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少数民族村寨人口流动特征及其影响因素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村寨论文,少数民族论文,中国论文,特征论文,人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8691(2006)02—0099—04
本文选取分布在全国具有代表性的28个不同少数民族村寨的调查资料进行整理分析后，根据各民族村寨的具体情况，结合相关的人口迁移流动理论，针对乡—城流动模式，主要从与村寨人口流动密切相关的经济利益、资源环境、开放程度和制度因素4个方面，将28个少数民族村寨划分为6种类型，分别对其人口流动的特征、规律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归纳与分析①。
1.推力拉力不足类型民族村寨
推力拉力不足指对潜在的迁移流动者来说，迁出地的资源状况未形成足够压力，且迁入地可获取收入水平也未形成足够吸引力，此类型主要包括达斡尔族、塔塔尔族、锡伯族、赫哲族、鄂伦春族、鄂温克族、蒙古族和裕固族的村寨。
根据表1数据，收入差与人口流动的相关系数r1=-0.717，流动距离与人口流动的相关系数r2=0.369，可以看出这一类型村寨人口的流动与收入差有较高的相关性，而与流动距离的相关性很低。从表现形式来看，村寨人口的流动性很低，很少或没有人向外流动。究其原因有：该类型的村寨大都地势平坦、交通便利、资源丰富，拥有面积广大的耕地或牧场，例如内蒙古辉苏木的乌兰宝力格鄂温克村的人均牧场达到了1100亩[1]，人均资源占有量很高。开放程度较高，与汉族交流频繁。人均年收入高，很多在3000元以上，受教育程度较高。所以，收入差太小，迁入地拉力不足，人少地多，迁出地不仅对劳动力形不成推力，反而形成强大吸引力。
与最近流出流出 人均
收入
民族 的县城
总人数
人数比例 收入 差比率
距离
蒙古25 304 680.223684
1827 -0.64204
鄂伦春 90 435 9 0.020692060 -0.45631
达斡尔 42 353 230.065156
2113 -0.41978
塔塔尔 30 832 00
2460 -0.21951
赫哲45 34145 0.001465
2807 -0.06876
鄂温克 7
303 00
3045 0.014778
锡伯29 1274830.065149
3711 0.191593
裕固80 253 8 0.028269
3734 0.196572
说明：(1)本文所有表格数据都是根据云南大学2003年民族村寨调查资料汇总、计算所得；(2)假设村寨人口流动到城市可能获得的收入平均为3000元/年；(3)收入差比率=(人均年纯收入-3000)/人均年纯收入，下表同；(4)因此类村寨资源多以牧场为主，与下列村寨耕地的计算口径不符，故未选取该指标；(5)与最近县城距离单位为公里，人数单位为人，人均收入单位为元，所有下表同。
2.推力拉力共同作用型民族村寨
推力拉力共同作用指对潜在的迁移流动者来说，迁出地的资源状况已经形成足够的生存压力，同时迁入地可获取收入水平也形成足够吸引力，此类型主要包括仫佬族、仡佬族、侗族、土家族、毛南族和羌族的村寨。(见表2)
与最近 流出 流出 人均 收入差 人均
耕地
民族 的县城 人数
人数 比例 收入
比率 耕地
面积差
距离
土家 25 312
100
0.3205
310
-8.67742
0.6-1.5
仡佬 40 862
650.0754
550
-4.45455
0.95
-0.57895
仫佬 12 401
700.1745
1000 -2 0.8-0.875
羌族 30 250
180.0721244 -1.41158
0.94
-0.59574
侗族 42 1476 116
0.0785
1300 -1.30769
0.69
-1.17391
毛南 70 298
910.3053
1500 -1 0.9-0.66667
说明：(1)假设能够对人口形成推力的最小人均耕地数为1.5亩；(2)耕地面积差=(人均耕地-1.5)/人均耕地，下表同。
根据表2数据，收入差与人口流动的相关系数r1=-0.791，流动距离与人口流动的相关系数r2=0.813，耕地面积与人口流动的相关系数r3=-0.887，可以看出这一类型村寨人口的流动与收入差以及耕地面积有较高的相关性，与流动距离的相关性也很高。原因有：这些村寨自然条件恶劣，交通不便，山地多平地少，人均有用资源占有量很少，人均不到1亩耕地。开放程度不存在与汉族的交流障碍，但受制于交通条件；收入很低，人均纯收入不到1000元/年，受教育程度很低。所以，这一类型的民族村寨人多地少，外出打工人员占劳动力总人口的比例一般在30％以上，属于典型的迁出地推力决定的村寨，同时迁入地收入的拉力作用也很大。
3.文化风俗影响类型民族村寨
文化风俗影响指迁移流动的行为受到特定民族传统文化深远影响，此类型包括东乡族、保安族、撒拉族、柯尔克孜族的村寨。
根据表3数据，收入差与人口流动的相关系数r1=-0.887，流动距离与人口流动的相关系数r2=0.478，耕地面积与人口流动的相关系数r3=-0.947，可以看出这一类型村寨人口的流动与收入差以及耕地面积有很高的相关性，与流动距离的相关性一般。原因有：这些村寨自然条件恶劣，交通不便，土地贫瘠，人均资源占有量低；他们都是从游牧民族转变为定居村寨，都信仰伊斯兰教，都有经商的民族传统，都有着“男主外、女主内”和尊重老人、重视家庭的传统。收入较低，人均纯收入低于1500元/年，受教育程度很低。所以，迁移人口很少，流动人口很多，流动人口中很大部分是外出经商的男子，女子很少外出，这是由制度因素和迁出地推力共同决定的结构。由于村寨的资源不足以维持生计，便用外出打工或经商的方式来弥补，而经商的传统使这一职业成为主流。尽管外出的人很多，但独有的宗教信仰和民族传统使外出者的根仍然深埋在家乡，很少有长期不归者。应该说，在所选取的28个民族中，同样信仰伊斯兰教的还有其它民族，比如塔塔尔族和乌兹别克族等，而且与该类型在受到推力拉力共同作用方面有很大相似性的其他村寨也很多，但在其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等制度性因素的影响下表现出来的以经商和短期外流为主的模式，却呈现出一定特点。
民与最近的 人数 流出流出 人均 收入差 人均
耕地
族县城距离人数比例 收入
比率 耕地
面积差
撒拉3
746
3180.42627
660
-3.54545
0.46
-2.26087
东乡15 264
17 0.06439
835
-2.59281
1.50
柯尔8
238
19 0.07983
1035 -1.89855
2 0.25
保安30 2174 3510.16145
1100 -1.72727
0.94
-0.59574
4.开放程度制约类型民族村寨
开放程度制约指由于地理环境因素，如高山、大河的隔绝等，和文化开放程度方面，如语言交流、宗教禁忌等原因，造成与主流群体沟通交流困难，该类型主要包括门巴族、珞巴族、塔吉克族、乌孜别克族的村寨。
根据表4数据，收入差与人口流动的相关系数r1=-0.822，流动距离与人口流动的相关系数r2=0.833，耕地面积与人口流动的相关系数r3=-0.232，可以看出这一类型村寨人口的流动与收入差有很高的相关性，与流动距离的相关性也较高，但却体现出与耕地面积非常小的相关性。原因有：大多数自然条件恶劣，位置偏僻，交通闭塞，生产资源缺乏；从制度来看，开放程度很低，特别在文化开放程度方面，很多都是族内通婚，很少人能用汉语顺畅交流，像新疆木垒的阿克喀巴克乌兹别克村，该村人口的汉语普及率仅为5％[1]。人均收入较低，受教育程度很低。这一类型的民族人口迁移和流动都几乎停滞。地理偏僻和文化封闭，特别是语言不通构成了迁移流动的主要障碍，以至于即使面临人均资源占有量很少这样巨大的迁出地推力的困境，也很难向外流动。
与最近
流出 流出人均收入差耕耕地
民族 的县城人数
人数 比例收入 比率 地面积差
距离
塔吉克 5
108437 0.03413 985 -2.04569 2.4
0.375
门巴50 172 8 0.04651 1432-1.09497 0.9
-0.66667
珞巴10 157 0 01500-11 -0.5
别克13 10894 0.00367 1948-0.54004 5.5
0.727273
5.开放程度推动类型民族村寨
开放程度推动指在地理开放程度和文化开放程度方面非常有利于与主流群体进行沟通交流，该类型村寨包括满族、畲族、黎族、土族的村寨。
根据表5数据，收入差与人口流动的相关系数r1=-0.166，流动距离与人口流动的相关系数r2=0.312，耕地面积与人口流动的相关系数r3=-0.368，可以看出这一类型村寨人口的流动与收入差、流动距离以及耕地面积的相关性都处于很低的水平。究其原因，这类民族从环境、制度和村寨人口的各项指标来看，基本都处于以上各种类型之间，特点不鲜明，要素分析中的各个指标作用力也比较平均，而他们最大的特点是汉化程度较高，与汉族村寨的情况很相似，在物质条件方面甚至比很多汉族村寨更好。尽管迁移流动现象比较频繁，大部分是以经济利益驱动为主，但经济利益获取容易，使得能对其他民族村寨人口产生拉力的收入水平及推力的耕地水平对这类民族村寨人口流动已经没有太大意义，表现出很弱的相关性。
与最近的 人数 流出
流出人均 收入差人均耕地
民族 县城距离人数
比例收入
比率 耕地面积差
满族60 1062
60
0.0565
1200 -1.5 1.9 0.210526
黎族2.5 99827
0.02705 1400 -1.14286 0.7 -1.14286
土族7
2375
58
0.02442 1576 -0.90355 3.3 0.545455
畲族10 460178 0.38696 3012 0.003984 1
-0.5
6.跨境收入拉动类型民族村寨
跨境收入拉动指由巨大的收入差引起的跨国迁移流动，此类型主要包括朝鲜族、京族的村寨。
民族 与最近的 人口数 流出
流出比例 人均年 人均
县城距离 人数 纯收入 耕地
朝鲜 5
7243600.49724
15000
3.4
京族 5
1368-- 25501+3.2
说明：(1)表中耕地栏中的“1+3.2”指1亩耕地+3.2亩渔场。
这类村寨比较特殊，他们一般自然条件很好，交通便利，资源丰富，地处边境。开放程度高，与境外的民族有着深厚的血缘亲情。人均收入很高，例如吉林烧锅村朝鲜族人均年收入高达15000元。收入中的很大部分来自境外，如广西山心村京族总收入的30％来自与越南的边贸[1]。受教育程度较高。所以跨境流动的规模很大，主要是由巨大的收入差拉力作用和较高的流动就业概率决定的，而在就业概率中，由民族文化和亲缘关系架构的“特殊流动渠道”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7.少数民族村寨人口流动特征及影响因素总结
对以上6种类型三项要素的相关系数进行汇总，并假设α=5％，计算出相关系数的显著性检验值如表7。可以看出，第1和第2种类型有着显著的线性相关关系，而第3、4、5种类型的线性相关关系不太显著。这主要是样本数量不足造成的，但这几种类型所表现出来的特征还是可以说明问题的。
类型 收入差r1 距离r2 耕地差r3 检验值
推力拉力不足类型
-0.717
0.369 — 0.707
推力拉力共同作用类型
-0.791
0.813
-0.8760.811
文化风俗影响类型
-0.887
0.478
-0.9470.950
开放程度制约类型
-0.822
0.832
-0.2320.950
开放程度推动类型
-0.166
0.312
-0.3680.950
通过定量定性的分析研究，可以对这些民族村寨人口流动的特征及影响因素总结如下：
首先，通过表7对三项相关系数的整理汇总后发现，在收入差相关系数分析方面，除了最后开放程度推动类型外，其他类型的人口流动都与收入差存在较高的相关性。而在耕地差一栏，有3种类型的人口流动与耕地差有着较高的相关性。这说明在中国少数民族村寨人口流动过程中，以经济利益驱动为主的推力和拉力仍然是最重要的影响因素。在以收入差拉力驱动的民族村寨中，以朝鲜族表现得最为突出，在几乎不存在推力的情况下，仅靠跨境打工收入的拉力，便形成了近50％的流出比例[1]，这也是所有村寨中最高的。推力主要由村寨人口增加或天灾人祸导致的耕地等自然资源减少而形成，“一方水土养不活一方百姓”，迫使大量人口背井离乡谋求生路。像第二种“推力拉力共同作用类型”和第三种“文化风俗影响类型”都属于这种情况，但流动的形式却表现出很大的差异性。第二种类型体现出比较纯粹的推力拉力决定的情况，比如湖南永顺县双凤村的土家族，人均年纯收入仅510元，人均耕地0.3亩，而且多是山地，耕作效率极其低下，迫使该村居民大批举家外流，其流动比率高达32％。当地政府为了保护土家族文化，规定对自己建盖土家族民居的村民，每户补贴5000元。即使这样仍然无法阻止人口大量外流，其中很大部分人口可能形成永久迁移。而对于同样受到推力拉力影响的第三种类型来说，同样有大量人口外流，像青海循化的撒拉族石头坡村，流出比例也高达42％[1]。但这种类型的民族村寨人口外流绝大多数是短期的、以经商为主要形式的流动，很少有长期不归家的。这是由虔诚的宗教信仰以及尊重老人、重视家庭等风俗习惯所决定的。像这种类型所表现出的就不是纯粹的推力拉力作用的结果，民族特有的文化风俗这些制度性因素对人口流动的形式起到了重要的影响作用。
在“推力—拉力”驱动的民族村寨中，特别是拉力驱动型，有一个因素必须受到高度的重视，那就是由托达罗在其对“乡—城迁移”理论中总结出来的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后能迅速寻找到工作的概率的问题。这一观点弥补了刘易斯收入差绝对决定论的缺陷，刘易斯认为城乡之间收入差达到30～50％就可能形成持续的劳动力流动。但根据托达罗的理论，如果农村劳动力流入城市后找到工作的概率很低，则收入差再大，也不会形成吸引力。因此，在“乡—城迁移”情况下，收入差指标只有和就业概率联系在一起共同进行分析，才具有现实意义。在对调查资料的分析中发现，各个不同民族村寨人口流出获得工作的概率都非常高，这主要是由于早期移民与村寨之间的亲缘、民族或同乡等关系形成的特殊流动渠道起到了关键作用。因此，在同一民族村寨人口流动过程中，在流动方向及所从事的职业往往体现出很高的相似性。表现得最为突出的是朝鲜族和京族，这两个民族利用与韩国和越南的民族亲缘关系以及便利的语言沟通，形成了其他民族无法效仿的流动渠道，获取了巨大的经济利益。海南五指山市福关黎族村有一部分外流人口在城市里专门从事架设电线的工作，就是在早期流出村民的帮助下，很多后期流出的村民借用同乡的关系纷纷进入这一职业的[1]。类似的情况在所调查的村寨中还有很多。这种流动渠道的具体作用，正如巴德汉和伍德华在对早期移民问题的研究中指出的：“早期移民产生外部性，为后期移民从低生产力的农村地区迁移到高生产力的工业部门提供了方便或收益……表现为两种不同的形式：减少迁移成本和减少寻找工作过程中的预期收入损失。”[2] (P121)马博贡杰在对非洲一些国家的乡城迁移情况进行研究后，也指出早期迁移者通过向家乡传递的信息也能对家乡的人口迁移和流动产生正向或负向的影响[3] (P201～205)。
其次，在传统迁移理论中，迁移距离是一个较为重要又有些模糊的指标。通过本文的研究发现，在乡—城迁移流动模式中，从流动路线上来说，农民在迁移流动中总是遵循先由农村向距离最近的城市流动，然后再向其他城市流动的规律。因此，城镇特别是县级以上的城市总是能通过自身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各种信息的扩散对附近村寨人口的迁移流动起到一定的影响作用。从表7中可以看出，部分村寨的人口流动与最近县城的距离r2高度相关，有的却又很小。究其原因，从第一种类型来看，村寨收入较高，与邻近的城市收入差太小，因此这一距离对其人口流动没有太大意义。从第二种类型来看，收入太低，邻近的城市就可以形成足够的收入差，因此这一距离就会与人口流动高度相关。从第三种类型来看，相关系数接近50％，说明由于收入较低，邻近的城市会对部分外流人口形成一定的吸引力，但经商的传统又使得另一部分外流人口不满足于停留在邻近城市，而是走遍大江南北以寻找获利的机会。因此出现这种相关系数不高也不低的情况。从第四种类型来看，由于文化开放程度较低，有的甚至与汉族语言沟通都非常困难，无法向更远的城市流动，邻近城市往往尚未超出其文化圈子，对邻近城市的流动成为最主要的形式，因此，相关系数较高。从第五种类型来看，文化和地域开放程度都很高，人口流动不会满足于小范围内，往往会在全国范围内追求收入来源，最近县城的距离对这种类型的人口流动基本没有意义，因此，其相关系数也是最低的。从对各种类型村寨的分析中可以看出，“与最近县城的距离”作为一个代表性指标，说明了临近的城镇对一些民族村寨的人口流动有很重要的影响作用，另外一些则刚好相反。受临近城镇影响较大的类型主要是受到开放程度、制度因素及受教育程度的制约，使得村寨人口的流动范围很小，像西北的一些少数民族村寨，其跨省的人口流动人数一般在总人数的50％以下且大部分分布在临近的省份。受到临近城镇影响较小的类型的以追逐经济利益驱动为主的村寨，无论是跨省流动人口的比例还是流动的范围都要大得多。所以，在对少数民族村寨人口流动距离问题的分析中，“与最近县城的距离”这一指标所代表的民族村寨人口流动范围受临近城镇影响所表现出来的形式及其内在因素，在实证分析中有着重要的意义。
最后，在开放程度指标中包括文化开放度和地域开放度两个指标，调查资料表明，在对人口流动的影响方面，文化开放度的重要性要远大于地域开放度。在文化开放度中，语言是一个重要指标，比如在第四类开放程度制约类型的村寨中，大部分是由于语言障碍造成人口流动几乎停滞。这种情况非常值得重视，虽然这些村寨不一定贫困，但长期与主流文化缺乏交流将对村寨的长远发展造成不利影响。
注释：
①本文所有数据来源于云南大学2003年8月组织的大型民族村寨调查活动所取得的第一手资料。本次调查包括了遍布全国的31个具有代表性的不同少数民族村寨，调查内容涉及社会、经济、人口、科技、宗教、政治、法律、风俗习惯等14个方面。本文从31个民族村寨调查资料中选取了数据比较完整的28个村寨进行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