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有制效率：假说与经验证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公有制论文,假说论文,证据论文,效率论文,经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美国次贷危机的发生，使美国政府产生了强有力的政府干预，被人戏称美国政府正在采取社会主义模式。社会主义模式是什么，就是强调公有制在经济生产中的主体地位。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GDP保持了大约9.5％的年均增长率，人均国民收入由1978年的190美元上升到了2007年的2360美元，实现了从低收入国家向中等收入国家的转变。我国的公有制经济一直以较快的速度发展，但我国的国有经济与非国有经济的增长速度相比要低得多，同期(包括非国有经济在内)我国工业的平均增长速度为15.7％；国有经济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也不断下降，1978年为80.8％，1985年降低到64.86％，目前只占1/3的比重；在盈利能力上，国有经济的表现也较为逊色。国有企业的亏损额和亏损面呈累积性增加。这些事实引起了经济学家们的关注，导致了他们对不同所有制效率的争论。
有的经济学家认为，我国私有经济有着较强的盈利能力，因而贡献了较多的增长份额。照此趋势，公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将趋于零；有的经济学家认为，公有经济存在多层次的委托代理链，导致了委托人的监督和激励困难，如果考虑到委托人之间的“搭便车”行为，公有企业不可避免陷入“内部人控制”状况，因此公有制程度越高，效率越低(张维迎，1995)；[1]有的经济学家认定公有制企业产权不清，私有化是国有企业改革的唯一出路(张五常，1998)。[2]在实证方面，林青松(1995)认为城市和乡镇的集体工业和其他类型工业的资本产出率明显高于国有工业企业，约高出1倍左右；[3]刘小玄(2000)认为在不同所有制类型的企业之间，私营个体企业效率最高，“三资”企业其次，股份制和集体企业再次，国有企业效率最低；[4]姚洋、章奇(2001)发现非国有企业比国有企业的技术效率更高。[5]
但也有学者提出了异议。刘浩(2004)认为现有的实证研究发现公有制企业的生产效率较低，有几点误解，即存在对公有制经济效率的误解和样本偏差及公有制企业的外部效应没有考虑等；[6]王中保(2008)认为公有制企业或者说集体共同占有生产资料的根本原因是为了实现劳动的平等，其实质是为了实现按劳分配，市场化的改革为我们提供了一种相对有效的间接测量劳动者创造价值的方法，这样可以实现企业公有性与效率的统一，并保证在公有制为主体的企业制度下的宏观经济可持续和又好又快地向前发展；[7]姚洋、郑东雅(2008)认为改革开放前的重工业化的赶超战略对中国经济发展和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是有益的，因为以重工业化的赶超战略有很强的外部性，[8]而这种战略毫无疑问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
二、生产力标准与所有制的效率：理论框架
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生产资料和劳动力构成人类社会生产力的物质要素，科学技术和教育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生产资料的质量和数量以及劳动者的体力、智力和创造能力，而管理水平影响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相结合的效率，这些因素的有机结合便形成了生产力。生产关系则表现了生产过程中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9]依据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这一基本原理，生产资料所有制作为生产关系的基本内容，它是由生产力发展水平决定的，同时又能促进和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因此，生产力构成我们判断所有制效率的基本标准。这可以从所有制的静态效率标准、动态效率标准和交易费用效率标准展开分析。
按照程恩富教授的分析，[10]在私有制企业里，企业的所有者和其他成员(包括工人和管理人员)之间本质上是一种雇佣关系。雇佣关系的存在使得雇佣者和被雇佣者之间存在着不同利益，并且被雇佣者具有工作努力程度的私人信息，这两个条件导致了被雇佣者存在偷懒的机会主义倾向，于是在私有制企业里，监督对企业效率是至关重要的。但是由于监督的不完全性，私有制企业不可能完全消除偷懒的机会主义行为。在公有制的生产关系里(不失一般性，此处用全民所有制进行分析)，作为全民所有制代表的政府行使所有权，无论如何，他必须将全民所有的企业委托给部分人经营，事实上存在着委托代理关系。这种委托代理关系的存在同样可能导致企业内部偷懒的机会主义倾向，因此，政府必须像私人所有者一样，设计一种公有制的具体实现形式，对企业成员进行监督。公有制和私有制的不同在于企业成员、企业和所有者三者之间虽然存在利益差别，但不存在私有制条件下劳动者、管理人员和所有者之间的根本利益差别，因而成员的机会主义倾向程度更轻。在产业层次上，构成产业的企业集中度要适合特定产业的技术特征，多数企业应该充分实现该产业生产技术所决定的规模经济，以充分节约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并且企业之间是平等竞争的，这要求该产业的市场是开放的，潜在进入的威胁将为产业内的竞争提供激励；在由各个产业构成的国民经济层面上，要求各个产业之间保持合理的比例关系，这种比例关系是由各个产业之间投入产出关系决定的。如果各个产业部门比例关系不协调，社会再生产过程就会被破坏。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经济关系里不可避免地存在着竞争和规模经济的矛盾，一方面，为了竞争，私有制企业努力扩大规模以获取规模经济；另一方面，这种规模的扩大将会形成寡占或垄断的市场结构，从而扼杀竞争。因此，私有制经济在没有政府干预的条件下，会自发产生市场势力，导致社会福利损失，从而使产业层次上的资源配置缺乏效率。更加重要的一个事实是政府和企业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使得政府对企业的管制和反垄断政策难以实施。而在公有制经济里，政府可以从全局利益出发，根据需求状况和产业的技术经济所要求的规模，合理布局，努力协调竞争和规模经济的矛盾。当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这种协调是基于市场竞争基础之上的，因而未必能完全消除这种矛盾。但是，由于不存在政府和公有制企业之间严重的信息不对称，政府的反垄断政策和对企业的管制将会更加有效；从一般均衡的角度看，私有制从根本上是不同于阿罗—德布鲁经济的，不可能在市场机制的调节下，实现一个“帕累托最优”的一般均衡状态。特别在公共产品产业，由于消费者的“搭便车”动机不愿表达自己的需求，从而使公共产品的供给根本不存在，这不但使全社会的资源配置与需求结构不一致，还会导致经济波动，从而使得经济资源周期性地得不到充分利用。我们认为公有制经济在这些方面效率要高些。
从所有制能不断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动态效率角度来说，在私有制经济中，追求利润的动力和竞争的压力使得企业有着从事技术研究和新产品开发的激励，但是技术的复制成本一般来说是极低的，如果技术很快被传播和模仿，创新企业就无利可图甚至无法收回研究与开发成本，因此，在私有制经济中，如果没有专利制度的支持，只有那些难以复制的技术才会被开发；而那些具有部分和完全公共产品性质的基础教育和研究以及容易扩散和复制的技术很难产生。并且，许多难以复制的非专利技术在私有制经济里存在着重复投资和重复开发的情况。在公有制经济里，不但公有制企业和国民经济整体之间利益的协调使得它们有着研究开发的激励，而且可以建立公共研究机构进行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研究机构之间的沟通、协调和合作可以避免重复研究的不经济性。显然，公有经济在动态效率上有重要优势。
从建立、维护和改变一种所有制都具有成本的交易费用角度看，公有制经济不但在微观企业里消除了阶级对立从而降低了维护这种制度的成本，而且在整个社会范围内，根本阶级对立的消除也极大降低了维护社会秩序的成本。
综合上述比较，如果我们承认生产力标准及其具体化的资源配置效率标准、动态效率标准和交易费用标准，我们不难得出一个假说：在现代生产力水平下，公有制是有较高效率的。
三、公有制效率的经验证据
一个内部逻辑一致的假说未必就是一个真命题，它还必须接受经验检验，公有制效率假说也不例外。在检验这个假说时，我们首先必须确定衡量一种所有制效率的数量指标。我们认为全要素生产率比单要素生产率(比如劳动生产率或资本生产率)要合理一些，因此，我们采用全要素生产率作为所有制效率的数量指标，用国有和非国有的工业部门数据作对比分析。所有数据来源均为《中国统计年鉴》，由于非国有企业的数据在1991年才有统计(增加值)，这样，非国有企业的数据就为1991-2006年，国有企业的数据为1979-2006年，当然对比分析时会采用对应的年份。
所采用的工业部门的生产函数为科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即：
图2 国有与非国有全要素生产率指数对比
从图1中可以看到，国有工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指数在1979-1989年间是稳步上升的，从100达到了138，年平均增长率为3.1％；在1989-1995年间是下降的，这主要是因为1989年发生了政治事件，随后国际上对我国的制裁，导致国有企业的急剧衰退，这对于国有企业来说是处在不正常的状态。1996年以后国有工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又快速上升，年平均增长率达到了6.4％。
为了对比分析，将1996-2006年间国有和非国有工业全要素生产率指数画在图2中(以1996年指数为100计)。从图2可以看到，这两个的折线图基本重合，说明国有和非国有全要素增长率年平均增长速度基本相同。考虑到国有企业承担的社会职能以及对别的企业的正外部性作用，很有可能国有的比非国有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要高。相对较高的全要素生产率年增长率充分支持了公有制经济效率假说。
为了在更大范围内验证公有制高效率假说，我们考察其他发展中和发达国家公有制的效率状况。科克帕特里克使用58个发展中国家和15个发达国家相关统计资料为样本，考查了国有企业比重与收入水平、收入水平增长率的等级相关系数，结果如表4所示。
假设国有经济是低效率的，那么国有企业产值比重与人均收入之间的等级相关系数、国有企业投资比重与人均收入及国有企业产值比重与人均收入增长率之间应该是显著负相关，表2的统计分析结果显示这6个相关系数中只有发展中国家的国有企业投资比重与人均收入之间的相关系数是负的。下面就其统计上的显著性进行正规的检验(用r来表示该相关系数)，
假设检验表明，虽然国有企业投资比重与人均收入之间是负数，但是在统计上不显著。考虑到余下的相关系数为正数，国有经济是低效率的假设不能成立。其他国家的经济实践从经验上支持了公有制高效率假说。
经验分析表明，公有制经济是高效率的，并且这一经验结论不受国别变化和经济发展水平变化的影响，因此具有统计上的稳健性。
四、结语
本文的理论分析和经验证据都支持了公有经济效率假说，因此，我国国有经济增长速度低于非国有经济的增长速度并不表明公有经济效率必然低于私有经济效率。那么，如何解释我国非国有经济的更高速度的增长呢？在一个高度短缺的经济背景下，几乎所有产业都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在改革初期，政府放开了许多产业的进入限制，于是，非国有经济大量进入各个产业，导致了非国有经济的高速增长。但是，在市场机制作用下，每一个产业都将趋于均衡状态，这种许多产业同时存在大规模企业进入的情况具有特殊性，因而不可能长期持续下去，这一点已能从近几年各产业的企业数量的变化中得到经验支持。从而缺乏非国有经济将一直保持比国有经济更高增长速度的理论证据，预言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将趋于零还需要更可靠的理论依据和更充分的经验证据。同时，国有经济客观上的确存在委托—代理关系的道德风险问题，但委托代理链的长短与企业效率之间、公有制范围与效率之间的反向联系的观点也很难解释现代跨国公司内部多层次的委托—代理关系与高效率并存的事实，况且国有企业盈利能力的较差状态很可能与政策负担有关(王中保，2008)，[7]9并且盈利能力并非效率的唯一测度，因此，当前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盈利能力上的差距不足以否定公有制的效率。所以，坚持公有制、积极探索公有制的有效率的实现形式应该是国有企业改革的基本方向。
国有企业的进一步改革要求政府有一个专门部门负责国有资产的经营，它们除了像私人所有者追求自己资产增值以外，没有其他国家职能。而国有企业和个人都拥有独立的物质利益，它们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与私有制基础上的委托代理关系没有实质差别，这样国有企业便会充满活力。只要公有制经济的微观经济主体能够有效运行，公有制经济在产业和国民经济宏观层次的资源配置效率和资源利用优势以及动态效率优势便会充分发挥，从而真正体现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优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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