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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制虽然于1905年寿终正寝，是早已消逝的历史制度，但它还以潜在的形式存在于我们周围。科举制的重大影响在今天中国文化、教育和社会心理等许多方面还可以感受到。不过，以往对科举制的评价过低，存在着大量误区和以偏概全的情况。“观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这是人们经常体会到且乐于引用的一句古话。不过，与“鉴古知今”相对的还有一个“知今通古”的问题，这两者是相辅相成的。一方面，鉴古可以知今；另一方面，知今也有助于通古。借助对现代考试问题的了解，我们能够更清楚地看出科举制的本来面貌。全面、冷静、客观地考察科举制、可以得出科举制是一种不坏的制度的结论。
一、科举评价中的以偏概全
长期以来，在中学历史教科书中，科举制都是被作为批判的对象加以介绍的，而且还从《儒林外史》中选取《范进中举》，从鲁迅作品中选取《孔乙己》等文章加入中学语文教材。在大学文科教学中，科举制通常也多以负面的形象出现。因此，在一般人的印象中，“科举”是一个贬义词，科举制是君主时代一种罪恶的、腐朽落后的考试取士制度，它只会造就范进和孔乙己似的儒生，选拔的都是一些庸才。将高考类比为科举也是废止统考论者常用的说法。多年来台湾主张“联考万恶论”者，一般都“简单的把联考比喻为以前的‘科举’，这是一种要把欲打倒的对象‘妖魔化’的手段”。（注：南方朔.让我们上街为联考来请愿[N].新新闻周报，2002-6-5.）然而，科举制本身已是被妖魔化了。
现代人往往将文学作品中虚构出来的范进、孔乙己当成科举人物的代表，却不知道大量真实的杰出的科举人才，如文天祥、林则徐这样的民族英雄，白居易、柳宗元、欧阳修、苏轼、辛弃疾这样的文学家，包拯、海瑞这样的清官，甚至还有沈括、宋应星、徐光启这样的古代科学家。1300年间多数政治家也是科第中人，连清末激烈批判科举的康有为、梁启超、张之洞、严复等人也是科举出身。这些名人都是实实在在的科举人才，科举制实际上并不是像过去所宣传的那么坏。但是，由于20世纪80年代以前，人们对科举制的批判和宣传流于片面，以至于许多大学里学中文的不知道隋唐以后多数文学家是进士出身，教育系毕业的不知道韩愈、朱熹、蔡元培、黄炎培等人也是进士或举人。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一方面与科举制利弊都很显著，在历史上的消极影响确实不小有关；另一方面也与清末废科举时人们矫枉过正、以偏概全，而今人又多受清末人士激愤之言论所左右有关。
“贡举者，议论之丛也。”（注：王夫之.穆宗[A].读通鉴论（卷26）[C].北京：中华书局，1975.904.）这是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论及唐代朋党与科举之关系时所发的评论。就像高考往往是教育界及社会议论的热点话题一样，科举取士向来是传统社会关注和议论的热点问题，赞美与批评者都很多。但现代人在对待科举的态度上，存在着一种简单片面地划分历史人物进步与否的作法：凡是批评科举的则说明其进步而受到肯定，若说科举好话的则属于落后人物；同一个人的不同言论若是反科举的则是进步的、有见识的，若是肯定科举的则属于落后的、没有批判精神的；而且多数论著往往有意无意中省略肯定科举的人物和言论。
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一般介绍科举制的著作都不会漏掉顾炎武关于“八股之害等于焚书”，康有为所谓割地赔款都是八股之过的观点。一谈到科举的弊端，就都引用清代徐灵胎那首《道情》中的句子：“读书人，最不济。醉时文，烂如泥。”还有就是必引那首“闱屋磨人不自由，英雄便向彀中求。一名科举三分幸，九日场期万种愁”的《浙江乡闱诗》。（注：缪艮.浙江乡闱诗[A].文章游戏（2编卷3）[C].）这已形成了简单化的科举制评价套路，或者说一种八股式的评价模式。
实际上，科举时代有不少文化巨人曾称赞过科举，有很多人认为科举是一种很公平的制度。在漫长的中国科举史上，曾形成了“至公”的理念。考试的基本原则是公平、公正，从隋唐至明清的科举时代，许多人将科举考试看成是一种“至公”的制度。（注：刘海峰.高考改革中的公平与效率问题[J].教育研究，2002,(12).）虽然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讲究等级的国度，但另一方面也是一个注重以考试来进行公平竞争的社会，考试在人们的社会生活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历史上，有许多著名人士如魏源、龚自珍等人曾充分肯定过科举制。梁启超在《变法通议·科举》中，虽对科举制度有诸多批评，但也指出：“科举弊政乎？科举，法之最善者也。古者世卿，春秋讥之。讥世卿，所以立科举也。世卿之弊，世家之子，不必读书，不必知学，虽骏愚淫佚，亦循例入政，则求读书、求知学者必少，如是故上无才。齐忆之裔，虽复读书，虽复知学，而格于品第，未从得官，则求读书、求知学者亦少，如是故下无才。上下无才，国之大患也。科举立，斯二弊革矣。故世卿为据乱世之政，科举为升平世之政。”（注：梁启超.变法通议·科学[A].饮冰室合集（文集之1）[C].北京：中华书局，1989.）类似这样肯定和赞美科举制的言论还有许多，从其数量来说并不少于批评科举的言论。
另外，许多论者混淆了科举制与八股文的区别，将明末以后对八股文的批判等同于对科举制的批判。其实，黄宗羲、顾炎武、康有为、严复等人，其激烈的批判言论基本上都是针对八股文而非科举制本身。而且，清末人士为废科举而将八股文连带科举制说得一无是处，是有当时特定的时代背景的。可是废科举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人们都只重复反科举的言论而基本上不提以往肯定科举的言论，以至于今天许多人以为古人都认为科举制是一个很坏的制度。
经过清末人士的过滤筛选，科举制的“历史”已被凝固为图书馆中一本本书籍，当代人对清末废科举的言论往往不加辨析就全盘接受。所以，凡是论及科举制，必定会列举康有为所言进士翰林“竟有不知司马迁、范仲淹为何代人，汉祖、唐宗为何朝帝”（注：康有为.请废八股试贴楷法试士改用策论析[A].戊戌变法（2册）[C].北京：神州国光社，1953.208-211.）的说法。而清末西学初入时，个别举子在策论试卷中将拿破仑误解为“拿破轮”这样的案例，更是被现代许多论著当作科举士子都很愚蠢的有力证据。其实，当时民智初开，个别考生不知拿破仑为何许人士，这应不足为奇。而且，这些都不过是极端的个别事例。因为科举考试不一定能将所有最有才华者选拔出来，但至少可以淘汰确实无能者。明清时期考生要通过三场竞争激烈的考试，须精通八股文、策、论、表、判等，要想作好这些文体，非熟读基本的经史辞章不可。很难想象一个不知唐宗宋祖的举子能够过五关斩六将考取进士，除非他作弊。这就像当代获得博士、硕士学位者大多数文化水平要比未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要高，虽然不排斥极个别混文凭者。由此推想，所谓不知唐宗宋祖的进士，要么是特别的例外，要么就是通过作弊骗取科名者。因为我们从大多数流传下来的史料中，尤其是从清代进士留下的书画中，都可以看出进士群体深厚的文化素养，例如赖恬昌所编《一个儒生在帝制中国》（注：T.C.Lai,A Scholar in Imperial (hina,Hong Kong,1970.）中所收的部分进士墨迹便是。举出极端个别例子当作一般情形，进而否定整个科举制度的选拔效能，这实在是误解了科举制。
二、“夫科举，非恶制也”
1905年废科举后，一些人感到十分庆幸，一些人感到欢欣鼓舞，认为中国从此将走向振兴。然而，曾经在公车上书和戊戌变法时激烈批判过科举的梁启超，在1910年却感叹说：“夫科举，非恶制也。所恶夫畴昔之科举者，徒以其所试之科不足致用耳。昔美国用选举官吏之制，不胜其弊，及一八九三年，始改用此种试验，美人颂为政治上一新纪元。而德国、日本行之大效，抑更章章也。世界万国中行此法最早者莫如我，此法实我先民千年前之一大发明也。自此法行而我国贵族寒门之阶级永消灭，自此法行，我国民不待劝而竞于学，此法之造于我国也大矣。人方拾吾之唾余以自夸耀，我乃惩末流之弊，因噎以废食，其不智抑甚矣。吾故悍然曰：复科举便！”（注：梁启超.官制与官规[A].饮冰室合集（文集之23）[C].北京：中华书局，1989.68.）此时科举刚停罢五年，粱启超甘冒被时人视为“顽陋”的风险而发出此恢复科举的惊世之论，是其对科举存废利弊进行深刻反思的结果。而所谓“科举，非恶制也”的说法，则精炼地概括了对科举制的总体评价。
科举取士遵循的是能力本位原则，能否及第主要取决于举子的才学。正如《唐摭言》卷三后论所说的：“有其才者，糜捐于甕牖绳枢；无其才者，讵系于王公子孙？”（注：王定保.唐摭言（卷3）[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43.）出身于富贵之家的士子具有较好的受教育和备考条件，但他们至少必须像其他人一样勤奋向学，具备相当的文化水准和素质，才有可能通过激烈的考试竞争。就像游泳一样，游得过去就游过去，游不过去，权力、出身、金钱等其他办法都救不了他。这毕竟比从前的世袭制以及成功与否须操决于他人的察举制要好得多。明人王士性曾说：“缙绅家非奕叶科第，富贵难于长守。”（注：王士性.江南诸省[A].广志绎（卷4）[C].北京：中华书局，1981.70.）也就是说，在科举时代，要想让子孙守住富贵，就得使后代不断地参加科举以博取科第，否则祖宗的财富和地位就难以长期延续下去。至于平民子弟要想改变自己的命运，就更需通过科举阶梯从下层社会进入主流社会。正所谓“科第之设，草泽望之起家，簪绂望之继世。孤寒失之，其族馁矣；世禄失之，其族绝矣”。（注：王定保.好及第恶登科[A].唐摭言（卷9）[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97.）科举制的长期实行，使官员的文化素养得到基本的保证，对澄清吏治、稳定社会、鼓励向学曾起过重要的作用。而且，即使是被人们深恶痛绝的八股文，也不一定就一无是处。历史上称赞八股文的也大有人在，如李贽就将“举子业”与《西厢记》、《水浒传》等相提并论，认为八股文是“古今至文”之一种。（注：李贽.童心说[A].焚书（卷3）[C].北京：中华书局，1975.99.）
从考试实施的层面看，八股文的特点是命题容易答题难，《四书》《五经》是题量巨大的标准化作文考试题库。特别是《四书》，随便从中抽出一句话、一段话、几段话、整章，甚至半句话、一个词，都是一个现成的题目，因此也不时有皇帝为会试或顺天乡试钦定《四书》文题之事。就像现代大学联考中的标准化试题一样，一开始命题教师根本不必出一些偏难琐碎的题目，就足以区分选拔出优秀的学生，当用教材中一般常见的重要内容作为试题已无法拉开区分度时，只好逐渐开发出较偏的试题。当我们了解现实考试制度的实际运作情形后，也就较能理解在考试教材和内容不变的情况下为什么清代八股文会走向穷途末路。（注：刘海峰.八股文百年祭[J].厦门大学学报.2001.(4).）
以往在评价科举制度中存在着许多认识误区，存在着许多与历史实际不符的流行说法。在科举制废止近百年后的今天，很有必要重新认识和评价科举制。有的论者指出在传统中国文化中，科举制在中国近代受到的待遇恐怕是最缺乏理性的，由于科举制的废除，中国干部人事裁判制度实际上倒退到科举制以前诸形态。（注：蒋得海.科举制在中国近代的遭遇[J].复旦学报，1996.(5).）废止科举是当时复杂的政治、教育形势下的历史必然。然而，科举虽已停罢，但考试这种选才方式却没有而且也不可能废止。彻底否定无法彻底告别，全盘否定带来诸多问题。当代人不应跟在清末人士的后面，不假思索地将科举一概骂倒了。历史与现实皆说明：考试选才具有恒久的价值。为了弥补废科举所造成的选官制度的真空，清政府曾计划于1910年颁布《文官考试任用章程》。孙中山先生更是认为“任官授职，必赖贤能；尚公去私，厥唯考试”，（注：孙中山.孙中山全集（第2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2.134·）主张考试权独立、设置考试院。由于奉行“公开竞争、平等择优”的原则，科举制在近代还曾为西方文官考试制度所借鉴，不少西方学者还认为这是中国对世界文明进程的一大贡献。
三、知今通古看科举
与“观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相似，我们也可以说：“通古宜知今，有今方成古。”博古有利于通今，知今有利于通古，了解现实考试也有助于理解和通晓古代的一些制度和史实。因为过去的已成为历史，但历史并没有完全过去，历史上出现过的一些事物常常延伸和潜藏于现实之中。科举制虽然于1905年寿终正寝，是早已消逝的历史制度，但它还以潜在的形式存在于我们周围。关注现实考试改革中出现的一些争论和问题，能使我们对科举制的了解更为客观而深入，因而可以较全面的看待科举。
例如，关于科举与社会阶层流动的关系及科举制是否公平或平等的问题，海内外学术界长期以来存在着激烈的争论。有的学者认为科举制并不平等，（注：Chung-Li Chang,The Chinese Gentry; Studies on Their Role in Nineteenth-Century Chinese Society,Seattle: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1955,pp.182-188.）或者不仅考察举子本人的家庭出身，还连带考察其姻亲一方甚至朋友关系，以至得出科举制下社会阶层流动率为零的结论。（注：Robert Hymes:Prominence and Power in Sung China:the Local Elite of Fu-chou.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6,pp.29-48.）笔者认为，这实际上是对科举这一古代取士制度的苛求，具有强调实质性机会公平的倾向，而这种实质性公平在现代社会也很难达到。公平的含义十分复杂，通常分为起点公平、过程公平与结果公平。要实现结果公平，即实质性教育机会平等，不分民族、性别、出身、禀赋等，都可以同等地获得进入大学的机会，这在现实社会显然是不可能的。只要看看我们当今的世界，有哪一个社会真正做到了起点公平和结果公平呢？而且可以说人类社会永远都不存在、也做不到绝对的公平。能达到过程公平或程序公平就已不简单了，而古代的科举制难能可贵在于其至少基本上做到了程序公平。
又如，近年来关于考试利弊存废的争论与历史上关于科举利弊存废的多次争论十分相似，高考各省不同的录取分数线的争论问题，也与北宋及明代的科举地域之争如出一辙。了解当今主张一切以考试分数决定录取与主张分省定额录取的两派意见，对我们理解司马光和欧阳修关于分区取人与凭才取人之争很有益处。考试公平与区域公平在中国考试史上是一个千古难题，这方面没有一个十全十美或两全其美的解决之道，只有在矛盾的两端取得一种相对的平衡。
科举制的实质是用考试的办法来进行公平竞争。尽管它有许多局限和弊端，但总比没有标准的恶性竞争好得多。清末废科举时的主流言论经过当时人的主观取舍，历史记载受思维定势的制约也不免以偏概全。今人之视古人，犹后人之视今人。以往人们将清末废科举的激烈言论当作是古代多数人对科举制的看法，这就好比当代只看主张废止高考一派的人提出的论点一样。如果不是在1977年恢复了高考，当代人对高考的认识只停留在“文革”前夕对高考的看法上，或者只选取当时批判高考的言论，那么高考留给人们的印象可能为：“现行的升学制度，就是中国封建社会几千年来的旧科举制度的延续，是一种很落后的、很反动的教育制度，”“是修正主义的祸根”、“资产阶级的办法”，（注：杨学为.高考文献[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611、617、622.）也就是罪大恶极，必须废除。如果只看一个时期一个方面的言论，后代人以为当今民众都认为高考是一种“人神共愤的考试”。（注：孙绍振.炮轰全国统一高考体制[J].粤海风，1998.(9).）而实际上当今多数民众和许多专家也认为高考是一种相对较好的一种选拔人才的办法，是现代中国社会中难得的相对最公平的一种制度。中国古代多数人也认为科举是一种相对较好的人才选拔办法，否则科举制怎么可能多次短暂废止之后又不得不恢复，前后存在1300年之久！
有比较才有鉴别。古往今来的实践一再证明，实行考试制度有其弊病，但废止考试制度必将造成更大的祸乱。废弃统一考试之后，才更显出考试的必要和价值。实行统一招生考试50年来，确实出现考试领导中学教学、智育一枝独秀、压抑求异思维等问题，并有过废止统考，改行推荐、全面考核学生中学成绩和表现来决定录取的多次尝试，但每次都以失败而告终。因为主观愿望与客观效果存在差异，理论设想与选才实际往往脱节。早在晋代，葛洪在《抱卜子·审举》中就曾指出考试可以杜绝“人事因缘”和“属托之冀”。在中国这样一个人情社会，为了有效地制衡人情关系的困扰，使社会不至于无序和失衡，结果发明了考试这种解脱人情困境的法宝，并在长期的实践中将考试的重要性强调到无以复加的程度。以考试分数为主要录取依据，体现了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趋势。因为若不以考试来竞争，就很可能用权力、金钱或关系来竞争，或者采用弄虚作假来竞争，所以说统一考试是维护公平竞争、维护竞争秩序的有效手段，是适合中国社会和文化国情的制度，它必须不断地加以改革，但不能废止。（注：刘海峰.科举存废与高考存废[J].高等教育研究，2000,(2).）如果说考试是罪恶的话，那么也是“必需的罪恶”。理论上说考试不一定是最好的选才方式，但实际上却找不到更好的可操作的公平竞争方式，考试至少可以防止最坏的情况出现。
最后应该指出，科举考试是一把锋利的双刃剑，其利弊得失皆十分显著。本文所论多为肯定科举之说，但并不否认科举制也有许多局限和弊端，而是为了说明科举制实际上并不是像许多人印象中的那么恶劣，最低限度我们可以说科举是一项不坏的制度，即“非恶制也”。“科举”是一个含义非常丰富的词语，远非以往的“恶谥”那么简单，我们不应将其看成一个贬义词，而应该把“科举”当着一个中性词来看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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