖太玄真人郦君本行碑》：“岁甲申，希琮将逝，以法付希成，是为第五代宗师”(36)，更将毛希琮逝世与逊法时间具体言明为“岁甲申”即公元1224年。两碑为同一人一手所作且相差仅三年，何以一言“□教廿五载”而另一言“掌教五星有奇”而前后差异矛盾如此?杨果撰《玉虚观大道祖师传授之碑》则云：“四祖毛西琮号纯阳子，复得希夷子之传。丁亥(1227)茸玉虚观以居之。戊子年(1228)，乃立李希安为五祖”，那么最晚戊子年(1228)毛希琮则仍然在世。这一记载与《创建大明观更上清宫记》“□教廿五载”的记录却是一致的。从另一方面，也可以推知四祖“□教廿五载”的真实：该碑后文有“化行于垂一百三十余年，受传已成七叶”的记载，这正是在杜成宽受天宝宫系七祖李德和所托撰文时的至元十二年(1275)；杜所撰《洛京缑山改建先天宫记》记载有该系五祖郦希成、六祖德福的掌教与生卒时间：五祖“阐教三十六年，享寿七十八岁”、(六祖)“敷化一十五年，享年五十六岁，于至元癸酉四月念二日以微疾终”，“至元癸酉”是公元1273年，那么七祖李德和在至元十二年(1275)时已经掌教两年。从教祖刘德仁“游方行教二十载”开始，二祖“掌教一十五载”、三祖“掌大法二十五载”、四祖“□教廿五载”、五祖郦希成“阐教三十六年”、六祖“敷化一十五年”、到立碑时加上七祖掌教的两年，一共为“一百三十八年”，正好符合“化行于垂一百三十余年”的记载。据此推算，四祖毛希琮“□教廿五载”的时间为公元1220至1245年之间。这里的“□教”是“掌教”还是“阐教”?如果从天宝宫系所言前引“岁甲申(1224)，希琮将逝，以法付希成”——即从公元1220到1224年来看，四祖确实如该系所言是“掌教五星有奇”的。但从玉虚宫系所言“戊子年(1228)，乃立李希安为五祖”来看，则更为其掌教九年之后的事情了。无论从哪一系来看，都不能说四祖毛希琮“掌教”有二十五年之久；那么只能是“阐教”的时间长度了。四祖毛希琮与郦希成、李希安的“阐教”时间有重迭的时段，根据该碑“以前四代自中□□合于山□后二师从燕北教流于西蜀”的记载来推测，似乎四祖毛希琮在前后分别付法两系之后，即继三祖之后进入西蜀阐教了。这样“□教廿五载”才有归依。此外，四祖掌教正当金元易代之际，其付法两系，有无在特殊环境下为求生存而采取的让其在金、蒙分别立教的特殊手段——或者，两系有无政治趋向的不同?其西入巴蜀，有无立意避乱存教的可能?然上述推论仍为臆测之词，有待文献的进一步发明。
陈智超与刘晓都已指出天宝宫系与玉虚宫系在毛希琮后并行存在，有着五祖郦希成与五祖李希安同时并立的现象；刘晓还指出二系直至元末仍然分裂。很明显，属于五祖郦希成天宝宫系的杜成宽所言毛希琮阐教时间的前后巨大矛盾，正说明天宝宫系与玉虚宫系分裂事件发生的时间正是在四祖毛希琮前后分别付法两系的时间段中，即至元十二年(1224)至至元十五年(1228)之间。《先天宫记》的四祖早逝与逊法之说是分裂后天宝宫系内部统一口径“伪造”的，刘赓所撰《龙山水谷太玄道宫真大道五祖太玄真人郦君本行碑》与此说一致也当是这个原因。
《创建大明观更上清宫记》碑既然属于天宝宫系碑刻，其详载五祖郦希成的事迹就是很自然的。郦希成为大道教天宝宫系的创始人，也即真大道教一名的创立者。其阐教时期正值金元易代之际，是大道教在有元一代产生巨大影响的最关键人物。大道教真正传播扩展，正是始于五祖郦希成时。据载：“五祖当教之日，值大元立国之初……自戊戌(1238)以来，化因以洽，南通河岳，北极燕齐，立观度人，莫知其数。”(37)《畿辅通志》又载：“郦既领正宗，遂以行化，自秦、晋、蜀、洛、燕、代、齐、鲁，凡崇向之人，莫不恪恭迎拜。”(38)郦希成阐教大致在金哀宗正大元年(1224)至元宪宗九年(1259)，而现有文献所载郦希成的阐教事迹多发生在入元之后。《创建大明观更上清宫记》所言郦希成“子称道元”，是没有见于记载的新史料。大道教以前四代掌教俱称“某某子”，当为教内称号，郦希成当称为“道元子”。此称号亦当为金时之道号。
该碑又载：“怀来水谷乃师诞有之邦，奉朝命起建栖真之净庐，蒙圣旨改赐‘太玄’之宫号，宠光师德，其号复同。”郦希成的出生地为怀来水谷，是以前未见明确说明的，这一记载的重要性，在于为许多模糊问题提供了答案。《嘉靖隆庆志》卷八《寺观》：“瑞云观，一名太玄道宫，俗名水峪观，在州城西南四十里水谷山中。五祖郦希成建，今废。遗址尚存元学士刘赓撰《龙山水谷太玄道宫真大道五祖太玄真人郦君本行碑》，见《艺文》。”(39)刘赓所撰该碑云：“郦君名希成，世为妫川望族”(40)；田璞撰《重修隆阳宫碑》也说：“五祖太玄真人郦君，讳希成，妫川水峪人也。”妫川即为妫水，是河北怀来县西南的一条河流，水谷与水峪意同，应当为妫水所出或者流经的山谷。正是因为郦希成出生在怀来水谷，所以才有其后“奉朝命起建栖真之净庐”之事，所建造的就是后来“蒙圣旨改赐‘太玄’之宫号”的太玄道宫。而元宪宗赐予郦希成的封号“太玄广惠真人”，也是来源于太玄道宫的建造：“宠光师德，其号复同”。从碑文“非惟一己为膺命之真人，遂使列宗继□，宣之鸿绪”来看，这次加封正是发生在宪宗即位四年(1254)、“赐真人号名曰‘太玄’、名其教曰‘真大道’”(41)的那一次。从文献所载由于大道教两系分裂时，“初，大道郦五祖逃难此山，众追及，弃衣钵石上而匿。其物重，众莫能举，异焉，遂请主其教。今道院盖郦所创也”(42)。可以推知，郦希成不逃向别处而逃归妫川水谷，正是因为此处是他的出生之地，并且其家“世为妫川望族”，对他应会有所庇护。太玄道宫既然为郦希成出生之地，并且是奉敕所建，自然规模巨大，“四方徒门，率以万计”。值得特别注意的是，这里对于太玄道宫的农业环境进行了详细描述：“山原植果，平陆种蔬。以之供众，则虀盐之供有余；以之延宾，则茶口之奉不缺。道人历耕稼以为修养之资；女冠业纺织用供伏腊之计。桑麻被野，黍禾盈田”。这自然是由于大道教义所谓“力耕而食，量入为用”所要求的。既然要做到不务化缘，“纤毫不乞于人”(43)，“日用衣食，自力耕桑赡足之”(44)，那么道人耕稼而女冠纺织，植果种蔬进行农业生产以及高度关注农业环境改造就成为必然了。
从太玄道宫出发，五祖郦希成“于癸巳甲午之间，由太原路行教汾州西河之赵周村”。癸巳甲午之间，据王堉昌先生所考为蒙古太宗五、六年间，即公元1233年至1234年之间；这也是五祖郦希成行教山西的时期。随后，由于郦希成的巨大号召力，“复向道徒门齐心买地，遂兴观宇，名号大明”。在各方道众的齐心之下，“始则分隆阳宫事力来兹基构，中则伏和德平举师与□修营。村众人肥瘠福田，向法师乃成盖造。田德春、任德信一体资力，任德才、耿德用协心效劳，观方落成，人或归化。通武德和当知观事，韩成贵辇助焚修，有田清贵精心供众”，甚至同属天宝系的燕京房山县隆阳宫也远道而来帮助构建。《创建大明观更上清宫记》碑为世祖至元十二年(1275)和德平立，当时的知观为武德和，也是参与建造的道徒之一。这时郦希成已不在世，“启端尊宿，半已成真”。六祖孙德富立石未果，也遂登真。出面代替大明观道众托请杜成宽撰文记事的，是七祖李德和。
据《创建大明观更上清宫记》碑文，对于开创汾州西河大明观做出最大贡献的，是大道教举师武德用。碑铭云“有武德用 师当举师 以无相法 教化度人 驱邪治病 取效如神 二三年间 声名响撼 所化徒门 难以筹算”，说明举师武德用对于大道教在当地的扩大影响与行教起到了巨大作用，为大明观的创建建立了信众基础。在五祖郦希成于公元1233年至1234年到达汾州行教并参与大明观构建之前，通真举师武德用已经在此地区兴教了，此即碑文所谓“盖通真举师已自肇端”。大明观于至元十二年(1275)建成。而“观方落成，人或归化”的人众里，必然有武德用。武德用是从何时开始在此行教的呢?这种阐教行为对于大道教的传播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现存陕西泾阳县蒋路乡安吴堡村立于至元十七年(1280)的《创建大道迎祥宫之碑》记载：“道录张公德琳，幼出泾阳富庶……大元天兵南下，避地于汾阳，遇大道教武举师，朝夕为之请益，师资相契，心与机合，遂弃俗易衣而道礼。武为引渡，师事五祖太玄真人，积力既久，密指玄津加以法师之号，仍委以关中教门事。岁舍丙申，命驾而还。”(45)张德琳的墓志复云：“得悟于幼，七岁慕道出家，礼太原府孝义县武举师，为引度拜于大道教五祖广惠真人为宗师，经及四十年而后迁于云陵嵯峨之阳吴村……至元十年八月二十七日于安西府录事司街天宝宫无疾坐化，享年七十岁。”(46)
道录张德琳的生卒年为公元1204—1273年，7岁慕道出家，时当为1211年，出家原因为“避地于汾阳，遇大道教武举师，朝夕为之请益，师资相契”。随后，武举师为其引度拜五祖郦希成为师，可知武举师虽然与其相契，但并未收其为徒。张德琳被委以关中教门事后，于丙申即蒙古太宗八年(1236)归返关中泾阳县创建大道迎祥宫。其时张德琳年当32岁，从其7岁离陕到山西汾阳出家至32岁返乡，即公元1211年至1236年，共有25年，故“经及四十年而后迁于云陵嵯峨之阳吴村”并不确；在这25年里，张德琳是生活在山西汾阳的大道教环境里的。其由“武举师”接引拜大道教五祖郦希成为师也是在这一时期。
元时太原路汾州辖有西河、孝义、平遥、介休四县，张德琳“礼太原府孝义县武举师”于汾阳。汾阳即汾州，太原府即太原路。孝义县可能指的是这位神秘的武举师的祖籍，更可能指张德琳初遇武举师入道的地点。《创建大明观更上清宫记》里谈到大明观中期的修建者举师和德平时，说他“寂真举师 法讳德平 孝义受业 于兹立名”，说明他也是在孝义县入道，然后作为营建的主要人物，来到同属汾州的西河县参与由通真举师武德用发起的大明观的创建，他与武德用的关系自然极为密切。“举师”一职是元代大道教四级管理系统中“州”一级的教职，汾州作为太原路的下属州府，“举师”一州应只有一人。两人同为汾州举师，当是前后任的关系。汾州地区最为著名的、阐教最为活跃的“举师”自当为武德用，而武德用与孝义县大道教的紧密关系由和德平可推知。我们有理由相信，张德琳所礼事的、身份神秘的“武举师”，即为武德用。武德用在当地兴教的开始时间，最晚当为其接引张德琳7岁入道时的时间即公元1211年左右。时当金承安六年，是非常早的，正当大道教三祖张信真掌教时。
从时间上说，张德琳于公元1211年至1236年生活在汾州的大道教环境里，其由武举师接引拜大道教五祖郦希成为师必在这一时期。据《创建大明观更上清宫记》碑文，五祖郦希成“于癸巳甲午之间”——蒙古太宗五、六年间，即公元1233年至1234年之间，才“由太原路行教汾州西河之赵周村”，即进入汾州区域行教。那么，张德琳拜五祖为师的行为，必然只能发生在郦希成进入汾州之后、张德琳离开汾州之前，即蒙古太宗五年(1233)——蒙古太宗八年(1236)之间。从地点上考察，汾州地区最为活跃的阐教活动发生在武德用任举师的西河县赵州村，而五祖郦希成进入汾州并大力营建的宫观亦为赵州村大明观，我们很自然的推想是：张德琳拜五祖郦希成为师的地点应为大明观。武德用引度他拜五祖郦希成为师，自己却并未收其为徒，其目的自然与其阐教目标紧密相关：盼望通过这一行为，将大道教向安西路传播。而这个目标，与郦希成的目标也是高度一致的。
大明观所在汾州西河既为刘德仁、武德用较早阐教地区，该观更为五祖大力行教并营建的宫观，并且根据碑文所记，大道教天宝宫系的六祖、七祖对其也关心备至，并且其存在自金代肇始开创发苗，元代建观，其道脉沿缱一直延续到元末。大明观自当为大道教在山西境内传播最早而形成的中心宫观之一。除大明观所在的西河县外，汾州的孝义县当时也是汾州地区另一个重要教区。此外，《真大道教玄应张真人道行碑》为大道教十二祖张清志的道行碑，所在多有，该碑已经发现五块，而发现该碑的地区，俱为大道教阐教的中心教区，大明观既有此碑，那么大明观以及汾州在山西大道教传播中的重要性是不言自明的。更为突出的，汾州大明观为大道教向西播传、进入关陕的发源地。综上，汾州地区确为山西区域最重要的大道教中心教区。
《汾州上清宫双柏记》收录于《汾阳县金石类编》补遗·碑记类，据王堉昌先生1935年的碑刻形制说明，该碑位于“汾阳县弘士村上清宫”——即前述今宏寺村。该碑亦已不存，碑刻内容不见于《道家金石略》，亦从未见研究者论及。故对于该“碑刻文字”、王堉昌先生“碑刻形制说明”、“考证按语”也全部照录，并随后进行简略解说。
《汾州上清宫双柏记》
乡进士、西田赵世录良贵撰
州北六七里有村曰赵周，元时建道观于村之东，为上清宫，以奉祀神，凡岁时祈祷，报赛辄有灵应，村人赖焉。正殿左右古柏二株，培植时代远无考，柢今肥质合围，老干干云，苍翠繁密，荫弥方亩，内以翼庙貌之清穆，外以启人心之瞻肃，诚胜概也。时汾之俗，丧人竞尚柏棺，凡丘陵坟宇之成材者率多为势家所伐，盖贸之者不惜金，而(粥)〔鬻〕之者因以营重利也。嘉靖壬午冬十月，有宗室奇渨者具礼物求伐兹柏，适维庆成府仪宾郭璋为村之纠首，乃劝之曰：“宫之有柏为神也，尔之求柏为孝也，一成而废一，岂可乎?请勿伐。”于是渨遂结不伐之盟。璋之子郭化业儒者也，请予记诸石垂永。予维乔木之系于祠宇不浅也，天理之在于人心不没也。观璋之卫柏，存其神也，其贤可知矣。观渨之不伐，存其理也，其心可知矣。使其村皆若而人，则宫中之柏更千百年犹茂也，神之灵贶更千百犹耿耿也。后之游息于兹者，尚其念之哉，尚其念之哉，是为记。嘉靖岁次甲午秋八月吉日立。
碑高三尺八寸有奇，宽二尺二寸，共十四行，每行二十八字，字径七分许，正书。额篆“上清宫双柏记”两行六字，字径一寸七分。今在汾阳县弘士村上清宫。
【按】赵世录，嘉靖十年辛卵举人，二十三年甲辰进士，仕至山东参议，有惠政见(孔文谷西田基碑)。此为嘉靖十三年刻石，尚未成进士，故书“乡进士”。惟原录为“甲午乡进士”恐笔误也。石记嘉靖元年壬午庆藩奇厘求伐柏，仪宾郭璋劝之遂止，所以表其贤也。上清宫建于元，有元至元二年“创建大明观更上清宫碑”及元统二年“真大道教张真人”碑，据碑原建于至元十二年，为大明观，至后至元二年改为上清宫。(47)
元大明观所在的位置，王堉昌先生辨析《创建大明观更上清宫记》碑文记载以及实地考察指出：“观在汾州之北(距城七里)、汾水之西，金锁关护于西陲(在今向阳镇西)，润济神佑于北鄙(今神塘马跑泉)，又北接卜山，西邻狄公坟(在刘村)，今均可征。”该地为民国时的汾阳县弘士村，即今汾阳县北七华里的峪道河乡宏寺村。这是没有任何疑问的。大明观的建成时间，如该碑所言：“前至元十二年岁次乙亥中元日寂真大师太原路教门举师和德平立”，似乎为初立碑时的元世祖忽必烈至元十二年即公元1275年，但根据碑文“观方落成，人或归化”、“六祖通玄真人深心提奖，将谋立石，邃尔登真”来看，既然已经准备立碑记事，则六祖逝世的公元1273年之前就已经建造完成了。实际上，《创建大明观更上清宫记》碑为“马进道”于元末顺帝妥欢帖木儿后至元二年(1336)根据原碑重立的。其目的是为强调“大明观”将更名为“上清宫”。马进道为“上清宫明真广演普德大师”、“本路(太原路)方下举正”。据此，其改为“上清宫”似为该年。而查看《真大道教玄应张真人道行碑》碑末题记：“大元元统二年(1334)岁次甲戌四月 日汾州赵周里上清院立石”。可见早在顺帝元统二年(1334)，大明观已经改名为“上清院”了。
改名为上清宫的大明观在原赵周村、今宏寺村的位置，据《汾州上清宫双柏记》云“元时建道观于村之东，为上清宫，以奉祀神，凡岁时祈祷，报赛辄有灵应，村人赖焉”，则说明在该村的东部。另据笔者调查，民国时该村的“东头庙”规模最大，无疑就是上清宫原址。
顺治十三年《汾阳县志》：“上清宫，在城北七里。宋祥符三年建。内有古柏两树，乡人惧剪伐之及，请户部员外郎赵世禄为之记。”(48)《汾州上清宫双柏记》无疑就是该文。
此碑对于讨论大道教史提供的材料较少，但最少说明从元代开始历经明清直至王堉昌先生调查的1935年，上清宫一直存在。曹飞先生所言山西省高平市上董峰村“万寿宫”为“金元真大道教宫观在山西的孤例”(49)，似嫌武断。其实，金元时期山西境内的大道教宫观最少还有四处。另据《创建大明观更上清宫记》碑末所言“其有庄严檀信过见□流，记录难周，碑阴具载”，根据现存大道教碑刻的碑阴格式，也会记录有许多参与了大明观营建的大道教宫观，可惜现在看不到了。若云为现存之孤例，则在地面建筑遗存及金元建筑遗存均为国内最多的山西省境、在没有充分完成道教建筑遗存及碑刻调查之前，亦为尚早。
另有意味的是，有学者已猜想通常所认为的元末大道教融入全真教的看法可能不周，其部分派系有融入正一的可能性。大明观元末改名为上清宫一事，为此种看法提供了某种可讨论的线索。
元大道教在山西的另一教区为临汾、襄陵等县所属的平阳路(治临汾县，大德九年(1305)因地震改晋宁路)。
明成化《山西通志》卷五七《古迹考八》：“万圣观，齐村，世祖赐额，真人郦希成修炼于此，至元中上升，有刘赓碑。”雍正十年的《襄陵县志》卷之九《寺观》同载：“万盛观，在县西齐村，至元初真人郦希成修炼之处，世祖赐额‘平章’，刘赓撰碑”；同书卷二一《仙释》：“郦希成，本县万盛观道士，生而骨法高古，丰神迥异，见者莫不肃畏。年十五，决意入道。其教以苦节危行为要，不妄取于人。于是见知宪宗，内出冠服以赠，仍给紫衣三十袭与从者。世祖命其徒孙德福统辖诸路真大道，锡铜章，后改锡银印。至元年上升，葬仙茔。今有碑，刘赓撰记。”(50)襄陵县万圣观今已不存，刘赓所撰碑也早无迹。但从前述《嘉靖隆庆志·艺文》所保存的同为刘赓所撰《龙山水谷太玄道宫真大道五祖太玄真人郦君本行碑》的节文以及碑名来看，襄陵县万圣观刘赓所撰碑应该也是一通五祖郦希成的道行碑无疑。既然说“世祖赐额‘平章’”，那么在襄陵县建立这座万圣观的时间肯定是在前述蒙古太宗时五祖行教汾州之后了。
平阳路作为山西大道教的另一教区，从以下史料也能侧面有征：《真大道教玄应张真人道行碑》为大道教十二祖张清志的道行碑，所在多有，前述汾州大明观即有。该碑载张清志“逾大庆渡至河东，居临汾，五纪白云庵地大震，城邑、乡村屋庐悉摧，压死者不可胜计。独师与其徒所居，中裂为二，得免于患。师遍寻木石间，听呻吟声，救活甚众”。临汾有白云庵，河东并是张清志潜修之所，看来直至张清志掌教时，河东平阳路仍然存在有延续稳定的大道教教区。
山西境内现存碑刻据学者言约有三万六千余方，并且元代碑刻为全国最多，且仍有大量的碑刻散存民间。作为金元时期统治中心之一的河东地区，有关研究包括宗教研究明显薄弱。有学者已经指出，蒙古(元)时代史研究趋势的一个新动态是：“以中国为中心的石刻学的盛行。原碑、原拓片以及各种影印之外，还包括地方志以及各种典籍中移录、著录的石刻数据为对象。”(51)同时日本及美国均有数量不少的元代刻本抄本、碑刻拓本等世人未见。因此，一定还有不少大道教史料未被发现。并且有关元代道教参与国家祭祀、国家礼制等问题尚待研明。故将零星的有关山西境内大道教史料，附系于此，以待异日。
《至大三年(1310)御祭中镇文》：“大元至大三年庚戌岁七月……御□下差……真大道赵提点钦贲御香幡盒……致祭于中镇霍山崇德应灵王位前。”(52)
注释：
①袁国藩：《元代真大道教考》，原载《大陆杂志》43—44，后收入作者《元史研究论集》，台北，台北商务印书馆，1974年。
②陈智超：《真大道教新史料——兼评袁国藩〈元代真大道教考〉》，《世界宗教研究》1986年第4期；《许昌天宝宫访碑记》，《中国史研究动态》1986年第6期；《金元真大道教史补》，《历史研究》1986年第6期。后两文收入作者《陈智超自选集》，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3年。
③卿希泰主编：《中国道教史》第3卷，第8章第2节，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年；该节为陈兵先生撰写。
④卿希泰主编：《中国道教史》第3卷，第9章第3节；该节为曾召南先生撰写。
⑤大道教十二祖；笔者注。
⑥《创建大道迎祥宫碑》(至元十七年，1280)，《道録张公法师墓志》(至元二十九年，1292)，分见陕西省古籍整理办公室咸阳市文物考古所合编，李慧、曹发展注考《咸阳碑刻》，西安，三秦出版社，2003年，第496、498页。
⑦杨浩、王平：《山东东平发现元代真大道教九祖玄应(?)真人碑》，西安碑林博物馆编：《碑林集刊》第11辑，西安，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2005年，第70—72页。此碑碑额作竖刻篆书“真大道宫殿真大道之碑”，碑阴面刻“真大道宗派图”六字，真书。实际该碑碑文内容几全同已著录之《尧帝延寿宫真大道真人道行碑记》；参见陈垣编纂，陈智超、曾庆瑛增补《道家金石略》，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年，第833页。
⑧王宗昱：《真大道教史料钩沉》，《中国道教》2003年第4期。
⑨樊光春：《长安终南道教史略》，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60—265页；《西北道教史》，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473—477页。
⑩白如祥：《山东大道教考》，《中国道教》2008年第4期。
(11)刘晓：《元代大道教玉虚观系的再探讨——从两通石刻拓片说起》，《中国史研究》2005年第1期；《元代大道教史补注——以北京地区三通碑文为中心》，《中华文史论丛》2010年第4期，第132—136页。
(12)曹飞：《万寿宫历史渊源考——金元大道教宫观在山西的孤例》，《山西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1期。赵世瑜：《圣姑庙：金元明变迁中的“异教”命运与晋东南社会的多样性》，《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4期。
(13)李刚：《刘德仁的原籍新考》，《中国道教》2000年第4期。
(14)赵建勇：《元代大道教在关中的传播——以创建大道迎祥宫之碑碑阴题名为中心的考察》，《中国道教》2010年第6期。
(15)刘晓：《元代大道教史补注——以北京地区三通碑文为中心》，《中华文史论丛》2010年第4期，第132—136页。
(16)《汾阳县金石类编》最早为1935年石印本，山西省图书馆有藏；山西古籍出版社2000年据此出版郝胜芳主编之点校整理排印本；本文所引三方碑刻录文即根据此本。
(17)王堉昌先生原文为“是大明观建于郦师，在蒙古太宗五、六年间”，详见下。
(18)“碑刻形制说明”文字以楷体字标示。“考证按语”文字以【按】字引示，以楷体字标示。按语中原注文也以加( )之楷体字标示。“碑刻文字”亦以楷体字标示。
(19)据笔者2011年4月调查，宏寺村建国前共有雨泽庙(又名龙王庙，供奉龙王)、老爷庙(供奉关帝，有道士)、东头庙(规模最大，供奉神不明)、黑龙泉庙(供奉黑龙王?)、南头庙(供奉观音)五座宫观，俱有碑刻，老爷庙最多，有七八方。所有宫观、碑刻一毁于抗战，二毁于“文革”；现该村并无碑刻留存。老爷庙曾有三株柏树。以上调查主要为访问时年76岁、曾任该村村长的孙向文老人所得。
(20)王堉昌原著，郝胜芳主编，武酼璋、王希良、张源副主编(点校)：《汾阳县金石类编》，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48—153页。
(21)陈垣：《明季滇黔佛教考》，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3页。
(22)陈智超编：《陈垣来往书信集》(增订本)，北京，三联书店，2010年，第1123—1124页。
(23)陈智超编：《陈垣来往书信集》(增订本)，第1125页。
(24)陈垣：《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27页。
(25)陈垣编纂，陈智超、曾庆瑛增补：《道家金石略》，第831页。
(26)[元]吴澄：《崇玄广化真人岳公之碑》，《道家金石略》，第830页。
(27)杨浩、王平：《山东东平发现元代真大道教九祖玄应(?)真人碑》，西安碑林博物馆编：《碑林集刊》第11辑，第70—72页。
(28)《汾阳县金石类编》，第312—316页。
(29)严一萍辑：《仙传拾遗》卷四，《道教研究资料第一辑》，台北，艺文印书馆，1975年，第179页。
(30)《道法会元》卷三《高上神霄玉枢斩勘五雷大法》，《道藏》第28册，北京，文物出版社·上海书店·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699页。
(31)《道法会元》卷一《道法九要序》，《道藏》第28册，第672页。
(32)《道家金石略》，第844页。
(33)[宋]万宗师：《雷法议玄篇》，《道藏》第32册，第426页。
(34)《汴州路许州长社县创建天宝宫碑》，转引自陈智超《真大道教新史料——兼评袁国藩〈元代真大道教考〉》。
(35)赵建勇：《元代大道教在关中的传播——以创建大道迎祥宫之碑碑阴题名为中心的考察》。
(36)《嘉靖隆庆志》卷一○《艺文志》，第16A—16B页。转引自刘晓《元代大道教史补注——以北京地区三通碑文为中心》，《中华文史论丛》2010年第4期，第132—136页。
(37)[元]杜成宽：《洛京缑山改建先天宫记》，《道家金石略》，第818页。
(38)转引自卿希泰主编《中国道教史》第3卷，第245页。
(39)《嘉靖隆庆志》卷一○《艺文志》，第16A—16B页。转引自刘晓《元代大道教史补注——以北京地区三通碑文为中心》，《中华文史论丛》2010年第4期，第132—136页。
(40)《嘉靖隆庆志》卷一○《艺文志》，第16A—16B页。转引自刘晓《元代大道教史补注——以北京地区三通碑文为中心》，《中华文史论丛》2010年第4期，第132—136页。
(41)[明]宋濂：《书刘真人事》，《宋文宪公文集》卷二六，《道家金石略》，第835—836页。
(42)[元]王恽：《秋涧集》卷五《游妫川水谷太玄道宫》诗“云封石上钵”句后自注。转引自陈垣《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卷三《大道篇》，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52页。
(43)[元]田璞：《重修隆阳宫碑》，《道家金石略》，第823页。
(44)[元]赵清琳：《大道延祥观碑》，《道家金石略》，第831页。
(45)[元]刘秉忠：《创建大道迎祥宫之碑》，《咸阳碑刻》，第496—497页。
(46)《元道录张公法师墓志》，《咸阳碑刻》，第498页。
(47)《汾阳县金石类编》，第492—493页。
(48)现存汾阳县志共八种。其中府志两种：明万历，清乾隆。县志六种：清顺治、康熙、乾隆、咸丰、光绪、民国。清乾隆《汾阳府志》同此。其余五种清县志及民国县志均同此。唯明万历《汾阳府志》未检。
(49)曹飞：《万寿宫历史渊源考——金元大道教宫观在山西的孤例》。
(50)现存《襄陵县志》共五种：明隆庆、清康熙、雍正、光绪，民国。清光绪、民国两志同此雍正志。其余两志未检。
(51)[日]彬山正明：《蒙古时代史研究的现状及课题》，[日]近藤一成主编：《宋元史学的基本问题》，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298页。
(52)刘泽民主编：《三晋石刻大全·临汾市洪洞县卷》，太原，山西出版集团三晋出版社，2009年，第98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