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时关系和历时轨迹的对应——以动态助词“过”的演变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助词论文,为例论文,轨迹论文,关系论文,动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 引言
本文通过动态助词“过”历时演变的个案研究，来探讨和语法化链(grammaticalization chains)相关的理论问题。语法化链涵盖了共时和历时两个维度(dimension)，二者相互对应。我们假设，共时维度各环节的关联方式可以作为推溯语法化项历时演变脉络的重要依据。
1.1语法化链理论及相关推论
我们关注的不是语法化链理论本身，而是由此衍生出来的两个推论。
1.1.1语法化链的参数
语法化链的概念可追溯到Heine & Claudi(1986)和Craig(1991)等，其系统性论述则见于Heine,Claudi &Hünnemeyer(1991)、Heine(1992)及Heine(1999)。如图1所示，这种“链”关系体现为相邻阶段特征上的共性(Heine,Claudi & H ü nnemeyer,1991; Heine,1992)①：
图1 语法化链
“链”关系可用如下两个主要参数来描述（根据Heine,1992:350-361概括整理）：
1)语法化程度：语法化链终端是始端的一种语法化形式；离始端越近，语法化程度越低。不同环节可以互为定位依据：距离越近，语法化程度和语义差别越小。
2)概念关系：历时维度的始端和终端分别代表了最早和最晚发展阶段。始端的概念内容最具体，终端最 抽象。始端和终端的聚合变异性和组合变异性程度分别为最高和最低②。
1.1.2 两个维度对应的层次及相关推论
语法化链同时具有历时维度和共时维度。为方便起见，我们称历时维度各环节为“历时阶段”，而称共时维度各环节为“共时变体”。二者的关系如图2所示。笼统地说，这是一种对应关系。我们的理解是，这种对应关系的内涵应该包括如下三个层次：
层次Ⅰ：个体对应(correlation of individual items)
共时变体的语法化程度依序递增，与各历时阶段的先后顺序相一致，所以历时阶段和共时变体在各自维度上的位置对应。如历时维度的始端（最早阶段）和终端（最晚阶段）分别对应于共时维度的始端（语法化程度最低）和终端（语法化程度最高）(Heine,1992:346-354)。这也反映了一个事实，即共时变体是历时阶段在特定历史时期的遗迹。
层次Ⅱ：相邻环节关系对应(correlation of the relation between adjacent stages)
共时变体和与之对应的历时阶段的语义语用及形态句法特征不一定完全相同，因为语言是不断变化的。关键是相邻共时变体之间的特征差异和相邻历时阶段之间的特征差异具有相似性。换言之，相邻共时变体的特征差异往往就是与之对应的相邻历时阶段之间关系的一种映射。如在图2里，历时阶段4和5与共时变体4和5之间的特征差异应该是一致的。
层次Ⅲ：演变规律对应(correlation of evolutionary rule)
相邻共时变体之间的差异可以看作一种动态的特征变化的结果。既然两个维度的相邻环节之间的特征差异是一致的，就可以认为相邻共时变体的特征变化规律和相邻历时阶段的特征演变规律之间具有一致性。
根据这三个层次的对应关系，我们可以做出两个推论：
推论Ⅰ：由共时关系推溯历时轨迹。假定一个语法化链的各个共时变体在某一时期较活跃，而相关语法化项的历时语料不丰富，那么理论上就可以根据共时变体之间的关系来推溯相对应的历时阶段之间的演变脉络及其赖以发生的语义语用和形态句法环境。这种由共时推溯历时的做法的可靠性大小，取决于共时变体所在历史时期。这一推论实为相似规律之间的相互印证，其最直接的理论依据就是第三层次的对应关系。
推论Ⅱ：“共时参照平面”及其有效性语法化链总是相对于一定历史时期而言的。较早历时阶段可能在这些历史时期保留下来，成为语法化程度不等的共时变体。这些历史时期可称为“共时参照平面”，既可能是语法化成项产生的时期，也可能是更晚的一个或数个历史时期。
图2语法化链的共时维度和历时维度
←—→号表示历时阶段与共时变体的对应关系
推论Ⅰ的合理性是本文讨论的重点。对推论Ⅰ来说，不同共时参照平面的价值不相等。语法化成项产生的历史时期往往较完整地保留了语法化链的各个历时阶段，因而能较为真实地反映其演变脉络。由于语言的不断发展，此后的各共时参照平面都可能依序而“失真”程度加深。我们称语法化成项产生的历史时期为“有效共时参照平面”。例如，汉语处置式标记“把”产生于隋唐时期，而“把”在由动词到介词的演变过程中所经历的不同历时阶段很可能在隋唐时期继续存在，那么这一时期就是“把”演变的共时参照平面。宋元白话和现代汉语中也有“把”的不同共时变体，也都可以看作“把”演变的两个共时参照平面。但“把”在唐宋以后继续发展，不论在语义语用还是形态句法特征上都有了新的变化，使得唐宋以后的汉语历史时期作为“把”演变的共时参照平面的有效性大打折扣。所以对“把”由动词到介词演变的语法化链来说，隋唐时期就成为其唯一的有效的共时参照平面。
1.2 “过”的演变及其他理论背景
汉语动态助词“过”可分为表完毕义的“
”和表过去曾经义的“
”。两者的历时形成一直颇受关注。学者们的分歧集中在二者的产生途径和历史渊源问题上，代表性观点包括三种：1)“”是“”进一步语法化的结果（曹广顺，1995；林新年，2006）；2)“”和“”系趋向动词“过”由不同途径演变而来（杨永龙，2001）；3)“”因表经历的“来”中“来”的脱落而产生偷光中、植田均，1999:181）。本文的观点是，趋向动词“过”（以下简为“
”）、“”和“”一脉相承，依序形成一个语法化链。
“”和“”都产生于唐宋时期（曹广顺，1995；刘坚等，1992；王力，1980；吴福祥，1996；杨永龙，2001）。这两个“过”必定是历时演变的结果，所以通常的做法应该是，在分析唐宋及更早时期的相关语料的基础上，归纳或演绎出“过”的发展脉络，这也是学者们历来的研究路子。问题在于，宋代以前的文献中“”和“”的用例极少，无法为探讨“”和“”的演变提供翔实的语料。真正无异议的“”和“”都是在南宋同时资料中才发现，而且在以《朱子语类》为代表的南宋时期同时资料中，位移动词“过”、“”、“”和“”的用例都比较丰富。这几种用法未必都产生于相同时期，但却活跃于同一共时参照平面，应当是一种历时的积淀。所以假定“过”的这些用法是同一语法化链的共时变体，南宋时期就可以被看成“＞＞”语法化链的有效共时参照平面。这样，我们的任务应当是依据这些共时变体的语义语用和认知上的关系来拟构“过”的历时发展轨迹和演变条件，以探讨“共时推溯历时”这一推论的可行性。
本文对“过”的个案研究还将涉及如下理论和概念：
1)语法化连续环境，包括临界环境、孤立环境和习用化环境等③。其中临界环境最为关键，是语法化项歧解为语法化成项的阶段（详见Heine,2002; Diewald,2002；也参彭睿，2008）。临界环境是语法化演变的必由阶段，是判断一种语法化现象发生与否的重要标准。所以更准确地说，我们的任务就是从《朱子语类》的语料中分析出由“”到“”以及由“”到“”两种演变的临界环境。
既然分别是从实际空间和隐喻空间的起点位移至止点，典型的“”和“
”就都隐含了“过程完毕”的意义。3.1将说明，“”是“”的直接来源。
2.2 “”和“”分布的不同倾向性
两个事件的关联方式要么是时间上的（先后顺序），要么是事理上的（条件因果）。如：
(8)a.张三得买票才能看电影。b.张三买票后看了场电影。
以上二句的差异是明显的：1)(8a)表述一种事理，强调“买票”和“看电影”之间事理因由上的关联，即前者为后者的条件或原因。(8b)表述的是一个具体事件，强调“买票”和“看电影”之间的时间顺序关系，前者为后者提供背景时间信息。2)(8a)的“买票”虽然发生在“看电影”之前，但因其事理因由的性质，其完毕义并不被凸显。(8b)的“买票”为“看电影”提供背景时间信息，具备了推理出完毕义的条件。
我们称(8a)为“连续事件句”，而称(8b)为“事理因由句”，并且分别用“首事件”和“末事件”来统称两种句子位置在前和在后的不同事件。这样，二者的区别就可以表述为：1)连续事件句的首事件为末事件提供背景时间信息，而事理因由句的首事件为末事件提供条件、原因等信息；2)连续事件句是事件性的，即与行为／事件自身的过程有关；事理因由句是事理性的，即与说话者对行为／事件的主观评估有关。
“”表述完毕义，属行为／事件过程的范畴，所以是事件性的；“”表述行为／事件成为过去经历，是对行为／事件的一种评估，所以是事理性的。“”和“”的这种差异决定了它们所分布的复合事件类型不同。具体说，“V过”如果是连续事件句首事件，“过”通常为“”，而如果是事理因由句首事件，则“过”多为“”。如：
(9)a.张三吃苹果就知道苹果的滋味了。b.张三吃苹果，所以知道苹果的滋味。(9a)和(9b)分别为连续事件句和事理因由句。造成这种差异性的原因很简单，因为连续事件句和事理因由句分别属于事件性和事理性。
连续事件句和事理因由句的二分不是绝对的，二者之间存在概念转喻(conceptual metonymy)关系。跨语言的事实表明，由时间范畴到事理因由（原因、条件等）的语法化很常见（参看Heine & Kuteva,2007:291-293）。如“吃过苹果才知道苹果的滋味”一句有两种读法，一种理解方式是“吃苹果的行为完毕之后才了解到苹果的滋味”，强调“吃苹果”和“知道苹果的滋味”的时间顺序；另外一种理解方式是“因为曾经有吃苹果的经历，所以才了解苹果的滋味”，强调“吃苹果”和“知道苹果的滋味”之间在事理因由上的关联。相应地，这里的“过”可分别理解为表完毕义的“”和表过去曾经义的“”。因此，该句是典型的“歧义性复合事件句”⑦。
连续事件句和事理因由句之间的语用推理是我们探讨“”和“”历时演变关系的重要依据。第3节将提出，“＞”演变的临界环境是连续事件句，而“＞”演变的临界环境是歧义性复合事件句。
(11)a.后来都段段录出，排在那里，句句将来比对，逐字称停过，方见得程子说撷扑不破。（《朱子语类·大学·或问》）
b.读书须教首尾贯穿，若一番只草草看过，不济事。（《朱子语类·学·读书法》）
c.又如今诗曲，若只读过，也无意思。（《朱子语类·朱子·自论为学工夫》）
(12)a.若只读过便休，何必读！（《朱子语类·学·读书法》）
b.若只看过便住，自是易得忘了。（《朱子语类·易·纲领》）
c.上两句皆是引起下面说，略有些意思傍著，不须深求，只此读过便得。（《朱子》2083页）
那么“”到底产生于连续事件句还是事理因由句呢？在“V＞V”的临界环境里，“”应该既可以理解为隐喻的趋向义，也可以理解为完毕义。根据前面的讨论，这种演变最有可能发生于两个事件可以互为时间参照的环境中。在事理因由句中，作为首事件的“V”表述的是末事件的原因或条件，因此首事件和末事件在起始、完毕意义上的相互参照作用是不明显的。如(11b)的“若一番只草草看过”是“不济事”这一状态出现的原因。“看书”和“不济事”两者之间的时间顺序关系尽管显而易见，但不是说话者所意欲强调的，即说话者并未把“看书”和“不济事”作为彼此的时间参照。所以在这样的句子中把“看过”理解为“看完”的语义语用条件也不太充分。而且，事理因由句本身是事理性的，而“”和“”都是事件性的，由此推论，事理因由句也不是诱发“V”完毕义的最合适环境。
与事理因由句不同，连续事件句首事件和末事件之间的内在关联是时间顺序上的。前者为后者提供背景时间信息，而后者又可以反过来成为前者的一种时间参照。如(12)的三句都含有“A便B”格式，表示首事件A之后紧接着发生末事件B。以(12a)为例，“读过”意为“‘阅读’的行为贯穿所读内容的始终”。以“便”为标记，“读过”是“休”的背景时间，后者也可是前者的时间参照。“读过便休”意为“（把书）从头至尾阅读（一遍）就放过”。因为非常明确“读（一遍）”的整个过程结束之后才“休”，所以极可能把“读过便休”解读为“（把书）从头至尾阅读（一遍）的行为完毕之后就放过”之意。这样的解读使得“读过”的完毕义呼之欲出。我们因此相信，分布于连续事件句首事件位置上的“V”的完毕义最有可能被诱发推理出来。
曹广顺(1995:42)推测，表曾经的“”是表“完结”（即本文的“完毕”）的“”在特定语境条件下的产物，并指出这种“特定语境条件”即“表‘完结’的‘过’用在表述过去发生的事件的句子（语境）中”。曹文敏锐地指出了完毕义、过去时态和过去曾经义三者之间的内在关联：以说话时间为参照，“完毕”就意味着所发生的行为／事件成为过去；而从另一个角度看，过去发生的行为／事件就是一种过去经历。这一论断无疑是有道理的。早期的语料中的确有“”用于过去时的情形（转引白杨永龙，2001:218）：
(14)a.又如太史书，不知周公——曾与不曾看过，但甚害义理，则必去之矣。（《二程集》）
b.上问劳，圣语温厚，良臣等皆至感泣。上问过界事，皆如语录对。（《三朝会盟会编》）
以上两句都以说话时间为参照，“V”表述过去发生的事件。这个事实似乎支持曹文的判断。但实际上如果缺乏合适的诱发条件和转换机制，表述过去发生事件的“V”并不能自动衍生出过去曾经义，“V”的演变需要合适的临界环境。我们对《朱子语类》的语料进行了分析，未能发现可直接证明由表述过去事件的“V”演变为表述过去曾经义的“V”的例句，因此曹文的推测至少在《朱子语类》的语料中未能得到形式证据的支持。
研究表明，“V”表达的不是绝对的过去事件，表现为：1)具有先时性，表明所述事件在说话时间或另一参照时间之前存在。2)从整体上对时间加以观察，表明事件与参照时间已经脱离了关系（孔令达，1986；刘月华，1988；杨永龙，2001；林新年，2006）。这说明，对“过：”来说，过去时并不是最本质的东西，因此也没有理由视过去时为影响“”形成的关键因素。以下我们将说明，影响“V＞V”演变的最重要因素是“V”分布的复合事件句类型。
“V”的意义是行为／事件V在某一参照时间之前发生，即表达过去曾经义，所以要演变成“V”，“V”的分布必须具备诱发“V”由完毕义向“在一定参照时间之前发生”这一意义转化的条件。完毕义是事件性的，而过去曾经义是事理性的。所以说，要演变为“V”，“V”的环境必须具备从事件性向事理性转化的条件。
单用的“V”，如(13a)和(13b)，并不能自动由事件转化为事理，也不能提供关于其自身由事件性转化为事理性的任何线索，所以并不具备“过：”产生过去曾经义的机制和环境。
在复合事件句里“V”倾向于用作连续事件句的首事件，而“V”倾向于用作事理因由句的首事件。我们据此判断诱发“V＞V”演变的环境应该是可以歧解为连续事件句和事理因由句的歧义性复合事件句。我们要做的就是在语料中寻找这样的例子。南宋以前的语料中有这样的歧义性复合事件句存在（转引自林新年，2006:140）：
(15)村里男女有什摩气息？未得草草，更须勘过始得。（《祖堂集·药山和尚》）
“勘”属于感知—认知—言说动词，意为“禅人之间考测对方领悟之深浅”（参看林新年，2006:140-141）。“得”发生于“勘过”之后，有副词“始”为标记。“勘过”意为“考测行为完毕”，“过”为“”。这个句子最直接的一种解读是把“勘过”理解为“得”的背景时间信息，二者是一种“行为—结果”关系。“勘过始得”的意思为“考测他人的行为完毕后才了解到其领悟禅的深浅”。在这种情形下“勘过”极可能由“得”的背景时间信息被推理为“得”的原因或条件，即把“勘过始得”理解为“因为考测他人，所以了解到其领悟禅的深浅”。所以“勘过”在这里既可解读为连续事件句的首事件，具有事件性，也可解读为事理因由句的首事件，具有事理性。我们在《朱子语类》里也发现了一些类似的例子：
(16)a.如用兵御寇，寇虽已尽翦除了，犹恐林谷草莽间有小小隐伏者，或能间出为害，更当搜过始得。（《朱子语类·大学》）
b.然圣人教人，须要读这书时，盖为自家虽有这道理，须是经历过，方得。（《朱子语类·学·读书法》）(16a)的“搜过始得”也可能有两读，即“搜索行为完毕后才捕获隐伏的敌寇”，强调“搜”和“得”在时间上的连续性，以及“只有经过了搜索的过程，才能捕获隐伏的敌寇”，强调“搜”和“得”之间的条件—结果关系。(16b)的“须是经历过，方得”也可歧解为“须得经历了从头至尾读这本书的过程之后，才能读通”和“须得曾经有读这本书的经历，才能读通”。两句的“V过”都相应地既可以解读为连续事件句的首事件，也可以解读为事理因由句的首事件，都具备了由“”演变为“”的条件。
图7 “V＞V”的临界环境
正如图7所示，“V＞V”的演变取决于“V”所在的复合事件句类型，其关键因素是连续事件句和事理因由句之间的转喻推理。
按照语法化的连续环境理论，“”形成之后，应该逐渐出现于孤立环境和习用化环境。如“V”用于事理因由句首事件的情形在《朱子语类》里也能发现：
(17)a.今日诸公正是如此滚缠过，故做到公卿。（《朱子语类·朱子·外任》）
b.然圣人教人，须要读这书时，盖为自家虽有这道理，须是经历过，方得。（《朱子语类·学·读书法》）
然而这些例句并不能直接为我们提供“”所由产生的环境和机制的信息。事理因由句首事件是“V”分布的典型环境，也就是“”的孤立环境。以下例句中的“过”均为“V”单用的情形（18b和18c均转引白杨永龙，2001:191）：
(18)a.看文字须子细。虽是旧曾看过，重温亦须子细。（《朱子语类·学·读书法》）
b.范公尝立一军为“龙猛军”，皆是招收前后作过黥配底人，后来甚得其用。（《朱子》3189页）
c.某尝问季通：“康节之数，伏羲也曾理会否？”曰：“伏羲须理会过。”某以为不然。（《朱子》1609页）其中(18a)的“过”都分布于“曾V过”格式中，即都是单用的情形；以副词“曾”为标记，这些“过”都是“”。(18b)的“作过”和(18c)中的“理会过”虽然没有“曾”或其他副词性成分的修饰，但前者有后一分句的“后来”相衬，后者则是对含过去曾经义的“康节之数，伏羲也曾理会否”一问的回答，二者都可以理解为“”。这些“”都已处于习用化阶段，即脱离了其所赖以产生的环境。总之，(17)和(18)的例句都是“”业已形成后出现的情形，在判断“”产生的环境的时候应予明辨。
3.3 小结
总结第3节的讨论，动态助词“”和“”都产生于复合事件句，并且都是转喻推理的结果。二者产生过程的不同特点主要在于：1)“”产生的临界环境是连续事件句，其直接来源是“”；而“”产生的临界环境是歧义性复合事件句，其直接来源是“”。2)与“”、“”和“”的特征有关，“”的产生仅涉及连续事件句，是“”和“”之间的转喻，而“”的产生则涉及歧义性复合事件句，是连续事件句和事理因由句之间的转喻。
4.余论
本文在语法化链“共时维度—历时维度”对应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由语法化链相邻共时变体的特征变化推溯相邻历时阶段的演变轨迹的假设，并且认为这种推溯所依据的应该是有效共时参照平面的共时语料。我们通过对“过”的个案研究来证实“共时推溯历时”这一推论的合理性，具体做法是，根据《朱子语类》中
的这种共时关系反映了其历时源流关系和演变轨迹。
由共时关系推溯历时演变只是在历时语料不充足的情况下的一种辅助手段，运用此法必须特别注意以下问题：
1)有效共时参照平面的局限性
有效共时参照平面的所谓“有效”性是相对而言的。语法化链的各环节不是一成不变的，其发展变化主要体现为两种基本方式，即质变和量变。质变即共时变体与其对应的历时阶段之间在语义语用和形态句法等方面不再等同；量变指的是在一定共时参照平面上个别历时阶段不再出现，或消亡或被替换。所以，虽然语法化链的每一个共时变体都必定是特定历时阶段的遗迹，但并非每一个历时阶段都能在共时参照平面上找到对应的共时变体。即便是有效共时参照平面也不一定是语法化项全部历时阶段的完整反映，尽管它提供的有关历时阶段的信息可能比其他共时参照平面更准确。如《朱子语类》的语料肯定比宋元时期和现代汉语的文献可靠性更高，但未必能完全真实地反映“过”的全部演变过程。
2)多重语法化现象
一般地，形式和意义都接近的虚词性成分极有可能来自同一源头，但不是绝对的。笼统地说形义相近的虚词性成分的关系不外两种：
①构成源流或说语法化链关系是不同历时阶段或共时变体。
“”、“”和“”的关系属于这种情况。而即使是同一语法化链的不同历时阶段或共时变体，也必须弄清楚是否相邻环节，如不相邻，则不是直接的语法化演变关系。
②多重语法化(polygrammaticalization)的产物。
我们讨论的是单一语法化链的情形。多重语法化即同一源头经由不同语法化路径，产生不同的结果（参看Craig,1991; Heine,1992)。如Ewe语的助动词le(beat)既可以演变为多功能介词，也可以演变为动词体标记，这是完全不同的两种路径(Heine,1992:354-355)。也就是说，尽管第三人称代词和定冠词在形式和意义上都具有相似性，但二者并不具有相同语法化链的相邻历时阶段或共时变体的关系。再如，跨语言的研究表明，在很多语言中，第三人称代词和定冠词的形式相近或甚至相同，因此人们或认为两者是同一个词的不同句法变体，或认为第三人称代词源自定冠词，或认为定冠词源自第三人称代词。而语法化研究的成果揭示，第三人称代词和定冠词系远指代词(distal demonstrative)由不同路径演变而来；其形式和意义上的相似性可以归因于它们有着共同源头（详见Heine,1992:356-358）。所以由共时关系推溯历时演变，一个棘手的问题是从共时语料中甄别哪些是单一语法化链的历时阶段或共时变体，哪些是同一源头多重语法化的结果。
要弄清形义相近的虚词性成分的关系，最关键的步骤是在有效共时参照平面中分析判断演变的临界环境是否存在。如果临界环境存在，就证明两个虚词性成分是单一语法化链的相邻历时阶段／共时变体。如果无法找出临界环境，可能有两种情形：一种是两个虚词性成分虽同为单一语法化链的历时阶段／共时变体，但位置上不相邻；另一种是二者分属不同语法化链，同源但相互没有直接的源流关系。本文讨论实际上是围绕如下两个问题展开的：
1)“”和“”是语法化链关系，还是分别由“”经不同途径演变而来，是多重语法化的产物？
2)如果二者是相同语法化链的共时变体，其源流关系如何？
回答这两个问题的关键，是能否在《朱子语类》的语料中找到“＞”和“＞”这两个假设的演变过程存在的证据，即临界环境。第3节的讨论显示，连续事件句的首事件是“＞”的临界环境，而歧义性复合事件句首事件则是“＞”的临界环境。这说明“＞＞”语法化链确实存在。
本文对“”和“”源流关系及产生过程的讨论表明，由语法化链“共时维度—历时维度”对应理论衍生出来的共时关系推溯历时演变的推论，是语法化研究的一种新途径，其理论价值有待于通过跨语言的研究来予以印证。
注释：
①“语法化链”这一概念在一些语法化论著中被当作语法化“连续统”的代名词。前者的核心内容是“链”关系，即相邻阶段具有一些共性特征，与后者的内涵有所不同。
②“聚合变异性”(paradigmatic variability)和“组合变异性”(syntagmatic variability)的概念在其他文献中也曾提到过。如Lehmann(1985:305-310)指出，二者都是判断语法化程度的重要参数；其中聚合变异性指语法化项被聚合内其他成员替换的可能性，组合变异性则指语法化项在构式中位置的可变易程度。
③Heine(2002)和Heine & Kuteva(2007)等把语法化环境理论称为“语境诱发再释”理论(contextinduced reinterpretation)。本文用“语法化连续环境”理论来统称“语境诱发再释”理论和Diewald(2002)的相关论述。语法化的渐变性决定了其赖以发生的环境具有连续性特征。Heine(2002:84-85)和Heine & Kuteva(2007:37-38)都主张语法化环境可分为三个连续阶段，即1)桥梁环境(bridging context)、2)转换环境(switch context)和3)习用化环境(conventionalization)，分别是语法化项的目标义(target meaning)开始浮现并与源义(source meaning)竞争、目标义成为唯一解释以及目标义常态化的阶段。Diewald(2002)认为语法化环境包括1）非典型环境(untypical context)，目标义以会话蕴含的形式初现端倪；2)临界环境(criticalcontext)，其特征是目标义和源义并存；3)孤立环境(isolating context)，即目标义独立存在的阶段。临界环境和桥梁环境的内涵一致，都是语法化项歧解为语法化成项的阶段。
④“复合事件句”意指包含两个和两个以上事件的句子。这一概念借自戴耀晶(1997)，也可参看杨永龙(2001)。本文仅仅涉及由两个事件构成的复合事件句。
⑤同构项类型(host-class)这一术语借自Himmelmann(2004)，意指与语法化项构成形态句法关系的词项的类型。为方便起见，本文将用“同构项”或“同构项动词”来指出现在“过”前面的动词。
⑥现代汉语的“”和“”也可以出现在这样的环境中，如：
a.我已经把这篇文章从头到尾看一遍了。b.我曾经逐字逐句地背那首唐诗。
a句的“过”和b句的“过”分别是典型的“”和“”，在两句里似乎都体现出了从头到尾v一遍的意味，但这显然是由“看”和“背”前面的修饰语引起的。
⑦这种语用推理的条件是两个事件之间必须有内在联系。如“吃苹果”和“知道苹果的滋味”之间是行为和结果的关系。行为在前，结果在后，行为乃结果产生的原因或条件。试比较“1984年奥运会开过以后，张三就去了美国”一句。“奥运会开过”和“张三去美国”这两件事在时间上有连续性，但二者并无必然的内在联系。一般的解读方式是，“张三”去美国与奥运会无关；“1984年奥运会开过以后”只是单纯地表述“张三去美国”的时间信息，非“张三”去美国的条件或原因。这样的连续事件句无从推理为事理因由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