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当代传记文学的发展轨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传记论文,轨迹论文,中国当代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7.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657(2002)05-0008-08
中国当代传记文学，是指新中国以来创作的，艺术地再现真实人物生平及个性的文学 样式。伴随着人民共和国53年的风雨鸡鸣和沧桑记忆，传记文学在承传与变异、认同与 超越、写人与造神、歌颂与批判的两难选择中，上下求索，多方参照，几度坎坷，几度 辉煌，走过了一条极不平坦的发展道路，终以多元开放的创作态势构成一个色彩斑斓的 艺术世界，融汇到汪洋恣肆的世界传记文学大潮之中。
纵观建国53年传记文学的发展轨迹，我们认为，大致可以划分为“建国17年”、“文 革10年”、“新时期13年”、“后新时期11年”以及“新世纪2年”五个段落来考察。
建国17年(1949-1966)：传记文学的初步繁荣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也为当代传记文学创作的发展开 创了无限广阔的前景。从1949年到1966年的17年间，除译传外，我国内地共出版人物传 记500余种。传记创作获得了较大发展，从而形成了一种初步繁荣的局面。
建国之初，文艺“为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已是不容置疑的方针政策，具有 悠久历史传统的传记文学对此较早地做出了积极的响应。1949年8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印行的《毛泽东的青少年时代》(萧三)，迅即在国内外产生了巨大影响，很快被译为英 、德、日、法、捷克、匈牙利等多种文字，对树立革命领袖的权威形象，起到了明显的 推动作用。从1949年到1956年，当代传记文学初具规模，革命英雄传记大行其道，引人 注目的便有：梁星的《刘胡兰小传》、吴运铎的《把一切献给党》、周而复的《白求恩 大夫》、林音频、刘树墉的《郝建秀》、叶坪的《伟大的方志敏》、苗培时的《矿工英 雄马六孩和连万禄》、丁洪、赵寰、董晓华的《真正的战士——董存瑞的故事》、高玉 宝的《高玉宝》、雷加的《海员朱宝庭》、柯蓝、赵白的《不死的王孝和》、韩希梁的 《黄继光》、以及建国后第一部集体创作的、规模宏大的传记文学《志愿军英雄传》等 。这些传记作品尽情讴歌工农兵英雄模范人物，反映了新中国蓬勃向上的时代风貌。
1956年5月2日，毛泽东同志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同年秋，中国文联机关刊物《文艺报》编辑部专门召开了“传记文学创作问题”的座 谈会，用以推动传记文学的发展。从1957年至“文革”发生前的十年间，革命回忆录这 种新兴的史传文学形式在一段时间内得到了蓬勃的发展。《星火燎原》与《红旗飘飘》 这两套大型丛书，集结了当时最有代表性的短篇回忆录。其它如陶承的《我的一家》、 缪敏的《方志敏战斗的一生》、杨植霖等的《王若飞在狱中》、黄钢的《革命母亲夏娘 娘》等一批优秀中长篇传记作品，也都传诵一时，深受欢迎。但是，这种欣欣向荣的发 展不久便遇到了挫折。1962年，康生一伙以抓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为名，诬陷长篇 传记小说《刘志丹》为“反党小说”，致使作者李建彤遭到残酷迫害，株连上万人，造 成古今稀有的大冤案，于是革命的史传文学创作便偃旗息鼓，无人问津了。
历史总是曲折地发展着。1963年，共和国一个普通士兵——雷锋的名字响彻神州大地 ，中国青年出版社以最快的速度推出《雷锋小传》(陈广生)。这本英雄传记随着毛泽东 等革命领袖为雷锋同志的题词而家喻户晓，颇具轰动效应。
在英雄传记的主潮之外，17年的传记文学还有非主流的传记值得一提，如冯至的《杜 甫传》、朱东润的《陆游传》、梅兰芳的《舞台生活四十年》、溥仪的《我的前半生》 、马可的《冼星海传》等，它们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传记文学的人物画廊。
综观建国17年的传记文学，承续了五四以来现代传记文学“新民”与启蒙的优良传统 ，其主题大多是单一、明朗的，带有明显的政治功利性和鲜明的时代特征；题材内容以 反映已经逝去的革命历史或正在进行的现实斗争为主；传主以革命先烈、当代英模居多 。不少作品在史实求真的基础上还颇有文采。这些英雄传记，发行量大，读者众多，它 配合当时的政治形势，宣扬共产主义、爱国主义、革命英雄主义、集体主义思想，凝聚 民族向心力，发挥了不可估量的积极作用。如《把一切献给党》出版不到一年，就四次 印刷，印数达200万册，至60年代中期，累计印刷1000多万册，并被译成多种外文读本 ，在国内外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这一时期的传记文学的主要缺陷是：还存在着传主 类型较为单一、题材狭窄的毛病；不少作品艺术粗糙，创作上出现了公式化、概念化、 简单化的倾向，传主形象失之片面，个性模糊，只见叙事，而不见闪动鲜活的人性的身 影；有的传记自觉不自觉地拔高、神化，甚至人为地造假失真。
“文革”10年(1966-1976)：传记文学的停滞
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 ·一六通知》。以此为标志，我国爆发了一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十 年“文革”，给我们党、国家和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传记文学创作事业也受到了严 重的摧残。在这场浩劫中，林彪、“四人帮”以文艺为篡党夺权的突破口，疯狂推行封 建法西斯文化专制主义，他们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不准以任何艺术形式表现真人真事 。“旗手”还下达了这样一道懿旨：“……就是刘胡兰，也还是不要写真人真事!”这 样一来，所有以前歌颂真名实姓的英雄传记便统统被封杀，为老一辈革命家写史作传的 作品，自然更是被打入十八层地狱。一个最明显的例子是：作家马烽1964年就完成了《 刘胡兰传》的初稿，当时，中国青年出版社曾排印了数百册样本，分送给刘胡兰烈士的 家乡云周西村党支部、文水县委会、山西省委、原晋绥边区的领导人，以及烈士生前友 好和有关单位征询意见。各级领导和熟悉刘胡兰生平的同志，在百忙中对传记进行了审 阅，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作家也据此进行了修改，之后出版社又重新付排，并已打出 了清样，但难逃夭折的厄运。[1](P405)
“文革”十年，“左”的思想泛滥到各个领域。许多传记作家横遭迫害，传记文学创 作与出版呈现一派萧条荒凉的景象，这是传记文学的停滞期。“四人帮”一方面不准他 人立传，另一方面又大搞阴谋文艺。在传记写作中，根据政治运动的需要而篡改史实， 以服务于现实斗争的情况时有发生，如为配合“四人帮”的评法批儒而出版的几本颠倒 是非、歪曲历史的人物传记小册子：《孙丘反动的一生》、《孔家店的二老板孟珂》等 ，又如“石一歌”的《鲁迅传》、《鲁迅的故事》等。
但本时期的传记写作仍出现了一种罕见的文学现象——“潜在写作”。“潜在写作是 指作家不是为了当时公开发表而进行的写作活动。”[2]到目前为止我们所能看到的在 “文革”中写作，可以称为传记文学的作品有两部，一部是剧作家陈白尘的《牛棚日记 ：1966-1972》，一部是传记文学家朱东润的《李方舟传》。这两部写于“文革”之中 的“地下书”，作者生前都未能亲见它们的出版。
从1966年9月11日被关在中国作协的“牛棚”起，陈白尘便开始写日记，且从此没有中 断。整整七个年头，每逢夜深人静之时，他便偷偷地坐起，用着只有他自己能够看懂的 符号以及各种各样的缩写，记录下那个恶梦一般的时代。1973年，陈白尘终因心脏病频 发而被“恩准”回南京治疗，在那段隐姓埋名的日子里，他重新翻出这摞日记，将那些 符号、缩写“翻译”成文且整理成篇。这些曾经冒着生命危险写下的“实录”，记载的 是那一段曾令人迷惘、令人痛心的历史，值得人们再去细细地咀嚼。
《李方舟传》“这本书的写定，是在波涛汹涌的‘文化大革命’中进行的”。[3](P10 8)朱东润夫人邹莲舫女士在“文革”中不堪折磨，以死相抗。为怀念亡妻，寄托幽思 和孤愤，朱东润采用托名的形式，“在惊涛骇浪中写成”了这部特殊的传记。迫于时势 ，书中的人名、地名都用了隐语。
新时期13年(1977-1989)：传记文学的复苏与振兴
新时期的传记文学，经历了一个相对冷寂——复苏——振兴的全过程。人们记忆犹新 ，当粉碎“四人帮”的头几年，传记文学园地还相对冷清，仅仅再版了《刘胡兰传》、 《未完成的画》、《闻一多传》等几部旧作，和《梅尧臣传》、《任弼时》、《随卫敬 爱的周副主席》、《高士其爷爷》等几部屈指可数的新传。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我 国传记文学创作逐渐走出低谷，出现了一批瞩目之作。直至80年代中期，随着纪实文学 潮的到来，传记文学创作呈现一派兴盛景象，不但数量多，质量也很高。以刘白羽、何 晓鲁、铁竹伟、郭晨、张俊彪、权延赤等为代表的领袖/将帅传记文学，以林非、刘再 复、肖凤、凌宇、林贤治、李辉、石楠、廖静文、赵云声、倪振良等为代表的文学家/ 艺术家传记文学，以徐铸成、叶永烈、泰栋、罗岩等为代表的恶人传记文学，共同组成 了新时期传记文学最亮丽的名人风景线。
传记文学在新时期为什么会得到蓬勃发展?究其实，是思想解放运动和改革开放的旷世 伟业，为中国有良知、有志气和有才能的传记作家提供了创造优秀精神产品的丰厚土壤 和用武之地，他们得以冲破思想的牢笼和创作的禁区，才创作出了一大批无愧于时代的 优秀之作。
新时期传记文学的第一个热点是领袖/将帅传记文学。由于诸多原因，过去我们较难读 到由中国人自己撰写的描写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领袖的传记， 这种现象，在新时期已不复存在。老作家刘白羽的《大海——记朱德同志》，以饱蘸激 情的笔触写出朱德上下求索，由农民到旧军官到共产主义者的升华，清晰地描绘出朱德 革命思想发展的轨迹。苏叔阳《大地的儿子——周恩来的故事》，以较大的篇幅描绘了 周恩来少小立志、胸怀天下的故事，给“振兴中华”的青少年留下深刻的印象。权延赤 《走下神坛的毛泽东》等传记，则成功地完成了领袖由“神”向“人”的还原。作品鲜 明突出的特色，“就是一反过去政治化或泛政治化、单从社会变革或党性阶级性角度写 人的叙事模式，首先把领袖还原为一个具体的人，当作一个活生生的生命个体来塑造； 着重表现他们日常生活中的精神情感世界，从人的基点上透视，寻找内在的审美价值。 ”[4]
将帅传记在读者中引起强烈反响的，首推军队女作家铁竹伟写陈毅在“文化大革命” 中的断代传记文学《霜重色愈浓》。作品真实、准确、形象地再现了“文革”的历史， 讴歌了陈毅元帅在极其严峻的考验面前，光明磊落，刚正不阿，直言敢谏的无产阶级革 命家的崇高品格。这部作品与另一位军队女作家何晓鲁的《元帅外交家》，以及她俩合 写的《一个人和一个城市》一起，组成“陈毅文学传记”三部曲。接下来，点点以自己 父亲罗瑞卿大将为传主，向人们坦诚率真地再现了那《非凡的年代》。此外，写其它老 一辈革命家的传记作品，产生较大影响的还有郭晨的《巾帼列传》、张俊彪的《血与火 》、王朝柱的《李大钊》、柯岩的《永恒的魅力——一个诗人眼中的宋庆龄》、王观泉 的《一个人和一个时代——瞿秋白传》等。这些作品不仅使老一辈革命家的彪炳业绩德 厚流光，也为传记文学增添了新的色彩。
新时期传记文学的另一个热点是文学家/艺术家传记文学。过去无人敢为“臭老九”立 传，而在新时期，一批杰出的文学家、艺术家也堂而皇之地登上了传记文学的舞台，真 正是“人类的群星闪耀”!以文学家为例，就有林非、刘再复的《鲁迅传》、肖凤的《 萧红传》、《庐隐传》和《冰心传》，田本相的《曹禺传》、凌宇的《沈从文传》、林 贤治的《人间鲁迅》(第一部、第二部)、桑逢康的《感伤的行旅——郁达夫传》、柯兴 的《风流才女——石评梅传》、李辉的《胡风集团冤案始末》等。以艺术家为例，就有 廖静文的《徐悲鸿一生》、石楠的《张玉良传》、倪振良的《赵丹传》、赵云声、冼济 华的《话剧皇帝——金山传》、郑理、佳周的《李苦禅传》、纪宇的《青铜与白石—— 雕塑大师刘开渠传》等。
在回顾历史的时候，我们还欣喜地发现，新时期还开始大量涌现了建国17年所从未有 过的传记文学新品种——恶人传。这类反派人物的荣辱兴衰，往往折射出时代和社会变 幻的风云。老报人徐铸成的《杜月笙正传》(1981)首开先例，生动形象地描绘出了流氓 大亨杜月笙“这一个”的独特个性，继而他又用《哈同外传》(1982)为一个外籍“闻人 ”立传。这两本为反派人物立的传记，使人们有理由相信，在不久出现的传记文学作品 中，将会看到更丰富的、不同类型的人物形象。
人们的愿望没有落空。1985年，《魂断武岭——蒋介石在大陆的最后日子》(泰栋、罗 岩)面世，作家将镜头直接对准了独夫民贼蒋介石，揭示了他几十年来与人民为敌，逆 历史潮流而动的悲剧性结局。1988-1989年，叶永烈以《“四人帮”兴衰》——《蓝苹 外传》、《张春桥浮沉史》、《姚氏父子》、《王洪文兴衰录》等四部长篇，揭示“文 革”秘史，大大拓展了传记文学的题材领域。
新时期13年的传记文学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具体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1、打破了 几十年来我们自己手造和心造的各种框框和思想牢笼，许多禁区已经突破，在题材方面 有了新的拓展，传主类型日益丰富，结束了建国17年英雄传记一统天下的尴尬局面。我 们的传记文学，不仅写了无产阶级革命家、文学家、艺术家，而且还写了科学家(如吴 崇其、邓加荣的《林巧稚》)、学者(如杨建业《马寅初传》)，甚至还写了蒋介石、“ 四人帮”等一些反面角色。2、传记创作不仅注重了真实性，而且文学性也有了很大的 加强。开始注意对人性的发掘。注意从兄弟文学、艺术中借鉴吸取许多表现手法，如小 说的细节刻画、心理描写，散文的抒情联想，诗歌的意境创造，电影的剪辑手法等等。 多种手法的引进，增强了传记文学的文学性。3、传记创作蔚为大观，无论在数量质量 上还是社会效果方面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境况。这一时期，据说出版了各类长篇人物传 记3000余种，被后来人们誉为“传记艺苑常青树”的三大传记刊物——《人物》(1980) 、《传记文学》(1984)、《名人传记》(1985)也相继创刊，发表了大量的中短篇人物传 记。4、传记文学的理论研究开始提上议事日程。如《人物》杂志在1981——1982年展 开了“关于传记作品的写作问题”的讨论，《传记文学》开辟了“传记创作研究”栏目 ，中国青年出版社、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等相继召开传记文学研讨 会、座谈会等。
这一时期的传记文学也存在着一些问题，概而言之，则是“四多四少”：“即宣传革 命家、军事家、文学家多，宣传科学家、教育家、企业家少；介绍大人物多，介绍小人 物少；介绍外国古代近代人物多，介绍我国当代人物少；介绍盖棺论定者多，介绍活着 的人少，许多青年崇拜的同龄杰出人物更少。”[5]
后新时期11年(1990-2000)：传记文学的崛起与嬗变
20世纪90年代，随着“大众传媒的崛起，消费浪潮的出现，‘冷战’后世界格局的转 换带来的新的全球化进程使中国文化进入了一个‘后新时期’。”[6]转轨换型的市场 经济社会里，名人无疑是人们顶礼膜拜的对象，名人传记自然也成为非虚构文学中最受 欢迎的体裁。连不写传记文学的作家陈建功也感慨系之：“我以为我们的诗歌和小说创 作的确面临着一些还待解决的严峻问题；而相比之下，作为跨越于史学与文学之间的文 体，传记文学则正充分显示着它的文体上的优势，拥有越来越多的读者，的确呈现出比 其它文学品种更为生气勃勃的前景。”[7]这就是：传记文学的崛起与嬗变。
后新时期的传记文学热点不断，高潮迭起，真正呈现出千帆竞发、百舸争流的多元化 艺术格局。可以说，任何一种类型的传主包括革命家、政治家、外交家、军事家、文学 家、艺术家、学者、企业家、科学家、英雄、恶人、明星乃至平民都有人写，一个作家 写作多部传记，一个传主拥有多种传记的现象屡见不鲜，这里只能择其要者谈谈。
领袖/将帅传记文学仍然是这一时期的“领衔主演”。毛泽东、周恩来的传记多得不可 胜数。继新时期将领袖由“神”还原成“人”后，这一时期不断走向深化。或选取传主 的早年或晚年的政治生涯，再现一代伟人为寻求真理锲而不舍，为实现理想奋进不息的 生命轨迹，如《早年周恩来》(庞瑞垠)、《周恩来的最后十年》(张佐良)；或截取传主 政治生涯的某一中段聚焦，再现传主所经历的时间激变的风雨云烟，如《开国领袖毛泽 东》(王朝柱)、《渴望真话——刘少奇在1961》(张步真)；或叙写领袖的日常私生活， 以文学——人学的目光，透视传主包括爱情、婚姻、家庭在内的多元生态，如《李敏· 贺子珍与毛泽东》(王行娟)、《朱德和康克清》(纪学)；或把目光投向领袖的文化心理 结构，从开阔遥远的文化视角来剖析领袖作为诗人、作为文化人一生的心路历程，如《 文人毛泽东》(陈晋)、《诗人毛泽东》(刘汉民)。特别是由领袖的子女所写的一批传记 作品的出版，更使领袖传记文学出现了一个新的高潮，代表作有毛毛所写轰动海内外的 《我的父亲邓小平》(上卷)及续篇《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辽宁人民出版 社的《父辈丛书》等。后新时期将帅传记佳作引起读者的共鸣与兴趣的，先后有尹家民 的《风流大将军》(陈赓传)、董保存的《谭震林外传》、陈廷一的《许世友传奇》和东 方鹤的《张爱萍传》等。描写其它革命家的传记中，金凤的《邓颖超传》、忽培元的《 群山——马文瑞与西北革命》颇为感人。另外，当代国际政坛风云人物也大量进入我国 作家的视野，粗略统计，这方面的传记近百种之多。
企业家或实业家传记是这一时期传记文学的重要收获。经过改革开放十来年的思想和 精神准备，我们不再忌讳有人扣“为资产阶级树碑立传”的“左”的帽子。不少思想敏 锐的作家迅速调整视角，为人们重新认识现代资本家、重新认识现代资本主义写下了新 的篇章。于是，《中国大资本家传》、《中国红色资本家丛书》、《十大富豪传奇》、 《世界华人精英传略》等丛书应运而生；桑逢康的《荣氏家族》、王慧章的《王光英传 》与夏萍的《李嘉诚传》、《曾宪梓传》结伴而至。这些传记以真实准确的史料为依据 ，运用文学手法，通俗、生动地描绘了民国、港、澳、台、海外华人有代表性的工商巨 子、富豪大亨的创业历程、生财之道、人生百态，使很多读者受到了鼓舞和启发，也给 很多人带来了新的梦想。此外，内地当代企业家《贝兆汉传》、《中国女杰刘志华》、 《国药冯》、《农民企业家》等同样成为人们模仿的对象。
与商界成功人士同时保持高频率“出镜”率的是一拨科学家的联袂亮相。几年前寥若 晨星的科学家传，伴随着“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和“科教兴国”的战略日益 深入人心，如鱼得水，得到长足的发展。作家们将目光投向因特殊时代原因而长期默默 无闻、不为人知的中国当代科学家群体，从此，这些赫赫有名却长期隐姓埋名的人物， 撩开神秘的面纱由幕后走上了前台。在描写“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传中，我们可以读 到王淦昌、邓稼先、钱三强、钱学森、王大珩、彭桓武、任新民、孙家栋、王希季、陈 芳允、杨嘉墀等人为传主的多部传记作品。90年代末的《中国国防科技科学家文学传记 丛书》与新世纪初的《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丛书相映成趣，让人们走近科学家的同时 ，充分领略了科学家迷人的风采。“863”高技术科学家也成为新的文学传主，如徐光 荣的《科技帅才蒋新松》、聂冷、庄志霞的《绿色王国的亿万富翁——杂交水稻之父袁 隆平传》。这类传记以呼唤国家意识的复苏与重构，引起国人的广泛关注。此外，描写 传统科学家的传记作品，同样受到读者青睐，如数学家王元写的数学家《华罗庚》具有 不同寻常的特殊价值。
包括文学家、艺术家、学者在内的文化名人传记长盛不衰，无疑是这一时期的佼佼者 。其艺术生命力，或许将胜过同时期的领袖/将帅传记。多年来致力于《中国现代作家 传记丛书》出版的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功不可没，这一时期陆续推出了《沙汀传》(吴 福辉)、《周作人传》(钱理群)、《丁玲传》(周良沛)、《田汉传》(董健)、《胡风传 》(梅志)、《艾青传》(程光炜)、《萧红传》(季红真)等15部，描述了这一代的知识分 子在家园剧变、时代的颠沛流离中人生的抉择、心灵的探求与时代、命运的关联。上海 文艺出版社的《世纪回眸·人物系列》，以评析知识精英作世纪回眸，大多达到对一个 世纪的整体反思，从而启迪我们有更多的理性来抉择21世纪的路该怎样走下去。其中王 晓明的《无法直面的人生·鲁迅传》最具轰动效应。这一时期较有影响的文人传记，还 有陆键东的《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蔡德贵的《季羡林传》、徐开垒的《巴金传》、 金梅的《傅雷传》、张毓茂的《萧军传》、宋益乔的《徐志摩传》、戴光中的《胡风传 》、沈卫威的《情僧苦行：吴宓传》、郑恩波的《刘绍棠传》、孙见喜的《贾平凹之谜 》等。艺术家传记涉及到的传主包括美术家、音乐家、电影表演艺术家、相声艺术家、 导演、喜剧演员、京剧泰斗、摄影大师等等。作家们力图走进历史的深处，感受艺术家 多姿多彩的人生，如《圆了彩虹——吴冠中传》(翟墨)、《人在漩涡——黄苗子与郁风 》(李辉)、《贺绿汀传》(史中兴)、《马三立别传》(刘连群)等。
明星自传的“火爆”，是后新时期特有的一种文化现象。当红明星人气极旺，包括电 视节目主持人、影视明星、歌星笑星、球星棋手等等，他们纷纷动笔讲述自己的故事， 其书频频走红市场。或真实坦率地展示自我的内心世界及成长经历，多少给人一些启迪 ，或自恋自夸，展示欲望、隐私，可谓毁誉参半。与明星自传的呼啸而来又呼啸而去有 所不同，悄然兴起的文化名人“口述自传”似有后来居上之势。继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年推出萧乾、侯波、徐肖冰、朱正、何满子等人的口述传记之后(另有华君武、贾植芳 、陈明、李锐等人的口述传记即出)，我们又看到华艺版的《我的人生——浩然口述自 传》等数种。这些传记口述个人身世，鲜活地映现时代变迁的历史，从中可以让人领略 20世纪中国的风云变幻，并欣赏到许多生动感人、鲜为人知的画面。
世纪之交的传记文学出现了一个新的亮点——平民传记。作为被“遮蔽的历史”的发 掘，平民传记诉说小人物的艰难困苦，赞颂小人物的美德懿行，同时也不回避小人物的 缺憾与丑陋，具有名人传记不可取代的认识价值和审美价值。不仅一些作家、记者深入 到生活的底层、中国的民间去寻找当代中国的生命力，为小人物树碑立传，如刘心武的 《树与林同在》、陈丹燕的《上海的红颜遗事》，而且许多普通人自己也用《我是×× 》、《我家》、《我的母亲》奏响悲喜交加的人生乐章。
后新时期的11年，传记文学不断走向成熟，进入了传记的“黄金时代”。它具有多元 、开放、众声喧哗的时代特色。伴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传记文学也与时俱进，“历经 了一个由偶像到凡人，由单一到多元，由倚重传奇色彩到关注精神内涵，在持续中发展 ，在发展中超越的转变。”[8]我们涌现了一支规模可观的传记文学作家队伍，成立了 自己的研究团体——中国传记文学学会(1992)和中外传记文学研究会(1994)。为繁荣我 国传记文学创作，促进传记文学的发展与对外交流，中国传记文学学会于1995年和2000 年先后举办过两届中国优秀传记文学作品奖的评选活动，中外传记文学研究会则每年都 举行一次研讨会。不少高校还成立了传记文学研究中心，开设传记文学课程，培养硕士 博士生。传记创作与出版出现空前繁荣的局面，与以往相比，表现了一些崭新的特点， 如向系列化、集团化发展，精品化水准有所提高，传记形式在嬗变中不断丰富，传记文 学的文体建构卓有成效，作品的数量无疑大大超过前40年的总和。传记类期刊已多达十 余种，发表的园地日益扩展，在任何一种文学报刊上，传记文学都占据着相当重要的版 面。传记业已成为小报连载及“文摘”、“周末”报刊的最佳资源。传记文学的读写热 潮，直接引发了传记文学的理论研究与批评的繁荣，涌现出了一大批传记文学研究论文 与专著(笔者将另文论述)。
但无庸讳言，对于风头正劲的传记文学来说，良莠混杂，繁荣的背后还潜藏着不少隐 忧。不可忽视的是以下四种不良倾向：一曰胡编乱造，二曰暴露隐私，三曰欺世盗名， 四曰轻率取巧。[9]或如其它论者所论述的那样，“我国的传记文学界还存在着媚俗化 、克隆化、快餐化、工具化和不真实的病症”。[10]这些弊病都是需要努力匡正的。
新世纪2年(2001-至今)：传记文学的新走向
2001年，历史已跨入21世纪。在全球经济和政治、文化发展新趋势的有力推动下，中 国当代的传记文学也在出现新走向。一是大传/全传方兴未艾，全景式、大容量再现历 史沧桑。世纪之交，“全传”、“大传”已开始出现，如陈廷一的“宋氏三姐妹全传” 和《查理·宋大传》。新世纪伊始，团结出版社便推出一套“民国人物大系”丛书，以 “大传”命名的包括《孙中山大传》、《蒋介石大传》、《张学良大传》、《宋美龄大 传》、《蒋经国大传》等，力求全面、客观、公正、形象地评述传主的一生，生动、完 整地再现这些20世纪中国极富传奇色彩的风云人物的独特风采。不以“大传”、“全传 ”命名的有《张学良世纪传奇》(口述实录)大陆版(山东友谊出版社，2002)，用百章篇 幅写百年人生，图文并茂，相得益彰。这些传记充分利用近年来海内外“解密”、公开 的各种历史档案，挖掘出许多以前人不知晓的或不便披露的历史材料，较好地表现了特 殊环境特殊人物性格的多样性与复杂性。少则50万字，多则150万字，贪“大”求“全 ”是其一大特色。如《顾准全传》、《梅兰芳全传》、《屈原全传》等，也有一些新的 发现。二是将“冷门”变为“热点”，成为某一方面的填补空白之作。如《扬州八怪传 记丛书》和《犹太名人传丛书》。
其它类型的传记文学平稳发展，产生较大社会反响的作品有：《敦煌守护神——常书 鸿》(叶文玲)、《徐志摩传》(韩石山)、《鲁迅与我七十年》(周海婴)、《舒芜口述自 传》(舒芜、许福芦)、《末代皇帝最后一次婚姻解密》(贾英华)及《中国人民解放军元 帅传记丛书》等。
21世纪的传记文学将走向何方?虽说机遇与挑战并存，希望与危险同在，但我们坚信， 一个曾经诞生过司马迁这样人类史上最辉煌的传记作家的民族，一定会用新世纪的眼光 ，科学地、历史地、哲学和人性地发掘被“遮蔽的历史”，写出更多具有生命力的史诗 式力作，再创传记文学的辉煌。
收稿日期：2002-07-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