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阶层再生产与阶层固化程度①——以青年的职业地位获得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阶层论文,为例论文,程度论文,地位论文,精英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自从市场转型理论提出以来，有关各类精英能否继续保持对资源获取、支配的优势地位等论题一直是学界研究的焦点。学者们对市场化改革中精英的经济利益是受损还是权力维续这个核心问题进行了精彩的理论辨析和实证研究(边燕杰等，2002)。然而，众多研究中很少有人用经验性的资料解释国家社会主义体制下的精英生成和选拔机制。这种状况一直到魏昂德等(Walder,1995; Walder et al.,2000)提出精英分割理论之后才得到扭转。近些年，郑辉、李路路(2009)提出了一个中国城市的精英代际转化与阶层再生产的理论框架，他们将精英获得机制中的排他性和代际转化现象的分析推向了新的高度。本文沿着前人开创的精英生产秩序的思路继续探讨在转型期使个人走向拥有权力和技术位置的配置方式，揭示那些具有比较优势的精英努力将这种优势传递到下一代去的具体机制，从而明确精英阶层在市场转型中整体地位的变动状况。
一、精英地位获得的理论回顾
社会精英的选拔是社会学研究领域的传统话题，帕累托在《精英的兴衰》一书中就提出了精英循环与再生产的经典命题。针对社会主义国家的精英生产与选拔情况，研究者们分别持有技术官僚政治论与精英分割论②的两种主导论调。技术官僚政治理论源自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该论点认为，随着工业和现代科学技术在社会发展和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科学(尤其是物理学)的理论方法在社会计划与生产管理上的作用日益显著。相应的，政治体系中的重要官员和高级管理人员则会更多的从科学家、工程师、金融学家等人员中选拔(Markham,1952; Burnham,1960; Pareto,1965)。具备更多知识和技术的人之所以可以获得更多的政治机会，主要是因为他们的专业水平和管理经验使然。久而久之这些人就变成了技术官僚，在政治管理中所起的作用也是基于他们的科学知识和科学决策的专长。在理想的政治体系中，所有的政治管理人员都应该出自工程师或者企业高级管理者行列③，各类政治决策应该是基于专业技术而非小的利益集团或者派系的一己私利，当然也不能基于某些政治家的价值和喜好(Baylis,1974; Li,White,1988/1990)。技术官僚论在分析社会主义国家的精英选拔机制时具有很好的解释力。这是因为，绝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属于“后发型”，在东西方“冷战”背景下，他们不得不依靠本国的力量进行社会建设，而各类技术专家和管理精英也就受到了政治权力高层的青睐。不少学者在探讨前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以及中国计划经济时代的精英选拔情况时，都认为个人学历、技术在通向政治权力道路上具有重要的作用(Lee,1991; Li,White,1998)。
精英分割论则认为，个人的政治忠诚和大学文凭才是社会主义国家选拔精英的两类标准。撒列尼(Szelenyi,1982)指出，后斯大林时期的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一般是通过给予专业技术人员某些政治特权以获得他们对社会主义的政治忠诚和支持，借此发展经济。很多专业技术人员被邀请加入共产党，作为交换，这些技术人员在政治上要忠于共产党政权并在工作中报效国家。这就意味着党员精英和技术精英在东欧国家形成了政治上的同盟，“知识分子”以一种特定的方式“正走向阶级权力之路”：以前高学历而在政治上不可信的“专家”和政治上忠诚却缺乏教育的“红色人物”之间的区隔正在被消融。因此，撒列尼坚称，在这些国家里个人社会地位的获得都是基于对社会主义政权的忠诚和高等教育的二元路径(Szelenyi,1983:158-160)。在这之后，魏昂德通过实证研究解决了精英二元论的两个关键性问题：其一，在二元体制中，政治忠诚与大学学历是如何组合的？其二，这样的组合是怎么影响着社会精英选拔的？魏昂德(Walder,1995)认为，大学教育在帮助人们成为管理精英的道路上起着重要的作用，对专业技术职业而言，拥有大学文化则是一个先决的条件；个人的党员身份始终是取得高级管理职位的必要条件，但它从来没有对人们成为技术精英有所帮助。而且，很少有技术精英转化成为管理精英，反之亦然。中国的职业流动机制是政治体制忠诚原则和现代职业流动能力原则的奇异组合。魏昂德等(Walder et al.,2000)沿着这个思路使用事件史模型分析后指出：在1949-1996年代的中国，大学学历始终是获得专业技术职位的一个先决条件。党员身份在干部职业路径中的作用在下降，但它始终是获得高行政管理职位的一个先决条件，专业技术人员很少转变为行政管理人员，反之亦然。虽然十多年来，两条职业路径之间的差异也有所变化，但它们之间的界限在所有时期都是清晰的。中国的职业流动是一种与政治忠诚原则相结合而同时又与现代职业的能力原则相分离的混合物，这些年来的变化只是那些曾经被毛泽东时代所否定了的一般国家社会主义实践逐步得以恢复的一种反映，而不是市场经济影响的反映。边燕杰、舒晓玲和罗根(2001)运用事件史的分析方法阐述了党员身份与中国变迁的关系。他们认为，1949年以来，政治审核始终是入党的必要过程。在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党员身份与能否成为政治和管理精英密切相关。而且，学历逐步成为入党的显著预测变量。这表明，党不断吸纳受过良好教育的社会成员，将其培养成具备专业能力又有政治忠诚的技术官僚精英。臧小伟(Zang,2001)的研究结论是1949-1966年间，政治忠诚是精英选拔的最主要因素，但在中国改革时期，政治领导人都是具有大学文凭的，教育和党龄是干部选拔的重要标准。中国的政治精英是又红又专的官员，二元精英论对中国现状的解释远大于技术官僚论的解释力。
有关精英“再生产”机制的研究成果主要以内地本土学者的论述为主。李路路(2002/2003)的研究分析认为，在向市场转型的过程中，市场机制的发展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改变资源分配的过程，但是，由国家主导的改良式变迁以及一系列制度性因素，决定了阶层间相对关系的模式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重组，原有以阶层再生产为主要特征的相对关系模式在制度转型过程中仍然被持续地再生产出来。那些在社会分层结构中占据优势地位的权力阶层、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阶层，其代际间社会地位的直接再生产在市场发展的过程中成为可能。郑辉、李路路(2009)在其《中国城市的精英代际转化与阶层再生产》一文中指出，魏昂德的精英分割理论和撒列尼的精英分化理论都不能完全把握和解释当今中国的精英流动动态。他们重新建构了“精英代际转化与阶层再生产”这个理论模型，认为在市场转型过程中，中国不同类型的精英群体通过排斥非精英群体进入的方式在代际间实现了人员的自由交换。这些不同类型的精英群体之间互相渗透，并已形成了一个团结的、合作的、没有分割的精英阶层，实现了精英阶层的再生产。可见，国内“再生产机制”理论是对精英地位获得模式的拓展，李路路等学者有关再生产机制和统治机制的分析，意在指出在社会流动中继承性模式的存在原因。他们认为，社会流动中继承性模式的普遍存在，是因为在社会分层结构的形成及其变迁过程中遵循着再生产的逻辑和统治的逻辑，各种再生产机制和统治机制决定了继承性模式的持续存在。
余洋(2010)在《从精英国家化到国家精英化：我国干部录用制度的历史考察》一文中指出，在全能主义时期，为了保证国家政权的稳固，国家倾向于把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出身的骨干录用为干部，实现了干部的阶级化；同时，为了促进精英与国家的合作，也录用了很多非无产阶级出身的精英为干部。国家对待1949年以前的精英的策略是用一批、养一批和关一批，对被录用为干部的精英进行了相应的教育和改造，从而实现了精英的国家化。市场经济时期，基本上只有精英才能够成为干部，精英国家化已经演化为国家精英化，这意味着组成国家机构的人员由精英构成，普通社会成员几乎没有可能参与到管理国家的事务之中。李煜(2007)的相关研究结论是：改革之后，非体力家庭的优势迅速扩大。即同样处于中等教育水平的情况下，在改革初期，非体力阶层子女有更多的机会成为非体力的白领。这一“跳级”优势在1992年后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保底”优势，即同处中等教育水平的非体力家庭后代，有更多的机会避免成为非技术体力，从而不至于掉到城镇社会的底层。
上述研究基本勾勒出建国后中国精英的生产与再生产状况。在论述精英的循环机制时，多数研究是按照能力逻辑展开分析的，即是研究者把重点放在个人成为精英的政治因素和教育因素的分析上，而他们大多没有考察个人成为社会精英的家庭背景因素。即便有些研究将父亲的职业、政治面貌和文化程度作为关键变量加入到方程中去，也得出家庭背景因素对个人获得精英地位不产生显著性影响的结论(Davis,1992; Walder,1995；周雪光等，2002)。尽管多数研究者都不否认中国人的地位获得也是深深的嵌入到中国的社会资本与关系文化之中的(Walder,1986; Nee,1992；边燕杰、张文宏，2001)，但是，他们凭借1996年之前收集来的实证数据一直没有支持这一论断。在论述精英的再生产机制时，现有的研究对当代中国的政治精英和技术精英是否已经组成强大的联盟，精英与大众的分化是否日趋明显以及阶层固化等问题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本文试图通过经验性的调查数据继续阐述：社会中的政治精英和技术精英两大集团维护、延续和扩大自身利益的机制是继承性的还是自致性的？如果是继承性占主导的话，那么这种继承性模式在多大程度上发挥了精英再生产的作用，精英的代际传承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阶层的固化状况？
二、研究设计
(一)研究假设
假设一：学历假设。在市场转型期的头20年中，精英层再生产的基本趋势是重视高等学历和强调政治忠诚的双向并举。一方面，青年只有接受高等教育才有更多的机会进入精英层。对于具有社会管理权的政治精英和掌握社会文化资源的技术精英来说，获得大学及其以上的学历是其职业生涯顺利起步的条件之一。青年获得精英地位时强调高学历的作用正是社会在工业化、现代化进程中的必然要求，它体现了社会对青年个人能力的承认和看重。市场转型本身就要求更多具备市场能力和知识视野的青年来推动高效的管理和生产，对这些潜在精英的甄别是首先通过学历这个“门槛”进行的。另一方面，在“后毛泽东时代”，中共党员的数量大大超过干部职位和专业技术人员职位的总和，政治忠诚不再作为唯一的精英选拔指标来使用。管理层会在众多青年党员中“再选拔”出少数具有高学历的人并授予其真正的精英身份，政治官僚的知识化趋势越来越明显。
假设二：精英再生产假设。在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国城市中，不同精英集团已经形成了一个团结的、合作的精英阶层，并实现了精英阶层的再生产。这意味着两大精英集团(政治精英和技术精英)的后代获得精英位置的机会明显高于非精英的后代：精英的代际转化趋势更加显著，不同精英集团的后代成为任何一种精英的机会没有显著差别，而精英与非精英的界限依然泾渭分明，社会的阶层固化现象不容回避。这种精英的再生产机制不是建立在精英集团对非精英集团子女进入机会的剥夺或者排斥的基础上，而是通过家庭背景因素促进子女接受高等教育而发挥作用的。
假设三：政治精英层的“有限”再生产假设。市场转型期，政治精英的阶层优势通过再生产的模式得以延续的状况是有条件的，政治精英阶层再生产的程度是有限的。这表现在父辈的政治资源(特别是行政职权)只能在子女获取低级别管理职位时发挥作用，对于那些中、高级别的行政职位，父辈的职权不能直接有效的产生影响力。转型期的很多制度都在改革和探索阶段，干部的选拔机制也不例外，在基层干部的选拔上精英的代际再生产效果更加明显一些，当然这种情况也仅仅限于低级别的行政职位。
假设四：技术精英层的代际传承与固化假设。转型期，技术精英阶层存在着较为明显的代际传承与阶层内部固化的现象。这种现象主要表现为知识分子家庭的子女日后获得一个技术岗位的可能性比非知识分子家庭的子女要大得多。父辈掌握的文化资本越多(表现为父辈的技术职称越高)那么其子女未来成为知识分子的可能性就越大。这种传承的内在逻辑是：父辈的职称越高对知识技术的认同就越高，其对子女的学历和能力期望也相应增高，他们越会督促子女掌握更多的知识和技术，这种期望和督促客观上有助于子女获取更高的学历进而获得更多技术职称晋升的机会。
(二)资料收集与变量说明
1.数据收集与样本构成
本调查采用分阶段随机抽样与等距抽样相结合的方法抽取调查样本，第一步抽城区，第二步抽街道，第三步抽社区，第四步抽个人。用这样的方法在武汉市共抽出了1600人来组成调查样本，调查对象为1980年以后参加工作的人口以及1980年以后达到了就业年龄没有就业或暂时处于失业、下岗状态的人口。在杭州市的抽样方法与武汉市相同，在杭州市共抽出了1300人来组成调查样本，调查的人群也与武汉市的调查人群相一致，全部调查都采用结构式访谈法收集资料，武汉市的调查共收回访谈问卷1550份，有效问卷1539份；杭州市的调查共收回访谈问卷1250份，有效问卷1227份，两个城市的有效问卷共计2766份。
本次分析中的青年子样本是由年龄为17—38岁的被访者组成，这个群体占总样本量的79％。其中男性占51.5％，女性占48.5％；中共党员占18.2％，非党员占81.8％；高中及其以下学历占56.5％，大学学历占38.9％，研究生学历占4.6％；84.5％的人没有行政级别，科级以下占6.5％，科级占6.6％，副处级占1.0％，处级占1.2％，处级以上占0.2％；59.2％的人没有技术职称，初级职称占14.8％，中级职称占20.2％，高级职称占5.8％。
2.变量说明
干部精英：本次研究中所说的干部精英是指党政机关干部和企事业单位各级负责人，他们应具有行政级别，编码情况是干部＝1，非干部＝0。
技术精英：专业技术精英是指具有专业技术职称的初级、中级和高级专业人员，编码情况是技术精英＝1，非技术精英＝0。干部精英与技术精英这两个变量是文章前半部分青年精英地位获得模型中的因变量。
权力资本：它是对干部精英身份的测量深化，指代青年作为精英实际拥有权力大小的一个变量，分为没有级别、副科级、科级、副处级和处级及其以上级别，模型中将“没有行政级别”作为参照组处理，其他行政级别都是0，1编码的虚拟变量。
技术资本：它是技术精英身份的深化，它是青年具有的技术职称等级。它分为没有技术职称、初级技术职称、中级技术职称和高级技术职称四类，模型中将“没有技术职称”作为参照组，其他职称等级为0，1编码的虚拟变量。权力资本和技术资本是文章后半部分分析模型的因变量。
研究模型中的自变量主要是个人特征因素与家庭背景因素。个人因素中包括如性别(男＝1，女＝0)，中共党员身份(中共党员＝1，非党员＝0)，学历分为高中及其以下、大学和研究生3个等级，其中高中及其以下作为参照组，其他两个等级为0，1编码的虚拟变量。这些个人特征变量在分析精英地位获得时作为自变量处理，在分析个人精英地位再生产时又作为控制变量处理。
我们遵循以往研究的惯例，使用被访者父亲的相关资料作为家庭背景因素的指代变量，询问了被访者14岁时的相关情况。父亲的干部身份、技术精英身份和党员身份、学历、行政级别与技术职称级别的变量类型都参照被访者个人的情况定义，均为有参照组的虚拟变量，编码具备(或是)＝1，不具备(或不是)＝0。
3.分析方法④
由于本次研究中的精英地位和权力资本、技术资本这些因变量都是虚拟变量，其取值只有0和1两个。因此可以使用logistic模型，把它们视为一个事件发生或者不发生的概率，研究当其他自变量发生变化时，这些因变量概率变动的情况。logistic回归不要求在因变量正态假设的前提下进行预测。该法是研究当y取某值(如y＝1)发生的概率(p)与某因素(x)的关系。p(概率)的取值波动0～1范围。基本原理：用一组观察数据拟合logistic模型，揭示若干个x与一个因变量取值的关系，反映y对x的依存关系。具体的函数表达式为：
其中xi为研究的自变量，bi为自变量的回归系数，exp(u)表示自然对数底的指数函数。方程中用事件发生的概率P除以事件不发生的概率(1-P)，就得到因变量事件发生的发生比(odds)，对logistic回归模型的概率(p)做logit变换：
三、数据结果呈现
(一)城市干部精英地位获得分析
表1模型1中的相关数据显示，影响青年获得干部身份的主要因素分别是性别、党员身份和高等学历，其中男性青年成为政治精英的可能性是女性青年的1.6倍，这说明城市政治精英生产过程中依然存在较为显著的性别差异。在以往的研究中(Walder,1995; Walder et al.,2000；郑辉、李路路，2009)，党员身份都被看做是人们成为政治精英的基本条件，成为党员似乎就意味着成为了政治精英，他们得出过一个一般性的结论：党员不是成为所有精英的一个先决条件；它可能是成为干部精英的一个先决条件。但是，吴晓刚(Wu,2001)的研究发现，党员身份只是对干部被安排在什么样的岗位上这一点有作用，对于是否能够成为干部并不重要。本次研究中，我们发现“特殊主义”的政治忠诚依然是政治选拔中强调的重要因素，但不再是唯一的因素。在市场转型期，随着各行各业对管理实效的重视，社会对干部精英的教育水平的要求越来越高，青年被任命担任干部职位时依据的不仅仅是他们的一般性的政治忠诚，还有高等学历这个关键的要素。统计结果显示，学历在青年的政治晋升道路上显示出了重要的作用，具有大学学历的青年成为干部的可能性是具有高中及其以下学历青年的3.29倍，具有研究生学历时则达到3.41倍。学历在现代社会本身就意味着个人能力和努力程度。它对青年成为政治精英的作用越强，说明社会流动的开放程度越高。
当我们将青年的个人的背景因素作为控制变量，再考察家庭因素对青年成为干部精英的影响时发现：在模型2中父亲的党员身份、技术精英身份的影响在统计上都不显著。这说明，相对于没有特殊家庭背景的子女而言，无论是技术精英的子女还是一般党员的子女在获得干部职位时都不占有优势。但是，父亲的干部身份的影响却较为显著，那些父亲是干部的青年成为政治精英的可能性是父亲为普通人时的1.51倍，从回归方程的极大似然估计的发生比来看，与非干部家庭中的子女相比，干部家庭的子女成为干部的可能性更大一些。政治精英的代际传递效果似乎非常明显。
(二)城市技术精英地位获得分析
通常认为技术精英地位的获得有赖于个人的努力和能力。本次研究同样将青年的自致因素和家庭背景因素作为自变量进行了Logistic回归分析。表2模型1中的数据表明，具有大学学历的青年比具有高中及其以下学历的青年更有可能取得技术精英的身份，前者是后者的3.8倍，而且学历越高其获得技术精英地位的发生比也越高。那些具有研究生学历的青年获得技术精英身份的发生比是高中及其以下学历人员的8.6倍，这远远高于大学学历的影响水平。在一个日益重视科学技术的社会，学历水平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一个人向上流动的潜力，大学教育之后的继续深造无疑会增加个人的文化资本储备，正好迎合了社会对技术人员更高学历的要求。其他个人因素对青年取得技术精英地位时的影响程度各有不同：党员身份能给青年获得技术型职位带来明显的帮助，党员青年的优势是非党员青年的1.3倍，技术精英获得中男性的优势同样存在，男性青年成为技术精英的可能性是女性青年的1.4倍。在诸多个人特质中个人的干部身份也是一个显著的影响因素，这就意味着干部可以通过各种途径获得技术职称从而转化成为技术型官僚。综合党员和干部身份的显著影响，我们认为这也基本符合中国体制内精英的选拔情况：政治素质过硬值得组织信赖的青年和已经掌握一定权力资本的青年更有可能受到单位组织的青睐，从而获得更多学历进修、技术培训与职称晋升的机会。
在表2模型2中，父亲的相关特征对于青年技术精英地位的获得同样显示出了明显的作用效果。那些父亲是技术精英的青年比父亲不是技术精英的青年更可能获得技术精英的身份，前者的发生比是后者的1.65倍。作为技术精英的父亲会更重视子女的教育和培养，他们在潜移默化中为其子女的学习提供了榜样和一些实质性的帮助，至于父亲本人是否具有党员身份和大学及其以上学历则没有那么重要了。父亲的干部身份对青年的技术精英地位获得也产生了作用，我们的解释是政治精英家庭对子女的要求更为严格，父辈作为体制内的精英更能体会到学历的重要性，他们为子女提供了更多更好的受教育机会，这无形中为青年获取技术精英身份奠定了基础。
(三)权力资本的获得：政治精英阶层的再生产与固化程度
之前的研究只是限于干部身份的获得而没有进一步说明什么级别的干部身份容易受到某些个人自致因素或者家庭背景因素的影响。实际上，在中国“干部”身份的范围相当广泛，这既有政府部门的工作人员也有很多企业、事业单位的负责人。在这众多具有干部身份的人群中真正具有一定行政级别的人才是掌握各类资源尤其是权力资源的人，考察他们的地位获得才更能说明精英层的再生产状况。为此，我们分别对副科级干部、科级干部、副处级干部和处级及以上级别的干部的获得方式进行了分析，其Logistic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
在四类青年干部的个人自致模型中，同时发挥作用的是个人的党员身份和本人的大学学历这两个变量。其中，党员身份对处级及其以上级别干部职位的获得产生更为明著的影响，党员青年成为处级干部的可能性比非党员青年高6倍。与表1模型1相比，表3更为细化的分析显示，党员身份这个变量对青年晋升为不同级别的干部的影响力有较大差别：越是在高行政级别的获得上，党员身份的作用就越大。高学历是成为各级别干部的关键因素，这点在表1的模型中已经显示出来了，而表3更为清楚的说明，副处级干部职位和处级及其以上干部职位对大学学历的要求明显高于科级及其以下级别的职位。具有大学学历的青年成为高级别干部的可能性是那些高中及以下学历的青年的3—6倍。研究生学历在青年获取高级别行政职位时表现出更为显著的影响作用，那些具有研究生学历的青年晋升为副处级干部的发生比是高中及以下学历青年的8.9倍之多，有研究生学历的青年而成为处级及以上高级别干部的发生比是高中及以下学历青年的7.9倍。相比之下，高等学历对中低级权力职位的影响就没有那么显著了。可见，在个人政治生涯的早期，大学学历是基础，而想要获取职务的晋升则需要更高层次的学历投入才行，这种高学历投入会带来更为明显的政治回报。另外，相对于青年的文化资本和初始政治资本而言，个人的自然属性如性别并非在所有的职位模型中都存在影响。比如，它在副科级职位的获得时就没有显著性作用，这暗示着权力精英的性别分化不是在职业生涯一开始就出现的，而是在之后的职务晋升中逐步显现的。
从表3的模型2、模型4、模型6和模型8中可以看到，控制个人因素后家庭背景对低级别的干部地位获得依然存在着影响。原来在表1中的结论是干部家庭的子女更容易获得政治精英的身份，这只是一个粗线条的分析。当把父亲的干部身份细化为行政级别后，我们发现父亲是科级以下职位的青年获取副科级及以下职位的发生比是普通百姓家庭子女的1.98倍，但模型中并没有出现父亲的职位级别越高子女获得低级别职位的可能性就越大的趋势。低级别职位获得模型中的其他家庭背景变量如父亲的党员身份和父亲的技术精英身份以及父亲的学历都没有显著性影响。
父亲的行政级别对青年成为科级干部也有影响，但要求父亲的行政级别达到处级及以上。在科级职位获得模型中，父亲是处级及以上职位的青年获取科级职位的发生比是普通百姓家庭子女的1.55倍。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与更低级别的权力职位相比，科级干部身份不是随便可以依靠一般干部家庭背景就可以获得的，只有父辈的级别达到较高级别时才有可能为子女在科级职位获取上给予一定的帮助。在整个官僚系统中，科级干部虽然行政级别不算高，但如果考虑到基层治理体系中的县(区)行政区划的各个职能部门的正职也才是科级，而他们实际又掌握着基层重要资源的分配权力，这样的位置当然不可能完全依靠家庭的背景就可以轻易获得了。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也是参照了副处级职位和处级及其以上职位获得模型的结果。在这两个模型中，无论家庭背景如何“过硬”，无论父亲的行政级别高还是低都不能改变子女获取高等级政治精英职位的发生比，准确地说父亲的政治资本、文化资本都没有对子女获取高级别权力职位产生显著性影响。
综合以上分析，我们认为青年获得有一定行政级别的职位需要接受完备的大学教育，而想要获得更高级别的权力职位则需要更高水平的研究生学历教育作为支撑。在这个基础上，家庭的某些背景因素起着促动的作用。某些具有低行政职位的父亲会为子女在成为政治精英的早期提供一些实质性的帮助，而随着青年政治历程的拓展，家庭因素对其政治职权获取的影响逐步消失了，能否成为更高级别政治精英则要完全看个人的能力与机遇。我们不应该夸大家庭背景对个人向上流动的作用，在政治阶层流动的路径上还没有出现所谓的整体性的“阶层固化”现象。当然，父辈对青年政治精英初始职业阶段的帮助甚至是“特殊主义”式的扶持问题也不容回避。
(四)技术资本的获得：技术精英阶层的再生产与固化程度
通过对表4中6个模型的考察，我们发现青年的技术精英地位获得受到了自致因素和家庭因素的双重影响。就影响路径来看，个人因素中的学历对各个层次技术精英地位获得都产生影响。大学及其以上学历对技术精英地位的获取有显著的影响，这一点与前文的分析没有出入，但具体表现在各个职称水平上的发生比却是有所变化的：同高中及其以下学历的青年相比，青年具有大学学历在获取中级职称时优势更大，后者是前者的3.2倍，具有大学学历的青年获取高级职称的发生比是高中及其以下学历青年的2.8倍，初级职称的情况是2.1倍。研究生学历会在高级职称的获取上发挥显著且强烈的作用，那些具有研究生学历的青年晋升为高级职称的发生比是高中及其以下学历青年的12.7倍，远远高于青年在获取中级职称时作用的2.8倍和初级职称时的1.2倍。可见专家学者级别的位置对于研究型学历的要求更为明显。与前文表2的数据相比，在细分职称等级后，研究生学历的影响水平增强了，该数值高于单纯将技术人员身份作为因变量(1＝具有技术身份，0＝不具有技术身份)时的8.5倍的发生比率。因此，我们认为这样的细分可以更真实地反映出研究生学历对各级别职称获得的影响差异。党员身份这个政治符号对青年获取中高级职称时产生了较为显著的影响，但它对青年获得初级职称时没有表现出统计上的显著性。另外，在技术职位获得上的性别差异也非常突出。表4的模型3和模型5都显示，男性青年成为中高级技术精英的发生比是女性青年的1.4到2倍之间，而且越是在高职称位置的获得上，男性青年的优势就越明显。
表4的模型2、模型4和模型6显示，家庭背景对于青年获取不同等级技术职称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在初级职称获得模型中，父亲的职称所起的作用最为明显，与父亲没有技术职称的青年相比，那些父辈具有初级职称的青年获得初级职称的发生比更高，后者是前者的2倍多；父亲是中级职称和父亲是高级职称时其对子女获得初级职称的影响没有多大差别，都是父亲没有职称时的1.5倍左右。父亲的政治资本(党员身份和干部身份)和父亲的学历层次对于子女获得初级职称时没有显著性影响。在青年中级职称获得模型中，家庭背景中发挥作用的因素最多，父亲的学历层次和职称等级都表现出了较高的显著度。其中，父亲具有研究生学历的青年获得中级职称的发生比是那些父亲只有中低学历青年的3.3倍。与之相对应，父亲如果具有高级职称，那么子女获得中级职称的发生比是父亲没有职称的青年的1.7倍，如果父亲具有中级职称也会产生1.6倍的发生比。这说明父亲具有高学历和较高技术职称的青年其获得中级职称的可能性更大。但是，父亲是初级职称时却未能促进子女获得中级职称的职位。青年在获得中级职称时父亲的干部身份也表现出了一定的影响效果，这与表2模型2的结论较为一致，但这种情况仅限于中级职称，它在初级职称和高级职称获得中都没有统计上的显著性。
截至目前，我们的分析并不能得出家庭背景中父亲的文化资本一定会影响到青年获得更高层次技术资本的结论，因为在表4模型6的数据里，几乎所有的家庭因素都没有对青年获得高级职称产生显著性影响，父亲的干部身份以及父亲的技术精英身份的显著性影响都消失了，它与表2中模型2的结果就不一致了。综合以上分析，我们认为高级职称的获取路径不怎么依赖家庭背景，青年个人的能力才是其真正的影响因素。换句话说，社会对高级技术精英的选拔看重的还是其学历以及青年表现出的科研创新能力。同时我们在此也推断，即便青年个体在获取初级和中级职称时家庭背景发挥了某些促进作用，也可能是父亲的文化修养与对子女的学历期望交互作用的结果，这一结果不应被理解为一种直接的因果联系，而是家庭环境对个人成长、职业生涯的促动模式的复杂体现。
四、结论与讨论
第一，从表面上，精英阶层的生产过程是按照能力原则的指导方向发展的。青年能否接受高等教育是其能否进入精英阶层的关键所在。无论是政治系统中的权力精英职位还是文化系统中的技术精英职位都对学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研究生学历是个人成为高级精英的重要条件之一。这一要求在技术精英地位获得中得到了更为清晰的体现。随着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的提高，大学本科学历的相对贬值会促使用人单位对学历产生“高消费”现象，精英系统相应提高学历要求的大趋势日益显现。
第二，就精英阶层的代际传承性或者说精英阶层的再生产状况来看，家庭背景中的政治资本和文化资本对个人进入精英阶层具有促动作用。与缺乏政治资源和文化资源的普通家庭相比，干部家庭和知识分子家庭出身的青年更有可能成为干部或者专业技术人士，精英阶层内部的再生产现象是不容否认和回避的。青年成为政治精英和成为技术精英时，家庭背景对其产生的影响有所差别：父亲的干部身份是模型中唯一对子女进入政治精英阶层时有显著作用的变量；而在技术精英的成长道路上父辈的政治资源和技术精英身份都起着重要的促进作用。
第三，更为细化的分析表明，精英阶层的再生产机制是有“限度”的。低级别权力职位存在一定程度的阶层再生产，而父辈想要帮助子女获得中等级别的位置，那么他本人的行政级别要足够高(但父辈是高级干部的青年毕竟是极少数，因此这个效应对整个阶层的影响是非常微弱的)。本次研究中的数据显示，父辈的各类资源都不会显著增加子女会成为高级别干部的可能性。技术精英获得模型中，家庭的文化资本代际传承效果较为显著。那些父辈具有较多文化资本的青年获得中级及其以下职称的可能性明显增强，但家庭的文化资本对青年高级技术职称的获取并无统计上的显著性。整体上看，精英阶层的固化程度是有限的，家庭因素对青年成为精英的作用是基础性的，而不是无限制扩大的。
长远看来，承认家庭背景对青年精英职位获得的基础性作用并不意味着忽视阶层固化状况将会带来的不平等。特别是在社会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人们职业生涯的起步阶段的优势或劣势会在很长一段时间影响着个人向上流动的机会，影响着个人向上流动的质量。
第四，本次研究的模型使用是横截面数据，无法利用更为精确的事件史分析方法来深入阐释地位获得机制。现有模型的分析只是为了继续验证、扩充前人精英地位获得理论的有效性，因此选取的调查样本没有更多的考虑地区和经济发展的差异性，所以我们也不试图用研究结论来推断全国城市的整体状况。近两年来社会对于“阶层固化”现象的关注越来越多，要想对21世纪这10年的阶层变化做出精确的推断，就应该有更新的更全面的调查数据予以验证。本研究的数据截止到2003年，所以希望学界能有最新的统计数据来进一步研究中国社会的阶层结构变迁，给人们呈现一个更为严谨真实的图景。
注释：
①感谢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系的陈恢忠老师为本文提供了数据库。
②对于撒列尼和魏昂德提出的“精英理论”学界有人称之为“二元精英论”，有人称之为“精英分割论”，具体的中文文献讨论可以参见：边燕杰，吴晓刚、李路路主编，2008，《社会分层与流动：国外学者对中国研究的新进展》，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③这种论调和柏拉图的“哲学王”有异曲同工之意。柏拉图以社会分工理论为基础，声称应该把政治统治权完全交给少数哲学家，他把国家的改造和理想国家实现的希望，完全寄托于真正的哲学家能够掌握国家最高权力上。哲学家之所以可以成为统治者也源自他们的智慧能力和对正义的把握。参见柏拉图《理想国》。
④本次分析中没有使用被访者的职业生涯资料，部分的原因是这些资料不够完整。这当然会阻碍我们采用事件史结构模型来解决因变量和自变量之间复杂交互作用的效果，但是使用没有时间(t)变量的多元logistic回归模型依然可以通过估算事件的发生比率反映科离了社会结构变动造成的社会流动变动的情况，进而更直接地反映出社会分层中精英地位获得的实际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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