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科建设，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学科建设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科如何建设？这是一个颇为理论和学术工作者关注的新问题。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人们的目光还主要分别聚焦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具体理论成果，如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没有十分明确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整体研究意识。进入90年代，尤其是党的十五大以后，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的意识逐渐增强，研究成果亦不断面世。这里，我们主要就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作为二级学科的基本内涵、学科体系、人才培养、师资队伍建设等比较重要的几个问题谈一些看法和建议。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学科内涵和基本要求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学科基本内涵比它作为一个研究领域的基本内涵更宏观、更具有概括性和解释空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作为二级学科，其基本内涵简单地说就是研究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及其成果。它可以归纳为两个方面：其一，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基本经验和基本规律；其二，研究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也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要理论成果。前者重历史的启示，后者重理论的收获。当然，这两个方面无论是从历史还是从逻辑上讲都是密切相关的，脱离历史背景、历史过程，便讲不清理论的缘起、地位与价值；同样，脱离理论成果的概括和总结，历史就会变得模糊，失去深度和意义。将上述两个方面概括在一起讲，就是该学科的建设和研究，应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主线，以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为主题，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为重点，密切结合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中国特色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社会主义革命道路和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中所进行的艰苦实践和理论总结，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探求其演进的阶段性，总结其基本经验和基本规律，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系统阐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几大理论成果的主要内容和精神实质，深刻揭示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等是一脉相承而又与时俱进的科学体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科的基本特点和要求是：
1.整体性原则。也就是说要从整体上研究和梳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发展、基本经验、主要内容和精神实质。无论是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还是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上看，都要重宏观、综合性的研究，进行高屋建瓴的综观。当然，这不是说，可以忽略或者不进行分阶段的历史研究，忽略或者不进行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的研究，相反只有在进行这些具体研究的基础上才可能有真正的宏观的整体性研究。我们在这里所要强调的是，在进行这些具体研究的过程中，始终要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整体意识或总体意识，不要孤立地着眼于某个历史阶段或者某个理论成果，而是要把它们放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整个历史进程中来看待和评价。况且，目前理论界和学术界大体上还是分别的具体的研究强，而宏观的整体性的研究弱，这也是我们强调总体性研究和把握的原因之一。
2.实践性原则。这里所说的实践性原则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历史实践。也就是说，必须从中国革命和建设中曾经面临的重大问题出发，用历史实践分析和阐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基本经验和基本规律，不能空洞地从理论到理论。实际上，从某种程度来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就其内容来讲并不难理解，因为它们并不是书斋里的学问，而是人民群众实践的结晶和指南。它们来源于实践，又必须回到实践中去，这就要求必须易于为广大民众所理解所接受。所以，其内容本身相对容易讲透，但是要说清楚它们的意义和地位、提供的经验和教训，就必须回到它们赖以产生和发挥作用的时代背景、问题背景、实践背景中去，也就是回到具体的社会与历史背景中去。二是现实问题。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形成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所积累的一条最重要的历史经验，同时也是一个仍在进行中的重大现实课题。所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必须关注现实、回答现实提出的问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中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中的许多问题，既是重大的理论问题，更是重大的实践问题。而缺乏对现实生活和现实问题的关注与思考，理论研究和实际问题脱节，理论滞后于实践，理论阐释和经验现实之间矛盾甚至背离，这是目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中存在的不足。当然，作为一个理论学科，它对现实的关注主要应定位于具有全局性、理论性的重大问题，而不能做不切实际的要求——似乎所有重大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问题都要在这里得到解答，而且还要有操作性、实用性等，这是不可能的。马克思主义当然包括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不是包医百病的灵丹妙药。我们所讲的关注现实或现实关怀，是指能够给人们提供解决现实问题以理论上、思想上、思维上别开生面、豁然开朗、高屋建瓴的启发性和创新性的解说或阐释，而非巨细弥足包打天下。
3.学术性与意识形态性之间的弹性原则。马克思主义特别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是国家的主导意识形态，是向全民宣传和灌输的思想体系。马克思主义的主导意识形态地位，决定了它在中国并非是一个普通的知识与学术领域，而是一个有着鲜明的政治性和意识形态敏感性的领域。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这一特点，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学科建设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甚至可以说，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其政治敏感性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中是首屈一指的）。客观地讲，没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特殊地位，就不会有包括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内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的设立。所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学科建设必须充分注重这一点。但另一方面，既然作为一个学科，那么学术性、科学性的考量也必须被置于同样重要的地位，甚至可以说这是学科建设的生命线所在。没有学术底蕴的所谓学科，是没有长久生命力的，也不会发挥预期的作用。在学术探讨和意识形态规范之间如何平衡，保持一种适度的弹性或张力，这直接关系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科建设的成效甚至成败。在当今时代新事物新问题层出不穷的情况下，尤其要鼓励探索性、创新性的研究。在探索过程中，难免会出现一些“异端”。对此，要有讨论和争论，而不能急于下结论甚至“戴帽子”。历史证明，有些观点经过实践和时间的验证并非像一开始被认定的那样属于“异端”；退一步讲，即使错了，也应该允许。“试错”是必须的，这是科学和真理的发展之路，否则很难有创新，这是常识。著名党史学家龚育之先生曾经谈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创造出来一些习惯上不认为是马克思主义的东西，是“异端”，比如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理论、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而不是工人阶级）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等。[1] 而实践证明，这些确是重大的理论创新。所以，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出发，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主要内容和精神实质出发，重实践标准，重时代特色，重现实问题的解答，鼓励探索性研究，鼓励开拓理论的新境界、提出新观点，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这一学科建设的必须要求，也是内在要求。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学科体系与研究方向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学科基本内涵决定了它的主要研究方向：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研究（包括历史阶段性、基本经验、特点、规律等）；二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研究（包括总体研究和对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的分别研究等）。前者侧重历史研究、事实研究，后者侧重理论研究、思想研究。两者密切相关，甚至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产生的前提或基础，离开这一进程就不能说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产生的理论渊源、历史条件、实践基础、理论与实践价值；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然结果，反过来又会促进和继续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一个统一过程的两个相互联系的方面，互为补充、相辅相成，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学科体系。
当然，研究方向还可以进一步细化。例如，（1）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主要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和基本经验，从整体上研究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或者贯穿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几大理论成果中的重大问题）；（2）毛泽东思想研究；（3）邓小平理论研究；（4）“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理论成果研究（该方向可以根据时代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做调整）。第一个方向是必须有的，这一点无须多言。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特别是毛泽东思想）研究，有较长时间的学术积累，相对来说是较为成熟的领域，而且与现实的时间距离拉开了。社会科学研究的对象有时候需要时间的沉淀，需要历史距离，这样对一些问题会看得更为清楚、评价更为客观。“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理论，现实感强，而且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做灵活调整，也就是说“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在条件成熟的时候可以各自独立成为研究方向。此外，考虑到历史上相关学科点的已有积累和特色，考虑到某些研究领域的特殊重要性，在保持学科体系完整性和科学性的前提下，研究方向的设立可以更灵活多样一些。例如，在上述研究方向之外，还可以设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方向等。
在上述研究方向下，集中力量于一些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的攻关，提高科研水平和学术含量，是学科建设必须进行的工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为一个学科，其科研重点和科研课题的确定，一方面要考虑到已有的学术积累、科研成就，另一方面要充分考虑到历史继承和现实关怀。依此为坐标，综合相关学者和理论工作者的见解，可以列出以下问题，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科进一步探讨或者开拓的重点课题：
在众多的理论体系中，中国共产党为什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在当今世界急剧变化和思想不断演进的境况下，为什么还要继续坚持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21世纪以及全球化背景下的发展趋势如何？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途径、方法、基本经验、基本规律或基本特征（包括怎样才能避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的偏差和失误，怎样才能避免对马克思主义文本的误解与误读等问题）。
马克思主义作为源于西方的理论，其思想内容、思维方式和论证方式与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有较大差异。对于这种“异质”文化，我们要接纳和吸收、运用和发展，必须具备若干前提条件，遵循若干基本原则，这就需要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前提、思想基础、认识要求、主体条件，需要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应当遵循的基本原则，如系统性原则、选择性原则、创新性原则等。[2]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相关因素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质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毛泽东在1943年5月主持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中曾指出：“中国共产党近年来所进行的反主观主义、反宗派主义、反党八股的整风运动，就是要使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革命科学更进一步地和中国革命实践、中国历史、中国文化深相结合起来。”[3] 以毛泽东的这一论述为基础，加以适当扩展，那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可以细化为这样几个方面：（1）国情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就是说，怎样才能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国情有机地结合起来。（2）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传统文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土壤，既有利于实现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化、本土化、通俗化，又容易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带来消极影响。这就需要研究如何才能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理想结合、融合与整合。（3）时代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把握时代发展的特点，反映时代发展的要求，回答时代提出的课题。这就需要研究如何才能准确地把握时代特点、时代要求并运用马克思主义解答时代课题，时代将在多大程度上影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等。（4）实践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不竭动力，那么，实践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联何在？更进一步讲，马克思主义如何指导中国实践，又如何将中国的实践经验升华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实现中国经验的马克思主义化？（5）政治领袖、知识精英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共产党领袖由于其所处的核心领导地位，当然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主要推进者和践行者。同时，广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特别是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如李达、艾思奇、杨献珍、胡乔木、胡绳等，都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挥过巨大作用。因而，研究政治领袖、知识精英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两者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关系等，无疑是有意义的。[4]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与各种思想流派的交锋、融合。例如，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与改良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的论战；民粹主义思潮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影响；马克思主义与20世纪中国思想界的三民主义、自由主义、科学主义、民族主义的复杂关联；改革开放后，各种思潮包括西方马克思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影响等。
马克思主义“化”中国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也是马克思主义“化”中国的过程，两者相互影响、相互促进。可以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目的就是为了实现马克思主义“化”中国，而马克思主义“化”中国的实践又推动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从思想与社会的互动入手进行研究，探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是如何社会化的，是怎样为群众所掌握从而变为改造和建设中国的强大思想武器的，并且反过来又怎样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等等。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衡量标准是什么——换句话说，什么样的理论才能称得上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特别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程中的重大理论创新成果，其衡量标准何在？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整体结构、总体特征、理论主题、理论灵魂、价值定位、国际影响等。
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地位，也就是说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继承和独创性发展到底在哪里和在什么程度上，特别是“化”出的独特性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包括与列宁主义的关系、与斯大林和前苏联的马克思主义的关系）等。
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与国外特别是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流派的比较研究。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几大理论成果之间的关系，特别是相互之间的一脉相承和体系上的相对独立性问题等。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方法学问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既是历史也是现实，既有过程也有结果，需要运用多学科的研究方法与研究范式来把握。例如，离开历史学的方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重建便难以想象。又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实质上也是一种文化传播、文化融合、文化建构的过程，由此决定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需要借用文化学的研究方法和理论，如文化传播、文化冲突、文化接受、文化选择、文化融合等。再如，有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应区分为政治层面的中国化和学术层面的中国化，前者主要是形成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后者则要考虑学科的体系、内容、概念和范畴。由此，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应借鉴政治学的理论与方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政治取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政治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共产党政治权威的强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政治文化的发展等，这些都是政治学视域下提出的问题。总之，如何借鉴、融合相关学科的研究方法和研究范式，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更具综合性、视野更广阔多维，从而更具科学性、更富学术含量，是值得进一步思考和探索的问题。[5]
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再认识与再研究（站在时代高度从新的视角运用新的方法进行研究）。例如，毛泽东思想的当代价值；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初，中国社会各阶层与党派的代表人物的态度和反应（如孙中山对马克思主义既有批评也有肯定，五四时期著名国民党人士朱执信、胡汉民、戴季陶等均部分地接受和宣传了唯物史观与阶级斗争学说）；五四时期及其后，各种社团、刊物以及留日、留法、留苏三大留学生群体（马克思主义经过不同“文化场”的过滤进入中国）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影响；延安整风与毛泽东思想；如何评价毛泽东晚年对社会主义建设的目标模式和实现途径的探索；“文化大革命”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教训何在；与毛泽东同时代的中国共产党人特别是刘少奇、周恩来、张闻天等领导人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贡献等。又如，邓小平理论的历史、时代和实践价值的再认识与再评价；邓小平理论的内在体系和认识论、方法论基础的再认识与再研究；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其他成员对邓小平理论的贡献；邓小平理论在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地位与影响；“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时代与实践价值，其体系、结构与认识论、方法论基础，特别是与邓小平理论的关系；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先进性建设问题的系统性、整体性研究；科学发展观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的关系，等等。
需要说明的是，上述问题大都是从宏观角度概括的，实际上每一方面均可以细分出更多的问题。此外，这些问题并非没有研究，而是说研究得还不够深入，还远远不能达到理想的地步。例如，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规律问题，不少研究者均有论及，有的总结为十条，有的总结为七条等。[6] [7] 不能说这些总结不对，但是总给人一种平泛的感觉，缺乏学术深度，缺乏历史厚重感和严密的逻辑，甚至在话语上都与学术文本有距离。类似现象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经验等问题的研究上也同样存在。如何提高研究的学术含量，从表达方式到研究深度，令人深思，这是关系到学科生命力和影响力的重要问题。这里有一个认知问题，那就是学术文本、学术规范与政治文本、意识形态规范的关系问题。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程中取得的理论成果，首先是作为革命和建设的指导思想出现的，是政治文本。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一方面要以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为指导，但另一方面，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同时又是我们的研究对象。作为学术研究，需要遵循基本的学术规范、使用学术话语。正因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学术话语、学术视角，才彰显出其存在的价值，才能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出独到的具有深度和说服力的阐释甚至成为理论先锋，从而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出应有的贡献。雷同于政治宣传，简单地重复或者以不同的形式组合政治文本中的语言、观点，自然谈不上科学研究。在此，我们想特别强调一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言说方式，起码从言说策略上讲，这也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那就是，我们一般谈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问题、重要人物、重要成果，总要有（多数是先有）“伟大”、“创新”、“典范”、“新阶段”、“唯一正确”等高度评价。这些评价是没有问题的，问题是在许多情况下，这些评价没有充分的论证和分析做支撑，显得随意和空泛。我们主张，在学术研究中，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言说，要平和（而不是高调）进入，重点讲清复杂的历史背景、社会因素、理论资源的综合作用，形成特定的理论观点；让受众在全面了解复杂的历史与现实的前提下，理解中国共产党的理论选择（无须强调讲它们是唯一正确的完美的。常识告诉我们，每个理论都有其局限性，不可能有一劳永逸解决所有问题的理论。但它们却是诸种选择中比较好的符合实际的，带来的正面效益远远大于可能的负面影响）；在理解的基础上尊重和接受这种理论。这种言说方式更有可能达到“润物细无声”的效果。不要用太多太突出的“刚性”评价硬要人接受，而是要自然而然由受众自己得出评价。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人才培养与队伍建设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作为二级学科主要定位在硕士和博士的培养上。硕士生的培养目标应是：熟悉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坚定地信仰马克思主义，具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系统知识和研究基础，成为能够从事中高等学校政治教育、进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研究与宣传、从事党务政务工作的合格人才。博士生的培养目标应是：坚定地信仰马克思主义，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熟悉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对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有较深入的研究，具有优良的政治素质、理论素养和科研潜力，成为胜任高等院校、科研院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教学与研究工作，胜任党政机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宣传与教育工作的合格人才。
从上述人才培养目标出发，学科建设中的难点和重点问题之一，便是课程设置如何才能达到最优化，也就是说，既使学生具有较广博的知识结构，又凸显专业特色。要学习和研究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需要深刻了解中国的历史与文化、中国的国情，需要把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了解国外特别是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流派，了解当今世界的思想与思潮等。这就涉及到课程如何设置才能达到最优的问题，需要思考，更需要实践。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人才培养，需要形成以下共识：（1）专业课应围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开设；（2）学科基础课应主要开设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研究、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研究、中共党史研究等；（3）学生应适当选修政治学、历史学、经济学、中国传统文化等领域的课程；（4）关起门来培养不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是书斋里的学问，而是实践的结晶。从某种意义上说，没有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丰富实践，便不会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因而，在学生培养过程中，一定要注重社会实践、注重接触实际，不能从书本到书本、从原理到原理地推导。要让学生尽可能地了解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与改革开放实践中提出的问题，思考对这些问题的马克思主义解答。
就硕士生培养而言，课程设置可以考虑如下布局：第一组属于必修的专业主干课，包括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及其经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基本著作与重要文献选读等课程；第二组属于必修的专业基础课，包括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研究、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研究、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马克思主义主要经典著作选读等课程；第三组属于选修课，由学生在中共党史（有必要指定选修该课程）、政治学、文化学、社会学等相关学科内选取。专业课程应该有基本教材，教材必须体现政治性、科学性、系统性和权威性，体现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研究的最新进展和与时俱进特色。
就博士生培养而言，课程设置可以考虑在方法论、学科前沿、专业前沿三个方面布局。课程门数当然不能像硕士生那样繁复，而且不必像硕士生课程那样统一，也就是说，各博士点可以依据自己的优势和特色在课程设置上更灵活一些，没有必要完全统一。方法论课程定位在社会科学方法或者跨学科的最新研究方法方面，应有一至两门；学科前沿课程定位在马克思主义研究前沿和政治学研究前沿方面（马克思主义理论原属于政治学下的二级学科，这是有一定合理性的。马克思主义从整体上讲是一种政治理论，和政治学的联系不言而喻。所以，与其他相关学科相比，开设政治学前沿课更可取），应有一至两门；专业前沿课定位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前沿或重大理论问题前沿研究方面。此外，鼓励博士生选修中共党史研究前沿、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前沿等相关学科的课程。
人才培养离不开一支高素质、高水平的教学与科研队伍，说到底，学科建设能不能搞好关键在于有没有这样一支队伍。除了专业原因要求政治素质高，即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政治原则、政治立场、政治方向上与党中央保持一致外，除了年龄结构、职称结构、学历结构的优化这些一般学科都会有的要求外，在此，我们特别强调以下三点：（1）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师资队伍建设，首先应利用已有的力量，将高校和科研院所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教学与研究的教师、科研人员整合在一起，形成凸显专业特色的系统。目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共有二级学科博士点25个、硕士点95个，规模已经相当可观。根据我们的了解，目前师资队伍特别是培养博士生的师资队伍，其学术水平和素质是有待提高的。相当一批新近增加的硕士点和博士点的师资，原来主要从事公共政治理论课的教学，没有专业依托，没有多少科研任务，没有硕士生特别是博士生的培养经验。有鉴于此，通过举办高级学术研讨班、进修班等形式，加紧师资队伍的培训，必须受到高度重视。另外，可以通过一定的制度，对新增博士点和硕士点的招生规模进行适当控制，以保证学生培养质量和学科声誉。学科建设的重要体现之一是体制化程度。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科可以通过建立学会（分会）、出版专门期刊、定期召开学科规划和学术讨论会，作为组织、规范和加强本学科队伍建设的重要手段。（2）不拘一格，专业背景多样化。注意从哲学、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等领域吸收优秀人才，以使科研与教学具有交叉学科的优势和开阔的视野。从不同的视角出发，才能最大程度地消除认识盲区；了解其他的理论体系，在比较中才能更深刻地认识和评价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3）注重中青年理论骨干和后备人才的培养。中青年年富力强、锐意进取、视野开阔，吸收和消化新知识新思想快，勇于开拓。一个学科的前景如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青年骨干的素质和后备人才的学术潜力。师资梯队建设需要长远眼光，可以考虑以硕（士）博（士）连读的方式来培养和贮备人才。另外，对于中青年骨干的培养来说，除了理论功底的不断夯实以外，可以考虑制度化的社会实践，更具体一点说，就是要有不断接触社会实际的时间和机会，开展比一般的社会调查更深入的社会实践活动，例如到社会基层或有关部门挂职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或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都是实践的结晶。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或者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起积极作用者，当然不能只坐在书斋里冥思苦想，而应该深入实际，解答时代和实践提出的问题，使理论具有鲜活的生命力，真正发挥指导实践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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