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发展观中的五个基本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发展观论文,邓小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发展问题是当今世界的一个根本性问题，也是邓小平论述最多的问题。单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中，“发展”一词就出现过558次。[1]因此，可以说，邓小平理论的核心问题就是发展问题，发展是邓小平理论的主题。学习和研究邓小平理论必须重视学习和研究邓小平的发展思想，把握邓小平的发展观。笔者认为，要准确把握邓小平的发展观，最主要的应注意以下五个问题。
一、发展的世界性问题
所谓发展的世界性问题，主要是指从全球的角度来认识发展的问题，即邓小平所说的“应当把发展问题提到全人类的高度来认识”的问题。[2](P282)发展问题是一个世界性问题，它不仅是发展中国家面对的紧迫课题，也是发达国家必须解决的问题。
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邓小平就以敏锐的眼光观察世界，作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的科学判断。他说：“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2](P105)他认为，由于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的崛起，世界经济一体化趋势的加强以及核恐怖的平衡，世界的总趋势是走向和平，但由于以美国为首的少数西方国家称霸世界的野心不死，甚至急剧膨胀，导致“战争的危险还存在”。[2](P105)因此，重建世界政治新秩序、维护世界和平是一个重要问题。对于如何维护世界和平，邓小平认为要依靠各方面的力量，而最重要的是依靠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他说：“第三世界的力量，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中人口最多的中国的力量，是世界和平力量发展的重要因素。”他从中国的发展对世界和平的影响的角度指出：“如果说中国是一个和平力量、制约战争的力量的话，现在这个力量还小。等到中国发展起来了，制约战争的和平力量会大大增强。”[2](P105)这样，邓小平不但明确地揭示了和平与发展这一时代主题，而且还科学地论证了和平与发展的关系。在他看来，和平问题就是指在和平成为时代政治局势发展的主导潮流的情况下，如何维护、发展和解决世界和平的问题，而发展问题主要是指经济发展问题。和平是发展的前提和保证，发展尤其是第三世界国家的发展是和平的依靠和目的，二者是相互促进的目的与手段的关系。在和平与发展的关系中，发展问题占有更重要地位，是核心问题。而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的发展占有特别重要的位置，认为，只有第三世界发展了，和平问题的解决才有了可靠的保证。邓小平的这一思想不但为我们把握世界局势指明了方向，而且为我们认识发展问题提供了理论基础。
邓小平之所以如此突出发展问题，缘于他对世界经济一体化趋势的准确把握。二战以来，世界形势的发展除了政治格局向多极化方向发展外，从经济上看，就是经济一体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一方面商品经济、市场经济使得所有国家都受其影响，另一方面由于现代科技革命的发展，特别是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使人们克服了交流时的时空障碍，相互之间的联系和交往更加方便，这就把人类联成了一个整体。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的发展都不可能离开其它国家的发展，更不可能离开人类社会整体的发展。1984年4月，邓小平针对某些西方国家担心中国的发展会抢占它们的市场，会对西方的发展和世界和平造成威胁的错误观点进行了驳斥。他说：“从世界的角度来看，中国的发展对世界和平和世界经济的发展有利。西方政治家要清楚，如果不帮助发展中国家，西方面临的市场问题、经济问题也难以解决。”[2](P79)他明确告诉西方国家：发达国家要继续发展，必须建立在第三世界国家发展的基础上。他说：“欧美国家和日本是发达国家，继续发展下去，面临的是什么问题？你们的资本要找出路，贸易要找出路，市场要找出路，不解决这个问题，你们的发展总是要受到限制的。”“很难说这十一二亿人口（指发达国家包括苏联、东欧、北美、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的总人口数，笔者注）的继续发展能够建筑在三十多亿人口的继续贫困的基础上。”“南方得不到适当的发展，北方的资本和商品出路就有限得很，如果南方继续贫困下去，北方就可能没有出路。”[2](P105～106)邓小平这些见解非常深刻，它揭示了世界经济一体化这一无法避免的客观趋势，为人类社会的继续发展指明了道路。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他提出了解决发展问题的根本途径和具体方式。首先，他认为所有国家都要改变发展思路，“应当把发展问题提到全人类的高度来认识，要从这个高度去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只有这样，才会明了发展问题既是发展中国家自己的责任，也是发达国家的责任。”[2](P282)其次，他提出要加强南南合作和南北对话，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重建世界政治经济新秩序。
邓小平“从全人类的高度来认识发展”的思想不但促进了我国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而且这一思想得到了全世界的公认。20世纪90年代以来，联合国等国际组织都开始从人类共同发展的高度来思考发展问题。1992年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的环境与发展首脑会议，1994年在埃及召开的开罗人口大会，1995年在哥本哈根召开的社会发展世界首脑会议，都是由联合国主持的关于全球发展问题的国际会议。不仅如此，从1990年开始，联合国发展计划署每年都发表一期《人类发展报告》，对世界各国的发展状况进行评估和比较，提出了一系列人类共同关心的发展问题。
二、发展的民族性问题
发展问题既是一个世界性问题，又是一个民族性问题。世界各国都面临着发展问题，但每个国家究竟如何发展则由于各国发展的基础不同、科技水平不同、文化传统不同，又有着各自的特点。因此，每个国家都应该按照本国的实际情况去考虑发展问题。在这方面邓小平为我们选择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则是一个成功的范例。
长期以来，我们对于如何发展自己没有一套很好的方案，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的选择基本上是照搬苏联的做法。尽管毛泽东鉴于苏联模式的弊端在20世纪50年代曾提出过“以苏为鉴”的问题，强调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要走自己的路，但由于种种原因，不仅没有突破苏联模式，政治经济体制中的弊端反而有所发展，严重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对此，邓小平进行了深刻的思考，他在继承毛泽东“走自己的路”的思想之基础上，探索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1982年，他在十二大报告中指出：“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实际出发。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在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教训。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同我国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2](P2-3)
邓小平“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思想至少有以下几种涵义：首先，中国的发展要独立自主，把发展的着力点放在依靠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因为“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2](P3)其次，中国的发展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邓小平始终认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他说：“中国要解决十亿人的贫困问题，十亿人的发展问题。如果搞资本主义，可能有少数人富裕起来，但大量的人会长期处于贫困状态，中国就会发生闹革命的问题。中国搞现代化，只能靠社会主义，不能靠资本主义。”[2](P229)再次，中国应根据自己的情况制订发展战略。邓小平在深入研究毛泽东于20世纪60年代初所提出的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分两步走和百年发展战略思想的基础上，继承了其合理的方面，并根据我国的现实国情，提出了按“三步走”的步骤去实现中国的现代化，并重新解释了“现代化”的含义，指出我们要实现的现代化是中国式的现代化，只有到下个世纪中叶，当我们的人均国民收入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时，才是真正实现了现代化。这样，邓小平在中国发展的战略步骤上坚持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保持了中国特色。
三、发展的核心问题
邓小平认为，发展的核心问题是经济的发展。上个世纪80年代末由于经济发展过热，我们进行了三年的治理整顿，在治理整顿的过程中，有人片面强调稳定，从而影响了经济发展的速度。对此，邓小平就稳定与速度之间的辩证关系问题作了论述。他说：“发展才是硬道理。这个问题要搞清楚。如果分析不当，造成误解，就会变得谨小慎微，不敢解放思想，不敢放开手脚，结果是丧失时机，犹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2](P377)邓小平之所以如此强调经济发展的速度，主要原因在于他对经济是基础这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有着科学的认识。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生产力的进步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前提和基础，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而生产力的发展同时也体现了经济的发展，从而推动整个社会的发展。如果没有生产力的发展，经济的发展与社会的发展都是不可能的。由此看来，“发展才是硬道理”的论断是邓小平坚持用生产力观点研究社会运动规律而得出的正确结论。
如何发展经济，邓小平除了从全人类共同发展的角度出发论述了要加强国家间的合作，建立一个世界经济新秩序以外，把关注的重点放在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尤其是中国自己的发展上。
首先，邓小平认为搞改革开放是中国这样的落后国家发展的必由之路。1985年8月28日邓小平在会见外宾时指出：“为了发展生产力，必须对我国的经济体制进行改革，实行对外开放的政策。”他认为，搞改革开放难免出差错，冒风险。“但是，要发展生产力，经济体制改革是必由之路。”[2](P138)他从中国的特点出发论述了中国发展的动力问题和外部条件问题，形成了一系列重要观点。如：“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改革的性质同过去的革命一样，也是为了扫除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障碍，使中国摆脱贫穷落后状态”的改革性质论；改革是全面的改革，要慎重，要分步进行的改革步骤论（或说方法论），等等。他曾经向第三世界国家的朋友介绍过我们改革开放的经验，认为近二十年来我们之所以能快速发展，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我们没有脱离世界。1989年3月，他在会见乌干达共和国总统穆塞韦尼时指出：“要根据本国的条件制定发展战略和政策，搞好民族团结，通过全体人民共同努力，使经济得到发展。”“不要关起门来，我们最大的经验是不要脱离世界”，“我们可以把我们的经验教训告诉朋友们，这也是一种帮助。”[2](P290)邓小平通过改革开放来发展经济的思想使一些类似于中国的第三世界国家深受启发。
其次，邓小平认为保持一个和平与稳定的环境是发展的前提。邓小平深刻地总结了中国和其它国家在发展过程中的经验教训，系统阐述了国家要获得持续发展，必须有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他多次指出：“中国要实现自己的发展目标，必不可少的是安定的国内环境与和平的国际环境。”“只有稳定，才能发展”，“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掉”。[2](P284)针对1989年那场政治风波给中国造成的影响，他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观点：“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2](P284)邓小平的这一论断是从总结中国和世界各国的历史经验中得出的一个科学结论，具有长久的指导意义。
再次，邓小平认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经济的发展必须重视科学技术的作用。马克思主义认为，发展生产力有两条途径：一是通过解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来进行；二是通过解决生产力内部各要素之间的矛盾来进行。这两条途径不可分割。从第二条途径来看，通过发展科学技术以带动整个生产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邓小平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就是基于对第二条发展途径的理解。他说：“历史上的生产资料，都是同一定的科学技术相结合的；同样，历史上的劳动力，也都是掌握了一定的科学技术知识的劳动力。”[3](P88)在这里，他指出了科学技术在生产力系统中的渗透性作用，把科学技术作为生产力的一个重要要素来看待。这是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学说的新发展。科学技术飞速发展和运用于生产，促进了世界经济的快速发展，科技进步对于劳动生产率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由上个世纪初的5%～10%增长到其80年代的60%～80%。科学技术真正发挥了第一生产力的作用。
正因为当代科技进步对经济的发展具有如此重大的推动作用，世界各国都把优先发展科技作为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目标。特别是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通过发展科技带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更具有现实性和紧迫性。为此，我国政府制定了科教兴国和可持续发展战略，提出要把经济发展转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上来。这无疑是在邓小平“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理论的指导下而作出的重大战略选择。
四、发展的全面性问题
邓小平作为坚定的历史唯物主义者，他以历史唯物主义者的宽广眼界和科学精神去认识和解决人类社会的发展问题，认为，人类社会应是一个全面发展全面进步的社会。任何社会要发展，固然首先要注意经济的发展，但又不仅仅是经济的发展，必须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致力于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协调发展。所以，他强调指出，一方面“社会主义的首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逐步提高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3](P249～250)经济发展是个基础，在这个基础上工作就好做了。[2](P89)另一方面“为了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任务很多，需要做的事情很多，各种任务之间又有相互依存的关系”，“不能顾此失彼”，“不能单打一”，“需要综合平衡”。[3](P249～250)他认为，社会的全面协调发展是全人类的共同目标，但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做到。他说：“我们为社会主义奋斗，不但是因为社会主义有条件比资本主义更快地发展生产力，而且因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消除资本主义和其他剥削制度所必然产生的种种贪婪、腐败和不公正现象。”[2](P143)为此，他指出：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坚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共同进步。1986年初，他针对我国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不相适应的状况，明确指出：“经济建设这一手我们搞得相当有成绩，形势喜人，这是我们国家的成功。但风气如果坏下去，经济搞成功又有什么意义？会在另一个方面变质，反过来影响整个经济变质，发展下去会形成贪污、盗窃、贿赂横行的世界。”[2](P154)为促进“两个文明”的协调发展，他提出了一系列“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方针。邓小平这一思想对促进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发展已经产生而且还将继续产生巨大影响。
五、发展的持续性问题
在邓小平的发展观中，可持续发展思想是一个重要内容。他多次谈到发展的持续性问题。早在1985年7月，邓小平在谈到改革问题时就指出：“改革的意义，是为下一个十年和下世纪的五十年奠定良好的持续发展的基础。没有改革就没有今后的持续发展。”[2](P131)1987年，他在谈到如何评价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时又指出：“我们评价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政治结构和政策是否正确，关键看三条：……第三是看生产力能否得到持续发展。”[2](P213)1989年，他在同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再一次指出：“我建议组织一个班子，研究下一个世纪前五十年的发展战略和规划，……要采取有力的步骤，使我们的发展能够持续、有后劲。”[2](P312)由此可见，邓小平在考虑发展问题时始终把持续发展作为他思考的一项重要内容，作为我们制定方针政策和发展战略的一个重要出发点。
近半个世纪以来，随着工业文明的不断发展，人类的生活条件和生存方式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一方面人类享受着工业文明带来的积极成果，另一方面一系列“现代文明病”也伴随着工业文明不期而至。环境问题、生态问题、人口问题和贫困问题迫使着人类不得不选择新的发展道路。于是，可持续发展问题成了一个令世人普遍关心的问题。1980年3月，联合国大会首次提出“可持续发展”概念。1987年挪威首相布伦特兰夫人发表了《我们的未来》的报告，为可持续发展作了界定，并指出可持续发展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生态的可持续发展；经济可持续发展；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我们可按此逻辑对邓小平的可持续发展思想作一初步梳理。关于资源环境问题，邓小平有过许多论述。1979年，他在会见外国朋友时的一次谈话中说：“我们有丰富的资源。中国地方大，在能源方面，在矿藏方面，无论是黑金属、有色金属还是稀有金属，中国没有的很少。这些资源要是开发出来，就是了不起的力量。”[3](P232)但他又认为由于中国人口多、技术落后，在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方面存在着严重的浪费现象和破坏环境的现象。因此，他提出要节约资源、保护环境，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1989年6月，他在一次谈话时指出，对那些浪费电力和原材料的企业，要坚决关一批，行动要坚决，并指出“提高产品质量是最大的节约。”[3](P30)邓小平一方面重视节约资源，另一方面又重视环境保护。正是由于他对环境资源问题的高度重视，才使我们在发展经济的同时采取了一些保护环境、节约资源的重要措施。在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方面，他重视改革，认为改革是可持续发展的基础；重视发挥科技和教育的作用，强调实行计划生育，主张通过大力发展科教事业，把我们繁重的人口负担变成巨大的人力资源优势。在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方面，他主张加强社会民主政治建设，主张要提高全民族的文化水平和思想道德素质，要求教育工作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2](P35)明确提出“学校应该永远把坚定的政治方向放在第一位”，并指出对青年一代的教育就是要使他们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一代新人，并把这种要求提升为全体社会成员的共同道德目标，等等。
邓小平的发展观内容非常丰富，它以完整科学的体系和丰富的内涵形成一个整体。上述五个方面是其中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部分，它们共同构成了邓小平发展观的框架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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