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外旅游资源游憩价值评估研究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旅游资源论文,国内外论文,价值评估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游憩价值是指由旅游资源环境提供的，集经济、生态和社会效益为一体的综合效益[1]。旅游资源的核算包括两个方面：数量核算和货币化核算，即游憩价值评估[2]。它为景区内自然资源的保护、管理和规划提供科学的依据；同时评估结果可以作为旅游地门票价格制定的依据，还可以辅助不同利益主体间游憩收益和资源保护预算的分配，并且也是进行有效的旅游开发的成本—效益分析的基础。国外对旅游资源游憩价值评估的研究已有50多年的历史，起初主要基于费用—效益分析理论(Cost-Benefit Analysis)[3]。由于起步很早，研究成果比较多，其评估方法及过程正向系统化方向发展，特别是环境经济学中有关非市场商品价值评估的一些典型方法，如TCM与CVM相结合的方法等被广泛用于旅游资源的游憩价值评估中，这促使国外旅游资源游憩价值评估的理论和方法不断创新，近几年来BTM的研究焦点主要集中在价值转换模型的应用上，即采用何种利益转换模型更能准确地预测政策景区资源利用的价值。相对而言，国内关于旅游资源游憩价值评估的研究起步较晚，研究成果较少，与国外的研究存在一定的差距。我国关于旅游资源的游憩价值评估研究最早的研究始于八十年代，最初是陆鼎煌等人于1985年对我国的森林公园游憩价值进行评估[4]。迄今，国内仅有少数学者引进国外已有理论基础和核算方法对九寨沟、敦煌等景区的游憩价值进行了核算。而一些在国外应用于价值评估比较优越的方法，在直接引入我国的旅游资源价值核算实践时有一定的局限性，例如国内缺乏对消费者进行市场调查的传统、被调查者的环境意识以及政府对环境信息的公开程度等都会影响到评估结果的准确性；还有可能存在被调查者往往支付能力不足，从而支付意愿低于实际价值的情况。这些实际因素都会影响CVM的核算结果[5]。我国对于TCM和CVM相结合的研究成果还只是停留在学术交流上，远未应用到资源管理的实际工作中去。目前尚未发现采用BTM研究方法来评价我国旅游资源游憩价值方面的研究。因此，我国旅游资源游憩价值评估的研究，有必要结合国内应用环境状况以及旅游业发展现状进行改进，形成适合我国国情和旅游业发展的旅游资源价值核算的理论体系和方法。
一、研究进展
(一)国外游憩价值研究进展
20世纪60年代以前，作为环境影响评价理论的一部分，旅游资源货币价值评价理论主要是成本—效益分析(Cost-Benefit Analysis)，它的产生最早可以追溯到1667年英国经济学家威廉·配第，其起初是作为评价公共事业部门投资以及环境影响经济评价的一种方法发展起来的。而现代的费用一效益分析则是由Julse Dupuit于1844年提出，他首次使用了“消费者剩余”(Consumer Surplus)的概念，并提出一个公共项目总效益的评价标准，即净生产量乘以相应市场价格所得的社会效益的下限与消费者剩余之和。1967年，侧重于公共投资的环境影响和自然资源价值评估研究的John Krutilla发表了《自然保护的再思考》，成为自然资源经济学的奠基之作[5-8]。随着世界旅游业的迅猛发展以及旅游与环境冲突问题的日益严重，John Krutilla与Anthony C.Fisher的合著《自然资源经济学：商品型和舒适型资源价值研究》提出了“舒适性资源的经济价值理论”[9]，为后来旅游资源的货币价值评价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自20世纪开始，美国国家公园消遣服务的收费问题一直是管理和学术争论的焦点[10]。20世纪70-80年代，伴随着通货膨胀的增大以及国家预算的减少，美国国家公园服务的收费有所增加。Bowker等人调查发现，大部分人认为游憩设施使用者需对这些娱乐服务的提供承担更高的成本；而准确地对国家公园的项目和资源进行价值评估以矫正它们的定价政策也就成为必然[11]。与此同时，许多发达国家的旅游政策制定者逐渐认识到：如果将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作为经济发展的战略目标之一，就需要从经济的角度证明旅游资源存在的价值[12]。这都促使旅游资源的游憩价值评估被提上日程。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在福利经济学对消费者剩余、机会成本、非市场化商品与环境等公共产品价值思考的基础上，学者们逐渐建立了旅游资源游憩价值评估的一些基础理论体系，并形成相应的评估技术和方法。首先是在70年代后期到80年代，旅行费用法(Travel Cost Method，TCM)被广泛应用于旅游资源的游憩价值评估中[13]，80年代后，享乐定价法(Hedonic Priced Method，HPM)也逐步应用于旅游资源价值评估中并得到推广[12-15]，90年代以来，意愿调查价值评估法(Contingent Valuation Method，CVM)在旅游资源的价值评估中处于主导地位，并逐渐出现了将CVM与TCM结合应用的研究案例[15-19]。Mattson与DeFoor采用TCM与CVM相结合的方法研究美国约翰Pennekamp珊瑚礁国家公园开展海上跳水、海景观光和海底潜水运动的经济价值[14]。Bhat(2003)采用TCM与CVM相结合的方法研究美国佛罗里达钥匙海洋珊瑚礁资源的管理问题，计算珊瑚礁环境质量改善的经济价值[15]。随着生态旅游概念的提出与认同，CVM对资源游憩价值的评价开始在生态旅游区域展开，Venkatchalam(2004)对森林生态旅游游憩价值的准入费用机制进行了合理论证与制定[16]。近年来，由于受成本、时间及其它各种条件的限制，旅游资源价值转换方法(Benefit Transfer Method，BTM)便应运而生并逐步引起学术界的关注。Ahmed和Umali等(2007)采用类似的方法研究菲律宾Bolinao海域Lingayen海湾珊瑚礁资源的旅游经济价值[17]。
(二)国内游憩价值研究进展
国内对旅游资源的游憩价值评估研究起步较晚，根据对目前国内刊物检索，有关旅游资源的游憩价值评估研究成果并不是很多，并未形成我国特有的一套价值评估理论体系，而且大部分研究成果都集中引用国外现有的理论与统计方法于对森林旅游资源的游憩价值进行评估(见图1)。最早的研究始于八十年代，如1985年我国学者陆鼎煌、吴章文对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进行了森林游憩价值的评估[4]；随后研究范围进一步扩大(见图2)[18]，出现了对风景名胜区的游憩价值评估，一些学者应用TCM对森林公园或者保护区的游憩价值进行了货币化核算(王茂连，1992；艾运盛，1996；曹辉，2001；陈浮，2001；吴章文，2003；孙根年，张茵，2004；唐大昌，2006；王红兰，2007；贺征兵，2008)[19-28]。其中李巍、李文军(2003)用改进的旅行费用法评估九寨沟的游憩价值[28]；后来出现了对人文旅游资源的游憩价值评估，如郭剑英、王乃昂(2004)的旅游资源的旅游价值评估以敦煌为例[29]，詹丽等(2005)用改进的旅行费用法评估文化的旅游资源价值—以湖北省博物馆为例[30]，以及对植物园游憩价值的评估，如吴文涛(2005)的游憩效益货币化评价研究[31]；还出现了对生态旅游价值的评估，如辛琨等(2005)的海南省生态旅游价值估算研究[32]，唐大昌(2006)运用条件价值法对洞庭湖湿地资源非使用价值进行了评估[33]和王红兰等(2007)基于层次分析法的济南市环城游憩带旅游资源评价[34]，贺征兵等(2008)以太白山国家森林公园为例，对基于CVM的景观游憩价值进行了评估研究[21]。刘敏等(2008)指出我国的游憩价值评估研究还需要在研究范围的界定、评估方法的规范使用与不同旅游地适用的诊断、评估结果的检验等方向需要进一步深入[22]。
图1 游憩价值研究论文分布频率
数据来源：根据文献[20]经添加整理所得。
图2 游憩价值研究领域
二、研究方法
(一)国外游憩价值研究方法及应用
国外旅游资源游憩价值核算代表性的方法有TCM(Travel Cost Method)、CVM(Contingent Valuation Method)、HPM(Hedonic Priced Method)、EM(Expenditure Method)和BTM(Benefit Transfer Method)等。其中TCM和CVM是比较普遍应用的两种评估方法，1986年美国内政部又将TCM和CVM确定为自然资源损耗评价的两种优选方法，1987年英国英国林业委员会(FC)将TCM作为森林游憩价值评价的标准方法[35]。近几年来，随着旅游资源需求大幅度增长，旅游资源短缺将会变得日趋突出，BTM等评估方法以其自身的优越性逐渐受到国外学术界的关注。
1.旅行费用法(TCM)。TCM是评估无价格商品(特别是户外娱乐场所)效益的最早技术，它常被用来评价那些没有市场价格的自然景点或游憩环境的游憩价值。TCM起源于Hotelling的思想，最早由美国的Clawson于1959年确切提出，因此，TCM又名为Clawson法[36]]。它首次把“消费者剩余”这一重要概念引入公共产品的价值评估，是公共产品价值评估的一次重大突破[37]。作为一种对游憩目的地(诸如海岸、公园以及遗产目的地)的收益进行评估的间接方法，TCM基于的前提是一个游憩目的地的“价格”可以由去这个目的地的旅行费用来测算，即应用游客到达旅游目的地的所有花费来表征游客对旅游目的地支付的价格[38]。TCM模型中，目的地到客源地距离的变化带来的旅行费用的不同，被用于推断准入价格(Admission Prices)改变时，旅游者将会有怎样对应的行为变化，即旅行费用与旅游率之间的相关性。游憩服务的Marshallian需求曲线(见图3)以及合适的消费者剩余，就是通过这种方式测算出来[39]。消费者剩余或者曲线以下但是高于给定价格的区域就是对景区游憩价值的评估结果[40]。
图3 Marshallian游憩需求曲线
TCM有两种基本模型：地带旅行费用法(Zonal Travel Cost Method,ZTCM)和个体旅行费用模型(Individual Travel Cost Method,ITCM)。ZTCM的主要特点在于将旅游目的地的游客按照他们所在的地域来分组，这些地理区域的特征以及游客旅游行为的平均状况被用于测算需求函数。ITCM是区别于ZTCM而言的，其主要特点是用于模型回归的数据由个人样本的旅行费用、收入水平、受教育水平以及其它社会经济特征的变化得出，而非区域汇总数据[41，42]。近年来ZTCM模型被使用得越来越少了，一方面是因为ZTCM模型中所收集的大量数据没有得到充分的利用，造成极大浪费，更重要的原因在于ITCM充分考虑了数据的内在变化性，估计出的模型更有效一些。但是ITCM也有其不足之处，由于TCM研究基本都是通过问卷调查得方式来收集样本的，而这种样本获取方式有一定的特点：
(1)非负整数性，即一定时期内到某旅游地的旅行次数只能是一个非负整数；
(2)零截断性，只有那些至少去过一次的游客可能被包含在样本中，而那些一次都没去过的游客的信息被排除在外；
(3)内生分层性，即那些去被研究旅游地频率越高的游客越有可能被收集到样本内[43]。应用ZTCM模型时，采用的是区域总数据的平均值进行回归，所以就回避了这些问题。Hanley、Willis以及Garrod的研究证明，ZTCM和ITCM对游憩价值的评估结果存在很大差异，各有优势。成功的应用ZTCM，研究者需要关注来自较远地区旅游者的旅行费用，对ITCM来说，旅行费用包括在旅游需求函数里，这可以被用于预测个体居民能承担多少次出外旅行；同时，ITCM特别适合于每次旅行都给旅游者提供一些不同感受，并且每年可以接待很多游客的旅游目的地[44]。
2.意愿调查价值评估法(CVM)。CVM是近年来国外生态经济学和环境经济学中应用最广泛的关于公共物品价值评价方法，作为一种典型陈述偏好的非市场价值评估方法，又被称为条件价值法。该方法最初是由Ciriacy-Wantrup于1947年提出的，首次将CVM应用于实践是1963年，Davis研究缅因州林地宿营、狩猎的娱乐价值时，通过调查捕鹅者对捕鹅的收益进行价值评估。而后，在自然资源两种主要的非使用价值——选择及存在价值被广泛认知后，此方法很快流行，并被看作环境经济文献中总经济价值评估的一种重要方法。特别是在20世纪60年代，当一些惯常揭示偏好的方法(如TCM)不能评估一些非使用价值时，被用来对这些价值进行评估的唯一方法就是CVM[45，46]。20世纪70年代以来，CVM逐渐地被用于评估自然资源的游憩娱乐、狩猎和美学效益的经济价值[47]。各国特别是发达国家过去20余年的研究表明，CVM在帮助公共决策方面是一个很有潜力的技术。
CVM作为评估非市场商品经济价值的标准方法，它利用效用最大化原理，依赖于在假设环境产品数量或者质量偶然变化的情况下，直接调查或询问人们对某一休闲、环境资源改善或资源保护措施的支付意愿(Willingness To Pay.WTP)，或者对体闲、环境或资源质量损失的接受赔偿意愿(Willingness To Accept.WTA)，WTP或WTA的大小就反映了人们对非市场商品的偏好程度。Venkatchalam(2004)年制定出合理的准入费用机制的同时推出环境效益改善增加的或环境质量降低损失的经济价值[45]。Mitchell、Robert Cameron和Richard(2005)将被调查者对非市场商品的个人消费意愿转化成货币形式以进行价值评估[40]。
3.享乐定价法(HPM)。HPM作为自然资源价值核算的方法之一，其进行价值评估的基础是享乐模型。享乐模型是基于商品的价值取决于商品各方面的属性给予消费者的满足这一效用论的观点而建立起来的价值评估模型[48]。它在经济学的意义上指人们从其消费的商品或服务上获得的效用或满足程度。
HPM是从相关市场交易的成本和价格的角度来核算环境资源的经济价值。不同于CVM，该方法核算基于的基础是实际的交易价格、购买价格等。HPM最广泛的应用领域是房产、财产等市场，它进行价值评估的基础是房产等商品不是同质的，其价值可以根据这类商品的一系列特征进行区分。该方法认为房产的价格受很多因素的影响：房间的数量、到工作地点的距离、公园的大小等，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当地环境的质量，例如，四周的景色，距树木茂盛的公园或水域的远近[49]。因此理论上，HPM可以被用于对房产附近的城郊森林、公园等的游憩价值进行评估。公寓或住房的价格就反应了居民对就近公园或其它游憩地的支付意愿。应用HPM进行旅游资源价值评估时，因子调查法被用于对其价值进行核算[48]。游客对资源每个吸引要素的评价决定了游客的满意度、舒适度，从而反映了资源价值的高低。旅游资源个体吸引要素的价值则通过一系列有效房产等的购买价格的回归分析得到。
HPM在应用中也有一些问题和局限性。首先，该方法在应用时需有所研究时限内的大量数据，而这些数据都是很难收集的；另外，HPM在实践应用中还有诸如：共线性、模型方程形式的选择以及可分离性等；而且HPM进行游憩价值评估是以其他居民区居民不在评估对象休闲为前提的。
4.费用支出法(EM)。EM是从消费者的角度来评估旅游资源的游憩价值费用支出法是一种古老又简单的方法，它以游憩者支出的费用总和(包括往返交通费、餐饮费用、住宿费、门票费、设施使用费、摄影费用、购买纪念品和土特产的费用、购买或租借设备的费用、停车费以及电话费等一切支出的费用)作为旅游资源的游憩价值[50]。
EM通常有三种形式：①总支出法，以游客的费用总支出作为游憩价值；②区内花费法，仅以游客在游憩区内支出的费用作为游憩价值；③部分费用法，以游客支出的部分费用，如交通费、门票费、餐饮费和住宿费作为游憩价值[51]。EM作为自然资源价值评估比较重要的方法之一，其最大的优点就是评估过程比较简单，易操作；但其也有比较明显的缺陷：①费用支出法仅计算游客费用支出的总数，没有计算游客附加游憩机会的价值，不能反映游客究竟愿意花多少费用去享受游憩服务，因而不能真实地反映旅游资源的实际游憩价值；②费用支出法中的许多费用并不是为了享受游憩服务而支出的；③该方法不能评估处于旅游开发初期或还未开发的景区(点)的巨大游憩价值。由于以上缺陷，EM通常情况下和其它方法结合起来用于对旅游资源的游憩价值进行评估。
5.效益转移法(BTM)。近年来，随着世界各国自然资源旅游需求的增加。旅游资源的开发利用离不开成本-效益分析，由此产生对自然资源价值评价的大量需求。然而，由于受成本、时间及其它各种条件的限制，不可能对每一待开发的旅游景区所涉及的各项旅游活动开展价值评价实证研究，因此，旅游资源价值转换方法便应运而生并逐步引起学术界的关注。BTM又称为价值转换方法(Benefit Transfer)。所谓价值转换(Benefit Transfer)就是利用统计和数量经济方法将从研究景区(Study Site)所得到的各类资源或旅游活动的经济价值转换到拟开发的旅游项目(Policy Site)中所涉及的各种旅游资源或旅游活动的价值评价。当然，在这一过程中要尽量寻求研究景区与政策景区各种条件(包括：人口、经济收入、自然状况、消费偏好、以及文化习俗等等)的一致性，并对其存在的差异进行科学地调整，以最大限度地减少价值转换误差。这种做法的好处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一是节省大量的研究成本及价值评估所需的时间，使投资决策者能够较为迅速地对拟投资项目的可行性快速做出决策；二是尽管这种快速的资源价值核算方法可能存在一定的误差，但比不进行资源价值评价即把资源的价值看作是零要好得多；三是能够使旅游投资项目价值的评价建立在一个统一的适当的标准之上，避免过多的人为主观干预。常用的价值转换方法包括：直接点对点价值转换(Single Point Estimates)、平均价值转换(Average Value Transfer)、需求函数或效用函数转换(Demand Function or Benefit Function Transfer)、及变位分析函数转换(Meta Analysis Benefit Functions))。Rosenberger和Loomis于2004年通过采用上述四种效用转移方法，分别测算出国家范围、地区范围及政策区域范围各种旅游活动日平均消费者剩余或平均价值，为未来相关旅游景区开展价值评价工作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依据[50]。此外，还有很多美国学者采用利益转移方法评价为开发旅游景区资源利用的经济价值。菲律宾学者Ahmed和Umali等2007年采用类似的方法研究菲律宾Bolinao海域Lingayen海湾珊瑚礁资源的游憩经济价值[17]。这些研究焦点还是集中在价值转换模型的应用上，既采用何种利益转换模型更能准确地预测政策景区资源利用的价值[48-51]。有理由相信利益转换方法将会在未来世界各国旅游资源游憩价值评价研究领域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二)国内游憩价值研究方法及应用
在亚州或其它发展中国家开展旅游资源经济价值评价研究还是近几年的事[36]，多数研究发生在东南亚地区。而目前国内对于游憩价值的核算仅有旅行费用法、改进的旅行费用法、条件价值法和收益资本化法四种，且国内大多学者在进行游憩价值估算中多趋向于采用旅行费用法。
1旅行费用法。国内学者对于旅行费用法的应用也是以游客的消费者剩余来表达游憩价值，它通过观察人的市场行为，以某一游憩区的游人所支付的游憩费用(包括他们时间的机会成本)作为自变量，调查旅游者的居住地和游憩区周围不同地区的人口总数，建立旅游费用游憩需求模型。根据需求模型对应的函数关系计算游人的消费者剩余。在我国的运用最早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对于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的游憩价值测算[4，22]，随后，我国学者王连茂(1993)，艾运盛(1996)，亢新刚(2001)，孙根年(2004)，郭剑英、聂金荣(2005)、辛琨(2005)，谢贤政(2006)，谢双玉(2008)等用此法分别对香山公园、武夷山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卢芽山、福州国家森林公园、鼎湖山风景区、长白山北坡、敦煌、井冈山、黄山风景区、这里诺尔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游憩价值和海南省生态旅游价值进行了评估。并从积分的角度对TCIA与传统的分区旅行费用法(ZTCM)的数学本质进行了详细的对比分析。
2.改进的旅行费用法。改进的旅行费用法，不是以距离或行政区来划分游客集合，而是通过计算出的游客游憩费用来划分游客集合。改进后的旅行费用法主要有四个步骤[30，32]：①对游客进行抽样调查，询问游客的旅行花费。②根据游客花费的不同，将游客划分为不同的集合，使每一集合中的游客有着相同或相近的旅行费用。③建立回归模型和需求方程。④计算消费者剩余。我国学者李魏和李文军结合九寨沟的特点，以现有的3类旅行费用法模型与九寨沟的现状进行了对比，发现或多或少存在着冲突，基于此提出了改进的旅行费用法，并用“改进的旅行费用法(TCM)”估算了九寨沟2000年的自然资源游憩价值[2]，随后詹丽等(2005)利用此法评估了湖北省博物馆的游憩价值[30]。高悦(2008)用改进的旅行费用法对东湖风景区的游憩价值进行评估[31]。
3.条件价值法。条件价值法也就是国际上所流行的CVM，目前在我国旅游资源游憩价值评估中缺乏实证研究。我国学者陈红(2005)曾以伊春五岭国家森林公园为例对条件价值法进行了介绍。许丽忠(2007)应用条件价值法对评估旅游资源非使用价值进行了可靠性检验[25]。条件价值法是应用市场技术，从消费者的角度出发，先向公众提出一个假设存在的交易市场，通过直接调查人们的支付意愿WTP或补偿意愿WTA，从而获得人们对该旅游资源的平均支付意愿或补偿意愿，再结合调查区人口总量就可得出人们总的支付意愿[52]。评价法一般程序为：①设计问卷，建立假想市场。对相关环境变化进行必要说明，使被调查者能充分了解相关环境信息。②获取标价。运用各种调查方式，可以通过面对面访谈、电话访谈或邮件访问等进行。在问卷调查中，接受调查对象被要求就某一环境状况变化回答其支付意愿或接受补偿意愿。
4.收益资本法。它的基本思路是，按照经济理论，在不破坏风景区的生态系统，可维持风景区可持续发展的前提下，风景区最多可容纳游憩者的人数，乘以一年的游览天数，推算出来的年最大游憩价值，按一定社会贴现率折算为现值后，即为该风景区的游憩价值。我国学者李家兵、张江山则从武夷山风景区的预期收益的现值之和出发，利用资本化法求取其环境价值的基本值，再用稀缺性和时间价值加以调整，从而得出武夷山的整个游憩价值[53]。
三、研究内容
(一)国外游憩价值研究内容
1.生态旅游(Natural-based Tourism，NBT)景区的准入费(admission fees)研究。国外旅游资源的游憩价值评估研究主要集中于国家公园，森林游憩地以及海滨、海岛等生态旅游地。NBT景区，特别是一些国家公园和森林游憩区仅收取少量的准入费或者不收取任何费用，因而这些游憩区的收益无法表征其游憩价值。这就使得NBT景区的游憩价值及其提供的游憩服务的收费问题成为学界研究的热点[10]。
国外大多数研究成果均显示：NBT游憩区的游憩价值高于其运行费用。C.Liston-Heyes和A.Hyes于1995年通过调查发现，达特姆尔高原国家公园的一日游和过夜旅客平均旅行费用分别为12176美元和25116美元，而该花费水平带来的游憩收益完全可以支撑其运作[1]。Choong-Ki Lee和Sang-Yoel Han的研究都说明了这一点。Choong-Ki Lee(2002)对韩国5个各有特色的国家公园的自然和文化资源的使用价值和保存价值进行了核算，结果显示：所选国家公园的资源拥有可观的使用和保存价值，超过了目前准入费的总额和景区维持成本。同时指出，5个国家公园价值核算的结果是不同的，因此有必要根据各公园的特点应用不同的准入费[10]。生态旅游景区有足够的游憩价值支撑其运行，大多数游客也愿意为这些游憩区的生态环境保护支付一定的货币。Pham(2003)分析得出在越南珊瑚岛旅游游憩价值高于其运营成本的结论，同时指出很多居民对保护他们居住地旅游资源均有一定的支付意愿[54]。
2.生态保护区的开发方向研究。通过游憩价值核算及其与其他价值的比较分析，以确定保护区的发展方向也是旅游资源游憩价值评估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研究显示：很多热带雨林的生态旅游经济价值超过其常规利用(如砍伐、放牧)的经济价值；而且通常情况下，基于保护生态环境的生态旅游大大提高了环境资源的利用价值，而其他对生态环境有破坏作用的大规模开发方式将带来巨大的生态价值丧失[12]。Pieter J.H.等人于2002年通过对苏门达腊岛北部的勒塞尔国家公园在“保持”、“森林采伐”以及“选择利用”三种情景下2000-2030年总的经济价值进行核算说明：与“森林采伐”及“选择利用”情景下的利用价值相比，勒塞尔国家公园生态系统“保持”情景下的游憩价值最大[55]。
3.游憩价值评估的影响因素研究。旅游资源游憩价值评估的影响因素主要包括两个方面：运用的评估方法和价值评估对象自身的特点。不同的评估手段在应用过程中，由于操作过程有很大差别，其影响核算结果的因素也是不同的。如CVM在应用于游憩价值核算的实践中，被调查者的社会经济、人口特征及其对景区环境质量的感知状况都会直接影响价值核算的结果。而森林地区中自然保护区的存在，也可以大大增加游客的支付意愿，从而提高了自然保护区的游憩价值。Riccardo Scarpa(2006)年通过比较研究发现，在目前还没有自然保护区的爱尔兰森林新增一个自然保护区，每年可以增加游憩收益将近50万英镑[38]。Wang，Erda，Yu Yang，Bert B.Little(2008)运用计数统计模型对滨海旅游游憩价值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和评估[56]。
(二)国内游憩价值研究内容
1.游憩价值评估方法研究。国内对于游憩价值评估方法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评估方法的特点、优缺点、适用性及存在问题四个方面。如阮君(2005)就目前广为流行的两种游憩价值评估方法(TCM、CVM)进行了专门介绍，从原理、异同点、应用整合建议三个方面入手，提出了分别用CVM和TCM评价森林游憩的利用价值，并相互比较、参照、检验。或者用TCM评价森林游憩的利用价值后，用CVM评价非利用价值占利用价值的百分比，再推算出森林游憩的总价值。结合二者各自的优点，可以完满地解决森林游憩价值评估问题[57]；包建明等(2007)对游客分组、变量选择、模型方程形式选择、全经验需求曲线与环境服务曲线四个方面对旅行费用法的适用性和存在问题进行了探讨[58]。
2.游憩价值评估的影响因素。游憩价值评估的影响因素主要包括两个方面：运用的评估方法和价值评估对象自身的特点。不同评估方法的适用性成为影响旅游资源游憩价值的重要因素。比如国内目前进行的游憩价值评估较少采用CVM法，主要是基于对我国国情的考虑，由于国内通常缺乏对消费者进行市场调查的传统，因此被调查者可能因为难于理解这一方式而不能给出他们真实的支付意愿，并且这一方法的调查结果往往取决于被调查者如何理解某一环境变化可能对其自身的影响，被调查者的环境意识以及政府对环境信息的公开程度等都会影响到评估结果的准确性；另外，还有可能存在因收入过低，被调查者往往支付能力不足，从而出现支付意愿低于实际价值的情况。这些实际因素都会大大影响CVM的核算结果。而景区的级别、游客的收入、数量及人口结构等都是影响游憩价值评估的因素。如我国的一些学者在对一些景区进行游憩价值进行评估后，得出非农业人口数、游客所在地的国内生产总值与游林率呈正相关关系，而与农业人口数、旅行费用呈负相关关系[20，22，24]。
四、研究启示与建议
纵观国外旅游资源游憩价值评估研究进展可以看出：国外旅游资源的游憩价值评估起步很早，研究成果比较多，其评估方法及过程正向系统化方向发展，而且英美等许多发达国家已经通过立法形式将旅游资源的游憩价值评估作为环境决策的重要内容，这大大增强了其成果的可操作性。针对TCM只适用于评价非市场资源的利用价值(Value in use)的限制条件，CVM弥补了TCM的不足，提高了非市场资源价值评价的准确性，但也有不足之处表现在它是基于假设的资源市场条件下对消费者进行的调查方法，因此在其应用过程中容易产生各种偏差和错误[54]。迄今国外已有很多研究成果被用于指导政府及景区管理部门的决策及政策制定，同时，经济学、社会学、环境学等学科的最新研究成果不断被吸收，特别是环境经济学中有关非市场商品价值评估的一些典型方法。如TCM与CVM相结合，HPM、EM以及BTM被广泛用于旅游资源的游憩价值评估中，这促使国外旅游资源游憩价值评估的理论和方法不断创新。但是另一方面，国外对旅游资源游憩价值评估的研究也存在一些问题。首先，其研究视野还不够开阔，目前国外的研究主要集中于NBT资源的价值核算，研究案也多是森林游憩地或者一些保护区，而对人文旅游资源价值进行评估的案例基本没有。其次，建立在福利经济学基础上的旅游资源价值评估的理论基础和方法体系还不够完善，值得商榷；特别是目前一些比较流行的游憩价值核算方法在实践应用中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仍需不断调整与改进。
相对而言，国内关于旅游资源游憩价值评估的研究起步较晚，研究成果较少、可操作性与国外的研究存在一定的差距。迄今，国内仅有少数学者引进国外已有理论基础和核算方法对九寨沟、敦煌等景区的游憩价值进行了核算，研究成果也仅为学术界所用而且一些在国外应用于价值评估比较优越的方法，在直接引入我国的旅游资源价值核算实践时有一定的局限性。例如典型的CVM在应用于我国的旅游资源游憩价值评估时，由于国内通常缺乏对消费者进行市场调查的传统，因此被调查者可能因为难于理解这一方式而不能给出他们真实的支付意愿，并且这一方法的调查结果往往取决于被调查者如何理解某一环境变化可能对其自身的影响，被调查者的环境意识以及政府对环境信息的公开程度等都会影响到评估结果的准确性；另外，还有可能存在因收入过低，被调查者往往支付能力不足，从而支付意愿低于实际价值的情况[58]。这些实际因素都会很大的影响CVM的核算结果。
归纳起来，我国在旅游资源游憩价值评价研究领域存在一些明显的不足和问题：
(1)缺乏对理论方法的深入探讨。一方面我们自己没有找到比国外更好的理论和方法；另一方面我们对国外的基本理论和方法也缺乏系统的掌握和了解，包括效用理论、福利经济学以及价值转换方法BTM等，导致我们的许多研究没有正确地运用这些理论与方法，更没有起到指导实践的作用。比如，用TCM评估的是目的地本身的游憩价值而非其他，目的地游憩需求曲线描述的是到达目的地旅游次数与其对应的旅行成本(价格)之间的函数关系，而非我国很多案例研究中的旅游人数-旅行成本的数学模型[55]。
(2)应用研究范围很窄且使用方法单一。已有的研究主要限于林业资源、个别地区空气质量的价值评价，对滨海旅游资源游憩价值评价研究涉及很少。目前尚未发现采用TCM和CVM相结合的方法来评价我国旅游资源的经济价值方面的研究。
(3)部分研究成果还只是停留在学术交流上，远未应用到资源管理的实际工作中去。
(4)国内大多数知名高校尚未开设非市场资源的经济价值评价课程，公开发表的与该领域相关的著作十分有限。
随着我国旅游业的快速发展，旅游资源需求将会出现大幅度增长，旅游资源短缺将会变得日趋突出。解决这一矛盾的途径之一就是要强化旅游资源管理。因此，建议在我国旅游资源游憩价值评估今后的研究中，有必要在引入国外理论与方法的同时，正确地认识我国旅游资源的游憩价值，全面地核算旅游资源开发利用成本，合理制定资源的价格(包括门票价格)，为科学地开展旅游项目成本效益分析提供理论依据，确保滨海旅游资源合理开发和有效利用。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建立一套完整的旅游资源游憩价值评价理论和方法体系，摸索出一套行之有效的操作步骤，注重使用的评价方法的可比性，使这一领域研究尽快与国际相接轨。此外，通过使用效益转移法(Benefit Transfer Method)将本研究获得的旅游游憩价值结果应用到我国其它地区旅游价值核算中去，这将对促进我国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有着重要的实践意义，并指导政府或景区管理部门的管理实践，提高价值评估研究成果的可操作性和实践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