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矛盾论》与辩证法的中国初旅，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矛盾论论文,辩证法论文,中国论文,毛泽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A8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999（2011）04－0109－07
毛泽东于1937年8月写作的《矛盾论》集中表现了辩证法中国化初期进程的理论特质。但是，国外学者由于其理论立场以及方法论的局限，在对毛泽东所开启的辩证法中国初旅的解读之中，表现出截然不同的理论景观。有的学者将其视为黑格尔主义幽灵在中国的复活，有的学者则认为《矛盾论》不过是对苏联教科书的简单复制。如何对辩证法中国初旅的代表著作《矛盾论》理论特质作出清晰的划定，如何看待国外学者对《矛盾论》的评价，如何看待苏联教科书体系对毛泽东《矛盾论》写作的影响等问题摆在我们面前，亟待解决。虽然有学者也对这些问题作出过解答，但是其中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是：仅仅对辩证法中国初旅进行了定性分析，而缺乏定量分析。也就是说仅仅对辩证法中国初旅的理论特质作出了界定，而忽视了从文本学角度对辩证法中国初旅与苏联教科书作出详细的分析与划界，忽视了从微观层面对这一问题的把握。所以，我们认为有必要对这一问题进行进一步的分析与探讨。
一、国内外学者对《矛盾论》的多重维度解读
《矛盾论》是毛泽东写于1937年8月关于辩证法的重要作品，他深入批判了党内存在的教条主义思想，重申了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一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灵魂。国外学者由于其内在的理论立场以及方法论的差异，在对以《矛盾论》为代表的、由毛泽东开启的辩证法中国初旅的理论特质作出了多重解读，呈现出各自截然不同的理论景观。
国外有的学者认为，《矛盾论》中的许多原理都是对苏联教科书体系的简单重复与搬用，根本就不存在所谓的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问题，即“抄袭说”。波兰著名哲学家科拉科夫斯基在其《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流派及它们的各种起源、发展和瓦解》一书第三卷中写道：“毛的两篇哲学论文——《实践论》和《矛盾论》——是一种对他所读过是列宁和斯大林著作的大众化与简单化的解说，同时加进了一些从当时的需要中得出的政治结论。”[1]持这种观点的还有美国学者斯图尔特·施拉姆。他认为：“毛泽东关于辩证唯物主义的讲演并未真正达到预期目标。这些讲演有相当大的部分，尤其是开始讲的那几章，几乎是不加掩饰地照搬苏联的教材，而毛泽东用自己的语言表达的地方，结果常常不甚理想。”[2]
有国外学者对毛泽东的《矛盾论》持基本肯定的态度，我们可以将其称为“基本肯定说”。诸如日本学者柳田谦十郎和美国学者弗朗西斯·苏。柳田谦十郎在其《毛泽东研究》一书中充分肯定了《矛盾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所作的两点贡献：一是西欧马克思主义理论经过毛泽东之手，成为使东方人感到亲切并具有实用行动价值的论文；二是《矛盾论》中不乏独到的见解。例如，毛泽东发现了被以往唯物主义者所忽视的主次矛盾，为制定中国革命的行动方针提供了理论基础，具有划时代的意义。[3]弗朗西斯·苏在其《毛泽东的辩证法理论》一书中，反对西方学者根据所谓西方哲学标准贬低毛泽东，认为其根本算不上是一位哲学家的观点。他认为：“如果我们用中国哲学的一般标准来衡量，我们可以说毛泽东能够被看作是真正的‘哲学家’，因为毛泽东著作的内容恰好集中于人和人道（用人及其同社会中其他人的关系来衡量）问题。他的著作尤其是他的辩证法理论的目的是通过改变社会结构来改变社会和改善人民的生活。”[4]
针对由毛泽东开启的以《矛盾论》为代表的辩证法中国初旅的理论来源问题，国内外学者大致有下列几种看法：一是认为主要来源于苏联教科书体系，即上面所述的“抄袭说”；二是认为主要是马克思主义、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革命实践三者的结合，持这种观点的大多是国内一些学者；三是来源于“马克思主义”，并且是对它的进一步发展。这里所言的“马克思主义”与国内大多数学者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不同，因为在持这种观点的学者——其最主要的代表人物是美国学者诺曼·莱文——看来，毛泽东所继承的马克思主义是黑格尔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所开启的辩证法中国初旅之所以能指导中国革命实践最终取得成功，其最为关键的因素就是恢复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传统中的黑格尔主义因素。
诺曼·莱文在其《辩证法内部对话》一书第六章“辩证法与延安道路”中详细阐述了毛泽东所开启的辩证法中国初旅。他的主要立论基石是西方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卢卡奇的理论——反对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和列宁的唯物主义认识论。莱文在该书中，制造了马克思与恩格斯（自然辩证法）、列宁早期《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唯物主义认识论）与《哲学笔记》（黑格尔化的列宁主义）、列宁主义（《哲学笔记》）与斯大林教科书体系（《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的对立，而在他看来毛泽东与马克思、黑格尔化的列宁主义是一致的。毛泽东在写作《矛盾论》时，其读过的马克思主义著作不多，其读过的马克思辩证法的著作也根本谈不上。“不是黑格尔的出现而是黑格尔的缺席影响了毛泽东，由于黑格尔不存在，就迫使毛泽东从列宁那里或者从斯大林获胜后的其他俄文资料那里得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5]也就是说，是黑格尔的缺席，毛泽东通过黑格尔化的列宁主义使得黑格尔涌向了毛泽东。所以，他认为毛泽东开启辩证法中国初旅主要是在黑格尔辩证法的扶持之下进行的，“毛泽东的主要贡献就在于对辩证法的政治——革命策略的提炼”[6]。
针对卢卡奇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归于黑格尔辩证法，重申总体性辩证法思想以及苏联教科书体系的经济决定论（诺曼·莱文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直接视为卢卡奇思想在当代的再现），法国结构主义大师阿尔都塞展开了反驳性回应。他认为卢卡奇的人本主义和苏联教科书的经济决定论从本质上说都是“一元论”，在本质上都是因果观的表现形式，是黑格尔辩证法的表现形式。因为“‘只有一对矛盾的简单过程’，恰巧正是黑格尔矛盾的母型”[7]。他试图从马克思辩证法出发，来反对一元决定论。他认为，马克思辩证法的核心和主要特征是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以及矛盾的不平衡发展这三个基本概念。由于事物过程的复杂性，阿尔都塞用“多元决定论”取代“一元决定论”。他承认非经济因素并不像西方马克思主义人本主义流派认为的那样具有完全自律性，而只是具有半自律性。经济因素与非经济因素在共时性、结构性的构成之中共同发挥作用。而毛泽东因为研究的是社会，而社会又是由复杂的矛盾所构成，他撇开“只有一对矛盾的简单过程”不谈。所以，毛泽东在《矛盾论》中所言的次要矛盾和矛盾的次要方面并非是可有可无的，它们与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共同决定事物的发展。由此可见，阿尔都塞从多元决定论的视角对《矛盾论》作了解读，并认为《矛盾论》最伟大之处就在于成功清除了黑格尔主义因素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干扰。[8]
国内学者在对《矛盾论》的解读中，基本上都对《矛盾论》的理论地位和现实意义加以充分肯定，即“充分肯定说”。他们认为以《矛盾论》为代表的辩证法中国初旅一方面继承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基本原理，另一方面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与中国具体的革命实际相结合，进一步发展了辩证法，开启了辩证法中国初旅的新形态。有学者认为，毛泽东在《矛盾论》中实现了将马克思主义矛盾学说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中国传统哲学以及中国人民喜闻乐见的形式“三结合”，创造性地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矛盾学说，促进了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顺利发展。[9]又有学者认为，《矛盾论》的理论价值之所以超出苏联教科书体系的关键原因就在于：它抓住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当中的关键问题，予以了真正系统的说明和解决，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对立统一规律学说进行了创造性的发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10]
在我们看来，从宏观层面对《矛盾论》进行定性分析十分必要，有助于从整体上把握毛泽东《矛盾论》和辩证法中国初旅的理论地位。国内许多学者在这方面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但是国内学者大致都是粗线条地勾画毛泽东开启的辩证法中国化的理论特质，在分析对毛泽东《矛盾论》写作的各方面的影响因素时，也只是大致地、笼统地说明，而缺乏细致、精深的分析。如何回应国外学者对《矛盾论》和辩证法中国初旅的误解甚至是恶意攻击？笔者以为，微观层面的定量分析，具体地、从文本学视角以及整个思想内在逻辑关系脉络角度的深入细致分析，或许是解答这一问题的关键所在。
二、从文献学视角看苏联教科书对毛泽东《矛盾论》写作的影响
我们都知道《矛盾论》是毛泽东于1937年8月在延安为抗日军政大学所作的《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的第三章第一节。毛泽东在写作《矛盾论》之前曾阅读过苏联的一批哲学教科书，并留下了大量的批注，其中对西洛可夫、爱森堡等合著，李达、雷仲坚合译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第三版）留下的批注最多，有将近一万两千字的批注。在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哲学批注集》一书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毛泽东在读《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第三版）和米丁等著《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 （上册）时所留下的大量批注。有研究资料表明，毛泽东研读《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的时间应该在1936年8月14日前，他用了将近一年的时间在研读苏联教科书，通过对米丁等著《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上册）时所留批注的内容推断，研读时间应该在写作《矛盾论》之前。所以，对这两本教科书的研读和批注是后来写作《矛盾论》的直接理论准备。[11]仅仅从文献学的角度我们就能断定苏联教科书对毛泽东写作《矛盾论》产生了影响，同时我们坚决反对将《矛盾论》仅仅看成是毛泽东照搬苏联教科书的简单化定论。教科书对《矛盾论》的影响到底有多大？还需将文本研究与思想史研究相结合，从而更加深刻、清晰地界定教科书体系对毛泽东开启辩证法中国初旅的影响，正确回答辩证法中国初旅到底在哪些方面继承了教科书的原理，又在哪些方面完成了对教科书的超越。
一个不争的事实是：《矛盾论》在新中国成立后重新出版时作了大量的修改，《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关于矛盾问题的论述有将近2.5万字，收入《毛泽东选集》的版本有2.4万字左右（删去了7000字，增加了近6000字）。修改后的《矛盾论》与原稿在基本观点上没有太大的变化，许多修改的部分都是对原有观点的进一步深化与补充。虽然解读者不可能通过文本完全了解作者当时的具体情景，但是解读较为接近作者原初的手稿较之于后来修改后的手稿更能把握作者当时的心理状态和写作思路。所以，我们在谈论苏联教科书体系对毛泽东写作《矛盾论》的影响时，特意选取了《矛盾论》的最初版本，即《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的第三章第一节“矛盾统一法则”[12]。
毛泽东在开篇就直接指出：矛盾统一法则是辩证法最根本的法则。而关于这一点，西洛可夫等合著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第四节中就直截了当地指出辩证法的本质是对立统一及斗争。毛泽东在读到西氏《辩证法唯物论教程》关于这一问题的论述时在旁边空白处引用了列宁的表述：“所以列宁说：对于统一物的分裂及其充满了矛盾的部分之认识，乃是辩证法的本质。”[13]由此可见，提出对立统一规律是辩证法本质并非是毛泽东的独创。但是，毛泽东确实将对立统一规律提升到了比否定之否定和质量互变规律更高的地位，这是教科书体系所没有做到的。关于毛泽东如此重视矛盾在辩证法中作用的原因，施拉姆这样解释道：毛泽东敏锐地意识到中国社会模糊不清而又复杂的特征——国内矛盾的复杂性，并力图把这种洞见在其革命策略中具体化。[14]
基本上对教科书原理进行转述或提炼概括部分主要有：《矛盾论》第一部分“两种发展观”，其中的主要思想基本上是借鉴《辩证法唯物论教程》和《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中关于两种发展观的论述。第二部分“形式论理的同一律与辩证法的矛盾律”基本上是对教科书原理的转述。20世纪30年代苏联教科书将形式逻辑（形式论理学）等同于形而上学，是与辩证法相对立的资产阶级反动的方法论。毛泽东也受到这种错误观念的影响，在读西氏《辩证法唯物论教程》关于“否定之否定法则”时，在旁边空白地方留下这样的批注：“形式论理学的错误在于把否定看作过程与过程间的外的否定，再则看作绝对的否定，这是完全不理解现实的看法。”[15]在《矛盾论》中他这样写道：“全部形式论理学，只有一个中心，就是反动的同一律。全部辩证法也只有一个中心，就是革命的矛盾律。”[16]后来随着20世纪50年代斯大林发表的《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以及苏联哲学界关于逻辑问题的讨论，使得毛泽东改变了原来错误的看法，随之在修改《矛盾论》时将整节都删除。第三部分“矛盾的普遍性”一方面借鉴了教科书中有关恩格斯“矛盾就是运动”的论述以及教科书对苏联德波林主义否认矛盾自始至终的批判，另一方面毛泽东也列举了诸多实例证明矛盾的普遍性存在。第六部分“矛盾的同一性与斗争性”，西氏版的教科书中第六节“对立的相互渗透”对这一问题做了详细的阐述。“内的对立互相结合，对立的一方面如没有他一方面就不能存在。”[17]这些思想在《矛盾论》中都可以找到痕迹，毛泽东对矛盾同一性的论述与西氏本相差无几。第七部分“对抗在矛盾中的地位”，教科书中对对抗在矛盾中的地位也作出了详细的论述，米丁版教科书通过对布哈林为代表的机械论和孟什维克的唯心论的批判，阐释了对抗在矛盾中的地位。
对教科书中原理进行了创造性发挥的地方有：第四部分“矛盾的特殊性”，西氏在教科书中就明确地指出了矛盾的特殊性。但是，毛泽东对矛盾特殊性的论述较之教科书更具有系统性和全面性，因为教科书对矛盾特殊性的论述是零散的，是从各个事物和各个过程出发来论述矛盾的特殊性。毛泽东对矛盾特殊性做了如下全面的论述：“各个物质运动形式的矛盾，各运动形式在各个发展过程的矛盾，各个发展过程的矛盾之各个方面，各个发展过程在其各个发展阶段上的矛盾，以及各个发展阶段上矛盾之各方面。”[18]国内外许多学者对毛泽东在这个问题上的发挥给予了极高的评价，认为这是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创造性发展。第五部分“主要矛盾与矛盾的主要方面”，西氏版教科书中有专门讨论主要矛盾的章节，并且毛泽东在阅读的时候也留下了许多批注。但是，毛泽东在这一问题上超出教科书之处在于：教科书认为一般来说，矛盾主要方面总是同一个方面，例如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这对矛盾中，占主导地位的总是经济基础。[19]毛泽东则认为，生产力、实践、经济基础并不是总表现为占主导地位，生产关系、理论和上层建筑有时也会反过来变成主导或决定因素。“生产力、实践、经济基础，一般表现主导的决定的作用，谁不承认这一点，谁就不是唯物论者。然而生产关系、理论、上层建筑这些方面，有时亦表现其主导的决定的作用，这也是应该承认的。当着不变更生产关系生产力就不能发展之时，生产关系的变更就起了主导的决定的作用。”[20]毛泽东在这一部分超越教科书之处在于：强调主次矛盾、矛盾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的相互转化，否认经济一定占据主导地位，反对教科书体系的“经济决定论”，强调矛盾双方的交互作用，即“多元决定论”。
由此可见，毛泽东写作《矛盾论》的确深受苏联教科书的影响。可以说，对苏联教科书的研读及其所作的大量批注，为《矛盾论》写作提供了直接的理论准备。具体来说，在一些特定的概念上，毛泽东确实是直接借鉴了教科书的表述，诸如对立统一、主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等。但这是无可厚非的，因为任何理论创造都是不可能脱离历史积淀的详细材料，毛泽东借鉴苏联教科书的做法符合人类思想史发展的一般规律。并且，毛泽东在对《矛盾论》具体章节的安排上也深受教科书的影响。西氏版教科书关于矛盾的论述共分为七节。而毛泽东《矛盾论》也分为七个部分加以论述，并且在有的部分名字和西氏版也相差无几。但是《矛盾论》以对立统一规律为核心的总分结构，较之于西氏版更加科学化、系统化。任何无视或者否认苏联教科书对毛泽东写作《矛盾论》影响的观点都是不符合历史事实，不利于正确厘清毛泽东开启的辩证法中国化与苏联教科书内在真实的关系，也不利于真正弄清毛泽东开启的辩证法中国初旅的理论实质。
三、从理论——实践互动机制看辩证法中国化的理论实质
承认苏联教科书对毛泽东写作《矛盾论》产生影响，并不等于说毛泽东就是照搬照抄苏联教科书，完全没有任何理论创新。这种所谓的“抄袭说”，一方面是与历史事实不相符合，另一方面表明持这种观点的人没有从本质上弄清毛泽东写作《矛盾论》的真实意图，没有真正理解毛泽东所开启的辩证法中国初旅的理论实质。我们以为，要想真正理解毛泽东写作《矛盾论》的意图，必须置于当时具体的历史情境之中。
在延安之前，我们应当承认毛泽东所读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确实不如党内一些理论工作者多，但是毛泽东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辩证法思想可谓是有深刻把握的，从毛泽东读教科书的批注中和《矛盾论》中所举的大量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例子，就可以清楚地看出毛泽东对中国古代哲学中朴素辩证法的精深把握。笔者粗略地估算了一下，发现毛泽东在《矛盾论》中引证中国古代哲学、传说、典籍有将近十余处，诸如孔子、孙子的名言，又如小说《水浒传》中的关于辩证法的故事，亦如“夸父追日”等传说。从这里可以看出，毛泽东并非是生搬硬抄教科书的原理、概念，而是从一开始就是带着中国传统文化所特有的思维去理解这些原理、概念。同时运用中国传统典籍、传说去引证马克思主义原理，让马克思主义原理以中国人民喜闻乐见的形式出场。这也可以视为毛泽东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的端倪。在这一过程中，也使得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辩证法思想，经过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检验，提升到了方法论和理论高度。另外，毛泽东高于党内其他理论工作者之处就是他拥有的实践经验，数十年革命战争丰富的实践经验是其他理论工作者所欠缺的。笔者发现，在《矛盾论》中毛泽东引用中国具体革命实际的例子有不下十五处，诸如引证国民大革命的失败、国共合作、统一战线、反“围剿”等具体的革命经历，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检验中国具体革命经验，并且将经验提升到理论高度，寻求进一步指导实践活动的方法和理论。
毛泽东通过阅读苏联教科书，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思想。但是，毛泽东在写作《矛盾论》时并不是简单照搬或者重复教科书中的原理，而是通过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理解、吸收，将中国古代朴素辩证法与丰富的实践经验融入到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之中，用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改造中国古代朴素辩证法，用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检验中国革命的实践经验并且提升到理论高度。通过对这三者的结合，形成了《矛盾论》这部作品，开启了辩证法中国初旅的先河。这也是为什么《矛盾论》没有“学究气”，如此贴近实际，过了数十年仍具有可读性的原因之所在，也是《矛盾论》超出教科书体系、毛泽东高于党内其他理论工作者的原因之所在。以上论述清楚地表明：理论与实践互动机制是辩证法中国化的动力所在。因为从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来看，《矛盾论》的写作和辩证法中国化的开启，既是理论发展的内在需要，也是实践活动的必然要求。实践活动必须在特定理论的指导之下进行，理论的发展必须依靠实践来推动。所以，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既是理论的需要，也是实践的要求，两者双向互动，共同推动各自的发展。具体来说：
一方面，从理论发展的需要看，开启辩证法中国初旅迫在眉睫。中国的教条主义者们深受苏联教科书的影响，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他们对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理解水平并不在毛泽东之下。但是，他们在领导中国革命过程中，以马克思主义专家自居，从马克思主义本本出发，将苏联经验和共产国际决议神圣化，忽视中国革命的特殊情况，照搬照抄苏联经验，企图在中国完全复制出一个苏联模式。一时间，党内教条主义、主观主义盛行。而推行教条主义、主观主义，忽视中国革命的具体情况，缺乏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后果就是在政治和军事上连连失利。虽然遵义会议上批判了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错误，恢复了毛泽东在党内的实际领导地位，但是，遵义会议仅仅解决了组织和军事问题，对于政治思想问题没有解决，这使得教条主义和主观主义在党内仍然有滋生的空间和可能性。所以，必须进一步加以批判和肃清。虽然毛泽东在政治军事上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是在哲学方面尤其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方面的理论修养与从苏联回国的教条主义者相比仍有欠缺。并且，教条主义者经常引证马克思主义本本中的具体结论攻击毛泽东的具体路线、方针、政策是与马克思主义相违背的，攻击毛泽东是“山沟里的马克思主义”，是“否认理论”的“狭隘经验论”，认为只有在大城市、在书本上、在工人阶级那里才能产生出马克思主义，而在农村和农民那里是不可能产生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这使得毛泽东有感于必须进一步学习马克思主义，发展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证明他的政策从本质上是与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相符合的。
到达延安以后，毛泽东潜心研修、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著作。斯诺在《西行漫记》中对毛泽东在延安时期学习哲学的情况作了如下的描述：“毛泽东是个认真研究哲学的人。我有一阵子每天晚上都去见他，向他采访共产党的党史，有一次一个客人带了几本哲学新书来给他，于是毛泽东就要求我改期再谈。他花了三、四夜的功夫专心读了这几本书，在这期间，他似乎是什么都不管了。”[21]另外，从毛泽东在延安期间大量阅读的马克思主义书籍中也可以看到，他对于进一步学习和发展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热情和紧迫性。其实，针对教条主义者的攻击，毛泽东早在1930年5月写作的《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就明确批判了教条主义的错误，主张调查研究，从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出发。而1937年8月写作《矛盾论》可以视为对党内教条主义的进一步批判，是从哲学和思想理论高度肃清教条主义在党内的影响。所以，从理论发展的需要来看，毛泽东写作《矛盾论》主要是针对教条主义者的攻击，论证他的理论从本质上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因为他从中国具体革命的实际情况出发，对中国革命具体分析，反对照搬照抄书本和苏联经验，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国情相结合，在结合的过程中解决实际问题，并且将这些实际问题提升到哲学理论的高度，奠定了党的思想基础。
另一方面，从中国具体革命实践发展的要求看，推进辩证法中国化也是必需的。理论是实践的先导，实践活动必须要在一定理论的指导之下进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证明：教条主义的理论和从马克思主义本本出发、照搬照抄苏联经验的做法，在理论上不利于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在实践中危害中国革命的胜利前进。而毛泽东之前领导的革命活动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就是因为立足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但是，其中的一项不足之处就是：由于我党建党初期在理论准备上的不足，所以在指导革命的理论中马克思主义的东西自然较少。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理论准备和理论建设是与具体革命实践活动相结合的，在革命的具体实践活动中，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不断总结经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所以，为了指导革命实践活动的进一步发展，既不能使用教条主义的做法，也不能再像以前那样从经验出发，必须将实践活动中的经验加以科学总结，并提升到理论高度，以进一步指导革命实践活动的开展。所以，毛泽东在写作《矛盾论》的过程中，引用了大量的中国革命的具体例子，并且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中国革命的具体经验进行科学的总结，并将具体实践经验上升到理论高度，成为中国化的辩证法，指导革命实践活动的进行。所以，毛泽东写作《矛盾论》、开启辩证法中国化更为重要的是实践上的要求，是为了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反对教条主义做法，寻求解决实际问题的方法。即从当时具体革命实践——国内矛盾交错复杂，中日民族矛盾成为主要矛盾出发，需要在全党统一认识，从中国具体的革命实践出发，科学分析具体形势，制定出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
概言之，毛泽东写作《矛盾论》主要不是对哲学概念感兴趣，不是生造新的概念或对辩证法基本概念进行新的解释，而是运用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基本概念、规律来检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服务于具体的革命实践活动。辩证法中国化强调马克思主义理论必须要与中国具体的革命实际相结合，从中国革命的特殊情况出发，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反对教条主义的做法，强调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中国革命，将具体革命经验提升到理论高度，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从这一意义上说，辩证法中国化奠定了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基础。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中国具体实践、分析中国革命的特殊性，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相结合，寻求指导中国具体革命实践活动的路线、方针、政策，这与后来毛泽东对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解释可谓是一脉相承，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矢”去射中国具体革命的“的”。辩证法中国化不是概念哲学，不同于教科书体系有一套完整的概念体系，而是面向具体革命实践活动的实践哲学。辩证法中国化包含的理论容量也是苏联教科书无法比拟的，因为它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总结中国革命具体的实践经验，过滤中国传统文化，并且将二者上升到马克思主义理论高度的结晶。总而言之，毛泽东所开启的辩证法中国化是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与中国具体革命实践相结合，通过对中国具体革命实践经验的总结并且提升到理论高度，进一步指导中国革命实践活动的开展，即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实践化。辩证法中国化是服务于中国具体革命的实践哲学，在本质上是与实事求是思想路线一脉相承的。
［收稿日期］2011－0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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