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匈两国经济体制转轨的比较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两国论文,经济体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摘要 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除人们熟悉的激进式与渐进式外，还有不同社会制度下的转轨，联邦德国和匈牙利就属此例。从转轨理论说，联邦德国依据的是具有日耳曼民族文化特色的经济自由主义。匈牙利则缘于对社会制度自我完善式改革的否定，从转轨政策说，联邦德国是管住货币，放开价格，保护竞争，完善社会保障。匈牙利选择了宏观环境稳定态势下的私有化，外贸自由化和法制化，两国转轨效果差异十分悬殊，原因在于联邦德国只需要在既定私有制基础上完成资源配置方式转变。而匈牙利则同时要完成所有制和资源配置方式两个转变。
关键词 西德经济体制；匈牙利经济体制；体制转轨；比较
曾经实施过计划经济的国家在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创造了不同的模式。按转轨时间长短可划分为激进式和渐进式。前者指俄罗斯、波兰等国实行的“休克疗法”。后者以中国为代表，充分考虑改革、发展、稳定三者的关系，分步逼近改革目标。按转轨目标模式划分有单轨模式，即在坚持公有制的同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有双转轨模式，即公有制向私有制转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不难发现，迄今为止的研究都限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范围。而另一种类型的转轨，即资本主义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则还很少有人问津，更谈不上将这两种不同类型的转轨的理论依据、政策主张和实施后果进行比较研究。
资本主义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我们以二战后的西德为研究对象。希特勒在二战期间，国内资源的配置取高度集权方式。战时经济，有人称之为统制经济，事实上是一种特殊形式的计划经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我们以匈牙利为研究对象。这不仅因为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匈牙利都追随德国，而且1989年社会制度剧变后，也是以西德的社会市场经济为转轨目标模式。将西德和匈牙利作为对象，研究其向市场转轨的理论依据、政策主张和社会效果，从中可以受到不少启迪。
一、转轨理论依据的比较
1945年5月8日希特勒德国被迫接受盟国提出的全面无条件投降。1947年6月5日美国国务卿马歇尔正式提出欧洲复兴计划，把德国纳入“冷战”战略，使德国成为美国抗衡苏联的一支重要力量。1948年4月法国同意将法占区与在此之前的美英双占区合并为与苏占区相对应的西占区，筹建西德。著名经济学家路德维希·艾哈德被任命为西德管理局局长，成为经济事务的最高决策人物。艾哈德显著的政治地位，决定了他的经济思想对西德经济体制的转轨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
艾哈德的经济思想就是具有日耳曼民族文化特色的经济自由主义。这种经济自由主义的基本要点是：关于秩序的世界观，个人主义的社会哲学和边际主义经济理论。
关于秩序。康德（德国著名哲学家，18世纪后半期和19世纪初期德国唯心主义的创始者）的下述观点对艾哈德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康德说，国家的任务在于找到这样一种形式，既能有社会性的共同生活，又能有自由发挥个人力量的尽可能大的天地。法律应当限制自然状态中的绝对自由，以便保护个人不受他人的任意侵犯，另一方面，许多彼此竞争的个人自由活动，可以促进社会的发展。受康德关于自由与法律辩证思想的启迪，艾哈德认为，一切能够存在下去的事物都必须要有某种秩序。换言之，事物总是在一定秩序中存在。自然物如此，社会形态也不例外。应当追求这样的社会秩序，这种秩序可以把一切人都联合起来，并且能适合人的本质，即个人自由。同时，这种社会秩序应建立在法制的基础上。法制的国家不干涉社会的经济过程，而把经济政策的任务限制在塑造经济秩序的形式上。这种经济秩序不是经济的自然秩序，而是国家法律创造并保护的竞争秩序。
关于个人主义。在艾哈德看来，个人主义不应当理解成那种追求个人私利，无视社会秩序的利己主义。个人主义是一种政治和社会哲学。社会高度重视个人的价值、个人的自由，强调自我支配，自我控制，不受外来约束。同时个人主义应当和社会秩序相结合。艾哈德说：“自由不可能存在于那些没有稳定秩序的地方，在那里，自由有堕入混乱的危险。而秩序也不可能存在于那些没有自由的地方。在那里秩序很容易导致强制。”[①]艾哈德认为西占区的经济制度是一种社会市场经济，这种经济制度的本质即“自由加秩序”，“社会市场经济建立在自由和秩序原则基础上，它们结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②]
关于边际主义经济理论。边际主义经济理论当然不是艾哈德的首创。但艾哈德对边际主义坚信不疑，并且坚定不移地贯彻到经济政策中。而且德国的屠能、戈森都是边际理论的创始人，奥国的边际学派杰出代表庞巴维克也曾就读于德国。边际主义是现代经济学的核心，它有三个基本的理论原则：第一戈森定律，即边际效用递减规律；收益增量递减规律；迂回生产道路增加产出率定理。边际学派依据第一个理论原则确定价值和价格，依据第二个理论原理确定社会产品的分配原则，依据第三个原理解释利息。艾哈德将这三个理论原理称为经济理论分析所依据的三个最基本的“经验原则”。
在整个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中，艾哈德依据边际主义的经济理论的分析前提，区别经济秩序的各种不同的“形式要素”，并且使用边际理论来分析经济过程在这些形式要素中的各种联系。根据这种分析结果，用个人主义秩序观念的准则来评估经济秩序的各种形式，由此确定竞争秩序，最大限度地实现秩序观和个人主义的社会哲学。
总之，以秩序观念为形式上的框架，以个人主义的社会哲学为准则性内容，以边际主义经济理论为经济上的详细内容。三者相互融合，构成了艾哈德的体制转轨理论基础。
匈牙利对高度集权经济体制弊端的认识始于50年代中期。当时照搬苏联经济模式的匈牙利主要负责人拉科西因人民激烈反对而引咎辞职。此后匈对传统经济体制进行了坚定的，但又是循序渐进的改革，并创造了一度为世人所瞩目的匈牙利模式。这种模式既有别于传统的高度集权的苏联式经济体制，又有别于高度自治、高度分散的南斯拉夫经济体制。“匈牙利模式”使二战后满目疮痍的战败国一跃而成为“消费者天堂”。1989年社会制度剧变后上台的。安道尔并不像艾哈德那样有丰富的经济管理经验。他在任匈牙利政府总理前是一个平民，最高职务是匈牙利医学历史博物馆的图书馆和档案馆馆长。安道尔也不像艾哈德那样有深厚的经济学修养。他的专业特长是历史学，研究方向是19世纪的政治、艺术和医学史。安道尔向国会递交的施政纲领宣称，经济方面从公有制的计划经济向私有制和混合所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过渡，从封闭的地区合作经济向世界市场开放型经济过渡。
与其说从公有制计划经济向私有制市场经济过渡是安道尔政府经济转轨的指导思想，倒不如说是表达了相当一部分人对实施了40年的苏联社会主义反思的结果。科尔奈和里斯本就是激烈反对苏联模式的很有影响的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奈在《短缺经济学》这部世界名著中指出，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基本特征是处于存在剩余（滞存）和挤压现象的，即供大于求的均衡轨道上，它的经济增长最终受需求制约，是一种需求约束型经济。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基本特征是存在短缺和吸纳现象的，即需求大于供给的均衡轨道上，它的经济增长最终受供给（资源）的制约，是一种资源约束型经济。所以描述社会主义经济运行必须抓住传统社会主义的基本问题——短缺，这就如同描述资本主义经济运行必须抓住资本主义经济的基本问题——剩余一样[③]。科尔奈对“传统的国家所有制形态能否与改革后的新体制并存”表示怀疑[④]。他直言不讳地说：“对改革的前景不抱过高的期望。因为社会主义国家中，除少数例外，各国都还没有能够经过改革而在社会结构、所有制形式和制度体系上发生彻底改变的迹象”[⑤]。
科氏的观点具有相当普遍性，即怀疑公有制能否建立在市场经济之上。许多学者认为，改革中的诸多冲突都源于社会主义的所有制形式与商品经济的矛盾。换，社会主义需要改革的不仅是经济运行机制，而且需要改革经济运行的载体所有制关系。在保留国家所有制的前提下，经济运行机制的转变总是有一定限度的。达到这个限度后，新经济运行机制会与国家所有制发生冲突，从而使改革处于进退两难的阶段[⑥]。既然国家所有制不能解决社会公平，不能实现资源优化配置的任务，逻辑的结论就是寻找一种代替国家所有制的新型所有制形式。
里斯本正是从改革所有制的角度来探索社会主义经济改革的方向。他所构想的“个人社会所有制”是他憧憬的未来社会的唯一所有制形式。每个公民一出生就可以从社会（国家）那里获得一份财产。这份财产便可以作为该公民承包经营时的风险承担，而不是如传统体制那样，将社会财富用于各种形式的补贴。国家不再具有经济职能，对经济运行不下任何指令，对国民收入也不进行再分配[⑦]。里斯本独具匠心的未来社会的经济运行方式和所有制形式比经济最自由的美国还有过之而无不及，显然是不符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生产力现状的一种空想。我们看到学者们对传统经济体制的批判和对合理运行机制与其载体所有制形式的探索是严肃的，他们的研究成果却成了否定社会主义政客的有力武器，这是他们始料不及的。安道尔私有制市场经济有广泛的社会基础，但却缺乏转轨的理论准备。
二、转轨政策的比较
艾哈德时期联邦德国经济政策的根本任务是根据社会市场经济理论，完成由希特勒时期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为此，采取的主要政策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放开物价控制，实行自由贸易。1948年6月20日联邦德国实行币值改革。以新西德马克代替希特勒时期的帝国马克。几天以后艾哈德宣布取消一切配给制和物价控制，实际上是强调供求法则对经济生活的指导作用，利用价格机制调节供求，促进生产。取消对工资的控制，允许个人根据市场价值提供自己的劳动力。强调价格机制是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第一步。正如在艾哈德主持通过的《关于货币改革后经济管理与价格政策的指导原则》中所指出的那样：“只有当国家对商品和劳务交流进行控制时，竞争的基本作用才会发生效应。”[⑧]可见，艾哈德从价格机制入手开始对希特勒时期统制经济和盟国占领下的管制经济进行否定。但这种否定并没有走向当时正统的凯恩斯主义，而是走向传统的自由主义。取消配给制和价格控制后引起了物价的急剧上涨。针对这种情况艾哈德实行了进口自由化政策，降低进口关税以减少对进口货物的限制。结果这种应急措施既丰富了国内的商品市场，又促进了竞争。贸易自由化既是当时为保证商品供应和物价稳定的应急措施，也是社会市场经济理论的基本政策主张。
2.保持币值稳定，抑制通货膨胀。艾哈德认为：“经济的发展，合理的、自然的同物价普遍上涨相联系的观点是没有根据的，经济政策的中心问题是在没有通货膨胀的趋势下，让经济继续向前发展。”[⑨]联邦德国的历史和现实都不允许政府采取通货膨胀的经济政策。两次世界大战使德国人民饱受了通货膨胀的痛苦。同时新发行的西德马克没有任何外汇储备作后盾。在当时固定汇率的条件下西德马克只有保持币值的稳定才能进入国际货币体系，在世界市场上站稳脚跟。因此联邦德国实行了与当时主流经济学派主张的赤字财政政策完全不同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
控制通货膨胀的财政政策是保持预算平衡。艾哈德认为“除非危害货币制度，国家所能提供的资金决不能超过事前从人民那里征来的赋税额。”正是基于这种认识，联邦德国基本法对财政收支平衡作了明确规定。联邦德国宪法第111条规定，“预算中的收支必须平衡”。从1953年起联邦德国的公开财政不仅收支平衡，而且出现了盈余。到1955年财政盈余已达50亿西德马克。1955年实际经济增长率达12%。当时的财政盈余并没有用于政府开支而是大部分用于联邦国防军的储备金，发挥了反周期的作用。
控制通货膨胀的货币政策是银根紧缩。《联邦银行法》第3条规定：调整货币流通和对经济界的信贷发放其目的是稳定货币。虽然联邦银行必须重视联邦政府的一般经济政策并在其职责范围内给予支持，但不能有悖于中央银行自身的稳定币值的首要目标。事实上，在艾哈德时期中央银行首次违背联邦政府的景气政策而提高贴现率和准备金。长期以来联邦德国将3%作为控制物价上涨的目标。尽管没有完全达到，但相对于其它国家而言，的确实现了稳定的增长。同时稳定的币值为体制转轨提供了稳定的宏观环境。
3.保护竞争，反对垄断。自由竞争是社会市场经济政策的根本原则，但完全放任的自由竞争无力阻止权力集团的入侵。因此国家必须通过必要的干预和有限的调节以保证竞争的秩序。1957年联邦德国通过了《反对限制竞争法》，规定了禁止卡特尔的原则，并根据这个法令成立了卡特尔局。艾哈德称该法为“市场经济的基本法”。该法第1条规定：“企业和企业集团出于通过限制竞争而影响商品和其它经营成果的生产，市场占有率和流通的目的而签订的协议一律无效”。《反对限制竞争法》与取消配给制和物价控制政策结合在一起构成了“自由加秩序”的社会市场经济政策的基本框架。该法的生效标志着联邦德国社会市场经济体系的完全建立。
4.建立劳动制度，完善社会保障网。早在1949年货币和价格改革以前，德国已经形成了社会保障制度的一些基本法规。即使在希特勒统治时期以及战后美英法分区占领时期，都基本保持了社会保障的基本特征。实施市场经济以后，完善充实了以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工伤事故保险、失业保险为核心的社会保障体系。实际上是个人的风险社会承担，是一种社会再分配的政策。国家通过对国民收入的再分配，对由于市场分配原则所带来的不公正和不平衡现象予以合理校正，以实现“社会公正”，“社会进步”的目的。这样一个带来经济效益的自由竞争市场，一个提供“社会公正”、“社会保障”的社会福利体系，共同构成了社会市场经济的两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匈牙利安道尔政府经济转轨政策集中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宏观经济稳定化，所有制私有化，经济关系法制化和对外关系西方化。
1.关于宏观经济稳定化。在稳定中实现经济增长还是通过经济转轨实现宏观经济稳定，这是转轨过程中的重大战略问题。换言之，是先实行价格自由化后实行产权私有化，抑或是相反。在现实经济中上述矛盾表现为：是把克服通货膨胀放在第一位还是把避免过高的失业率放在第一位。
匈牙利选择了实现经济稳定下的转轨。宏观经济的稳定主要在价格的稳定上。但价格的稳定不是建立在扭曲的价格体系之上，而是在市场供求平衡的基础上的价格的稳定。安道尔执政以前，匈牙利价格在稳定的大前提下逐步进行调整。截至1986年为止已有80%的商品实行自由价格。安道尔上台之后，除牛奶、面包等10类商品保留部分补贴外，其余商品价格全面放开。1991年1月又对国家控制的商品价格进行大幅度调整，同时进一步缩小定价范围，到1991年底国家控制的价格已降到10%。
但是价格全面放开以后会导致通货膨胀，经济运行机制的变革会造成大批工人失业。为了维护社会稳定，必然给他们提供失业补助。企业面临倒闭，政府也会给予低息贷款。然而财政收入有限，不得走超经济的货币发行，即通货膨胀的危险道路。匈牙利通胀率1990年为28.9%，1991年上升到35%，1992年为25%。通货膨胀条件下扭曲的价格体系难以理顺，价格改革难以进行。通货膨胀传递错误的价格信号，诱导资源的错误配置，造成财富的不合理分配。放开物价，出现通胀。为了稳定经济，消除通胀，采取紧缩银根政策，这又会使相当一部分大中型企业处境艰难，失业大军激增，出现新的不稳定因素。
2.关于经济的私有利。匈牙利对私有化的界定与国内学术界的口径不一致。那里的私有化除严格意义的私人所有制外，股份制、合作社集体组织所有制等也在其列。匈学者明确指出，不应该把私有化理解为向资本主义初期的那种私有制转化。在他们看来私有化是指民营化、民有化或曰非国有化。匈牙利私有化有小私有化、大私有化和农业私有化。
小私有化指50人以下的商业、饮食服务行业及500人以下的中小型生产企业，通过将其不动产和商品拍卖给个人经营，产权归个人所有。小私有化容易实施，也颇见成效。目前匈私有化的商业部门已占社会商业总产值的90%。
大私有化指以股份制或有限合伙制形式出现经营大中型企业。大私有化的范围有明确规定，能源、交通、通讯、军工、广播、电视、资源开发等部门不进行大私有化，这些部门的有些企业虽可以进行私有化，但国家控制股必须在51%以上，为了加强国有企业大私有化的进程，匈除向社会售股，引进外资等方式外，还采取“大众私有化”的方式，每个公民可以用无息贷款的方式购买价值约1万美元的股份，偿还期5年。
安道尔政府上台伊始便提出了农业私有化。1992年1月议会通过了《解散合作社法》，当年底，合作社土地和财产的再分配工作已基本结束。其结果是：属于国家所有的土地占全部土地的3.2%，暂时属于合作社所有的土地占25.3%，属于私人所有和将属于私人所有的土地占71.5%。对于暂时属于合作社集体所有的土地，今后将按社员每人30金克朗，职工每人20金克朗的标准在无地社员和职工中进行分配，这部分土地可由主人自行决定如何处置。
匈牙利试图在5—10年内对存在了40多年的国有经济成分高达90%的所有制结构进行非国有化，其难度之大可想而知。
3.关于贸易自由化。匈牙利贸易自由化大约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放开能促进设备、技术更新的产品和专利的进口；第二阶段放开对零部件、原材料的进口；第三阶段放开消费品进口，同时对一些商品实行进口配额。到1991年匈牙利进口的90%已完全自由化。目前政府已放弃了对外贸易的垄断。改革前匈牙利85%的出口产品规定只能由27个单位经营，改革后，从事外贸的单位有1万多家，其中小企业占50%，私营企业在对外贸易中相当活跃。为了帮助中小企业进行对外贸易业务，匈牙利专门成立了“发展外贸基金会”，向那些对外推销产品的中小企业提供资金。此外，匈还改革了外汇管理体制，并以福林贬值促进出口。1994年福林在国际市场上已可自由兑换，顺应了贸易自由化的要求。与外贸自由化和货币的可兑换性相适应，匈牙利的区域和双边的国际关系已完全转轨。匈牙利产品的进口由过去主要依赖经互会市场转向主要依赖欧共体市场。匈已成为欧共体的联系国，并与欧洲自由贸易联盟和维谢格拉德集团签订了伙伴协定。
4.关于经济关系法制化。过去的几年里匈牙利按照西方标准修改和制定了大量的有关经济的法规，其中包括所有制转轨的法律，建立欧洲水平银行和金融体系的法律，审计法，税收法，破产法等。仅1990—1991年就新制定了89项法律，修改了89项法律，颁布了200多个法令。已经形成了社会市场经济的初步框架。
赋予竞争宪法性地位。1989年10月匈牙利国会通过的新宪法第9条规定：“匈牙利共和国在遵守竞争中立的原则基础上，承认并支持经营权利和竞争的自由，后者只有宪法性法律才能加以限制”。1990年11月匈通过了《非正当市场行为法》，规定了禁止垄断和非正当竞争行为原则。尽管转轨步履维艰，效果与预期的相差甚远，但毕竟匈牙利已不可逆转地走上了私有制市场经济的道路。
三、转轨效果的比较
德匈两国转轨效果为人所共知，赘述已是多余，为了对两国转轨效果有一个更清淅的印象，仍列举若干组数据如下。
1936年德国人每天从食物中获取的热量人均3100卡路里。1945年冬美占区人均卡路里为1500左右，法占区为1200左右，有时甚至下降到850—750[⑩]。战争使许多城镇化为废墟。据估计柏林的瓦砾如用带有50节车皮的10列火车运输，需要16年才能运完。法兰克福的瓦砾用同样速度运输，需要30年才能运完(11)。1945年8月美占区的生产只有战前生产能力的5%，1946年9月美占区工业生产也只上升到1936年的33.1%(12)。
但是艾哈德运用社会市场经济理论于德国西部地区，结果创造了举世公认的稳定高速发展的所谓“经济奇迹”。1990年以来社会市场经济又成为统一德国东部地区不容争辩的既定模式。
反观匈牙利，虽仿效社会市场经济模式进行转轨，但效果却大相径庭。自1990年以来，生产滑坡、物价失控、失业剧增、财政赤字连年、居民生活水平每况愈下，据《欧洲经济公报》统计，匈牙利1989年国民生产总值比上一年下降0.2%，1990年下降3.5%，1991年下降6%，1992年下降2%。通胀率1989为17.5%，1990年为28.9%，1991年为36%。失业人数1990年为7.95万，1991年为40.6万，失业率为8.5%(13)。
同为社会市场经济，在德国产生了“经济奇迹”，而在匈牙利却是席卷全社会的危机。人们不禁要问，这究竟是为什么？
匈牙利的确在转轨过程中借鉴了社会市场经济的一些政策，如强调私有制是市场经济的基础，以放开价格和贸易自由化作为经济转轨的突破口，赋予竞争以宪法性地位等，但在具体的政策措施和政策重点上两国又有不同之处。
首先，转轨的微观基础不同。尽管战后的联邦德国和现在的匈牙利都认为私有制是市场经济的基础，但联邦德国在实现转轨时已具备了这一基础。当时艾哈德面临的是希特勒时期遗留下来的大工业企业垄断，因此建立社会市场经济体制的主要障碍是反对历史上已经形成的工业企业中的垄断。而匈牙利却需要构造私有制这一微观基础。也就是说，联邦德国只需要完成由统制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这一项任务，而匈牙利则要完成两个转变，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和由公有制向私有制的转变。
其次，货币政策的差异。艾哈德将币值的稳定视为货币政策的主要目标，时时刻刻不忘保持币值的稳定。匈牙利虽然也实施“放开价格，管住货币”，实施从紧的货币政策，严格控制货币流通量，力争稳定币值，但实际上为了扩大出口和实现货币的可兑换性，采取了货币贬值的政策。这虽然有利于刺激出口，但却孕育了高通货膨胀率。
再次，宏观目标的不同。社会市场经济将物价稳定、充分就业、外贸平衡、适度经济增长作为经济政策的根本目标。这4项经济目标在经济学中素有“魔幻四角”之称，意即四者往往发生矛盾和摩擦，不易兼顾。保障充分就业，必须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这些政策会增加货币供应量，从而引发通货膨胀，过份强调物价稳定，会因失业率的上升而影响经济和社会的稳定，过份强调经济增长又会刺激物价上涨。社会市场经济决心兼顾，并将这一意愿以《促进经济稳定与增长法》予以表述，这是成熟的表现。而匈牙利转轨的宏伟目标仅是私有化。似乎私有化就是一切，有了私有化，其余一切问题均可迎刃而解，结果为了私有化而不顾一切，是否具有私营经济的资本，是否有企业家，是否有懂得市场经济的官员，都不予考虑。总之，他们根本没有认识到私有化需要在市场机制中培育，结果缺乏市场机制的急剧私有化摧毁了国有大中型骨干企业，酿成了全面、深刻、持久的经济社会危机。
全面地总结匈牙利持续、深刻的社会危机的原因超出了本文的范围，本文意图无非是证实：自然科学中同一品种在不同地理环境下会有很大的变异，这一规律也适用于人类社会。
本文是国家教委“八五”规划课题《匈牙利私有化进程中的矛盾与前景》的中间成果之一。
收稿日期：1995-05-17
注释：
① ② 罗肇鸿主编：《国外市场经济模式》，中国商业出版社1993年版，第28页。
③ ④ ⑤ ⑥ ⑦ 洪银兴等：《当代东欧经济学流派》，中国经济出版社1988年版，第339—340、3677、369页。
⑧ ⑨ 转引自[德]路德维希·艾哈德：《来自竞争的繁荣》，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75页。
⑨ ⑩ (11) 转引自顾俊礼：《德国：社会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武汉出版社1994年版，第3—4页。
(12) 转引自蔡金魁：《东欧：转轨中的市场经济》，武汉出版社1994年版，第176—179页。
标签：市场经济论文; 经济论文; 德国经济论文; 边际收益论文; 经济学论文; 边际效应论文; 社会改革论文; 计划经济论文; 所有制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