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政治教育“灌输”问题的再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政治教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年来，军队广大思想政治工作者对政治教育的原则和方法进行了广泛的探讨和反思。许多同志围绕“灌输”的问题，如在新形势下要不要坚持灌输、怎样灌输等问题进行探索。这对于政治教育的改革和提高政治教育效果无疑是有益的。但也出现了某些偏差，有些同志对灌输的科学性产生了怀疑，对坚持灌输的必要性发生了动摇，有的甚至对其大加非难，认为它是一种“注入式”、“填鸭式”的教育方法，必须予以摒弃。思想认识上的偏差，必然导致行动上走入误区。针对当前对灌输问题的不同认识及由此带来的后果，对灌输进行再思考，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正确认识和贯彻这一原则，具有深远的意义。
思考之一：灌输的实质是什么
关于灌输的实质问题，近年来争论的主要观点有：其一认为，灌输是一种方法，它是党对人民群众进行革命理论教育的基本方法，思想政治教育主要就是运用灌输的方法。其二认为，灌输虽然是一种方法，但这种方法是与启发式教育方法相对立的，在运用过程中这两种方法有严格的区分，对革命理论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采用灌输的方法，而对日常生活中出现的思想问题，则应采用启发引导的方法。其三认为，灌输是一种不科学的教育方法，它违背思想政治工作规律。其四认为，灌输并不是一种具体的方法，而是政治教育的一个基本原则。以上观点，笔者认为都有其片面性，如果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侧面对灌输加以分析、理解，我们可以看出，灌输既是原则，又是方法。
从政治教育的目的和任务来看，灌输是原则。政治教育的目的“是要解决人们的立场、观点和政治信念问题”，也就是要提高人们的思想觉悟，提高人们的认识能力。要达到这个目的，最有效最根本的办法就是用共产主义的思想——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来武装人们的头脑。这是因为共产主义思想迄今为止是指导我国革命和建设最先进最科学的思想体系，掌握了这个思想体系，也就有了无产阶级科学的世界观，也就能够使教育者透过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正确认识和把握客观世界的变化规律，从而有效地改造客观世界。但是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是永远不可能在群众中自发产生的，因为它是由以马克思、列宁、毛泽东、邓小平等杰出人物为代表的领袖集团在吸收和改造全人类思想、文化一切有价值的东西基础上，在工人运动的实践中创造出来的，工人群众只能为它的产生创造必要的条件。所以要让群众掌握它，就必须做“从外面灌输进去”的工作，这正是政治教育的根本任务之一。由此可见，灌输是政治教育中一个必须遵循的原则。
相对于自我教育、寓教于乐等政治教育的方法来说，灌输又是一种方法。任何事情都是相对的，在不同的环境和不同的对象面前，可表现出不同的性质，灌输也是如此。从总体上讲，它是政治教育一个必须遵循的原则，但从微观上看，它则是政治教育的一个基本方法。而所谓方法，是指解决思想、行动等问题的门路、程序。按照这个定义，自我教育是一种方法，它是个体主动向自身提出任务，能动的、自觉地进行思想转化，从而提高思想认识的方法。寓教于乐也是一种方法，它是针对人们对业余文化生活的广泛追求，借助于文学、艺术等形象化教育手段对人进行教育，从而解决人们思想问题、提高觉悟的方法。与自我教育法、寓教于乐法相比，灌输同样是一种方法。它是运用说教的形式，从外部向受教育者传播马列主义和革命道理的方法。
不过这种方法与其它方法相比，有其显著的自身特点：一是强制性。即带有“我说你听，我打你通”的意思，这一点对于以宣传、教育群众为己任的思想政治工作来说尤其必要。对群众进行宣传教育，就要讲道理。要使群众明白道理，就要打通思想。实践表明，人的思想觉悟的提高，要经过强制阶段和自觉阶段。强制阶段即思想转变的“初级阶段”，尤其需要灌输教育，它不仅是必要的，也是科学的，它是建立在心理学、接受学等学科基础之上的一种方法。二是广泛性。灌输不仅作为一种方法独立存在，它还渗透，贯穿于其它的教育方法之中，与其它教育方法具有兼容性。事实上，运用任何单打一的教育方法，都不会收到好的效果，只有将灌输与其它教育方法结合起来，才能共同完成政治教育任务。
所以说，把灌输教育与启发式教育截然分开或对立起来是不正确的，灌输渗透于启发式教育之中，两者相辅相成，互为补充。
我党我军历来十分重视和善于运用灌输教育的方法，并取得了显著效果。早在黄埔军校时期，我党就以上政治课的形式，向学生灌输反帝反封建的思想，培养了大批的革命骨干。在北伐战争和土地革命时期，我党利用部队行军、宿营的机会，运用上课、政治讲话、贴标语、呼口号等形式，向部队和群众宣传“打倒军阀，打倒列强”、“打土豪分田地”的道理，点燃了武装斗争的星星之火。在战争时期，虽然条件极其艰苦，但仍采用各种形式利用一切机会对人们进行马列主义灌输，为打败日本侵略者，推翻蒋家王朝，解放全中国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灌输不仅是原则，更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
思考之二：新形势下强调坚持灌输原则的必要性和迫切性
灌输教育，在我军政治工作历史上，曾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这个原则是不是已经过时了呢？回答是否定的。
政治教育对象的特殊性，要求我们必须坚持灌输的原则。首先是军队成员年龄结构上的特殊性，要求我们必须坚持灌输的原则。军队是执行战斗任务的武装集团，要求具有高度灵敏的反应能力和英勇顽强的战斗能力，因而其成员年龄相对较轻，绝大多数是年轻的战士，这是一个显著的特色。由于青年官兵正处于世界观及人生观的形成期，缺乏生活经验和工作实践，对革命理论和我党我军的优良传统知之不多，因此更需要加强对他们进行革命理论的灌输教育，以帮助他们坚定政治立场，纯洁思想道德观念，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保证我军在政治上永远合格。其次部队成员素质状况的特殊性，要求我们必须坚持灌输的原则。现在有一种观点，认为青年官兵的文化水平已普遍提高，加之大众传播媒介的日益发展，毋需再进行马列主义的灌输，共产主义思想的确立可以通过官兵的自我教育来完成。这种观点显然是不对的。第一，从目前部队官兵的文化素质看，与以前相比确有明显提高，但就部队的主要成员战士来看，提高的幅度并不大。据某部调查的数字表明，初中以下文化程度的占90%以上，有些名为高中生，但实际上水分很大。第二，素质是一个综合的因素，这不仅包括文化素质，也包括政治素质和身体素质等。文化素质高，不一定政治素质就高。虽然部队官兵在入伍前就已接受了一些马列主义政治理论教育，但大多数学得比较肤浅、不系统。况且，政治理论教育和学习的过程，也是世界观的改造过程，不是一朝一夕、一劳永逸的事，而是一个“活到老、学到老”，不断提高永无止境的过程。因此，新形势下政治教育仍然必须坚持灌输原则。
社会转型环境的特殊性，要求我们必须坚持灌输的原则。军队政治教育的环境，就是影响和制约军队政治教育的各种因素。具体地说，它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指影响和制约教育主体和对象思想观念产生、变化和发展的因素；二是指影响政治教育内容和方法等方面的因素。目前我国正处于从传统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改革开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渡的社会转型期，在这新的历史时期，掌握思想教育，加强官兵的马克思主义的灌输，学好理论，高举旗帜，仍是团结全党进行伟大政治斗争的中心环节。如果这个任务不解决，党的一切政治任务是不能完成的。一方面，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西方资本主义腐朽思想文化和生活方式也会乘隙而入，并与我国历史上根深蒂固的封建主义思想残余结合在一起，侵蚀人们的思想，误导人们的行为。一些人之所以在信仰、信念上感到迷惘发生动摇，或者把一些转型期特有的现象和问题误认为是市场经济的必然产物，对社会转型的目标产生怀疑，大多是因为缺乏科学理论的武装，目光短浅，浮云遮眼所至。另一方面，体制转换中的新旧观念冲突，容易使人产生“逆反”和“走极端”的思想。人们在谈论旧体制的种种弊端过程中，“怀疑一切”的情绪在悄悄滋长，在对“假、大、空”政治说教感到厌恶的同时，轻视正确理论和政治教育的心理定势也在慢慢形成。在这种情况下，没有正确的理论指导，没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跟着感觉走”，难免误入歧途。可见，在社会转折时期，加强思想教育正面灌输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正如军委江主席所强调指出的：“越是深化改革、扩大开放，越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越要加强思想政治教育”。换言之，越是深化改革开放，越要抵制腐朽思想文化的侵蚀，越要加强革命理论的正面灌输。只有这样，才能使我军始终保持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
思考之三：如何正确运用灌输方法
灌输的原则和方法，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原则是解决要不要的问题，方法是解决怎么办的问题，方法的改进有助于原则的坚持。过去原则没有好好地坚持，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在运用灌输的方法时出现了问题。一方面影响了人们对灌输的看法，另一方面也影响了灌输的效果。在新形势下，我们必须注意灌输方法的改进，克服在方法运用过程中易走极端的现象。为此要着重处理好以下几个关系：
（一）主体与客体的关系。政治教育主客体的关系，即教育者与被教育者的关系。与人和自然的主客体关系不同的是它的双方均是人。在教育过程中，教育者对受教育者而言，是施教的主体，具有能动性、诱导性，但他的能动性要受对象（客体）的认识能力、理解水平和学习进程的制约。反过来，作为受教育者，把教育者作为认识对象，又表现出极大的主体能动性，他要感知、想象、体验和理解，他要调动自己全部心理机能去学习思考。因此，作为教育者和受教育者，都不是单纯的主体和单纯的客体，他们作为客体时，也不象物那样任其主体改变和留下实践的痕迹，而是主体化的客体和客体化的主体。弄清政治教育主客体关系问题，对于我们正确运用灌输的方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之所以灌输方法曾一度引起人们的反感，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没有处理好政治教育主客体的关系，只把教育者看成是能动的主体，而把受教育者则看成是被动的容器式的客体加以改变，这就使“满堂灌”等弊病丛生。这种主体对客体的单向投注，以及把人绝对主体化和客体化，将能动性和受动性截然分开，是典型的形而上学的主体论，它以受教育者主体失落为代价，是与我们强调的灌输方法的强制性有本质区别的。因为我们所说的强制性并不排斥客体提出问题、思考问题，强制性灌输，其实是一种双向的交流。今天，我们在运用灌输的方法时，要注意克服“单向投注”的毛病，建立起教育者与被教育者平等的双向交流的新模式、新概念，恢复灌输方法的本来面目。
（二）灌输与疏导的关系。疏导是政治教育的总方针。疏导中包含了灌输的思想。所谓疏，就是要广开言路，让大家敞开思想，把各自的观点和意见充分发表出来。所谓导，就是把各种不同的思想和议论引向正确、健康的轨道，也就是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教育部队，即灌输。过去，我们在运用灌输方法时，曾把灌输与疏导方针对立起来，把疏与导割裂开来，其结果不仅破坏了灌输的声誉，而且使疏导变成了疏而不导，成了放任自流。今天，我们必须纠正灌输与疏导对立的观点，在贯彻疏导方针过程中，注意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灌输，使干部战士在各种错误观点面前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保证政治上永远合格。
（三）思想性与娱乐性的关系。寓教于乐，是政治教育的一个重要方法，其显著特点就是易接受性，它对青年战士尤为适用。因此，我们在运用灌输的方法时，注重与娱乐性的方法相结合，这对于提高政治教育的效果是非常有益的。但是，这种结合必须是辩证的结合，是以教为目的的结合。要克服片面强调娱乐性、生动性，而忽视政治教育的原则性、目的性等有乐无教的现象。比如一搞政治教育，总喜欢大谈如何搞“篮球比赛”、“唱歌跳舞”，使政治教育庸俗化，起不到教育人、激励人的作用。要避免把讲大道理和娱乐性对立起来，认为讲大道理会冲淡娱乐性，娱乐中讲灌输是“扫兴”、“倒胃口”。正确处理思想性与娱乐性的关系，我们必须弄清寓教于乐的真正含义，明确“乐”不是政治教育的目的，它仅仅是达到政治教育目的的一种手段，“教”（即灌输）才是我们的最终目的。教与乐并不矛盾，乐中有教，教中有乐，在乐的过程中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灌输于青年头脑。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引导战士的思想朝健康的方向发展。
（四）灌输教育与自我教育的关系。弄清和正确处理好灌输教育与自我教育的关系，是我们做好灌输工作的关键。二者的关系是：第一，灌输教育是自我教育的前提和必要条件，没有灌输，自我教育便不能发生和进行。第二，自我教育是灌输得以实现的基础和途径，没有自我教育的过程，教育目的则难以实现，因为灌输的内容必须通过被教育者的自我教育才能真正被认识、接受和内化。灌输教育与自我教育相辅相成，互相促进，正确的灌输有助于自我教育能力的提高；反过来，教育对象会更主动地接受灌输，两者的最终目的是一致的。我们既不能夸大和贬低灌输教育的作用，也不能视自我教育为“万能教育”或“无能教育”，任何片面强调一方弱化另一方的做法，都是不科学的。其结果，一方面使政治教育的内容不能内化，不能真正为受教育者所掌握；另一方面也使自我教育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我们必须注意处理好灌输教育和自我教育的关系，注重两者的有机结合。
总之，在思想政治工作面临新形势、新任务、新问题的今天，灌输的原则和方法并没有过时，关键在于我们要准确地领会和理解灌输的含义，并使之正确地运用于我们的工作实践。笔者相信，随着国家和军队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随着军队政治教育的不断加强和改进，灌输的原则和方法会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和完善，在政治教育过程中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