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商旅专卦浅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周易论文,商旅论文,专卦浅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
【内容提要】 本文就《周易》中有关商旅的卦辞进行了考察。指出卦辞所反映的是自殷商至周初早期商业活动的史事，可称古代商业活动非常有价值的经济史资料。
【关键词】 《周易》 商业经济 卦辞
一
史学大师司马迁在其名篇《报任安书》中曾明确提出：“文王拘而演周易”，但是从唐代开始就有学者对此说提出异议，因为《周易》的内容涉及了文王身后之事。近代又有学者根据爻辞，将《周易》成书期限推至战国时代。此外还有其他意见。《周易》一书忠实地记载了从殷商时代起至周民族迁于岐山，直至王室东迁前的多方面的社会现实状况，据此看来，我们认为此书当作于周文王之后，战国之前。作者也绝非一人，它是上古时代占卜之辞的汇集。
在上古神权时代，人的一切行动都要向神请示，听命于神的指挥，殷人龟卜，周人占筮，《周易》卦辞爻辞是卜师用作占卜表示吉凶的隐语，用以比附近卜之事的前途。它不可能达到明示秋毫，洞若观火的程度，因为卜师并不具备先知先觉的智能；但又不能不着边际地漫天胡云，只能靠卜师援引个人的生活经验及对客观现实的观察，假托为神的意志而发表指令。现实生活是真实的，客观事物自有其发生发展的规律。而《周易》中出现了神的意志与客观事物相符合的现象，这不过是人的观察，人的意志，人的回答而已。
《周易》中用筮辞形式记录下来的这一段社会现象，包括社会的生产、生活、风俗、婚姻，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矛盾斗争，侵略者发动的侵略战争等等，虽然是卜师对社会生活的体验与观察，但也为后代留下了非常难能可贵的研究殷商至西周历史的第一手宝贵资料。
《周易》以卦为单位，全书分为六十四卦，每卦有卦形、卦名、卦辞、爻辞四部分，其中爻辞是各卦的主要内容。六十四卦中记述商旅的专卦为数较多，本文只围绕商旅专卦进行一些粗浅的分析。
二
根据李镜池《周易通义》、高亨《周易古经今注》及个人理解，本人认为商旅专卦主要包括《需》（卦五）、《复》（卦二十四）、《大壮》（卦三十四）、《明夷》（卦三十六）、《睽》（卦三十八）、《蹇》（卦三十九）、《丰》（卦五十五）、《旅》（卦五十六）等卦。
从所记事物的时间范围看，上及殷商的祖先，下至周初的史事，从内容上看，它提供了有关商贾起源，最初的商品及营运地域，贩运途中遇到的问题等一系列非常有价值的经济历史资料。
1.最初的商贾主要是行商。上古人出门必占，尤其行商，《睽》卦卦辞：“小事吉”。当时的大事不外乎祭礼与战争，商旅自然属小事，占得此卦则吉。其爻辞中又详细地记述了外出后会遇到的种种情况。
“初九，悔亡，丧马，勿逐，自复，见恶人，无咎。”筮遇此爻，其悔可亡，因为马匹虽一度走失，但终能自返，路遇盗贼也无伤害。
“九二，遇主无巷，无咎。”到人家去投宿，会遇到热情的接待，平安无事。
“九四，睽孤，遇无夫，交孚，厉，无咎。”路遇一跛足人结伴同行，不料此人竟是个逃亡奴隶，与其同被捉住，经一时之危，终获解脱无事。
行商途中将会遇到种种情况，但终能化险为夷。
《需》卦卦辞：“有孚。光亨，贞吉，利涉大川。”此次行商外出定会获利，甚至能顺利地涉过大河。其爻辞：“初九，需于郊，利用恒，无咎。”郊野虽然下了雨，潮湿难行，但坚持走下去，绝不会有任何危险。
“九二，需于沙，小有言，终吉。”行进于沙沚上，偶然掉落水中也无妨。
“九三，需于泥，敌寇至。”还有更严重的，如陷于泥泞，及至遭到抢劫。
“六四，需于血，出自穴。”在投宿的人家遇劫遭打。
“九五，需于酒食，贞吉。”所幸遇到了好客的主人，酒肉款待了一番。
“上六，入于穴，有不速之客三人来，敬之终吉”。接连来了三位客人，全受到主人的热情招待，终于一路平安，大吉大利。
此卦爻辞列举了行商在行与宿中将会遇到的种种情况，而且“上六”爻辞中记述一下子来了三位客人，可见当时行商者绝非个别人的个别活动，这时的交换已不是原始形态的发生于各部落间的偶然之举，而是目的性与分工都很明确的行商活动。这在《无妄》（卦二十五）有更为鲜明的记述：“六二，不耕获，不甾畲，则利有攸往。”即出现了不从事农牧业生产，专门进行交换的人，而且他们的交换活动以逐利为目的，绝非为满足个人的直接需要，这就表明了初起的商人阶层已经诞生，社会开始进入交换事业独立化的时代，其时当为殷代。
“殷人重贾”，《周易》中记述了有关殷人的祖先，商汤的七代祖王亥曾驾牛车在各部落间大作生意的事迹。
《大壮》（卦三十四）“六五，丧羊于易，无悔。”就是说王亥曾客居有易之国，从事牧畜或贩运牛羊的事，终为有易君杀害，丧失其牛羊。
《旅》（卦五十六）也讲述了这件史实。“六二，旅即次，怀其资，得童仆贫。”王亥初到有易，就居于茅屋之中，怀藏钱财，又得到僮仆奴隶。
“九三，旅焚其次，丧其童仆，贫厉。”居处忽遭火焚，僮仆尽失，这当然属于危险之事了。
“九四，旅于处，得其资斧，我心不快。”王亥又自造居处，钱财失而复得，但心情仍不见佳。
“上九，鸟焚其巢，旅人先笑号咷，丧牛于易，凶。”王亥遭人暗算，住处被烧，虽然他在生意上曾经得意，结果却丢了性命，牛羊也丢光了。
综观《大壮》及《旅》两卦所记，王亥似乎是亲自主持贩运牛羊到有易的，具有部落酋长身份的一个“行商”，起初发了财，买了奴隶，很为骄奢得意了一番，不料遭人暗害，丧了命，奴隶逃散，牛羊尽失。有关商部落首领王亥的故事，在《周易》中只有支离不全的记述，语焉不详，但大略让人了解到商汤的这位先祖已经在经商了。
2.当时经营的商品，主要是奴隶也包括牛羊等牲畜。上述《大壮》、《旅》卦中对此都有直接的表述。
《丰》（卦五十五）“六二，丰其部，日中见斗，往得疑疾，有孚，发若，吉。”行商在途住宿，用草或草席苫盖屋顶，在途中得了一种疑难之症，大白天竟然望见北斗，买到的奴隶又都是有残疾的。
《无妄》（卦二十五）“六三，无妄之灾，或系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灾。”有的人屋宅火灾，拴着的牛惊逃而为行旅之人所获，这行旅之人也很可能就是商旅。
交易的商品是否也包括手工业制品在内呢？《周易》中反映不多。
《明夷》（卦三十六）“六四，入于左股，获明夷之心于门庭。”即为狩猎而找到了一种质地坚硬的上等木料，适于制作大弓的心木，于是带回去精心制作。
《丰》（卦五十五）“六五，耒章，有庆誉，吉。”商人获得美玉，受到大家的赞赏与祝贺。显然生产工具和可用来制成圭壁等物品的美玉，都很有作为商品去交换的可能。尤其后者，商人获得美玉后，定要以其谋利。不过作为商品，它们似乎在当时还属次要，而以买卖奴隶与牛羊牲畜为主。
3.行商于贩运途中会遇到种种艰难险阻，上述《需》（卦五）已提到连遭雨淋，陷于泥泞，投宿中横遭抢劫，此外还有：
《明夷》（卦三十六）“初九，明夷于飞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有攸往，主人有言。”这句爻辞开头先用水鸟明鴺起兴，这种水鸟只有用力淘干了水才能吃到鱼，而商旅在途则连吃饭也有困难，有时甚至一连几天吃不到东西，挨饥受饿，投宿也不简单，若碰上所投之家的主人犯了罪，自己就难免要受牵连，惹来很多麻烦。
“九三，明夷于南狩，得其大首，不可疾贞”。这是指狩猎者在南边猎到了大猛兽，但以此卦问病则很不利。行商最怕的就是途中害病了。《复》（卦二十四）也提到了这个严重的问题。
“复、亨。出入无疾，明来无咎。反复其道，七日来复。利用攸往。”卦辞表明，出门在外绝无疾病是最令人顺心如意的，赚了钱也未招灾惹祸，更是好上加好，再加上一路顺风，往返只用七天工夫，怎能不算是大吉大利呢。
从商旅在途的情况看，其营业数额不会很大，他们一般都是孤单地独自赶路或投宿，并不为照料牲畜或奴隶而操劳，他们最担心的是个人的安全问题，即使这只反映了商旅在买货之前的旅途状况，从七天往返的速度看，他们贩运的商品也绝到不了牛羊成群，奴隶成队的程度。
4.至于行旅中的交通工具，和用于交换的一般等价物，《周易》中也多有记述，商旅交换以步行，骑马，坐车或乘车最为普遍。
《睽》（卦三十八）“六三，见舆曳，其牛掣，其人无且劓，无初有终。”行商于途中遇见一个烙了前额，割了鼻子的奴隶，费力地赶着牛车。
《蹇》（卦三十九）“六四，往蹇来车。”行商离家时步行，一路艰辛，返回时坐着车，这里或许是牛车，也许是奴隶拉着的车。
《明夷》（卦三十六）“六二，明夷。夷于左股，用拯马壮，吉。”即黄昏时分，由于骑马跑得太快，摔下来受了伤，但仍不失为言卦，可见受点轻伤比起整个旅途的艰辛来，不算什么大事。
除了陆路，行商也遇到水路，他们在渡浅水时，仍用牛车，如：《即济》（卦六十三）“初九，淹其轮，濡其尾，无咎。”如果是深水，他们用空心瓠瓜缚于身，为浮于水而助力。如《泰》（卦十一）“九二，刨荒用冯河。”涉过大川算是一件很危险的事，因而占卜时特别要神明指示吉凶，如《需》（卦五）卦辞就是“利涉大川”的明示。
经商用来交换的一般等价物以朋贝为主，《震》（卦五十一）“六二，亿丧贝”；《复》（卦二十四）卦辞有“朋来无咎”；《损》（卦四十一）《益》（卦四十二）爻辞中均有：“或益之十朋之龟”。即赏赐了所值十朋的大龟，其中贝与朋都是当时的一般等价物，十贝为朋。
至于《旅》（卦五十六）“九四，得其资斧”，《巽》（卦五十七）“上九，丧其资斧贞凶”，“资斧”二字则是指仿照农具形式而铸造的金属币了，这表明随着商业的发展，朋贝的形式已难于满足交易的需要，于是逐步出现了新形式的一般等价物，不过尚处于初起阶段，并未大量流通。
商人在行旅中的住宿情况也逐渐由借宿人家而发展到了投宿专门的旅舍，如《旅》（卦五十六）“九四，旅于处，“即指商人居处旅合，这种发展变化很难划清一个绝对具体的时限，大抵总是由殷至西周初的一个逐渐过程吧。
此外，经商的地域在《周易》中也有明确指点，《坤》（卦二）卦辞有“西南得朋，东北丧朋”《解》（卦四十）卦辞有“利西南”，方向一致指向西南。约为现在的河南、陕西、甘肃一带。
以上商旅专卦虽然是片玉碎瑶，记述得很不完整，但总是把行商四个基本方面的状况记述下来了，在他们不辞辛若，不避艰险往返奔波中，逐步发展了商业活动，商业在他们的促动下有了长足的发展。
三
众所周知，《易大传》是《周易》的解说，是《周易》最古的注解，其中《系辞上下篇》对《周易》作了最古老的，较有系统和参考价值的解释。虽然它的解释并不一定完全符合《周易》原意，但至少记述了与《周易》成书相距不太久远的史事，特别是其中有关商业的注解，起码反映了西周至春秋战国间商业发展的状况，是值得珍视的史料。司马迁，班固等人认为《易大传》作者是孔丘，此说从宋代开始，就引起了学者的怀疑，至今大多数学者的意见，认为此书与《周易》一样，绝非出自一人之手，而成书约在战国时代。
《系辞》中对于《周易》解释的中心点是肯定了《周易》的卦象是仿效、摹写天地万物的实际情况，这种朴素的唯物主义反映论观点足资珍视。
随着畜牧业与种植业的分离，手工业与农业的分离，粮食、土特产及什器等已开始进入交易品范畴。《系辞》对商业及手工业发展的记述更为具体，它十分重视并高度赞扬了当时多种生产器具的制造和使用。《系辞上》有“利用出入，民或用之，谓之神”，“备物致用，立功成器，以为天下利，莫大乎圣人”，即赞扬圣人制器以利民用，民皆用之却不明其由来，故谓之神。手工业的发展提高了社会生产力，必然促进商业交换活动。《系辞下》记载古时人“耒木为耜，楺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即用耒为耜农业生产工具，提高了农业生产力；同时“断木为杵，掘地为臼，杵臼之利，万民以济”。以杵臼加工粮食，提高了劳动效率和食物的精细程度，还包括“作结绳而为罔罟，以佃以渔”。扩大渔业生产，提高和改善人们的生活。在生产大幅度提高的情况下，“弦木为弧，剡木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发展武器制造业，以利于征战和自卫。由于生产力提高了，相应的商品必然丰富，于是“刳木为舟，剡木为楫，舟楫之利，以济不通致远，以利天下”。制造了独木舟，便于水上运行，远远超过了驾牛车涉水和以瓠瓜系于身的凫游渡河，必然促进地区间的商品交换。同时“服牛乘马，引重致远，以利天下”。即载运商品，水陆并用，远行服贾。《系辞》充分肯定了这些生产工具的价值，表现了当时人们对于提高社会生产力，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浓厚兴趣。
由于提高了农业和手工业的生产能力，商业活动也随之更加活跃起来《系辞下》记载当时出现了“日中为市，之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的市场交易景象。商业活动由初期阶段的行商发展到坐贾，商业活动有了固定场所，人们可以从事自己所擅长的生产业，这样专一性的生产有利于提高生产水平。人们依赖交换来满足生产和生活的各种需要，这就显示了商业能促进生产和保障生活的特殊功能，商业在经历了漫长的孕育，诞生和发展过程后，终于发展为独立的经济事业，存在于人们的社会经济生活之中，不可或缺。
虽然如前所述，《系辞》的记载不一定扣准了《周易》的本意，但它对当时社会生产，特别是商业和市场交易的记述，起码反映了殷商至西周或是更早的时代的社会现实，在一定程度上客观地表现了商业和社会生产相互促进和共同发展的密切关系。其他典籍中也同样记述了与《系辞》所记相近的商业状况，如《尚书·周书·酒诰》有“奔走事厥考厥长，肇牵牛车，远服贾，用孝养厥父母。”分明是新的周统治者在鼓励商遗民去经商。《诗经·大雅·瞻印》有“如贾三倍，君子是识，”则是记述周统治阶层中小贵族身分的君子也很热衷于商利了。
四
《周易》和《系辞》中表现商业初期阶段的经营活动，是受到社会的支持、帮助甚至鼓励的，为行商们外出占卜吉凶，鼓励他们获取利润，绝无任何轻视的痕迹，表明商业活动对当时社会生活和生产都起着积极作用，绝不干扰狩猎、牧畜和农业生产的进行，反而有促进其发展的作用，商业和商人资本的欺诈和掠夺性不突出，甚至不显露，这种必要的符合经济基础要求的社会经济活动，自然不会引起当时上层建筑的任何反对。
随着社会生产力特别是农业手工业的发展，更促进了商业的繁荣，到春秋时代出现了“金玉其车，交错其服”的富商大贾，专业的自由商人大量涌现，使殷商乃至西周时代的商人概念发生了质的变化，社会上形成了一个新兴的阶级，但在上层建筑领域，对商业的支持态度仍在沿袭，如出现了春秋末年的儒家学派，其创始人孔丘就持对商业赞扬的态度，他的得意门人端木赐身为大商人，孔丘夸选道：“赐不受命而货殖焉，亿则屡中。”他责备主张设置关卡，限制商人自由贸易的人为“不仁”，其至洋洋自得地以商品自喻：“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贾者也”。足见《周易》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影响非同一般，它对读《易》至韦编三绝的孔丘的思想是很有启迪的。只是后来随着时代的前进，社会经济的演进，商业和手工业的长足发展，使地主经济的物质及劳动力资源受到影响，才逐渐出现了打击和限制工商业发展的社会经济思想与理论，儒家重视商业的思想也逐渐演变成了“贵德贱利”论，正如《大学》里所说：“德者本也，利者末也。”汉代儒学大师董仲舒说：“正其谊不谋其利”，商人和商业都成了轻视和贱视的对象，并且愈演愈烈，轻商思想逐渐取得了传统的支配地位，与《周易》中对商旅的支持与鼓励态度大相径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