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经古义》与惠栋汉学思想的形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汉学论文,思想论文,九经古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 K24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39-8041(2016)03-0128-10 对清学史上的吴派大师惠栋，近代以来已进行了诸多讨论，成果堪称丰硕。①惠栋精研诂训、笃守汉学的方法与思想，长期成为学界研讨惠氏学术的中心议题，不过这种“汉学”意识的具体形成过程，却很少有人道及。作为惠栋代表作之一的《九经古义》，往往被用来讨论惠氏汉学的特质，然而该书既然为考稽群经“古义”之作，那么这种尊崇“古义”的观念究竟从何而来？《九经古义》的撰写过程是否与这种观念的形成有关？有关这一问题，前贤论述较少涉及，②因而本文据《九经古义》稿本，呈现该书的撰写过程大略，并进而探寻惠氏汉学思想的形成过程，以期有益于惠氏经学的深入研究。 一、《九经古义》的历次更名 《九经古义》代表了惠栋研治群经的成就。所谓“九经”，即《周易》《尚书》《毛诗》《周礼》《仪礼》《礼记》《公羊》《穀梁》《论语》。该书稿本现藏上海图书馆，计九卷，每经各一卷。③ 稿本首页题“九经古义”与“易、书、诗”，次页题“九经古义”与“三礼、公穀、论语”。根据笔迹判断，应为惠栋手泽。“九经古义”下皆有小字注明“先子手稿”，因惠栋长子惠嘉学早逝，次子惠嘉绪(后改名惠承绪)曾参与《九经古义》的刊刻校役，故“先子手稿”四字或为后者所书。稿本之中，前四卷原分别题《周易考》《尚书考》《毛诗考》《论语考》，④后五卷皆题《识小编》。邓志峰教授已经注意并指出，稿本各卷篇名皆有勾抹。前四卷的“某某经考”下方或右侧有“九经会最卷某”字样。后五卷的“识小编”经勾抹后，或下题“改九经会最”，或于右侧题“九经会最卷某”。由此可知，《九经会最》一名在《识小编》之后。另外，各卷改题篇名中的“会最”二字，或被勾抹，或被保留，其右侧皆另题“古义”二字，知《九经古义》一名又在《九经会最》之后。⑤ 由诸篇各题“九经会最卷某”，可知稿本九卷即成型于《九经会最》完成之时。⑥今本《九经古义》中，卷四、卷七、卷十二称引《易古义》，卷五称引《易考》，卷二、卷六、卷七、卷十四称引《尚书考》，卷二、卷十称引《诗考》，卷十三称引《礼记古义》，⑦检稿本中原分别作《易考》《尚书考》《诗考》《礼记考》。知《九经会最》成型之时，各卷即称“某某经考”。又各卷首条考释之前，另书“某某经古义”，知书名改题《九经古义》后，各卷亦改称“某某经古义”。 不仅书名、篇名有更定，卷次也有更改。《论语考》先题“九经会最卷四”，后将“会最”改为“古义”，下又书“此卷当附三传后”七字，则可知书名改题《九经会最》之时，全书卷次尚为《周易》《尚书》《毛诗》《论语》《周礼》《仪礼》《礼记》《公羊》《穀梁》。及至改题《九经古义》，方将《论语古义》移至末卷。 学界此前多以《九经会最》与《九经古义》为二书，今据稿本可明其非是。惠栋著作如《渔洋山人精华录训纂》《后汉书补注》中凡称引《九经会最》者，皆指后来更名为《九经古义》之书，并非《九经古义》之外别有《九经会最》存焉。 根据上述书名更改的过程，则可进一步推定《九经古义》的定名时间。惠栋所著《后汉书补注》共二十四卷，今可考见其书卷十三、十五、十七尚称引《九经会最》，至卷十八则称引《九经古义》(检其内容，为《毛诗古义》中语)。⑧则书名改《九经古义》，必在撰写《后汉书补注》卷十八之时。据漆永祥先生言，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嘉庆九年李氏德裕堂刊本《后汉书补注》二十四卷，曾经薛寿校录，依薛寿所录可知，惠书原稿《范氏后汉书训纂》(后改题《后汉书补注》)共十二本，“自始至列传第二订为第一本，列传第三至十五订为第二本……六十六至七十二为第八本……”⑨今检《后汉书补注》卷十八内容，正为《儒林列传》第六十九、《文苑列传》第七十，则该卷在原稿第八本无疑。惠氏在原稿第七本末题“壬戌二月艮受丙撰毕”，第八本末题“壬戌三月巽受辛撰毕”，⑩则可知第八本内容撰写于乾隆七年壬戌(1742)二三月间。而其中已称引《九经古义》，则《九经古义》的定名很有可能就在此时。 可以作为参证的是，与《九经会最》更名《九经古义》相似，《后汉书补注》书名乃是从《范氏后汉书训纂》更改而来。(11)“训纂”二字常为惠氏取以冠己著，如《山海经训纂》《渔洋山人精华录训纂》等。详味其义，与《九经会最》中的“会最”一词相去不远，皆不过是材料的综会，思想倾向未必十分鲜明。及至《范氏后汉书训纂》成书后，惠栋更其名为《后汉书补注》，其指向便十分明显，乃是针对范氏《后汉书》及注文的疏漏与错谬。(12)根据书名的转换，已可知惠氏用心大端。《范氏后汉书训纂》始撰于雍正九年，历十一年而完成，成书之年正是乾隆七年。(13)这一时间与上述推定的《九经古义》定名时间相合，恐非偶然。很有可能的一种情况是，在长期经史研究的推动下，惠栋尊崇“古义”的思想渐趋成型，故而才郑重将自己的经史著作相继改名。联系《后汉书补注》中对《九经会最》与《九经古义》的称引变化，倘说《九经古义》最有可能的定名时间是乾隆七年，当与事实相去不远。而《九经古义述首》中明言该书书名为《九经古义》，则亦当成于乾隆七年或稍后。(14) 二、从“识小”到“会最”：《九经古义》增补过程管窥 在《九经古义》稿本中，《周礼》《仪礼》《礼记》《公羊》《穀梁》诸篇初名《识小编》，当是惠氏取《论语》“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之义而得。(15)由此篇名可推知，惠书最初仅是治经所得的零言积累，与日后成型的汉学思想之间，尚有较大距离。《识小编》中不乏饾饤考证的内容，其中尤能体现惠氏“识小”的最初样貌者，有如下数处： 《礼运》：“孔子曰：‘大道之行也，与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注云：“志谓识，古文。”(16) 《丧服大记》：“君大夫鬊爪实于绿中。”注云：“绿当为角，声之误也。角中，谓棺内四隅也。”(17) 《表记》：“仁者，人也。”注云：“人也，谓施以人恩也。《春秋传》曰：‘执未有言舍之者，此其言舍之何？人也。’”《正义》云：“施人以恩，谓意相爱偶人也。引《春秋传》者，成十六年《公羊传》文。《传》称欲人爱此行父，故特言舍之。引之者，证人是人偶相存爱之义也。”(18)此三条中前二条为原有条目，第三条系增补内容，皆直录原注疏，未有片语考释。钮树玉在校读《九经古义》时，曾援引顾广圻之说，以为此数条中考订“古义”之文遗脱。(19)王欣夫先生则以为“实则于此诸条，只摘出备考，而抄时不详，径自并入此未毕之说”。(20)今据稿本证之，顾氏判断显误，王先生之言甚确。由此也可知，惠书最初的撰作实为材料抄撮，其后方参以他书进行考订。因而，包含自谦意味的“识小”之名，从惠栋最初的治经方法而论，也未尝不是据实之言。 “会最”一词，常为惠氏取以作书名，如《周礼会最》《汉事会最》《汉事会最人物志》《诸史会最》等。(21)“会最”一词的解释，可在《九经古义》中觅得。《礼记古义》云： 《乐记》：“竹声滥，滥以立会，会以聚众。”注云：“滥之意，犹擥聚也，会犹聚也。聚或为最。”古“最”“聚”通用。《管子·禁藏篇》曰：“冬收五藏，最万物。”注：“最，聚也。”《史记·殷本纪》云：“大最乐戏于沙丘。”徐广曰：“最，一作聚。”又《周本纪》有“周聚”，徐广曰：“一作最。最亦古之聚字。”(注：《公羊》隐元年《传》云：“会犹最也。”何休云：“最之为言聚，若今聚民为投最。”)(22)由此可知，会最即会聚，由散殊而渐至综会之意。《九经古义》手稿中，每页眉端、行间、地脚处，多有增补，且惠栋在序言中明言“日有省也，月有得也，岁有记也”，(23)则惠氏将《识小编》改题《九经会最》，必是取上述之意。 从《识小编》到《九经会最》的具体增补过程，尤需留意。笔者详细校对《四库》本《周易古义》《尚书古义》《毛诗古义》与稿本异同，此三部分的增订条目得以考见。见表1。
由表1可知，《九经古义》中的大部分条目皆系惠氏增改而成，未经增改的原有条目不足今本半数。为呈现该书增改的具体内容，以及惠氏通过“会最”材料而进行辨字审音的具体方法，以下详举数例而明之。 据稿本可知，惠书有借增补内容而论定古字相通者。如《周易考》原有一条作： 《豫·彖》曰“四时不忒”，京房“忒”作“貣”。《尚书·洪范》家“衍忒”，《史记》引作“貣”。疑古字通。(标着重号者为惠栋删除内容，下皆同)惠氏初作此条文字时，对于“忒”“貣”相通，未有定见。其后增补为： 《豫·彖》曰“四时不忒”，京房“忒”作“貣”。《尚书·洪范》曰“衍忒”，《史记》引作“貣”。《管子》曰“如四时之不貣，如星辰之不变”，皆古“忒”字。《月令》云“无或差贷”，“贷”即“忒”也。《吕览》正作“忒”。“贷”当为“貣”字之误。(24)(标下划线者为惠栋增补内容，下皆同)惠氏考寻《管子》与《吕氏春秋》中的例证，确信“忒”“貣”二字相通，并以之推定《月令》中的误字。惠氏勾抹“疑古字通”四字，足可见此一增补过程使其由疑至确。 又如《尚书考》中原有一条作： “尔谓朕曷震动万民以迁。”蔡邕《石经》曰：“今尔惠朕曷祗动万民以迁。”栋案：“震”与“振”同。《虞书》“震惊朕师”，《史记》作“振”。又“祗”“振”每相乱。《无逸》云“治民祗具”，《史记》又作“振惧”，或古字通用，未详。惠氏起初以“祗”“振”二字多相乱，又疑二者可通用，意见未定。其后此条增订为： “尔谓朕曷震动万民以迁。”蔡邕《石经》曰：“今尔惠朕曷祗动万民以迁。”栋案：“震”与“振”同。《虞书》“震惊朕师”，《史记》作“振”。又“祗”“振”每通用。《皋陶谟》云“日严祗敬六德”，《无逸》云“治民祗具”，《史记》皆作“振”。(注：《内则》云“祗见孺子”，郑元云：“祗，敬也。或作‘振’。”)(25)惠氏因考稽《皋陶谟》与《史记》的异同，又参酌郑注《内则》语，确定“祗”“振”二字相通。经此增补后，疑虑因之明朗，惠氏于是改“相乱”为“通用”，删去“未详”。 惠氏又借增补内容，渐明一字的今古文之异。如《尚书考》原有一条作： “鸟兽孳尾。”《史记》作“字微”。“字”与“孳”通，“微”与“尾”通。《说文》曰：“字者，言孳乳而侵多。”《战国策》有尾生高，高诱以为鲁人，即《论语》之微生高也。《庄子》或作“尾”，或作“微”。《说文》曰：“尾，微也。”惠氏起初唯以“字”与“孳”通，“微”与“尾”通。其后则有新见： “鸟兽孳尾。”《史记》作“字微”。“字”与“孳”通，“微”与“尾”通。《说文》曰：“字者，言孳乳而侵多。”《战国策》有尾生高，高诱以为鲁人，即《论语》之微生高也。《庄子》或作“尾”，或作“微”。《说文》曰：“尾，微也。”《汗简》云：古文《尚书》“字”作“孳”。是“孳”为古文“字”也。《释文》云：“孳，音字。”案：“字”本有“孳”音。《士冠礼》字辞云“昭告尔字”，读为“滋”，与“宜”“之”协。《释名》曰：“尾，微也，承脊之末稍。微，杀也。”《古今人表》有尾生高、尾生畮，师古曰：即微生高、微生亩也。(26)惠氏通过增补《释名》《汉书》及颜师古注的相关内容，进一步论证“微”与“尾”通。而最可注意者，乃在于惠氏由《汗简》而知“孳”为古文，“字”为今文，又据《经典释文》证其古音相通，从而论定此字的今古文之异。增补的过程促进了惠氏“辨字审音”，由此例可以概见。此外，《尚书考》中又有一条原作： “共工方鸠僝功。”《说文》引《虞书》曰“旁逑(注：又作救)僝(注：又作孱)功”云：逑，敛聚也。与《孔传》同。疑古文“鸠”字作“逑”耳。许慎、马融皆云：“僝，具也。”孔氏训为“见”，《史记》又训为“布”。案：僝，徐邈音撰，许、马说是，孔训非也。《尚书》中如“方鸠僝功”“方施象刑”“方告无辜”，汉儒皆引作“旁”(注：见《白虎通》《论衡》等书)。《孔传》于“方鸠”“方割”，皆训为方，方是读如字。栋谓：“方”当依字读为“旁”。(注：《立政》云：“方行天下。”亦读为“旁”。《传》云：“方，四方。”非也。)惠氏将其增补为： “共工方鸠僝功。”《说文》引《虞书》曰“旁逑(注：又作救)僝(注：又作孱)功”云：逑，敛聚也。与《孔传》同。疑古文“鸠”字作“逑”耳。许慎、马融皆云：“僝，具也。”孔氏训为“见”，《史记》又训为“布”。案：僝，徐邈音撰，许、马说是，孔训非也。《尚书》中如“方鸠僝功”“方施象刑”“方告无辜”，汉儒皆引作“旁”(注：见《白虎通》《论衡》等书)，而“方命”之字仍作“方”，读为放。《孔传》于“方鸠”“方割”，皆训为方，方是读如字。栋谓：“方”当依字读为“旁”。郑注《士丧礼》云：“今文‘旁’为‘方’。”是“旁”为古文“方”也。薛宣古文“方”字皆作“匚”。(注：《立政》云：“方行天下。”亦读为“旁”。《传》云：“方，四方。”非也。)(27)因增补考订，惠氏从郑玄《仪礼注》中知“今文‘旁’为‘方’”，故论定“方”为“旁”字的今文。并观上述二例，可知正是在博稽群书、会最旧注的过程中，经典的古训条理渐得清晰，今古文文字的区分亦渐趋明畅。 惠书的增补，不仅可论定文字相通与今古文之异，即如文字古音，亦可借补充例证而审定。如《毛诗考》有一条原作： 《板诗》云：“天之方难，无然宪宪。”《传》云：“宪宪，犹欣欣也。”栋案：“欣”当音“轩”，古“宪“”献”二字皆有“轩”音。《乐记》曰：“《武》坐，致右宪左。”郑注云：“宪，读为轩。”刘熙《孟子注》(注：《文选注》引)曰：“献犹轩。轩，在物上之称也。”由“当”字可知惠氏并未确信己说。经增补后，该条改定为： 《板诗》云：“天之方难，无然宪宪。”《传》云：“宪宪，犹欣欣也。”栋案：“欣”读为“轩”，古“宪”“献”二字皆有“轩”音。《乐记》曰：“《武》坐，致右宪左。”郑注云：“宪，读为轩。”刘熙《孟子注》(注：《文选注》引)曰：“献犹轩。轩，在物上之称也。”《左传》“掀公出于淖”，徐邈云：“掀，许言反。”是古音“欣”与“轩”同。郑注《内则》云：“轩，读为宪。”二字又反复相训。(注：吴时姚信用《昕天论》云：“昕，读为轩。”见《月令正义》。《说文》“昕，读若希”，与此异。)(28)惠氏依徐邈、姚信之言，佐证“欣”“轩”音同之说；又据郑注而考定“轩”“宪”二字反复相训。此时确信己见，因而特改“当音”为“读为”。 《九经古义》全书过半内容的增补改订，多与上述例证相类似，通过以上的讨论，惠书的增订过程可见一斑。由此可知，惠栋将《识小编》更名为《九经会最》，不仅是就增加考释的条目而言，即使是在同一条目中，也因博考群书、会最古注而使得群经文字的古义古音逐渐明朗。经增补后，惠书最初的散殊面貌逐渐褪去，古义古音的考求方法日渐成熟，今古文的文字异同多得以考见，汉儒经说的内在条理已呼之欲出。此一增补过程，为惠氏总结出“经之义存乎训，识字审音乃知其义”，提供最为翔实的材料，(29)同时也为其笃守汉儒训诂，最终形成汉学思想，奠定最为坚固的学术基石。 三、从惠栋对唐儒、清儒的态度转变看汉学思想的形成 晚明以降，学者对汉儒的推尊渐成趋势，然而若论明确以“汉学”治经并取得丰硕成就者，则实始于惠栋。惠栋的《九经古义》《禘说》《明堂大道录》《周易述》等著，皆是力申汉义之作，为后世学人开示了研治汉学的重要法门。钱大昕所说“今士大夫多尊崇汉学，实出先生(指惠栋)绪论”，(30)从学术史的角度视之，诚非虚誉。而近来台湾学者张素卿从“典范转移”的角度，指出“惠栋致力于以‘汉学’解经的治学门径，确立它为一种经学的解释典范”，(31)也可谓相当准确地把握到了惠栋的特殊地位与意义。 如前所述，惠栋的这种汉学思想有其逐渐形成的具体过程。单就《九经古义》而论，惠栋通过博稽群书、详参古注而进行的大量增改，无疑就是催生汉学思想的动力之一。此外，惠栋在初撰该书时，对唐儒《正义》之学尚持信奉态度，对清初诸儒的解经意见也稍有简择，只是在后来的修订过程中才对唐儒和清儒的意见严加删汰。这一重要的转变过程，虽然不为近来学界所强调，然而恰是这一点，可以透露出惠氏思想的成熟与转型。 惠栋在对《九经古义》屡加增补的同时，多有删削。检惠氏稿本，有删除先前误见数处，如《周易考》原有一条作： 《文言》曰：“元者，善之长也。”栋案：自此至“贞固足以干事”，鲁穆姜引之，在孔子前。梁武帝曰：《文言》是文王所制。理或然也。(32)此条在稿本中已为惠栋删去，不见今本《九经古义》。删去之因，可在惠氏晚年著作《周易述》中觅得，惠栋云： 《文言》一篇，皆夫子所释《乾》《坤》二卦卦爻辞之义，故云卦爻辞也。梁武帝曰：《文言》是文王所制。案：“元者善之长也”一节，鲁穆姜引之，在孔子前，故以为文王所制。然则初九以下，著答问而称“子曰”，岂亦文王所制耶？是知《文言》者，指卦爻辞也。以卦爻辞为文王制，故谓之《文言》。孔子为之传，故谓之《文言传》，乃十翼之一也。(33)起初惠栋以梁武帝之说不为无见，其后觉察初九以下有称“子曰”者，则《文言》并非文王所作可知。依惠氏看来，《文言》乃指《乾》《坤》二卦卦爻辞，为文王所作，《文言传》方为孔子对此二卦卦爻辞的解释。梁武帝笼统而言《文言》乃文王所制，为惠氏所不取。 在此类被删除的条目中，尤以下例最当关注。《尚书考》卷末原有一条，被惠氏全部勾抹，稿本该页眉端有惠栋识语云：“读书未造至极，为孔颖达所惑。”今迻录该条如下： 东莱张霸所撰百两篇，其略见于《律历志》。郑康成注《尚书》亦用其说。《论衡》载百两篇云：“伊尹死，大雾三日。”(增补：《律历志》载《伊训》之“诞资有牧方明”。)今汲郡古文亦有是事。又《律历志》载《武成》篇云：“(增补：惟一月壬辰，旁死霸，若翌日癸巳，武王乃朝步自周，于征伐纣。)粤若来三月，既死霸，粤五日，咸刘商王纣。”“惟四月既旁生霸，粤五日乙卯，乃以庶国祀馘于周庙。”案：其文皆见《周书·世俘》篇中。又《嗣征》“厥篚元黄，昭我周王”，《伊训》“载孚在亳”，与《孟子》所引略同。盖霸荟萃周秦诸书而为之者。(34)由此条可知，惠氏曾经认为，上述文字中的《胤征》《伊训》经文，系张霸荟萃诸书而成，而《汉书·律历志》中所引《武成》，也可能是张霸参合《逸周书》所伪造。因而以惠氏之见，郑玄注《尚书》时引及《胤征》《伊训》上述经文，又以《武成》为逸书，亡于建武之际，这些都可证明郑玄注《尚书》亦用张霸百两篇。然而惠氏此解，实源于孔颖达误说。孔颖达因信从东晋晚出《尚书》二十五篇古文，故以郑玄所述二十四篇(即十六篇，内《九共》有九篇)为张霸之徒所伪造。(35)惠氏沿袭此说，可知作《尚书考》时，尚尊信唐儒《正义》之学，未对晚出古文《尚书》多加怀疑，同时对郑玄的“真古文”自然也无从发阐。 因而，惠氏对唐儒《正义》之学渐生怀疑的转变历程，便值得重视。《古文尚书考》卷上云： 孔冲远以孔氏十六篇为张霸伪书。其说之可疑者有四焉。……《律历志》载《伊训》篇曰：“惟元年十有一月乙丑朔，伊尹祀于先王”，《武成》篇云：“惟一月壬辰，旁死霸(注：古文‘魄’‘霸’通)，若翌日癸巳，武王乃朝步自周，于征伐纣。”《毕命》曰“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云云。案：其文与梅氏所载略同，后人斥之为张霸伪书者也。愚考王充《论衡》曰：“霸造百二篇，成帝出秘《尚书》以校考之，无一字相应者。”夫霸书不与百篇相应，何后出古文独与之同？其疑四也。(36)惠氏因参证《汉书·儒林传》《别录》，以及刘歆、郑玄、王充所引逸《书》，俱可证张霸百两篇与孔氏十六篇有别，故而怀疑孔颖达所说。惠氏复考《汉书·律历志》中所录，与东晋晚出古文相近，而张霸百两篇在汉成帝时已被证明与中秘本无一字相同，那么张霸之书必非孔氏逸书可知。惠氏又言： 案霸所撰，有百两篇，无伪造二十四篇之说。二十四篇之文(注：《九共》同卷，实十六篇)，刘歆、班固皆以为孔安国所得逸书，非张霸书也。自东晋二十五篇之文出，于是始以二十四篇为伪书。信所疑而疑所信，此后儒者所以不能无辨也。(37)上述二段引文皆作于雍正十二年(1734)夏秋间，(38)则此时惠氏已知孔颖达之非。因此，勾抹《尚书考》末条文字，并特意记下“读书未造至极，为孔颖达所惑”，皆当在此时或稍后。由此可以明白，惠氏对唐儒《正义》之学的态度明显经历了大幅度转变，即先由尊信，继而怀疑，终至不为其所惑。(39) 与这一问题相关的，还有今本《九经古义》卷三《尚书古义》首条。该条云： 郑康成《书赞》云：“孔子撰《书》，乃尊而命之曰《尚书》。尚者，上也，盖言若天书然。”《尚书纬·璇玑钤》云：“因而谓之书，加尚以尊之。”《墨子·明鬼篇》云：“《尚书》夏书，其次商、周之书。”则“尚”字为孔子所加信矣。孔颖达为伪孔氏作《正义》，诎郑氏之说，以为伏生传《书》始加“尚”字，其说非也。(40)此条为惠氏增补文字。惠氏认为“尚”字为孔子所加，固然不必为定论，然而文中已明言“伪孔氏”，则可知惠氏考定晚出古文《尚书》为伪后，复对《尚书古义》稍加修订。(41)此条黜孔扶郑，正可见惠氏思想由尊信唐儒向崇奉汉儒的转变历程。 惠氏对唐儒《正义》之学，由怀疑而舍弃，这是清学由唐返汉的重要转关。钱谦益曾说：“六经之学，渊源于两汉，大备于唐、宋之初……汉不足，求之于唐，唐不足，求之于宋，唐、宋皆不足，然后求之近代，庶几圣贤之门仞可窥，儒先之钤键可得也。”(42)顾炎武也认为：“经学自有源流，自汉而六朝，而唐，而宋，必一一考究而后及于近儒之所著，然后可以知其异同离合之指。”(43)这表明，在晚明清初的学者那里，两汉以下的经说都是研治经学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因而，通考历代经说的《经义考》出现在清初便绝非偶然，它鲜明反映了当时学术宗尚的一般面貌。也正是在这样的对照下，我们才可以明白，顾炎武等人对汉学固然有草创之功，然而从学术进路的根本变更而言，仍然不能与力扬汉帜的惠栋相比肩。 由此再来看惠栋对清初儒者的批评。惠栋曾讥诮顾炎武“不通《易》学”，倘若知道顾氏对王弼与程颐的《易》注皆深为服膺，倘若明白惠氏认为“汉《易》自有源流”，与前引顾氏的“经学源流”说相去甚远，那么这种讥诮自然可得索解。再如，惠栋对孙承泽、毛奇龄等清初学者极为不满，以为他们的著作“非汉非宋”，不足传世。(44)即使是尤为重视汉儒“古义”的《毛诗稽古编》，也只获得惠栋“此书好处已到七分”的评价，(45)不消说，惠栋所未许的“三分”，仍是该著对后世经说的牵缠，未能严遵汉儒“家法”。 这种对清初前辈学人的不满，也体现在了《九经古义》的稿本中。这一点可为惠氏思想的转变历程，再次提供具体例证。如《毛诗考》中原有如下一条： 《崧高》云“往近王舅”，《传》云：“近，己也。”《笺》云：“近，辞也。声如‘彼记之子’之‘记’。”何焯云：“近当作
。《说文》在丌部，与‘近’非一字。”栋案：《说文》云：“
者，古之遒人以木铎记诗言，从辵，从丌，丌亦声，读与记同。”《玉篇》云：“
，今作记。”今《释文》、唐石经皆作“近”，此传写之误。此条所引何焯语，见《义门读书记》卷八。(46)可知惠氏初作《毛诗考》时，尚参考何焯的校订意见。此后惠氏将该条更订为： 《崧高》云“往近王舅”，《传》云：“近，己也。”《笺》云：“近，辞也。声如‘彼记之子’之‘记’。”毛居正《六经正误》云：“近，《说文》作，从丌，从辵，丌音基，辵音 。今作
，音记，字讹作近，不敢改也。”《说文》云：“
者，古之遒人以木铎记诗言，从辵，从丌，丌亦声，读与记同。”《玉篇》云：“
，今作记。”今《释文》、唐石经皆作“近”，此传写之误。(注：郑读如“彼记”之“记”者，《王风·扬之水》云“彼其之子”，《笺》云：“其或作记，或作己，读声相似。”故毛训为己，郑读为记。)(47)细察惠氏前后考订，大意本无改变，只是将所引何焯语删除，代之以毛居正，而何焯语又本无误。清初学坛上的何焯，是颇受士人瞻敬的学者，惠栋好友沈彤曾从学何氏，徐夔亦为何氏高足。(48)惠氏在《后汉书补注》中多处引及何焯之见，然而何以于《九经古义》中有意删去之？(49) 与此相类似的，惠书又有特删朱彝尊之例。《毛诗考》中原有一条作： “采采卷耳，不盈顷筐。”《传》云：“顷筐，易盈之器也。”荀卿子引此《诗》亦云：“顷筐，易满也。卷耳，易得也。然而不以贰周行。”《经典·序录》云：“孟仲子传根牟子，根牟子传赵人荀卿子，荀卿子传鲁人大毛公。”此《传》盖用其师说。近代朱君彝尊云：“《序》作于子夏，子夏授《诗》于高行子，此《丝衣序》有高子之言。又子夏授曽申，申授李克，克授孟仲子，此《维天之命注》有孟仲子之言。皆以补师说之未及，毛公因而存之不废。”是也。所引朱彝尊语，出《经义考》卷九十九。(50)惠氏起初肯定之，而更订后的文字，朱彝尊语遂不见： “采采卷耳，不盈顷筐。”《传》云：“顷筐，易盈之器也。”荀卿子引此诗亦云：“顷筐，易满也。卷耳，易得也。然而不以贰周行。”《大雅·行苇》云：“敦弓既坚。”《传》云：“天子敦弓。”敦与雕，古今字。荀卿子云：“天子雕弓，诸侯彤弓。”《正义》以天子雕弓为事不经见，非也。《经典·序录》云：“孟仲子传根牟子，根牟子传赵人荀卿子，荀卿子传鲁人大毛公。”此《传》及《行苇传》盖用其师说。王伯厚云：“《毛传》以平平为辨治，又以五十矢为束，皆与《荀子》同。”(51)朱彝尊语本无误，惠氏在增补数处文字之外，特将朱彝尊语删去，此有意为之甚明。检今本《九经古义》全书，未有一处引及朱彝尊。朱、惠两家可称世交，惠栋祖父惠周惕与朱彝尊交情莫逆，惠栋在卢见曾幕中时，又曾助朱彝尊之孙朱稻孙参校《经义考》。惠栋撰写《古文尚书考》多处征引《经义考》内容，然而为何于《九经古义》中特删朱彝尊意见？ 依笔者浅见，惠氏特删何、朱二人语，与前文所述惠氏对清初诸儒的评价深相关联。何焯、朱彝尊固然是清初名儒，然而以经学研究的进路而论，仍未出晚明以来学者论学的窠臼。以何焯而论，他对经典的校订在清初影响甚大，然而涉及经义、史书、诗文等，不免琐细，有失博杂，远未能抽绎出汉儒经学的内在条理。章太炎在《清儒》中曾言：“先栋时有何焯、陈景云、沈德潜，皆尚恰通，杂治经史文辞。至栋，承其父士奇学，揖志经术……始精眇，不惑于謏闻。”(52)何焯等人，不明汉儒经学的家法条例，在学术上可称杂而未可称精。章太炎以为清学至惠栋“始精眇，不惑于謏闻”，便是指此而论。(53) 在朱彝尊的学术著作中，《经义考》一书最负盛名。惠栋曾参与其校役，自然熟知此书。全书上起先秦，下迄清初，分门别类，通考历代诸儒说经书目。如《通说》类中《说经》三卷，摘录庄子、荀子直至顾炎武、钱谦益、陆陇其诸家说经意见。此种意见出于不同时代，不同学派，内容则涉及方方面面，虽然可称搜罗完备，然而在经学进路上仍是历代兼采，未能有根本变更。朱氏尝为孙承泽采择历代经说的《五经翼》作序，文中云： 守一家之说，足以自信，不足以析疑，惟众说毕陈，纷纶之极而至一者始见。故反约之功，贵夫博学而详说之也。……自汉迄唐，各以意说，散而无纪，其弊至于背畔，贵有以约之。此宋儒传注所为作也。今则士守绳尺，无事博稽，至问以笺疏茫然自失，则贵有以广之。先生是书所为述也。(54)原朱氏之意，汉唐经说滋多，漫无统纪，宋儒传注正可约之；而宋以下的儒者贵约厌博，只有广博之学才可以正之，因此唯有博稽众说，方能探求“至一”。《经义考》的撰作，与此思想最有关联。因而朱氏为学固然推重汉儒，然而博采众说，广搜宋明儒意见以供参考，与惠栋“宋儒之祸，甚于秦灰”之论，相去绝远。(55)清初诸儒多主汉宋兼采，唯有惠栋尊奉汉儒，排毁宋儒不遗余力，因而钱穆先生以为至惠栋而“汉学之壁垒遂定”。(56)惠栋对何焯、朱彝尊等清初诸儒最不满处，即在于后者仍牵缠唐以下的经说，未能直探汉儒，寻求“古义”，更未能对“汉人通经有家法”有学术上的自觉。明乎此，才能理解惠栋在一部标榜“古义”的著作中特删何焯与朱彝尊之语，当是别有深意存焉。 由以上所论，惠氏汉学思想的由微而著，大体可窥。这种思想的形成绝非一朝而至，它得益于《九经古义》诸多条目的积累，也得益于惠栋博采群书，对自己先见的勇敢怀疑，同时在修订过程中，惠氏对唐儒、清儒的解经之说进行了深刻反思。正是在这一不断增补、改订与反思过程中，惠栋才逐渐意识到汉儒经说的特殊意义。 与惠栋交情甚深的王昶，曾写下这样一段评论：“自孔、贾奉敕作《正义》，而汉魏六朝老师宿儒专门名家之说并废；又近时吴中何氏焯、汪氏份以时文倡导学者，而经术益衰。先生(指惠栋)生数千载后，耽思旁讯，探古训不传之秘，以求圣贤之微言大义……海内人士无不重通经，通经无不知信古，而其端自先生发之，可谓豪杰之士矣。”(57)王昶表彰惠氏，特点出孔颖达与何焯等人，在一种宏大格局下，表明了惠栋学术不仅对清学而言是一重要转关，即使是对唐以降的经学而言，也是重要的转折所在。诚然如此，正是在惠栋处，真正意义上的“汉学”研究才正式揭橥，不仅清代学人的学派意识得以显露，而且经学研究的进路也终于为之一新。这种新“典范”的确立，具体指引了清代学者尤其是吴派学人致力于汉代经学的恢复与重建，使得沉霾千余年的“汉学”最终走向复兴。在清初学术的转折历程中，惠栋的学术功绩不可磨灭，只有明白此点，才能理解惠栋作为清学吴派“大师”的真正意涵。 四、结语 以上略述《九经古义》的历次更名与撰写过程，从该书的增补与删削，考寻惠氏汉学思想的形成轨迹。惠氏考求古义古音的方法，于增补改订过程中日渐成熟，其尊信汉儒、摒弃唐以下经说的观念也与该书的撰写息息相关。 叙述至此，复观惠书的历次更名，则尤能体察其深意。由《识小编》改《九经会最》，乃是从零星考订渐趋材料综会；由《九经会最》更名为《九经古义》，则对“古义”的笃守尊服已端然可见。《四库》馆臣谓“古义”特指“汉儒专门训诂之学”，尤能道破惠氏真意。(58)可知《九经古义》定名之时，惠氏盖已确信汉学自有内在条理存焉。(59)也正是因此，惠氏在《九经古义述首》中倡言： 汉人通经有家法，故有五经师。训诂之学，皆师所口授，其后乃著竹帛，所以汉经师之说，立于学官，与经并行。五经出于屋壁，多古字古言，非经师不能辨。经之义存乎训，识字审音乃知其义，是故古训不可改也，经师不可废也。(60)联系《九经古义》的撰写过程来看，此语实为惠氏经过多年积累，由考寻汉儒古注而最终结成的思想硕果。因而从这个意义上说，《九经古义》的定名和《述首》的撰写，未尝不可被看做惠栋汉学思想形成的重要标志。惠氏晚年精研汉《易》，其《周易述》与《易汉学》深悉汉儒家法，这种尊汉学、重家法的思想，若论其渊源，都可追溯至《九经古义》一书。惠氏于清世学术而言，有承上启下之功，而《九经古义》对惠氏汉学思想的形成而言，具有极为关键的重要地位。 注释： ①有关惠栋经学的研究，成果不胜枚举，除章太炎、梁启超、刘师培、钱穆、蒙文通等先生为学界所熟知的重要论述外，近年大陆的代表性论著，参见李开：《惠栋评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陈居渊：《乾嘉“吴派”新论》(《社会科学战线》1995年第5期)；漆永祥：《乾嘉考据学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陈祖武：《乾嘉学派研究》(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刘墨：《乾嘉学术十论》(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王应宪：《清代吴派学术研究》(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等。台湾地区的研究以张素卿《“经之义存乎训”的解释观念——惠栋经学管窥》(收入林庆彰、张寿安主编：《乾嘉学者的义理学》，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2003年，第281-318页)与陈伯适：《汉易之风华再现：惠栋易学研究》(台北：文史哲出版社，2006年)为代表。日本学界则有近藤光男《清朝考证学の研究》(东京：研文社，1987年)等。 ②邓志峰教授在《〈九经古义》校点说明》(未刊稿)中已推测该书的形成过程，并着重指出，《九经古义》对惠栋汉学家法观念的形成当有着极为关键的地位。 ③上海图书馆藏《九经古义》稿本九卷，原书无页码。笔者所见为该书扫描件，本文所引页码，皆据扫描件而言。 ④《论语考》卷次有更定，详下文。 ⑤⑥邓志峰：《〈九经古义〉校点说明》(未刊稿)。 ⑦分别见惠栋：《九经古义》，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91册(下文所述“《九经古义》四库本”皆据此本)，第378、397、404、423、430、431、452、462、471、484页。 ⑧分别见惠栋：《后汉书补注》，《续修四库全书》第270册，第582、590、603、609页。 ⑨⑩漆永祥：《东吴三惠著述考》，《国学研究》14，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400、401页。 (11)李保泰《跋后汉书补注》：“稿本标名《训纂》……至缮本则定为《补注》云。”见惠栋：《后汉书补注》卷首，《续修四库全书》第270册，第513页。 (12)王应宪：《清代吴派学术研究》，第96-99页。 (13)惠栋《范氏后汉书训纂》原稿识语：“雍正九年，缘事查产，对簿之暇，因著此书。十一年成。”参见漆永祥：《东吴三惠著述考》，《国学研究》14，第401页。 (14)《九经古义》稿本无《述首》，其为后来补作可知。惠栋在《述首》中提及“诸儿尚幼”。考乾隆七年(1742)，惠栋长子16岁，次子14岁，三子年岁不详，四子8岁，五子3岁，与“诸儿尚幼”之说可作合。另，王欣夫先生曾于苏州文物管理委员会得见《周易古义》手稿一册，序题乙卯，为雍正十三年。倘王先生记载不误，则“古义”作篇名至迟始于此年。然而《周易》部分既已改称《古义》，则全书更名《古义》不应迟至乾隆七年。笔者未见《周易古义》单册手稿，姑识疑于此。惠栋：《九经古义述首》，据漆永祥点校：《东吴三惠诗文集》，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2006年，第300页；《述首》一文，《九经古义》四库本题《九经古义原序》，第362页；惠栋诸子生年与《周易古义》手稿概况，皆可参王欣夫撰，鲍正鹄、徐鹏整理：《蛾术轩箧存善本书录》甲辰稿卷3《松崖读书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1317页。 (15)邓志峰：《〈九经古义〉校点说明》(未刊稿)。 (16)惠栋：《九经古义》稿本卷7，第125页；《九经古义》四库本卷11此条同，第460页。 (17)惠栋：《九经古义》稿本卷7，第130页；《九经古义》四库本卷12此条同，唯“丧服大记”作“丧大记”，第465页。 (18)惠栋：《九经古义》稿本卷7，第131页；《九经古义》四库本卷12此条同，第467页。 (19)钮树玉：《九经古义参证》，复旦大学图书馆藏钞稿本，原书无页码。 (20)王欣夫：《蛾术轩箧存善本书录》辛壬稿卷1《九经古义参证》，第415页。 (21)漆永祥：《东吴三惠著述考》，《国学研究》14，第393、402、403页。 (22)惠栋：《九经古义》四库本卷12《礼记古义》，第464页。 (23)惠栋：《九经古义》四库本《原序》，第362页。另，《九经古义》稿本中，《周易考》《尚书考》《论语考》皆在篇名右侧另题“九经会最卷某”，《毛诗考》则因篇名右侧增补内容已多，无处可书“九经会最卷某”，不得不题于该页下方。此亦可为“会最”改名在增补内容之后提供一直观证明。 (24)惠栋：《九经古义》稿本卷1，第8页；《九经古义》四库本卷1此条与改后内容同，第365页。 (25)惠栋：《九经古义》稿本卷2，第36页；《九经古义》四库本卷3此条与改后内容同，唯“治民祗具”作“治民祗惧”，“郑元”作“郑玄”(“玄”阙末笔)，第390页。 (26)惠栋：《九经古义》稿本卷2，第29页；《九经古义》四库本卷3此条与改后内容同，第383页。 (27)惠栋：《九经古义》稿本卷2，第31页；《九经古义》四库本卷3此条与改后内容同，第384页。 (28)惠栋：《九经古义》稿本卷3，第70页；《九经古义》四库本卷6此条与改后内容同，第420页。 (29)惠栋：《九经古义》四库本《原序》，第362页。 (30)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24《古文尚书考序》，《嘉定钱大昕全集》第九册，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368-369页。 (31)张素卿：《“经之义存乎训”的解释观念——惠栋经学管窥》，收入林庆彰、张寿安主编：《乾嘉学者的义理学》，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2003年，第281-318页，引文见第318页。 (32)惠栋：《九经古义》稿本卷1，第4页。 (33)惠栋：《周易述》卷19《文言传》，郑万耕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347页。 (34)惠栋：《九经古义》稿本卷2，第50页。按：此段文字中“嗣征”应作“胤征”，“元黄”应作“玄黄”，惠氏因避清世宗、清圣祖讳而分别改字。 (35)孔颖达认为，张霸之徒“伪造《尚书》凡二十四篇”，郑玄从而信之；《汉书·律历志》中所引《武成》亦是“焚书之后有人伪为之”。此皆直接导致惠栋有上述误判。孔颖达：《尚书正义》，黄怀信整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29、429页。 (36)(37)(38)惠栋：《古文尚书考》卷上，《续修四库全书》第44册，第58-59、59、67页。 (39)惠氏尝校九经注疏，此役于惠氏摒弃唐儒《正义》之学，具有重要影响。王欣夫先生曾辑录《松崖读书记》(复旦大学图书馆藏钞稿本)，今观《毛诗注疏》惠栋校本中多有惠氏驳斥孔颖达之语，如“孔颖达不能疏辄曰无文”(第3页)，“既不能疏，辄曰无文，是启后人之惑也”(第5页)，“孔氏之妄”(第6页)，“孔氏之陋”“陋而劣”(第11页)等。惠氏又言，“宋人尽更先儒之注，以为不足信，实自唐儒启之”(第11页)，“愚谓六经不亡于秦而亡于晋”(第23页)。由此亦可见惠氏对晋唐儒者的不满。王先生言惠栋校读之书多先有惠士奇评注，传录本又未可据字迹辨认，因而无从分析(参见《蛾术轩箧存善本书录》甲辰稿卷3《松崖读书记》，第1320页)。不过从上引文字来看，当出于惠栋而非惠士奇。 (40)惠栋：《九经古义》四库本卷3《尚书古义》，第382页。 (41)今本《九经古义》有多条文字考稽东晋晚出《古文尚书》中的《大禹谟》《咸有一德》《说命》《泰誓》《武成》《周官》《君陈》诸篇。钮树玉校读《九经古义》时，于此数篇上方一一注明。王欣夫先生指出：“此书既称古义，则不应诠释晚出《书》……可知撰《古义》时，于《古文尚书》真伪之辨，尚无定论，此早岁之说也。”(《蛾术轩箧存善本书录》辛壬稿卷1《九经古义参证》，第415页)今据稿本，可知惠氏终未删除此数条，其中《武成》《君陈》二条为后来所增补。考惠栋《古文尚书考》撰写于雍正十二年之前，乾隆八年采录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进行修订，《古文尚书》之伪已得确证。则《尚书古义》必始撰于惠氏早年，及至乾隆七年后改《会最》为《古义》，并未删去考稽晚出《古文尚书》的相关文字。此可证《九经古义》未经惠氏晚岁改定。另，如前所述，《九经古义》四库本中常称引“某某经考”，据内容可知，“某某经考”即指今本“某某经古义”。各篇篇名已改而书中所引篇名仍旧，此又可证《九经古义》未经惠氏最终修订。 (42)钱谦益：《牧斋初学集》卷79《与卓去病论经学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1706页。 (43)顾炎武：《亭林文集》卷4《与人书四》，《清代诗文集汇编》第42册，第669页。 (44)惠栋：《九曜斋笔记》卷2“本朝经学”，《丛书集成续编》第92册，第514页。 (45)钮树玉尝言：“曩谒艮庭江征君，论及陈氏《毛诗稽古编》。征君云：先师惠松厓先生言‘此书好处已到七分’。”参见钮树玉：《匪石先生文集》卷下《毛诗稽古编札记跋》，《清代诗文集汇编》第463册，第492页。 (46)何焯：《义门读书记》卷8，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153页。 (47)惠栋：《九经古义》稿本卷3，第70-71页；《九经古义》四库本卷六此条与改后内容同，第420-421页。 (48)惠栋：《沈君果堂墓志铭》：“君少方古，举止若成人，弱冠从学士何公焯游。”参见《松崖文钞》卷2，漆永祥点校：《东吴三惠诗文集》，第344页。惠栋跋徐夔《李义山诗集笺注》云：“故友长洲徐君夔，字龙友，为何丈义门高弟。”见王欣夫：《蛾术轩箧存善本书录》庚辛稿卷四《李义山诗集笺注》，第240页。 (49)《九经古义》四库本卷7《周礼古义》亦有一条引及何焯，何焯信从宋王与之《周礼订义》之说，惠栋言其非是。第426页。 (50)朱彝尊：《经义考新校》卷99，林庆彰等主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1871页；另见朱彝尊：《曝书亭集》卷59《诗论二》，《清代诗文集汇编》第116册，第455页。 (51)惠栋：《九经古义》稿本卷3，第51-52页；《九经古义》四库本卷五此条与改后内容同，第401-402页。 (52)章太炎：《訄书(重订本)·清儒》，《章太炎全集》本，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154-155页。 (53)邓志峰教授在《〈九经古义〉校点说明》(未刊稿)中已指出此点。 (54)朱彝尊：《曝书亭集》卷34《五经翼序》，《清代诗文集汇编》第116册，第291页。 (55)需要指出的是，惠栋与朱彝尊对孙承泽的经学态度迥异，朱氏上述序文显然认同孙氏，而惠栋则云：“近代经学，北平孙退谷(原注：承泽)《五经》皆有著述，而其书不足传。……非汉非宋，皆思而不学者也。”惠栋对孙承泽经学的最大不满，即在于汉宋杂陈，而这一点正可为对朱彝尊经学的不满提供参照。《九曜斋笔记》卷2“本朝经学”条，《丛书集成续编》第92册，第514页。 (56)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353页。 (57)王昶：《春融堂集》卷55《惠定宇先生墓志铭》，《清代诗文集汇编》第358册，第543-544页。 (58)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33《九经古义》提要，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277页。 (59)邓志峰教授在《〈九经古义〉校点说明》(未刊稿)中已指出惠书二次更名的意义。 (60)惠栋：《九经古义》四库本《原序》，第36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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