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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A 文献标码：E 文章编号：1000-8750(2002)01-61-03
毛泽东研究是世界范围内的重要课题。几十年来，形成了美国、英国、日本、俄罗斯等多个毛泽东研究中心。由于海外学者是从另外的角度和层次来进行毛泽东研究，因而对我们有着十分重要的参考和借鉴价值。
一、海外毛泽东研究的发展历程
海外毛泽东研究的发展历程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四个阶段：
1.海外毛泽东研究的材料准备阶段（20世纪20年代后期至50年代初期）。1927年6月，共产国际在其机关刊物俄文版《共产国际》上发表了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文。这是第一篇由中国共产党人署名的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章。到了30年代，共产国际发表了多篇毛泽东的文章。1935年，共产国际发表了《中国人民底领袖毛泽东》一文，对毛泽东的生平进行了介绍。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活动也引起了西方新闻记者的密切注意。1928年，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郎在《千百万中国人》一书中向西方介绍了中国革命。1936年6月，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进入陕北革命根据地进行实地采访。1937年，斯诺出版了《红星照耀中国》一书，在短短的几周内就发行了10万册之多。它先后被翻译成20多种文字，在世界各地一印再印。此后又有多位西方记者到达延安，写下了他们对毛泽东的直观印象。共产国际和西方记者对毛泽东的介绍为50年代毛泽东研究的形成和发展准备了材料。
2.海外毛泽东研究的起始阶段（50年代初期至60年代中期）。新中国的成立及其建设成就为毛泽东研究的启动创造了条件。西方学者在这一时期开始把毛泽东的生平及其思想作为学科进行研究，他们开始系统地翻译毛泽东的著作，如苏联出版了俄文版《毛泽东选集》，日本学者译注了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等著作。美国学者史华兹在1951年出版了《中国的共产主义和毛的崛起》一书，论述了毛泽东在中国的作用，提出了"Maoism"（毛主义）这一专有名词，该书被认为是西方学者毛泽东研究的开山之作。海外学者还在毛泽东研究的一些重大问题上展开了争论。为了推进毛泽东研究，美国学者费正清从1954年开始把研究和教育结合起来，培养从事东亚地区研究的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形成了研究梯队。史华兹、布兰特、施拉姆等研究毛泽东的专家都是费正清的学生。
3.海外毛泽东研究的高潮阶段（60年代至70年代末）。随着中苏论战和中国“文革”的爆发，引起西方学者对中国的极大关注。许多学者敬佩毛泽东的独立自主精神，形成了毛泽东研究的热潮。这一时期，毛泽东文献在海外大量出版，主要有日本学者竹内实的10卷本《毛泽东集》、美国学者施拉姆的《毛主席同人民的谈话》、德国学者马丁的《毛的未公开著作》和《毛泽东阅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笔记》等。在学术界形成了毛泽东研究的不同学派和思潮，主要有以史华兹、施拉姆为主的“自由派”、以派伊为主的“左派”、以穆特夫为主的“右派”。“文革”期间，在欧美还出现了以青年学者为主的“新左派”。学派之间围绕毛泽东同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关系展开了激烈的辩论。有关毛泽东研究的著作也大量出版。主要有施拉姆的《毛泽东》、特里尔的《中国的形象》、中西功的《中国革命与毛泽东思想》、威尔逊的《1935年的长征：中国共产主义幸存者的史诗》等。其中，施拉姆的《毛泽东》一书在10年内再版8次。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毛泽东热席卷世界。
4.海外毛泽东研究的重新评价阶段（80年代以来）。1981年，我党作出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受这个决议的影响，海外学者开始反思过去研究的表面性和片面性。改革开放后，国内出版了大量档案材料，再加上国内外学术文化交流的加强，海外学者不断修改和补充自己过去的研究，使这个阶段的毛泽东研究水平有了较大提高。海外成立了以毛泽东研究为主要内容的学术研究机构，并召开与之相关的学术研讨会，如澳大利亚、新西兰以及欧美的一些城市纷纷设立毛泽东研究中心，培养了一批这方面研究的年轻学者。英国的《中国季刊》和其它一些中国学刊物大量刊发了重新研究毛泽东的文章，并形成了对毛泽东研究的“重新评价”之争。与此同时，他们还把毛泽东思想与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思想进行比较研究，拓宽了毛泽东研究的视野。
二、海外毛泽东研究的主要学术观点。
海外毛泽东研究先后进行了四次大规模的辩论，各学派竞相阐述自己的见解，众多观点相互争峰，各领风骚。现择其要者介绍如下：
1.毛泽东是一位具有世界影响的历史人物。西方多数学者认为，毛泽东领导的中国革命不仅改变了中国历史的发展方向，而且对整个世界历史的发展也有着积极的意义。如施拉姆指出，在20世纪有影响的人物中很少有人能超过毛泽东，“毛泽东是一位世界性的人物。在我们这个世纪里，毛泽东已经比任何人更深刻地影响了人类的多数。毛是我们时代的巨人。”（注：萧延中主编《外国学者评毛泽东·序言》，中国工人出版社1998年出版。）日本学者野村浩一在《人类智能的遗产——毛泽东》一书中认为，毛泽东是一位杰出的革命家，是一位率领亿万中国人民进行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从动乱中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袖，同所有的伟大革命家一样，也是一位最善于独创的思想家。英国学者威尔逊在《毛泽东的历史地位》的序言中指出：毛泽东对人类生活所产生的巨大而深刻的影响超过了我们这个世纪的任何人；即使他死后，这种影响依然存在。应该说这些海外学者的评价很有见地，充分肯定了毛泽东的历史地位。
2.毛泽东晚年虽然犯有错误，但他的形象是正面的。西方多数学者主张应全面、客观、公允地评价毛泽东的一生。如施拉姆在《如何评价毛泽东》一文中指出：毛泽东提出过大胆的、建设性的意见，同时也毫不犹豫地否定过自己的意见；虽然他的统治付出了代价，但他的确在许多方面将中国推向了前进。再如1986年参加在意大利召开的毛泽东思想国际讨论会的学者们普遍认为：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客观条件卓越地结合起来，建立了社会主义新中国；尽管他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有过失误，但仍不愧是本世纪最伟大的人物之一。西方学者对毛泽东的评价和我们国内的评价有着相似之处，对我们颇有参考作用。
3.毛泽东思想是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西方多数学者认为，毛泽东在中国的条件下运用马克思主义，为中国革命指出了一条通向胜利的道路。如阿兰·鲍克在《毛泽东思想指南》一书中说，尽管毛泽东身上有一些属于中国古代思想的东西，但这并不能把毛泽东解释为基本上属于中国传统继承者之列，也不能得出他身上的中国人成分比马克思主义者成分多的结论。特里尔在《毛泽东》一书中概括地指出：50多年前，毛是中国的马克思，因为他分析了被外国列强瓜分了的中国诸种弊端；他成为列宁，是因为他领导中国走农村包围城市以夺取政权的造反道路；1949年以后，他又戴上了中国的斯大林这顶帽子，因为他要用泥刀和砖头建设一个社会主义新中国。西方学者的这些论述的基本上符合历史实际的。
4.毛泽东在多个方面对马克思主义作出了创造性的丰富和发展。西方多数学者承认毛泽东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如施拉姆认为，毛泽东对马克思列宁主义传统作出了三个方面的重大贡献：(1)社会主义革命和产业革命并不一样，它也包括改造人本身；(2)虽然有觉悟的和具有广阔历史眼光的领导人是必不可少的，但如果他们不愿倾听下面的呼声，这种领导人就会死气沉沉和腐化；(3)农民和工人一样值得倾听他们的呼声，而且农民有能力参加创新社会。特里尔更明确指出：毛泽东“第一次把农民置于马克思主义革命计划的中心；他把帝国主义当作他所处时代的世界政治的观念，甚至超过了列宁……他极端恼恨僵化，他用自己欣赏的观点取代了欧洲马克思主义确定了的规律，这就是：一切皆流，永远如此。”（注：特里尔：《毛泽东传》，河北人民出版社1990年出版，第526页。）应该说，西方学者的这些观点颇有深度，并具有现实意义。
三、海外毛泽东研究的主要方法。
西方学者从另外的视角来进行毛泽东研究，形成了一系列不同于国内学术界的研究方法，有些地方确有借鉴之处。
1.比较研究的方法是海外毛泽东研究应用最多的研究方法。西方学者主要从四个方面进行历史比较研究：(1)把毛泽东与马克思、列宁、斯大林之间的思想进行比较研究；(2)把毛泽东的理论和实践与中国的传统文化进行比较研究；(3)把毛泽东思想同当代西方社会主义思潮进行比较研究；(4)把毛泽东未面世的文献同建国后公开发表的毛泽东著作进行比较研究。通过这些多方面的比较研究来探讨毛泽东个人成长经历、毛泽东思想形成的内在逻辑、中国革命的特点和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贡献。在进行历史比较研究的同时，他们还进行史学之间的比较研究，如施拉姆在写作《毛泽东》一书时，广泛利用了西方、前苏联、大陆、台湾、香港等地研究毛泽东和中共党史的著作和回忆录，然后对这些史学作品进行耐心细致的比较、鉴别和考证，得出较为正确的结论。
2.材料的搜集和考证在海外毛泽东研究中得到高度重视。西方学者大多重视原始资料的搜集和考证，力求得出合乎实际的观点。如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的东亚图书馆，自1948年以来几乎购买了20世纪出版的所有中文资料，并把毛泽东的著述作为搜集的重点内容。施拉姆的《毛泽东》之所以史实准确，资料详实，就是因为施拉姆广泛利用了第一手资料，特别是毛泽东本人的著作。仅毛泽东著作方面，他除了研究我国解放后出版的《毛泽东选集》外，还参考了毛泽东在《新青年》、《湘江评论》、《向导》、《红色中国》、《中央政治通讯》、延安《解放日报》等报刊上发表的文章，各解放区出版的各种版本的毛泽东著作和流传到海外尚未在大陆发表的毛泽东在党内的一些讲话等等。施拉姆在《毛泽东》一书中对一些史实进行比较和说明的注脚就有300多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