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方言大词典》：取舍之间见功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汉语论文,方言论文,功力论文,大词典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 H1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257—0289（2000）03—0001—06
一
编纂一部词典必然会遇到各式各样的问题，其中许多问题都存在于取舍之间。共同语词典、规范性词典有不少取舍之间需加研究的问题，方言词典的编纂，同样有不少取舍之间的问题需要花大力气才能得到妥善的解决。
由中日两国著名学者许宝华教授和宫田一郎教授协力主编的《汉语方言大词典》[1]（下简称《大词典》）卷帙浩大，内容丰富， 说它是语言学上的划时代巨作，是汉语方言研究史上重要里程碑，是一点也不过分的。只看这部《大词典》的两个数字：1700多万字的巨大篇幅，21万的词条，就够令人赞叹不已了。这样一部煌煌巨著，要汇集古今南北的方言词语，完备性无疑是编纂者追求的目标，编纂过程中必然会出现这样那样有待取舍抉择的环节，这部《大词典》的编纂者正是在大量汇集古今南北方言资料的基础上，厘定取舍抉择的原则，然后爬梳剔抉，按照既定方针一步一步地做下来，最终达到该收录的大致不漏，该剔除的大致不留，实现《大词典》力求完备的总体目标，使之具有高度的学术性和实用性，成为名实相符的汉语方言研究史上的一座丰碑。
二
“取舍”二字是有许多具体内容的。就方言词典的编纂来说，首先收词列条的原则就碰到如何取舍的问题。从方言词典的性质出发，该收什么样的语词？方言词有“狭义”与“广义”的方言词之分。是只收狭义的方言词，即在方言中特有的词呢，还是兼收一部分方言和共同语通用的词？是严格控制只收录那些“只此一家，别无分店”的方言词呢，还是可以稍稍放宽，只要是共同语中未出现的方言词，哪怕同时在几处方言中出现的方言词也照样收录？这在编纂地点方言词典时就已经面临取舍抉择了。作为方言大词典，既要考虑方言词典收词的共同原则，又要在“大”字上大做文章。《大词典》的“大”如何体现出来？是不是兼收各种方言的方言词就是“大”的具体体现？如何达到兼收各种方言词的目的？是只收现代口语中的方言词语，还是兼收在古今书面语言、各种文献中出现的方言词语？这些都是《大词典》的“大”字所带来的问题。《大词典》从它作为历时性、综合性的大型方言辞书出发，其收词原则跟同时出版的41卷《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2 ]显然有所不同。其不同之处主要就在于《汉语方言大词典》没有冠以“现代”字眼，也就在于“历时性”与“共时性”的差别了。《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既然标明“现代”，就不必在“历时”上动脑筋。换句话说，也就可以不必过多考虑历史文献、书证等方面的问题。《大词典》既然称为历时性的大词典，在收词的问题上就不能不考虑如何收录古代方言词，如何鉴别古代方言词。没有动用大量的古代文献，缺少来自古籍的书证，根本谈不上古方言词的收录。有了文献，有了书证，是不是就可以不加选择，不加分析而一概照收呢？我看也并不那么简单。分析归纳，取舍抉择的功夫总还是少不了的。《大词典》从1200多部（篇）著述中摘抄卡片，其中许多属于古代文献。光从这部分古代文献中选取、鉴别古代方言词，其工作量就非常可观了。我们注意到《大词典》收录古代语词是有原则的。原则大致分两类：一类是在古代汉语中属方言词，到了现代汉语，该方言词已发展演变成为共同语（通语）的语词。这类语词《大词典》是把它看作古方言语词来收录的；另一类是在古代汉语中原属通用语词而在近现代汉语中已发展演变成为方言语词。这类语词《大词典》是把它作为现代方言语词来收录的[3]。 这其实是首先把从古代文献辑录到的语言材料拿来和近现代语言运用的实际情况进行一番认真的比较分析，然后再来作出抉择：哪些语词该作为方言语词（古代的或现代的）录入《大词典》中，哪些语词不该认作方言语词（古代的现代的）而排除在《大词典》之外。要对大量的古今语言材料进行比较分析，不但必须具备古代汉语的深厚功力，对现代汉语及其方言也应有相当的了解，还得仔细考察现代共同语和古代通语的关系，古今共同语与现代各种方言的关系。缺少这多方面的了解和认识，就不容易确定哪些语词在《大词典》中该有一席之地，哪些语词又该拒之于“大词典”之外。书证当然是重要的，但书证又不是唯一可靠的。《大词典》编纂者在对待古代文献资料如何被界定为方言词的问题上，显然是下了很大的功夫的，因而才能做到所录古代方言词语基本上能取舍得当，顺理成章。拿常见的“坟”字和“食”字来说，古代的用法和现代的用法不尽相同，现代汉民族共同语和现代汉语方言又有不同。《大词典》经过认真的剖析，在贯通古今的处理上是很高明的。编纂者对“坟”字的处理是：先引《方言》“坟，地大也，青幽之间凡土高且大者谓之坟”，说明“坟”在古代是方言词；再从现代的用例中指明“坟”的词义已缩小为“陵墓高出地面的土地”，同时已是各地通用的词，不再是某一区域方言的用词了。在这样的情况下，《大词典》在收录“坟”这一词条时，即取其作为古方言的“凡土高且大者”义而舍弃其作为“陵墓高出地面的土地”义。通过这样的处理，确定“坟”只能作为古代的方言词来收录而不能作为现代的方言词来收录，这样的一取一舍，完全符合“坟”这个词的古今语用实际，既准确地反映出它是古代“青幽之间”的方言词，同时也反映出现代汉语中“坟”的词义发展了，现在已不是某一地区的方言词而是各方言通用的语词了。“食”这个词跟“坟”的情况恰恰相反，从大量的书证中可以看出“食”在古代是个通用的常用词，词义也就是现在的“吃”。但随着语言的发展，到了现代，民族共同语中除了在某些书面语中使用（如“食言”）外，已不再单独用来表示“吃”这一动词意义了。与此同时，在南方许多方言中，“食”当动词“吃”用的情况却仍然十分普遍，而且具有很强的构词能力，如闽方言中不但有“食薰”（抽烟），“食茶”（喝茶）等说法，还把共同语的“吃亏”叫“食亏”，把“吃力”叫“食力”。根据这些情况，《大词典》就把“食”作为现代南方闽、粤、客、赣以及某些地区吴方言的方言词收录，而舍弃古代文献中“食”作为共通语词用法。把上述“坟”、“食”两例对照起来，就体现出《大词典》“古代方言词今为通用词作古方言词处理，古代通用词今为方言词作今方言词处理”的收词原则。同时被收录到《大词典》中来的词，根据词汇发展的不同情况而在处理方式上作了区别，这样对待出现在古文献而现代又继承下来的语词，以实际的用例来界定古代方言词或现代方言词，无疑是科学的，得体的。其结果是既不会遗漏该收录的方言词，也及时确认了许多“古已有之”而在现代不同方言区仍保留下来的语词的方言词资格，使古今方言语词在《大词典》中享有一席之地，达到“各得其所”的目的。
衡量一部方言词典，总该以能否很好反映方言面貌，突出方言特点为主要的准尺。对于一部堪称通贯古今南北的《汉语方言大词典》，自然更应该在突出方言特征，展示方言整体面貌方面发挥作用。问题在于：单点方言词典只是围绕着该方言的特点来收集语词，确立词条。而《大词典》面向全国，收词范围遍及各方言区，尽量做到所收方言词能够涵盖全国各地的方言，这对于《大词典》来说，应是最基本的要求。然而，要达到这个要求，又是谈何容易！《大词典》到底通过哪些有效的途径，才能够达到多收多录古今方言词的目的呢？古代的方言词自然只能借助于古代文献来收录，现代、当代的方言词，按理说应该主要从方言地区人民群众的口语中来收录。即使编著者不能亲自调查记录许许多多的方言，也应该充分利用他人记录方言地区口语语料所编写出来的方言著述。问题在于：在八十年代中期，当这部《大词典》上马编纂之际，还有不少地方没有方言调查资料可以利用。为了弥补这方面的不足，《大词典》采取了大胆突破资料限制的措施：利用各种关系，向全国各地的方言学者伸出乞援之手，索取了不少方言调查的未刊稿供编纂人员使用。这一下《大词典》的资料库便大大充实起来。如今我们打开《大词典》后附所引用的1200种文献目录，可以看出在《大词典》所使用的文献资料中，约有200种左右是属于未刊稿。 可以想象：要征集到这么多捏在作者手中尚未公开发表的未刊方言素材，该会遇上多少的困难！说实在，既然是未刊稿，有不少可能是尚欠成熟，还需加工的原始资料，这类资料不排除作者在正式发表时会进行这样那样修改的可能。这样一来，为确保《大词典》所用资料的准确性，使所录方言词都是过硬的，《大词典》的编纂者就非花功夫进行一番抉择、取舍的工作不可。收集不到大量可靠的方言材料，固然有难为“无米之炊”之苦；一旦大量的方言材料纷至沓来，已刊的、未刊的一起摆到桌上，又难免良莠不齐，有的可能并不符合《大词典》选词的要求，这只好再在取舍之间大动脑筋了。好在《大词典》编纂者大都有丰富经验，成竹在胸，对于五花八门的方言材料，是能够去芜存菁，使取舍抉择中不至于有太多的差错或纰漏出现的。
三
解决好收词取舍问题之后，如何进行编写，包括注音、释义、用例，以至于体例的安排、索引的设置等等一系列的工作，也常常要遇到取舍抉择、举棋难定的问题。例如明明是同一个方言词，原始卡片中却出现好几张用字不同而词义相同、读音相同的所谓同音同义异形词。是全部照录不漏，分别入条呢，还是斟酌审定，摘取其中一、二？把同音同义异形的方言词不加挑选地一一列目，放弃取舍抉择的工作，难免会有滥收之嫌；一一加以认真审核，有时限于材料来自不同渠道，取舍之间可能把握不准，这又是一个难题。拿笔者比较熟悉的粤方言来说，进入书面的方言俗字特别多，足有好几百个是常见于报刊之中的。麻烦的正是不同作者、不同场合同一个方言词常被写成不同的字形，甚至有的同一作者，时或用这个写法，时或用那个写法，随意性很大。例如是“大排挡”还是“大牌挡”，是“而家”还是“宜家”、“依家”（意为“现在”、“目前”），其实都是同一个粤方言词的“变体”，却叫人莫衷一是，难以取舍！类此情况在别的方言中也会出现，只是程度上远不及粤方言罢了。《大词典》编纂者对此确是动过不少脑筋，以寻求较为合理的抉择的。看来他们并没有简单化地采取‘凡同音同义异形方言词只取一个”的一刀切办法，而是视乎不同的情况采取不同的方式来灵活处理。对于以单字条目出现的方言词，不管是否同音同义，只要形体有别的，都分别单独列目，如吴方言上海话的指示代词表近指有“迭”、“迪”、“笛”几种不同写法，音义都是相同的，《大词典》中就全部列目单独出现。对于某些二字组、三字组的同音同义异形词，则大都视乎词义与形体联系的情况酌取其中一个作为“主条”列目，而把其余作为“附条”处理。这样以“主条”“附条”有别的方式来处理音义相同词形迥异的方言词，在操作过程中必然又会遇到不少取舍难定的问题，如何妥善解决？参考同一方言的词典，借鉴前人研究成果固然很有必要，但归根结底还是只能由《大词典》编纂者结合方言大词典的总体要求，从《大词典》的实际出发，拿出自己“择善而从”的可行办法来。
在释义方面，《大词典》对于方言词义项的安排，也是费尽心血的。我们看到，在《大词典》中有的词条列出了许许多多不同方言的不同义项，篇幅大者可以占据整个页码，字数达到千字以上；有的词条却又只有寥寥的几行，义项少到甚至只有某个方言的一种说法。这样参差不齐正好反映出方言语词应用范围与使用频率的不平衡，是符合方言的客观实际的。《大词典》从“有啥说啥”，“多少米做多少饭”出发对条目的释义不拘一格，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只要归纳得当，能够条分缕析，义项的多寡并不妨碍读者对方言面貌、方言特征的认识和理解。我们读过一些义项较多的长条目，发现《大词典》编纂者一方面想尽量不遗漏来自卡片上的各种词义和用例；另一方面，在多录的前提下，却仍然是有所舍弃、有所筛选的。对于出现在原始资料上的某些重复、交叉现象，《大词典》必然是经过一番归纳整理、取舍抉择的过程才最后定下稿来的。
此外，《大词典》也注意到在注音和索引的安排上力求完善，并尽可能给读者提供更多的方便。例如在注音方面，《大词典》选择了方言注国际音标、普通话注汉语拼音和注音字母的方式，这既达到科学、准确标音的目的，也完全符合海内外不同地区一般读者以及语言研究者的需要，是值得赞赏的。以往有的方言辞书“独树一帜”地为自己所编的方言词典设计一套新的拼音方案，以为这样对读者更有帮助，实际上是吃力不讨好，难受读者欢迎的事。六十年代“文革”以前，广东省在“推普”高潮中，为了编写方言区人民学习普通话手册，曾经为省内几种方言设计了方言拼音方案，并编写了几种学话小册子，同时也用到方言注音的字（词）典上。经过实践，现在看来，这些方言拼音方案使用起来并不十分理想。实际上在国际音标渐趋普及的今天，与其叫方言区的读者新学一套只用于本方言的拼音方案，不如让他们学会运用国际音标来读、拼各种方言。国际音标用途之广不必多说。倘若这部汇集古今南北方言语词的《汉语方言大词典》不是舍弃各种为地方方言设计的拼音方案而统一使用语言学界通用的国际音标来标注各地方音，不但注音的准确性难有保证，恐怕还会令读者因无法掌握形形色色的方言拼音方案而叫苦不迭了。
《大词典》编纂者在对待各种问题的取舍抉择之间，常常表现出一种创新的意识，一种敢于面对难题、迎难而上的勇气，这是十分可贵的。明显的例子就表现在《大词典》给每一个方言词都标上词性及方言分区的系属。编纂者把这称作是“全新的尝试”[4]。 这一尝试可是一件很不简单的事。众所周知，在汉语语文词典中，给每个词条标上词性，一直被词典编纂者视为畏途。几十年来，连最受欢迎的《现代汉语词典》也没能给每个词标上词性，只是到了1998年，由李行健主编的《现代汉语规范字典》才为每个字（词）标上词性。《大词典》收录方言词条21万，给它们统统注明词性，其难度可想而知。至于方言系属的标注，且不说方言分区问题在学术界尚存不同见解，《大词典》自可选择编纂者认为合适的分区体系。问题是在目前方言调查尚未达到每个县、每个区（镇）都有方言调查记录可循的情况下，《大词典》敢于根据编纂者从相关资料所得的判断，为每个哪怕是县级以下地区的方言词都标明方言系属，无论采用何种方言分区体系，都是很了不起的事。尽管个别方言点在系属的确定上难免会有差错之处，如笔者家乡是个典型的双方言区，《大词典》却断定为单一方言区，跟实际情况就有出入。但我想这类个别的小纰漏只不过是白璧中的微疵，是无损于《大词典》的学术质量的。
四
像《大词典》这样的煌煌巨著，要全面加以评价，自然不是寥寥几千字能够说清楚的。在这里笔者只是从“取舍”的角度切入，谈了一些阅读这部方言大词典的读书心得罢了。这样一部以古今文献资料为主要依据的大型辞书，由于所录语料大都来自第二手，尽管编纂者花了很大力气进行分析整理，在取舍抉择上显示出非凡的功力，但个别欠周欠妥之处，仍是在所难免。下面仅就所见所想，提出几点不成熟的看法，供修订再版时参考。
1.关于古方言词的收集问题。自扬雄《方言》以降，古籍文献浩如烟海，其中大量不属于方言类的著述，如何从中寻找方言的踪影，用什么标准来界定古代文献中的方言语词的确是一件难度很大的事。《大词典》能编成现在这个样子，说明编纂者在这方面已经做了许多卓有成效的工作，也必然积累了不少的经验。只是目前出现在《大词典》中的方言语词，从“历时性”的要求来看，各个历史时期的方言语词颇不平衡，有“越古越少”的现象。当然这首先决定于客观的语言实际，要大量增收古代方言语词是不大可能的。但如果能够增加古代文献的可利用率，通过适当的科学方式尽量挖掘古代汉语中的方言词，《大词典》中的方言词还是有可能增加一些的。我们期待着在今后的增订版中，在这方面能有新的进展。
2.现代汉语的方言词汇，首先要以从口语调查来的材料为依据。《大词典》所征引的许多方言调查报告、方言专书专论中的资料大都来源于口语的调查记录，当然可以放心利用，不需花很多精力对这部分资料进行取舍抉择。但也有相当一部分现代汉语的方言词取材于现代文学作品。我个人认为：这部分资料就得仔细分析，认真审核，在收录其中的方言语词时，最好能找些方言调查的成果、相关的专书专论来印证，不能简单化地只看作家的方言背景或作品的地理背景、作品中人物的社会背景等等，就轻易相信作品中的某些语词就是某某方言的方言语词。这方面取舍之间是大有文章可做的。至于录自《现代汉语词典》等共同语辞书中带〈方〉字的语词，按理应属方言语词无疑。但属于何种方言，《现代汉语词典》等并无交代。这给《大词典》标示方言词的方言系属带来麻烦。解决的办法也惟有拿已知的相关方言调查记录来印证，才得以“验明正身”。总之，对于现代汉语方言来说，已发表的或未发表的方言调查记录，应该是方言大词典最基本的、最重要的依据，其余来自现代文学作品及现代其他文献等的书面材料，在确定其中的方言语词时一定要谨慎从事，最好能够参照已有的方言调查记录来判断，才不至于出现滥收误录的现象。
3.方言是发展的。当今社会日新月异，许多反映新时代事物的词语往往先从方言说起。《大词典》资料征引的时间下限为1989年，离现在整整十年。这十年来汉语方言词汇的发展很快，该会有多少新的方言语词进入社会，进入千家万户。因此，《大词典》在汇集方言语词时，要有不断跟进的精神。新产生的方言语词中，有不少是从境外引进的外来语词，这方面粤方言就有相当突出的表现。我们希望《大词典》在今后的增订中，能够尽量多吸纳那些富有时代气息的方言新词。
4.对于来自不同渠道属于同一方言的资料，有时会有这样那样的出入，在吸纳之前望能认真做好鉴别厘定的工作，不可囫囵吞枣，一概收录。必要时宜向研究该方言的专家学者查询，以防止出现纰漏。如粤方言中因避讳而忌说“干”时，在粤方言的代表点广州及绝大多数粤方言点中都改说“膶”
理解为“广州民俗讳言‘干’而将‘肝’改称为‘
’”[5]，这就不够准确了。 如果是说“粤西阳江的粤语有忌讳‘干’ 而把‘肝’叫‘’的”，这就恰切无误了。像这类出现在大方言区某一地点方言的特殊语词，在释义时一定要弄清它通行的范围，不可随便笼统冠以“粤方言”、“吴方言”、“闽方言”等字眼，以免出现“以偏概全”的差错。
5.《索引》问题。《大词典》所附的几种索引都很实用，充分体现出服务读者、方便读者的精神，笔者深为赞赏。但也有一点“奢望”：是不是还可以再做一个以方言为序排列全部所收词条的索引？这对于语言研究者特别是方言研究者来说，应是功德无量的事。如果能把21万词条按方言加以分类，制作索引，我们就可以看出哪些方言录入的方言语词最多？哪些方言又是最少？对于某些重复录入的方言词，或某些注音、释义有必要修订的词条，也很容易发现，这对今后《大词典》的增补、修订工作也是很有利的。
不过，这一工作肯定十分麻烦，工作量之大可以想见，所以我说是“奢望”。如今电脑技术发达，不知可否请电脑来帮忙完成这个“索引”？
上述各点，均为笔者希望《大词典》精益求精所想到的一孔之见，不一定妥当。末了，我还要再三重复：《汉语方言大词典》是汉语方言学史的一座巍巍丰碑，它的功勋将永远载入史册。
[收稿日期]2000—1—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