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世界中的意识形态批判如何可能?，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意识形态论文,世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09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8284(2016)01-0049-07 依据“后现代社会”“后工业社会”抑或“后资本主义社会”的时代特征，可以这么说，我们正处于“后—”世界时代。“后—”世界时代特殊的政治生态是犬儒主义意识形态成为社会意识的支配形式。所谓犬儒主义意识形态，即是说意识形态不再是“虚假意识”，而是处处以“真理”的形式呈现，甚至不再以“意识”的形式呈现，而是直接呈现于实践之中。犬儒主义对意识形态的传统批判模式提出严峻的挑战，因而，如何发展新的批判新模式就成为一个重要的时代议题。对这一议题作出杰出贡献的理论家，无疑是当代著名的“后马克思主义”理论先锋、当代西方激进左派异类哲学的领军人物齐泽克。本文择取齐泽克在建构理论逻辑过程中重点涉及的一个论题，即“海德格尔的康德解释”，进行思想史的梳理，试图通过齐泽克的视角揭示出犬儒主义意识形态的运作方式，为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批判理论提供借鉴。 一、问题源起：以海德格尔为中介重构康德的“先验想象力”范畴 齐泽克是对“后—”世界时代的“意识形态终结论”提出最尖锐挑战的理论家。因为他不仅一般地强调了意识形态的不可终结，还把意识形态推到了人的生存根基的存在论极端。齐泽克的这一推广具有革命性的意义，它不仅从根本上颠覆了意识形态终结论的主体认识论模式，还开启了“后—”世界时代意识形态批判如何可能的新路向。齐泽克的核心思路：意识形态不在认识论“知”的意识领域而在存在论“行”的无意识领域，以及他为此做出的独特论证，对当代学者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因为他的工作并不是像各种“后”学理论那样独断判决哲学传统的死亡，但又不拘泥于哲学传统，而是从哲学传统中推论出意识形态批判的全新模式。总体看来，齐泽克的新颖之处在于对德国古典哲学进行创造性的精神分析学解释。但在齐泽克那里，德国古典哲学与精神分析学之间，存在着一个重要的理论中介，即“海德格尔的康德解释”。正是因为这个中介的存在，德国古典哲学和精神分析学两个完全异质性的理论才有了融合的可能，并为我们从“海德格尔的康德解释”这一线索出发准确把握和定位齐泽克意识形态批判理论提供了可能。 所谓“海德格尔的康德解释”，主要指海德格尔在《康德与形而上学问题》对“先验想象力”概念所做的存在论解释。海德格尔的解释引起最广泛的争论，争论核心围绕海德格尔的“解释暴力”而展开[1]，即把想象力解释为感性和知性的共同根源是否存在过度解释的问题。与海德格尔同时代的胡塞尔、卡西尔等众多学者认为海德格尔对康德的解释是粗暴、武断的，是海德格尔“运用武力侵犯康德的思想体系”[2]，是为了从康德那里寻求存在论的支持而歪曲了康德的原意。齐泽克一方面从形式上肯定了海德格尔对康德的另类阅读是一种哲学的推进。是对传统的解构式拯救，另一方面他又从内容上否定了海德格尔真正揭示出康德“道说中未被道说出来的东西”。[3]正是从这一主题出发，在重新阅读康德著作的过程中，齐泽克围绕“先验想象力”范畴提炼出一条隐秘的德国古典哲学逻辑发展线索，从而实现了自身思想理论的提升与逻辑建构。 概括说来，齐泽克格外推崇以海德格尔为中介重新反思康德“先验想象力”范畴的原因，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1.当代西方激进左派对革命及革命主体的现实诉求及其所引发的主体哲学的复兴。与“先验想象力”范畴相对应的是主体观念。在康德那里，主体是纯粹自发的能动性的活动，对这种具有构建性功能的主体的反思是康德哲学哥白尼式革命的核心要义。先验想象力要解决的问题，就是这种纯粹自发的主体能动性如何可能的问题，它构成了哲学的最高点和一切的前提，影响着康德之后主体哲学的发展方向。但是，主体哲学在20世纪遭受了空前的批判和反思，如何抵制这种反-主体的哲学倾向，并把它与马克思哲学所强调的主体观念结合起来，是当代西方左翼共同面临的理论难题。由于二战以来后工业社会的转向和20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西方右翼的崛起，使得工人阶级在社会和政治上的重要性日趋下降，这就对赋予工人阶级主体地位和“资本主义掘墓人”使命的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提出重大挑战。在这种特殊的历史境遇中，革命是否可能以及革命如何可能，就成为迫切的时代问题，因而关于革命主体的探讨也就成为当代西方激进左派的理论主题。由上我们可以看到，将主体哲学理论与革命政治实践关联起来，是当代西方激进左派的共同旨趣。对于齐泽克来说，要实现这一目标，关键是要转换主体观念。如果说，笛卡尔以来的“主体”主要是一种“承担者”和“支撑者”，是自我确定性和现代社会构建的基本原则[4]，那么，齐泽克要阐明的是这种作为根基的主体“被遗忘”、甚至“未被承认的内核”[5]，这个“内核”指的就是一种生成性的主体性原则。在齐泽克看来，海德格尔对康德先验想象力的存在论解释为此提供了一个可能的方向。 2.当代西方激进左派对于资本主义批判的理论诉求及其所主导的意识形态批判路径的转向。面对革命主体逐渐消失的现实困境，激进左派的理论逻辑是在两个维度上展开的：一是把解放的革命姿态转向对资本主义的理论批判；二是把具体的工人阶级重新转换为抽象的历史主体。这两个维度的深入促成了激进左派的社会批判逻辑的转向。正如安德森所指出，这个转向的支撑就是意识形态批判。也就是说，对革命及革命主体的现实诉求最终转变为对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批判。具体说来，20世纪崛起的激进左派的意识形态批判逻辑大致沿着两个路径演进：一是由卢卡奇开启到法兰克福学派结束的以主体性为核心的人本主义路线，卢卡奇乐观地把欧洲革命困境诊断为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危机，并基于主—客体的历史辩证法把阶级意识视为对物化意识的克服和革命的起点。卢卡奇开创的这种主体性思路后来得到法兰克福学派的重视，在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看来，主体与客体的分裂以及主体对客体的控制所产生的同一性思维，是资本主义社会意识形态的哲学基础。可以说，人本主义的主体性思路对于激发革命阶级的主体意识具有策略性的意义。二是阿尔都塞学派的“无主体”的结构主义路线，它是对卢卡奇—法兰克福学派的主体性思路的反动。阿尔都塞认为，“没有不借助于主体并为了这些主体而存在的意识形态”[6]，依据阿尔都塞的这个观点，主体就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表述，主—客体的历史辩证法也就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副产品。因此，人并没有成为主体，主体是由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建构的，意识形态批判的任务就是消解主体的神话。可见，结构主义以更加深刻的方式揭露了主体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内在关系。在齐泽克看来，阿尔都塞是开启后马克思主义理论空间的关键人物，但阿尔都塞的理论不够彻底。这就需要以先验想象力为入口，重新建构阿尔都塞开辟的非常有希望的探究路线。 3.当代西方激进左派对意识形态批判的方法论诉求及其所推动的辩证法的改造。激进左派挣扎在哲学与政治、理论与现实之间不断寻求革命的合理性证明，他们最终把论证方式转变为从方法论上展开对辩证法的反思与重构。正如意大利学者阿尔贝托·托斯卡诺所指出，辩证法的畸变是当今激进政治理论的源头。从卢卡奇开始，辩证法就被视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根本精神。当欧洲社会主义革命道路的不利形势向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提出严峻挑战之时，激进左派就把对辩证法的改造当作是对政治现实挑战的哲学理论回应。总体说来，改造沿着两个路径进行：一是通过对形而上学的批判，推崇辩证法的断裂性和非同一性。形而上学的灵魂是同一性思维，它不仅在理论上构成传统哲学的核心，而且在现实中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奠定基础，而激进左派认为辩证法的精髓在于批判和否定本性，是非同一性思维。正是这种区别使得辩证法能够克服形而上学的弊端和颠覆同一性意识形态的专制，从而彰显为一种具有变革意义的批判思维范式。二是通过回归历史必然性，凸显辩证法的偶然性逻辑。马克思关于历史必然性的讨论被右翼自由主义视为个体自由的敌人和集权主义产生的根源，苏联社会主义的失败则被视为历史必然性论断的破产和意识形态终结的证明。当代西方激进左派通过凸显偶然性来抵抗对必然性的非议，而辩证法的否定本性为偶然性提供了契机。他们的理论策略是在偶然性逻辑中保持必然性逻辑，认为偶然性就是个体的自由，它左右着历史必然性的可能性方向。无论是法兰克福学派还是阿尔都塞学派，都把蕴含偶然性逻辑的辩证法理解为把握社会历史所特有的方法。在齐泽克看来，这样的辩证法改造是激进左派“虚假的自我安慰”，它仅仅使得革命论证变成一种“理论游戏”，而革命的实质在于行动。由于行动的根据仍然内在于辩证法的断裂性逻辑之中，因而要对辩证法进行更加彻底的改造，就必须以“先验想象力”为入口，结合精神分析理论重构从康德至黑格尔的辩证逻辑的发展线索。 可见，齐泽克选择“海德格尔的康德解释”为理论入口，试图开显出主体哲学和辩证法的另一境界，是有着深刻的现实依据、理论根源和方法论诉求的。齐泽克把海德格尔对康德的生存论解释看作是具有创造性的理解活动，认为当今激进左派按着海德格尔的指引，遵循康德的思路，可以更加清楚地勾勒出“后—”世界时代意识形态批判和革命路径的探寻路线。 二、理论主题：“另类”的主体哲学与辩证法 对于齐泽克来说，“后—”世界时代意识形态批判的理论主题是“重新肯定笛卡尔的主体”。[5]所谓“重新肯定”，其实只是表面的策略，它的深层意图却是要探求辩证法与革命、主体之间的内在同一关系。 1.从主体哲学的视角来看，针对传统解释中重视“先验想象力”的“综合”维度的理论倾向，齐泽克强调“分裂”是它更加本源的维度 在传统的解释中，康德主体哲学的核心构件是“自我意识”。康德把自我意识称之为联结、综合或统觉，它是一种能动、自发和本源的综合活动，是“一切有思想、有理性的人都同样具有的、最高普遍性的‘共通机能’”。[7]109按照传统的这个解释，所谓主体能动性，其实就是一种综合统一能力，它是建构一切知识的能力。正是因为主体具备这种综合统一能力，自我意识不仅能为自己奠基，自己成为自己的根据，还能把其他的存在综合统一于自身，成为其他存在者的根据。但从20世纪的思想史来看，主体不但没有成为构造自然、社会和历史的主体，反而走向终结。海德格尔关于康德的先验想象力解释为齐泽克重建主体理论提供了入口。具体说来，在康德哲学中，自我意识的综合统一能力来源于先验想象力的综合统一能力。先验想象力既是感性的机能，又是知性的机能，正是这种中介性质，使得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第一版中赋予它最为关键的媒介地位，认为“我们拥有一种纯粹的想象力，它是人类心灵中为一切先天知识提供根据的一种基本能力”。[7]124但在《纯粹理性批判》第二版中，康德取消了先验想象力的这种独立地位，并把它作为低一级的能力附属于自我意识。海德格尔充分肯定康德在第一版中关于先验想象力的描述，从两个方面对先验想象力做了存在论的解释：一是强调先验想象力的综合特征；二是引出先验想象力的本质的原初性。也就是说，先验想象力的形式和综合机能是感性和知性的共同根源，构成了存在的基本视域。总之，海德格尔把先验想象力的源发性地位解释为存在论知识的统一性的内在可能性的根据。 齐泽克延续了海德格尔关于先验想象力的本源性地位的思考，但作了更加激进的发挥。在齐泽克看来，自我意识不是一种本源的综合活动，而是一种本源的分裂活动，从“分裂”转向“综合”使得康德哲学陷入困境。对这个困境的超越，才是贯穿于德国古典哲学传统的核心线索。齐泽克从两个层面来颠覆传统哲学对先验想象力的解释：其一，认为先验想象力无法用现象与本体这两组架构来给予定位，是前本体论或前存在论的，因为先验想象力作为感性与知性的中介，具有“中间性(in-between)”[8]35，因而它既非本体又非现象，而是隔开两者的分裂口。其二，认为先验想象力作为一种分裂活动，是人的先验自由的体现。齐泽克的这一理解，实际上体现了他开拓康德哲学解释新方向的一种努力。一般认为，康德哲学的二元分立/分裂，最根本的是自我意识与物自体的分裂，它的深刻之处在于揭示出人类理性由于其有限性而陷入种种困境，但其背后隐藏着政治的妥协性。齐泽克把这个分裂转向主体的核心，揭示出人类主体由于其先验想象力的分裂活动而具有一种内在的“力”，这是一种革命的激情。面对来自主体内核的这一激情，需要建构新的关于革命的哲学话语。齐泽克认为，先验想象力的分裂活动作为一种先验自由，在康德哲学中并未体现出来，他的哲学沉迷于将直观中分散的杂多综合起来，而忽略了想象力的否定性力量。最终完成这一伟大事业的是黑格尔。 2.就辩证法思想的具体内容而言，齐泽克强调辩证法的“分裂”或“否定性”，将之看作是黑格尔哲学思想的核心内容 齐泽克以海德格尔为中介重新解释康德的先验想象力范畴，就是为了重构黑格尔的否定性辩证法。按照一般性的理解，从费希特开始的后康德哲学家们普遍受到自由的一元论的诱惑，都试图克服康德哲学的二元论。因而，德国古典哲学的逻辑进程表现为如何实现主体与客体的同一，这个同一性构成了德国古典哲学辩证法的主要逻辑架构，也构成了黑格尔哲学的核心思路。齐泽克对此提出完全不同的看法。他认为黑格尔辩证法的核心是彻底撕开在康德那里已露端倪的“分裂”，而不是将“分裂”弥合或同一，因而黑格尔辩证法的核心是“否定性”或“分裂”。齐泽克为这个大胆的假设给出两处来自于黑格尔的文献依据：其一出自于《耶拿实在哲学》：“人类就是黑夜，就是空无，在极简中包含了一切——包含了无尽的表象、形象，但无一属于他——或者不存在于当下”。[8]41其二出自于《精神现象学》的序言：“精神的否定的东西在那里停留，这就是一种魔力，这种魔力就把否定的东西转化为存在。而这种魔力也就是上面所称之为主体的那种东西”。[8]44齐泽克认为，这两处文献清楚表明黑格尔辩证法关注的根本问题是分裂或否定性，“纯粹自我”的“黑夜”或者称之为“世界的黑夜”是来自主体的否定性力量的最根本的展现，这是一种更为原初的“前综合想象力”的分解力量。[8]45换言之，辩证法的否定性或“分裂”属性开启了“第三空间 ”，它既不属于现象，又不属于本体，而是属于前存在论的。 齐泽克要贯彻他的思路，必须挑战黑格尔辩证法的核心命题：“实体即主体”。实体和主体之间的对立与差别，不仅是西方近代形而上学的绝对信条，而且是理解黑格尔整个哲学体系的关键。一般说来，“实体即主体”包含两层意思：其一，把自我意识即主体原则推进到实体中去。实体不仅仅是无限的基质，同时也是无限的机能，所有的东西都是从实体中生气勃勃的产生出来的。其二，主体是空名，它设定实体，又有待于实体来填充它。主体通过自身的辩证运动而转化为实体。因此，“实体即主体”最终是主—客体实现内在同一性的结果。对于齐泽克来说，情况恰好相反，“实体即主体”这个论断“并不是指经历痛苦的分裂与异化之后神奇地回归同一性”[8]107，而是“一而再再而三告诉我们同一件事，即主体不断地挫败，无法在社会实体中实现其计划，无法将其愿景加诸于社会世界之上——亦即社会实体是如何一再地阻碍、颠倒了主体的计划”[8]106。于是，从齐泽克的观点来看，“实体即主体”的内涵与通常哲学史的理解大为不同。齐泽克对传统的突破在于，他认为费希特是第一个意识到康德主体“分裂”内涵的哲学家，“分裂”是费希特、谢林和黑格尔从康德的先验想象力学说那里发展出来的一条核心思路。因此，黑格尔并没有试图在辩证体系里废除差异，而是试图把那种在实体世界上永恒地抵抗辩证综合的主体“分裂”理论化。于是，否定性成了一种分裂的力量，也成为黑格尔辩证法的灵魂。“实体与主体”命题所描述的，已经不是纯粹的精神运动，而是主体面对历史命运所采取的积极抗争的分裂姿态。 3.齐泽克强调辩证法“否定性”与精神分析学“死亡驱力”的内在同构性，认为主体的内核是“分裂”，最终为革命合法性确立了根基 最后，齐泽克将德国古典哲学的辩证法与拉康精神分析学关联起来，凸显“分裂”的批判性及其现实根据。他的这一举措有其特定的理论指向。黑格尔的否定性辩证法终究是不彻底的，表现在他未能给绝对的否定性力量找到真实可靠的基础而陷入抽象，这也是由科耶夫所开启的20世纪法国否定性辩证法最终被质疑为“妥协政治”的哲学根源。对此，法国哲学家文森特·德贡布有一个非常精准的判断，认为它们无法解释否定性的起源是什么，因而带来潜在的虚无主义危险。齐泽克要超越20世纪法国的黑格尔主义传统，采取的策略是将拉康的精神分析理论与黑格尔的否定性辩证法进行交互性阐释。在齐泽克看来，两者能够进行交互性阐释的根据在于辩证法“否定性”精神与拉康精神分析学“死亡驱力”概念具有内在的同构性，从“死亡驱力”概念中我们可以找到辩证法“分裂”本性的根据和理由。 “死亡驱力”是拉康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中继承的重要概念。按照弗洛伊德的重要发现，人的本能可以分为生本能和死亡本能。死亡本能也就是死亡驱力，是一种摧毁秩序和趋向毁灭的原始冲动，其基本特性是强迫重复，不停地回归有机体过去的创伤情景，它的目标不是生物学意义上的死亡，而是一种无条件的冲动，不顾生命本身的需求，始终执着于自己的追求。拉康对弗洛伊德“死亡驱力”遗产的继承主要集中于对“死亡驱力”进行结构主义和语言学的阐释，认为死亡驱力是主体在被语言符号阉割后的剩余，它的存在意味着主体是分裂的主体，语言符号秩序永远无法把主体塑造为完整、自足和统一的主体，总是有剩余、空缺与断裂。这种断裂或缺口，是内在于无意识的，最明显的体现就是主体在日常生活中的口误、笔误等各种过失症状。这正是齐泽克将黑格尔的“否定性”辩证法的与拉康的“死亡驱力”概念结合或等同起来的合法性所在，也是他为意识形态理论提供的来自于主体的永不妥协的战斗立场。 由上我们可以看到，齐泽克为了实现这个目标，首先以“先验想象力”为核心，把蕴含于德国古典哲学中的辩证法传统理解为关于分裂和否定性的辩证法。在此基础上，他又进一步依据拉康的精神分析理论，把辩证法的分裂本性及否定性，与精神分析学关于主体的“死亡驱力”联结起来。于是，辩证法就被从纯粹的方法论领域中召回，被内化进了主体的生成过程之中。因此，齐泽克反对一切本质主义把笛卡尔的主体理解为具有综合统一能力的自我意识的主体，而是提倡一种分裂的无意识主体观念。“分裂的主体”使得哲学与精神分析、辩证法与革命及主体之间具有内在的同一关系，从这里我们可以发现齐泽克的原创性。这正是他“重新肯定笛卡尔主体”，开辟出另一条解释思路的理论寓义。 三、实践意旨：个体精神世界的分裂与后乌托邦想象 齐泽克通过对康德的先验想象力的理解开出了一条道路，这种理解在他的意识形态批判理论中占据着核心的位置。他的研究为“后—”世界中的意识形态提供了一个批判的视角，他既不只是关注海德格尔何以一种全新的方法解析康德的思想，也不仅仅是为了额外突出海德格尔的基础存在论而强调先验想象力的重要性，他的目标是追寻“后—”世界中意识形态的运作方式和革命的辩证法，以这样一种方式来打开论题本身，这些论题在每一个关节点上都隐含着齐泽克探寻革命行动可能性的意旨。 1.个体精神世界的分裂与“后—”世界中意识形态的运作机制 齐泽克重构主体哲学，其首要的意图是探寻意识形态的运作机制。总体看来，他的思路主要是基于个体精神秩序去论证意识形态批判如何可能的问题。一般认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是伴随现代性产生的，现代性的一个根本后果就是实现资本与权力、技术的共谋，它深刻地影响着现代人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当今各种“后”学理论无法抹除的社会背景是我们仍然处于资本逻辑主导的世界之中，因而，我们必须承认，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不可能终结或隐退，它依然是当今社会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作为现代性根基的主体哲学仍然是解释当今社会秩序问题的根本框架。这也是齐泽克强调重新肯定“笛卡尔主体”的缘由。但是，全球性政治发展的趋势是阶级斗争的式微，因而，在齐泽克看来，建立在阶级对立基础上的传统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确实终结了，取而代之的是为资本权力再生产服务的微观意识形态。 要对微观意识形态展开批判关键是要揭示它的运作机制，这就必须把“笛卡尔主体”理解为拉康意义上的“分裂主体”。齐泽克的思考是对阿尔都塞意识形态质询理论的进一步延伸。阿尔都塞和齐泽克共享的理论前提是拉康的学说。拉康学说的根本特点是把个体的精神秩序划分为想象界、象征界和实在界。从根本上来说，想象界为主体的自我提供了一种想象的关系结构；象征界实质上是一个法和契约的世界，代表着人类社会所有体系得以构成的基本法则；实在界是空无，是绝对抵制象征化的分裂力量。早期的阿尔都塞基于想象界理论把意识形态看作是人类与其生存条件之间的无意识想象形式；晚期阿尔都塞把象征界构建为意识形态的基础，在此基础上揭示出意识形态与主体之间复杂的构成关系。阿尔都塞把社会秩序与主体之间的互动逻辑理解成互为条件的生产过程，即是说，意识形态把个人质询为主体的过程，既是社会秩序的建构过程，也是主体的建构过程。齐泽克对阿尔都塞的理论作了激进的发挥，认为象征界/意识形态对主体的阉割并不能总是成功，总是有一种剩余和残留逃脱了象征界的结构化作用。这种剩余和残留从根本上来说只是一种匮乏或分裂，它驱逐主体不断地欲求某物，但永远得不到满足，因为它不能被任何某物所代表，这就是实在界，它是主体的核心。齐泽克把它解释为未经符号化的内核，它意味着象征界对主体的结构化总是会以失败告终。从这样的观点出发，意识形态的运作机制是以自身的失败并以此激发人们更大的欲望来维系的。显然，意识形态的运行的目的不是要满足主体的欲望，而是要“把某个东西提高为不可能，以此作为延迟或避免遭遇它的方法”[9]。也就是说，主体是意识形态幻象围绕着难以符号化的实在界建构而成的，这就说明了主体不是被动接受意识形态质询的，而是通过欲求意识形态客体而主动迎合意识形态的。 2.激进左翼的后乌托邦想象与对抗性的政治行动 齐泽克论证“后—”世界中意识形态批判如何可能的问题，其最终意旨是要解决“后—”世界中革命行动如何可能的问题，也就是说，在阶级斗争式微的情境中，个体对社会秩序的反抗行动是如何可能的问题。这是西方激进左翼自21世纪以来后乌托邦想象的主题。在齐泽克看来，西方激进左翼对主体哲学的反思以及对后结构主义思潮的误用，导致进步力量的削弱。因为各种“后”学理论，例如身份认同政治和多元文化主义所建构的主体根本不具有颠覆的潜力，以致大众在不知不觉之间被各种“后”学理论所误导，认为正面迎击资本主义体制已变得不可能。齐泽克指出，“今天的乌托邦，就是相信现存的全球系统可以无限制地复制自己。成为一个现实主义者惟一的方法就是在这个协调系统中设想看似不可能之事。”[10]从齐泽克的理论逻辑来看，所谓“不可能之事”，就是从根本上推翻现有社会秩序或颠覆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一次革命或行动。 “行动”是齐泽克意识形态理论的最后旨归。对抗性的政治行动，正是一种意识形态批判的基本实践，一种揭破意识形态矩阵之不可能性的激进行动。齐泽克所推崇的行动，具有“深渊决定”的形式，它不是由现实存在的条件来决定，而是必须根据自己所创造的新秩序来证明自身的正当性。这种政治行动，实质上就是一种否定的姿态，是一种带有死亡驱力的绝对否定性、开拓不可能性空间的政治行为。这种行动是不能被彻底符号化的永恒的否定性。作为行动的否定性开启了象征界的非历史核心，而这一非历史核心就是意识形态斗争和革命产生的空间。 列宁是齐泽克行动主义政治学的主要参照点。列宁通过辩证法的研究从而强调主体的能动性并以此推动革命进程的发展，是齐泽克思考行动主义政治学的主要关切点。齐泽克新近撰写的著作大多数都是涉及列宁及其革命行动的极具建设性的理论，他甚至召集左翼人士以“重复列宁”为口号开展各种会议来探讨列宁的革命思想。但是，齐泽克言说“列宁”的方式是相当特别的，在他那里，“列宁”其实只是一个符号。在齐泽克看来，当代西方左翼不能像多情的怀旧者那样眷恋列宁所处的“美好的革命的旧时代”[11]，而是要寻找一个“生成中的列宁”[12]66“重复列宁不是重复列宁所没有做的。而是重复他所没有完成，他所失去的机遇”[12]64。也就是说，左翼学者要重复的是列宁主义态度，即根据新的历史情境创造性地制定革命规划，重新激活“共产主义假设”。 但是，齐泽克将列宁作为行动主义领袖的典范，认为十月革命是列宁个人“瞬间的决定”，是“深渊决定”的行动体现，事实上就是将客观环境与主观干预完全对立，将事件完全从形势中剥离开来。从经典的马克思主义观点来看，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向社会主义过渡要以超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高度发展的生产力为前提条件。从这个意义上说，十月革命确实不是“按照马克思”，而是“按照列宁”进行的。但是革命不是由一个党或一个领袖的某个决定导致的，革命运动的基础在于历史的客观发展进程，革命不能人为地引起，它成熟于社会内核，即阶级力量对比关系以及国际形势的变化。十月革命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客观的具体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和结果。列宁不是教条式地理解和搬用马克思的革命观，而是对当时的历史条件作出具体的分析，列宁的英明之处在于他抓住机遇，把马克思主义学说与俄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为落后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开创了先例。 四、结语 综上我们可以看到，齐泽克通过海德格尔式的另类阅读法，以康德先验哲学为入口，引导出与康德知识论不同的存在论，挖掘出蕴含在黑格尔主体哲学和辩证法中的意识形态构成原则，揭示了“后—”世界中意识形态批判如何可能的基本样态：即意识形态与分裂主体处于共生的互动逻辑中，但分裂主体不能被象征秩序或意识形态完全整合，它的存在本身就表明了社会象征秩序或意识形态存在着裂口。也就是说，齐泽克借助拉康理论，一方面将黑格尔的主体哲学解读为意识形态统一性的建构原则，另一方面又试图从黑格尔的否定性辩证法中阐发出这种统一性的内在分裂。他的最终意旨是要为“后—”世界中表面完美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打开缺口，由此警醒当今左派的任务就是要发现这个缺口，并通过列宁式的革命行动彻底颠覆意识形态。齐泽克的理论逻辑表明了西方左派企图在后政治世界中冲破全球资本主义罗网的愿景。 值得注意的是。从卢卡奇开始，整个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逻辑就开启于十月革命对欧洲左翼知识分子的强烈影响以及他们对十月革命道路的独特解读。卢卡奇曾经十分明确地谈到，《历史与阶级意识》的主要目的就是要从方法论上证明，布尔什维克主义是合乎逻辑地从辩证法逻辑中引申出来的。但是，20世纪30年代之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现实进程彻底关闭了十月革命所打开的革命道路。在这样的背景下，以齐泽克为代表的西方左翼在21世纪发动“重复列宁”和“重塑列宁主义”的潮流，首要的就是如何破解政治哲学领域最为棘手的问题，即革命主体性危机问题。它能否通过“曲解”德国古典哲学的方式来得以解决，是值得商榷的。但是，齐泽克的理论需要引起我们的关注和重视，因为列宁由辩证法引导出的政治哲学探索，以及寻求个体解放和自由的革命实践，不仅在当下，甚至在长远的未来，仍然是我们未竞的宏伟事业。标签：齐泽克论文; 康德论文; 黑格尔辩证法论文; 世界历史论文; 世界政治论文; 关系逻辑论文; 列宁论文; 西方世界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海德格尔论文; 哲学家论文; 现象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