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冰已经打破 航道正在开通——中国与北约开始接触对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北约论文,坚冰论文,航道论文,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02年10月10日，北约秘书长罗伯逊与中国驻比利时大使关呈远会晤，双方围绕安全领域初步列出了十大议题交换意见。中国正式提出就战略看法、共同安全威胁以及北约在中国中亚邻国的行动与北约举行磋商。双方表示今后将进行定期接触，讨论一些共同关心的问题，双方的定期对话将从2003年的某个时候开始。作为当今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中国与当今世界上最大的军事政治集团组织的北约接触对话，不仅在北约53年的历史上尚属首次，而且在新中国的历史上也是破天荒的新举措。过去中国与北约没有任何关系，认为它是东西方冷战的产物，冷战结束后理应解散。直至1999年北约轰炸中国驻南使馆时，中国还严厉抨击“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发动科索沃战争，怎能想像现在双方之间的关系会发生如此巨大的变化？在西方国家眼中，这似乎是铁树开花。（注：转引自陈雅莉：《中国秘密和北约接触要求战略对话》，载《华盛顿观察》周刊，2002年11月20日。）在惊讶之余，美国研究中国问题和北约问题的专家都对此表示“谨慎地欢迎”。（注：如：美国兰德公司的中国问题专家、亚太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毛文桀(James Mulvenon)认为，华盛顿对此目前是“谨慎”多，“欢迎”少。“首先美国的‘谨慎’是因为以往一些（负面）经验，所以不知道这中间到底是在发生什么。自1991～2001年以来，中国针对北约的部分战略就是在欧洲和美国之间挑拨离间，致力于楔入引起两者不和的因素”。转引自陈雅莉：《中国秘密和北约接触要求战略对话》，载《华盛顿观察》周刊，2002年11月20日。）解析中国与北约接触对话这一具有重大历史和现实意义的政治举措，需要从北约自身的调整变化、俄罗斯对北约态度的根本性转变、中美关系的趋好升温、中国周边的安全环境以及中国对北约的新认识等诸多因素来加以剖析和探讨。
北约自身发生演变使中北对话具有可能性
北约是冷战时期在美国控制之下，由美国和西欧国家于1949年联合组成，旨在遏制社会主义苏联向西欧扩张的地区性军事政治集团组织。冷战结束十多年来，北约处在不断调整变化中，一方面继续发挥其原有的由美国主导的军事集团的功能，另一方面实现了职能多元化，逐步由单一的纯军事组织转向复合型的军事政治组织。北约既有作为美国推行霸权主义工具的消极一面，又有维护地区稳定与和平的积极一面。冷战后北约最显著的变化和最鲜明的特征是：政治功能强化，军事功能趋弱，以输出安全带动输出政治，防御性和进攻性兼而有之，在地区和世界的影响日益增大。
北约的具体变化大致可以概括为以下四个方面：
1.构筑外围合作与协商机制，与非北约国家建立广泛的制度性联系。1991年12月，“北大西洋合作委员会”正式成立，它由北约成员国、原华约成员国及独联体11国共36国组成。这是北约与前华约国家讨论欧洲安全问题的合作论坛，其宗旨是致力于同前华约国家建立“比较制度化”的正式合作关系。以后该组织成员国又进一步扩大为44个。
随着南地中海沿岸地区的战略重要性日益增强，北约通过地中海对话来确立影响和控制周边地区安全的重要机制。1995年2月，北约理事会会议决定与地中海沿岸的国家加强安全磋商，并确定了埃及、以色列、摩洛哥、突尼斯和毛里塔尼亚5国为其联系伙伴国和第一批对话国，增进相互了解，以利于地中海地区的稳定。1997年7月，北约马德里首脑会议又决定建立地中海合作集团，它与各国以16+1方式进行政治对话。（注：16+1是指当时北约16个成员国加上地中海合作集团。）这一对话将沿着类似“和平伙伴关系”计划的路线发展，包括重大的军事合作，尤其是在危机处理领域的合作以及对核不扩散的强烈关注。
创立东南欧安全问题协商论坛。1998年北约在华盛顿提出建立“东南欧倡议组织”的建议，力图为东南欧的安全奠定基础。1999年的北约华盛顿首脑会议，正式启动了这一组织，定名为“东南欧安全问题协商论坛”。该论坛把北约盟国与该地区的7个国家联系在一起，一方面促进东南欧的地区合作，另一方面帮助东南欧国家为加入北约做准备。
2.增加了维持和平、处理危机、预防冲突和反对恐怖主义的职能。1992年6月4日，北约外长会议决定允许北约军队在欧安会所属的53个国家实施维和行动。同年12月，北约与前华约国就联合组织欧洲维持和平部队达成共识。1994年初北约首脑会议决定，由北约和非北约国家共同成立多国特遣部队，专门用于维和行动。1996年12月，北约组织了3.1万人的多国稳定部队进驻波黑，以接替联合国和平协议执行队。1996年6月，北约柏林会议批准了组建“多国联合特遣部队”的计划。1999年6月，北约的维和部队开进科索沃，强制执行结束这两场巴尔干战争的和平协议。冷战后北约间接出兵海湾战争、参加前南地区维和行动、介入科索沃危机，通过参加维持和平行动和干预“人道主义灾难”，扩大和延伸了活动范围。2001年“9·11”事件后，北约启动了华盛顿条约第五条，组建北约快速反应部队，以对付恐怖主义的威胁。
3.北约东扩增加了新成员，扩大了地域范围。北约在冷战后于1999年首次扩大，正式接纳了波兰、匈牙利和捷克，使其新成员增加到19个，防线向东推进了大约700～900公里，面积增加了485万平方公里，人口增加了6000万。2002年11月，北约布拉格首脑会议正式邀请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罗马尼亚、保加利亚、斯洛伐克和斯洛文尼亚7个中东欧国家加入北约。北约由目前的19国扩大到26国。北约东扩的“下一个边境”会延伸到中亚和外高加索国家。今后10～15年，“为建立广泛的欧洲安全体系，北约将进一步壮大，向越来越多的新成员国敞开大门，将由现在的19个成员国增加到43个。”（注：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美］彼得·杜伊格南：《北约今后十年》，载［美］《胡佛文摘》，2001年第2期。）北约已经摆脱了欧洲——大西洋干预区的陈旧观念，地缘战略的范围正在从波罗的海国家扩大到巴尔干地区。此外，北约还有29个“和平伙伴关系计划”成员国，5个联系伙伴国和对话国。这样，北大西洋公约范围实际上已扩展到北冰洋和北太平洋，其实际影响已遍及欧洲、北美、中亚、中东和北非。北约东扩的结果不仅会影响欧洲的局势，而且还会影响到其他地区，甚至世界全局。
4.北约与前敌手俄罗斯建立了新型合作关系。与冷战时期美国对苏联单纯实行的“遏制”政策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冷战后美国对俄罗斯的战略从遏制转变为遏制与融合并举。早在1997年，北俄双方就签署了《北约和俄罗斯相互关系、合作与安全基本文件》。随后，在北约布鲁塞尔总部，出现了俄罗斯军事代表团。2001年2月，北约在莫斯科成立了新闻处，开设了北约欧洲安全问题资料中心。此后，俄罗斯首次参加了北约的军事演习。2002年5月28日，俄罗斯总统普京与北约19国首脑签署了关于建立北约与俄罗斯合作机制的《罗马宣言》，并宣告成立“北约－俄罗斯理事会”，以取代1997年成立的“北约－俄罗斯常设联合理事会”。这标志着北约与俄罗斯关系的重大历史性转折。在新的合作机制中，俄罗斯由原来被动听取北约决定的“观察员”变为“平等的”参与者。俄罗斯已经成为事实上的北约“准成员”。
俄北建立新的合作机制为中国提供了有益启示
冷战后美国对俄罗斯的战略既然是遏制与融合，这就表明冷战后美国的欧洲安全政策已经第一次把争取与俄罗斯合作包括在内。
1.俄罗斯与北约的新型关系可以说是既非敌人、又非盟友的类似准伙伴的关系。这也可以被称做非正式的“与北约联盟结盟”的合作方式。俄罗斯成为北约的“兼职”成员开辟了“与狼共舞”的一种新渠道。新形势下的俄北关系表明，冷战结束后，只有在双方不以对方为敌的情况下，其关系才能出现改善的契机并顺利发展。消除了冷战后遗症，即使是竞争对手之间也可以建立定期会晤、磋商有关争议的对话机制。
2.俄罗斯与北约建立新型合作关系，再次引发了俄罗斯能否加入北约的争论。2002年11月11日，普京总统正式就扩大与北约的合作甚至加入北约提出3项条件，即“如果北约进一步演变；如果北约与俄罗斯的合作符合俄罗斯联邦的安全利益；如果俄罗斯认为北约能够成为解决我们共同面临的问题和促进相互合作的工具”。（注：参见《环球时报》，2002年11月18日，第6版。）看来这已不是俄罗斯过去那种外交辞令和手法，而是确实想与北约合作的实质性宣言。加入北约有一定的硬性标准，虽然此事现在并无实现的可能，但随着北约性质的逐渐演变以及俄美双方关系的相互调整，不排除将来俄罗斯有可能被接纳到北约中去。对此，我们应当有充分的思想准备。
3.北约开始第一轮东扩时，俄罗斯坚决反对。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俄罗斯的立场正在从坚决抵制转向逐步软化。俄罗斯意识到在无力与美国正面对抗、又迫切需要资金技术的情况下，与其作茧自缚，不如加入西方阵营，通过融入北约以在其中与北约协作、平衡北约，来削弱该组织的反俄本质，减轻化解对俄罗斯的潜在威胁，并获得必要的支持与援助。普京的这种务实外交战略值得中国借鉴，中国逐渐接受了俄美接近这一不争的现实。既然冷战宿敌北约和俄罗斯能够摒弃前嫌携手合作，我们就不能坐视俄北共同联手，而独自游离在外，与其静观其变，不如主动接触与之对话。
4.国际联盟机制正在取代北约的政治机制。当今“联盟”概念本身已被解释为某种灵活的、不定型的、非长期的联合。不是联盟决定任务，而是美国所面临的任务决定联盟的构成和存在。普京认为与美国结成战略伙伴关系可解决世界各地的恐怖主义问题，包括俄罗斯存在的车臣分离主义运动和高加索地区的其他民族主义运动。这表明俄罗斯已经学会了利用西方联盟这一杠杆手段最大限度地捍卫自己的国家安全利益。
5.俄罗斯有学者提出俄罗斯与北约关系应进入组建新安全联盟的时代，这个安全联盟应当旨在联合国的主持下维护世界稳定，成为联合国有效的安全机构；并认为中国、日本等重要和负责任的国家都将加入这个联盟。其主要任务也不再是解决军事、安全问题，而是解决政治问题以及反恐怖主义、防止核扩散等问题。（注：转引自俄罗斯科学院欧洲研究所副所长谢尔盖·卡拉加诺夫与《红星报》记者尤里·潘科夫的谈话录：《俄罗斯－北约：建设新联盟的时代》，载［俄］《红星报》网络版，2001年12月19日。）中国与俄罗斯在很多方面利益一致，这一大胆设想和积极倡议值得我们考虑。
严峻的周边形势促使中国同北约对话
早在“9·11”事件发生之前，除塔吉克斯坦外，中亚其他4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都已加入了北约“和平伙伴关系计划”，其他一些国家如格鲁吉亚、蒙古等国也都在积极向北约靠拢。北约的势力范围已经延伸到中国北部和西部边界。“9·11”事件之后，美国乘反恐之机长期插足中亚，借助阿富汗战争和尔后的维和行动，与北约已经在欧亚大陆的纵深处实实在在地打进了一个楔子。中国西部的安全格局正在发生明显变化，美国和北约已经开始围拢在中国西部，对中国构成一定的压力。未来，北约会在中国的“后院”施加更大影响。而且，美国通过在中亚的军事存在和北约东扩，有可能把亚太地区的“安全链”与北约的军事战略在中国的东西两面连接起来。中国若真正在中亚发挥作用，不能无视北约在中亚的存在，而且必须与北约进行战略合作。
北约第二轮东扩已经零距离接触俄罗斯，离中国又近了一步。俄罗斯已经不再反对美国和其他北约成员国反恐怖部队进驻中亚，美国军队不仅遍布中亚，而且遍布南亚和东南亚，日本也迅速调整了自卫队的作用和行动范围，将来东亚也有可能被纳入北约的活动范围。为体现亚太地区日益增强的重要性，两年一次的日本—北约会谈将由范围更广、以地中海对话为模式的亚洲—北约模式所取代。如今，中国周边的几乎所有国家都与美国或北约建立了某种形式的政治、军事与安全合作。这使得中国周边的安全形势颇为严峻，中国面临的这种国际合围背景显然于己不利。
在此情况下，为避免陷于孤立，中国调整安全战略以解决上述问题将成为影响中美关系、地区安全乃至自身安全的关键因素和当务之急。
中北对话与中美关系趋好相联系
“9·11”事件后，大国关系已发展到以磋商、协调为主的比较良性的“竞争—合作”阶段。美国不再仅仅把中国当做战略对手，而是侧重把中国当做反恐的战略伙伴，这为改善中美关系提供了新的契机。例如2002年12月15日，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室主任哈斯在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发表讲话时指出，“看待任何国外事务都必须把中国包括在其中”。目前中美关系处于近十多年来最好的时期，不仅在经济领域，而且在政治和军事领域的合作也在加强。中美之间存在以下3个共同点：在经济方面，中美两国相互依赖和补充；在处理全球和地区重大问题及发挥联合国的作用上，中美需要合作；在国际反恐怖主义的斗争中，中美需要联手。现在美国已承认东突是恐怖主义势力。今后相当一段时间内，美国因需要中国在反恐方面的合作与支持，可能会放慢对台湾地区军售的进度，对台湾地区新的军售要求会从严控制，在政治上对台湾地区和达赖集团的公开支持会有所收敛，在武器扩散和人权等问题上的施压会有所减轻，美国国内反华噪音也会减弱。总之，美国对中国遏制的一面相对减弱，接触与合作的一面有所加强，这对开展中国与北约接触与双边对话是极为有利的。
首先，中美关系趋好使以美国为首的北约改变了对中国的敌视态度，把与中国建立稳定关系作为一大任务，推动与中国进行安全对话，对中国方面的政策要求做出积极的回应。其次，也使中国放松了对北约的戒心，减轻了北约东扩对中国可能造成压力的担忧。“美国因素”在中国的国家安全考虑中分量加重，与美国合作而不是对抗更符合自己的国家利益。最后，通过对话接触消除冷战思维，改变了中国和北约双方的政治形象，从而进一步促进了中美关系的改善。
北约一向重视跨区域的安全职能，在目前形势下，全球和区域范围的非传统安全问题对中国和北约都十分迫切。而在非传统安全问题中，反恐问题当然最主要，此外还包括打击国际犯罪、保障海上通道安全和能源安全等，这为中国与北约之间的合作提供了广阔的空间。通过“对话机制”，双方在彼此关心的领域加强相互交流，增进彼此了解，在有可能产生分歧的领域进行预防，也可在已经出现分歧的领域建立有助于加强控制和管理的制度。这样有助于中国和美国之间发展安全机制。
中国以积极的姿态参与国际多边外交
中国与北约开始接触对话是中国向国际社会迈出的又一步，是中国做出的与形形色色的国际组织进行接触的努力之一。它充分反映出中国在对外政策方面更加自信和成熟。在新的世纪里，中国外交的指导方针发生了具有深远意义的重大变化，对外部世界的敏感、戒备和防范心理减弱，合作、参与及负责的意愿加强，通过开展国际多边外交来积极参与和影响国际事务。中国与世界的融合已不仅是简单的融入，而是通过融入来改造现有国际体系的不合理之处。
第一，中国着眼于国际环境的变化，外交政策大体上与国际社会动向同步。现在的国际环境已不同于20世纪美苏争霸的冷战时代，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是大势所趋，开展合作与对话，不搞结盟与对抗已成为后冷战时代的显著特点。江泽民在中国共产党十六大报告中谈到国际形势和对外工作时指出：“安全上应相互信任，共同维护，树立互信、互利、平等和协作的新安全观，通过对话与合作解决争端，而不诉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注：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11月版，第48页。）虽然欧洲离我们较远，北约与中国并无直接利害关系，但是由于北约自身的变化影响到欧洲安全格局的演变和整个国际安全格局，因此也必将对中国的安全环境产生深刻而持久的影响。有鉴于此，根据对国际形势新的判断和与时俱进的战略思想，中国摒弃了“非友即敌”、“不结盟即对抗”、“甲方所得即乙方所失”的冷战思维模式，审时度势，在对待北约的态度与外交政策上，按照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做出调整，主动争取与北约建立合作与建设性的关系，争取对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最有利的和平的国际环境。
第二，中国对北约的认识和态度经历了一个从反对到接近的转变过程，现在是及时选择与北约对话的最佳政治时机。长期以来，我们对北约都是持揭露和批判的否定态度，如今中国对北约的态度变得日趋务实和平衡，反映出中国能够和愿意从发展的眼光来看待变化中的北约。另外，中国渴望更多地了解北约，包括它的内部机制以及未来的计划，通过接近北约来把北约东扩对中国形成的潜在的威胁态势减少到最低限度。北约一直在推动与中国进行安全对话，中国以前对此曾有疑虑，没有给予积极的回应。这几年随着世界上各种多边安全机构的对话与加强，中国对此有了新的认识，随之也有了新的政策要求，现在有望通过接触与对话对北约做出新评价和新期待。目前中国与北约建立对话机制的有利时机在于：首先，美国同其北约欧洲盟国利益分歧加剧，欧盟和北约都在组建自己的快速反应部队，双方在争夺欧洲防务的主导权。因此，美欧同盟关系进一步被削弱。其次，美国一方面借助北约来赢得反恐战争，另一方面又对北约日趋冷落。近年来，鉴于传统的盟国之间的凝聚力下降，美国主张采取非正式联盟(informal coalition)和特别联盟(adhoc coalition)等形式来解决某个特定的问题。再次，北约本身不是铁板一块，欧洲成员国内部意见不一，出现裂痕。这时中国可以看准时机与北约进行战略对话，并酌情与北约的不同国家分别发展关系。
第三，中国与北约对话是中国外交自身调整的一部分，表明和预示了中国更加重视多边主义与多边外交。改革开放前，中国的多边外交活动主要集中在政治领域。近年来，中国多边外交活动的内容逐渐扩大到安全、军事、经济、文化和社会等各个领域。在安全领域，中国支持在平等参与、协商一致、求同存异、循序渐进的基础上开展多形式、多层次、多渠道的地区安全对话与合作，先后参加了东盟地区论坛、“上海五国”、朝鲜四方会谈、亚洲相互协作与建立信任措施会议、亚太安全合作理事会、东北亚合作对话等多边安全对话合作进程；在全球问题的解决方面，中国参与了联合国组织的旨在讨论全球范围内的环境、难民、跨国犯罪、恐怖主义、人权、反腐败等重大国际问题的各种会议；在经济合作方面，加强同世界各国的经济合作，是中国多边外交着力最多的内容。据不完全统计，在1992～1998年期间，中国参与开展的多边首脑外交活动约有18次，其中有10次多边会晤是专门或主要讨论经济合作事务的。（注：雷兴长：《论90年代中国多边首脑外交》，载《甘肃社会科学》，1999年第3期，第86页。）现在，中国与北约这样的西方军事政治组织接触对话，商讨建立互信机制，是我们深入思考中国的国家利益与国际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以“求同存异”、“双赢共进”的态度在全球事务中加强沟通与合作的尝试。今后我们还要与更多的国际组织开展合作与对话。无须赘言，多边外交既可以创造国家间合作与壮大自身的机会，也会对我们已经习惯的外交思维与做法带来某些新变化。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全球化时代的多边外交，既是一个新的起点，又是一个内外积极互动的过程；发展有中国特点的多边外交，既是一种韬晦谋略、运筹帷幄的艺术，也是一个学习适应、自我改进的过程。改革开放过程中逐渐崛起的中国，应当熟悉包括多边外交在内的当代国际交往方略；通过这些形式既不断改善或创造中国发展的外部环境，亦在相互适应中使中国与世界更好地融合。恰当对待和熟练运用多边外交，归根到底，是中国走向‘建设性的与合作性的崛起’的关键所在，是中国与世界协作共进的枢纽。”（注：王逸舟：《中国与多边外交》，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1年第10期，第8页。）笔者认为中国与北约开始接触对话，不仅是中国在新世纪的国际舞台上开展多边外交的结果，而且是中国对多边主义与多边外交的又一种新思路、新举措和新发展。
虽然北约的性质在发生演变，军事色彩逐步淡化，政治功能日益加强，但它首先是当今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军事集团，要美国同意将北约一步到位变成纯粹的政治组织，显然是不现实的。有鉴于此，对于中国与北约之间的接触对话目前尚不能给予过高的估价，因为现在它还只停留在加强交流、探讨可能性的阶段上，对话仅仅是发展关系的良好开端和初始步骤。美国方面目前也还只是谨慎地表示欢迎，其中存在分歧不可避免。如果说当前双方比较明朗的合作是在国际反恐问题上，那么台湾问题则可能是重要的分歧点。北约在2001年给予台湾非北约成员国的地位，对此，我们一方面做出了适度的反应，另一方面与北约求同存异，没有因此而拒绝与北约进行对话。中国应该警惕未来在台湾问题上要实现统一的时候，美国及北约会对此有消极影响。我们在与北约进行接触、展开对话的同时，仍然应该有适度的防范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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