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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6539(2007)08-0059-05
英国著名小说家约瑟夫·康拉德一生坎坷，历尽沧桑。出生于沙俄奴役下的波兰，5岁时因父亲的革命活动遭举家流放。在病困交加之下，母亲和父亲先后病逝，年仅12岁的康拉德成为孤儿。幼时的经历导致了康拉德虚弱的身体和敏感的性格。父亲的悲观主义和忧郁的性格也深深地影响了康拉德。他的父亲也曾承认康拉德的童年充满了忧伤和孤独：“可怜的孩子，他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同伴”。(Meyers,2001:23)失去双亲之后的康拉德被舅舅收养。或许是为了逃避长达25年的兵役，或是追求“唐吉坷德”式的梦想（康拉德，1988:44），17岁的康拉德背井离乡，前往法国马赛，开始了他20年的航海生涯。在当水手期间，康拉德不得不忍受船上变质且紧缺的食物、拥挤潮湿的房间、繁重危险的工作和微薄的工资。他在发表第一部作品《艾迈耶的愚蠢》之后，放弃了航海生涯，开始专职写作。在康拉德的一生中，贫穷、孤独和疾病始终伴随着他。据妻子回忆，即便在学会英语、成为英国公民之后，康拉德依然觉得自己是一个“英国的异乡人”。(Conrad,1926:124)康拉德经历了深刻的亡国之恨和丧家之痛，历经了人间的艰辛，这一切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他作品中挥之不去的悲剧色彩。而他的航海生活也让他了解了整个社会的疾苦，使他对人生悲剧性的理解得以深化，视野得以扩展。当时帝国主义在全球大肆扩张，社会矛盾异常尖锐。他曾经到达过加勒比海、远东、非洲、南美等地，亲眼目睹了当时人类当时所遭受的种种苦难。特别是1890年的刚果之行，使他意识到了帝国主义者的残酷与暴行，加深了他对社会和人性的悲剧性理解。惨痛的个人经历和广泛的社会阅历使康拉德在作品中蕴含了深沉的悲剧性，这种悲剧性可以从4种不同的角度进行解读。
一、个人与自然：人类固有的悲剧性
老子在《道德经》第五章中说：“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意思就是天地对万物并没有要特别仁慈、特别爱护，物对他而言就像稻草刍狗一般，祭祀完后就丢了。万物在天地间自生自灭，这是很自然的现象。日月星辰、山川草木只是一种客观事物，无所谓“仁”或“不仁”。然而在艺术家的笔下，自然万物总是被赋予一种情绪，变成了一种具有人格的存在。康拉德笔下的自然界也不例外。在他的作品中，大自然是一种永恒的力量，它的存在不以人类的意志为转移。它不仅为小说人物营造了活动的环境，而且还作为一种与人物相互参照的力量，深化了小说的悲剧主题。终日蝇营狗苟的人类在永恒的大自然面前显得渺小而脆弱，人类的蠢行在伟大的自然面前显得荒诞而可笑。大自然就像一位不朽的智者，冷眼旁观世人的尽情表演。
康拉德以海洋小说著称，浩瀚的大海是他笔下最常见的自然形态。(Krajka,1992:4)对大海的描述在《水仙号上的黑家伙》、《阴影线》、《造化弄人》(Chance)、《吉姆老爷》、《青春》等小说中占有很大的比重。大海的首要特征就是它的“大”。例如《水仙号上的黑家伙》就反复提到“平静的海域一望无垠”(Narcissus)（康拉德，1923:27)，“一个辽阔的荒原”（同上），“无情、辽阔、巨大的海洋”（同上）。在《造化弄人》中，叙述者鲍威尔也感受到了海洋的辽阔：“空间的辽阔不仅是眼中所见，而且几乎是触手可及。”(Chance)（康拉德，1923:292)海洋之大，必然衬托出人以及所乘之船的渺小。例如鲍威尔意识到与茫茫大海相比，“弗恩代尔号”仅仅是一个“小不点，几乎难以分辨”。（同上）海洋的另一个特征就是它的“黑”。如《阴影线》中海上的夜空是一团“难以穿透的黑暗”。（《黑暗的心脏》）（康拉德，2001:108)而《诺斯托洛莫》中，在诺斯托罗莫和德考得受命运送银锭的夜晚，海上也是伸手不见五指。大海的另一个特征就是它的“狂暴”。这在《“水仙号”上的黑家伙》、《台风》和《青春》中均有精彩的描述。在广阔无垠、漆黑一片、风狂雨骤的海上，船员的孤独与危险不言而喻。康拉德的大海其实就是世界的象征，而漂浮其上的船只则是人类的象征。人的一生就像怒涛中的孤舟一样，时刻都有倾覆的危险。人类在不可战胜的自然面前，虽然可以像《水仙号上的黑家伙》中的辛格尔顿那样傲然挺立，坚不可摧，但其结果必然是失败。
在陆地上，大自然对人类生命虽然没有明显的威胁，但它依然是一个人类无法控制的存在，依然以自己的强大与永恒衬托出人类的渺小与短暂。热带丛林是康拉德小说中经常出现的自然形态，同大海一样，小说主人公被密密匝匝的丛林所包围，孤独而无助。《黑暗的心脏》中的非洲大陆就是如此，当欧洲来的探险队深入大陆时，“荒野像淹没潜水员一样把他们淹没了。”（《黑暗的心脏》）（康拉德，2001:45）人在这样的环境下完全是陌路人和匆匆过客，而真正的统治者是那些“参天大树”（同上）。当马洛指挥汽船溯河而上时，两边都是“树木，树木，成千上万棵树木，高大粗壮，无边无际，高耸入云；而在它们的脚下，这只小小的满身泥污的汽船紧靠着河岸逆河而上，好像一只在巍峨的门廊地上蠢蠢蠕动的小甲虫。它使人感到非常渺小，非常迷茫。”（同上：47）人们无法穿越这些热带丛林，也无法理解它们。这种让人类自惭形秽的丛林在《艾迈耶的愚蠢》、《海隅逐客》、《吉姆老爷》中俯拾即是。在这些环境中的主人公总是命运多舛，与亘古未变的自然界相比，人类的微不足道不言而喻。
在《诺斯托洛莫》中，当冲突双方在大平原上互相残杀，纷纷坠马之际，他们与头顶的希古罗塔峰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面前充满动感的画面仿佛是一场狂热游戏的片断，玩主是骑在马上或步行的小矮人，正扯着细小的嗓门大喊大叫，而高踞于他们头顶之上的山峦却是沉默庞大的具象”。《诺斯托洛莫》（康拉德，2001:21）在这幅画面中，人类的活动被降格为毫无意义和价值的闹剧：渺小、滑稽而可悲。康拉德笔下的自然绝非简单的客观存在，它是小说隐藏的角色，与它的交往衬托出小说人物的宿命。“人生长恨水长东”，对自然恒久而人生短暂的思考，揭示出了人类本身固有的悲剧性。
二、个人与社会：悲剧的社会性
对人类固有的悲剧性的思考并不意味着康拉德就是一位虚无主义者。他认为，人类的悲剧性自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黑暗的心脏》中，殖民者追求的目标是象牙；《诺斯托洛莫》中，这一目标变成了银矿；《海隅逐客》中，它又成了金矿，只不过前两者是现实存在，而后者是幻想中的存在而已。无论是象牙、银矿，还是金矿，都是物质利益的象征。物质利益是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核心概念，在它的驱动下，人们莫不费尽心机，不择手段。殖民主义者在非洲杀人如麻，抢掠成性，他们所到之处，民生凋敝，饿殍遍野。非洲人民的苦难固然最为深重，其遭际也最为惨烈，然而殖民者自己也不可避免地沦为西方殖民文化的牺牲品。《黑暗的心脏》中的殖民者虽然聚敛了大量的财富，但他们的结局大多非常悲惨，在身体和精神方面被彻底摧垮。他们要么像科茨一样染病身亡，要么像马洛的前任那样在土人的长矛下一命呜呼，或像贸易站的会计那样成为行尸走肉。
这种情况在《诺斯托洛莫》中重新得到搬演。所有人物的命运都与银矿息息相关，而银矿在带来财富和地位的同时，也成为社会动荡和个人悲剧的源泉。凡是与银矿扯上一点关系的人，几乎都倒了大霉。首当其冲的自然是老百姓，在这个“以压迫、无能、愚蠢、背信弃义以及野蛮暴力而著称于世的国家”里（同上：82），动荡的政局和频繁更替的政府让百姓苦不堪言。每次所谓的革命，都会伤及大量的无辜。即使那些似乎一时得势的既得利益者，他们的命运因为与桑·托梅银矿有了瓜葛，也变得不济。虚无主义者德考得为了爱情把命赔在护银之旅中，诺斯托洛莫为了盗取银子，遭人误杀，银矿的老板查尔斯·高尔德沦为银矿的奴隶，疏离了自己的妻子，导致婚姻不幸。至于其他妄图从桑·托梅银矿捞取一把的军阀和政客一个个落得身败名裂的下场。
康拉德笔下的主人公虽然都是亚里士多德所谓的“有缺陷的英雄”。但同俄狄浦斯的愤怒、奥赛罗的嫉妒和哈姆雷特的优柔寡断不同，康拉德的主人公的缺陷往往带有强烈的社会性。“开发异域，拯救外族”的信条在19世纪的欧洲非常流行，但康拉德对此显然有不同的看法。康拉德在《黑暗的心脏》中借马洛之口披露了帝国主义意识形态的实质：“所谓对土地的征服，在大多数情况下，意味着从与我们的肤色不同，或比我们的鼻子稍塌一些的那些人手里抢夺过来。如果你仔细研究一下，这种行径并不是一件光彩的事情。惟一能够弥补的办法就是思想。在征服背后的一种思想，一种没有任何矫饰的思想，以及对这种思想的无私的信仰——这是一种能够加以梳理，对它顶礼膜拜，并向他作出牺牲的东西。”这里提到的“思想”，就是帝国主义用来混淆视听的宣传口号。康拉德通过重新构建殖民地的历史灾难，揭露了殖民主义意识形态的虚伪性。《黑暗的心脏》中的科茨和《诺斯托洛莫》中的查尔斯·高尔德就是典型的殖民主义思想的支持者和牺牲品。在强大的国家宣传机器面前，个人很难摆脱国家意识形态的影响，往往在不知不觉中沦为它的牺牲品，从而导致社会性的悲剧。
三、个人与个人：被语言阻隔的悲剧人生
康拉德在《在西方眼睛的注视下》中借语言教师之口说：“语言，众所周知，是现实最大的敌人。”在康拉德的小说中处处充满了对语言自身的思考。批判离不开语言，因为只有语言可以使人得以脱离每时每刻所处的环境，抽身出来对自己进行观照，对过去未来进行思考。语言一旦产生，就具有独立自主性，可以脱离具体情景而存在。语言作为人类认识工具可以让人们不必直接接触事物，就能够实现对事物的认识，即所谓“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但语言使人类拥有交流便利的同时，产生了一些危险。语言的抽象功能使语言容易忽视个体差异，在思维定式的控制下使人因循守旧，思想僵化，丧失认识具体事物的能力。而且，语言一旦失去了指物叙事的功能，就会沦为释放烟雾弹的工具，为丑恶的现实涂脂抹粉，或为人们的劣行提供保护，达到混淆视听的目的，反而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交流的障碍。正是语言的这种双重特色，构成了康拉德笔下人与人之间的悲剧关系。
在《特务》这部康拉德最悲观、最绝望的作品中，他认为语言在人们的命运中扮演着非同寻常的角色。主人公弗洛克的一生与语言息息相关。他的三个职业——色情书刊销售、秘密革命活动、以及特务活动——都以保密为前提，都无法用语言对外界言说。因此语言对他来说与其说是表达的工具，还不如说是掩饰的手段。语言跟弗洛克的日常现实总是处于相互脱离的状态。虽然他曾以流利的言词和洪亮的声音而获得工人的信任，但在家里，他却是声音嘶哑、沉默寡言。被谎言所包裹的弗洛克对全家人都是完全的漠视，从未对他们有过丝毫的关注。因此弗洛克对他的家人根本不了解，更谈不上有什么感情上的交流和沟通，完全生活在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封闭的世界里。康拉德在多部小说中反复阐述一个主题，那就是人的真知灼见均来自相互沟通，与他人沟通的障碍首先导致的是对自我的错误认识。弗洛克因职业和个性的关系，他在家庭和社会中始终处于隔离的状态，语言则是他保证这种状态的主要手段。同吉姆、诺斯托洛莫、拉祖莫夫等康拉德其它小说中的主人公一样，弗洛克丧失了正确认识自己的能力。史蒂夫的惨剧发生后，弗洛克的确想同妻子沟通，但他说出的语言却成了他自己的催命符。这一次他的确想以真实的语言与妻子交谈，但他的尝试却导致了他的死亡，眼睁睁地看着妻子把餐刀插进自己的胸口。
康拉德笔下的主人公与周围人之间几乎都存在严重的交流障碍，这在很大程度上构成了人物的异化和悲剧。比如说，由于语言和文化的差异，阿尔迈耶、维勒姆斯、科茨、吉姆无法与当地人交流；吉姆、诺斯托洛莫、弗洛克和拉祖莫夫四人都是不同意义上的叛徒，由于害怕别人发现，他们深深地掩藏自己的内心世界，甚至鼓励他人对自己的误解，故而与他人很难产生真正意义上的交流。康拉德的主人公同他们的异性伴侣（妻子、未婚妻、情人、恋人）之间几乎毫无例外地存在交流障碍：《艾迈耶的愚蠢》中艾迈耶同马来妻子、《海隅逐客》中威廉斯同妻子和马来情人艾萨、《黑暗的心脏》中科茨同他的未婚妻、《吉姆老爷》中吉姆同珠儿、《诺斯托洛莫》中查尔斯·高尔德同妻子、 《在西方眼睛的注视下》中拉祖莫夫和霍尔丁小姐、《造化弄人》中的安东尼同妻子弗罗拉、《胜利》中的海斯特和雷娜之间都存在严重的误解分歧，他们之间的疏离最终导致悲剧。在康拉德笔下，有的人物是在有意识地利用语言来逃避现实，或欺骗自己，或蒙蔽他人；有人则是在无意识中为语言所阻隔，沦为既不自知，又不知人的牺牲品。
四、个人与自我：内心分裂的悲剧人格
彼得·布鲁克斯称，“欲望总是出现在叙事的开端，经常起肇始的作用，它往往达到一定的强度，从而必然导致活动的发起、行动的产生、变化的开始”。(Brooks,1984:38)然而在悲剧中，主人公要想满足欲望，往往需要牺牲其它方面的价值需求。埃斯库罗斯的悲剧《俄瑞斯特》中，俄瑞斯特是悲剧的焦点，他生为阿伽门农之子，应该为惨死的父亲报仇，然而他复仇的对象却是自己的生身母亲。在伦理上，他面临着两种都不能亵渎的价值。欧里庇得斯的悲剧《美狄亚》中的美狄亚决心报复负心的丈夫，要让他因失去子嗣而痛彻肺腑，但她要杀死的毕竟是自己的亲生儿子。她因此陷入了难以调和的悲剧冲突当中。可以说悲剧的力量蕴含在激烈的内心冲突之中。用弗雷的话说，悲剧主要“研究孤独的心灵，讲述一个像我们自己一样的人如何在内外冲突中分裂，如何在想象的现实和社会公认的现实中分裂”(Frye,1971:39)。悲剧主人公体现了根植于人类本性当中的分裂性，因为人总是时刻面临相互冲突的价值体系，而每个价值体系都要求人们为其效忠，其结果难免是顾此失彼。黑尔曼对此有精辟的论述，“悲剧能够揭示深刻的经验，并不仅仅因为其悲剧因素，而且还因为导致悲剧发生的内心分裂，而这种分裂根植于人类的本性当中”(Heilman,1968:7)。
康拉德的小说主人公毫无例外地受到欲望的驱动，犯下致命的错误，然而他们并不是轻易就做出错误的决定，他往往需要经历激烈的思想冲突、遭受严重的内心分裂。《吉姆老爷》中的吉姆作为“帕特纳”号上的大副，在船即将下沉之际，必须做出生死抉择。他要么选择与船上的数百乘客待在一起，帮助其中的一部分人乘救生船逃命；要么选择逃跑，与船上的其他官员悄悄地溜走。如同黑格尔所说，悲剧人物的选择必须都具有合理性：前者符合吉姆的英雄幻想，而后者符合他的求生本能。但选择前者意味着丧失生命，而选择后者则意味着丧失尊严。面临两难选择，吉姆经历了一个痛苦的抉择过程。《在西方眼睛的注视下》中的拉祖莫夫也陷入了难以解决的悲剧困境。当刚刚刺杀了政府总理的革命者霍尔登出现在他的房间里时，他必须在道义和利益之间进行选择。他要么帮助霍尔登逃跑，从而忠实于自己的良心；要么出卖霍尔登，从而服务于自己的现实利益。他在堆满积雪的大街上来回踱步正体现了他激烈的内心冲突。这种例子在康拉德的小说中不胜枚举。例如《秘密的分享者》中的船长必须在职责（交出罪犯）和道义（保护罪犯）间苦苦挣扎，《诺斯托洛莫》中的德考得必须在自己的虚无主义立场（不介入政治）和爱情（为了女友而介入政治）之间做出选择。
康拉德的主人公的内心分裂不仅体现在犯错前的痛苦抉择上，而且体现在犯错之后的心理状态上。犯错后的悲剧主人公虽然处于极为窘迫的状态之中，但他依然渴望终有一天，能够洗刷耻辱，融入社会。主人公的悲剧性在于他意识到正是自己的行为造成了眼前的困境，也因为他对现实世界并不满意，往往生活在虚幻的理想世界当中。他们的自我便在痛苦的现实和幻想的世界中分裂。康拉德的小说主人公莫不如此。阿尔迈耶和维勒姆斯身处异族，苟延残喘，但时时刻刻梦想过上欧洲上层社会风光的生活；科茨为了一己之利，烧杀抢掠，无恶不作，但却自命为文明的使者，幻想着把欧洲文明带入非洲丛林；吉姆为了逃避过去所犯的错误，像丧家之犬一样到处流窜，却时刻不忘英雄的幻想；诺斯托洛莫因害怕被人发现偷盗银锭的事实，担惊受怕，难得片刻的安宁，但依然梦想着非法得来的银锭能够为自己带来幸福的生活。康拉德的悲剧主人公们既不满足于现实，又无力改变现实，因此只能每时每刻生活在虚幻和真实的两个世界当中。
内心的冲突和人格的分裂迫使主人公对自己的行为进行痛苦的思考，从而为最终的道德发现铺平了道路。
五、结语
康拉德一生坎坷，人世间的苦难不仅是他耳闻目睹的事实，而且是他亲历的切肤之痛。他的作品充满了浓郁的悲剧性，体现了他对人生的一种深刻的思考。与大自然相比，人生脆弱而短暂；与社会意识形态相比，个人盲从而被动；与他人的关系当中，个人封闭而无知。这三者似乎证明了人生不可避免的悲剧性。康拉德直面人生的残酷与荒诞，但并不一味悲观，他在作品中为人物发挥主观能动性留下了广阔的天地。康拉德认为，“道德上的发现应该是每一个故事的基本目标”。(Ford,1966:90)这种“道德上的发现”主要体现在主人公与自我的关系上。人总是分裂的，因为他时时刻刻都面临着选择，然而也正是在选择当中一个人的价值才真正得以体现。康拉德的主人公在小说的最后，往往放弃自我，获得道德上的胜利。肉体的陨灭并不能掩盖人性的光辉，这或许就是康拉德试图向我们传达的意思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