密尔论帝国 *
李 筠
内容提要 密尔意图超越社会契约论的传统自由主义论证模式，处理大英帝国的崛起这一重大时势必然带来的共同体内部异质多元的问题。快乐分高低的功利主义建构起承认差等的同心圆结构，为帝国奠定内在的伦理秩序。激烈的道德批判容易遮蔽异质结构中如何妥善处理权力安排这一重要问题。分层治理的政治结构是帝国的合理选择，其核心和目标政治安排是代议制政府，文明演化的历时性过程被密尔转化为帝国内部差等秩序的团结进步。殖民帝国虽已成过去，但多元格局下权力的差等安排仍然是当今必须认真对待的问题。
关键词 密尔 帝国 均质化 功利主义
约翰·斯图亚特·密尔(John Stuart Mill, 1806-1873)在政治哲学、伦理学、逻辑学、经济学都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素以自由主义大师称名于世。①然而，密尔所处的时代对自由主义学说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其中最具政治冲击性的便是大英帝国的崛起和辉煌。以霍布斯、洛克为代表的古典自由主义无法有效地解释帝国的政治价值和运行模式，自由主义面临着在政治最前沿失语、失势、失灵的危机。密尔确实非常主动地“转向帝国”，不过这一转向却仍然没有得到完全恰当的解释，珍妮弗·皮茨的《转向帝国》虽然提出了新颖的说法，也给出了满含伦理关怀的解说，但仍然遮蔽了很多重要的问题。②本文试图呈现密尔论帝国的政治哲学深度，兼与皮茨商榷一二，③最重要的是通过呈现密尔的困难，揭示出建构和治理大规模政治共同体的基本问题。
本文基于高斯混合模型,设计实现了绝缘破坏放电声事件检测算法,并针对放电声事件检测比较了算法的检测正确率、鲁棒性以及特征参数的检测效果等。实验结果显示,该算法的整体识别率高,且鲁棒性良好。但是,算法存在一定的认假率。为此,后期还需要在特征和识别算法上进行深入研究,或者结合其他检测算法进行多模态分析。利用MFCC与显著性混合特征进行训练,并用GMM作为分类器进行分类检测,使得本文提出的绝缘破坏放电声事件检测算法检测正确率能够达到90%以上,在不同噪声环境下的鲁棒性良好。
均质与异质
与密尔不同，霍布斯、洛克的理论任务是建立起一个内部均质化的国家。社会契约论模型的起点是人人平等的自然权利，终点是保护平等公民权利的国家。这种政治哲学模型的论战对象是中世纪的等级君主制和现代早期的绝对君主制。绝对君主制虽然在克服等级制的意义上客观地推动了平等社会的到来，④但它的基本结构仍然是以一人独尊为前提的万民平等，它不可能摆脱自上(帝)而下的君权神授逻辑，仍然是一种系统性的不平等。社会契约论的决绝之处在于它彻底摧毁了不平等的政治哲学基础和框架，将论证的起点设定为个人平等的自然权利，相应地，从这个起点往下，无数匿名个人之间制造出权威的路径只能是平等商议、平等同意，而结果只能是平等的公民权利保护。这种论证模型之所以具有强大的社会政治实效是因为它尊重并不断推高个人主义这一现代社会的基本事实。因此，自由在社会契约论里面被理解为个人之间的相互独立和平等，无论在多大程度上存在着现实政治的障碍，自由的平等或者平等的自由都构成了现代国家的政治哲学底色，也就是说，现代国家内部在政治哲学的基本设定上是均质化的。而且，现代国家的均质化底色并不是政治哲学家们一厢情愿地呼吁就实现了的，它本身可能具备极强的政治效能，因为标志着国家内部均质化的平等公民身份保障了国家可以拥有等级制下完全无法匹敌的政治控制能力，征兵、征税不再是无限多样化的私人契约义务的履行，而是公民被国家正当地直接同质化管理并高效汲取资源的手段。随着英国在七年战争中击败法国，自由主义均质化国家在硬道理上使得自我吹嘘的绝对主义国家哑口无言。⑤英国由此成为世界第一，急速地将自己从一个在较高的资产阶级层面实现均质化的国家变成了一个庞大的帝国。然而，国家的均质化和帝国的异质性并未得到妥善的协调，危机终于来临：大英帝国的第一次重大危机就是北美独立。当北美人民要求启动英式自由平等逻辑的时候，乔治三世拒绝了，柏克呼吁给予北美平等权利的努力最终无人理会。对于高尚的柏克，下列问题可能过于苛刻了，那就是：帝国内部是高度异质的，通过英式自由平等权利的扩展来实现共同体均质化的方法是否依旧可行？⑥共同体规模的扩张本质上是对处理异质化格局的重大考验。
对这个问题，不用说柏克，就是再晚一代人的边沁仍然没有达到足够大的格局来面对帝国问题。功利主义固然比自然权利学说更加世俗化，但它设定的仍然是一个均质化的共同体。被后世频繁攻击的快乐无高低，在一个以中产阶级为原型的均质化社会中，并没有太大的毛病。⑦边沁之所以自始至终拒绝将快乐分出高低，就是因为没有将视野从国家转变为帝国，异质性对他来说并不是必须解决的问题。
边沁在面对帝国的时候，仍然带有柏克式政治苍白的道德高尚，这充分反映在他对老密尔(James Mill)的批评里：“(老)密尔将成为活的行政官员——我将成为英属印度死去的立法者。……他有关英属印度的书中充满了蹩脚的英语表达，对我来说是一本令人讨厌的书。他关于印度人迷信的描述令我感到沮丧。”⑧追捧老密尔的人把这段话的前半句当成老密尔是边沁的忠实信徒、亲密战友并付诸实践的铁证，批判老密尔的人把这段话的后半句当成老密尔是边沁哲学庸俗化、劣质化、虚伪化的铁证。显然，边沁和老密尔之间发生了明显的断裂：边沁依然执着于均质化共同体的道德圆满和福利改进，老密尔已经在粗糙地安顿异质化大共同体的价值目标和策略选择。老密尔用文明和野蛮的标准来为英属东印度公司的殖民统治辩护，无论对于边沁还是后世来说，都是一种道德傲慢的强词夺理。这就是密尔面对的政治哲学两难：要么像边沁那样道德高尚但是对新世界无能为力，要么像父亲那样驾驭时务但是对真善美失去敏感。所以，密尔必须锻造出一种既配得上道德高尚又能够充分驾驭时势的大英帝国政治哲学。如果说父亲的《英属印度史》虽然在意识形态上成功地成为大英帝国的“卑鄙者的通行证”，那么，密尔不仅要试图给出“高尚者的通行证”，还要给高尚者配备治理帝国的指南针。而最重要的指南针莫过于帝国在伦理上的合理与正当，其核心问题首先是在伦理上对人的异质性做出合理的解释。
求异与求同
密尔思考帝国问题的哲学基础是改进版的功利主义，所谓“改进”，最明显的地方莫过于对快乐做出高下之分。正所谓“做一个不满足的人比做一只满足的猪更好，做不满足的苏格拉底比做一个满足的傻瓜更好。”⑨密尔在哲学中引入差异，是18、19世纪不再奉行几何推理式的理性主义而另辟蹊径的潮流推动所致。孟德斯鸠已经放弃契约论模式，试图从更丰富的社会事实中淬炼出“法的精神”；柏克则攻击以自然权利为起点的契约论将导致传统的毁弃和无政府状态的降临；休谟已经从哲学上正面攻击契约论模式，试图从成见和习惯的角度给出一个更丰富也更真实的人的形象和世界图景；亚当·斯密和亚当·弗格森引领的苏格兰启蒙运动提供了契约论模式的替代品，阐发了社会有自身的生成机制和运行机制；托克维尔放下契约论模式，用实地调研的方法探索自由和民主的具体实践模式；最后，孔德揭示了契约论模式的神秘主义品质，试图建立彻底的实证科学阐明世界真正的道理。⑩契约论模式从简单到简单的几何推理，已经被18、19世纪的理论进展所抛弃，容纳更加广阔的世界，拥抱多样性，已经成为强劲的潮流。密尔在上述先哲的深刻影响之下成才，他的雄心是让自由主义的兼容性与大英帝国的规模相匹配。
显然，边沁的功利主义是承认多样性的，只不过他用快乐将多样性化繁为简，但边沁似乎过于理想化了。密尔批评边沁，“使用(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这一标准，实际上往往需要关于(人的)性格构成以及人性的内部运作的知识，具有比边沁先生所拥有的深刻得多的见解。”
在《边沁》一文中，密尔就人性的多样性和复杂性问题对边沁颇有微词。微观世界的人性内部的多样性和宏观世界的帝国内部的多样性互为镜像、互为支撑。
没有高下之别的快乐不足以成为通约所有人的标准，也就不足以成为伦理标准和政治价值标准。密尔的快乐高低之论实际上是在微观世界先解决多样性如何达成统一的问题，而他选择的图景是一个同心圆结构。在阐明高级快乐胜于低级快乐之时，密尔展现出他最饱满的道德感，功利主义不是骄奢淫逸，不是享乐主义，不是利己中心主义：
③段德敏博士也曾以托克维尔为解读对象与皮茨商榷帝国问题，参见段德敏《托克维尔的帝国思想探析》，《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15年第2期。
密尔加入了快乐高下之别的功利主义比边沁更加明确地要求一个人并不以自己的个人幸福作为行为标准，换言之，一个人按照“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标准行事，很可能个人幸福并不与之重合。密尔认定一个人之所以高尚恰恰是因为他在自己的幸福和“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发生冲突的时候选择了后者。如此一来，共同体在道德上就不再是均质化的。有了区分快乐高下之别的伦理学，人性的多样性就被承认下来，高尚的人就负有为大多数人谋幸福的道德义务。因为差等的确立，密尔赋予了有才之人更重的道德义务，一般人就关注自己或身边人的幸福，对于“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唯有其行为能够影响整个社会的那些人，才需要习惯性地关注如此宏大的对象。”
能力越大，责任也必须越大。正因如此，密尔在《论自由》当中极力推崇个性解放，以高度的言论自由和思想自由来保护社会的“异类”免于政府和大众舆论的压制。因为他们就是整个共同体的道德动能和智力动能的担当者，只有这样的人存在，同心圆结构的动态凝聚才是可能的。
密尔的功利主义是一种指向世俗目标的利他主义，它让不同的人有了共同的道德目标和道德准则。“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不再只是一个静态的行为标准，在密尔手上变成了多样化的人们的共同目标，无数千差万别的个人在相互关切和帮助中提升道德境界、实现自我，从而动态地实现道德共同体的凝聚。
通过承认差异和道德责任的匹配，密尔实现了从求异到求同的回归。以自然权利为起点的社会契约论是一种强行抹除差异的机械论，在几何式严丝合缝的推理当中，诸多差异被故意排除了。但这样一种从简单起点到简单结果的模式始终难以摆脱内在动力不足的问题，似乎所有的运动都在结约的一瞬间完成，然而活生生的共同体如何具有持久的道德动力从而不断凝聚，则没有得到妥善地解决。
相应地，边沁的快乐无差别功利主义也会面临类似的问题，尤其无法在不同的人身上施加不同的道德责任，会大大削弱功利主义的道德感染力，甚至会导致它和利己中心主义之间难以区分。引入差异会提高整合的难度。从简单起点到简单结果最大的优势便是最后结果的统一性是非常简洁明了的，霍布斯的利维坦如此，洛克的有限政府也如此，如果是多种元素——不同的人和不同的道德品质——并存，统一性还能达成吗？密尔用同心圆结构解决了这个难题，不同的人依其品质处于同心圆的不同层次，品质越高的人覆盖面越大，品质最低的人只能覆盖自己，但“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锁定了所有共同体成员的道德方向，从而使“多”指向“一”，达成多元的和谐统一。而这样一个同心圆伦理结构，其实就是密尔的帝国框架。
道德与政治
倘若帝国问题不可能被取消，那么，帝国内部的建制规划就不能空置，道德规训和政治规范化就是每一个意图成为帝国核心的国家所必须认真对待的必修课。在这个意义上，密尔必须克服柏克和边沁或多或少在帝国问题上存在的政治幼稚病。柏克对美洲和爱尔兰问题的政治努力极具特色，以“黑斯廷斯弹劾案”为焦点，即可展示出柏克的高尚道德情操和有限政治见地之间的反差。黑斯廷斯确实在孟加拉总督任上犯下罪行，无论镇压叛乱的政治理由多么符合“必要性”的政治原则，但血腥背后的傲慢、冷血和腐败激起了柏克强烈的道德义愤，他希望将这种人类一家的同心同理通过议会辩论传达给英国人民。
柏克的道德哲学在此是非常深刻的：如果英国人民不把孟加拉国人民的苦难当作和自己相关的苦难，他们就会因为自己的道德冷漠而变得非人化，这意味着殖民地事件得不到英国标准的公正处理，英国本国的政治和人民都将被腐化。
“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普遍主义逻辑必须运用到帝国治理上。
确实，近代帝国的崛起通常与殖民主义相伴随，当一个民族国家发展壮大，它必然会“走出去”，支配更大的范围，这是权力的本性所导致的必然结果。国家权力不会自动停止在自己的国界之内，它只有碰到其他国家的权力，或者碰到自身支配范围内的其他权力，与之博弈并达成平衡的时候才会停下来。20世纪的非殖民化运动击垮了所有的帝国，包括大英帝国，以血腥为表征的残酷和不义急剧减少了，殖民地纷纷独立建国。可是，新的支配形式又会出现，以虚伪为表征的不义不减反增，残酷只不过以新的形式表现出来，帝国问题并没有被取消，它只是根据新时代的条件换了新的外衣。“二战”之后，近代的殖民帝国不复存在，但国家联盟的形式何尝不是帝国的新形态？正当此时，法国哲学家科耶夫给戴高乐总统呈上了《国是大纲》，力主建立新型帝国，只有国家成为国家集团，才能在国际竞争中求生存求发展。
近代以来，帝国在道德上声名不佳，在马克思发起犀利的批判之前，狄德罗、边沁都堪称反对帝国的斗士。列宁将帝国主义定位成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揭示其剥削性和压迫性。
批判帝国，可以理直气壮地展现道德热情，相应地，为帝国辩护则面临着极大的道德压力。
然而，道理如此正确的柏克却输掉了弹劾案，黑斯廷斯最终被判无罪，逍遥法外。柏克的立场没有问题，但策略选择存在重大缺陷，而这种缺陷是由他的政治幼稚病导致的。柏克之所以输，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英国人民以及议会法庭对他的义愤没有报以同感。我们可以沿着柏克的路数继续对英国人民和议会法庭展开道德批判，问题是，这在政治上仍然无助于实现殖民地管理的规范化和人道化。政治策略和道德批判最大的不同，绝不在于前者可以不顾忌道德，而在于前者必须拿出实现道德的切实方案。如果没有方案，道德再高尚，在时务面前仍然是软弱无力的。柏克在从政之年一直是以批判者的姿态出现。
这并不是说柏克这样伟大的批判者对于政治来说是多余的，而是说，至少在帝国问题上，光有伟大的批判者是不够的。高尚的批评家柏克的局限在于，他始终站在帝国外部，而没有进入帝国内部。将整个大英帝国拉平齐观到英国本岛的状态来处理，只能是一种理想，而不可能是现实。柏克重视人类之“同”，却忽视了政治必须妥当地处理“异”。
边沁反对帝国的理由比柏克更具政治现实感，但仍然与时势相左，更重要的是，边沁将良好国家的规模圈定在民族国家范围仍然是一种政治幼稚病。边沁苦口婆心地劝导英国人，帝国的殖民事业绝对是损人不利己的买卖，对内高度汲取资源以支持扩张势必降低国内福利，对外征伐杀戮迟早引起仇恨和反叛，因此，帝国只不过是虚荣心理作祟而已。
应该承认，边沁确实有远见卓识，尤其联系到“二战”后的非殖民化运动，边沁几乎就是先知。但是，在全球逐步连为一体的格局当中，民族国家不可能独善其身，以国家联盟为新形式的帝国会在国家权力的内外博弈当中出现。也就是说，边沁意图把英国变成美丽孤岛只是一种幻想。历史上，小而美被大而恶摧毁的悲剧屡见不鲜，在残酷的政治面前，独善其身的美是一种极其危险的消极选择。
参见The Works of the Right Honourable Edmund Burke , Vol. 10, 11, 12, Boston: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1877.
密尔的道德情感并不像皮茨批评的那么淡漠，而密尔的政治现实感却没有得到皮茨足够的重视。指出人有差异并针对差异做出相应的制度安排，在21世纪的西方已经成了高举种族平等、男女平等、性取向平等的“政治正确”大旗的西方左派人士不能容忍的野蛮观念和野蛮行径。用这些政治正确来评判19世纪中叶的密尔并不完全公平。更重要的是，这些政治正确并不会自动消除现存的差异——哪怕这些差异在道德上不合理，更无法消除历史上存在过的差异。对历史上的道德情感做出今人的道德反思和评判当然是必要的，这是人类道德进步的重要契机和动力，但它应该是一部道德哲学史作品的主题，如果一部政治学和政治哲学著作中这样的色彩过于强烈，就会严重削弱作者的政治判断力，遮蔽政治学和政治哲学应该挖掘和分析的问题。
密尔确实继承了父亲用文明和野蛮来分析广阔世界的基本框架，甚至用“儿童”为落后社会及其成员的基本品质定性。但这种做法如果用皮茨所说的“狭隘”“虚伪”“震惊”来评判，
就过于苛刻了。首先，将落后社会及其成员的基本品质定位成儿童或者未成年，是自亚里士多德以来历代学者的惯常做法。
其次，定性成儿童并不当然地意味着道德歧视和蔑视。再次，定性成儿童是做出适当政治筹划的可接受的伦理前提。尽管善加教育、引导、训练的父爱主义仍然难以避免人格高低、不予信任、暴力合理化的弊端，但是，比起古往今来各种帝国主义者将落后人群视为牲畜一般冷血无情地残酷剥削、压榨、屠戮，还是要往前走了一大步。而只有这种父爱主义的伦理定位，对于当时用批判残酷殖民者的方式来教育英国人民才是有效的。柏克和边沁的大同主义对于道德境界尚待提高的英国人民失效，足以证明道德进步本身需要阶梯式的而非一步到位的推进。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密尔的道德情感没有柏克和边沁高调，但为什么不能说他的差等进阶论所暗含的苦心孤诣也是一种高尚的道德情感呢？
从尊重自由市场规律，到放弃零干预入市，对于当时的香港政府来说，作出这一步是否正确有太多未知。香港电台在之后的一期节目中披露了曾荫权写给弟弟的一封家书，更多的细节才首次被外界得知。
时效与永恒
政治与道德之间很重要的一个差别在于政治必须追求时效，政治的紧迫感比道德更强，因为资源稀缺的条件对于政治来说约束性更强。而道德更具理想色彩，要求人用内在善的提升去克服资源稀缺的约束，将人的内在完善指向永恒的至善。而且，政治必然是众人之事，道德则可以是个人修炼。因此，政治必须追求时效，在资源稀缺的约束条件下给出众人皆可改善的有效方案，哪怕任何一种追求永恒至善的政治事业，都必须以当下时效作为切实的阶段性步骤。密尔的帝国方案就是这样一个考虑时效的方案，它的秘诀在于将纵向演化的历时性过程，化为一个横向铺开的共时性结构。换言之，是把从落后到文明的人类演化史放到了帝国，以同心圆结构来合理安排差等秩序，而帝国和功利主义的同心圆结构在此合二为一，互为表里。
在西方传统当中，帝国本身就是超越时间的、永恒的，因为帝国必须是普世主义的，普世主义必然要求时间被伟大的价值和事业克服。无论在罗马传统中帝国在时间上无始无终，还是在基督教传统中帝国在时间上有始无终，都在极力地宣示帝国的神圣品质。无论是诸神保佑，还是上帝创造，帝国位列神品的重要标志就是克服时间带来的堕落、衰败和腐化。所以，帝国天生蕴含的政治神学品质要求它不是(甚至不能)以历时性进化的方式处理帝国境内的多样性，而必须用共时性分层的方式来处理。对于帝国而言，多样性只能是同一时空内的差等，而不能是从种子到死亡的各个演化阶段，因为演化将意味着帝国无法逃脱时间的诅咒，帝国的神性将会因为无法避免衰老和死亡而被瓦解。
如果密尔必须给辉煌的大英帝国一个合理的解释，那么，根性上就不可能摆脱罗马和基督教对于帝国神性的基本定位。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皮茨的看法不够深刻，其实密尔对父亲的文明论不只是继承，更是超越，是从治理策略上升到对帝国永恒的政治哲学保卫。这种超越对密尔来说几乎是持续一生的努力，从早年《文明》这篇小论文，到成熟之作《代议制政府》，再到晚年在艾尔弹劾案的议会演讲，我们可以发现一个不断饱满的帝国方案。
本文设计了一种基于瞬态电场响应的过电压检测装置，该装置无需改变供电系统的接线和结构参数，利用空间的电场量极化特征和场量强度，间接测量引起该场量的过电压幅值。若阻抗参数匹配合理，则可保证测量的准确度和精确度。在检测过程中，高压带电体与检测设备完全空间隔离，检测信号经光缆送至数据存储和显示终端，从而保障人身和设备安全。
在艾尔弹劾案的多次议会演讲和相关论文、信函中，密尔展现了他的理想帝国结构与残酷政治实践的冲突。然而，他没有退缩，反而更具体地补充和完善了帝国蓝图。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密尔与当时盛行的种族主义的关系。密尔严厉批判了以卡莱尔为代表的种族主义者，指责它是“极其可恶的”，而且密尔坚持“造成人类差异的主要原因是环境而不是本性”，“即便白人都被证明优于黑人，白人也没有权利以武力征服黑人，或者以先进的技术阻碍他们的发展”。
但密尔并不愿意因为公开的反种族主义立场而开罪英国公众，他在艾尔弹劾案当中始终保持着论辩策略的政治审慎，将案件焦点努力定格在艾尔滥用戒严权的法律问题上，而没有像柏克当年在黑斯廷斯弹劾案当中那样显示出一往无前的道德勇敢。我们因此就要像皮茨一样指责密尔“虚伪”吗？无论在当时还是21世纪，当然是可以指责的，但这种指责对帝国的政治理解并没有太大的帮助，甚至有害。因为维护大英帝国秩序的基本框架，并不是皮茨在乎的跨越时空的良善道德情感，而是密尔希望切实落实的帝国法律规定。只有在弹劾案中落实法律责任，帝国的善治才能得到具备实效的落实，在这个意义上，道德争论必须被降格为法律审判来处理，否则将非常容易因言坏事。
针对研究对象，取3种钢筋直径：14 mm、16 mm和22 mm，观察和研究钢筋直径对试件承载力的影响，结果如图11所示。
对于艾尔这样的阶层，密尔其实是寄予厚望的。因为他们本质上和西敏寺的议员们一样，是帝国的担当者，他们负责将帝国的差等结构引向“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当帝国的总督们都是理直气壮的种族主义者，殖民地人民的幸福与英国人民的幸福就不可能取得一致，帝国就将沦为狄德罗和列宁指控的邪恶机器。心存大格局，手有巧技艺，是密尔对帝国行政官员的期望，作为其中的一员，他深知帝国繁杂的行政事务并不是靠高调地燃烧道德热情就能够解决的。
所以他选择了以法律为界面来处理弹劾案。密尔的这种选择充分反映出他作为帝国行政官员的务实品质和柏克作为文学青年的热情品质之间的差别。
她试图判断他是否因此会想离开家庭。如果他想要离开，她和两个孩子该作如何安排。但即使如此，她保持镇定，在他面前从不表露。持续半年之后，她确认要拿出行动证实直觉。在一次他例行提出两天公差之后，她跟踪了他。
从密尔去世之后的非殖民化进程来看，本岛、文明核心、代议制政府-开化地区(比如加拿大)，文明启动、自治政府-未开化地区(比如印度)，文明不彰、总督政府这样一种帝国三层结构，其实并没有被逐利嗜权的帝国主义者们完全葬送。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南非等自治领域沿着自治权不断扩大的路径最终成为独立主权国家，内部也具备密尔所言的代议制政府，而且与英国维持着友好而密切的传统关系，一起加入了英联邦。即便是在印度，英国也没有像法国、荷兰那样死抱着殖民地不放，不惜发动战争，而是主动选择光荣撤退。既然孩子不愿意跟父亲过了，哪怕他仍然不成熟，也只有让他自己去闯了，当然，后果也只有他自己去承担。英国在非殖民化进程中多次出现的光荣撤退，都证明密尔图景在大英帝国核心定位上的影响力，父爱主义的退场其实并不算难堪，更谈不上惨烈。
问题是，即便父爱主义的伦理在国际政治中不再成立，即便各国主权平等已经成为原则，但国家间大小强弱之分仍然存在，而且，国家间关系日益密切，如何处理差异当中的权力安排仍然是不可回避的问题。密尔固然囿于实践局限，无法想象出比东印度公司或者总督统治更高明的帝国治理方式，但在今天，工业、贸易、金融、互联网非但没有取消跨国权力如何妥当安排的问题，反而使之更加复杂化了。正因如此，哈特和奈格里描绘的正在生成当中的新型“帝国”值得我们高度重视。
而密尔曾经给出精彩方案的帝国问题——在差异中寻求道德责任和权力安排相匹配——非但没有过时，反而会成为我们这个时代必须予以正面回应的基本问题。
①关于密尔历史评价的起起伏伏，参见John Skorupski (ed.),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Mill ,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pp. 1-6.
㉗David M．Esposito，The Legacy of Woodrow Wilson，American War Aims in World War I，Westport，CT and London，1996，p．64．
②皮茨：《转向帝国：英法帝国自由主义的兴起》，金毅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
功利主义的行为标准并不是行为者本人的最大幸福，而是全体行为者幸福的最大总和；完全可以怀疑，一个高尚的人是否会因其高尚而总是更加幸福，但毫无疑问的是，(他)必定会使别人更加幸福，而整个世界也会因此而极大地获益。
④韦伯：《支配社会学》，康乐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58-65页。
对于公路工程所使用的机械设备，应该充分考虑项目投入的成本和项目上可用的资金，不能因为要使用先进的机械设备而不惜成本，应该建立科学合理的机械设备施工管理体系，确保机械设备的可行性。
⑥柏克：《美洲三书》，缪哲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117-156、189-199页。参见Edmund Burke, “Speech at Bristol previous to the Election, 1780”, in The Works of the Right Honourable Edmund Burke , Vol. II, London: Bohn’s, 1864, pp. 127-170. Uday Singh Mehta, Liberalism and Empire :A Study in Nineteenth -Century British Liberal Thought , 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9, pp.153-157.皮茨：《转向帝国》，金毅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85-87、143-148页。Richard Bourke, Empire and Revolution :The Political Life of Edmund Burke , Princeton and Oxford: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5, pp. 448-451.
在《文明》里，30岁的密尔仍然在强调文明不仅是好的，而且是必然趋势，重点关心作为文明核心的英国出现了均质化必然带来的平庸化的弊端。
在《代议制政府》里，密尔非常明显地勾画出一幅依据文明程度来安排帝国内部差等秩序的蓝图。虽然蓝图的重点是作为帝国核心——也就是文明核心——的英国采用代议制政府的合理性，密尔对文明层次更低的帝国内部安排并未做出同等详尽的讨论，但很显然，密尔是把代议制政府当作文明程度不足之地的远期政治目标来处理的。帝国内部不仅存在政治进阶的途径，而且它是帝国发展的正确道路。将落后地区永远定格在落后状态并加以非人对待的想法从未成为密尔的选择。文明核心适用代议制政府，相对开化地区以自治的形式引导其走向代议制政府，未开化地区即便实行严格的总督制予以管制，也必须以引导其走向开化为目的。
帝国因而不仅是一个道德共同体，还是一个幸福共同体，这与边沁高尚的功利主义终极图景其实是一致的。
近几十年来，高超声速技术已经从概念和原理探索阶段进入了实质性的技术开发阶段。外军正在研发的超高速动能武器对地打击速度3 000～5 000 m·s-1，是一种可以实施战略打击的新型武器。超高速动能武器突防能力强，拦截概率低[1-2]，对防护工程造成严重威胁。
⑦边沁：《道德与立法原理导论》，时殷弘译，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一至七章。参见Philip Schofield, Utility And Democracy ：The Political Thought of Jeremy Bentham ,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Chapter 1 and 2. Frederick Rosen, Classical Utilitarianism :From Hume to Mill ,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3, pp. 221-223.
⑧皮茨：《转向帝国》，金毅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56页。
⑨穆勒(密尔)：《功利主义》，徐大建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8年，第10、12、18页。
⑩参见戴维·鲍彻、保罗·凯利《社会契约论及其批评者》，载莱斯诺夫等《社会契约论》，刘训练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440-444页；马克·戈尔迪、罗伯特·沃克勒主编《剑桥十八世纪政治思想史》，刘北成等译，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657-672页；沃林《政治与构想》，辛亨复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9年，第305-312页。
John Stuart Mill，“Bentham”， in The Collected Works of John Stuart Mill ,Vol .10 ：Essays on Ethics ,Religion ,and Society ,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and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69, p. 91.
参见Henry R. West (ed.), The Blackwell Guide to Mill ’s Utilitarianism ,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ing, 2006, pp. 33-37.
密尔：《论自由》，许宝骙译，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66-71、75-79、90-92页；格雷：《密尔论自由：一个辩护》，毛兴贵译，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79-96页。
参见阿伦特：《论革命》，陈周旺译，译林出版社2007年，第30-46、198-199页；李筠《论霍布斯的纯粹政治力学》，载刘东主编《中国学术》(总第三十九辑)，商务印书馆，2018年，第126-172页。
蔡晓松指出，亨斯迈纺织染化的策略是与国内品牌进行合作，选择一些注重企业社会责任的大型公司建立战略合作关系，参与其产品开发，在他们的新品中注入亨斯迈元素。此外，公司还与一些团体、协会、学会进行合作，提出专业建议，引导行业的可持续发展。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载《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75-688页。
科耶夫：《法国国是纲要》，载邱立波编译《科耶夫的新拉丁帝国》，华夏出版社，2008年，第3-57页。
《〈聊斋志异〉叙事艺术研究》共六章，除了第一章《绪论》，其他五章的章题分别是《时空叙事：变幻中的奇正相生》《叙事序列：与文体形态的肌理共存》《叙事修辞：体丰意腴的独特生成》《人物中心移位与群体特征》《叙事情境：多重视角与叙事介入》。著者从西方叙事理论与中国本土小说理论的双重视角构思该著作，使这部著作在整体框架结构上具有中西小说批评理论交互融汇的特征。
Edmund Burke, “Speech in Opening the Impeachment”, in The Works of the Right Honourable Edmund Burke , Vol. 10, pp. 3-8. Uday Singh Mehta, Liberalism and Empire , pp.159-187.皮茨：《转向帝国》，第三章。
⑤参见蒂利《强制、资本和欧洲国家》，魏洪钟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7年，第174-175页；埃特曼《利维坦的诞生：中世纪及现代早期欧洲的国家与政权建设》，郭台辉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0年，第153-154、232-245页。
Iain Hampsher-Monk, A History of Modern Political Thought ,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ing, 1992, pp. 261-263. 萨拜因：《政治学说史》(下卷)，邓正来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299页；施特劳斯、克罗波西主编：《政治哲学史》，李洪润译，法律出版社，2009年，第686-689页。
详见The Collected Works of Jeremy Bentham :Colonies ,Commerce ,and Constitutional Law :Rid Yourselves of Ultramaria and Other Writings On Spain and Spanish America Works , Philip Schofield (e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皮茨：《转向帝国》，第197、229、234页。
由ADF检验可知，残差序列为平稳序列，说明投资者情绪波动与股价波动存在协整关系，即在长期内具有稳定的均衡关系。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202-210页；巴恩斯编：《剑桥亚里士多德研究指南》，廖申白等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315-322、334-338页。
参见库珀《世界帝国史：权力与差异政治》，柴彬译，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11-16页；康托洛维茨《国王的两个身体》，徐震宇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411-423页。
密尔：《文明——时代的征兆》，载《密尔论民主与社会主义》，胡勇译，吉林出版集团，2008年，第52-81页。
密尔：《代议制政府》，汪瑄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8-9、31-36、227-229、243-262页；参见张继亮《野蛮、文明与自由帝国——约翰·密尔对自由帝国的论证》，载《政治思想史》2014年第4期。
转引自皮茨，第228页。原文详见John Stuart Mill，“Negro Question”， in The Collected Works of John Stuart Mill ,Vol.21 ：Essays on Equality ,Law ,and Education , pp. 92-93.
结合拟建工程规划方案构想、方案设计原则、主要设备参数、工程建设条件等，制定技术方案相近或一致的通用造价技术方案，可直接将通用造价视为工程的基础造价，后结合工程建设具体情况增加基于特殊费用而形成的新建工程整体工程造价。这种直接应用的方式较为简单，但需要注意的问题是，要对电网基础建设项目的投资构成与方案应用的可行性进行综合分析[2]。
密尔：《代议制政府》，第251-261页。参见John Stuart Mill, “Memorandum of the Improvements in the Administration of India during the Last Thirty Years” and “Report to the General Court of Proprietors”, in The Collected Works of John Stuart Mill ,Vol. 30 ：Writings on India , pp. 91-160, 161-171.耿兆锐：《约翰·密尔与东印度公司》，载《浙江学刊》2015年第2期。
有些企业管理人员认为：网络品牌就是为产品申请个商标或贴个牌子，设计个LOGO和包装，再进行产品的网络推广和销售。这种观点是错误的，商标只是告诉消费者产品属于某个企业，仅仅只是一个认证符号而已。网络品牌的建设是个系统工程，主要开展以下两方面工作：一方面，企业要开展调研，了解市场、顾客、竞争对手的现状与特点；另一方面，企业结合自己的各方面资源条件，确定一个可行的细分市场，制定网络品牌战略。
参见哈特、奈格里《帝国》，杨建国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一、二章。
*本文系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西欧国家福利危机与民主政治的关系研究”(项目号：17BZZ008)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李筠，政治学博士，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政治学系副教授、系主任。北京，102249
〔责任编辑：成 婧〕
标签：密尔论文; 帝国论文; 均质化论文; 功利主义论文; 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政治学系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