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文献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述评论文,直接投资论文,文献论文,效应论文,外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752;F7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465(2004)02-009-12
大多数经济学家研究外国直接投资(FDI)对东道国的影响主要集中在资本供给效应、技术转移效应、主权效应等方面，缺乏对FDI的贸易效应的系统研究。笔者注意到，由于跨国公司成为FDI和国际贸易的主力军，FDI的快速增长，正在影响着世界贸易的方方面面。正如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所指出的那样，FDI及其政策日益影响到世界贸易的规模、流向和构成；同样，国际贸易及其政策也在对FDI的规模、流向和构成产生各种各样的影响(UNCTAD,1996:73)。随着世界经济自由化和全球化趋势的日益加强，贸易与投资交叉融合趋势日渐明显（赵春明、焦军普，2003），孤立地看待贸易与投资的影响力，显然已不合时宜，特别是不利于贸易与投资政策目标的协调和相互支持（朱廷珺，1998）。从世界经济发展的实践来看，近年来发生的由于限制贸易而导致的FDI自由化和由于限制FDI而导致的贸易的低效性，反映了各国在贸易政策与投资政策制定方面顾此失彼，缺乏系统性和一体化意识(UNCTAD,1996)。正因为如此，“贸易与投资便利化”才被WTO列为多哈发展议题，成为多边贸易谈判的新领域，贸易和FDI的相互关系成为当今国际经济学的前沿课题。
资料显示，2001年和2002年，在全球FDI流量大幅度下降的情况下，中国的FDI流入稳步增长，2002年达到527亿美元，成为当年全球第一大东道国。但2002年和2003年的《世界投资报告》却认为，中国利用外资的业绩和潜力都比较低。这与国内一些学者的研究结论相悖，其原因何在？外资企业出口占中国出口贸易的一半以上，而近年来中国产品屡遭国外反倾销指控，这与FDI流入是否存在着某种联系？中国加入WTO后，随着关税的降低，商品流动会不会替代外资流动？FDI对我国的贸易增长、结构优化、福利改善究竟影响程度如何？贸易政策与投资政策缘何以及如何协调？这些都是亟待研究的重大课题。
一、FDI的贸易效应：含义与分类
关于FDI的贸易效应，重点应回答三个问题：一是FDI对贸易产生什么影响？这个问题学术界更多地是从贸易和投资的因果关系角度进行研究；二是影响这些效应的因素是什么？三是这些效应产生的机制和路径是怎样的？
迄今为止，明确归纳FDI的贸易效应的文献并不多见。尼尔·胡德、斯蒂芬·扬(1990)将FDI对母国的贸易效应分为创造出口效应和替代出口效应。创造出口和替代出口的净效应决定了FDI是否会增加或减少整个世界贸易。卡夫斯(Caves,1996)认为，FDI对东道国贸易的效应有两个方面：一是直接效应，即FDI企业自身的出口带动东道国的出口；二是间接效应，即FDI通过对当地企业的影响促进其出口的作用。冼国明(2003)认为，FDI对贸易的影响可分为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直接影响表现为大多数出口导向型外国子公司在发展中国家的出口中占有相当大的份额；另外，跨国公司通过与当地企业建立后向联系也能使当地企业模仿出口导向型外国子公司的生产流程和技术，雇佣它们培训过的雇员而产生外部溢出效应。
如果将FDI的效应分为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的话，前者是传统国际贸易理论分析FDI作用的重点，探索FDI的资本效应；后者是产业组织理论研究的重点。新贸易理论家们将FDI的贸易效应归类到FDI的间接效应中去考察（黄晓玲，2002）。从理论上讲，FDI的贸易效应问题可以分为四种组合进行讨论：(1)FDI的母国与贸易的输出国；(2)FDI的母国与贸易的输入国；(3)FDI的东道国与贸易的输入国；(4)FDI的东道国与贸易的输出国。早期的研究主要站在母国立场上，后来逐渐关注东道国的利益。
二、理论假说
（一）FDI对贸易流量的影响：建立在传统贸易理论基础上的结论
1.替代效应。蒙代尔(R.A.Mundell,1957)考察了贸易和投资相互替代的两种极端情况，即禁止性投资如何刺激贸易，以及禁止性贸易如何刺激投资。他认为，贸易障碍（关税）在一定条件下会导致资本的国际流动或直接投资，关税引致投资表现为投资对贸易的替代，会减少东道国与投资母国之间的贸易总量。拜尔德鲍斯和斯留尾贞(Beldelbos and Sleuwaegen,1998)的研究支持了蒙代尔的结论，即在东道国存在贸易保护的情况下，FDI会替代东道国进口贸易。约翰逊(Johnson,1967)认为，关税引致投资如果使不具有比较优势的进口替代部门获得发展，就会减少贸易量，由此带来的福利损失要大于投资所带来的福利增加。巴格瓦蒂(Bhagwati,1973)认为，如果关税引致投资使具有比较优势的出口部门获得发展的同时又伴随着贸易条件恶化，那么关税引致投资产生的资本扩张就会带来福利损失，产生由贸易条件恶化引起的“悲惨的增长”。但对东道国来说，当经济处于非充分就业状态时关税引致投资不会减少贸易量，也不会使贸易条件恶化，同时还会产生就业效应。
2.互补效应。1960年代后，完全替代论受到了跨国公司实践的挑战。首先，FDI活动会遇到投资壁垒，贸易与投资双重壁垒的存在使投资成本提高对贸易的替代事实上不可能成为最佳选择。其次，市场结构效应使要素资源配置格局发生的变化必然导致两种商品比价发生变化，而各国组合要素不会仅限于劳动力和资本两种，不同的组合方式其投入产出比率也不同，所以，替代效应未必会发生。佩瓦斯(Donglas D.Pwrris)和史密兹(Andraw Schmitz,1971)认为，FDI可以提高东道国出口产品的效率，可以刺激本国的进口。另一方面，FDI可以带动本国产品出口，即FDI在很大程度上有贸易促进作用。小岛清(K Kojima,1973)认为，国际直接投资并非是单纯的资本流动，而是包括资本、技术、经营管理等生产要素的总体转移。其核心不是货币资本的转移，而是设备等生产资料以及技术、经营管理等技能的转移。他借用两个国家、两种要素、两种商品的模式来说明贸易与投资的互补关系。假定投资国A的资本比较丰裕，生产的Y商品是资本密集型产品，而受资国B的劳动力比较丰富，生产劳动密集型的X商品。当A、B两类国家的技术差距较小时，A国的先进生产函数可以比较容易地转移到B国。所以A、B两国通过在X、Y两种商品在生产、贸易和消费上的互补，同时达到均衡，即FDI创造了贸易。这表明国际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存在互补关系。
一些学者通过修改蒙代尔模型的一些条件来证明替代论的不足。坎普(Kemp,1966)、乔尼斯(Jones,1967)、帕维斯(Purvis,1972)、斯文森(Svensson,1984)、马库森和斯文森(1985)，引入国家之间技术差别因素，论证了FDI促进贸易增长的效应。马库森(Markusen,1983)认为，蒙代尔的结果是在H-O模型中两国只有要素比例不同，其他因素完全相同的严格假设条件下得出的。如果改变H-O模型中的假设条件，则会导致要素贸易与商品贸易之间的互补性，而非替代性。马库森最直观的证明是假设两国之间存在技术差别，如假设中国和美国的要素禀赋相同，但美国在钢铁行业中的技术比中国的高，那么美国具有生产钢铁的比较优势。当两国进行贸易时，美国将出口钢铁。而美国资本密集型的钢铁生产的增加将导致对资本需求的增加，从而使美国的资本收益率增加，工资率下降。当中国专门生产服装时，中国的工资率增加，资本收益率下降。马库森证明，当达到贸易均衡时，美国的资本收益率较高，而中国的工资率较高。现在考虑由于要素价格差异使得要素发生国际流动，则资本流向美国，而劳动将流向中国。按照罗伯津斯基定理，美国将扩大钢铁生产，减少服装生产，而中国情况正好相反。这将进一步扩大美国钢铁的出口和服装的进口。也就是说，要素流动增加了贸易。
3.不确定。涅瑞(Neary,1995)运用3×2的特定要素模型，得出贸易与要素流动关系不确定的结论，即FDI究竟是替代还是创造贸易，要依赖于理论假设和引入的因素（岳昌君，2000）。
（二）贸易与投资的选择：厂商行为决策角度的考察
从微观的角度来看，贸易与FDI是企业国际化经营的不同方式。如何选择这些方式，就成为FDI与贸易关系理论要研究的另一个重要问题。严格地讲，它讨论的是贸易、FDI的次序选择问题，而不是FDI的贸易效应问题。但是它从微观角度分析了FDI与贸易的因果关系，为我们研究影响FDI的贸易效应的因素提供了新的思路。
维农(R.Vernon,1966)把国际贸易与FDI产生的原因统一在“产品生命周期”概念之下，将产品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与国际化经营区位选择、方式选择联系起来，并证明了投资是在贸易基础上进行的比较优势转换的结果，即FDI可以替代贸易。
赫尔施(Seev Hirsch,1976)从成本角度提出了出口与投资比较的模型。他以公司国内生产成本与国外生产成本、出口销售成本、运输成本与知识资产优势这些变量来说明直接投资与出口的选择。他证明，当公司国内生产成本与出口销售成本小于国外生产成本与当地企业获得知识资产所需成本之和，同时还小于国外生产成本与运输成本之和时，跨国公司将选择出口来取得最大的利润；反之，将选择直接投资。该模型对后来的相关问题的研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英国学者邓宁(J.Dunning)注意到，以单个企业为依据的分析难以扩大到产业或国家层次。他在吸收俄林的要素禀赋理论、海默(1960)的垄断优势论、卡森(1979)和拉格曼(1981)的内部化理论以及工业区位理论的基础上，在1981年出版的《国际生产与国际企业》一书中，综合地、等量且不分主次地研究所有权特定优势(O)、内部化特定优势(I)和区位特定优势(L)三个因素在国际化经营中的重要作用，并解释直接投资、商品出口和技术转移的选择问题。OIL模型认为，只有当三种优势都具备时，才能从事有利的对外直接投资；如果只有前两项优势而无区位优势，则是缺乏有利的投资场所，因而只能在国内利用优势进行生产然后出口；如果仅有所有权特定优势，则只能采取技术转移的方法。邓宁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比较成功地将国际贸易与对外直接投资理论融合在一起，说明了对外直接投资中垄断、内部化、产品周期、产品出口、间接投资、技术转让等国际经济中必须考虑的因素，从而更好地解释对外直接投资行为。对此，学术界给予了高度的评价。正如尼尔·胡德和斯蒂芬·扬(1990)所说，“尽管综合主义理论有待系统化，但是，它对国际生产理论的综合值得推荐。这项工作不完成，跨国公司对国际贸易的影响就无法说清楚。例如，对外直接投资到底是替代出口还是出口互补，这个问题一直是个难解之题。然而，对贸易和投资理论的综合，毕竟为跨国企业影响资源配置的争论增添了一点论据。”
（三）规模报酬递增假设下FDI的贸易效应：产业组织理论的分析结论
20世纪80年代以来，许多研究将国际贸易理论的分析工具与产业组织的分析法结合起来，融合了规模经济效应、“边干边学”效应以及外部性等传统国际贸易理论忽视的因素，还囊括了寡头厂商行为、厂商和政府的关系等内容，这无疑为研究FDI问题提供了极为有价值的分析工具。其显著的特征还有，将FDI区分为纵向一体化投资和横向一体化投资，研究其对贸易的影响。马库森(1983)引入生产税、垄断市场结构、外部规模经济、要素市场扭曲，证明国际要素流动的增加都将促进国际商品贸易的增长（岳昌君，2000）。赫尔普曼(Helpman,1984)、赫尔普曼和克鲁格曼(Helpman and Krugman,1985)对水平差异化的商品用垄断竞争模型建立了一般均衡模型，在这个模型中，跨国公司具有重要的地位。他们认为，在要素禀赋不对称和规模报酬递增的情况下，由于跨国公司的专有资产（如管理经验、专利和商标等）很难通过外部市场达成交易，因此就会产生大量的公司内贸易和中间产品的需求，由此带动了母国的出口贸易。格罗斯曼和赫尔普曼(Grossman and Helpman,1989)把产品的成长内生化，证明在一个动态的模型中国际化生产和贸易可以是同时扩大的。该模型还表明，贸易的模式将随着时间而发生改变，人力资本丰富的国家将由差异化产品的净出口转变为对这些产品的净进口，而同时将会逐步增加总部服务（如研究与开发）和中间产品的出口。
与赫尔普曼和克鲁格曼的模型不同，埃塞尔(Ethier,1986)认为，在两国要素禀赋相同的情况下，FDI提供了很好的产业内贸易，因此会扩大贸易。近年来的研究假定各国要素禀赋不同，马库森(Markusen,1998)、马库森和范讷鲍斯(Markusen and Venables,1995,1998)提出在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之间，FDI和贸易可以是同时存在的。但是，布莱纳德(Brainard,1997)认为，随着不发达国家市场的扩大，要素禀赋的变化以及生产效率的提高，它们之间的要素禀赋越来越接近，这时跨国公司的国内和国外生产会趋同，也就是说会出现FDI对贸易的替代。
在不引入要素禀赋因素的研究中，李普西和魏斯(Lipsey and Weiss,1984)指出，企业在外国市场上生产销售一种产品的同时，当地消费者还会增加对其他产品的需求。例如，一家公司的FDI可以带动与其相关或配套的资本品和服务的母国供应商对东道国的直接投资和出口，从而进一步扩大母国与FDI相关的出口。垂直一体化生产也使得FDI促进母国的出口贸易，因为跨国公司在东道国的投资倾向于从母国进口其投资企业所需的各种资本品、零部件及相关服务。另外，FDI由于可以直接利用国外廉价的原材料、劳动力和零部件供应，还有助于母国出口竞争力的提高。因此，在长期中FDI和母国出口贸易或东道国进口贸易趋于互补。
布莱纳德(Brainard,1993)、郝斯特曼和马库森(Horstman and Markusen,1992)、马库森(1984)论证了水平型FDI和贸易之间的选择，取决于接近市场效应收益与国内集中化生产效应收益之间的权衡。巴克利和卡森(Buckley and Casson,1981)认为，相对于国内生产，外国生产具有更高的固定成本和较低的可变成本。这意味着在东道国市场扩大的时期存在着一个时点，在这个时点上由出口向在外国生产的转变是有效率的。从这个意义上说，FDI与贸易之间可能是替代的关系而且母国的出口先于FDI。
（四）影响FDI的贸易效应的因素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FDI影响贸易格局的因素是复杂的，不同的模型强调的因素也不尽相同。现归纳如下：(1)要素价格差异。马库森和斯文森(1985)考察了技术差异对生产征税、垄断、外部规模经济和要素市场的扭曲等导致FDI与贸易互补性的五种因素；(2)贸易障碍。前文已述，蒙代尔(1957)将关税作为FDI替代贸易的主要因素；(3)地理距离。建立在距离与集中优势均衡基础上的模型认为，贸易与对外直接投资间无论在企业层次还是国家层次上均存在着相互替代的关系(UNCTAD,1996)；(4)投资动机。从FDI的动机角度研究FDI与贸易关系，是近几年的新突破。由于替代与互补关系的复杂性，FDI和贸易之间的“因果”关系也就变得很复杂，要依赖于具体的贸易和投资的动机（王洪亮、徐霞，2003）。邓宁(1998)指出，在不同的FDI及贸易的动机下，FDI与贸易之间的关系也是不同的。格瑞(1998)进一步指出，市场寻求型的FDI会促进贸易；(5)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博弈。这是政治经济学的分析范式。巴格瓦蒂(Bhagwati,1987)提出“补偿投资”(quid pro quo investment)的概念，运用标准的两个国家、两个产品、两个要素的一般均衡国际贸易模型，分析了政府行为在补偿投资决策中的作用。补偿投资描述的是贸易与投资之间的一种跨时期关系，即厂商从一个时期利润最大化角度看投资虽然会带来损失，但投资本身会减少在下一个时期东道国政府采取贸易保护主义的可能性，因此从贸易和投资的相互关系角度看会实现第二期的利润最大化。由于对第一期损失的补偿在可以预见的第二期改善，因而将这种投资称为补偿投资。补偿投资不同于关税引致投资。后者是为了绕过关税而用投资替代出口，而补偿投资的目的是为了减少东道国采取保护措施的可能性，是为了化解关税，因此是一种化解关税投资(tariff-defusing investment)。狄诺剖勒斯(Dinopoulos)等(1986,1989,1991)还从寡头竞争和企业层面对补偿投资做了进一步研究，考察出口国家的企业如何利用补偿投资来化解潜在的保护威胁，并讨论了补偿投资对两个国家的福利影响（李荣林，2002）；(6)产品生命周期（维农，1966）；(7)生产与贸易成本（赫尔施，1976）；(8)产业生产效率和特点（小岛清，1973;UNCTAD,1996）。
三、经验研究
FDI对国际贸易的严格意义上的系统影响，包括直接影响和一般均衡意义上的间接影响，应当采用计量经济学方法进行测量和检验。从近年来的文献看，国外学者大多利用计量回归模型分析FDI与东道国生产力之间的关系。国内学者利用中国数据，对FDI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以及贸易增长进行经验分析。这些研究分国家间和行业间分析FDI与贸易流量、贸易竞争力的关系。
（一）关于互补性与替代性检验
关于出口和国外子公司经营活动的替代性和互补性问题的最初研究，完全是出于政策上的考虑。美国财政部(1968)曾委托学者研究FDI对美国国际收支的影响（尼尔·胡德、斯蒂芬·扬，1990）。因而早期的实证研究大都站在母国的角度，几乎关注的都是FDI对母国的出口效应。传统观点认为，FDI降低了母国的出口并／或增加了母国的进口，因此对母国的就业和国际收支产生负面的影响。相对应的观点是FDI减少了东道国的进口并／或增加了东道国的出口。这些观点的根源是对FDI的传统认识，它关注利用海外生产作为出口海外市场替代的可能性。早期的一些实证研究显示，FDI的进入对东道国进口的影响要么微不足道，要么是稍微降低了东道国的进口水平。相反的观点是，FDI的进入倾向于提高东道国的进口。其原因是跨国公司经常有较高的进口设备、中间产品和劳务的倾向，这些在东道国是不易获得的。
霍斯特(Horst T.,1974)的研究发现了有关出口与投资关系的动态变化的证据，他运用1966年有关23种制造业和8个国家和地区的数据进行了回归分析。其方法是分别把美国的出口和子公司销售额，同决定美国比较优势根源的因素（如研究与开发、广告费用、工厂规模等）联系起来，然后假定其他因素不变，对这些公式重新计算，求得出口和子公司销售额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在大多数时间内，出口和子公司销售额之间的互补性会超过任何替代效应（尼尔·胡德、斯蒂芬·扬）。
Lipsey和Weiss(1981,1984)在国家或者产业水平上，以美国的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发现FDI和贸易之间是正相关关系。其他学者关于日本、德国等国的实证研究也得出类似结论。也有学者深入到公司水平上，分析了FDI和贸易之间的关系，发现中间具有正相关关系，但在最终产品上却没有发现显著的相关关系(Swedenborg,2000;Lipsey and Weiss,1984;Belderbos and Sleuwaegen,1998)。Blonigen(2001)深入到产品层次进行了分析，发现贸易和FDI之间既有替代也有互补的关系，而且替代效应的发生不是逐步的，而是短时间急剧变化的。
Goldberg和Klein(1998)研究了日本和美国的FDI对拉美国家和东南亚国家进出口的影响。他们发现资本流动与双边贸易之间存在互补性。特别在亚洲国家，日本对东南亚国家的FDI显著地增加了双边进口和出口。但是，拉美国家与日本之间、拉美国家之间、以及美国与东南亚国家之间的贸易与FDI不存在显著的关系。韩国学者Lim和Moon(2001)证明，当发达国家向不发达国家投资，而投资是新设立的或者投资产业在母国是夕阳产业时，FDI和贸易之间是正相关关系。
Pfaffermayr(1994)就奥地利FDI和出口之间的因果关系进行了分析，发现它们之间具有双向的因果关系。Zhang和Felmingham(2001)研究了中国总体流入的FDI和出口之间的因果关系，以及省际FDI和出口之间的关系，发现它们之间是双向的因果关系。张谊浩、王胜英(2004)利用格兰杰(Granger)非因果检验法研究了中国对外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之间的关系，发现了两者之间存在互为因果的反馈关系。
王洪亮和徐霞(2003)运用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法对中国与日本双边贸易和投资的关系进行了检验，结果显示日本对华投资和中日贸易之间存在着长期的互补关系，FDI和制成品的出口具有双向的因果关系，但FDI对进口水平仅有单向的因果关系，同时还发现FDI和进口贸易在短期存在替代效应。这一结论不仅对进入WTO后针对日本的贸易和投资政策具有参考价值，而且为中国坚定实施促进出口贸易和引进外资的长期政策，提供了理论上的支持。
UNCTAD发表的《1996年世界投资报告》从产业角度总结了FDI与贸易的关系，得出了贸易与投资之间的关系因部门而异的结论。(1)从事制造业活动的企业，其跨国经营的动机往往是寻求理想的市场。市场导向动机决定了它们通常从国内生产和出口开始其国际化经营活动。其线性特征是极为明显的，即出口——许可或其他契约安排——对外直接投资。直到今天，许多企业仍然遵循这一顺序开始其国际化进程。根据这种线性次序，国际直接投资被认为是替代贸易的经济活动。这支持了维农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从贸易到投资的国际化次序属于传统的市场导向型企业国际化的基本特征，100多年的国际投资历史表明，市场导向型投资在制造业对外投资中占有主导地位。在对807家英国公司的调查后发现，多数企业特别是制造业企业，一般都经历了出口、在国外设立营销代表处、在某些市场投资设厂进行当地生产，最终在世界范围内建立起自己的经营网络(UNCTAD,1996:136)。即使对大型企业来说，虽然其经验丰富，并拥有广泛的国际一体化网络，但在其进入新市场，尤其是进入那些相对较小和难度较大的新市场过程中，仍然采取这种逐步推进的办法。当然，有一些制造企业，为了提高其生产效率和改善公司业绩，寻求低成本投入，往往将对外直接投资作为其国际化经营的开端；一些跨国公司也往往选择兼并、收购等形式进入目标市场，但前提是目标市场必须具有与跨国公司相同或相近的产品。这种类型的国际化则带有贸易创造性质。(2)自然资源开发部门也带有线性特征。一种情况是从进口外国资源开始，当进口成本增加或不能有效保证国内需求时，便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在东道国开发自然资源，实现一体化经营。这种投资会促进东道国资源出口的扩大；另一种情况是资源导向型企业先从对外直接投资开始，然后进口，这种形式会带动东道国出口贸易的发展。后一种情况在非再生性资源开发部门中较为多见，在资源开发型投资中占有较大比重。由此可见，上述两种情况对外直接投资均具有贸易创造效应，会导致东道国的出口贸易扩大。(3)服务业国际化进程中贸易与FDI关系比较特殊。在任何情况下，服务行业进入国际市场均不能采取线性的方式逐步推进。这是服务的不可储存性决定的。许多服务的提供需要生产者和消费者共同行动，必须在同一时间和空间上生产与消费，因而无法运送和进行跨国交易。对国外交付服务有些需要服务提供者或消费者跨国流动，有些则必须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即在当地市场设立“商业存在”的方式进行。即使某些服务业具有可贸易性，也会由于其对市场过为敏感而仍需依赖当地子公司才能及时提供。因此，从19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服务领域的直接投资比重不断增大，现已占国际直接投资存量的50%和流量的60%以上。
需要指出的是，以上分产业部门进行考察只是为了分析方便。在现实经济中，各部门之间明显地存在着交叉性。但完全以现实出发研究FDI与国际贸易之间的相互关系是极为复杂和困难的；另一方面，民族企业跨国经营初期大多是从事单一产业经营的，跨部门经营一般都是国际化经营发展到一定阶段后才能做到的事情。
另外，国内一些学者站在母国的角度，分析了FDI对出口贸易的影响。王迎新(2003)的研究表明，由于投资行业的特点和投资区域的不同，海外直接投资对我国对外贸易的影响要视具体的投资行业和投资区位而定。
一些学者还从贸易政策的变化分析FDI的效应。李平、高峰(2003)在理论上重构东道国的贸易自由化对FDI流入影响的分析框架，并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贸易与FDI流入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计量分析的结果表明，中国的贸易自由化与FDI的流入存在着一定的因果关系。冼国明、严兵、张岸元(2003)运用单位根检验、向量误差修正模型(VEC)、格兰杰因果检验等方法，证明了外资与我国出口贸易之间存在着长期的均衡关系，出口的增加反过来对我国吸收FDI具有很强的促进作用。这些结论与稍早的研究如杨逸(2000)、奚君羊和刘卫江(2001)等人的结论基本一致。
（二）FDI对东道国贸易增长的影响
UNCTAD发表的《1999年世界投资报告》采用静态多元回归统计分析，对1995年的52个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样本数据进行观测和处理，对FDI的流入与贸易绩效的关系做了定量研究。在该统计回归分析中，被解释变量为制成品出口值，解释变量为人均直接投资流入额、生产企业研究开发支出占GDP百分比以及人均制造业附加值。由样本国家回归分析的结果可知，人均FDI水平对制成品出口产生的影响都是积极的，人均FDI水平每上升1%，会使高技术产品出口，上升0.55%，中技术产品出口上升0.31%，低技术产品出口上升0.28%。这反映了FDI对国际贸易总体上具有促进作用。
近年来，国内学者也逐步开展了这方面的实证研究。张毓茜(2001)对1983～1999年中国利用FDI和贸易关系实证分析结果显示，FDI对进出口的乘数效应为0.78440，对出口的乘数效应为0.78256，对进口的乘数效应为0.52305。另外一种衡量FDI对出口增长的影响比较直接的一种方法是考察外商投资企业的进出口指标。如中国外商投资企业的进出口1980年为4265万美元，到1999年快速增长到1745.1亿美元，年均增长率达72.67%，其中出口增长率更是高达96.17%。反映了FDI对我国外贸增长的贡献较大。
同时，张毓茜认为，还应当看到引进外资和对外投资以及它们的流向对其进出口的影响也是不尽相同的。一般而言，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增加与进口增长呈现出正相关关系，即对外直接投资增长会在一定程度上使进口数量增加。其原因在于对外直接投资可能导致产业内贸易量增加或直接投资伴随进口贸易增加。而当对外直接投资流入大于流出时，如果外国直接投资不是流向生产性产业，而是更多地流向非生产性产业如房地产和证券业等，则有可能促进国内泡沫经济的产生和形成，从而削弱本国出口产品的竞争能力，对出口增长产生负面效应。因此，对外直接投资对贸易收支平衡的影响是正负效应并存，关键取决于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结构是否合理。
沈克华(2003)对1981～1997年和1981～2001年FDI与我国出口总量及结构、基础设施投入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回归分析，结果表明，FDI对我国出口总量增长贡献巨大且呈上升趋势。王学东、刘占军、程传海(2001)比较了广东省与全国外商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认为外资是地区出口贸易的驱动源。
岳昌君(2000)认为，FDI是与技术关联的特殊资本。他用三种弹性系数给出FDI变化率与产出变化率之间关系的表达式，使用跨行业数据分析FDI与商品贸易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FDI促进了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净出口。FDI对产业结构、外贸进出口结构可以产生一定的影响。某一产业FDI的增加不仅会影响到本部门的净出口，还会影响到其他部门的净出口，而FDI作为外生变量政府可以积极有效地对其进行控制。
金哲松(2000)计算了中国制造业18个部门的进口依存度与出口／生产比率，其中出口／生产比率超过进口依存度的部门有8个，分别是缝制、纺织与皮毛、塑料制品、金属制品、医药制品、橡胶制品、家具等。从指标上看，这些部门的出口／生产比率都超过了进口依存度，且二者差距较大，说明这些部门的出口导向性明确，而这些部门正是外资企业集中进入的部门，这印证了外资对中国出口导向产业部门扩张的推动作用。
Liu、Wang、Wei(2001)通过中国与19个贸易伙伴国家之间的面板数据，建立FDI、出口和进口三个变量之间的向量自回归模型。由于时间序列数据存在非平稳性，通过一阶差分，使非平稳时间序列成为平稳的数据。在此基础上，对FDI、进口和出口进行了格兰杰(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使用的检验统计量是t-bar-ADF统计量的均值和LM-bar统计量——拉格朗日乘数统计量的均值。经过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得出以下结论：(1)中国对某国进口的增加会引起该国对中国FDI的增加；(2)FDI的增加又引起中国对该国出口的增加。这可能是因为中国与该国的要素禀赋之间存在很大的差异引起的。可以认为，这种FDI是以追求效率为目的。因为理论上认为，只有以追求效率为目的的FDI才会引起贸易额的增加。同时这也反映了中国的FDI政策——鼓励外资企业出口；(3)中国对贸易伙伴国出口的增加，又引起对该国进口的增加。这可能反映了中国为了从贸易伙伴那里得到进口的资金，而实行鼓励出口的政策。经验研究表明，引起出口增加的因素有两个：进口和FDI。中国实行了保护出口的发展战略，一方面积极鼓励出口，另一方面对进口实行控制，如主要进口关键原材料和技术等。这种进口替代战略促进了经济增长。进口对出口的积极作用已由Liu(1997)等人使用时间序列数据而被证实。然而，他们没有对FDI的作用进行研究。三位学者使用面板数据所做的研究表明：在促进中国出口方面，FDI存量的作用比进口更大。虽然来自某贸易国的进口促进了该国对中国的直接投资，但是，是FDI存量而不是进口更加直接和积极地影响了中国的出口。当然，所有的研究都是在整个国民经济层面上进行的，没有深入到每个部门、甚至每个企业。这是由于缺乏数据资料导致的。
江锦凡(2004)发现FDI在中国经济增长中存在资本效应和外溢效应两方面的作用，外溢效应对出口贸易有积极影响。张建红(2004)的研究表明，投资国的投资强度与贸易强度呈正相关关系。与中国产业结构差异越大的国家越倾向于将中国作为投资目的地，说明存在于国际贸易中的林德(Linder)效应不存在于对中国的直接投资中。
（三）FDI流入与东道国出口竞争力
戴金平(1994)较早地研究了FDI通过促进东道国比较优势变革提高出口竞争力的途径和制约因素。裴长洪(1998)考察了FDI与出口产业竞争力的关系，认为外商直接投资通过带动中国产品出口增强了一些行业的国际竞争力。张碧琼(1999)提出了在国际资本流动下的国际贸易活动中，技术进步和规模经济是竞争优势的主要来源的观点。程惠芳(1998)、刘海云(2001)从比较优势的角度探讨了FDI与东道国贸易发展的关系。江小涓(2002)对FDI与中国出口竞争力的关系进行了定量研究。她对外商直接投资企业与国内企业的高新技术产品出口份额进行了比较，认为FDI有利于优化中国的出口商品结构，提高出口商品的竞争力。
但一些学者指出了上述研究的缺陷。谢建国(2003)认为，即使FDI确实促使某种商品的出口份额上升，也不能简单地得出这种商品的出口竞争力上升的结论。如果FDI在促进某种商品的出口份额上升的同时增大了对同类商品进口的话，那么，这类商品的出口竞争力可能还会下降。谢建国(2003)的研究表明，中国产品竞争力的变化有较强的路径依赖特征，FDI虽然不是中国产品竞争力的决定因素，但却是打破这种路径依赖的重要原因。FDI促进了中国出口结构向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结构的迁移。FDI对中国资源密集型产业及一般技术制造业并不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史中亮(2003)就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不同区域、不同技术类别制成品出口的作用，以及对中国内资企业出口的影响，以中国的实际状况为基础，对FDI与出口贸易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认为，虽然外资企业对国内企业的出口具有一定的“挤入”效应，但从总体上讲，FDI对我国内资企业出口是有促进作用的。FDI通过技术外溢、资本形成等效应，提高了我国内资企业的出口竞争力。
四、政策研究
有关FDI的贸易效应问题的研究文献中，政策含义与建议有以下一些特点：(1)早期的研究站在FDI母国的角度，探寻维护国际收支平衡、增加就业的政策依据（尼尔·胡德、斯蒂芬·扬，1990）。(2)提出了FDI与贸易政策协调论，强调东道国政策的协调和在多边层次国际政策的协调（UNCTAD,1996;WTO,1996；卢圣亮，1999;宋泓，2003；刘铁明，2003；董有德，2003）。另外，孙国辉(2002)从跨国公司内部贸易的特点角度，研究了FDI与贸易政策协调的意义。张诚(1999)研究了中国三资企业内部的贸易活动，提出了政策协调的看法。(3)探讨了在贸易投资一体化背景下，如何进行贸易利益的保护问题（孙砚泓，1998；盛斌，2002；张二震，2002；马野青，2003)。(4)争论较激烈的是关于FDI对中国出口竞争力的促进作用及政策问题。目前国内有两种观点：一种是“竞争说”（江小涓，2002），另一种是“关联说”（冼国明，2002）。前者认为，以前的“技术换市场”对提高中国产品的出口竞争力政策效果极为有限，往往是国内市场被跨国公司所占有，而国内合资企业却没有得到跨国公司的先进技术。“技术换市场”政策之所以未达到预期目标，是由于缺少一种有效约束机制来保证跨国公司对华投资的技术水平。要提高FDI对中国出口竞争力的促进作用，只有提高跨国公司对华投资的技术水平，这就必须通过竞争来实现，即通过外资企业与外资企业的竞争、外资企业与内资企业的竞争促使跨国公司向中国转移先进技术。江小涓的研究表明，跨国公司投资在中国的企业一般都使用了母公司先进或比较先进的技术，因此，把FDI对中国一般制造业及相关行业出口竞争力影响的低效与不足归因于跨国公司投资企业未提供先进技术并不具有说服力（谢建国，2003）。“关联说”认为，跨国公司对东道国的出口竞争力的促进作用取决于一定的条件，其中，跨国公司与当地企业的关联度是非常重要的条件，如果跨国公司在东道国的投资只是形成一种“孤岛经济”，与当地企业没有多少联系，则当地企业很难从跨国公司那里学到真正有用的生产技术与管理经验，即跨国公司对东道国的出口竞争力的促进作用就极为有限。他建议在今后的引进外资中，应强化跨国公司对华技术转移，注意国内相应产业链及配套网络的建设，为在中国投资的跨国公司提供范围广泛的上下游关联产品及服务，加快跨国公司技术的本地转化，在促进国内产业升级的同时，提高产品的出口竞争力。这一观点支持了笔者(1998)的看法，即在贸易与投资日益融合的背景下，东道国不仅要加大人力资源开发和基础设施建设，更应注意开辟新的具有动态功能的技术进步途径。
五、小结：缺陷与前瞻
（一）缺陷
尽管就此问题前贤今人做了大量有价值的探索，给出了不少经典的答案以及具有启发意义的研究思路，但仍然存在不少缺陷，留下若干研究空白。
1.理论研究。(1)大量的文献表明，对FDI的贸易效应的研究主要集中在FDI对两国贸易流量的影响方面，即替代性与互补性问题，忽视了FDI影响下的贸易利益在母国和东道国之间的分配问题。袁钢明(1994)认为，从母国角度出发的分析，忽略了发展中东道国贸易条件变化的后果。(2)没有系统地总结FDI影响贸易增长、贸易结构变化、贸易竞争力、贸易条件的因素。(3)尚未给出从微观层面探讨跨国公司行为动机与决策对东道国贸易结构与利益的影响的有说服力的答案。(4)尽管一些学者尝试从比较优势（黄河，2002；俞进，2002），产业组织理论（刘志彪，2002），贸易保护（张二震，2002；马野青，2003），宏观、中观、微观统一（陈佐，2002,2003）等角度分析FDI与贸易的关系，但至今仍没有建立一个能够统一解释贸易、FDI相互关系的理论模型。(5)制度背景是西方国家分权制衡的政治体制，对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研究不够。
2.经验分析。(1)关注宏观增量变化，侧重于检验两国之间FDI与贸易的替代性或者互补性，缺乏对产业成长、出口结构优化、贸易条件改善等方面的计量分析。国内学者从外商投资企业的进口值占我国进出口总值的份额来分析，大部分结果表明外商投资企业对我国进出口值增长的贡献越来越大。但这些研究将贸易增长作为国家经济目标，没有在更深的层次上分析FDI对贸易竞争力、贸易条件、产业结构的优化、国民利益的改进等方面的影响；(2)从产业角度考察FDI对贸易的影响尚嫌粗糙，国内学者在此方面的研究还未开展起来；(3)方法论上存在漏洞。一些研究忽略了共同决定FDI和出口的因素可能带来的各种效应。因为这种忽略也许会导致在这两者之间有虚假的关联，容易使人错误地理解互补性。假如FDI和出口都对一个共同的、非确定的因素做出反映，就会产生这样的情形（赵显泰，1998）。实际上，本文所列述的若干文献中仅就中国的实证检验就得出不同的结论来，这说明数据的选取、理论的假设等可能存在问题。比如，许多研究都使用宏观数据对FDI与出口值、FDI与进口值、FDI与进出口值作回归分析或相关性分析，结果都表明FDI促进了我国出口值、进口值、进出口值的增加。但是，由于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几乎所有经济变量都明显地增加，随便两个经济变量的相关性都可能存在很强的正相关，但这并不能说明一个变量解释另一个变量；(4)大多数关于FDI与贸易的实证研究都未试图去确立它们之间的因果关系。即究竟是FDI的流入导致了出口比先前的增长，还是增大的出口吸引了FDI的增长呢？这些研究都满足于确定一个变量的增加是否相应伴随着另一个因素的增大或者减少，即它们之间是否具有相关性，通常被认为是要检验贸易和FDI的替代性（负相关）还是互补性（正相关）；(5)近期检验外向FDI对母国进口效应的研究比较少，尤其是国内的研究几乎未见到文献；(6)尚未触及中国加入WTO后政策壁垒削减引起FDI变化与贸易变化的关系。这显然落后于时代的要求。
3.政策探索。政策含义缺乏应有的深度和充分的理由，政策建议尚嫌粗糙，缺乏足够的可操作性。一些政策建议忽略了全球化背景和中国国情，忽略了贸易政策与投资政策、产业政策及劳工政策之间的内在联系，甚至顾此失彼，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
（二）研究重点与思路
有关贸易与FDI关系的理论，近年来国内学者刘堃(1998)、吴先明(1999)、张纪康(1999)、王福军(1999)、张方方(1999)、梁志成(2001)、李荣林(2002)、王迎新(2003)、朱廷珺(2003)等从不同角度进行了梳理，为进一步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理论文献和有价值的思路。笔者认为，今后的主攻方向是：建立2×2×2一般均衡模型，引入关税、技术差别、市场结构、厂商行为动机等因素，探讨FDI影响贸易格局及福利变化；FDI影响下的贸易利益在母国和东道国之间的分配效应；FDI对东道国贸易增长、结构变革（贸易收支结构、贸易地理结构和贸易商品结构）和贸易条件的影响；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探寻影响FDI贸易效应的因素；运用政治经济分析法，考察母国、东道国、跨国公司三方博弈与贸易投资政策协调的理由和制度基础，考察劳方、资方、政府三方博弈与建立国际生产规则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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