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文化秩序与政治秩序，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秩序论文,中国论文,过程中论文,政治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现代化的启动，与中国知识分子运用西方先进文化理念审视中国传统文化，孕育出新的文化观念与文化秩序，在此基础上建构新的政治秩序的不断循环往复、渐次呈螺旋式的发展过程相一致。但是，由于中国的文化秩序和政治秩序在意识形态上高度同一性传统，在二者相互回应的运行模式中，文化秩序的变革严重受制于政治秩序的操控，这成为近代以来中国现代化进程发展缓慢的一个重要原因。近年来，不少人对中国政治秩序与文化秩序这种不符合现代化发展要求的关系提出尖锐批评，要求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激进改革要求有其合理性，值得置疑的是：这种激进方式是否符合中国国情?本文试从政治秩序与文化秩序相互关系的视角提出一己陋见，请教方家。
一、中国文化秩序与政治秩序的高度同一性
近代中国，以西方各种冲击为主要形式开始了与现代性接触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秩序对各种冲击所带来的现代性挑战的适应能力显然很低，反应迟缓。中国前期现代化(指清末至1978年以前的现代化萌芽和初步启动阶段)缓慢的部分原因即在于：中国的文化秩序和政治秩序在意识形态上的高度同一性，或者说是政治具有绝对的权威性和独占性，而文化缺乏自立性、过分依附于政治。
现代化的发生和发展除了统治者的意愿、支持和实施外，它有一个特定的依赖群体，可称为“现代化群体”，其主要构成自然是各种有改变现状要求的知识分子，(注：这里所说的知识分子群体与几十年前我们用以划分阶级成份的概念不同。波斯纳在《公共知识分子：衰落研究》一书中对公共知识分子的定义是：以公众为对象、就政治和意识形态性质的公共问题发表意见的知识分子。他的研究也许与我所要讨论的问题大相径庭，但他的定义与中国传统的“士志于道”的精神相衔接，适合用来界定本文所要讨论的文化秩序中的知识分子。)他们构成了各种向现代化靠拢的改革运动和革命运动的核心。如果这个群体的组织程度良好，对现代化的要求坚定，最重要的是能超越传统或现存的制度秩序(特别是政治和社会的)，他们改变现存社会的效能就会较高；反之，则效能较低。由文化秩序与政治秩序高度同一特点决定，中国的现代化群体必然属于后一种类型。这一方面是中国政治的独占性和权威性造成的，其他问题都要依附、听从这个权威的控制；另一方面则是与中国知识分子“由文化而政治”的传统血脉相连，使文化秩序难以自拔于政治秩序的操控。
二、对中国知识分子“由文化而政治”的传统的分析
中国传统文化是以儒释道为基础和核心的，这种传统文化影响到中国人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价值取向等各方面，文化秩序对政治秩序的高度同一与此密切关联。
儒家的入世哲学为文化秩序和政治秩序高度同一提供了最重要的前提条件和理论依据。儒家强调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可见其对现世责任强调的最终目的是为政治服务。对权力和权力与意识形态结合的强调，使以儒学为教化基础的普遍社会心态，带着先天的积极的政治目的，自觉地局限于现存的政治框架之内。
有位美国学者在分析东亚的佛教时认为，当佛教越过喜马拉雅山传到中国时，曾有很大的转变。原可能是人类史上最为“否定世界”的性格，一变而为“肯定世界”、“接受”的性格。这种分析恰到好处地说明佛教之所以可以在中国广泛传播，就源于中国人对现世的肯定和接受的心态。中国佛教的忍耐精神对中国人文精神影响之大，已渗透到社会各个阶级阶层、每个家庭每个人的心里。在这种精神驱动下，中国知识分子的谦恭、退让、忍辱负重的德行被视为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一部分，从而使政治权威顺理成章、几乎不曾遇到什么反抗，就控制了文化秩序。
至于道家的学说，更为鲜明地把“无为而治”运用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如果说“出世”是消极的，可它恰恰从反面为文化秩序服从服务于政治秩序提供了理论依据。
其实，中国文化所具有的巨大的消解融合能力，早已使儒释道三者之间的鲜明界限模糊不清。在三者合力作用下，使得求稳、苟安、知足、和和、崇古和拒变成为中国传统文化意识的主导方面。在这种精神下育化的中国知识分子，潜移默化之中更把三者消融在身心之中，世代秉承这种深层次的价值取向。统治者借此轻而易举地操控知识分子的发展方向，于是“经世致用”就成为中国知识分子世代追求的目标。所以，当我们看到文化秩序与政治秩序的高度同一性传统给中国现代化带来弊端的同时，也不得不承认，它有产生和存在的必然性和可能性。如果把政治秩序对文化秩序的这种操控仅仅用某某政府专制来解释，未免过于幼稚，关键问题并不在于此，而是中国政教合一的传统使然然。
中国典型的政教合一模式带来的必然结果是政治统治者与文化持有者的利益一致性，除了政治一途外，别无他途可以展示知识分子自身的价值，只有政治不得意者才会无奈地选择归隐。缺乏自身组织性、依附于国家科层系统的中国知识分子，总是难以忘情于政治，“学而优则仕”明白无误地表达了他们的普遍心态。而在中国实行了千百年的考选规范和制度，表面上可以公平地使最底层的劳动人民“朝为田亩郎、暮登天子堂”，但它以规定好的内容来考核所有企望出人头地的读书人，来择定社会精英分子的做法，也近乎残忍地管束了这些读书人的命运，从思想根本上解除了他们的自由，为他们归附于政治做好了政策和制度上的规定。从隋唐起，这种考核的内容虽前后有很大变化，但本质却没有实质性变化，评价、录用人的标准也没有太大变化。由这种考选制度培养的人才，从一开始就注定要成为政治的服从者。
三、帝国晚期与后帝国时期的文化秩序与政治秩序
由于文化秩序和政治秩序高度同一的传统，中国的知识分子始终是统治者和下层民众联系的纽带，他们虽同情下层民众，但主要还是对上服务，这个“上”在他们看来就是政治秩序，由他们掌握的文化秩序以服从、服务于政治秩序为己任；对下则是教化百姓、维护现有政治秩序。这是历朝历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主要功能。虽也有时政批评，凤毛麟角，终不是主流。这种关系限制、抹杀了知识分子的独立性，而统治者更是尽量分散和瓦解知识分子的组织，使他们自动自觉地成为政治的驯服工具。这种传统一直影响到近代和现代，由此决定，中国的知识分子改造社会的效能不可能很高，有时甚至自身也成为被改造的对象。
清末戊戌变法是中国走向现代化过程中由知识分子发起的第一场社会改造运动。清末的知识分子有改造社会的基本要求，并按传统方式向政治集团内部寻求支持，这实际上是他们唯一可以选择的途径。统治集团作为一个整体来说，整体的主要倾向是变法成功与否的决定因素。所以，变法者面对的并非简单的帝党、后党之争，而是对整个统治集团政治倾向的判断。如果统治集团的主要倾向是同情变法，则变法有获得成功的可能；反之，则必凶多吉少。事实证明，当时的统治集团没有做好接受变法的准备，仍想固守原有的政治秩序，所以，这次变法失败是文化秩序弱势于、同一于政治秩序的必然结果。
有人称北洋军阀统治时期是“怪胎”，但不可否认它是中国现代化正式起步阶段，而且在这一阶段，发生了五四新文化运动这样影响空前、至今、甚至至将来的文化运动。在这场运动中，知识分子的确振臂而起，向帝国主义、向封建主义、向当权的统治者发起挑战，但他们没能摆脱传统命运，不仅组织上各自为政，在思想上更是争相为自己的主义鼓吹呐喊，没有哪一方真正占上风。这时无论是文化秩序、政治秩序还是二者之间都处于一种混乱无序状态。为了积累被认同合法性的资本，统治者们不得不对知识分子有所让步，并吸纳了一部分意见较为温和的知识分子参与政治，胡适等人的“好政府”因此得以在政治舞台上昙花一现。很快好政府主义就破产了，中国的政治秩序仍是唯我独尊。
国民党统治时期，中国的知识分子仍继续抗争，而国民党则在某种程度上继承了北洋军阀政府的策略，并使之趋于完善。一方面他们努力控制社会中的权力群体，尽可能垄断所有有效的控制地位；另一方面，又向各种群体的要求有所让步。总的来说，国民党始终努力地控制文化秩序不超出政治秩序，使二者继续保持一致。努力地控制着知识群体，使他们不超出传统的界限，并互相分离；缩小和控制他们流动的渠道，限制他们对政治和文化中心的参与和接近。新生活运动很大程度上就是为这样的目标发起的，应该说也起了一定的作用。
改革开放前的新中国，文化秩序和政治秩序的高度同一性不但未被打破，反而具有很强的连续性，特别是在意识形态的价值取向层次上，知识分子成为被改造对象。就总体言，到此时较成熟的知识分子都是经历过新文化运动，抵制住了北洋政府和国民党政府同一化考验，具有革命性和现代性的知识分子精英。但自五四以来他们一直在为自己的主义斗争，完全沉浸在一种“理想主义”的个人追求中，“主义”一旦实现，他们的斗争性也就解除，又回归到传统之中。另外一些知识分子则为1949年后的巨大变化所震动，讴歌新政府的同时，虔诚地反省自己，充满希望地迎接新时代新生活的开始。尽管如此，历次运动仍忘不了对他们进行思想改造。
四、怎样认识“文化滞后”与现代化的矛盾
韦伯认为：“现代化”的基本精神就是“理性化”。而在一个社会中最有资格掌握理性的非知识分子莫属。当知识分子在社会进步过程中不能充分地发挥具有独立精神的理性指导、理性批判、理性参与、理性总结作用时，知识分子的独立思考不健全甚至已被扼杀，那就意味着“现代化”的基本精神是残缺不全或支离破碎的，会严重影响现代化进程。通常认为科学革命、市民革命和产业革命，是从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过渡过程中必不可少的“现代化原动力”。而在中国，自现代化启动以来，科学革命和产业革命都不同程度地发生和发展，唯独市民革命迟迟不能发生，考其原因之要，逃不出政治秩序支配文化秩序这种传统的作用。
中国的这种情况可以用乌格朋(William F·Ogburn)提出的“文化滞后”现象解释：个人生活跟不上物质方面的变迁，跟不上现代社会的需要，文化变迁落后于经济变迁。“文化滞后”现象的确给现代化设置了一道难以逾越的障碍，在某种外来因素的刺激下，为了能迅速改变这种状况，激进知识分子会产生对传统施以激进变革的愿望。为达此目的，他们或与政治发生激烈冲突，或与政治结成联盟。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文化大革命”(虽然二者在历史价值方面不可同日而语，但在改造传统方面的激情却极为相似)就是在这种愿望的驱动下发生的。前者是与政治发生激烈的冲突，统治者极力维护旧的文化秩序；而后者就是“新文化”的倡导者与政治的领导者合二为一，统治者力主彻底摧毁旧的文化秩序，但结果都难以让人满意。
即称传统，就是千百年历史的积淀，不可能一下子转变。当变革要求产生时，来自清朝统治集团内部的反对和阻挠，与其说是顽固，不如客观地承认，他们潜意识中已警觉到，基本文化特征深藏在现存的政治结构之中，任何剧烈的政治变革都可能引起对文化传统的抛弃和文化秩序的瓦解。他们最惶恐的是由此带来的王朝崩溃，所以，张之洞一再强调“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其他人则大叫“祖宗之法不可变”。不变是不可能的，变是必然的。但如何变?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的关系如何才能协调一致?
五、中国问题的再认识
自六十年代中期，布莱克等人突破“传统——现代性”的僵化公式，提出传统结构如何适应现代功能的新观点以后，“新”的现代化理论不再把传统与现代对立起来，而是认为传统与现代性不是互不相容、对立的两极，二者可以相互共存、相互补充、相互支持，不能把传统笼统地视为现代化过程的阻碍因素，现代化过程也不是简单地完全以各种现代因素来彻底取代各种传统因素的过程，而是一个对传统因素加以改造，使之在功能上不断适应现代性之要求的过程。现代化不等于西化，现代化模式绝对不只一种，各国国情不同，必须寻找适合自己的现代化方式。这种新理论有助于纠正我们为现代化而抵制传统的情结，现代化与传统都不可能中断，必须连续发展。
传统与现代性的矛盾在处于转型期的社会更为突显，能否解决好传统与现代性的矛盾，不仅会影响中国现代化进程，对后现代化的发展也是一把倒悬的双刃剑。
对现代化“祛魅”后，我们发现现代化并不完全代表好的，任何形式的现代化都会带来正反两方面影响，反观传统发现它也有耀眼的魅力，从而开始怀疑以往激进反传统的做法是否合理。亨廷顿在《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中提出：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常伴有政治动荡，而急剧的社会变革是造成这种政治动荡的基本原因。以色列著名政策科学家Y·德罗尔也主张：改革者应该采取有限激进原则。他认为全面的、激进的现实变革通常是不可行的，而且需要付出很高的成本和代价。
他们警告的实是对我们已往历史教训的总结。所以，当20世纪90年代初，姜义华和余英时两位教授在《二十一世纪》杂志上展开关于激进与保守再认识争鸣时，中国学者开始重新反思和检讨近百年来国人在文化、政治上的“激进主义”所产生的后果，重新评价保守主义：余以通俗简化的说法将之定位在“要求变革较少”，姜则更学理性地阐述为“要求使变革范围于特定的价值取向之内，于尊重传统、尊重权威、民族主义等范围之内”，实则二者“并未有原则上的分歧”(注：参见许纪霖：《激进与保守之间的动荡》，载李世涛主编《知识分子立场——激进与保守之间的动荡》，时代文艺出版社，2000年，第37页。)。渐趋成熟的中国思想界已经不再简单地用激进标榜进步，用保守斥责落后。断裂式的激进变革给我们留下深刻教训，根据中国的现实国情，任何变革在操作层面上都必须考虑到13亿人口的综合素质和承受能力的参差不齐，所以，必须谨慎甚至保守，或者说“有限的激进”正是我们需要的和正在做的。
六、解决问题：中国已进行了成功的改革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基本上是以有限激进的方式进行变革，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市场经济条件下，有助于打破个人对单位的依附和国家对人身的全面控制，使知识分子有可能成为自由职业者，获得独立身份，这是文化秩序能够形成自立精神的前提条件；政治方面，政治秩序稳定的前提下，进行积极的政治体制改革，加快民主化进程，加强法制建设，为文化秩序提供一个宽松、有序的环境；文化方面，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鼓励创新、独立思考，这是针对传统的封闭性和保守性下的一剂良药。
时下有关学术与政治关系的讨论中，多数学者能理智地认同学术不应该也不可能脱离政治而独立存在。早年贺麟先生关于学术应是“政治的根本，政治的源泉”、学术与政治是“体”与“用”的关系的观点已为越来越多的人接受。这种看起来保守的思想，实则是中国知识分子真正觉悟、成熟的标志。那种认为中国知识分子总是在“国家(民族)至上”的旗帜下自愿放弃对个体精神自由追求的说法，虽貌似客观，实质上却忽略了以造成自我认同危机为代价得来的个体独立精神，已失去了它应有的意义。断裂式发展模式给我们带来的教训和创伤，使我们要付出更多代价去弥补。
当然，现代化必须伴随以文化由传统到现代的变迁，政治必须给文化保留一个宽容的空间，这仍是我们继续努力的方向。可喜的是，随着近二十多年来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推进，中国已不再只有政治一个权威，经济与科技正在逐步形成与政治抗衡的新权威，对政治权威的独占性产生不容置疑的削弱和制衡作用，这将有助于进一步调整文化秩序与政治秩序的关系向有利于现代化的方向发展。文化多元化的逐步形成，预示着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的调整与互动正在顺利地进行，传统的延续与现代性的发展并行不悖，知识分子的独立性与创造性也逐渐地被激发。实际情况表明，这种有限激进的改革是适应中国的现实国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