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马尼亚当代文学（之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罗马尼亚论文,当代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第一节 概述
1944至1989年在罗马尼亚文学发展的长河中是一个独具特色的历史时期，这一时期的文学鉴于特定的外部政治、社会环境和内在因素的制约，走过了一条异常曲折艰难的路。45年的文坛风雨饱含功过是非，为罗马尼亚留下了一份值得认真评价的文学遗产。
1944年8月23 日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罗马尼亚经历的重要历史转折点，同时它也标志着罗马尼亚社会主义时期文学的起始。这一天，曾受希特勒控制的罗马尼亚王国举行武装起义，推翻安东内斯库军事独裁，调转枪口向法西斯宣战。此后，罗军在各战场协同盟军解放了本国和别国大片领土，直至取得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在这场关系民族存亡的大搏斗中，罗马尼亚作家功不可没。他们始终坚持民主进步立场，在文化思想战线同法西斯倾向和右翼势力进行斗争，极大地鼓舞了民族精神，推进了民主进程。全国解放时，从年龄上看，有三代作家活跃在文学战线上。其一，本世纪初业已成名的图多尔·阿尔盖齐、米哈依尔·萨多维亚努、扬·亚历山德鲁·布勒特斯库—沃依内什蒂、扬·巴沙拉贝斯库、扬·阿格尔比恰努、加拉·加拉克蒂昂、乔治·巴科维亚等均步入60至80高龄，他们是文坛元老，阿尔盖齐和萨多维亚努等人在文学领域仍然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其二，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为批评界认同的作家，如卢契安·布拉加、扬、巴尔布、亚历山德鲁·菲利皮德、卡米尔·彼特雷斯库、切扎尔·彼特雷斯库、霍尔坦西娅·帕帕达特—本杰斯库、扬·皮拉特、埃米尔·波塔、乔治·克林内斯库、乔·博格扎、扎哈里亚·斯坦库等。1944年时他们都处于40至60岁的年龄段，精力旺盛，勇于革新，创作风格大多印有欧洲现代主义痕迹，对当时的文坛具有很大影响。其三，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一批年龄不足40岁的年轻作家步入文坛，其中有乔·杜米特雷斯库、马林·普雷达、米隆·拉杜·帕拉斯基维斯库、欧金·热贝利亚努、米哈依·贝纽克、扬·卡拉扬、康斯坦特·托内加鲁等。他们在动荡的战争岁月中，向黑暗势力横行的旧的社会体制和某些陈旧的文学模式提出挑战。在谴责法西斯统治和呼唤新时代的同时，他们的文学创作朝着不同方向发展，促成了革命文学、反叛文学和超现实主义文学于战后数年在罗马尼亚的兴起。上述三代人构成了社会主义文学起始时的强大作家阵容，他们保证了罗马尼亚文学优良传统的延续性，也为新时期文学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这一时期的文学从一开始就带有鲜明的倾向性，文学创作必须为新的社会制度服务是时代向它提出的基本要求。在45年的成长过程中，它一直沿着这条主线向前发展，开花结实。但是在不同的历史阶段，由于文艺导向的偏颇和失误，或者非文学因素的不恰当干预，它也经受了严重挫折，在低谷徘徊。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文学创作仍然按照其内在规律顽强表现自己，在坎坷的境遇中以相应的形式做出反应。这里，必须对某些直接影响文学本身的社会、政治状况予以介绍，舍此则无法理解文学阶段的划分、多变的文学淡化、扭曲的文学现象乃至作家队伍的构成。
1944年8月至1947年底是新时期文学经历的第一阶段。 具有深远意义的“8·23”武装起义之后， 对这一重大历史转折曾起过重要促进作用的罗马尼亚共产党人，立即在合法条件下开展活动，改建各级组织，统一工人阶级队伍，制定政治纲领，积极参加君主政体下的联合政府，为民主改革做了充分准备。在此基础上，1944年至1947年间，罗马尼亚共产党利用国内外有利条件，团结进步力量，陆续完成了一系列政治、经济、社会改造，其中包括1945年3月6日成立的以左派力量为主体的第一届工农民主革命政府、同年实施的土地改革以及后来的议会选举、银行国有化、国家机构民主化、清除国家农民党和国家自由党等，从而完成了人民民主革命阶段的基本任务。在革命潮流的强大压力下，1947年12月30日米哈依国王被迫退位，当晚宣布成立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至此，共产党人完全控制了国家权力。这一阶段的主要特征是：政治方面的斗争焦点集中在政权过渡问题上，对文学艺术领域没有全面实施统一的整顿和管理，任其处于半无政府的自由状态，各种文化思潮和艺术流派借助战后的混乱局面滋生和发展，扩大自己的影响。文学创作在延续战前传统的同时，诗歌界出现了以年轻人为主体的锡比乌文学社、信天翁文学小组和超现实主义新浪潮，尝试诗歌从形式到内容的改革。小说界在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光辉阶段后，此时又出现了一批新人新作，扬·马林·萨多维亚努发表了《布加勒斯特的世纪末》（1944），佩特鲁·杜米特鲁和马林·普雷达分别出版了《尤丽迪丝》（1947）和《大地相遇》（1948），这些作品以新的视角和创作手法对战前小说有新的突破。应该指出，此时以左翼文人为主体的作家形成了一股强劲的潮流，他们开展了以建立新文化秩序为宗旨的斗争。左派刊物在有关部门的支持下开始占领阵地。1940年遭到查禁的《罗马尼亚生活》重新出版，菲利皮德、贝纽克、拉列亚等知名人士都是这本杂志的主要撰稿人。帕拉斯基维斯库主办了《地平线》，后更名《火焰》。《世界》和《当代》等都是当时颇有影响的文化刊物。左翼作家为推广马克思主义文艺观做出了不懈努力，他们在这场斗争中致力为新文学的兴起铺平道路。但是，囿于复杂的社会环境，推行新文化面临各种矛盾，圆满完成这项使命并非一件易事。首先，战后数年中代表各种倾向的社会势力依然合法存在，政治问题、思想问题和文学问题交织在一起，很难区分。其次，苏联驻军和文化顾问的武断干预严重伤害了罗马尼亚的民族情绪，为文学的正常发展带来负面效应。第三，重要的是在此期间真正掌握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人几乎没有，新闻记者、党的活动分子和一些末流作家成了指导文学发展的主要力量。他们在有关评论中用政治标准代替艺术标准，对知名作家和重要文学作品进行清洗。许多刊物，诸如《正义》、《自由罗马尼亚》、《火花报》、《青年火花报》等，都热中于对作家的“政治审查”，卢契安·布拉加、扬·巴尔布、米尔恰·埃里亚德、扬·马林·萨多维亚努、图多尔·阿尔盖齐、乔治·克林内斯库等，都陆续成了报刊的攻击对象，战前或战时的任何不恰当表现都可能成为严重的政治罪名。1944年著名小说家利维乌·列布里亚努刚刚逝世，就有人攻击他是盖世太保的间谍，唆使人们到他墓前吐唾沫。一个相当活跃的作家甚至撰文说列布里亚努不值得赞扬，他的全部作品加在一起也抵不上一个肖洛霍夫。对滞留在国外的作家更是深恶痛绝，有人提议要判决埃米尔·乔兰和米尔恰·埃里亚德的名义死刑。第四，文学界内部已经开始出现以政治代替艺术的不健康苗头。1944年9月24 日作家代表大会曾发出动议，要依据苏联的模式对作家进行清理，一时间表面上的“重新评价”成了文人相互攻击，以期在政治上表白自己的争斗，使整个文坛陷入某种混乱之中。上述种种极左倾向为下一阶段的文学埋下了隐患。
1948年至50年代末是罗马尼亚文学经历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阶段。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合并，组成罗马尼亚工人党，并制定下一阶段纲领性任务。1948年6月实现主要生产资料国有化， 并驱逐资本家，为计划经济和社会主义工业化做准备。于1949年3 月开始推行的农业合作化，由于种种原因进展十分缓慢，直至1962年才勉强完成。这一期间，由于国内外形势的需要，提出阶级斗争尖锐化的口号，开始对党内异己分子、前政府官员、资产阶级政党首领和一部分知识分子及宗教界人士进行清洗，以期巩固革命成果。上述举措从总体上看确实收到了显著效果，但在实施过程中由于某些环节的严重失误，也着实铸成了一些影响深远的后遗症，成为此后整个社会和文学界关注的焦点之一。例如，合作化初期有8 万农民因迟交农业税或不同意入社而遭逮捕。又如，解放初期，尤其是1956年匈牙利事件后，肃反运动存在严重扩大化倾向，株连人数达50万，其中有许多是知识分子和大学生，他们大多因偶然的言论或一本日记而锒铛入狱。这一倾向也直接危及了文学界，沃依古列斯库、卡拉扬等多人都因创作问题而被捕入狱，也有的作家流亡国外。党内的政治斗争、各级干部的以权代法、合作化、肃反运动、监牢、多瑙河—黑海运河营改营等，在人们心中留下经久不散的阴影，成为后期政治小说、反思文学、纪实小说、影射文学等的主要创作题材。著名作家马林·普雷达把这一阶段称之为“困惑的十年”，它既是历史的困惑，也是文学界的困惑。
1948年后，随着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的全面铺开，也对文化领域实施了绝对的统一领导。文学界规定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唯一正确的创作方法，强调文学的党性、阶级性和人民性，创作题材应直接反映现实，基本限定于战前党的地下斗争、反法西斯战争、全国解放后的阶级斗争、生产斗争、民主改革、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等，作品内容要健康向上，具有符合现实要求的社会效应和教育功能，体现新型文学服务劳动者的突出特征。在这一创作思想和方法的指导下，热情投身社会主义事业的新老作家积极配合党的政策，讴歌新社会，正面塑造了革命者和劳动群众的文学形象，起到了鼓动民众、教育民众的作用，为奠定和发展社会主义时期文学迈出了第一步。诗人米哈依·贝纽克、欧金·热贝利亚努、米隆·拉杜·帕拉斯基维斯库、马利娅·巴努什等，小说家米哈依尔·萨多维亚努、扎哈里亚·斯坦库、蒂图斯·波波维奇等，剧作家奥雷尔·巴朗格、露齐娅·德麦特留斯等，都为这一阶段的文学做出了自己的努力，有成功也有失败。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为一种创作手法，在罗马尼亚特定的历史阶段有其为改造和推动文学，尤其是服务社会的积极一面，但由于不顾国情和文学的内在发展规律，用行政手段硬性规定它是唯一的创作方法并教条式地加以模仿和套用，它也就逐渐演化成了阻碍文学发展的僵化模式，造成一系列弊病，主要表现在文学和政治两个方面。50年代的罗马尼亚文学在崇尚模式、追求预先规定的社会效应的过程中，出现了背离传统的扭曲的文学现象。抒情诗、景物诗、爱情诗、哲理诗均被逐出文艺园地，口号式的社会诗和韵文化的英雄传奇独霸诗苑。安东·托马的《安德烈抢救矿井》和丹·德什里乌的《卢斯卡的拉泽尔》等是这类诗歌的突出代表。小说、戏剧趋向极度的简单化。故事情节无不遵循图解政治善恶的二元论模式，因而这个阶段的许多作品大都缺乏艺术价值，而且还患有虚假症，所以随着时间的流逝，它们很快就被人们遗忘了。诸如扬·克卢格鲁的长篇小说《钢与面包》、米哈依尔、达维道格鲁的剧作《钢都》等。当时为了推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对文学评论界进行了严格地清理。首先，战前已故著名文艺理论家蒂图·马约雷斯库和欧金·洛维内斯库遭到彻底否定，他们的著作在图书馆中被定为禁书，老一代中唯一得到推崇的是20世纪初具有革命倾向的康斯坦丁·多布洛几亚努—盖利亚。1948年，一直追随进步力量的批评家乔治·克林内斯库被逐出大学讲坛，他的位置由扬·维特内尔、萨文·布拉图、保尔·科尔内亚等人取代。此后，又陆续对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成名的有影响的批评家，例如塞尔班·乔古列斯库、弗拉迪米尔·斯特莱依努，以及亚历山德鲁·皮鲁、阿德里安·马利诺等年轻人进行压制和打击，以极左面目出现的尼古拉·莫拉鲁、米哈依尔·诺维科夫、索林·托马等，开始活跃在大学讲坛和批评界，文学评论园地形成了一言堂。对待作家及其作品，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唯一的评价标准。文坛以此划界，非此即彼，其他流派或创作倾向均被视为没落资产阶级范畴，文学中的唯美主义、神秘主义、抽象主义、心理主义不但受到批判，而且往往招致政治罪名。1948年，著名诗人卢契安·布拉加，因曾从事唯心主义哲学研究，而被赶出克卢日大学，带着不可知论者的政治标签直至1962年辞世。老诗人图多尔·阿尔盖齐被指责陷入腐朽的资产阶级思想泥潭，无限期停止他创作和发表作品的权利。这两位诗人被逐出文坛，意味着罗马尼亚文学中现代主义的中止。其他一些有独立见解的作家，例如阿德里安·马纽、扬·皮拉特、瓦西列·沃依古列斯库等，无不遭到严厉批判。浪漫主义诗人亚历山德鲁·菲利皮德由于强调非社会诗和诗歌创作风格的必要性，而被斥为固守象牙之塔。甚至罗马尼亚民族诗人艾米内斯库的诗歌，在学校中也只有两三首可以同学生见面。鉴于这种怀疑一切、否定一切的局面，有些作家出于种种原因停止写作，直至60年代文坛气氛趋于宽松后才重新执笔。另一些作家则尽量避开敏感的现实，转而从事自己所熟悉的历史题材或传统的农村题材的小说创作，为这一阶段增添了几部经得起时间考验的优秀作品，其中有米哈依尔·萨多维亚努的《马蹄铁尼古拉》、马林·普雷达的《莫洛米特一家》（第一卷）、佩特鲁·杜米特鲁的《家庭纪事》和欧金·巴尔布的《坑》等。
自50年代中期起，人们开始逐渐认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一些弊病，文学界悄然出现回归传统的要求，它的演化过程是以社会大气候为依托的。1953年斯大林逝世后，文学环境有所改善，乔治·克林内斯库返回文坛，在《当代周刊》上开辟“乐观主义随笔”专栏发表文章，克卢日的具有开放倾向的文学刊物《星》，陆续向读者介绍了一些古典作家。诗人阿尔盖齐重新获得了发表作品的权利，推出组诗《1907》，普雷达的没有任何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印痕的《莫洛米特一家》（第一卷）顺利问世。这种情况持续到1956年。匈牙利事件后对文化领域的管理又趋严峻，文学界也受到直接冲击。在此期间，罗马尼亚历史上有几件大事值得注意。1955年，首次提出依据本国具体条件，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强调主权、平等和不干涉内政的外交原则。经济上，反对经互会把罗马尼亚划为农业区，倾向发展石油化工、机器制造等工业部门，表现出独立自主的倾向。1957年，经济部门开始向西方国家开放，外贸额显著增长。1958年，经过多次谈判，苏军撤出罗马尼亚。在这个大的背景下，文坛的一批年轻人开始动作，通过各种形式试图挣脱教条主义的束缚。在诗歌方面，以阿纳托尔·巴康斯基、奥雷尔·勒乌等人为主体的克卢日市文学杂志《星》所倡导的文学方向，在青年诗人当中具有代表意义。他们针对已经模式化了的革命诗、社会诗、大众诗，尤其是英雄叙事诗给诗歌发展带来的不利影响，提出抒情诗的回归问题，并在1956年罗马尼亚第一次作家代表大会上对模拟型诗歌提出批评，指出用平淡无奇的手法把日常生活韵文化是一种持续的危险，它将使诗歌逐步退化。同一时期，布加勒斯特的《文学报》也为诗歌改革提供了便利条件。在那里工作的年轻诗人尼基塔·斯特内斯库和他的一些同事思想都很活跃，他们自称是“秘密的现代派”，要求革新诗歌，但并不蔑视和否定过去的一切，而是要求继承战前的传统，力争与世界诗歌发展保持同步。在这次诗歌革新浪潮中，贡献突出的应是年轻诗人尼古拉·拉比什，他对模式的反叛不是停留在口头上，而是通过独具特色的诗作对以往的诗歌的语言、诗的意境和套路予以批判，为60年代的诗人做出了榜样。小说和戏剧方面，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模式也开始松动，题材范围逐步拓宽，许多作家尝试现代主义创作手法，人物形象趋向多元化和内心化，正面人物不再是完人，允许他们有一定的缺点和不足之处。对于社会不良现象可以提出中肯批评，但是禁区仍然很多，掩饰矛盾、图解政治的作品依旧存在，对此普雷达等许多知名作家极为不满，小说界和戏剧界明里暗里也在酝酿改革浪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