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体系中安全观的基本框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框架论文,体系论文,国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国际政治中，安全总是一定关系的产物。说得确切些，行为体只有在同其它行为体 或国际体系发生关系时，才会发生安全问题。倘若行为体之间不存在任何互动，则根本 无所谓安全或不安全。因此，在任何情况下，安全都是相对其它行为体或国际体系而言 ，总要涉及各种各样的互动关系。这种关系，就是安全关系。在安全研究中，安全关系 是一个基本的概念，也是一个基本的框架。
安全关系作为一个范畴，概括的是国际行为体在安全事务中的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 这种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可能有各种不同的表现形式。它可能是国家行为体之间的关系 ，也可能是国家行为体与其它非国家行为体之间的关系；可能是双边的关系，也可能是 多边的关系；可能是信任的关系，也可能是猜疑的关系；可能是紧张的关系，也可能是 融洽的关系；可能是合作的关系，也可能是对抗的关系；可能是政治—军事关系，也可 能是经济或其它关系；可能是物质的关系，也可能是观念或话语的关系。举例来说，战 争是一种对抗，而和谈则是一种合作。美苏削减核武器，反映的是双边关系，而建立不 扩散核武器的国际体制，则反映的是多边关系。在亚太，美日之间是一种信任的关系， 而二战期间遭受过日本侵略的国家对于日本右翼否认侵略历史，则抱有强烈的不信任态 度。
在国际政治中，互动的行为体通常会构成错综复杂的安全关系。例如，任何一个国家 都会和国际政治中的各种行为体构成安全关系。外交关系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一种安全关 系。国家间即使不存在外交关系，也可能存在安全关系，比如战争的关系。行为体处于 复杂的安全关系之中，表明该行为体的安全现状或心态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其它行为体乃 至整个国际体系的强有力影响。在安全研究中，如何看待和解释这种安全关系的构成和 属性，如何解释安全关系对于行为体的影响，是决定研究者安全观的最基本的问题。事 实上，恰恰因为不同的研究者对安全关系做出的解释不同，才导致他们形成了不同的安 全观念和不同的研究范式。
在安全研究中，占主导地位的是传统的安全观，包括现实主义、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 制度主义等。此外，还有一些新近崛起的、尚处于非主流地位的观念与流派，诸如建构 主义、后现代主义、女性主义以及文化主义理论等。
现实主义安全观
现实主义是安全研究中长期居支配地位的理论范式。实际上，安全研究首先是伴随着 现实主义学说的发展而发展的，因为现实主义所关注的中心问题，就是国家的安全。
按照现实主义的观点，国家是国际关系中的主要行为体，是安全的指示物。国家作为 拥有主权的行为体，在任何情况下都要求享有对内的最高政治权威和对外的平等自主。 这种本质属性决定国家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以维护自身最大利益为最高原则。它 的一切决策和行为都以自己的意愿为转移；除非迫不得已，它不接受任何外来的指挥、 干涉和支配。主权国家的这种本质特点，使得它先天具有某种“不相容”性。显而易见 ，如果每个主权国家都以自身的最高权威来维护自身的最大利益，都以别国无权过问的 方式提出利益要求，并且都按自己的意志自由地处理国际事务，那么主权国家之间的冲 突就是不可避免的，并且是结构性的。
由于在主权国家之上不存在一个“世界政府”，因此由主权国家组成的国际体系，在 本质上只能是一种无政府状态。国家要维持生存，就必须自己照料自己的利益。由于国 家间总是存在着利益的差异、竞争与冲突，因此在国际体系中任何一个主权国家的存在 对别国来说都是一种本质上的不安全。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现实主义所设想的安全关 系就是由主权国家构成的无政府状态，而这种状态的本质就是不安全。
在国际无政府状态下，由于国家间的冲突与不安全是普遍现象，因此国家存在的根本 目标就是加强安全。在任何情况下，国家都必须保证自己的居民、领土和政权不受侵犯 ，保证自己能得到充足的生存资源，并持续保持自己的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念。国家最重 要的职责是要在国际体系中保持自己的主权地位。
通常，国家为保卫安全是可以采取各种非常措施的。例如，当遭受外来侵略的时候， 国家可以进入战时状态。在这种状态下，公民的财产可能被征用，公民的人身自由可能 受到限制。任何国家的公民，只有在这种非常的情况下，才会允许国家在资源使用上自 由行事，并且愿意接受对自身权利必要的约束和限制。
按照现实主义的观点，国家能否实现安全，或者说能否消除别国的存在所带来的威胁 ，最终取决于国家相对其它国家而言的权力或能力，而这种权力或能力的最重要体现就 是国家的军事力量。因此，国家所要做的最重要的事，就是尽可能大地增加自己的能力 ，特别是军事能力。这一职能构成了国家存在的最根本的理由。
霍布斯(Thomas Hobbes)指出，国家的建立就是为了捍卫人民“免遭外来者的侵略和彼 此间的伤害”。他认为，由于最高主权者具有独立地位，因此始终是互相猜忌的，并保 持着斗剑的状态和姿势，他们的武器指向对方，他们的目光互相注视。①(注：转引自P eter Mangold,National Securit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London and New Yo rk:Routledge,1990,pp.1—2；另见[英]霍布斯：《利维坦》(黎思复等译)，96页，商 务印书馆，1996。)显然，如果国家不能履行维护安全的职责，那它所声称的合法性以 及公众对它的忠诚就不复存在了。
对于现实主义者来说，暴力因素始终是安全中最重要的因素，其它因素只有在同军事 因素的发展相关连的时候，才是重要的。例如，强有力的经济力量是决定一个国家能建 立并维持怎样的军事能力的因素；地理环境是决定一个国家有多少可用于军事能力的自 然资源，以及国家是否具有军事脆弱性的因素；政府形式是决定国家是否具有军事动员 能力的因素；政治领导是决定国家能否适当与明智地使用军事力量的因素。总之，现实 主义安全观的中心就是国家怎样使用军事力量，以及国家应怎样应对军事竞争所导致的 不安全的基本来源。②(注：Terry Terriff,Stuart Croft,Lucy James,Patrick M.Mor gan,Security Studies Today(Cambridge:Polity Press,1999),pp.63—64.)
新现实主义与安全合作
在安全问题上，新现实主义与现实主义是有所不同的。如果说现实主义把权力视为目 的本身而致力于积累越来越多的权力，那么新现实主义则认为权力只是手段，国家拥有 的权力太小或太大都会有风险。对新现实主义来说，国家最终关心的不是权力而是安全 ，因此，如果追求更大的权力可能冒不安全的风险，国家就可能选择谈判而不是战斗。 ③(注：[美]肯尼思·沃尔兹：《国际政治理论》(胡少华等译)，2页，中国人民公安大 学出版社，1992。)以发展的眼光来看，新现实主义实际上为合作打开了一个小门。对 于新现实主义者来说，国际政治的特征未必就是无休止的冲突与战争，在国家之间是存 在受制于安全竞争逻辑的有限合作的。④(注：John Baylis and Steve Smith,eds.,Th e Globalization of World Politics(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8,p.197 .)
对于合作的结果和影响，新现实主义最关心的是相对所得的问题。按照新现实主义的 观点，国家在合作中最担心的是合作者进行欺骗，以及通过欺骗获得更大的相对收益。 例如，在军控问题上就是如此。如果合作中的一方进行欺骗，原有的力量平衡就可能被 迅速打破，从而使另一方处于极其危险的境地。在这里，绝对所得(即各方从合作中都 有所得)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各方的相对所得。任何国家都担心对方从合作中所得更多 ，从而使自己处于不利的地位。
显然，新现实主义尽管向合作迈出了一小步，但与现实主义一样，仍然认为在国际体 系中缺乏信任感，并且充满了误解。按照现实主义对安全关系的看法，由于国家都不知 道自己的“邻居们”的真正意图，因此只能处于一种持续的紧张状态。在这种情况下， 国家不知道自己为安全采取行动的后果是什么。国家为安全采取行动通常可以有两种选 择，一是增强自己的力量，二是削弱自己的力量。国家增强自身力量如果对别国产生了 威慑作用，使之减少了敌意，那就会使自己更安全；但如果产生了挑衅作用，使之增加 了敌意，则会使自己更不安全。与此相类似，国家削弱自己的力量如果产生和解作用， 使对方减少敌意，就会使自己更安全；相反，如果产生引诱作用，使对方增加敌意，那 就会使自己更不安全。所以，不论国家采取何种战略，都要冒某种风险。
国家在安全问题上的两难抉择，就是所谓的“安全困境”。“安全困境”的概念是20 世纪50年代由赫茨(John Herz)提出来的。他认为，安全困境是一个结构性观念，按照 这种观念，国家追求自身安全的意图会增大其它国家的不安全感，因为每一方都把自己 的措施解释为防御性，而把另一方的措施解释为可能的威胁。⑤(注：John Herz,“Ide alist Internationalism and the Security Dilemma,”World Politics,2(2)1950;另 见The Globalization of World Politics,p.197.)在这里，核心的问题是国家间的恐 惧感和不信任感。巴特菲尔德(Herbert Butterfield)把这叫做“霍布斯主义的恐惧” 。他指出，在这样一种局面下，你会对其它国家有现实的恐惧感，别国也会对你有同样 的恐惧。也许你对别国根本无伤害之意，做的只是一些平常的事情，但你无法使别国真 正相信你的意图。你无法理解别国为什么会如此的神经质。反之亦然。在这种情况下， 双方都以为对方是有敌意的，无理性的，不肯做出可使大家都获得安全的保证。军备竞 赛的不断升级，就是这种状态的产物。⑥(注：Herbert Butterfield,History and Hum an Relation(London:Collins,1951),p.21.)
这种现实主义式的紧张状态，用德国“铁血宰相”俾斯麦的话来形容，很像是同在一 个车厢里的陌生人之间的关系，每一个人都不间断地注视着其他人，当一个人把手放入 口袋的时候，他旁边的人也准备好自己的左轮枪，以便能够首先开火。研究冲突战略的 学者谢林生动地把这种局面称之为“神经质模式”。⑦(注：Thomas C.Schelling,The Strategy of Conflict(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0),pp.207-208.)
针对“安全困境”，一些新现实主义者主张进行新的思维。这些人与以沃尔兹为代表 的“标准现实主义”相比，对国际合作抱更为乐观的态度。他们通过批评“标准现实主 义”，提出了以合作求安全的观点。例如，格拉瑟(Charles Glaser)就是这样的新现实 主义者。他认为，在很多情况下，敌手可以通过合作性政策而不是竞争性政策来实现他 们的安全目标。他的理由是：第一，国际关系的自助特点并不一定意味着国家会受制于 可能导致战争的永久性竞争，在有些情况下，国家可能更喜欢合作，通过合作减少战争 危险和不稳定，对国家是有特别利益的；第二，国家追求合作所谋求的未必是相对利益 ，大体相等的所得往往是最好的情况；第三，合作中的“欺骗”会产生危险，但竞争同 样会产生危险，与其冒竞争的风险还不如冒合作的风险。⑧(注：Charles Glaser,“Re alists as Optimists:Cooperation as Self-Help,”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19 ,No.3,1994/5.)
有一些新现实主义者认为，通过更大的合作是可以改良“安全困境”的。布赞认为，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际关系中出现了一种成熟的无政府状态。在这种状态下，很多 “成熟的”国家认识到，出于安全的理由，在为自己制订政策的时候，也应该考虑邻居 的利益。这种认识表明国家已理解到安全是相互依赖的，过分强调“自我”的安全政策 最终会导致失败。布赞认为，北欧国家就是通过一个“成熟的过程”把军事竞赛转化成 了安全共同体。⑨(注：Barry Buzan,People,State and Fear(London:Harvester Whea tsheaf,1983),p.208.)
对于安全合作，有些学者提出了进一步的设想，即使之制度化。杰维斯(R.Jervis)认 为，“安全困境不能消除，而只能加以改良”，途径是寻求一种方法，对国家间的权力 斗争施加某种规范性限制，使相关国家组成为安全体制。在这个体制中，各个国家认同 一定的准则、规则、原则。这些规范性的东西可使加入其中的国家互惠互限。⑩(注：R obert Jervis,“Security Regimes,”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36,No.2,Spr ing 1982.)作为出自新现实主义者的设想，这种观点实际上已经非常接近新制度主义了 。
新自由主义安全观
新自由主义与新现实主义尽管同属理性主义理论，具有很多相同假定，但它自80年代 以来一直在国际关系理论领域同新现实主义进行争论。这种争论也表现在安全观念上。 与新现实主义相比，新自由主义一是更强调制度对于调节国际无政府状态下国家行为的 作用，二是更强调国家在安全合作中的绝对所得。
与现实主义强调自助的国家相比，新自由主义更多强调的是跨国的联系。在这个意义 上，新自由主义对安全关系的看法是有别于现实主义的。例如，新自由主义的主要代表 人物基欧汉(Robert O.Keohane)和约瑟夫·柰(Joseph Nye,Jr.)所提出的“复合相互依 赖”理论，从安全概念的角度来看，就是一种对于安全关系的描述。按照这一理论的假 定，伴随着经济的全球化与一体化，以及各国经济利益的日益融合，国家间的相互联系 和相互依存会越来越深化，越来越普遍。这种日益发展的相互依存，深刻地改变了国际 关系的性质，使得在安全问题上的国际合作日益成为可能。
新自由主义认为，在一个受到国家权力和不同利益制约的世界里，发展国家间制度化 的合作，可以为实现更大范围的国际安全提供机遇。基欧汉和马丁(Martin)指出，制度 一般来说有利于进行互惠的操作，它能够提供信息，确定协调的焦点，降低交易成本， 并且能使承诺更可信。他们认为，尽管制度不能阻止战争的发生，但有助于减少对欺骗 的恐惧，并且能减轻因合作中所得不平等而产生的恐惧。总之，基于互惠基础运作的国 际制度，至少是可持续和平的重要组成部分。(11)(注：Keohane and Martin,“The Pr omise of Institutionalist Theory,”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20,No.1,1995.)
在合作所得的问题上，新自由主义认为，国家与其它国家合作时，确实是在意相对所 得的，但它们会问两个问题：第一，在什么情况下相对所得问题才有意义?第二，当相 对所得导致危险时，制度会有怎样的作用和影响?按照新自由主义的观点，相对所得的 重要性是由两个因素构成的：一个因素是体系中主要行为体的数量。如果体系中只有两 个利益冲突的国家，那么相对所得就极其重要，而且合作也极不容易。但是，如果体系 中有若干力量大体相等的小国，那么国家对相对所得就不那么紧张，因为它们有更多的 机会用结盟的方式来保护自己。第二个因素是国家在军事事务上的取向是攻击性的还是 防御性的。如果在安全关系中军事力量几乎不可能被用来解决争端，发生战争的可能极 小，那么有关相对所得的考虑就无关紧要，因为这种相对所得不会转变为军事优势。在 这种情况下，国家间的安全合作就比较容易实现。(12)(注：[美]大卫·A·鲍德温：《 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肖欢容译)，172—208、209—233页，浙江人民出版社，20 01。)
对新自由主义者来说，为了解决在相对所得问题上的不和，国际制度可以提供一个合 作的框架。事实上，在任何可能的合作安排中，有关利益分配都存在着多样的选择，在 这种情况下，国家可以满足各种不同的偏好。通常，不同国家在不同问题上可能有不同 的相对所得，一个国家在此问题上相对所得较多，另一个国家则可能在彼问题上相对所 得较多。这样，通过制度所提供的协调机制，国家就可以通过交易与权衡而使整个合作 达到一种稳定的结果。在这个过程中，制度可以提供有关其它国家的信息。如果其它国 家得到了重要的和令人忧虑的相对所得，那么国家就可以得到警示，而且制度所确立的 合作机制也可以提供降低这种不平衡的手段。
其它非主流的安全观念
在安全研究中，除了上述几种居主流地位的安全观念之外，还存在许多非主流的观念 与学派。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特别是90年代，在安全研究中兴起了许多新的研究范式 ，其中就包括建构主义、后现代主义和女性主义等。
在安全关系的问题上，建构主义强调的是社会建构对国家行为和国际关系的影响。在 建构主义者看来，在物质世界之外还存在一个意义与知识的世界，这个世界包含了行为 者对其周围世界的解释和理解。这个世界是一个主体间(意识相互联系的)世界，这个世 界是由共有的知识组成的。(13)(注：Matthew J.Hoffman,“Constructivism and Comp lexity Science:Theoretical Links and Empirical Justification,”paper for ISA meeting 1999.)所谓共有的知识，就是行为体共同具有的理解与期望。这种共有的理 解与期望能够建构行为体的认同(或身份)与利益。例如，在安全关系的问题上，如果行 为体之间的共同期望使行为体具有高度的猜疑，使它们总是对对方做出最坏的估计，那 么双方就会形成相互感到威胁的关系，这就是所谓的“安全困境”。相反，如果行为体 之间的共有知识使它们能够建立高度的相互信任，那么它们就会以和平的方式解决它们 之间的问题，这就会形成所谓的安全共同体。按照建构主义的阐释，国际生活的特征取 决于国家之间相互存有怎样的信念和期望。
对建构主义者来说，如果在进行社会建构的过程中，行为体的观念发生变化，那么主 体间相互联系的意识(或共同知识)和利益就会发生变化，并因而会使结构，诸如无政府 状态，发生变化。例如，对于冷战的突然结束，用新现实主义与新自由主义都很难进行 解释，而用建构主义则可以解释为什么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接受“共同安全”思想， 改变苏联的外交政策，从而与西方建构了新型的关系。
建构主义的一个主要代表人物者温特(Alexander Wendt)认为，社会结构的形成与存在 都是行为体社会实践的结果，理性主义所讲的国际无政府状态，实际上并不是一种先验 与既定的因素，不是自然状态，而是国家的互动所建构的一种文化。国家互动的性质不 同，就会建构不同的无政府文化。温特论证了三种无政府文化：霍布斯无政府文化、洛 克无政府文化与康德无政府文化。这些文化是基于敌人、竞争对手或朋友的不同的角色 关系。说得确切些，如果国家间关系是以互为敌人为特征，那么就会建构一种霍布斯文 化；如果国家间关系是一种竞争者的关系，虽然有利益冲突，但能够共存，那就会建构 一种洛克文化；如果国家间关系是以朋友关系为特征，那就会建构一种非暴力和互助的 康德文化。温特认为，不同的无政府状态有不同的内涵，决定性因素是国家怎样通过自 己的行为进行文化建构。(14)(注：[美]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秦 亚青译)，第6章，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后现代主义者在思考国际安全问题时，强调的是观念与话语——人们怎样谈论国际政 治与安全——的重要性，认为这些东西是构成国家行为的重要的驱动力。例如，阿什利 (Richard Ashley)认为，现实主义的重要性就在于它过去一直是在国际政治中居支配地 位的有关权力与法则的一种话语，这种话语鼓励国家为安全而竞争。瓦斯克斯(John Va squez)认为，权力政治是有关世界的一种想像，这种想像鼓励了有助于导致战争的行为 。对于许多后现代主义者来说，实现安全就要用强调和平与和谐的“公有制主义话语” 替代现实主义的话语。他们的想法是，一旦人们头脑中现实主义的“软件”程序被基于 公有制规范的“软件”程序所取代，个人、国家和地区就会学习相互合作，而全球政治 就会变得更加和平。(15)(注：The Globalization of World Politics,pp.205—206.)
女性主义者在思考安全问题时，一方面从性别的角度关注女性受压迫和在政治生活中 处于从属地位的不安全问题，另一方面也从更一般的意义上思考有关安全研究的问题。 女性主义者认为，安全问题应当涉及结构性暴力问题，因为这种暴力对于妇女和其他处 于从属地位的人群有特别的影响。如果人们忽视这一事实，就是忽视了这个星球上绝大 多数居民的安全。对女性主义者来说，以往的安全研究完全忽视了妇女，要改变这种状 况，就要提出新的安全观念。
以上这些观念，包括后现代主义的女性主义观念，具有一个重要的共同特点，就是强 调非物质的因素，诸如社会建构、话语等。这样一种倾向是非常值得关注的。实际上， 不单是这几个学派，还有更多的学者也加入了这个潮流。其中，从文化主义的角度研究 安全问题就是一个重要现象。
一些战略文化主义者认为，在国际关系研究中强调物质力量平衡的现实主义，是一种 被高估的理论，而强调观念因素的文化理论在解释世界如何运作方面要做得好得多，因 此文化理论在国际关系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有些人甚至认为，在国际关系研究中，物 质结构的变量只具有第二位的重要性，并提出了文化主义是现实主义研究的补充还是将 取而代之的问题。(16)(注：有代表性的论著有：Peter J.Katzenstein,ed.,The Cultu re of National Security:Norms and Identity in World Politics(New York:Columb ia University Press,1996);Alastair Iain Johnston,“Thinking about Stragic Cu lture,”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19,No.4,Spring 1995。)哈佛大学的德施(Mich ael C.Desch)认为，后冷战国际关系研究中的文化主义浪潮，涉及了诸如军事学说、大 战略和外交决策等诸多领域，包括了各种不同的认识论(从实证主义到反实证主义)，并 且应用了各种解释变量。支配这股文化浪潮的文化理论有四个分枝：组织理论、政治理 论、战略理论和全球理论。例如：勒格罗(Jeffrey Legro)认为，军队所有的不同组织 文化，会导致它们采取不同的战斗方式。基尔(Elizabeth Kier)认为，国内不同的政治 文化会采用不同的控制其军事力量的手段，这种控制是基于国内的政治考虑而不是外部 的战略利害。江忆恩(Alastair Iain Johnston)认为，对国家大战略作出最佳解释的是 国内战略文化而不是国际体系的规则。芬尼莫尔(Martha Finnemore)认为，是全球文化 规范而不是国家的内部利益决定大国干涉的模式。普赖斯(Richard Price)等认为，禁 止使用特定武器的全球文化规范，最好地解释了为什么它们没有被使用。赫曼(Robert Herman)认为，苏联之所以退出冷战，是因为它受到西方的规范和文化的吸引。巴内特( Michael Barnett)认为，对联盟模式的最好解释不是共同面对的威胁，而是认同。(17) (注：Michael C.Desch:“Culture Clash,”Intrnational Security,Vol.23,No.1,Sum mer 1998,pp.142—143.)对战略文化的这些探讨，无疑为安全研究开辟了一个新角度。
从以上所综述的不同安全观念中可以看到，安全研究作为一个学科是具有多样性的。 实际上，这种多样性正是这个学科吸引人的地方。近年来，学术界对安全问题的探讨日 渐增多，增加一些对不同安全观念的了解，这种探讨才能进一步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