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战争与国共关系的演变_朝鲜战争论文

朝鲜战争与国共关系的演变_朝鲜战争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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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年代发生的朝鲜战争,是自1949年以来国共关系史上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国共关系的格局及两党斗争策略都因此而发生了重大改变。在中国共产党致力于实现国共第三次合作和祖国统一的今天,研究朝鲜战争与国共关系的演变这一历史课题,对于认识国共关系和祖国统一问题的复杂性、艰巨性,促进“一国两制”的早日实现,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从1949年12月国民党败退台湾到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这一时期的国共关系实际上是人民解放战争在国情、战势、地利皆发生根本变化条件下的延续,军事斗争仍是国共关系的主题,其斗争手段主要是围绕“解放台湾”与“确保台湾”这一中心内容而展开的。

国民党退台之初,其政策的重心是确保台湾,争取生存,并在此前提下继续与中共进行军事较量,妄图反攻大陆,恢复昔日河山。为此,蒋介石设想以台湾为基地,以东南沿海岛屿为前沿,与大陆西南地区尚在垂死挣扎的残余力量相呼应,造成鼎足反攻之势。但这一美梦很快便破灭了。1950年3-4月间,人民解放军推进西南,国民党在西南的残余势力被彻底歼灭。接着,人民解放军于1950年夏又发起海南岛战役,一举解放海南岛。海南岛战役的胜利彻底揭穿了国民党所谓“空中优势”的神话,在台湾引起强烈震动。由于海南失守,国民党舟山守军不战自退,蒋介石下令将舟山群岛的军队秘密撤往台湾,以增强台湾防备。海南、舟山既失,台、澎手足皆断,台湾直接暴露于解放军的炮火之下。至此,国民党不仅“反攻”无望,而且连在台湾生存也成了问题。其当务之急只是如何确保台湾这块最后的生存之地。欲达此目的,国民党唯一依靠的还是美国援助。因此,蒋介石极力讨好美国,一再乞求美国援助。

随着国民党军队在大陆的溃败,美国对蒋介石已完全失望,开始逐渐抛弃这位不争气的反共伙伴。国民党政权退台之后,美国即决定采取“弃台”政策。当时世人皆认为蒋介石在台苟延残喘的时日,已屈指可数,“台湾前途一片漆黑,除了向神祈祷,或许会出现扭转命运的奇迹”①外,已别无他途。

中国共产党把解放台湾,彻底消灭国民党残余势力作为夺取全国胜利的既定方针。自1949年5月上海解放后,中共中央军委就着手进行解放台湾的军事部署。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先后抽调大批兵力进行攻台前的军事训练,并指定三野副司令员粟裕具体负责台湾战役的准备工作。在海南岛与舟山群岛解放之后,解放军二野和四野的15万精锐之师又在东南沿海集结,进行两栖作战训练,并修建飞机场等军事设施,积极作渡海攻台的准备。到1950年上半年,我们的海空军已经具备了一定的攻击能力。在人民解放军即将大举攻台,台湾形势岌岌可危的情况下,国民党于6月1日派密使李次白返回大陆,企图“洽商国共再次合作”。正在这时,朝鲜战争爆发,美国插手台湾事务,派第七舰队防护台湾,使国民党“不再耽心在台风季节来到前三个月的安危”,其试探求和的行动也就随之停止了。②

1950年6月25日,朝鲜内战爆发。朝鲜内战发生,美国改变其对台政策,导致了国共关系中一系列因素的变化。朝鲜战争事实上成为国共两党从战争状态走向长期隔海对峙局面的转折点。

如前所述,美国的“弃台”政策是从其切身利益的需要出发的,是在国民党自身难保,台湾解放已成定局的情况下不得不暂时采取的策略手法。但实际上,美国在二战后所推行的“全球战略”又决定了它不可能最终放弃对台湾的野心。美国政府在决定“弃台”的同时,还秘密策划“台湾中立化”的阴谋,即劝蒋同意联合国“托管”台湾方案。由于朝鲜战争已经发生,美国“托管方案”亦随之“胎死腹中”。美国决策者认为朝鲜战争是苏联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先声。从这种推测出发,美国政府重新估价了台湾的战略价值,实际上采纳了军方一些头面人物的观点,即,台湾战略地位非常重要,美国应当继续运用外交与经济手段来支持那里的非共产党政权。于是,在朝鲜战争爆发后的第三天,即6月27日,杜鲁门便发表声明,攻击中共解放台湾“将直接威胁太平洋地区的安全”及在该地区的美国部队,下令“第七舰队阻止对台湾的任何进攻”。③“6·27”声明是美国公开侵略台湾、干涉中国内政的宣言,从此进入了美国直接以武力阻挠中国统一,把台湾变成其“保护地”的时期。美国的“两个中国”政策由此发轫。

由于美国介入台湾海峡局势和武装侵略朝鲜,增加了解放台湾的艰巨性和复杂性。此时东北部的朝鲜战争对于新中国又是严重的威胁。而从当时我国的综合国力来看,正值建国之初,百废待兴,国家处于经济恢复时期,财政十分困难。现有的财力、物力条件决定了人民解放军根本不可能在东北和东南同时开辟两个战场。因此,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决定暂缓攻台计划,在确保东南部安全无虞的前提下,将军事战略的重心逐渐北移。7月初,中央军委决定正式组建东北边防军,任命正在组织准备台湾战役的粟裕为东北边防军的司令员兼政委。9月15日,美军在仁川登陆后,朝鲜战局急转直下,美国不顾中国政府的一再警告,很快将战火烧到鸭绿江。在这种严峻形势面前,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于10月上旬正式决定出兵朝鲜,同时将在东北的边防军改称中国人民志愿军。10月19日,志愿军主力入朝作战,随后原准备用于解放台湾的大批军队亦陆续开赴朝鲜。至此,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军事战略方向已由台湾转向朝鲜,“解放台湾,统一祖国”的任务被“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所取代。

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改变对台政策,由“弃台”变为重新介入台湾局势,阻止了中共解放台湾的进程;中共中央根据形势的突然变化,重新确定了战略主攻方向,而当时国内条件又决定了人民解放军无法分兵两面作战,因此中共解放台湾的进程被迫中断。由此形成了国共两党长期隔海对峙的局面。

朝鲜战争给国共关系造成了严重的影响,国共关系从此出现了错综复杂的局面。

首先,国共双方的斗争策略在外部因素的制约下先后发生重大变化。朝鲜战争中,中、美两个意识形态不同的大国之间发生了直接的武力较量。随着美国在朝鲜战场上的失败,使其认识到共产党中国的力量不可忽视,从而更加敌视中国,对新中国实行从经济到军事的全面围堵,而台湾被美国当成对中国大陆包围线上的中心环节。由于美国对中国实行的是“围堵”政策,因此它最感兴趣的是台湾的战略地位。它援蒋保台,是为了将台湾纳入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战略体系,而并非支持蒋介石反攻大陆。美国历来反对国民党对大陆的攻击而使美国卷入中国内战。但同时,为维持台湾国民党的士气和美国在西太平洋的安全地位,遏制所谓“共产主义的扩张”,美国在对国民党当局的军事行动进行严格约束的同时,又不能不允许其继续实行“反攻复国”的政策。从国民党方面来说,美援是其反攻大陆的唯一依靠,因此它尽可能的想把美国拖入国共冲突;但为了生存的需要,又不得不在行动上受制于美国。所以,一方面国民党依靠美国支持曾一度加紧了“反攻”叫嚣,利用朝鲜战事之机提出“巩固复兴基地,准备反攻大陆”的口号,不断对大陆进行武装骚扰活动。另一方面,美国的态度又决定了国民党不能将“反攻”口号真正实行下去。因此在50年代末,国民党在军事上连遭挫败,美国又明确表示不支持国民党反攻大陆后,蒋介石不得不收敛其对大陆的军事行动,并承认达成中国统一的主要途径是“为实现孙中山之三民主义,而非凭借武力”,④进而提出了“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方针,以“策进对大陆的“政治作战”。这表明了国民党“大陆政策”的重心已由军事移向政治,改取了“政治解决”的途径。

中共中央在朝鲜停战后,再次强调了解放台湾、统一祖国的问题,于1954年7月向全国人民发出了“解放台湾”的号召。但由于当时美蒋加紧勾结,造成了海峡两岸严重的对峙局面,使解放台湾面临着巨大的障碍和困难。从这一现实出发,中共中央一面继续挥师南海诸岛,驱逐盘踞在那里的国民党军队,向国际社会表明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台湾的立场和决心;另一方面,在1955年初结束对沿海岛屿的军事行动后,为缓和台湾地区紧张局势,提出了以武力统一为主,同时积极争取用和平方式解放台湾的方针,并表示“愿意同台湾当局协商和平解放台湾的具体步骤和条件”。⑤“和平解放台湾”主张的提出,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台政策的重大变化。

总之,由于朝鲜战争所带来的外部因素的制约,国共两党无论哪一方都不能以单纯的战争手段最终解决统一问题,因此,双方相继改变策略手法,两党关系从此由战争状态过渡到以军事抗衡和政治冷战为特征的对峙局面。

其次,国共关系的格局因美国分离政策的影响而发生了改变,呈现出了错综复杂的特点。以杜鲁门“6·27”声明为标志,制造“两个中国”成为朝鲜战争开始后美国对台政策的总体目标。为此,美国一面对台施以武力“保护”,一面在舆论上不断散布“台湾地位未定论”、“台湾交联合国托管”,企图使台湾由“中立化”而“国际化”,把台湾分离出去,变成所谓“独立的国家”,使其成为美国在远东地区抗衡苏联、遏制中国的一艘“不沉的航空母舰”。朝鲜停战后,美国出于对新中国的仇恨心理,在加紧构筑所谓“太平洋军事安全体系”,对新中国实行“围堵”的同时,在对台政策上则加快了制造“两个中国”的步伐。到1954年底,美国通过与国民党当局签订《共同防御条约》,终于将“两个中国”的政策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美国分裂中国的政策给国共关系的格局造成了以下重大影响:

第一,国共两党之间的斗争增加了新的复杂因素。

台湾问题本来是国共两党之间的问题,即中国的内政问题,但由于美国加紧控制台湾,蓄意制造“两个中国”,使台湾问题在某种程度上变成了中美之间的“国际争端”。中国政府为维护自己的主权、尊严和合法权益,不得不在国际社会和国际组织中同美国“两个中国”的政策作长期的斗争。在中美建交前的很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国共冲突在一定程度上被中美双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直接对抗所掩盖。中共中央在具体政策上采取了区分内政问题和国际事务不同性质的原则,强调台湾是中国领土,解放台湾是中国内政问题;美国侵占台湾,造成台湾地区紧张局势,这是中美间的国际问题。二者不能混为一谈。其政策的重心是反对美国制造两个中国,维护祖国的主权,为最终解决台湾问题创造条件。尽管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不屈服美国的干涉,坚持独立自主地制订内外政策和处理同国民党关系的方针,但由于国民党依靠美国的“保护”而有恃无恐地与大陆抗衡,美国则极力想利用国民党政权达到分裂中国的目的,这就使国共两党之间关于祖国统一问题的斗争变得更加艰巨和复杂。

第二,国共两党在反对“两个中国”问题上的认识基本趋于一致,使严重对峙时期的国共关系表现为两党共同坚持“一个中国”立场的对峙。

美国介入台湾局势和援蒋保台,是以“台湾地位未定论”和制造“两个中国”为前提的,而国民党则是把台湾当成“反攻复国”的基地,因此它反对任何企图使台湾与大陆分离的主张。这就决定了美台之间一开始就处于既合作又矛盾的状态。随着朝鲜战火的熄灭,美蒋在“中国统一”问题上的矛盾逐渐尖锐起来。虽然国民党当局迫于美国的压力,在《共同防御条约》中作了重大让步,即承诺不经美国许可不得对大陆进行军事行动,并允许条约把“中华民国”的“领土范围”只限定在台湾与澎湖;但在实际上,国民党始终把“光复大陆”作为寻求统一的目标,并对“两个中国”政策进行了坚决抵制。在1954-1955年的海峡危机期间,美国先是主张国民党从大陆沿海岛屿撤军,后又在联合国安排两岸“停火”。对此,中共方面多次加以遣责,蒋介石也连续发表谈话,抨击“两个中国”的主张荒谬绝伦。至此国共两党坚持只有“一个中国”的立场公诸于世。以后无论美国抛出何种分离方案,国共两党都会共同进行抵制,并且在行动上达成某种形式的配合,从而在客观上使得严重对峙局面中的国共关系呈现出隔绝中有联系、对抗中有默契、分离中有联合的错综复杂的特点。

第三,国共两党关系长期僵持,敌意难以化解,给祖国统一造成严重障碍。

美国的分离政策虽然受到国共两党的共同抵制,但是,从根本上来说,国民党在反共这一点上同美国有着共同的利益。美国对台湾的介入和对国民党政权的“保护”,使得走投无路、有可能与中共谈判解决问题的国民党“绝处逢生”,同时也为国民党“反共复国基地”的建设和发展提供了保障,使国民党有了与大陆抗衡的资本。国民党由于长期受美国的影响,在接受欧美价值观并纳入美国战略体系的同时,逐步确立了“依美求存”、“拒和反共”的偏安格局,使其固守所谓“三民主义”的立场和对中共的敌对意识不能改变,从而拒绝接受中共关于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任何主张。上述情况给国共关系的发展造成了严重障碍,延缓了祖国统一的进程。

综上所述,朝鲜战争不仅使国共两党由战争状态走向了长期隔海对峙的局面,延误了台湾问题的解决,而且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影响和制约了国共关系的发展和两党斗争策略的演变,造成了国共关系错综复杂的格局。尤其是美国以朝鲜战争为契机而开始推行的分裂中国的政策,至今仍是影响国共两党政策的走向、阻碍中国统一进程的重要因素。

注释:

①江南:《蒋经国传》,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84年版,第246页。

②《团结报》,1986年9月13日。

③《中美关系》(文件和资料选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234页。

④沈剑虹:《使美八年纪要》,世界知识出版社1983年版,第341页。

⑤《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0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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