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地区社会的变迁与文艺副刊的转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台湾地区论文,副刊论文,文艺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210 【文献标识码】A 20世纪70年代台湾地区社会的变迁，酝酿了80年代所谓的民主化趋向，而表现此一结果的，是多元文化的传播现象，承载此一发展的，则为业已资本主义化的经济形态。大众传播媒介在这样的生态之中，“有时必须作为意识形态机器，发挥其显性或隐性的教化、说服、宣传功能；有时必须作为传统之社会人际关系再生产的机器；有时又必须宣传自己是作为社会公共领域之公共论坛，守护着某些被公认的价值规范或思想；而经常它必须作为遵循资本自我增值之逻辑的商业机器，发挥其生财的功能。”[1]依附报业而存在的文艺副刊，其生存的面貌也与上述并无二致。1987年前夕台湾地区特有的媒介生态，带来台湾地区报纸文艺副刊发展的特殊形态。所谓媒介生态，是指在一定社会环境中媒介各构成要素之间、媒介之间、媒介与外部环境之间关联互动而达到的一种相对平衡的结构状态。媒介生态所关注的是环境，是全局和整体，是关联互动的关系。文中借鉴媒介生态学的观点和理论，重点探讨1987年前夕台湾地区社会环境因素与文艺副刊之间的关联互动。 一、1987年前夕台湾地区社会环境分析 邵培仁教授在《媒介生态学：媒介作为绿色生态的研究》中指出，社会环境是指存在于传播活动中的由人类主体聚集、汇合后形成的社会状况和条件。[2]社会环境涉及的生态因素主要包括政治、经济、文化、技术四个方面。[3]文艺副刊便在这四个方面的合力作用下存在并发展，与之共同构成社会生态系统。政治因素包括政治制度及政治状况，由于篇幅所限，笔者在论及政治因素对文艺副刊的影响时，将重点放在对文艺副刊产生最直接影响的新闻政策与文艺政策两个方面。经济生态因素由经济模式和发展态势所构成，决定文艺副刊的物质生存条件。文艺副刊的文化生态因素，指与文艺副刊运作相关联的文化背景，它是构成文艺副刊内容和形式的精神层面，对文艺副刊具有形而上的规范性和约束性。技术生态因素则不断强化媒介的优势和传播力。关于文艺副刊外部生态因素论述的依据为：是否对文艺副刊的生存发展具备某一方面的主导影响效力，由此拨繁去冗，主干分明。 （一）政治松绑促使文艺副刊多元化发展 80年代的台湾地区社会结构是三个子系统急速改变的时代。政治上，自70年代末国民党党外势力兴起，到80年代更是政治抗争不断，而在1986年9月28日民进党成立，国民党又予以默认的微妙态势下，宣告了在台湾地区国民党一党独大的专制时代的结束，1987年台湾地区一元式的威权式“政治体制”开始崩解。 自政治层面观察，从80年代开始，台湾当局的文艺政策逐步开放为“无政策的政策”，逐渐允许各种不同的观念、声音出现在文化界中。1981年台湾行政主管部门“文化建设委员会”成立，在首任负责人陈奇禄的主导下，侧重于地方文化中心的创立和台湾民俗文化的保存，摆脱了60年代末台湾地区文化主管部门只是用来执行国民党文化政策的刻板印象；1983年，军方高层人士剧烈更动，王升失势，从台湾地区政治作战部门负责人平调为没有实权的台湾联训部门负责人，不久又被调离台湾，最后一波政策文艺热潮随之“人去政亡”；继任者许历农推动台湾地区的文艺政策迈入“无为而治”的时代。换言之，政策文艺的时代随着蒋经国继任后一连串改革措施而烟消云散。 政策文艺时期自国民党败退台湾到70年代末，主导人物除了蒋介石和蒋经国外，就属早期的张道藩和晚期的王升，这种强势的台湾当局的压力并没有完全阻扼文艺副刊的发展，到了70年代中后期，台湾当局政治的影响逐步形式化。80年代的蒋经国，对他而言，“政权”的巩固和社会经济的发展已经取代了文化性问题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也自然导致了“文艺管制”的松弛与解体。那些未能因应时代变化的既有文艺团体（如“中华文艺奖金委员会”、“中国文艺协会”）流失大多数作家的向心力，到了80年代，台湾地区杰出的新时代作家多半未参与大型文艺组织的活动，普遍高龄化的组织结构对文坛的潮流已经不复当年的影响，反而文艺副刊以及文艺副刊所主办的文学奖左右着文坛的发展方向。 1.“本土化政策”促进文艺副刊地方化 鉴于80年代的国际形势和社会变迁，蒋经国以“强化内部正统性对应”[4]，起用台籍精英，推动“本土化政策”。在这一政策的引导下“副刊本土化”浪潮跟进，一方面以《中国时报·人间》、《联合报·联合副刊》为代表的文艺副刊策划大量台湾当地文化议题，挖掘台湾当地的人物，介绍台湾民间文化等；另一方面则出现台湾地方化副刊，刊登方言文学、方言研究，大量刊登台籍作家创作的作品。在凸显台湾地方特色方面，《自立晚报·自立副刊》、《自由时报·自由副刊》、《民众日报·民众副刊》、《台湾时报·时报副刊》各有千秋，成为台湾当地文学及文化传播的阵地，表达了“反宰制结构的多元声音”[5]：《自立晚报·自立副刊》是其中的典型代表，“本土性”是《自立副刊》主要的内容定位与走向，“边陲性”成为《自立副刊》取稿约稿的主要来源，“异议性”是《自立副刊》的取向；《民众副刊》作为一份纯文学副刊，一方面坚守文艺传统，另一方面则凸显南台湾特色。 2.文艺副刊成为知识分子的论述平台 在“政治本土化运动”一步步冲击国民党“政治禁忌”的同时，由于社会力的勃兴，社会运动不断涌现，如消费者运动、环保自力救济、反核等等。文艺副刊在这个政治禁忌逐渐放宽的年代，成为知识分子的论述平台，敏感话题不断呈现，“曾引发广泛回响的有龙应台的社会批评《野火集》、丁邦新《一个中国人的想法》”[6]等。1984年11月20日，《人间》刊发了龙应台的《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之后获得了诸多读者的热烈回应，随后又在1985年一年间以专栏“野火集”陆续发表了二十篇文章，年底一结集出版就“登上畅销书排行榜，半年不到，已销出十万本”[7]。龙应台自称这股畅销旋风为“野火现象”，究竟这把野火想烧什么？对此，作者本人明确表示：“不敢质疑、不懂得质疑是一种心灵的残障；用任何方式——不管是政治手段或教育方式，不管是有意或无心——去禁止质疑、阻碍思考，就是制造心灵的残障。《野火集》所逼问的是一个冷酷的问题：我们，是不是一个残障的民族？”[8]所以，龙应台批判台湾地区的教育失败，在“机器人中学”与“幼稚园大学”的教育下，教出无法独立思考，只关心一己利益的“不会‘闹事’的一代”[9]。龙应台骂得酣畅淋漓，读者看得连呼过瘾，《野火集》背后隐含着知识分子对民族、文化和社会的关怀。 （二）经济发展加速报社资本转换 有学者这样描绘80年代的台湾地区经济：“外销成长快速，出超累积加大……工资上升，通货膨胀压力再现，所遭遇的贸易抵制日渐严重；同时，产业升级未有全面性的进展，台湾金融体制不够现代化……各种正面与负面影响一一浮现。”[10]换而言之，经济上，台湾地区的努力虽然缔造了奇迹，却也面临着一系列的难题：汇率政策不当，台币洪流无从疏导，造成台湾地区股市狂飙、房地产价格暴涨、赌风兴盛等现象；市场集中，对美贸易顺差达120亿美元，对日逆差达69亿美元；美方保护主义兴起，对台频施压力；经济发展快速，工业污染严重；劳工短缺，外劳输入，带来诸多社会问题。[11]但是，80年代初期，国际经济大动荡，台湾地区经历徘徊与调整，其经济发展方向和重点从70年代能源密集度甚高的重工业，逐步调整为技术层次和附加值较高的策略性工业。[12]台湾地区经济发展的整体势头依然较为强劲，台湾地区的社会变迁因为经济成长而导致了如林嘉诚所标举的人口、家庭、教育发展、社会团体、职业结构、社会阶层与社会流动及生活素质等七个指标的快速变迁。进入80年代之后的台湾地区社会，人口流动呈现向都市集中的趋势，其中以台北市及高雄市的人口增长率最高，都市人口占台湾地区全部人口的35%；家庭结构也由早期农业社会的折中家庭或大家庭制度转变为工业化、都市化下的小家庭制度；在教育发展上，以识字率为例，至80年代达90%，显示教育普及，民众知识水平提高；就职业结构变迁而言，农业人口大幅下降、工业人口上升、服务业人口更是大幅上升；更显著的是在社会阶层与社会流动方面，80年代中产阶级占全台总人口的50%左右，80年代中叶中产阶级的比例已居社会阶层首位，成员的社会流动相当普遍；至于生活素质的变迁，表现在住宅自有率、供电普及率、每户电视机数、电话普及率及家庭订报比例之上，也都相当可观。这一切显示经济发展的结果，使台湾地区社会已“符合现代化理论所指陈的，都市化、小家庭、社会流动加速、教育普及、生活素质提升、中产阶级崛起”等要素。[13]这提供给报业发展充足的土壤。居民平均所得从1972年的360美元，增至1982年的1720美元，购买力急速提升，报纸总销量到1987年增至390万份，平均每百户有70.34份报纸，广告收入则为新台币126.2712亿元。各报经济实力不断增强，加快经济资本向文化及象征资本转换的进程，纷纷加大文艺副刊投入，文艺副刊制作成本不断提高，其中尤以《联合副刊》和《人间》的制作费用最高，稿费支出最多。此外，继《联合副刊》、《人间》之后，其他各报文艺副刊纷纷举办各种类型的文学奖，如《民众副刊》1985年举办第一届台湾地区“东南文学奖”，不但为台湾地区南部文坛打了一剂强心针，而且为《民众副刊》挖掘了许多极富潜力的当地作家。各报还大力支持文艺副刊举办各类文化、公益活动，以塑造报社公益、服务的企业形象。 （三）文艺副刊的中心力量盛极始衰 台湾地区步上资本主义化的结果即孕育了80年代大量的中产阶级。中产阶级由于与型塑其出现的资本主义体制利害相关，相对地便成为稳定台湾地区社会、政经结构的重要因素，同时也展现了重功利主义，温和求变，尊崇消费主义，文化素养肤浅，喜于结社的普遍性格，[14]进一步则表征为大众文化，或通俗文化，消费文化的成形。致使文艺副刊向消费副刊转变，以及文艺副刊中消费性的呈现，70-80年代之交《联合副刊》推出的“极短篇”便是来自消费文化的影响。文艺副刊一方面凭恃编辑群的文学素养和主观意识来决定其面貌走向；另一方面也会因应受众的变迁与需求，将读者的阅读习惯纳入文艺副刊的编辑依据，揣测大部分读者的口味，投其所好。越来越讲求效率与便利的社会氛围带动了报纸文艺副刊的另一种面貌。林淇瀁分析：“社会价值也在这种源自资本主义的‘动机’和‘报偿’、‘消费’和‘炫耀’的文化传播过程中逐渐崩毁”[15]，所谓的“轻薄短小”开始出现征兆，并有逐步发展壮大的趋势。 如果说这是文艺副刊的中心力量从80年代开始盛极始衰的表征，那么主因则来自文学社群自70年代末乡土论战之后的分裂，意识形态与身份认同等因素主导了这个分裂的过程，这是台湾地区文艺副刊传播相当特殊的现象。意识形态与身份认同等因素对于文艺副刊的定位和知识分子的分合对立，起了决定性作用，而非文艺美学或者文本诠释的差异。因此，在台湾地区，即使到了80年代中期，副刊上文艺作品的美学主张多半还是连带着作者的意识形态与身份认同，或者说，是在意识形态和身份认同的连带之下，用不同的美学主张（乡土或都市、现代主义或写实主义、写实或后现代）来包裹实际的文化霸权争斗。这使得环绕在文艺副刊周围的知识分子形成语言学家浮洛西洛夫所谓的“为了意识形态的沟通而使用同一组符号”的“符号社群”的结构，“每个意识形态符号交织着不同方向的重音”[16]，符号因而成为斗争的场域。 文艺副刊中的“后现代主义”，也是在这样的符号政治学中出现的。1986年，罗青在《自立副刊》发表《一封关于诀别的诀别诗》，这首诗被视为“台湾后现代主义的宣言诗”[17]，“后现代主义”从此正式在台湾地区登场。在罗青的观点中，认为当时的台湾地区已进入信息社会，因此，随之而来的现象就是“强大的复制力”、“迅速的传播方式”、“商业消费导向”、“生产力大增”、“内容与形式分离”等。事实上由罗青主推、其后由林耀德鼓吹的“后现代主义”，究其实，也不过是个符号声称。后现代主义主将哈珊认为后现代主义不只是文学现象，正好相反地，它具备摆脱乌托邦的欺蒙、摆脱盲从一元论的双重责任。这“抵抗的后现代主义”，不仅是对现代主义官僚文化的抵抗，也要对保守颓废的文化艺术加以反向实践的抵抗，[18]然而，后现代主义对于后工业社会及其背后的西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采取的嘲讽特性，在被移植到台湾地区的越洋之旅中被“解构”了，其抵抗性被“去抵抗”了。[19]陈光兴甚至直率地指斥这是副刊发起的“一场追逐‘后现代’流行符号的并发症”[20]。在台湾地区尚未真正迈入后工业时代的80年代，文艺副刊中的“后现代”呼声，无疑只是一种符号游戏。它没有实际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条件做基础，尤其缺乏对科技发展下大众社会所生产的大众文化的反击，也不见如纽曼所说的“以语言的解构作为对资本主义权力结构的颠覆论述”[21]。相对的是，在罗青的论述中，“后现代状况反倒变成反映经济发展成功、物质欲望翻醒后，所带来的无比自信以及精神创造的需求”[22]。对台湾地区社会来说，文艺副刊中“后现代”呼声并没有带来生机，反而导致了社会意识形态和文化的分裂。 （四）从平板印刷到电脑排版优化版面视觉效果 台湾地区报纸文艺副刊为文配图的方式，从70年代末开始一直延续，从开始的具象与半具象，发展到实验性变象的形式，追求个人风格的多元化趋势。早期报纸插画家比较注重技巧的表达，往往隐藏个人的创作情感，“80年代插画家逐渐重视心理层面的表达，以变形或空间组合之相关物象的呈现手法越来越多见”[23]。叶慧君的研究发现早期的台湾地区插画偏向于写实画风，逐渐演变成多种表现技法及叙事笔法，使风格呈现多元化。在此期间，除了《民生报·天地》副刊，其他文艺副刊皆为黑白印刷，黑白时期的副刊插画，都是“运用黑白、明暗阶调强烈、线条、色块的方式，通过适合的媒材，如版画、铅笔、炭笔、拼贴、贴网点、影印等来呈现插画面上的质感”[24]。而平版印刷的发展使文艺副刊能表现较细腻的多层次黑白阶层，使插画的品质不断提升，插画家因此能在题材选择上不必考虑印刷的表现效果，能创造出颇具实验性的画作，促使各种实验性质的绘画媒材增加，尤其是铅笔媒材的使用；另外，插画家可借由文学给予的弹性空间，发挥其自身的风格表现，“写实表现[25]与象征图式[26]是当时插画的主流风格，另外还有漫画形式的插画”[27]，丰富了版面的视觉效果。 在版面编排方面，王庭玫指出：“平版印刷的版面可视为一整体块面，美术编辑在规划版面时有几种选择，一是先有插画再规划版面；另一做法是先规划好版面再请画家按照留出的空间绘制插画，而这幅插画又可以为一篇文章而用，也能在版型上扮演公共插画的角色，为整体版面而用，插画的篇幅益显重要。”[28]因此，插画与版面之间可作互相的调整，随着美术编辑概念的推广与流行，插画在80年代越来越受到文艺副刊的重视，插画可以从一片密密麻麻的字海中，形成一个聚光灯，瞬间吸引读者的注意，将之引入文字的意境中，如林崇汉所说：“文字是我的肉，图像是我的脸”，“两者是合二为一的。”[29]《人间》一系列的“插画设计展”、“生活摄影展”、“版面设计大展”等活动，使“包装副刊”的概念提升，使插画脱离只有装饰性功能的状态，为文配图，渐渐获得重视，版面篇幅变大，并摆放在版面视觉的重心点上；另外，线条及框线大量运用灵活的曲线来编排，摆脱区隔文字的呆板状态。美术编辑的觉醒及主编的支持，使版面设计不断提升，也间接提升了插画的地位。插画甚至成为副刊版面的视觉重心，成为副刊版面的特色。 平版印刷技术之后是“80年代后期电脑排版系统的出现，此系统使完成作业的速度加快及简单化”[30]。“电脑组版的多功能，能在版面编排上随意变形、渲染各种效果”[31]，使插画能与版型互相配合，实践美编所策划的感念，将插画表现得更具张力、吸引力，使美术编辑的概念得以进一步强化。 二、多元与竞争：文艺副刊因应社会变迁的变与不变 （一）文艺副刊成为报社资本转换与竞争的关键 20世纪80年代台湾地区“政治局势逐渐松动，经济生活走向富裕，知识水准普遍提升”[32]，人们开始重视生活视野、知识层面的拓展，以及社会与政治的参与，是以，文艺副刊在这一时期接续五四时期副刊的优良传统，走出狭隘的文艺领域，而广泛地与时代社会思潮相结合，成为传播“新文化”，实践“新文学”的平台，发挥副刊的社会功能，成就副刊的影响力。最具代表性的是《人间》所引领的副刊改革。《人间》的改革大致分为两个层面：一是主动性的策划编辑；二是多元化的副刊内容与版型设计。《人间》延续了五四时期副刊的文化取向，即在文化视野下，以文艺的形式来阐释多种议题，这是对文艺副刊的拓展。 80年代经济的快速发展，使《联合报》和《中国时报》两大报积累了一定的经济资本，为获得新闻场域内的“正当性”与“权威性”，两报积极地投入到经济资本向文化及象征资本的转换当中，文艺副刊成为资本转换与竞争的关键。两大副刊主编高信疆与痖弦引领文艺副刊在激烈的竞争中互相激荡，成就台湾地区文艺副刊史上风头一时无两的纸上风云时期。[33]较之《人间》，《联合副刊》相对沉稳，它延续着五四时期文艺副刊的经典形态，“承继从五四到三十年代的文学传统”[34]，富理想色彩，喜实验创造，既讲究文学的纯度，也不乏抗议的精神，张作锦先生的专栏即其显例。资本的转换一步步将文艺副刊的影响力推向最高点。这种影响力的重要正如《联合副刊》主编宇文正所言：“在报纸只有三大张的时代，全版的（文艺）副刊占有极大比例的篇幅，成为知识分子试图冲撞言论钳制的最佳园地。包装在文学语言、形式里的文字，较诸当时的新闻更巧妙、有力而真实地反映舆论、民情，副刊作家、编辑、读者共同培养的默契，形成一股充沛的活力，冲撞了整个台湾地区社会的种种禁锢，也因此打造了（文艺）副刊的‘黄金时代’”。 当然，这种影响力的实践在两报文艺副刊上并不一样。《人间》在理想定位上以文化副刊为本，以文学作文化的建设，反映现实，继以发挥对社会整体的批评与创造之功能，因此，《人间》之于社会可说是个多元论述的平台，借以维持社会的稳定与平衡。而《联合副刊》则不同于《人间》介入鼓吹的媒介角色，它基本上仍维持着副刊传统的文艺推广责任，即便因《人间》的影响而开始认同文艺副刊的新闻性、社会性是潮流的必然趋势，但仍坚持将主要精力和篇幅用于文艺本身。痖弦所强调的是，“（文艺）副刊作为媒介平台，必须承担一定高度的社会责任，副刊主编应随时想着可以提供什么内容给读者，并能借以撑起一个时代的文艺使命”[35]。 （二）贴近社会：文艺副刊转型的方向 据《联合报》前副刊主任陈义芝在《副刊转型之思考》中的回忆，20世纪50、60年代台湾地区报纸副刊主编，“只要有不错的知识背景、文学品位，靠着一颗与文人相重相惜的心，就可以拥有不错的口碑”[36]。因为当时的文艺副刊扮演着一如法国文学社会学家埃斯卡皮所谓的“文人圈”的角色。“文人圈”是指“那些受过相当的智识培育及美学熏陶，既有闲暇从容阅读，手头又足够宽裕以经常购买书籍，因而有能力作出个人文学判断的人士们”[37]所形成的交流圈。搞文学的都是文人，其文学活动也都是在一个内部封闭的交流圈中流转运作。编辑的专业，体现在鉴赏品位上，而非新闻性、时效性等方面。1987年前夕，文艺副刊的编辑形式从静态转趋动态，其作者群由知名作家、文学青年扩延至社会各阶层各领域的意见人，其内容也由纯心灵抒发，经验表述增加了现实的分析报道以及新知快讯的传播。 文艺副刊的转型是台湾地区社会变迁的结果。在整个社会蕴蓄出较成熟的变革动力时，适时出现了痖弦、高信疆这两位媒体英雄，一举完成了颇具先见而影响几达二十年的副刊转型。具体而言即是文艺副刊内容的蜕变，一改过去纯文艺或杂烩式的内容，进而冶文艺、学术与生活于一炉。题材也时常机动性的配合新闻的动向，作意义的诠释与评论。另外在编排上运用美术编辑技巧，发挥现实的美感与新鲜感，使文艺副刊成为报纸的主干。高信疆指出“参与社会的时候，（文艺）副刊顺理成章地成了报纸这个媒体的公众焦点，而（文艺）副刊的作者，也大量注入了许多文学界以外的作者，这应是一种进步，但这种进步的另一意蕴，却是（文艺）副刊主编角色的调整与（文艺）副刊内涵的多样转换。于是，编辑人不仅只是一个策划者，也是一个行动者；不仅是一个文学人，也得是一个社会人”。 转型后的文艺副刊凸显为读者建构一种社会价值和世界观的使命，读者根据集合性的、有历史纵深性的内容认知或解释人生百态、社会文艺现实。文艺副刊的改革引来四面八方的争议与追随。高信疆在1981年7月号《妇女杂志》中表示：文艺副刊的努力实具有“张骞式”开疆拓土的色彩，一个副刊编辑其自我反省的能力、自我驱迫的热情，要超乎过去。编辑唯恐读者不能领悟其用心，所以每一特别制作面世，必大张旗鼓地报幕，用超高分贝的警语丽句吸引读者驻足。高信疆惯用的手法是重复刊登预告及编者按，例如《人间》增辟“艺术札记”、“时报书廊”、“诗词闲话”、“游戏人间”等开放性专栏时喊出“关爱人间·反哺人生”的口号，推出“人间会谈”时，则说：“这是一个充满生机的，自由、开放的园地。在这里，我们将为您引介各种不同背景、不同身份的专家、学者或草地人，透过他们独特的体验和观察，以互话家常的方式，告诉您一些知识的、艺文的、人生的新鲜事物或新鲜看法。”若将这段话用作《联合副刊》推出的专栏“我的第一步”的编者按，同样吻合，可见编辑并不是有什么琐碎的过程要说明，而是借机宣扬编辑理念，是他反复提示以期深入读者心中的论辩。反复是教化、催眠深入人心达到劝服效果的一种手段，“联合副刊新人月”登场时，痖弦连续十五天为新人题词，如“突破：如果不突破这茧，怎能成为一只美丽的蝴蝶？”“惊喜：文坛都在期待那一颗闪烁的新星，你不必抬头仰望，那颗新星就是你！”“凤鸣：桐花万里丹山路，雏凤清于老凤声，在雄浑的文艺大合唱里，我们期待四面八方响起的雏凤清音。”痖弦与高信疆犹如手持铜锣的人，随时在街头竖看板、贴告示。 彼时，文艺副刊的编辑们认定所有买报看报的人，都是翻阅文艺副刊的人，即使是一而再、再而三的大篇幅的系列文章也不怕读者烦，编者毫不在意受众在哪里，事实上受众也真的就聚在那里安安静静地“聆听”。 （三）文艺副刊成为知识分子关怀社会的平台 社会学家拉扎斯菲尔德和默顿曾指出，大众传播的功能之一是身份地位的授予。[38]文艺副刊即借由确立知识阶层读者群的身份、地位，唤起他们关怀社会、环境、世界的意识，而副刊主编，正是带领文艺副刊走向、树立规模风范、影响版面呈现的灵魂，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代表着“理想的知识分子形象”。 随着社会的变迁，报纸文艺副刊逐渐多元化。通过文字的思考与呈现，文艺副刊往往是现代社会文化的缩影，从中可探知社会脉动。传统型文艺副刊在突破范式后，迈向文化副刊的新境界；经过历史传统的延续和与时俱进的革新，文艺副刊的社会性、文化性功能逐渐超过娱乐性与文艺性。对于文艺副刊所展现出来的文化使命感，“正是一系列政治隐喻：对中国历史文化的憧憬叠合在空白的大陆地图上；对本土现实的探索叠合在台湾地区知识分子饱涨欲裂的政治挫折感上”[39]。 借鉴法国著名学者雷吉斯·德布雷对法国知识分子的分析来看，“法国知识分子在社会变迁过程中，分别依附于大学、出版社与媒体以求生存”[40]，1987年前夕台湾地区知识分子与媒体的结合恐怕也是空前的。《联合副刊》在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实施青年作家奖励方案，以每月补助新台币五千元的方式资助十位青年作家创作。可见，在尚无“文化建设委员会”、“文艺基金会”等台湾地区当局主导的机构时，报社就以极为丰沛的资源扮演起台湾地区当局代理人的角色，提倡赞助社会的正当活动。报社通过经济资本向文化及象征资本的转换以获得新闻场域及社会场域中的合法性、正当性甚至权威性。从这里不但可以理解为何当时报社举办的活动被赋予高度的正当性，同时更可以看出知识分子尤其是文学家与媒体的紧密关系。这种转变的意义不只是知识分子必须牺牲一定程度的自主性，更重要的是对报社来说也必须拥抱不同立场的知识分子，作为报社彼此差异的象征。邀请学者参与报社为回馈社会所举办的各类座谈会是一种表征，在发生重大议题时邀请学者撰写深入浅出的评论也是。因为笼络士人不但有市场区隔的意义，将之纳为“入幕之宾”，也是报老板摆脱“商人”晋升“报人”的有效途径。报社需要文艺副刊、作家以及知识分子妆点门面，作家需要经过报纸而广为人知，报社与知识分子、文艺副刊与作家，彼此拉抬、相互利用。历经1987年前夕两大报文艺副刊的激烈竞争之后，何谓大报，何谓报人，何谓作家甚至何谓知识分子，已经不再是国民党“文宣体系”所能掌控与评断的了，大报的地位与诠释转移到两大报身上，文艺及文化走向、作家及知识分子身份的确认与发展则由文艺副刊所左右，而两大报文艺副刊则借助报社本身的丰富资源，处于主导地位。 总体而言，1987年前夕由于文艺副刊的策划引导与知识分子的积极参与，文艺副刊形成了包含文化论述与思潮的强势格局。通过文艺副刊的娱乐、文学及文化传播，台湾地区社会群体的心理元素结构得以展现，也反映出不同年代台湾地区社会“文学创作的集体意识”，此时的文艺副刊强力地发挥了媒介塑造社会集体意识的功能，更凸显了副刊传播影响社会变迁的光荣历史。 台湾地区的20世纪80年代被称为“松绑的年代”：1986年民进党成立；1987年台湾地区威权式的“政治体制”开始崩解。这一时期的台湾地区，无论是从作家或作品，还是从理论或社会运动等方面来看，都朝向多元化的方向发展，也预示着体制的解构与松绑。台湾地区当局通过计划性经济政策，塑造台湾地区资本主义结构，经济上的快速发展，虽然被誉为奇迹，但其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一一浮现。社会文化上，趋于功利主义，尊崇消费主义，文化素质肤浅，喜于结社的普遍性格，进一步表征为大众文化，或通俗文化、消费文化的成形。[41] 文艺副刊在不同年代扮演它们反映社会变迁、政经结构以及社会集体意识的角色，同时又受到后者的影响而调适或改变其自身的形态。80年代的文艺副刊受到报纸源自发行竞争、资本转换的重视，逐渐以带动社会风潮为己任，开放论坛，从文学创作上升为文化探讨，其走向是“知识的”。这期间有内容驳杂的综合性文艺副刊、纯文学走向的文艺副刊以及以文学作文化建设的文化副刊……各种类型的副刊并非一成不变地在不同年代出现，它们中有的是主流，有的是支流，影响力自然有所不同。 当《人间》与《联合副刊》在台湾地区1987年前夕分庭抗礼之际，不少传统型文艺副刊依旧默默坚守其位，持续为台湾地区当局的“政令”掌舵，此一类型的副刊便以孙如陵所执掌的《中央副刊》为典型代表，其虽未能在社会变迁的过程中提供颠覆性的力量与平台，然而在阅报率方面，《中央副刊》在当时仍占传统型副刊之首；此外，与转型中的《人间》、《联合副刊》等相比，传统副刊的读者在80年代初期仍比转型副刊的读者多。[42]但当外在社会变迁，读者本身的特质也随之改变，其对媒介内容的接触及期望将会产生与过去截然不同的需求与想法，这也是为何文艺副刊会转型以及转型后的文艺副刊能在骤变的时代中，以相对少量的发行及阅报率发挥其社会引导与针砭作用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