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远古的方形文化与八卦之起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方形论文,远古论文,中国论文,起源论文,文化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 方体方形，是新石器时代才被原始人发现和运用的，由此而必然产生方形观念。原始人类因方形观念竟生发出宇宙论的方形模式，它包括地方模式、四方空间和四时模式。原始的八卦就是从宇宙方形模式的母腹中脱胎而生的。笔者通过对远古方形文化的发现，力图破译曾困惑学者并且聚讼纷纭的一些远古文化之谜，尤其是八卦的起源问题。
一、新石器时代方形的发现、运用及崇拜
据考古发掘的资料，生活在现今中国版图上的新石器时代的原始人几乎都发现和运用方形，运用的范围包括在墓穴、房屋、烧火灶、生产工具、陶器纹饰等诸多方面，有下列简表为证。此表主要是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文物出版社于1984年出版的《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一书中的材料。
新石器时代方形运用简表
从上表可以看出，距今七千年以前的仰韶文化、河姆渡文化时期的原始人便在生产生活及装饰等多方面广泛地运用方形了。原始人运用方形可能始源于挖掘长方形墓穴。新石器时代早期已实行土葬，依照躺卧的尸体的形状挖掘的墓穴只会是长方形的。自长方形墓穴被应用后，原始人继而在建造居室、烧火灶以及别的方面运用方形。正方形是继长方形之后的运用。方形的这种发现和运用扩展是有可能的。当然，对之可作别的推测和深入研究，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即方形的发现和运用是源于原始人生产生活实践中的直观和直觉，而不是别的。
新石器时代的原始人在生产生活的诸多方面为什么采用方形呢？这可能得利于方形的实用性。新石器时代从早期到晚期的房子和烧火灶的圆形和方形的两种建构并存，也有方圆相结合的构建，早期以圆形的居多。因本文是讨论方形文化，上表中故未将圆形类列出。但是至新石器时代晚期，方形房子和方形烧火灶较圆形的增多，至夏商周三代，从古遗址中就基本上找不到圆形的房子和烧火灶了。以方形构建逐渐取代圆形构建的事实，反映了人类经过长期的使用比较，可能逐步认识了方形房子较圆形房子具有稳定性，能抵御自然力的袭击；同时方形空间和方形面较圆形适用，能给人以秩序感和静态完美之意象，从而最终得出了方形房子和烧火灶优于圆形的结论。古河姆渡人在主要的农业工具上横凿方孔，高木栏建筑的主要构件地龙骨采用方桩，木架竖井用方形等均应是基于方形的稳定性而作出的选择。再如生产工具，圆形石器自然不便开垦土地，而制作方形石锄、方形石铲、方形石刀、方形石斧等却具有开垦土地，提高农业生产力的效用。人类学家已经表明，原始人除了宗教的态度之外，自始也是凭直觉和经验去认识世界的，在生产生活中是以利己实用为原则的。正因为如此，原始人才得以获得了原始的科学知识，在同大自然的斗争中才能得以生存、进步和发展。原始人运用方形当是在生产生活中依据有利的实用的原则而作出的选择。
原始时期陶器上的纹饰，如同今日的艺术一样，其题材内容亦是源于那时的生产生活。如常见的太阳纹、月亮纹、绳纹网状纹、三角形纹、锯齿纹、蛙纹、鸟纹、鱼鳞纹、花瓣纹等等，这些纹饰的初形都是对与人们的生产生活有利或相关的自然物的写实。新石器时代陶器上最普遍为数最多的方格纹当是对方形的具象摹拟，而菱形纹是方格纹的变体。
新石器时代陶器上的众多纹饰符号具有崇拜的性质，如为今日学者谈得最多的太阳纹、月亮纹、鱼纹、鸟纹、蛙纹等。方形纹饰亦具有崇拜的性质。例如七千年前的河姆渡人已经畜养食猪了。猪是河姆渡人的动物崇拜之一，在河姆渡遗址第二层发掘一件弥足珍贵的猪纹方钵，将猪纹饰于方钵上用作祭器，亦当是对方体方形的崇拜。再如距今约七千年的长沙市南托遗址，出土了一件用作“禾魂祭”仪式的彩绘陶罐。陶罐上绘有形如四出花瓣的图案，“花瓣”的中心绘“ ”形方格纹，此种图案在陶罐上有四组（图一），将方格纹绘作祭祀符号，当是对方形的崇拜。江苏连云港市将军崖上刻划有用作“禾魂祭”的傩神头象，傩神的头面刻有“回”形方格纹或菱形纹（图二），将方格纹刻划于神头上，亦当是对方形的崇拜。
图一
图二
对今人来说，诸如方形圆形之类的知识是不足道的，然而刚刚摆脱茹毛饮血生活状态的原始人却不是如此，他们虽然已经运用方形建构，但对诸如方形房子为何优于圆形房子，高干栏建筑使用方桩和农具上横凿方孔为何具有稳固性，石制的方形农具为何具有翻耕土地、提高粮食产量等问题不能作出几何学和力学的解释。对原始人来说，对他们的生命和存在所依靠而又不能作出解释的东西，他们就以之为神，原始人对方形的崇拜态度当根源于此。
问题是新石器时代的原始人并未停留在对方形简单的运用及崇拜上，而是当时就将方形观念加以扩展，赋于方形多种文化模式，使方形文化成为中国远古最重要的文化原型，至今仍影响着人们的思维和行为方式。
二、方形运用与地方观念
根据考古发现，方形土地神坛始见于五千年前的红山文化遗址。辽宁省东山嘴位于一长弧形黄土梁正中一块缓平突起的台地上，考古工作者在这里发现了红山文化时期的建筑群遗址，遗址内的中心部分为一座10米的大型方形祭坛，内置三组立石，中心祭坛的南部为一直径2.5米的圆形祭坛。考古学家俞伟超先生根据遗址所处位置、祭坛布局以及随出器物分析，推定遗址中心部分的长方祭坛为祭祀地母（土地神）的遗址。[3]众多学者认为圆形祭坛为祭日坛。与红山文化年代最近的马家窑文化遗址，有的在房子门外附置一方形建筑，面积约一平方米，平面呈“凸”字形，它可能是基层组织的土地神祭坛。瑶山良渚文化亦有平面呈方形的祭坛筑在山顶之上。这些考古资料可以将地方观念上推至新石器时代末期，它是因袭七千年以前就已普遍有的方体方形的运用。
地方观念是怎样产生的呢？
新石器时代出现了原始农业，农作物生长要依赖阳光和土地，光热不足或久阳不雨均会影响作物的收成。农作物种植在土地上，土地的肥瘠同样关系作物的丰歉。农作时代的原始人凭直觉经验必然会感觉到农作收成与太阳和土地的关系密切，由此，他们比之前任何时候都关注崇拜太阳和土地，错误地认为它们是有生命和灵魂的神灵，是凭着喜怒哀乐控制农作物的生长。太阳神和土地神高兴时，作物就会获得丰收，否则就相反，于是原始人为了农作收成便祭祀祈求太阳神和土地神。关于这一点，学者们已作出了研究，此处不再赘述。
关于太阳神的形象，原始人凭直观认定是圆形的。土地神的形象却不能凭直观获得，而要祭祀土地神，则必立其形象，以何为土地神形象呢？考古资料告诉我们，圆形和方形是原始人运用的最基本最普遍的几何形。如果以圆形为土地神形象，岂不同太阳形象重合了吗，这显然是原始人所不愿意的。于是便选取方形作为土地神形象。这种选取不是无根据的，方形的墓穴、房基、灶坑、翻耕土地的方形工具等都与土地相关，原始人并因之而崇拜方形，那么在原始人看来，以方形为土地神形象是十分恰当和合理的，并继而以方形为大地的形状。当然这只是一种文化心理上的认同，而不是科学。
三、方形与四方位空间模式
远古人也许主要是因为战争而需要分割和确立空间方位，史载轩辕黄帝在涿鹿之野与蚩尤大战的时候，碰到了三天三夜大雾弥漫的天气，军卒因辨不清方向，难以取胜，黄帝就令其臣风后做了指南车以别四方，终于打败了蚩尤。黄帝造指南车应该可信，史载早在战国时期，我国就已经有了利用天然磁石制作的司南了。《韩非子·有度》云：“先王立司南以端朝夕。”既然战国时期的司南已经用作计时器了，那么，黄帝战蚩尤之时，根据已发现的磁石能指南的情况，造指南车辨别方向，是很有可能的。黄帝造指南车应用于战争，这说明黄帝时期已经有了四方位空间的分割模式。再予追究，四方位空间观念的确立当在黄帝之前。
远古先民是以方体本身包含的四方四面为范型，以太阳的运行为标尺而确立四方位空间模式的。
我们先看新石器时代陶器上的“+”、“×”、
等刻划符号。这些符号都是四出形地伸向四方。在十字外加○，则形象地表示四空间方位是以太阳运行为标尺的，这些符号显然肇始于方形观念，它指代太阳照射四方空间，所以它既是太阳的符号，又是四方位空间称号。研究中国原型哲学的叶舒宪先生也作如是观，他说：“他们一方面代表原始宗教自然崇拜的一种特殊形式，另一方面又是原始科学和原始哲学空间方位观念的物化形式”[4]。
《周礼》开篇第一句便规定：“惟王建国，辨方正位。”汉唐人注疏说：“谓建国之时。辨，别也。先须视日景（影）以别东西南北四方，使有分别也，又于中正宫室朝廷之位，使得正也。”辨方的具体作法是
先确立东西二方位，而后确立南北二方位，与甲金文所保留的确立四方位信息相同。这种观影辨方之法可以追溯到远古的视树影辨方位之法，这在下节中还会谈到。
四、方形与四时模式
时间观念的产生是在新石器时代以“耕田为食”为主的农业文明时期，因为“耕田而食”的生存方式使人类的生产生活进入了稳定化和有序化的时代，使人类开始成了支配时间的主人，产生了周期性的时间观念。如在农作上有了“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作息时间，在饮食上有了餐时制，在生产上要确立农时季节等等。
上古的时间分割是以四方空间为范型，以太阳运行的位置为标尺而确定日四时和年四时模式的。
再看年四时（季）模式。《礼记·乡饮酒义》载：“四面之坐，象四时也。”可知上古年四时是与空间的四方位相对应的。沿袭至后世的对应如下：《尔雅·释天》：“春为青阳。”“青阳”是“初升旭日”的同义语，甲骨文已谓日出之方为东方，是以东方为春。《艺文类聚》卷三引《尸子》：“南方为夏”，同书引《易通卦验》：“离，南方也，主夏，日中赤气出……。”《广韵》：“西，秋方也。”《后汉书·祭祀志》：“立冬之日，迎冬于郊，祭黑帝玄冥。”这是以北方为冬。以春夏秋冬四时对应东南西北四方当是以方形为模式，依据太阳在年周期运行中的四方位来确立的。
上古人的日四时和年四时的分割模式反映了其时间观念同空间方位是相混同的，或者说是合一的。这种相混同在文化上是因为四方和四时都是以方形观念为母体的。在科学上是因为太阳在空间中同一位置的再现是周期性的，原始人凭长期的观察已经认识到了这一点，故以太阳运行的四空间位置来标志循环的四时时间。
上古人通过圭表测影的方法测出一个回归年的长度，从而导致了最早的历法的产生，这便是《尚书·尧典》所说的：“期，三百有（又）六旬有六日，以闰月定四时成岁。”远古最始的观影测时不是圭表法，而是在方坛（即社坛）上植树或利用天生之树，通过观测太阳光照下的树影在方坛上的位置和长短来确定时间的。其证据如下。
第一，观树影测时法是最简便的方法，远古人可能就已经采用了。甲金文的“相”字是以目观木的象形字，《说文》释相字：“省视也，从目从木，《易》曰‘地可观者，莫可观于木’。”所谓“莫可观于木”，是说视树影以定时空是最简便的方法。二十多年前我在农村的时候，因无手表，便是承习上辈人以观测树影来确定时空的，此法虽不精确，但于农耕却也够用了。
第二，前述依据考古发现，新石器时代的中晚期已经有了祭祀土地神的社坛（方坛）了，那时的方坛上可能就植有树，只是社树不易存留数千年之久而为今人所见，或者坛址中虽有树根或树杆的遗留物，也不为考古发掘者所注意重视罢了。我们征之上古文献，有社坛上植树的记载，《周礼·地官·大司徒》：“设其社稷之
而树之田主。各以其野之所宜木，遂以名其社与其野。”《尚书·无逸》：“大社唯松，东社唯柏，南社唯梓，西社唯栗，北社唯槐。”《墨子·明鬼》：“必择木之修茂者，立以为菆（丛）社。”这些记载均未说社树始于周代，其始可能在远古有方坛之时。远古的方坛社树当是用作观影测的“太阳树”。至周代的上层文化已经演进为用圭表观影测时了，并产生了天文历法，故社树再也不用作观影测时，而被理解并奉为宗教意义的神主、或神灵交通的凭依物了。
第三，于方坛上植树观影而定时，亦见于上古神话，《山海经·大荒西经》载：“西海之外，大荒之中，有方山者，上有青树，名曰柜格之松。日月所出入也。”破译这则神话中的语言符号，“方山”应为方坛，“柜格”亦为方形符号，柜格之松为方形之松，这种松树自然中当是无有的。谓日月出入于“柜格之松”，当是日月在松树上的四方投影的神话表述。因此，我们应该将这类神话视为在方坛上观树影而定时间的神话。
第四，科技史专家吕子方说：“远古的农人，每天观察太阳出入何处，用来定季节以便耕作，……一年四季气候不同，按天动学说，是由于太阳从极南到极北，又从极北走到极南，一年之间往返一周而来。太阳走到极南时叫冬至，到极北时叫夏至，到正东正西叫春分或秋分。”[6]远古人观察日行四方位以定四季当是在方坛上通过观察树影而完成的。
五、方形与八卦之起源
今传本《易·系辞传上》说：“子曰：‘夫《易》何为者也？夫《易》开物成务，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也。是故圣人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业，以断天下之疑。是故之德圆而神，卦之德方以知’。”孔子说的“卦之德方以知”，是说卦的性质是方，“以知”是说方能给人以智慧和知识，其所指是以方形为模式的文化。晋王嘉《拾遗记》说：“伏羲坐于方坛之上，听八风之气，乃画八卦。”孔子和王嘉都认为八卦与方有关，只因述说甚略，不为更多的研究八卦者注意罢了。
远古的原始“八卦图”确实与方形关系密切。
考古家在安徽省含山县凌家滩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墓地中，发掘出距今约四千五百年至五千年的一件造型独特的玉龟和一块刻有特殊图案的长方形玉片。现场发掘报告指出，两件文物出土时，长方形玉片夹在玉龟腹、背甲之间。学者们认为此发现对应了“神龟负书”的传说。认为含山玉片是先夏历法图，是八卦的渊源。[7]玉片长11、宽8.2、厚0.2～0.4厘米。平面长方形。在玉片的正面，围绕着中心，刻有同心的外大圆和内小圆各一个。在小圆里，刻方心八角形图案，内外圆之间有八条直线将其分割为八等份。在每一份中各刻有一个箭头（或称圭形纹饰），在外圆和玉片的四角之间也各刻有一个箭头。（图三）参考传统的解释，我认为刻图所反映的是史前人以地方观念为原形，以太阳运行在四方位空间的位置为标尺而确立的时空模式。破译此图从内至外的图案标示是：位于中心的小圆是太阳符号，小圆内的方心是标示太阳运行四方及照耀四方形大地。八角是四方的再分割，以标示八方位。内圆与外圆之间的线条和圭形纹饰标示的是以太阳运行的空间方位为标尺的时空周期，八个圭形纹饰标志的是时间八节，八条直线分割的八等份即为八节的时间段。八条直线与内圆内的八角相连，又对应了太阳运行的八方位。外圆与方形玉片之间的四个圭形箭头所标示的是四时（季），四时符号之所以刻划在四角之间，呈“×”形而不是“+”字形，其意为此时的终点即下一时的起点，反之下一时的起点即此时的终点的时间上的不停止的循环交接观念，这一时间观念正吻合了地球绕太阳公转及自转在地面的太阳投影是无始无终的圆周期现象。
图三
最后是玉片为何为长方形（略呈正方形）。原始人将含义重要的物件做成何种形状不是随意所为，而是有象征意义的。例如古玉璧都做成圆形，是因为圆形是太阳形状的直观符号，源起于原始人对太阳的崇拜和祭祀。前文已述，原始人观日影测时空是在方坛上进行的，玉片的方形模拟的可能是史前的天文台——方坛。
与含山玉片所记录的时空模式相比，之前的有距今七千年前的长沙市南托遗址出土的一件彩陶罐，罐颈部从上至下绘干栏房屋、水和禾苗等图符，罐腹部绘鸟嘴衔禾，鸟引颈面朝上前方之光芒四射的太阳图画四组，经研究我认为陶罐上的彩绘图是南方水居民族祈求农作丰收的祭祀图[8]。图中有一个整体呈方形的特殊图符，此图方框的中心部位是大框套小框的两个与外框并非平行的斜置四方形，内小方格又用横直各两条直线平行相交分割为九个小方格，在内大方与外方之间用“+”字形线将大框分成四个方格，四个方格与外框的四角均绘有一个箭头形图案，四个箭头呈“×”形，箭头两边一白一黑分为两半（见图1）。此图无圆形，由大小方格纹组成，将此图与含山玉片刻图作一比较，前者当为原始。二者的方形符号所蕴含的象征是相同的，南托陶罐方形图案内的四个箭头如同含山玉片的四个箭头一样，亦可能是四时农作季节的标示。我国四时观念的产生不是如连劭名先生说的“约当原始社会末期”[9]，而是可上推至七千年以前。七千年以前的南方地区已经率先进入了稻作文明时代，那时就因稻作需要而产生了四时观念是很有可能的。
本文已述史前人的时空分割法：从空间方位上分，先以太阳的出入为标尺分出东西二方，再以日影的垂直线分出南北二方，即成东西南北四方，八方是四方的再分。从时间上分，日四时是先以太阳的出入为标尺，对应东西二方位，分出晨和昏，再以日行南北二方位为标尺，分出午和夜。年四时是以地球绕太阳公转一圈的太阳投影在四方空间所呈现的周期性变化为标尺的，先分出两个半年，再由两个半年分出四季，八节是四季的再分。至此，我们则可以较详细地描述八卦之源与方形的关系了。史前在观日的高处建筑方坛，这方坛是大地的形状，亦是土地神的形象，方坛四方的地理位置亦对应东南西北四空间方位。这方坛的中心植有高大笔直的树或者立着杆，这树被视作太阳树。兼作巫师的部落首领坐在方坛上，以方形观念为模式，通过观察日影在方坛上的位置的周期性移动，最先确立了农作生产的四时，这便是长沙南托陶罐上方形图符所表现的内容。之后，原始人又由四方四时分为八方八节，他们将四时八节与对应的四方八面用刻图记录下来，这便是含山方形玉片的原始“八卦图”。孔子和王嘉的确揭示了方形（也即方坛）与八卦的秘密，较今日学者认为八卦始源于两性文化或蓍草卜而完全忽视了方形文化要强。
注释：
[1][4]叶舒宪《中国神话哲学》第一版，北京，中国社会科学，一九九二，页31～32、156、201。
[2][6][7]陈剩勇《中国第一王朝的崛起》第一版，湖南，湖南出版社，一九九四年，页418、107、105。
[3]俞伟超等《座谈东山嘴遗址》，《文物》，一九八四年，第十一期，页13。
[5]阮元校刻《周礼注疏》卷一“天官、冢宰”，收于《十三经注疏》第一版，北京，中华书局，一九八三，上册，页639。
[8]张劲松《农作信仰称号与古玉璧的造形和纹饰之关系》，《中国民间文化》，一九九五年，第一集（总十七集），页4。
[9]连劭名《商代的四方风名与八卦》，《文物》一九八八年，第十一期，页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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