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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理性主义思潮是现代外国哲学流派的一大思潮，是近十多年来我国哲学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现就这个问题的研究情况概述如下。
§1
非理性主义是在同理性主义相对应的意义上使用的，因此研究非理性的起源和发生、发展进程中必然要涉及到理性主义的范畴。在西方哲学史上，理性主义的传统渊远流长，到黑格尔这里，已经过了三种形式：古希腊时代的理性主义、近代启蒙思想的理性主义和德国古典哲学中绝对唯心主义的理性主义。如果说，在古希腊的理性主义那里，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都已经涉及到理性和非理性的关系问题，认为理性是统驭情感、意志和欲望等非理性因素的，那么，理性主义在黑格尔那里已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他把人溶入作为宇宙精神的理性之中，全部自然界和人类历史都是绝对观念自身展开和实现的过程。显然，西方理性主义作为哲学思想存在着自身的局限。康德发现了这一点，认为理性永远解决不了关于灵魂、道德、信仰等问题，因而为知识和信仰划出了各自的地盘。这为以后非理性主义的崛起提供了某种理论上的支点。黑格尔虽然企图用思辨的辩证法来克服康德提出的矛盾，提出“辩证的思维就是理性—非理性的思维”，极为重视非理性精神那种永不满足的超越本性，但由于其体系是头足倒置的唯心主义体系，因此，他并没有真正克服近代理性主义的局限，反而把这些局限更加发展了。
黑格尔的理性主义成了以后的非理性主义哲学家批判理性主义的主要靶子。事实上，在黑格尔在世的时候，叔本华就批判了他的理性主义，并以其悲观主义的生存意志主义开了现代西方非理性主义的先河。而尼采则使这种对理性主义的批判导致真正的非理性主义的转折。此后，非理性主义在欧洲哲学中成了很大气候。
现代非理性主义的产生和发展有其重要的阶级和社会原由。资产阶级在其上升阶段需要理性主义作为其精神武器。然而，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它所倡导的永恒的理性原则，在实践中却成了“一幅令人极度失望的讽刺画”。随着工业文明的发展，人成了大机器的附属物，特别是经过两次世界大战，人似乎在一种异己的力量支配下完全丧失了安全感和自信心，失去了对美即前途的憧憬和理想境地的追求。人的孤独感、危机感凸现出来。另外，科学领域中的新发现和新理论，猛烈地冲击着支撑理性主义大厦的传统理论框架。理性主义的绝对主义从根本上动摇了，相对主义得以泛滥，而相对主义正是通向非理性主义的门户。
总之，西方近现代理性主义的极度发展，导致由理性至上、理性崇拜向理性危机、理性反思的历史性转换，这就在实质上引发了非理性及对非理性的片面夸大，也就是非理主义思潮的出现和泛滥。
§2
非理性主义问题的研究无论在中国还是在国际学术界，其分歧表现为以下一些带有倾向性的问题上：
一是把哲学上的非理性主义同政治上的反动简单相提并论，认为非理性主义是资产阶级的反动学说。这种看法源于前苏联哲学界，后为我国理论界所认同。匈牙利著名理论家卢卡奇50年代的重要著作《理性的毁灭》可视作该观点的代表。他认为，非理性主义是“19和20世纪反动哲学的决定性主流”，最终导致了法西斯主义的产生。这种观点有一定的片面性，它忽视了非理性主义与现实阶级斗争的关系是极为复杂的。诚然，尼采哲学曾为法西斯主义所利用，但似乎不能说法西斯上台就是尼采哲学和非理性主义直接造成的。同一个尼采，在中国，曾为鲁迅、郭沫若等革命知识分子所欢迎，也曾为宣扬法西斯主义的人所鼓吹。存在主义哲学家萨特，还曾积极投身于反法西斯斗争。
二是把非理性主义作为对理性主义世界观、人生观和文化传统的反动。
应当承认，19世纪下半叶以来，非理性主义在现代西方哲学中进入了主流的行列，相对于以往的理性主义来说，现代非理性主义是资产阶级哲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方向转换和主题转换。但我们又应对不同非理性主义哲学家的哲学思想和社会条件作具体分析，而不要一概而论，笼统地把非理性主义看成是对理性主义传统观点的反动。
三是否定非理性主义是一种理性思维。有一种看法认为，非理性主义就是否定理性思维、行为怪异、思想混乱、不讲道理、不讲逻辑等。按照这种说法，只有精神不正常的人才算得上非理性主义者。这显然是不正确的。作为一种理论形态的非理性主义，是学理上的概念，它与精神错乱等完全是两码事。事实上，被认为是非理性主义的哲学家，他们的著作仍然是成体系的，在这方面，比理性主义哲学家可以说毫不逊色。他们在学理上贬低理性的作用，抬高非理性因素的作用，这并不妨碍其著作是理论思维的成果。
至此，我们清楚地看到，作为人类主观世界中最难把握的非理性因素，正是由于其内隐性和个体化特征而成为理论界长期以来争论不休的主要原因。只有在尊重非理性因素的“独立品格”的前提下进行研究，才能由分歧而形成一定共识。
§3
非理性主义讨论中的共识是：（1）对非理性主义持辩证认识的日渐多起来。比如，认为非理性主义作为一种哲学理论，它强调人的认识和行为中的非理性因素，表明它实际上仍然是理性的。但非理性主义却用理性方式论证非理性主义，否定理性，这种论证显然没有道理。应认定了解哲学的理性本性是理解和掌握哲学的首要条件。非理性主义者主张超越理性，这从更广泛的范围来理解意识和生命现象是应肯定的。但它用非理性的方式理解理性的哲学则不可取。因为以非理性的态度对待哲学理论，无异于让自己的意识停留在较低的台阶上，不可能登上哲学理性的殿堂，因而也不可能真正理解人类精神现象中的非理性因素。认为非理性主义作为哲学上的一种理论形态，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它对黑格尔哲学的“反叛”行为，引起人们注意人的非理性方面的研究，这对开拓认识研究的新领域，纠正长期以来在哲学研究上对非理性因素的忽视和错误倾向，均有积极意义。但非理性主义完全否认理性和逻辑思维的作用，否认掌握客观规律的可能性与必要性，并把情感意志、本能冲动视为人的本质，人类社会和文化发展的契机与动力，则是一种非常错误的反科学思潮。
（2）认为非理性主义思潮是对现代西方社会的怀疑和人的问题的深沉反思，它包含一些有价值的东西。比如：叔本华和尼采关于人首先欲求着然后认识和行动着的思想，对人们从传统理性主义观念中解放出来全面认识人是有启发的。建立在理性基础上的以往关于人的理论，强调普遍的人性，往往用理性推演出一切，对现实具体的人并不关心。存在主义则强调个人，突出个人的心理体验和处境，关心个人的生存，这在一定意义上推进了对人的研究。它还强调作为主体人的能动性、超越性，反对机械决定论的思想，这是有价值的。再如弗洛伊德的人格结构理论揭示了人格中的一个根本矛盾，即本我和超我或生理因素和社会因素作用的矛盾。它表现在社会上，是人的欲望、需求与维护社会秩序的道德、法律之间的矛盾。社会统治集团制定和维系某种道德、法律，如果不考虑人们的欲望、需求与维护社会秩序的道德、法律之间的矛盾。社会统治集团制定和维系某种道德、法律，如果不考虑人们的欲望、需求的变化，社会就很难实现长治久安。表现在个人身上，则是人的欲望情感与理智之间的矛盾。人是理智的存在，但理智对人的欲望情感的调节是有一定限度的。因而人的欲望、需求应当给予必要的满足。再说柏格森强调直觉、灵感的作用也是有意义的。科学文化和思想发展史表明，人类智慧的成果，无论是文学艺术作品的创作，科技发明的创造，还是哲学和其他思想体系的形成，都离不开直觉、灵感的非理性思维。
（3）现代西方美学中的非理性主义流向与理性主义流向两者之间正在形成互渗互补、交汇合流的发展趋向。研究者指出，西方美学发展史中理性主义与非理性主义两种倾向是对立统一的。柏拉图在《斐德诺篇》中把灵魂比喻为车手驾御一对飞马，车手喻指理智，两匹马分喻意志和情欲，这个比喻生动揭示了理性与非理性的冲突和制约关系。而现代西方大量理性主义的美学流派和文学流派，在反理性的背后深藏着深层的理性目的。西方现代非理性主义思潮作为理性的自我反省和自我批判的一种特殊形式， 其旨归就是对极端理性主义的反拨矫枉和补偏救弊；企图通过非理性主义途径达到救正理性的本来目的。这昭示了一种新动向，人类在克服自身对人的本质和艺术的本质的片面理解而走向全面、综合把握的重要进展。
以上共识表明，我国学术界对非理性主义的认识正在深化。
§4
为使非理性主义研究进一步深化，首先必须对非理性含义做出新的界定。有的学者指出，西方非理性的共同特征是把非理性因素本体化，从而使之蒙上神秘的色彩。我们应深入分析与非理性相对应的理性在认识论、人性论上的含义，舍弃非理性的本体论意义，对非理性做认识论、意识论和人性论层面的说明，这样做的理论意义在于，可进一步肯定知、情、意是整体人类之主体性结构的基础，从而突破非理性的心理学、认识论和美学的研究定势。这就深化了非理性范畴的理解，拓宽了非理性问题研究的思路。
其次，还必须突破传统观念的束缚，探索研究新途径。非理性问题自提出之日起，似乎就与科学无缘。对此，有学者通过分析提出一个大胆的命题：“我们应借鉴其它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尤其是心理学的研究成果，尽量做到非理性研究的定量化和实证化，尽量使非理性研究的成果精确化和规范化。”此命题的提出，是基于理性与非理性同“贮”于一个大脑，构成了人的主观精神世界和思维属性的完整内容，构成了人的完整的认知结构和人性结构这一前提的。科学领域早已证明融入了大量的非理性因素，我们不能因为暂时还没有揭示其运动规律，就说它是不科学的。单就它的客观存在而言，也当属科学研究的范围。此命题还提出一个令人深思的问题。即非理性研究的技术化（实证化）是否可能：从非理性的本质上讲，它属于精神因素，更多地融于人的心理活动过程中，所以看起来很难用技术手段和仪器设备来测定。但是，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既然理性可以通过它所表现和创造出来的实体来映证自己的特性，那么，非理性的研究同样可以通过这种途径来实现自己的实证化、技术化，当然这是需认真探究的。这一思路启示我们：非理性的技术化是否就是理性化？非理性的实证化是否会消解非理性本身的特点？尽管这一观点尚待商榷，但对于突破目前非理性研究的模式，寻找新的研究方法，不失为灼见独具。
第三，非理性主义研究的深化，尤其要思考现实，科学致用。非理性问题首先是一个现实问题。非理性的深化是随着实践深化而深化的，而非理性研究的深化又转过来引导和影响着发展的实践。这种引导和影响具体表现在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认识和实践上。
近年来，人们深刻认识到，发展市场经济，无疑离不开人的主体精神活动的两翼——理性和非理性的影响。尽管不少人认为市场经济从本质上看是理性经济，而非理性行为对市场经济却具有极大的危害，比如人的思维易受感觉、欲望、情感等非理性因素的牵引而行事；市场调节带有自发性和盲目性；市场利益受急功近利欲望冲动的驱使等非理性因素的影响，从而导致市场周期波动、秩序紊乱，阻碍市场法制的建立和完善，干扰宏观调控的实施等。但越来越多的学者逐渐形成一定共识：市场经济是一个管理哲学问题，即要把对管理因素（理性和非理性）的认识视作属于最高层次的管理理论问题。所以，在转换企业经营机制，强化企业内部管理时，既要强调技术、设备、组织机构等理性的“硬因素”，更要重视抓目标、信念、作风、共同价值观等非理性的“软因素”；不仅要看到市场经济的管理是一门科学，还要看到它又是一门艺术，是科学加艺术。它不仅要靠理性的逻辑和推理，还要靠人们非理性的直觉和热情。这种对管理诸因素地位的重新认识，无疑对我国企业管理现代化的早日实现是一个有力的促进。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现代社会的各种竞争实质上是人才的竞争，非理性因素作为人的精神属性的构成部分和人才的培养密不可分。不少学者立足于现实，阐述了非理性因素培养的重要性、途径、方式和方法，这对教育学、道德学及整个人的精神建设，无疑是有益的启发。
另外，非理性主义在现代不仅是哲学和科学的研究对象，同时也被列入文化的研究范围。在西方，非理性主义的泛起就肇始于资本主义世界的“文化危机”。由此又引发出进一步探讨非理性主义问题的一系列前沿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