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武初期明朝对北元军事策略新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明朝论文,初期论文,策略论文,军事论文,洪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E29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9281(2007)01-0022-06
如何看待明朝初年针对北元的军事部署和双方交兵，历史学现在具有代表性的观点是，朱元璋在洪武初期对北元用兵，不仅仅是要打败蒙古军队，甚至是有吞并蒙古草原之意。海外名著《剑桥明代中国史》是这样论述：“从外交意义上看很明显的是，朱元璋在1372年企图使自己成为整个元朝政治统治的继承人，即他既要继承游牧区，也要继承汉人聚居地区。可以这样认为，这是保护中国本部不受草原攻击的唯一办法。”① 国内方面，历史名家汤纲、南炳文所著新版的《明史》简略地提到“明朝政府为了进一步统一蒙古地区，在洪武时期，多次出兵蒙古。”② 蒙古史方面，当前最全面也是最好的《蒙古民族通史》也持类似观点：“北元的存在，也就意味着明朝统治的脆弱。洪武初太祖连年用兵，下开平，克应昌，迫使妥欢帖木尔坐不暖席，总想一鼓而下，彻底消灭这个小朝廷。”③ 果真如以上史学名家说述，朱元璋在这段时间有意统治北元吗？其实这样的结论是令人怀疑的。
朱元璋自立国之后，针对北元实际上一直持政治上招降和军事上积极防御的两手策略。他对北元的招降是寄希望于蒙古奉大明王朝为正统，通过前朝对本朝的朝贡，以和平手段达到巩固政权的目的。因此他对元朝被俘的或投奔的文臣武将极力优待，并且承认明朝之前元朝在中国的近百年异族统治的正统地位。他甚至希望能够保持北元在草原沙漠地区的有效统治，这一切的前提是向明王朝进行朝贡，确立明朝的宗主地位。当这一政治目标无法实现时，明朝对北元的用兵也只是一种战术反击，通过消灭进犯的北元军队，达到在边境地区保土安民的军事目的。即便是主动出击，也都是针对沿边一带手握兵权的北元武将，而对元宗室一直留有很大的余地，绝非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因此，在笔者看来，洪武执政初期绝无鲸吞草原蒙古的愿望和手段，以下，笔者按时间线索分述之。
先对时间跨度作个说明。所谓洪武朝初期，是指从明军北伐中原攻取元都开始，到洪武五年岭北之战失利为止。因为从北伐中原，明朝作为一个新兴独立政权，已经开始和盘踞在北方的元朝发生正面冲突。1368年(洪武元年)8月，徐达率领明军攻占元都时，“顺帝北出渔阳，旋舆大漠，整复古都，不失旧物，元亡而实未始亡耳。于时忽答一军驻云州，王保保一军驻沈儿塔，纳哈出一军驻金山，失喇罕一军驻西凉，引弓之士，不下百万众也，归附之部落，不下数千里也，资装铠仗，尚赖而用也，驼马牛羊，尚全而有也。”④ 对北元来说，虽然顺帝及其军队是在明军强大压力下退出中原，返回上都，但仍然保留了相当实力。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的北元将会对明朝继续构成强大威胁。在此期间明对元朝的政治军事策略，使后来元朝退回沙漠地区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而洪武五年岭北之战后，明军损失惨重，已无力对北元发动军事进攻，客观上已不存在吞并北元的军事企图。岭北之战“后来的15年中，明朝对北方边境的政策是在当地取守势，偶尔在长城附近搞点报复活动。甚至在1387年重现挑起大规模战斗时，也无迹象表明它要永久统治外蒙。”⑤ 这个事实还是值得肯定的。
朱元璋在北伐之初讨论行军路线用兵方式时，不以在长城之内肃清元朝为作战目的，当时已经有了放元宗室归沙漠地区的意图。到1367年(至正二十七年)，朱元璋已经有了十多年与陈友谅、张士诚等武装群雄征战的经验。当时结束战争的模式无一不是消灭武装力量，击毙或俘获首领，占领地盘，完全彻底地消灭敌对势力。但在战胜陈友谅、张士诚之后，讨论如何北伐时，朱元璋开始寻求新的解决模式。“二寇既除，兵力有余，鼓行中原，宜无不如志。或劝朕荡平群寇，始取元都，若等又欲直捣元都，兼举陇蜀，皆未合朕意。”⑥ 北伐进军即要剪除元朝的军事力量，还要颠覆元朝朝廷，对于进军线路和打击方式上，常遇春主张集中兵力直捣元都。常遇春的作战思路仍然是从前战争方式的翻版，以彻底消灭对手为最终目的，但这一冒险的主张遭到朱元璋反对。他认为元都城高池深，难于攻取，如果孤军深入遇到援兵合围，有陷入绝境的危险；坚持先夺取山东河南，控制潼关，堵住甘陕方面元军自西向东的通道；等到中原形势明朗后，使元都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然后一鼓作气而得之。攻下元都后不再继续向北，而是调转进军方向，“既克其都，鼓行而西，云中、九原，以及关、陇，可席卷而下。”⑦ 至此不难看出，朱元璋北伐灭元的战争，是以夺取和控制传统中国的农业区为最终目的。
其实，朱元璋和徐达、常遇春等军事将领也很清楚，按照这样稳健的作战方式，元主未必情愿株守孤城，呈困兽斗，极有可能北遁沙漠。翌年，明朝的北伐部队在击败了王宣、扩廓帖木儿军事力量后，占领山东河南，开始着手进攻元都。徐达对这种可能性向朱元璋进行了请示，并建议继续追击，“臣虑进师之日，元主北奔，将贻患于后，必发师追之。”⑧ 朱元璋认为，如果元主遁入沙漠，明军无需继续追赶，以固守长城边塞为要，主要是防止北元军队向南的侵扰。这说明他对战争结束后，元主北逃的后果已经有了一定的预见：这和征战陈友谅、张士诚那样取得完全的胜利，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明朝北伐的结果将是夺得元朝的统治区域，在长城沿线附近形成两个互相防范和敌对的政权。朱元璋之所以能够接受这样一个结果，是因为在他心中非常清楚，这两个政权孰轻孰重，孰在上升孰在衰败。这种自信是来自于他对天命的理解。“元起朔方，世祖始有中夏，乘气运之盛，理自当兴。彼气运既去，理固当衰。其成其败俱系于天。若纵其北归，天命厌绝。彼自澌尽不必穷兵追之。但其出塞之后，即固守疆圉，防其侵扰耳。”
因此对朱元璋来说，将元主逐回沙漠并不是放虎归山。但是在长城以南，他也没有能力或者意愿消灭掉元朝。那么在元主遁回沙漠，重新开始与明朝对峙后，朱元璋自觉有能力深入数千里，与元朝残余部队在地形不熟、作战方式不利的情况下劳师远征吗？他显然清楚这种可能性并不大。他要的是在政治上迫使北元臣降，在军事上做好防御以歼灭进犯之敌。
明军占领元都标志着元朝在中原统治的终结。之后的两年间，朱元璋改变了对北元的军事策略，变相对单纯的军事进攻为向北防御与向西进攻并举，辅之以积极的政治招降。他以收复元都发表诏书告示天下，其中有一条是针对北元皇帝的，其意即为招降，只要承认明朝统治的正统地位和合法性，明廷将会提供优渥的条件。“元主父子，远遁沙漠，其乃颜、蒯突等类，素相雠敌，必不能容。果能审识天命，衔璧来降，待以殊礼，作宾吾家。”⑨ 攻克元都后，明军确无追击北元宗室的军事意图，只是采取了一些防御性措施。“遣傅友德等分守古北诸隘口”。⑩ 徐达在攻克元都后，仍然执行原定的军事计划，沿北线进行西征，锋芒直指扩廓帖木儿等残元武装力量，“留兵三万余人，分隶燕山、大兴、永清六卫，以孙兴祖统之，守燕京。兴祖纪律严明，燕京以安。”(11)
胜利之后的明朝开始对北元进行全方位的招降。除了招降北元宗室，试图获得政治上的臣服外，还要招降拥有重兵的北元高官，巩固军事对峙中的胜势。例如针对扩廓帖木儿，朱元璋曾经进行过多次诏谕。
“自昔帝王之得天下，当大业垂成之际，尤必广示恩信。虽素相仇敌者，亦皆兼收而并用之。所以法天地之量而成混一之业也。朕自起兵淮右，收揽群雄，平定华夷，惟西北边备未修，盖以扩廓帖木儿尤守孤忠，保其余众，居于沙漠，以成边患。朕甚念之。兹用特与宽宥，必能知时达变，慨然来归。其所部将士，多我中土之人，文武智能，朕当一一用之。”(12)
在诏谕未果的情况下，则积极准备进行有针对性的军事打击。但元主在退入沙漠地区后，也调兵遣将，期望通过军事上的胜利恢复旧有疆土；很有可能在华北以北的长城沿线，甚至向两侧伸展更远的地区，与明军进行军事争夺。“元主北奔，命扩廓帖木儿复北平。因是率兵出雁门关，将由保安州经居庸关以攻北平。”(13) 因此，虽然明军在夺取元都后已经停止向北追击元主，并且在长城附近设防，但战争随时都有可能爆发。
此后的战争对于明朝来说，主要是对晋、陕等传统农业地区取攻势，扩大和巩固已有的胜利成果，对草原沙漠一线取守势，防御北元来自此方向的军事反扑。这说明在明朝立国后的最初两年，一直没有进军沙漠抑或说统一蒙古的政治企图和军事行动。实际上，此时明军主力正在长城内侧寻找北元军队进行决战，主要打击对象是扩廓帖木儿。但一开始进程并不顺利，“明兵已定元都，将军汤和等自泽州徇山西。扩廓遣将御之，战于韩店，明师大败。”(14) 但元顺帝调动扩廓帖木儿引兵出雁门，由居庸以攻北平，造成他后方根据地太原防御力量的空虚。徐达抓住这一难得机会，巧用围魏救赵之计，攻其所必救。“扩廓远出，太原必虚。北平有孙都督在，足以御之。今乘敌不备，直捣太原，使进不得战，退无所守，所谓批亢捣虚者也。彼若西还自救，此成擒耳。”(15) 这一仗不但在山西击溃了扩廓帖木儿，还乘胜直捣宁夏甘肃。明朝对传统农业区的统治基本稳固，从此，除扩廓等少数还拥兵塞上，其他元臣皆入于明。
当明军西调后取得一系列胜利，却在东线处于战略防御的地位，要不时抗击北元军队在通州、大兴、开平一带的侵扰。1369年(洪武二年)故元丞相伊苏率万骑进攻通州，因为当时明军主力正在山西作战，北平的守备也相对空虚。“曹良臣守通州，兵不满千人。伊苏将万骑营白河。良臣曰：吾兵少，不可与战，当以计走之。乃于濒河舟中，多立赤帜，互十余里。钲鼓声相闻。伊苏惊遁。良臣出精兵，逐北百余里。元兵自是不敢窥北平。”(16) 虽然明军在华北地区的防御战中以疑兵和骚扰的方式暂时得到安稳，毕竟不是长久之策；鉴于守备薄弱，为了防止北元军队复来，朱元璋只好抽调常遇春、李文忠所部返回北平，加强力量从被动防御变积极防御。“诏改遇春左副将军，居右副将军冯胜上。北取大同，下奉元路，与胜军合，西拔凤翔。会元将也速攻通州，诏遇春还备，以平章李文忠副之，帅步骑九万，发北平，径会州，败敌将江文清于锦州，败也速于全宁。进攻大兴州，分千骑为八伏。守将夜遁，尽擒之，遂拔开平。元帝北走。追奔数百里。”(17) 这种回兵反击颇见效果。但是胜利仍没有改变华北一带针对北元的防御政策，相反是加强了防御的措施和力度。“洪武元年，忠武王遇春(常)破虏于漠北。即于元之上都设开平卫守之，置驿，东则凉亭、沈河、赛峰，接于大宁古北。西则桓州，威虏、明安、隰宁，接于独石。独石者，宣德府之东北境也。”(18) 在随后的几个月中，朱元璋再次开始对故元将纳哈出、扩廓帖木儿，以及故元丞相伊苏等投书，或进行招降，或希望弭兵，其目的都是为了获得北方边境的安定，巩固已有的成果。
日本著名蒙古史专家和田清评价明初对北元的军事策略时，曾认为它是积极进攻的：“明初国势如此强盛，其经略颇为雄伟，其中关于如何控制北邻的劲敌元朝的残余势力，却是国初各代皇帝最处心积虑的。太祖、太宗(成祖)的方略是：从东、西、南三面进行包围、压制。即首先经略东方的满洲女真族地区，更进而收服东蒙古地方，在这里设置泰宁、福余、朵颜各卫，以切断敌方左翼，隔绝它同朝鲜、女真联系的通道。”(19) 但在笔者看来，洪武时期朱元璋很少有如此咄咄逼人的军事攻势；如果说一定要有的话，那么在三至五年主动对北元的两次交兵，大致可以算得上。但要论及这两次出兵是否有统一蒙古兼并沙漠的政治目的，还要详细分析。论及要实现兼并的政治意图，则必然要体现在这两次军事行动上，而实际上朱元璋发动这两次战争与兼并北元统一沙漠无关。
1370年(洪武三年)的作战，朱元璋一开始将打击对象限于扩廓帖木儿，因为他在兰州、定西一带对明朝的西北防务造成很大的威胁。“上以王保保位西北边患，命右丞相信国公徐达为征北大将军……往征沙漠。上问诸将曰：‘元主迟留塞外，王保保近以孤军犯我兰州。其志欲侥幸尺寸之利，不灭不已。卿等出师当何先？”诸将的意图是集中兵力取元主，获胜后，失国的扩廓可不战而降。但朱元璋以急缓、远近不宜，定下兵分两路：主力由徐达率领，进攻兵力强劲的扩廓帖木儿，偏师由李文忠率领，攻战斗力较弱的元宗室。“忘近而取远，失缓急之宜。吾意欲分兵为二道：一令大将军达出潼关，自安定捣定西以擒王保保；一令副将军李文忠出居庸入沙漠，以追元主，使其彼此自救，不暇应援，取之必矣。”(20)
战争进程和作战结果史书均有详细的记录，但需要解释的是朱元璋对这次获胜后的态度。北元军主力扩廓帖木儿部在定西沈儿峪遭到徐达部的沉重打击。“(徐达)大破扩廓兵。擒郯王、文济王及国公、平章以下文武僚属千八百六十余人，将士八万四千五百余人，马驼杂畜以巨万计。扩廓仅挟妻子数人奔和林。”(21) 一个月后李文忠部也在野狐岭之战中取得大捷。他在进军途中，“时元帝已崩，太子爱猷识里达腊新立。文忠谍知之，兼程趋应昌。元嗣君北走，获其嫡子买的立八剌暨后妃宫人诸王将相官属数百人，及宋、元玉玺金宝十五，玉册二，镇圭、大圭、玉带、玉斧各一，出精骑穷追至北庆州而还。道兴州，擒国公江文清等，降三万七千人。至红罗山，又降杨思祖之众万六千余人。”(22) 从歼敌和降敌的人数看，徐达要超出李文忠许多，而且徐达统兵所歼扩廓部多精兵，李文忠所歼元主部多非战人员。因出兵的目的是要消弭扩廓在西北的边患，徐达的胜利无疑是立下了汗马功劳，哪怕是在围歼对方主力过程中自己多有损失。但是在朱元璋眼里，“文忠功最！”(23)
这其中的原因可以解释为，朱元璋固然需要对北元的军事胜利，但他更看中对北元的政治获胜，借助这次军事胜利通过政治招降手段，达到臣服北元的目的。他颁发平定沙漠诏于天下，并遣使诏谕故元宗室部落臣民：如果倾心来归，他当效法古之帝王，还其旧地，从事生养，华夷无间。(24) 数月后，朱元璋遣使遗新元主爱猷识里达腊书，用非常委婉的口气介绍了明朝的优待措施。“君其上顺天道，遣使一来，公私通问，庶几安心牧养于近塞，籍我之威，号令部落，尚可为一邦之主，以奉其宗祀。”(25) 至此，朱元璋的初衷依然没有变化。
不过这次大捷，无疑增加了朱元璋、徐达等人对北元的轻敌情绪，这为洪武五年的岭北之战失败埋下了伏笔。1372年(洪武五年)初，徐达主动向朱元璋提出，要求再次打击扩廓帖木儿，得到其他重要将领的附和。朱元璋一开始并无此次征战的计划，只是诸将一再请战他才答应派兵出塞。
“徐达曰：‘今天下大定，广民已安，北虏归附者相继。惟王保保出没边境，今复遁居和林，臣愿鼓率将士以剿绝之。’上曰：‘彼朔漠一穷寇耳，终当绝灭。但今败亡之众远处绝漠，以死自卫，困兽犹斗，况穷寇乎！姑置之。’诸将曰：‘王保保狡猾狙诈，使其在，终必为寇。不如取之，永清沙漠。’”(26)
洪武五年初作战规划的提出，可以概况为三点：第一，由大将提出，以消灭扩廓的有生力量为作战目标；第二，朱元璋至此还没有计划要彻底消灭北元在沙漠地区的军政统治。所谓“永清沙漠”只是作战将领的一相情愿；第三，这是上次取得大捷后轻敌意识的流露。当议论到所需统兵人数时，徐达表示只要带十万就足够了，傲气之态跃然。“五年春正月，上御武楼，与诸将臣筹边。徐达曰：‘今天下大定，惟王保保遁居和林，出没边境，臣愿率将剿绝之。’上曰：‘卿等必欲征之，须兵几何？’达曰：‘得兵十万足矣。’上曰：‘兵须十五万，分三道以进。’”(27)
关于这次战役的过程，当时的史料遮遮掩掩，但后来的史家已有详细描述，这里不再赘言，仅以《明史》中的简略内容作管中窥豹式的了解。《徐达传》：“五年复大发兵征括廓。达以征虏大将军出中道，擢副将军李文忠出东道，征西将军冯胜出西道，各将五万骑出塞。达遣都督蓝玉击败扩廓于土剌河。扩廓与贺宗哲合兵力拒，达战不利，死者数万人。帝以达功达，弗问也。”(28)《扩廓帖木尔传》：“逾年，太祖复遣大将军徐达、左副将军李文忠、征西将军冯胜将十五万众，分道出塞取扩廓。大将军至岭北，与扩廓遇，大败，死者数万人。刘基尝言与太祖曰：‘扩廓未可轻也。’至是帝思其言，谓晋王曰：‘吾用兵未尝败北。今诸将自请深入，败于和林，轻信无谋，致多杀士卒，不可不戒。’扩廓复攻雁门，命诸将严为之备，自是明军希出塞矣。”(29)
针对扩廓帖木儿的岭北之战原本不是朱元璋所极力主张的，更不会深入沙漠去打击元宗室；但既然遭到了严重失败，他除了懊悔之外，还要在战略方针上进行大的变动。“按此和林之偏师也，我军鲜利，高皇盖数悔之”。(30) 所谓后悔的补救措施，在当时条件下也只能“敛兵守塞”，(31) 他长期以来对用和平手段降服北元藉以希望，最多只是凭借武力进行威慑，希望其对明朝朝贡，但现在只能从对历史的缅怀中感慨。“胡人为中国患自古有之。以汉高祖之威，总三十万众犹困于白登。文景守成，因置而不较。虽数被侵扰，但逐之而已。及至武帝，以雄才大略，欲雪白登之耻，发兵致讨，威服边陲，凡五出塞而后匈奴始服。虽疲劳中国而匈奴自此弱而不振，其功亦岂少哉！”(32)
最后，再回来看《剑桥中国明代史》对岭北之战重要性的评价。它从军事和外交两个角度给予了解释，引文如下：
“1372年虽然不是明代历史上最有戏剧性的转折的一年，但是确切地说，它标志着王朝建立时期军事阶段的结束。在北方边境上尤其如此。在1372年的战败以前，朱元璋似乎要进而征服整个元帝国，其中包括长城以北的大草原和沙漠地带。1372年以后，明王朝对内蒙古主要是在其变化不大的边境取守势，而以新整修的长城为依托。中国人的优势火器技术使得明朝永远地利刃在手——至少在防守方面是这样——来对付还在拘守13世纪骑兵战术的蒙古军队。在长城的北面，边境防御体系还辅之以境外的戍卫部队和外交活动：这两者都是为了防止蒙古人结成敌对的联盟。”(33)
明朝是否是依托长城和优势火器技术频繁击败蒙古军队，对此尚可争议，但作者显然认为朱元璋将征服之地要扩大到长城之北的草原和沙漠，实在是错估了形势。在笔者看来，一些中外史学家之所以在这个问题上误下结论，一是没有用史料进行严格分析和证明，而是在通史类的著作中草率结论；二是没有求证朱元璋征战中，政治目的和军事手段间的差别，三是在军事手段中，没能看出防御反击和积极防御与战略进攻之间的差别。这些问题正是笔者想要解决的。
注释：
①〔美〕牟复礼/〔英〕崔瑞德编：《剑桥明代中国史》第113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
②汤纲/南炳文著：《明史》(上)第67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③曹永年撰写：《蒙古民族通史》(第三卷)第10页，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④〔清〕谷应泰撰：《明史级事本末》第149页，中华书局1977年版。
⑤《剑桥明代中国史》，第113页。
⑥〔明〕陆深等著：《明太祖平胡录》第70页，北京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按：二寇指陈友谅、张士诚，若是指徐达。本句是朱元璋与徐达的对话。)
⑦《明太祖实录》卷26，吴元年十月庚申。
⑧〔明〕罗日耿著：《咸宾录》卷1《鞑靼》第11页，中华书局2000年版。
⑨《明太祖实录》卷35，洪武元年十月戊寅。
⑩〔清〕印鸾章撰/李介人修订：《明鉴》卷1《太祖高皇帝》第6页，北京市中国书店1985年版。
(11)〔明〕高岱撰：《鸿猷录》卷5《北伐中原》第9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
(12)王祎撰：《招谕扩廓帖木儿诏》，《明经世文编》(第一册)第31页，〔明〕陈子龙等选辑，中华书局1962年版。
(13)〔清〕钱谦益撰：《国初群雄事略》第259页，中华书局1982年版。
(14)《明史》卷124《扩廓帖木儿传》。
(15)《明史》卷125《徐达传》。
(16)《明鉴》卷1《太祖高皇帝》第9页。
(17)《明史》卷125《常遇春传》。
(18)〔明〕方孔？？撰：《全边略记》卷3《宣府略》。
(19)〔日〕和田清著：《明代蒙古史论集》(上册)第5页，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
(20)〔明〕严从简撰：《殊域周咨录》卷16《鞑靼》第514页，中华书局1993年版。
(21)《明史》卷125《徐达传》。
(22)《明史》卷126《李文忠传》。
(23)《明史》卷126《李文忠传》。
(24)《明太祖实录》卷53，洪武三年六月丁丑。
(25)《明太祖实录》卷57，洪武三年十月辛巳。
(26)《明太祖实录》卷71，洪武五年正月庚午。
(27)《殊域周咨录》卷16《鞑靼》第522页。
(28)《明史》卷125《徐达传》。
(29)《明史》卷124《扩廓帖木尔传》。
(30)《殊域周咨录》第522页。
(31)《明太祖实录》卷73，洪武五年五月壬子。
(32)《明太祖实录》卷84，洪武六年八月乙未。
(33)《剑桥中国明代史》第116页。
标签：明朝论文; 朱元璋论文; 李文忠论文; 蒙古军队论文; 元朝历史论文; 明朝历史论文; 历史论文; 明太祖实录论文; 徐达论文; 帖木儿论文; 元朝论文; 明史论文; 二十四史论文; 清朝历史论文; 宋史论文; 元史论文; 南宋论文; 专门史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