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思维模式的宏观剖析与英语教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英语教学论文,思维模式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学生在句子中译英和英文写作中发生错误时，不少教师往往花了很多精力去帮助学生修改表层的语言错误，而未从深层的思维模式方面加以分析、引导。一般地讲，学生习惯于用母语的思维方式来代替目的语思维，这就可能形成负迁移，以至于同一个信息用目的语表达与用母语表达出入很大。事实上，目的语表达能力的提高，只有与目的语思维方式直接联系，才能真正达到。本文拟从不同文化在思维模式上的差异对语言表达的影响的角度，来探讨如何从宏观上把握英汉思维模式的本质，以此来指导学生用英语进行语言表达，正确地传递交际意图。
一、文化思维模式与信息传递
任何语言和思维都不能离开社会而单独存在。人类之所以能够分解自然，将自然组成概念并赋予意义，主要是因为每一个社会都同意按照某一种思维模式把自然现象组织起来，这种思维模式又称为文化思维模式，它适用于该语言社会，体现在该社会的语言中。在交际过程中，人们根据自己的思维模式，组织语言，表达所要传递的意图，并在理解话语时，产生与传递者相似的思维。
根据心理语言学家的研究，交际是一种信息从信息源向信息接收者传递的过程。人们在用语言传递信息时，必须组织每个句子，构成话语，使句子的框架和插入成份等适合自己的表达意图并能与听、读者的理解相吻合。语言是由词、词组、句子、段落等语言单位组成。然而在语言单位的组合中，词或句法结构的选择、句子或段落的信息分布等安排都不是随意的。如果探究其内在机制，就可以发现其中的思维习惯或思维程序。因此语言交际由起始动机（传递意图）开始，继而转向内部思维与言语的深层结构（思维模式），再扩展为以表层结构为基础的外部言语编码过程（语言表达）。该过程可用以下简化了的示意图表示；
从上图还可看出，如果一个人使用同一文化的思维模式及语言表达方式，则传递了正确的信息（如图中实线所示）；反之，则可能传递非正确的信息。例如，若使用的思维模式是汉语的，而用以表达的语言是英语，则可能传递错误的信息（如图中虚线所示）。
二、文化思维模式中的相对主义和普遍主义
在外语学习中，学习者做的最自然的事就是把母语文化的思维方式与语言表达形式套在目的语上，有时可能碰巧套对了，有时就套错了，其中存在着盲目性，这是外语教学所要解决的问题，也是本文要讨论的重点。
对于不同文化之间思维与语言的关系，英国著名语言学家利奇(Leech,1981)在他的《语义学》一书（李瑞华等译，pp37-42）中谈了他的看法。利奇认为，根据萨丕尔(Sapir)和沃尔夫(Whorf)的“相对主义”观点，“一个人使用的语言，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他的思维过程和认识客观世界的方式。例如以英语为本族语的人和以美洲印第安语为本族语的人对世界看法的差距就非常大。在这两种语言中，不仅自然现象的分类，而且象时间与地点之类的抽象关系都是以不同的方式来描述的。”接着他又谈到受乔姆斯基(Chomsky)等影响极大的与“相对主义”截然不同的“普遍主义”的观点。根据利奇的解释，“普遍主义”的观点“包含着对语言都具有相同的基本概念结构这一观点的肯定”，“如果相信语言的普遍性，人们便会设想人类具有一种发展这些普遍性的天生秉赋；否则在世界上所有的语言中怎么会有同样的特征呢？”利奇认为“相对主义”和“普遍主义”的观点“各自至少都有些道理”，因此“最好采取谨慎而不偏激的折衷态度。”
根据利奇的看法，可以获得这样的启示：就思维模式与语言表达而言，人类各民族之间存在着个性，即相对主义（见图中圆形的非重影部分）；也存在着共性，即普遍主义（见图中两圆相交的重影部分）。的确，人类在传递交际意图、构思和语言表达方面存在着同样的特征，否则人类的跨文化交际就不可能进行，也无法解释如何把一种语言翻译成另一种语言。但是，由于不同文化的人们对外界认知的图式存在着差别，他们在思维方式方面也必然有所区别。不同的文化在思维方式方面的差异也一定会引起编译码方式的不同。这里笔者无意讨论思维与语言之间确切的因果关系，但可以说由于每一种语言都有自己不同的民族历史、民族文化和民族心理，也就体现出不同的语言结构。而特定语言的特定结构形式也会导致使用这种语言的人形成某种特定的思维方式。
不同文化的人们在语言与思维方面的个性差异必然会给跨文化交际带来障碍。根据心理学家的观察，人们倾向于接受与自己的思维模式相吻合的东西，与自己的思维模式不一致的东西则被认为是不合逻辑的。人类在表达概念和思维方面存在着许多相通之处，在判断、比较、分析、综合、推理等范畴内存在着同一性。如人类对同义、反义的判断是相同的。在外语教学中，对于母语与目的语在思维模式与语言表达中的共性部分不用特别担心，问题在于个性部分。吕叔湘先生(1962)讲得好：“英语在咱们是外国语，汉语是咱们的本族语，要是我们不帮着学习者去比较，他们自己（除非有特殊的学习环境）会无意之中在那儿比较，而只见其同，不见其异。”我们也可本着这一精神，在教学中引导学生比较英汉思维模式的个性部分，即差异部分，了解思维模式差异对语言表达的影响，从而排除汉语思维的干扰，从根本上提高学生的英语表达能力，准确地传递所要传递的信息。
三、英、汉思维模式差异与句法教学
1.整体思维优先与解析思维优先
李约瑟博士(J.Needham,1956)曾经指出，中国人的思维模式很可能与汉字有关。汉字是以形写意的文字，而且形、声、义一体，是平面文字。汉字中很多字和字符的认知是由图像识别开始的。要把所感知的图形复现出来，首先注意的是整个图像，然后才注意细节，因此这是一种整体优先(global precedence)的认知活动，又被称为具象思维。这和传统的中国文化认为人和自然的关系是处于统一和谐的整体结构之中有很大关系。语言学家Nelson(1995:3-18)称他所教的中国学生为整体思维学习者(global learners)，也就是说他们的思维方式是整体式的。他指出，这种学生思维时往往以整个图像为起点(the global learner begins with the whole picture)，而具有解析式（抽象）思维的西方学生(analytic learners)在思维时往往以个别的部分为起点，然后再把这些部分拼合为一整体(while the analytic learner begins with the separate parts and pieces them together to make a whole)。
我们常看到这样的句子，比如汉语说：“教室里有一个学生”（先整体后局部），而英语则说：“There is a student in the classroom”（先局部后整体），体现了英语族人解析式思维优先、中国人思维整体优先的倾向。又如受汉语思维的影响，如要表达：“这个学校有三千个学生”，中国学生有时会说出这样的句子：
误：The school has three thousand students.（先整体后局部），而不说：
正：There are three thousand students in the school.（先局部后整体）。
另外，在感知时间（如年、月、日）、地理位置，在表达组织系统，介绍人物身份，书写公函信头、信尾等方面，汉语的顺序都是从大到小，先整体后局部，而英语的顺序正好相反。如表示：“中国北京大学教务处处长”，用英语表达则为：“Dean of studies,Beijing University,China”，体现了不同的思维模式。
2.英汉句法主要结构与思维
属于印欧语系的英语是音素文字，字形表音不表义。由于声音不同于图像，不能够形象化（象声词除外），其词义本身与字形没有直接的意义联系，这就需要形成一套抽象的概念，产生联想，组成画面，才能清楚地表达意思。因此重抽象思维是西方人的思维习惯，表现为西方文字的一大特点。众所周知，抽象思维是运用概念进行判断、推理的思维活动。这种思维需要遵循逻辑规律，因此抽象思维又称为逻辑思维。在印欧语系语言中，对语言影响最深的思维模式是亚里斯多德的逻辑范畴。亚里斯多德把逻辑范畴分为实体(substance)和偶有性(accidents)两大类（徐通锵，1994）。实体在判断的结构中是主词，表现在语言中就是主语；偶有性在判断的结构中是宾词，表现在语言中就是谓语。属于印欧语系的英语以“亚里斯多德的逻辑理论为基础。建立起‘主语—谓语’的语法结构框架……，这一理论框架的基本精神一直沿用至今。它以‘句’为本位，以词为句法结构的基本单位。一个句子必须有一个主语、一个谓语，而且也只允许有一个主语、一个谓语，相互之间由一致关系联系着”（徐通锵，1994）。
根据赵元任先生(1968:45)的研究，汉语的句法结构主要是“话题—说明”框架，他认为：“在汉语里，把主语、谓语当作话题和说明来看待，比较合适”。王力先生(1985:52-53)也有类似的见解：“西洋的语法通则是需求每一个句子有一个主语的，没有主语就是例外，是省略。中国的语法通则是，凡主语显然可知的，以不用为常，故没有主语却是常例，是隐去，不是省略。”比如汉语里说：“我今天有事”，“我”是“话题”，“今天有事”是“说明”。在上下文清楚的情况下，可以说“今天有事”，“我”这个“话题”可以隐去，体现了汉语的“意合”(parataxis)，其本质是一种整体思维。如Nelson所说，中国人思维的习惯是以整体图像为起点，在“我今天有事”这个图像里，即使隐去“我”，图像还是明白的。而“主语—谓语”结构所属的逻辑范畴来自抽象思维，是西方人所偏重的，是解析式的。抽象思维是以个别部分为起点，如果省去了主语“我”这个部分，则不成为一个句子，难以拼合出一个整体，所以英语必须“形合”(hyprotaxis)，是亚里斯多德的逻辑框架。已经习得了汉语，并已养成整体思维习惯的中国学生在用英语表述句子时，即使是表达简单的主谓关系，有时也会出错。笔者在改学生中译英练习时，发现以下的例子：
①学习外国语应该循序渐进。
误：To Learn a foreign language should be step by step.（少了主语）
正：To Learn a foreign language,one should go step by step.（有主语）
②她的心往下一沉，简直站不住了。
误：Her heart sank and could hardly stand.（少了主语）
正：Her heart sank and she could hardly stand.（有主语）
从上面的例子可以看出，不同的思维模式体现了不同的语言基础结构。本族人能自发地运用这种思维模式去组织语言材料，调整语言范畴内部的关系。但对于一个外语学习者，就会出现思维模式混乱，不知不觉中犯错误。比如有的学生把第二句英文译成中文时，竟套上了英语模式，变成：“她的心往下一沉，她简直站不住了”，这样中国人反而觉得别扭。因此语言教师除进行一般的语言教学外，还必须从文化思维模式的视角，从宏观上给学生加以指导。在非英语专业的《大学英语》教材中，用英文表达句子和句子英译中是常见的基本技能训练，在训练中这种指导不可忽视。
3.形态与思维
世界上的语言可以从形态和非形态的角度来进行分类。属于印欧语系的英语是形态语(inflectional language)，而属于汉藏语系的汉语是无形态语(noninflectional language)。吕叔湘先生(1979)指出：“在某些语言里，形态即使不是语法的一切，至少也是语法的根本”，“可是我们的老祖宗没有走这条路，却走上了另外一条路，即汉语是用非语音化的词序手段表达意义，实际上走上了与形态变化相对立的另外一条路”。汉语句子中字、词使用灵活，是缺少屈折形态变化的无标记语言。相比之下，属于印欧语系的英语屈折形态变化丰富，是有标记的语言（如名词的数、代词的格、动词的时态、情态、语态等）。英语的句法结构完备，体现了英语族人解析式的抽象思维，具有严格的形式逻辑。根据申小龙先生(1988)的研究，西方民族从古希腊开始就注重抽象思维，“表现在语言样态就是丰满的形态外露”；而汉语没有严格的形态制约，语词“组合具象性”，“因而汉语的句子惟有从整体表达功能入手才能把握”。受了汉文化这种整体式思维模式的影响，汉族人讲的洋泾浜英语(Pidgin English)常表现为“不用连系动词，缺少形态变化，以及缺乏复杂句法结构等”（石定栩，1995:5）。要解决此类问题，英语教师也可从思维模式差异的角度来加以引导。
4.时间顺序与思维
汉语的无标记性体现了汉文化追求和谐统一的整体思维，但这并不意味着汉语组句是杂乱无章的，其中实际上存在着一种内在逻辑。比如汉学家戴浩一(1991:28)认为：“汉语是话题—说明的语言，比别的许多语言更一贯地服从时间顺序原则”，这说明汉族人感知世界是与自然完全合拍的，即处于与自然统一的整体结构中（整体思维），有一种内在的时间顺序逻辑。中国学生受了这种内在逻辑的影响，在用英语表达时间关系的句子时，往往只会按照时间顺序。如说：“下课后我去了图书馆”，总是用“After class I went to the library”，而较少使用“I went to the library after class”这种结构。虽然这两句英文都正确，但仍可看出中国学生在用英语组句时缺少解析式的抽象思维，应引起英语教师的注意。
四、英、汉思维模式差异与写作教学
不少中国学生（非英语专业）在英语国家留学期间碰到的一个极其头痛的问题就是用英语写文章。他们平时做作业，写学术报告、论文等都必须用英文表达，但得到的评价往往是“条理不清”、“重点不突出”、“缺乏连贯性”等，也就是未能完善地传递所要传递的信息。有的人仅笼统地把这归结为英语没有学好，殊不知有一部分问题还出在不同文化的思维模式上。一个人的思维方法大体上决定了他的写作方法。而每一种文化都有其特别的思维方式，也就有不同的篇章结构。
在古希腊，人们根据亚里斯多德的逻辑论辩，建立起一套逻辑体系，这套体系已成为西方人思维的基石。在亚里斯多德时代，演说在公共事务和教育中起着重要作用。亚里斯多德把演说的篇章概括为：开头、提出问题、分析论证、结尾。这种思维的过程是演绎式的(deductive)，抽象的。根据Kaplan(1966,1968)的研究与调查，英语篇章的组织和发展主要呈直线型，也就是说，英语段落通常是以一个主题句(topic senternce)开头，然后再按照一条直线展开，在以后各句中发展这一中心意思。Kaplan还分析了母语为汉语的学生所写的英文作文。他得出的结论是，尽管这些学生对英语句法结构已掌握得相当熟练，但由于受汉文化思维模式的影响，对于英语读者来说，他们的作文显得不切题，过多地绕圈子，主要呈螺线型。此外，有的学者还总结出英、汉语篇尚有其他模式，两者中也有共性的地方，但根据Coe和胡曙中(1989)等人的论证，应该承认以上差异是英、汉语布局谋篇最根本的差异。人们常说英语段落的结构是英文文章的缩影，因此英文篇章结构的思维模式与段落一样也是直线型的，是亚里斯多德式的，抽象的。而汉语篇章的螺线型与汉文化整体式的具象思维有很大关系，因此中国学生的问题有一部分就出于此。
中国人写文章以语义为中心，只要语义相关，篇章就会自然流动。句子之间不象英文篇章有那么多连词，而是靠思维的连贯、语义的自然衔接、前后贯通、上下呼应来表达一个完整的意思，仍然体现了整体式思维。而且中国人做文章还常讲究“不言而喻”，这就叫西方人觉得摸不着头脑。Hall(1979)说中国文化主要属于“高语境文化”(high context culture)，因为较多的信息是蕴涵在环境中的；而西方文化主要属于“低语境文化”(low context culture)，因为一切都要靠语言讲清。如果中国学生受汉语思维的影响，用英文写文章也追求含蓄、委婉，不象英语族人那样把自己的意思明白地传递给对方，对这样的文章英语族人自然会觉得条理不清。
相比之下，直线型语篇结构显得直观。这种结构在句子之间使用连接词衔接，还是体现了解析式思维。英语中有诸如and,but,or,if,when,lest,whereas,whereupon,except,while,considering,provided等大量连接词语，而这种情况在汉语里是没有的。这些连接词起了衔接各类逻辑语义的功能，呈现出亚里斯多德式的逻辑推理模式，因此这些连接词又被称为“逻辑语法连接词语”(logicgrammatical connectors)。如果中国学生从整体具象的角度，按照语义的自然衔接即内在逻辑来展开思维，组织句子，不会熟练地使用这些连接词，让英语族人读起来就会有信息梗塞感，觉得模糊不清，不知所云。另外，有的中国人受先因后果思维的影响，把主要论点淹没在一大堆材料之中，最后才点题，画龙点睛（螺线型），英语族人往往难以理解。而英语族人一般是先把结论或要点简明扼要地摆出来，再分别论述。
由此可见，中国学生在英语写作方面还有不少问题。以上提到的这些规律看起来是不起眼的，但实际上蕴涵着很深的道理。如果英语教师仅忙于纠正语法与用词方面的错误，是不能从根本上提高学生的英文写作水平的。
五、结语
以上仅从宏观的角度，对英、汉思维模式与语言表达方式作了整体性的比较。应该指出，英、汉两种模式绝无好坏优劣之分，只是相互间存在着差异而已。而两种模式的差异也远远不止本文所提及的几个方面。再说，差异也只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两者之间还有互相渗透的地方。本文仅仅涉及了差异中的某些本质部分。应该说明，承认差异并不意味着把差异定势化。在英语教与学的过程中，对这些差异进行分析，与盲目进行语言教学相比，有其积极的意义。
在传递意图—思维模式—语言表达这个信息传递链中，人们往往仅注意语言，因此教师在教学中也总是对语言给予充分的重视，而忽视了思维模式这个环节。本文仅试图说明，如果中国学生了解了两种模式的个性差异，就渐渐能用英语准确地表达、传递正确的信息，而不至于在学了多年英语后，还不能使用英语族人惯用的句子与篇章结构，甚至仍还不能辨别出英语族人惯用的思维模式与表达方式。因此，英语教师除了进行一般的语言教学外，在帮助学生把握英语族人的思维模式，提高语言表达能力方面，还任重而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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