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快改革，加速调整，积极为入世贸作准备，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世贸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00年我国经济工作面临的最大变数就是我国能否顺利加入世贸组织。但无论我们能否顺利入世，我们都应当积极为加入世贸组织做好必要的准备。否则的话，再谈上十几年，届时我们仍然会“准备不足”。
一、在加入世贸问题上，政府的决策对不对？
首先，如果我国能够在2000年早些时候成功加入世贸组织的话，我们就能够在新一轮多边谈判中争取到自己的发言权，为广大的发展中国家说话。
其次，更重要的意义还在于：当前我国经济无论从经济结构调整的角度来看，还是从经济体制改革的角度看，都正在面临着一个“门坎”或“台阶”，要跨越这道“门坎”，攀上这道“台阶”都需要巨大的推动力。
从结构调整来看，目前我国在第一、第二产业都相继出现了生产相对过剩的局面，广大老百姓已不再为吃穿发愁，然而目前老百姓感到最不满意的是服务领域，也就是第三产业。而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受冲击最大的就是第三产业、服务领域。如果将竞争机制引入第三产业、服务领域，就可以促使我国的服务性企业不得不努力提高服务水平和竞争能力，从而促使我国的第三产业获得较大发展。
其实，“调整结构”的口号我们已经喊了许多年，年年喊却年年不见大的进步。究其原因，是推进结构调整的内在动力不足。因此，借助于加入世贸的外在压力，就有可能将我国的经济结构推上一个新的“台阶”。
再从体制改革来看，20年来我国的改革事业之所以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其经验之一就是我们始终把改革与开放很好地结合起来，通过不断地提高对外开放度来保持一种压力，并将这种压力有效地转变为改革的推动力。
其实，早在1978年以前，我国也曾经进行过多次改革尝试，但都无果而终。究其原因，当时是在封闭状态下搞改革，因此缺乏足够的压力和动力。
最后，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势在必行，宜早不宜迟。
近年来，国际形势总体上趋向于缓和，在较长时间内避免新的世界大战爆发是可能的。但同时我们也应当看到：局部性、地区性冲突正在日益加剧，尤其是有可能将中国卷入其中的局部性冲突的危险性正在日益增加。西方发达国家对我国持有敌意或不信任感也越来越活跃。如果看不到这一面，我们就有可能犯极大的错误。1999年发生的科索沃战争以及我驻南使馆遭北约导弹袭击等一系列事件告诉我们，冷战虽已结束，但天下并未从此太平。对此，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认识。
在此大背景下，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我国加入WTO的成本（或者说是发达国家的“要价”）只会越来越高，而绝不会越来越低。
原因之一是我国经济患上了“虚胖症”和“恐龙症”，从表面上看“块头”很大，但实际上既缺乏有竞争力的支柱产业作“骨骼”，又缺乏发达的高科技产业作“头脑”。在外人眼里看来，我国经济规模十分“庞大”，“中国威胁论”也由此而起，不仅是发展中国家有此担忧，就连头号发达国家也心存疑虑，因此而不断提高“要价”。
但实际上，我国的许多企业（主要是国有企业）是在“温室”中长大的，弱不禁风，由于室内外“温差”过大，一旦失去政府的“保护屏”便不堪一击。随着国际市场竞争越趋激烈，这种“温差”也会越来越大。
因此，无论是从入世的成本来看，还是从提高国内企业的竞争力来看，我国加入世贸组织一事都势在必行，且宜早不宜迟。越迟成本越高，越迟内外“温差”越大。
综上所述，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所做出的关于我国尽快加入世贸组织的决断，其历史意义如同20年前以邓小平为首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做出搞经济特区、实行改革开放的决断一样，必将把我国的改革事业推上一个新的“台阶”。
其实，回想20年前，当我国最初决定搞经济特区，搞对外开放时，人们不是也有过种种忧虑吗？结果又怎么样呢？当时的许多忧虑在现在看来都已不辩自明，有些甚至会令人发笑。那么再过20年，当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看今天的种种疑虑时，会不会也有同样的感觉呢？
二、为加入世贸组织，政府和中央银行应当做些什么？
我们现在需要研究的已经不是该不该入世的问题，也不是入世以后对我国经济是否会带来影响，而应当是从方方面面考虑如何来应对加入世贸所带来的冲击与挑战，如何抓住时机推进改革，推进结构调整？我个人认为，既然要入世，2000年中国经济的首要任务就应当是：加快改革，加速调整，积极为加入世贸组织做好必要准备。否则的话，即使经济速度上去了，早晚还会掉下来，但如果我们为加入世贸做好了准备，即使增长速度上不去，迟早还是要上去的。
应当看到的是，在加入世贸以后，患“不适应症”的恐怕不仅仅是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也不仅仅是银行、证券、保险等金融机构。其实，最不适应的恐怕是政府，在金融领域恐怕还要加上我们的“准政策”——中央银行，包括长期以来我们实行已久的“宏观调控”。
那么，为准备入世，政府究竟应当做些什么？我个人以为，政府应主动做到两个“让位”：一是从政府调控为主，让位给市场调节为主；二是从政府投资为主，让位给民间投资为主。
首先需要摘清楚的是，目前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中最缺乏的是什么——是政府，还是市场？尤其是当前我国经济出现的“通货紧缩”，其成因究竟是由于“市场缺陷”造成的呢，还是由于“市场缺乏”造成的？如果是“市场缺陷”造成的，理应增强政府的作用，以弥补“市场缺陷”。然而，如果是由于“市场缺乏”造成的，也就是说是由于我国的市场机制本身不够完善，并且无法有效地发挥其调节经济的作用的话，那么加强政府的作用反而只能是适得其反。
其次，现在人们在讨论我国加入世贸组织问题时，谈论最多的往往是对于某一行业或某一领域的影响如何如何，然而关于入世以后对于我国整个经济运行及调节机制的影响讨论甚少。很明显，入世以后，我国现有的政府宏观调控手段，有些会逐步失效，有些将会发生“变异”。比如说，入世以后利率市场化的进程显然必须加快，因而利率的杠杠作用也将会发生重大变化；再比如说，入世以后，仅仅依靠增加政府财政投入拉动经济增长的效果将会大大减低，扩大国内需求搞得不好就成了扩大别国的外需，等等。
再次，目前的“准政府”——中央银行的决策机制和执行机制究竟行不行，究竟能否适应入世以后的新局面？
从中央银行的决策机制来看。众所周知，金融改革的方向之一就是要拉开中央银行与政府的距离，实现中央银行在货币政策制定过程中的相对独立性。然而，经过20多年的改革（事实上，金融改革只有十几年，并且严重滞后于其它领域的改革），目前我们的货币政策决策权仍然被政府牢牢地控制着。中央银行与政府的距离非但没有拉开，反而比以前更加紧密。所谓“货币政策委员会”最终仍然几乎成了摆设，只能起到一点咨询作用。
其实，如果现在的货币政策是由“货币政策委员会”来制定，并且拥有一整套科学的决策方式（如投票制），有关方面也可以减轻许多压力，政府的日子也可以好过一些。
再从中央银行的执行机制来看。目前中央银行的办事效率很低，当一些基层金融机构发生严重挤提事件时，中央银行的官员们却不慌不忙，我行我素，以确保自己的“乌纱帽”为第一需要。
另一方面，真正出了事情时，却又无人负责。以最近的新版人民币发行为例，新钞问世以后，不仅出现了假钞比真钞“发行”还快的奇怪现象，而且真钞反而被人民银行自己认可的验钞机、提款机拒收！出现如此重大的工作失误，有什么人出来承担责任了吗？没有。
象这样一种体制，加入世贸以后，究竟行不行？显然不行。如果我们不提前研究我国入世以后经济运行环境的变化、经济调节机制的变化，并主动地去适应这种变化的话，我们就会面对今后的经济波动而束手无策，既使是“加强宏观调控”也只能是事倍功半。
最后，目前“存款向国有银行集中，资金向国有企业集中”的资金配置办法究竟能不能适应入世？
一方面，近年来，广大居民的金融风险意识有了明显提高，但由于我国信用评级制度不发达等原因，随之而来的却是大量存款资金不是向市场化程度比较高、经营机制比较健全的非国有金融机构转移，而是重新向市场化程度比较低、经营机制存在严重缺陷、主要依赖国家信用作后盾的四大国有商业银行集中。
另一方面，为搞活国有企业（实际上是“救活”国有企业）和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实际上是帮助国企“脱困”），政策明显向国有企业倾斜。在大量有效益、有市场的非国有企业为缺乏资金而困扰的同时，一些产品找不到出路、经济效益低下的国有企业却通过技改、上市、债转股和银行贷款等多种渠道获得大量资金而不知如何使用。
表1说明：过去，国家银行以外的其它金融机构的存款增长速度曾高于国家银行的存款增长速度，1994年时曾高出8.4个百分点。自1996年开始发生反转，国家银行以外的其它金融机构的存款增长速度开始低于国家银行的存款增长速度，到1999年，国有银行反而高出国有银行以外的其它金融机构6%-7%。与之相应，国家银行的存款占整个金融机构存款的比重已经从1995年最低时的72.0%上升到1999年9月的74.3%，提高了2.3个百分点。
表2说明：1999年国家通过贷款、债转股、技改加贴息以及上市等方式，共为国有企业筹集资金达61049亿元，占当年国民生产总值的73%，相当于当年税收收入的592%。
由此可见，资金作为发展中国家的稀缺资源和中国当前启动经济的动力来源，在积累和使用两个关键的环节上被大量消耗在效率低下的国有经济部门，如此循环下去，中国经济如何能够走出低谷？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宏观经济政策制定者的视野应当着眼于整个国民经济，而不能仅仅局限在国有经济部门。尤其是在加入世贸以后，资金作为一种稀缺资源过多地向低效率的国有部门倾斜，非但拯救不了国有部门（包括国有企业和国有银行），反而还会拖累了整个国民经济。
因此，中央银行应当尽快拟订我国银行业在应对入世冲击时的策略。我个人认为，银行业可分为三块来考虑。
首先是正规军一级——我称之为“国军”的国有商业银行，因体制原因导致其效率低、服务水平差，难以与外资银行竞争。入世后，国有商业银行的一部分存款将会流向服务水平高、信用好的外资银行，部分贷款客户也会因国有商业银行“惜贷”而流向外资银行，还会有一部分优秀人材也将被外资银行的优厚待遇拉走。因此，如不抓紧改革，仅以国家信用做后盾的“国军”很可能不堪一击，而风险却统统要集中到国家头上。
再看另一级——“游击队”，即为数众多的城乡信用社等非国有小型金融机构质量参差不齐。其机制虽好，但如监管不严也难免有一些经营不善者。并且，无论在规模上，还是在技术手段上，这些小型金融机构都还不成气候，根本无法与外资银行抗衡。
最后，再看介于这两极之间的股份制商业银行。这是最有希望的一支队伍，我管它叫做“八路军”、“新四军”。它们完全是按照市场原则建立起来的，最具有生命力和竞争力。
因此，我们的应对之策应当是：“抓中间，促两头”。所谓“抓中间”，即大力发展股份制商业银行，并鼓励其上市，使其逐渐成为能够与外资银行竞争的主力军。所谓“促两头”，就是一头促进国有商业银行的改组和股份制改造；另一头则促进中小型非国有金融机构，按照市场经济原则进行重组与规范，以提高其竞争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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