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农村发展的几点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几点思考论文,农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作为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农村的发展一直是政府及所有国际发展组织的重要议 题与工作重点。长期以来，我国除了国家投入巨大的人、财、物等资源外，还吸引了大量的 国际援助用于农村发展工作。农村发展的重要手段是发展项目，因此大量的国家投入与国际 援助主要是通过各种各样的国内与国际发展项目来完成的。但项目的实施效果如何，是否达 到了预期的发展目标？大量的事实表明，不少这样的国内与国际发展项目的结果并不令人满 意。某一重要国际发展机构曾承认其在以往开展的发展项目中70%是失败的。诸多农村发展 项目的经验和教训使我们不得不对过去的发展实践进行反思。
二、对过去农村发展实践的反思
（一）对农民的了解 要正确理解农村发展就必须正确理解农村与发展这两个概念的内涵， 而对农村的理解则必然包括对农业、农民及农村社区的理解。对于农村社区发展来说，其主 体是谁呢？显然发展的主体不应该是行政官员，也不应该是那些技术人员，而应该是社区的 成员——农民，包括妇女和儿童。对农民的正确理解和认识一直是农村社区发展的关键切入 点。既然发展的主体是农民，那么对发展的选择（发展项目确定及实施）就应该完全针对农民 所面临的实际问题，能恰当地利用其潜力，满足其发展期望及需求。而传统农村发展实践往 往是专家、官员想象出农民的问题有哪些，再为他们确定出项目，即在发展方案的确定中农 民是被动的。这样做的结果往往是所开展的项目根本不是农民所期望的。为什么会出现这样 的结果呢？其原因就是我们没有真正了解农民。像我国农村社会学家晏阳初所总结的对农民 的认识“愚、穷、弱、私”是十分片面的。那么到底应该如何理解农民呢？农民在社会中占 有很重要的位置，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中国历来都把农业、农民、农村问题放在很重要的 位置来看待和处理。农民从事很重要的行业——农业，包括种植业、养殖业、林业、加工业 等方面。农业的稳定和高产也是社会其他行业稳定发展的前提和基础。以上这些方面也许是 大家所容易认识到的。但除此之外，还应该从更多方面来认识和了解农民。农民有自己所认 识的问题，即农民眼里的问题。经常有很多官员及技术人员认为他们很了解农民面临着什么 问题，因此在一般的县、乡汇报总结材料中，也都会有从领导和技术人员角度出发总结出来 的农民所面临的问题。其实农民对其生产生活环境有他们自己独到的认识，他们的认识及对 问题的总结可能与官员们或技术人员所总结出的问题相差甚远。因此我们应该了解农民眼里 的问题都有哪些。除此之外，还应该了解农民自己的兴趣和期望，而不能从局外人的角度去 人为地想象。农民在发展中有很大的潜力必须得以认同，而不能认为农民只是被动的发展对 象。农民有自己的知识及对事物的理解。农民长期生活在极其复杂（有时十分艰苦）的环境中 ，为了生存及发展，他们拥有相当丰富的技能及对事物的判断和生存发展战略，即被发展领 域称为“乡土知识”。农民的乡土知识应该得以充分认识，而在实践中往往被外部人员所忽 略。有些时候，农民的乡土知识比所谓外来的“先进的科技知识”在发展中的贡献更为有效 、更有可持续性。农民的思想和行为与他们的社区环境及自身因素密切相关，在发展中应加 以研究。在社区发展中，农民对发展及技术路线的选择不一定符合专家的“科学理性”，但 他们面临复杂的社会经济及自然文化环境，他们的选择是有其理由的。因此我们不能只因为 他们的选择不具“科学理性”，就不去研究和分析其选择的理由。事实上只有深入研究这些 选择的理由，才能更深入地体会到农民的真实世界。在社区中，农民（农户）不是相互独立的 ，他们有一整套在生产、生活、经济、社会等方面自我组织的方法和机制，对农民自我组织 的分析研究会对农民在社区发展中自助组织的发展及社区治理提供有益的建议。农民是农村 社区发展的动力，也就是说任何发展的源动力都来自社区的内部，来自社区的主体——农民 ，外部的支持只能起到帮助或辅助作用。最后在理解农民时还不能脱离贫困。贫困在很大程 度上是与农民联系在一起的，特别是在很多资源严重匮乏的边远山区（很多是少数民族居住 区），农民的贫困是相当严重的。
（二）农村发展中的科学技术 在社会发展中科学技术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许多高新技术 如遗传育种、转基因技术、信息技术等等对于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及综合国力的提高是相当 重要的。然而，我们都知道农村社区不同于实验室、试验站，它是一个相对独立的自然、社 会、经济及文化单元，其主体是农村人口——农民，其主要产业之一——农业也十分有别于 工业、商业等部门的发展。面对这样的农村社区，科学技术是不是会如同专家学者所设想的 那样被农民采用，进而达到发展农村的预期呢？围绕这一问题，我们发现有这样的一个现实 ，即中国农业（广义上的农业，包括林业、畜牧业等）科技成果的转化率仅为30%-40%。而发 达的欧美国家则达到70%-80%，这就是说有相当部分的农业科学技术成果没有被农民接受和 采用，或者说是被农民所拒绝了。进一步分析，我们认为在农村科学技术推广过程中，主要 有三大角色，即研究机构（研究所、大学）中的研究者，推广机构（国家、省、地/市、县及乡 级推广机构）中的推广员，及技术的终级用户——农民。这三大角色之间存在两大断层：首 先是研究者与推广员之间的断层，即许多研究成果到不了推广员那里去；其次是推广员与农 民之间的断层，即推广员的技术到不了农民那里去。上面的这种事实和现象最终会导致科技 推广中的三个主要角色之间的相互指责。如研究者认为这是推广体系不健全、推广人员的素 质问题，同时研究者与推广人员还都认为农民不接受科技成果那是农民自身的问题，因为农 民“素质低、愚昧、落后、保守、僵化……”，而农民则认为研究者和推广人员根本就不了 解他们，也不了解十分复杂的农村社会、经济及文化环境。若想深入分析我国农业科技推广 中的深层次问题，我们不能只停留在上面所描述的结果上，即所谓的三个角色之间的相互指 责。我们认为推广员的技术到不了农民那里去，应该反思技术本身及推广方法，而研究者的 研究成果到不了推广员那里去，则应该反思研究成果本身及研究方法。
首先来看一看技术的来源，即研究机构的研究成果。每年我国众多科研机构的研究课题并 不是从农民的需要出发而确定出来的，相反多数都是研究者自我确定的，或更多的是尽可能 地从课题审批机构或某些决策者的意图和兴趣点出发而确定的。而农民所需要的是能解决他 们生产和生活中实际问题的农业科学技术。这必然就会产生脱节。另外是关于研究方法，国 际上传统的农业研究是在实验室中(Laboratory Research)进行的，不难想象出这种研究与 实际生产生活相距甚远。后来农业研究转为试验站研究(Research Station)，即在研究机构 建立的试验站里进行农业科学技术的研究。近代国际农业研究的方向则趋于农户/农场研究( On-farm Research)，即在农户的农田（场）里开展。而最新的农业研究思想是农民参与的技 术研究和技术开发，即研究机构的研究者与农民一起在农田（场）里进行农业技术的研究和开 发，其主要特点是农民参与研究和技术开发，因此更贴近农民的现实生活，且更加能够反应 农民的实际需求。再看一看我国的农业技术研究，其主要的形式还是前两种，即实验室研究 和试验站研究。这里想说明一下，并不是说所有的研究都不能放在实验室和试验站，相反很 多基础研究必须放在实验室和试验站。我们这里所讨论的是那些期望被农民采用的实用技术 研究。试验站里的情况与农民农田里的情况相差很多，因为试验站里有研究者预先设计好的 严格的操作规程，并有水、肥、药等方面的及时保障，而农户的农田不可能如同试验站那样 具有相当严格的操作规程，也不可能有水、肥、药等方面的保障，或者说即使有保障，也可 能不象研究者设计的那样及时，因此试验站里的有些研究成果到农民手里便会产生偏差。现 在很多的研究者及推广人员仍坚持“研究及推广试验示范应由研究者进行或新技术应由推广 人员试验示范好了以后再由农民采用，这种研究及试验示范不能在农户的农田里进行，因为 农民不能及时施肥、浇水，又不能严格地遵守操作规程”，这种思想也许应该转变了。
在发展和技术的选择过程中，农民经常处于十分被动的位置。如我国很多省、市、县每年 的发展和推广项目一般都是由政府和技术部门确定的，其依据不完全是农民的需要，即便有 时如此，那也是从计划部门和技术部门的角度出发，认为是农民需要的发展和推广项目。而 若深入农民当中进行调查，也许农民的需求会与所确定的发展和技术推广项目十分不同，或 者说农民最需要的也许不是所确定的发展和推广项目内容。在这种情况下农民只是被动地或 者说是不自愿地采用某技术或生产发展方案，这样失败的先例很多很多。如南方某县的三任 县委书记对当地的林业发展有三种不同的思路，第一任是要发展防护林来保持水土及当地农 业生产环境；第二任是要发展用材林，因此把很多防护林砍掉发展速生丰产林；第三任则是 要发展经济林，因此又把很多用材林砍掉来种猕猴桃、板栗等经济林。这样在不长的时 期内，农民被动地采用了三种生产发展方案，当然由此带来的对技术的选择也会是十分不同 的。在发展和技术推广过程中，技术本身的领域分割，即单学科思维也给农民采用技术、确 定发展方案带来了困难。因为单学科思维的专家和技术人员不能面对农村社区复杂的多方面 的环境条件，而只是狭隘地从本学科出发提出单方面的发展和技术路线，结果是既不适合农 民所处的生产生活环境，也不利于农民进行社区的综合开发和发展。如在云南某山区进行发 展规划时，曾聘请三批专家进行考察规划，结果第一批农业专家认为应该修建梯田种作物； 第二批林业专家认为应该退耕还林，栽植用材林和经济林；而第三批畜牧专家则认为应种草 发展养羊、养牛。不难看出这三批专家都从单学科的思路去认识和研究农村发展和技术选择 ，而且从单学科本身也许是很科学的。但农民所面对的环境不允许只从单一学科思维出发来 确定技术和发展路线。农民实际的操作也是一种多学科综合和交叉学科的体现，如当地的农 民不单在山上种树，还在适当地块种庄稼，也有的发展少量的养殖业。因此，在社区发展里 ，应由 单学科思维向多学科、交叉学科甚至超学科(Super Disciplinary)思维转变。
至今仍然有很多人，特别是技术人员坚持传统的“技术统治论”(Technocratic)，即技术 能够解决一切发展问题，而不去了解农村社区的复杂性，也不去了解农民。如很多地方热衷 于请知名的专家教授到乡村讲课，甚至有“越知名教授越好，讲得越深越好”的趋势，而讲 课的专家教授缺乏对当地社区及农民的基本了解。这样就会产生这样的结果，即讲完课后， 专家学者得出“这里的农民素质差、保守、僵化，他们不采用新技术”的结论。而广大农民 有的想出去打工挣钱，有的认为地少没办法采用所传授的技术，有的认为没钱买种子、买肥 料，有的则认为税费太高而不值得采用某些技术。如陕北农民对果树发展缺乏积极性，因为 当地农林特产税的收取不是根据生产出产品的价值，而是按人头或按土地面积分配的。有的 连成本都收不上来，当然他们就不会去采用什么先进技术发展林果生产。在这种对当地社区 、当地农民缺乏了解的基础上的发展决策和技术推广培训，其结果只能是像某些农民所发出 的感叹那样：“他（专家）根本不了解我们！”因此对传统的技术统治论应加以反思，不能认 为专家学者、科学技术就是万能的。
（三）非技术因素的作用 传统的发展只是一味地强调和考虑技术因素，而忽略了社区内众 多的非技术因素，或者认为技术和非技术因素是相互独立的。其实这两者之间是相互作用的 ，而且有时非技术因素起到的作用也许会更大一些。在云南高寒山区，当地玉米产量只有每 亩100公斤，外部的农业专家经过短暂的考察认为当地应该采用杂交玉米种并施用化肥，这 样玉米产量至少可以达到每亩300公斤。这种技术推荐在科学上也许没有任何问题，但当地 农民并没有采用这项具有科学理性的技术推荐，因为他们根本没有钱去买化肥。不难想象若 采用杂交种而不施化肥，其产量会大大低于当地的传统品种。因此在发展选择过程中不能只 考 虑技术因素，还应该深入分析当地的社会、经济及文化因素。应该看到，传统的任何发展项 目一般都只会开展技术可行性研究。而现今的很多国际发展项目，在开展技术可行性研究的 同时还要开展社会经济可行性研究，其目的就是要充分分析和研究在发展中技术与非技术因 素之间的相互关系及相互作用。
另外，传统的发展缺乏性别敏感性。记得德国前总统说过，若把一笔资金交给一个家庭中 的男性，他很可能第二天就去买一辆摩托车，而若把这笔资金交给家庭中的妇女，她会把它 用在下一代的教育上。在我国开展的众多小额信贷发展项目中，若信贷员去问农村家庭中的 男性农民是否需要贷款时，他们一般都会说：“要，越多越好。”若问妇女，她们一般都会 犹豫一段时间，然后告诉要还是不要，或者要多少。其原因是女性农民首先考虑到的是用这 笔贷款做什么，将来怎么还，相反男性农民则没有考虑那么多。而项目的结果是，女性农民 的还贷率约100%，男性农民的还贷率只有50%左右。这些例子充分说明了在发展中男女群体 的认识和决策差异。在社区发展的技术推广和培训中，一般活动只针对男性农民，比如很多 农村技术培训一般都是男性农民参加，然后男性农民再把所学知识和技术信息传给家庭中的 女性农民。这种做法，首先在男性农民把技术信息传到女性农民那里时会损失40%以上，另 外通过农村性别调查及性别分析发现男女存在十分明确的劳动及决策分工，有很多生产劳动 是由女性承担的，因此对女性承担的生产劳动的相关培训由男性农民首先参加，然后再传给 女性农民显然是不合适的。因此，农村社区发展和技术推广不能缺乏性别敏感性。在开展任 何农村发展项目时，都应进行社区的性别分析和性别规划，以实现具有性别敏感的社区发展 ，要特别强调在发展过程中女性农民的参与。
（四）与农民的交流、推广和社区发展工作方法 推广在中国一直被理解为把技术推广给农 民并达到广泛采用的目的。这是典型的技术推广思维，即推广员必须首先掌握所有的实用技 术，然后由他们推广给农民。事实上推广员要掌握所有应该推广给农民的实用技术，不但增 加了推广员的难度（要掌握所有该推广的实用技术、而且需要及时更新），而且也是难以实现 的。但大多数的决策人员及技术人员，包括研究人员都持有这种思想。因此我们常会听到如 “推广人员应及时更新技术知识”的提法。欧美国家20年前就创建了推广学科，但从90年代 起已不再使用“推广”(Extension)一词作为学科名，而改为“沟通与创新”(Communicat ion and Innovation Studies)。中国90年代初最先从中国农业大学开始建立了推广学科， 至今仍在使用“推广”为其学科名称。欧美国家这种学科名称的改变正是反应了“推广”内 涵的改变。“沟通与创新”指的是“与农民交流和沟通的理论与方法以及农民采用技术的过 程”。这里所指的创新不是什么技术发明与创造，而是农民认识技术、选择技术，并在技术 采用过程中对技术进行应用、调试及改造的过程。对比推广的传统理解和现代内涵，可以看 出“主动与被动”、“推广和服务”的区别和特点。如同对推广的现代理解一样，本来农民 对技术的获取就是一个主动的过程，即农民根据自己的生产、生活需要来主动寻找技术并采 用技术，即动力来自农民。在这种情况下政府推广体系应该只是一种服务，即根据农民的需 要提供咨询服务。例如英国的推广体系由原来的NAAS（National Agricultural Advisory Se rvice，国家农业咨询服务系统）到现在的ADAS（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and Advisory S er vice，农业发展及咨询服务系统），始终强调的是以用户—农民为导向的咨询服务意识，而 且这里的服务不只包括技术本身，还包括市场信息、营销、农户/农场生产设计、财务管理 等等方面的内容。与此相反，我国的推广体系则是由政府及技术人员为主导，把农民对技术 的获取设计成一个被动的技术接受的过程，而且其范围只涉及技术本身。
由于中国对推广理解是一种以技术为导向的、以技术人员为主体的技术推广，因此其推广 方法是一种单向的自上而下(Top-down)的过程，对技术的选择和决策是一种由上往下的层层 下达的过程，缺少基层农民的参与，缺乏基层技术应用的反馈。而欧美国家的推广是把农民 作为推广的主体，故其采用的是一种自下而上(Bottom-up)的工作思想和推广方法，在这种 情况下对技术的选择和决策是通过广大农民的充分参与而共同做出的，因此它是以农民用户 为导向的，具有双向性。再来看一看推广组织，虽然在中国的推广体系中有龙头企业、媒体 等作为补充，但主导推广体系仍然是由政府运行的，由国家到省、地（市）、县、乡或有时到 村的各级技术推广机构。它是一种正规的政府组织，决策者和技术人员是这一体系及组织中 的 核心和主体，还谈不上有农民的参与。而在一些欧美国家，农民在国家的主体推广组织体系 中起到很重要的作用。如荷兰的国家农民组织(National Farmers'Organization,NFO)做了 大量的技术推广工作。在英国的ADAS体系中农民联合会(National Farmers'Union,NFU)也发 挥着相当重要的作用。
综上所述，发展和推广工作需要从根本上改变传统的思路，特别是在充分认识到农民是发 展主体的基础上，应把过去的“为”(for)农民工作的思维转变成“和”(with)农民一起工 作的实践。
（五）社区的异质性 社区是具有一定自然、社会、经济及文化特征的独立的社会单元，它 不同于实验室及试验站，而且所有的社区一般都具有异质(Heterogeneous)的特征，即社区 是千差万别的。这种千差万别的特点不仅表现在其社会、经济及文化的区别，还表现在其主 体—农民的思想、认识、传统、习俗等的迥异，同时还包括其自然条件（立地条件、土壤肥 力、降雨、温度、光照、基础设施如灌溉条件等方面）的变化差异。在这种情况下，社区发 展的选择当然应该是根据千差万别的社区特性来选择相适应的方案(Community Specific)。 而传统的做法，特别是有些决策者及技术人员所崇尚的所谓“统一规划、统一设计、统一实 施”的思路是与这种对社区千差万别的特性的认同相悖的。这种“统一规划、统一设计、统 一 实施”的工作思想和方法曾在实践中带来了严重的负面结果。例如在陕北，农民有句俗话， 即“听不见黄河水，就不能种红枣”，意思是只有沿黄河两岸的乡村才可以种红枣。而有些 县盲目决策在全县较大范围内动员农民发展红枣生产，结果必然是有些乡村的农民连成本都 收不回来。央视焦点访谈节目曾报道的南方某镇强迫全镇农民种烤烟，而有些农民认为种玉 米更有保障，结果镇政府强行铲除不种烤烟农民地里的作物幼苗，这正是这种传统工作思路 的典型例证。
传统思路认为农村发展就只是指经济的发展和增长，其实农村社区发展范围很广，包括很 多方面，如社会、文化、人力、治理、技术、环境等等。因此应该用全面的、综合的思路来 指导农村社区发展，包括扶贫。任何单一的思路是肯定行不通的。我们常遇到的“科技兴农 ”、“科技扶贫”、“政策扶贫”、“信息扶贫”等等，作为某一方面强调其作用是可以的 ，但若把其中的某一方面作为某一部门或某一地区的唯一扶贫或发展政策，那将是片面的。 比 如说技术，我们首先相信技术在发展中的巨大作用，但同时也应该认识到某一社区的发展不 一定只与技术相关，而且与技术也不一定总是正相关。因此片面地用技术方案来解决所有社 区发展及扶贫问题肯定是不行的。因为社区是千差万别的，因此应强调根据不同的社区特性 来与农民、与社区一起共同选择针对某一社区的特定的发展方案。
（六）向谁学习？农民应向外部人员，特别是向科技人员学习，这是一般的思想及做法。通过 前面的分析，我们提出外部人员也应该向农民学习。这种相互学习、不断学习的机制应在农 村发展中建立起来。正如国外的诗句所说明的“每个人都是无知的，只是在不同的方面”( “Everyone is ignorant,only on different subjects”)。而在现实生活及工作实践中， 往往出现的是外部人员（官员及技术人员等）去农民那里时，总是一大批队伍，一长串车辆， 有的甚至还有警车开道，照相机、录音机及摄像机全上，这种做法是不可能做到向农民学习 的。另外，农民拥有丰富的乡土知识，应在农村发展中充分地加以应用。如山西的一位农民 摸索出一套体温催芽、豆浆及醋喷叶的黄瓜种植方法，在当地影响颇大，效果十分明显。但 在农村发展的实践中，农民的乡土知识往往被忽略或者外部人员特别是技术人员根本看不上 农民的乡土知识。例如在我国的传统林业发展中，一般都认为应由林业部的林业技术人员先 做好造林设计，包括树种选择、整地标准等等，然后由农民出劳力栽树就可以了。而在很多 农村林业调查中发现，农民具有丰富的树种选择等方面的林业知识。现实是我们林业部门设 计出的造林地过去一般都是单交林，而农民自己的造林地中，经常出现针、阔叶树种混交， 特别是包括很多乡土树种的栽植。与单交林相比，农民的混交林及包括乡土树种的林地更具 防护、防虫及可持续发展的效果。
（七）内源发展？外源发展？所有外部的信息、技术及资金方面的支持在发展领域里都称为外 部干预。外部的干预只能对社区发展起到辅助的、帮助性的作用。而要真正实现社区的可持 续发展，必须把所有的外部干预变成农民内源的发展动力，即农民要充分认识并接受外部干 预的选择，并把外部干预当成是自己的发展承诺，只有这样才能增加农民对其社区发展的拥 有感。思考一下我国的众多农村发展典型，也可以看出无一不是靠农村社区内部的动力而驱 动发展起来的。这种农民是农村社区发展中的动力，也就是说任何发展的源动力都来自社区 的内部，来自社区的主体——农民，这就是“内源发展理论”。否则在外源发展理论的影响 下，农民也许就会把社区发展项目看成是国内、或国际发展机构的事，看成是所有外来人员 （包括官员、技术人员）的事，而且这样的发展也不可能具有任何可持续性。
（八）不同群体之间的思想差异 这里想从一个基本的社会学理论来分析发展中的问题。任 何社区发展中都会有不同的角色或群体，这些群体之间是有巨大的思想差异的。例如在社区 发展里有农民、教师与社区财务主管这三个群体，他们作为不同的群体，从社会学关于不同 角色的思想差异理论来看，他们之间存在相互不同并且有少量重叠的思想世界。教师的思想 世界是学生、课堂、教学质量等等；社区财务主管的思想世界是很多的数字、农民的税收、 项目预算等等；而农民的思想世界则是农田、庄稼、孩子的教育、税收等等。显然他们之间 的思想世界相互不同，但也有一些重叠。再如在技术推广及技术采用过程中存在三个重要角 色，即研究者、推广员和农民，这三者作为不同的群体，他们之间同样存在相互不同并且有 少量重叠的思想世界。研究者大多考虑的是理论、模型、试管、试剂、实验室、试验田等； 推广员则更多考虑技术的试验、示范，物化技术产品的提供及效益等方面；而农民心里所装 的一般是自己田里的庄稼长势、家庭经济、下一代教育等等方面。这三者的思想世界十分不 同，但也有小部分重叠。若社区的外部人员，特别是行政官员和技术人员都能认识到这一点 ，就会认为这三个角色之间有巨大思想差异本来是很正常的，就不会去为农民总结问题、决 策发展，相反会主动征询农民的参与，与其共同分析问题、选择发展战略和技术。
三、建议
通过上述对农村发展实践中诸多方面的反思，可以总结出以下几方面作为当代农村社区发 展的思想基础，即专家学者不是万能的；农民不是愚昧无知的；只有农民最了解农民自己； 社区是千差万别的；不同的角色及群体之间有巨大的思想差异；社区发展具有性别敏感性， 即 男女有别；发展的过程也是相互学习、不断学习的过程。根据这些思想，我们建议广泛推 广参与式发展理论。
参与式发展起源于对传统发展模式的反思。参与式发展理论成长于对发展中国家援助的国 际发展实践。据不完全统计，二次大战后至20世纪90年代，国际多边和双边机构对发展中国 家发展援助的总额达到了3000亿美元。然而到20世纪90年代早期，南北在发展上的差距仍在 不断地拉大。那么就提出了疑问“为什么”。技术和资金本身是没有问题的，因此人们对项 目设计的哲学，对项目操作程序，对项目执行合作伙伴产生了怀疑，认为贫困人口和被领导 者能够而且应该分析他们所处的真实状况。应当促使村民分享、更新、分析其生活知识和条 件，进行计划和采取相应行动。需要所从事的发展项目公开和透明，把发展和机会赋权给目 标群体，制衡项目合作伙伴。认识到鼓励和倡导人民大众参与国家或区域的发展项目是至关 重要的。需要促进人们自主地组织起来，分担不同的责任，朝着一致的发展目标努力；发展 项目的制定者、计划者及执行者之间形成一种有效的平等的“合伙人关系”等。这些都发展 和丰富了参与式发展理论。传统发展理论认为任何发展项目能否成功，取决于一些经过高等 教育的、受过较多培训的专家，或精明能干的政府官员能否去帮助穷人。参与式发展认为， 外部的支持固然重要，但当地人在一般情况下有能力认识和解决自己的问题，发展的一个重 要过程是强化和提高当地人自我发展的能力。因此，参与式发展能促进人们自主地组织起来 ，分担不同的责任，瞄准一致的发展目标。“人民自主地参与到有关他们自己的任何发展的 过程中，是一种最基本的权利——发展权，也是一个国家从政治上进行考虑扶贫和助贫的基 本手段，农村发展战略成功与否取决于它是否从基层开始，组织人民自主地参与发展过程” （世界农业发展及土地改革大会，1979）。参与式发展的基本原则是建立“伙伴”的关系；特 定社区特定需要的原则；尊重乡土知识、群众的技术与技能和执行者主人翁地位；重视项目 的 过程，而不仅仅只看重结果。参与式发展思想的核心在于强调了发展的焦点应是人的发展， 人并不是一个被动和消极的客体，而是发展过程的主体。只有人的发展在项目过程中得到强 化，这种发展才是可持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