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东欧转型研究中待深入探讨的六个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东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5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4937(2013)05-0134-07
二战结束以后，在苏联帮助下，东欧八国(东德、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南斯拉夫、阿尔及利亚、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1989-1990年，上述国家社会主义制度终结，进入波澜壮阔的大转型时期。中东欧国家的转型是全方位的，涉及政治民主化、经济市场化以及对外关系欧洲化诸方面，其转型的深度、广度和速度在人类社会史上实属罕见(按：“东欧”是冷战时期的概念，在历史及地理上属于“中欧”；冷战结束以后，在政治学上被称为“中东欧”。下文统称为“中东欧”)。
二十多年来，中东欧国家已在各领域完成阶段性转型，多党议会民主制框架和市场经济体系已经建立并运行，“回归欧洲”的目标也在努力践行中，转型表现出趋同性。但是，当前中东欧各国家经济发展水平不一，只有部分国家加入欧盟、北约，转型亦表现出多样性和差异性；同时，由于转型战略及政策选择不同，中东欧国家转型衍生出了新的问题。如今，中东欧处在一个在各种极端中寻求初步平衡的时期，国内学者有一个共识——转型的使命尚未终结。
二十多年来，国内学者对中东欧转型进行了诸多探讨，总体性研究主要体现为阶段性回顾、总结、思考[1]：回顾中东欧剧变与转型原因，总结转型的特点、变化趋势、经验教训，思考转型中出现的问题及对发展趋势进行前瞻等等[2]。除发表大量论文以外，还出版了研究专著[3]。更可喜的是，近年还问世了几部资深专家凝聚毕生心血，对波兰、南斯拉夫、保加利亚等中东欧国家历史与转型进行综合研究的通史性力作[4]。但是，也存在局限性：由于研究队伍在掌握资料、语言方面有局限，更多的是用英语进行宏观研究，运用对象国解密历史档案、多领域文献资料进行的个案实证研究不够；由于学者大多单独运作，研究成果往往仅涉及经济、政治、民族、社会等单个领域，或者单一国家的问题，系统、全面梳理中东欧国家转型历史与现实各个领域发展的成果尚不够丰富；由于诸多条件的限制，鲜有国际合作研究。此外，由于国情不同，以及是否处于转型漩涡中感受迥异，中国学者与中东欧学者在诸多重要问题上研究视角和观点亦有诸多不同。鉴于此，我认为至少有以下六个问题有待于中外学者进行更深入的探讨。
一、中东欧国家剧变的原因是什么？
对于中东欧国家剧变原因问题，西方学者出于这一进程是共产主义终结的逻辑认识，很少研究。中国学者进行了较充分的研究，认为斯大林把苏联模式强加于中东欧各国以及对东欧各国的控制和干涉是中东欧剧变的历史根源[5]。中东欧学者大体认同这一观点，例如捷克科学院当代史研究所所长图马(Oldrich Tuma)强调，二战结束时捷克斯洛伐克人民信任苏联，但是1968年苏军入侵，以强力维持斯大林体制，导致人们对苏联的看法、捷苏关系彻底改变了——苏联从朋友变成了敌人[6]。但是，在苏联对中东欧国家控制程度的问题上，中东欧学者通过对大量解密历史档案的研究，提出了一些新的看法。例如，以往学界强调1956年“波匈事件”以后苏联对匈牙利政治的控制；而匈牙利国会所属的政治历史研究所近年编辑了关于卡达尔的档案文献集，该所所长弗尔德斯·乔治(Foldes Gyorgy)、研究员米克洛什·密特洛维奇(Miklos Mitrovits)根据解密档案对匈牙利诸多重大事件决策过程的研究表明，包括1956年处决纳吉在内的许多重大事件，都是匈牙利工党独立做出的，苏联对匈牙利的控制并没有像以前所说的那样大[7]。
中国与中东欧学者普遍强调生活水平下降，群众社会主义信念动摇是剧变主要原因[8]。但是，中东欧国家学者根据自身感受，格外强调放宽出国旅行政策，感受到东西方生活水平的差距效应产生的重要影响。图马分析捷克斯洛伐克剧变的原因时说：捷克斯洛伐克在1945年时，社会经济领域与其他欧洲国家，如德国、奥地利等水平相当。1948年人们因相信新政府可以带来经济的发展，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而支持共产党。但是二十年之后，当第一次放松了出国旅行的限制，人们能够去联邦德国和奥地利时，看到在同一个时期内，西方发生如此大的变化，看到本国所没有的百货商场、高速公路……着实震惊了。由于无法满足人们提高生活水平的期待，1968年以后，政权甚至失去了那些相对高层的、经济管理者等等这样一些人的支持[6]。
关于剧变的外部因素，中国学者与中东欧学者的视角和观点也不尽相同。中国学者强调，西方的和平演变战略是促使东欧剧变的重要原因[9]，匈牙利中欧大学欧盟扩展研究中心研究员迪亚克·安德拉斯(Deak Andlas)、匈牙利国立罗兰大学俄罗斯学家中心主任斯瓦克·杜拉(Szvak Gyula)、人文系东欧史教研室主任克劳乌斯·塔玛斯(Krausz Tamas)则明确地说：匈牙利是小国，戈尔巴乔夫撤军、社会主义阵营瓦解对匈牙利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如果没有这些变动，匈牙利现在可能还在实行社会主义制度[10]。
而匈牙利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研究员密特洛维奇·米克洛什(Mitrovits Miklos)、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彼特·瓦莫什(Peter Vamos)则认为，中东欧不是剧变，而是转型，这一转型的过程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已经开始：“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苏联柯西金的改革被中止，苏联同时干涉匈牙利的市场经济改革，导致匈牙利经济机制混乱，经济发展速度下降。当时由于世界石油价格下跌，苏联援助减少，匈牙利工党为了维持人们的生活水平不得不转向西欧，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借了大量外债，导致对西方资金的依赖。这一转变，使20世纪80年代匈牙利有影响力的社会阶层和领导阶层接受了这个思想：不仅要与苏联，而且要与西欧国家展开经济联系。”“匈牙利被迫转向西欧大举外债，从此开始了融入西方的进程。1989年以后的转型只是继续和加快了这一进程”[11]。
中东欧剧变是极为复杂的诸种原因导致的结果，上述各种观点无疑都有道理。但是，中东欧社会主义模式被迫苏联化、人民生活水平下降导致信仰动摇、西方和平演变、戈尔巴乔夫撤军、中东欧社会主义制度晚期对西方经济的依赖等诸种因素在中东欧剧变过程中各有何种程度的影响，需要进一步挖掘利用中东欧国家解密历史档案，对重大事件进行实证研究，进行更加客观、科学的探讨。
二、中东欧剧变、转型有几种类型？历史遗产对中东欧剧变和转型的影响怎样？
中国学者一般认为，中东欧剧变有三种类型：由于执政党领导层分裂，党被削弱以致丧失执政权，如匈牙利、南斯拉夫；执政党退让导致反对派做大夺权，这一类型首推波兰；执政党领袖思想僵化，致使群众不满、军队倒戈，丧失政权，罗马尼亚是典型案例。也有根据导火索因素划分转型类型的，如高歌研究员认为，在民族矛盾比较严重的国度，如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南斯拉夫，民族冲突成为向西方式多党议会民主制转轨的导火索[12]。
关于转型的类型，朱晓中研究员提出了两重维度(民主化、市场化，如波兰、匈牙利)、三重维度(民主化、市场化、国家性，如罗马尼亚)、四重维度(民主化、市场化、民族认同和建立国家，如南斯拉夫和捷克斯洛伐克)的分析方法[13]。项佐涛博士则从经济、文明、国际及民族主义因素的“组合效应”角度出发，把中东欧转型总结为以波兰为代表的平稳演进型和除斯洛文尼亚以外前南斯拉夫地区的冲突裂变型两种模式[14]。
中东欧国家剧变和转型为何会出现这样的差别？笔者认为：中欧国家与巴尔干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宗教、民族等方面迥异的历史遗产，对各国转型道路和转型类型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20世纪初，中欧的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等国家在政治方面已有数百年的议会民主制度传统；在经济上或已是工业国家(捷克斯洛伐克)，或是以农业为主，但已具有资本主义中等发展水平的国家(波兰、匈牙利)；在宗教上，崇尚个人价值的天主教在三国均占统治地位。正是由于这些历史因素，三国实现了政权和平更迭[15]1-6，2004年四国(包括捷克、斯洛伐克)率先加入欧盟，经济发展态势良好。而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保加利亚等巴尔干国家，19世纪中期后，多数是实行君主拥有绝对权力的君主立宪制度；资本主义发展薄弱，是农业国或落后的农业国；宗教上，南斯拉夫、罗马尼亚、保加利亚是以崇尚集体价值的东正教占统治地位。因此，巴尔干四国除保加利亚政治转型较为平稳以外，南斯拉夫在转型过程中则出现持续动乱，国家一分为五；罗马尼亚以血腥的方式实现了政权更迭；阿尔巴尼亚在1997年初因“金字塔集资案”引发了全国性的社会动荡和政治危机。马细谱研究员指出，从转型的效绩来看，巴尔干国家与中欧的差距在逐渐拉大，呈现出北快南慢、北好南差的现象[16]。
但是，历史遗产真的能够对中东欧国家剧变和转型产生如此关键的制约吗？要回答这个问题还有待于对历史遗产如何影响剧变和转型进行更为深入的分析。
三、如何评价欧盟对中东欧转型的影响？
很多国内学者认为，欧盟促进了中东欧国家转型，规范了其转型的方向与速度。1993年6月，欧共体哥本哈根首脑会议向申请入盟的中东欧国家提出了四项入盟标准：多元化的民主国家，市场经济，赞同欧盟的经济、货币和政治联盟的目标，承担欧盟成员国的义务；这四项入盟标准明确了中东欧国家的转型方向。自1997年起，欧盟每年对中东欧国家的转型进程进行评估，督促它们对弱项限时整改，这在相当大程度上又决定了中东欧国家的转型速度。
但是，近几年新入盟的中东欧国家中欧洲怀疑主义的出现，促使学界开始重新思考和评价欧盟对中东欧国家转型的影响。所谓欧洲怀疑主义，即在思想和社会情绪上对欧盟不满、对欧盟制定的转型标准产生质疑，实践中对欧盟制定的转型标准在一定程度上的漠视或摈弃。这主要表现在：
第一，欧盟中东欧新成员国中认同欧洲怀疑主义或带有欧洲怀疑主义倾向的政党的力量和影响明显增强，它们在欧洲议会选举和本国议会选举中都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其中，匈牙利青年民主主义者联盟—匈牙利公民联盟和捷克公民民主党现在还在执政。
第二，欧盟中东欧新成员国的执政党出台了一些有违西方民主制度的措施，其中以匈牙利为典型。匈牙利持欧洲怀疑主义立场的青民盟上台后，利用在议会的多数，强制进行违背民主原则的修宪。2011年4月25日，匈牙利总统施米特签署了名为《基本法》的新宪法，新宪法于2012年1月1日起正式生效。青民盟政府以自己的价值观改造宪法，至少在三个方面违背了民主原则：(1)新宪法中特别强调基督教的价值观，将其作为匈牙利历史和文明的基础，这对那些并非认同基督教价值观的族群是不公平的；(2)新宪法扩大了政府和总理的权力，损害了以三权分立为原则的民主制度的基础；(3)新宪法在制定程序上不民主，新宪法文本的草拟没有反对党的参与，完全由执政党青民盟独立完成。此外，青民盟还通过了有违民主原则的新闻法，在许多大学、研究机构中撤换了批评青民盟的领导，不允许媒体发表抨击青民盟的言论[7]。
第三，欧盟中东欧新成员国的民众对欧盟确定的转型标准产生怀疑，对未来发展方向感到迷茫。匈牙利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所长阿提拉·波克(Attila Pók)告诉我们，2008年匈牙利对1500人进行了社会调查，问题是“你是否认为议会制民主的效率不如集权制度？”“结果90%的人同意集权制度更有效率。这个调查使人们得出结论，人们愿意为获得稳定付出取消政治多元化的代价。因此，近年自由主义的影响很低了。现在，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在反思，我们错在哪里了？他们认为，自己对匈牙利转型以后出现的问题，对老百姓现在的不满有责任，他们甚至质疑追求多元化的1956年的传统”[17]。
缘何出现欧洲怀疑主义？高歌研究员认为，欧盟中东欧新成员国入盟以后，欧盟制约的减少使这些国家有了表达对欧盟不同态度的空间，对政府在入盟谈判中让步过多、没有很好地维护本国利益的社会不满情绪上升，以及入盟后与欧盟分享主权的需要让刚刚摆脱苏联控制、获得完整国家主权的中东欧新成员国产生反感，是欧洲怀疑主义应运而起的原因，且在精英、政党乃至整个社会中蔓延(参考本刊同期高歌文章)。
我认为，欧洲怀疑主义应运而起，如果从历史角度看，似乎存在更深层次的原因。20世纪初至二战以前以及20世纪末，中东欧国家在民主政治基础不充分的条件下实行多党制，以致均产生了政府频繁更迭或政府不稳固的现象。20世纪初至二战前，中东欧国家经济相对落后(特别是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南斯拉夫三国，工业产值不足GDP的30%)，没有经过启蒙运动，没有强大的资产阶级及其政党，不具备西欧资本主义国家政治多元化的社会基础——发达的经济和文化，以及相对完善的政治制度和法律；因此，中东欧国家的多党制是不成熟的(二战以前，波兰、捷克斯洛伐克是资产阶级共和国，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是君主立宪制国家)。所以，这些国家政府频繁更迭，从1918年至1941年，南斯拉夫便更换了39届政府，最短命的政府只存在了一周；从1918年至1944年，保加利亚更换了27届政府；波兰从1918年国家重建到1939年，也改组了27届政府[15]180。
1989年以后，中东欧国家虽然在瞬间涌现多党(1989年底，匈牙利的政党和组织已达50多个；1990年6月，捷克斯洛伐克已有23个政党和组织；1990年12月，南斯拉夫共有248个政党注册；同期，罗马尼亚有83个新党登记注册，后高达180多个；1991年9月，保加利亚的政党和组织已逾80个；同期，波兰已有200多个政党)[18]，一步走向多党议会制，但是众多政党却不可能一夜间成熟，于是再次出现政府频繁更迭：近二十年间，保加利亚更换了14届政府、7届议会[19]；在其他中东欧国家，议会选举和总统选举均要举行至少两轮，赢者通常仅以微弱优势胜出，且很少有政府连续执政或总统获得连任。
政府频繁更迭或政府不稳固的后果便是经济政策缺乏连续性，致使经济发展受累。相比之下，二战胜利以后中东欧各国共产党掌权，建立起中央集权制度，稳定了政局，提高了决策效率，确保了国家政策的连续性。因此，20世纪50～70年代中东欧一度经济发展迅速(例如，保加利亚GNP增长了7倍，捷克斯洛伐克工业产值增长了7倍)。比较两种政治体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是否能够说明政治上适度(仅仅是适度)集中权力，更符合中东欧国家经济和民主发展的现实基础？(问题出在，中东欧国家后来需要对高度集中的政治和经济体制进行改革的时候，遭到苏联的阻挠，以致经济发展停滞、人民生活水平下降，最终导致剧变。)这样看来，匈牙利青民盟政府在一定程度上向集权回归是否说明，不十分成熟的民主基础在拽回过快的民主脚步？
换言之，由欧盟规制和调控尽管促进了中东欧转型，但是，多个国家按照一种制度模式批量化转型，是否引发了制度水土不服，消化不良？这些问题值得追溯历史，跟踪现实变化，进行更深入和多方面的探讨。
四、中东欧转型是否已经完成？
中国学者普遍认为，中东欧国家的转型是全方位的体制变革，目前已在各领域完成的仅是阶段性的，且因转型而新衍生出的问题不容忽视，所以转型尚未结束。
关于经济转型，孔田平研究员认为：中东欧经济转型的任务并未终结，“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使得中东欧国家对经济增长模式作适应性调整显得更加必要”。朱晓中研究员也认为：中东欧国家转型虽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成就，但“金融危机迫使其必须寻找新的经济增长模式以适应新的国际经济环境。从这个角度看，经济转轨仍有漫长的路要走”[14]。
关于政治转型，中国学者普遍认为，尽管中东欧国家均实行了以民主化为目标的政治转型，但各国仍然需要探索符合本国国情的民主制度。比如，胡振良教授认为：“政治转轨研究的价值在于充分认识民主的普遍性与特殊性，中东欧国家的民主化并不等于简单的西化，需要结合国情而不能简单地移植。”季正矩研究员也说：“为了民主而民主是根本行不通的。一方面要看推行民主后对老百姓是否有利，另一方面社会利益的多元化要求民主表现形式的多元化。民主是一个‘自然的历史过程’，慢不得也急不得，中东欧国家的政治民主化进程不能违背这个规律。”[14]
但中东欧国家与西方学者存在着不同的观点和研究视角。例如，保加利亚第一任总统热柳·热列夫(Zhelyu-Zhelev)说：加入欧盟可以视为从共产主义向民主和市场经济的过渡已经完成，尽管经济方面还有很多需要改进的地方[20]。但美国学者詹姆斯·马克(James Mark)认为，由于前共产党派系在中东欧国家的经济部门中仍有较强的影响，中东欧的转型尚未完成[21]。匈牙利经济学家拉什罗·乔鲍(La Shiluo Csaba)则指出：如何衡量转型是否已经完成？首先需要讨论转型完成的标准[22]。
可以这样说，中国学者认为应将完成转型基本任务与完成转型相区分，并重视从实践层面考察，将是否充分考量到本国国情、人民利益，在应对挑战中是否做出了有效调整等作为转型是否完成的标准。但乔鲍的观点无疑也有其道理。那么，是否应该用统一的标准判断中东欧国家的转型？这个标准应包括哪些内容？的确需要更深入的讨论。
五、激进改革与渐进改革孰优孰劣？
从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原来实行高度集中计划经济体制的许多国家采取了不同的方式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苏联及波兰等中东欧国家在政治剧变的背景下，采取了激进式转轨方式，其核心内容是实行宏观经济紧缩政策，一次性全面放开物价，在经济各个领域快速实行自由化、私有化，力图在短时间内完成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但是中国则走上了渐进改革的道路：坚持在共产党领导下，以国有经济为主，非公有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渐进向市场经济转轨。
然而，激进式转轨没有达到预定的目标。1992-1998年，俄罗斯经济GDP下降50%，而且带来了政治、社会动荡等严重问题。而实行渐进改革的中国在二十年相对稳定的环境下保持了持续的高增长率：1979～1997年，GDP年均增长9.8%，1997年GDP达74772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是1978年的5.92倍。在中东欧国家，改革道路与绩效也不尽相同：波兰是走激进道路的典型，工业生产在1990年、1991年两年间下降了38%，并且出现了高达2000%的恶性通货膨胀，使得激进改革备受抨击；而匈牙利则走上了渐进改革道路，由于经济增长势头良好，成为改革的明星。
两种转轨道路引发的转轨效果的巨大差异，吸引了一大批学者的研究目光。其中引起较大争论的话题是，激进改革与渐进改革孰优孰劣？针对这一问题，国际学术界以斯蒂格利茨(E.Stigliz)、默西米兰(McMillan)、诺顿(B.Naughton)、劳福顿(Barry Naughton)、钱颖一、许成钢等为代表，国内经济学家以茅于轼、林毅夫等为代表，支持渐进改革；而以萨克斯(J.Sachs)、布鲁诺(M.Bruno)、胡永泰(T.Woo)、科尔内(J.Kernei)等为代表则支持激进改革。由于中、俄改革显而易见的效果差异，在这场争论中支持渐进改革的一派曾占绝对优势[23]。
但是20、21世纪之交以来，两种转轨道路的效果出现新的变化。1999年下半年以来，俄罗斯经济形势出现转机，2000年经济增长居世界第一，GDP增幅达8.3%。与此同时，中国经济改革进入攻坚中期阶段，渐进改革所积累的矛盾日趋凸显。在中东欧，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昔日备受抨击的激进改革典型波兰经济逆势增长，成为“中欧之虎”：2009年在整个欧洲经济下滑的大局面下，波兰经济一枝独秀，成为欧盟地区GDP唯一正增长的国家，增幅达1.7%；2009年波兰名义GDP总值为4270亿美元，排名欧盟第6位，其人均GDP为11 288美元，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GDP为18 072美元。而根据世界经合组织分析家们观察的结果，波兰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GDP在1992～2002年的十年中增长了216%。波兰经济为什么能够逆势而上？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负责人的说法，这一成绩完全归功于其得当的经济政策[24]。而采用渐进改革方式的往日改革明星匈牙利自2006年以来危机不断，陷入严重的经济困境，2008年第二季度国家和企业的外债达到了899亿欧元，约相当于GDP的93.8%，不得不接受国际组织的救助。在转型竞赛中的这一形势逆转，似乎颠覆了以往关于渐进改革优于激进改革的结论[24]。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支持激进改革的萨克斯等人又活跃起来，并且提出“宪政转轨论”，试图从根本上论证激进改革优于渐进改革，并极力主张中国应当重新选择改革道路。在经济学界，关于激进改革与渐进改革的争议持续发酵[23]。
那么，激进改革与渐进改革道路孰优孰劣？原来实行高度集中计划经济体制的国家向市场经济转轨走哪种道路更优？真的要“宪政转轨”吗？这些问题需要根据两种转轨道路不断发展变化的实践，进行更深入和科学的探讨。
六、如何评价中东欧二十年来的转型？未来的发展趋势怎样？
中东欧国家在普遍经历了亚诺什·科尔内(Janos Kornai)所称的“转型性衰退”之后，从2000年至2008年，走上了持续的经济增长之路；从实际GDP看，到2007年中东欧国家已经超过了1989年的水平。部分中东欧国家加入欧盟后，经济增速加快，大大高于欧盟平均水平。如今在中东欧，主要的经济决策是由成千上万的企业自主做出的，长期被压抑的企业家精神已经复苏。
但是，中东欧国家面临的问题依然多多。在经济方面，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中东欧国家经济遭受严重冲击，基尼系数在0.27～0.37之间，高出转轨之前1/3以上；2007年，几乎在各国都出现了占总人口比率10%～19%的接受补助脱困后又返贫的人口。在政治方面，欧洲怀疑主义盛行；人们普遍对政治不感兴趣：在加入欧盟的波兰、匈牙利、捷克、罗马尼亚等国，对议会和政党的信任度都低于20%；多党制并未解决腐败问题：对于大多数中东欧国家左翼政党来说，腐败已成为其执政地位的巨大威胁。在社会方面，存在人口数量下降、老龄化，预期寿命小于西欧国家的问题；昔日积极、创新是模范人物的标准被完全颠覆，随着知识精英处于弱势甚至消失，年轻一代对接受教育不再有兴趣，文盲数量增加。
综观中东欧国家转型，积极方面与消极后果如影相随，并不尽如人意。这似乎又回到原来的问题：为什么剧变，转型？会回到昨天吗？明天向何处去？中东欧的民意调查和中国学者研究的结果似乎都肯定了一点——尽管转型毁誉参半，但是中东欧国家大多数民众无意回到过去。但即便如此，中东欧国家今后的发展路径也并非那么明朗。
孔田平研究员认为，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对中东欧国家的“改革疲乏症”敲响了警钟，迫使中东欧国家“对改革进行改革”[25]；马细谱研究员指出，在全球一体化和欧洲一体化的潮流中，尤其是在欧盟的规范和引导作用下，尽管中东欧国家在转型中必会表现出一定的趋同性，但是由于历史遗产、起步条件、民族构成、外部环境等因素的差异，各国的发展也必定存在相当的差异[16]；朱晓中研究员认为，无论是中东欧国家还是欧盟均已不能回到过去，但是欧洲一体化需要新的范式[26]；孔寒冰教授则指出，从长远的视角看，即便欧盟能将中东欧所有国家都吸纳进去，但由于民族分布的“马赛克现象”及其消极衍生物，欧盟形式可以维持，但很难永存[27]。无疑，关于中东欧转型的得失与未来的发展趋势值得人们长久思考和深入的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