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述民国时期启蒙与救亡背景下的编辑出版活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编辑出版论文,民国时期论文,背景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自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满清王朝统治，1912年孙中山创建中华民国，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共39年，史称民国时期。民国时期虽然不到40年，但却发生了中国几千年历史上内容最为深刻、意义极为深远的社会变革。民国时期编辑出版事业的发展呈现出复杂的态势，经历了战斗的洗礼，在启蒙与救亡的变奏中开拓进取，为我国编辑出版事业后来的发展留下了一份宝贵的遗产。
民国时期的编辑出版事业，无论在出版机构，还是出版物的种类、数量上都得到了较大的发展。其中1911年到1949年间公开出版的中文平装本图书约为124040种（注：据北京图书馆，上海图书馆，重庆图书馆三馆馆藏图书情况整理著录的推断，实际情况可能要超过一点。），报纸当在2500种以上（注：据《上海图书馆馆藏建国前中文报纸目录》及上海图书馆编《徐家汇藏书楼报纸目录初编》推断。），期刊也有几千种（注：《全国中文期刊联合目录》（1933—1949年）著录了全国50所图书馆所藏建国前国内外出版的中文期刊近2万种，另《中国近代期刊篇目汇录》著录了1912—1918年国内出版期刊238种，《全国解放前革命期刊联合目录》收录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各个历史阶段出版的刊物1658种。去除各目录的重复著录，属于民国时期出版的期刊应在几千种。）。这样大量的出版物，充分显示了民国时期编辑出版活动的活跃和卓有成效，也是民国时期时代特征在编辑出版事业上的反映。这里不打算对民国时期的编辑出版活动作编年史式的考察，仅从启蒙与救亡的时代主题与思想文化的视角回望这一时期的编辑出版文化，一方面是向先驱者表达敬意，同时也为了说明，在当今全球化浪潮席卷世界的信息时代，编辑出版活动作为重要的传播手段，仍然承担着坚持和弘扬民族文化的任务，新时代的编辑出版事业乘着改革开放的东风大有可为。
一
我们首先了解一下民国时期北洋政府和国民党政府出版法规的制定和实施情况，以便对当时编辑出版活动的社会政治背景有所认识。
民国时期，先后掌握政权的北洋政府和国民党政府一方面全力建设自己的编辑出版体系，垄断出版权，企图控制社会舆论；另一方面则利用政治的力量和法律手段，制定一系列针对进步力量的新闻出版法令，实施严厉的书报审查制度。
民国时期，利用出版法限制出版自由，由袁世凯的北洋政府首开先例。1914年，北洋政府颁布《出版法》，共二十三条。其中第十一条规定了文书图画不得出版的八种情况：“一，混淆政体者；二，防碍治安者；三，败坏风俗者；四，煽动曲庇犯罪人、刑事被告人或陷害刑事被告人者；五，轻罪、重罪之预审案件未经公判者；六，诉讼或会议事件之禁止旁听者；七，揭载军事、外交及其他官署机密之文书图画者，但得该官署许可时，不再此限；八，攻讦他人隐私，损坏其名誉者。”如果出版或出售散布上述违禁事项的文书图画者，第十三条规定：“该管警察官署认为必要时，没收其印本及其印版。”而在第十六条中又特别规定了对违反上述第一、第二款者的严厉处罚：“除没收其印本或印版外，处著作人、发行人及印刷人以五年有期徒刑或拘役。”（注：见张静庐辑注《中国近代出版史料》初编、二编，上海群联出版社1953—1954年版。转引自黄镇伟编著《中国编辑出版史》。）所谓“混淆政体”，“妨害治安”，就是不允许出版物有任何冒犯当局的思想内容，其限制出版自由的意图十分明显。
1928年国民党政府颁布《著作权法》，在第二章第二十二条中规定著作物违反下列条款者，内政部拒绝注册：“一，违反党义者；二，其他经法律规定禁止发行者。”1929年1月，国民党中宣部在《宣传品审查条例》第五条中明确宣布“宣传共产主义及阶级斗争，攻击本党主义、政纲、政策及决议案”的宣传品为“反动宣传品”，必须“查禁、查封或究办之”。大量发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文章和左翼作家作品的刊物依据此条例被查禁（注：同上）。
1930年12月，国民党政府公布《出版法》，在全部44条规定中，对报纸、杂志和书籍的出版登记作出了十分苛刻的限定。据刘哲民的统计，1927～1941年间公布的出版法及其实施细则的解释共26项，图书呈缴审查法规达56项，新闻检查和取缔法规为24项（注：见刘哲民编《近现代出版新闻法规汇编》，学林出版社1992年版。）。仅在1929～1941年的13年时间里，国民党就利用这些出版法令法规，禁毁了2700多种书刊（注：据张静庐《中国现代出版史料》乙、丙、丁三编所录资料统计，北京中华书局1954～1959年版。）。这样大规模的查禁活动，历史上只有清代乾隆编修《四库全书》期间的禁毁运动可以与之相比。
二
民国时期，中国社会处于改革转型之际，各种改革思潮和文化运动此起彼伏，民众对各种出版物的需求大增，这在很大程度上刺激和促进了编辑出版事业的发展。
（一）民国时期的思想启蒙运动始于新文化运动
1912年，辛亥革命的成果被袁世凯窃取，中国重又陷入黑暗和苦难之中，一批激进的资产阶级民主派知识分子经过反思，终于认识到，造成这种后果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广大民众还没有摆脱数千年封建思想的牢笼，当前要务是在思想文化领域批判封建主义，进行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启蒙。于是，一场气势磅礴的新文化运动迅速在全国范围内展开。1915年9月15日，陈独秀在上海创刊《新青年》（初名《青年杂志》，月刊）。在发刊词中，陈独秀开宗明义，明确指出：“国人欲脱蒙昧时代……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亮出“民主”与“科学”的旗帜，号召进行“思想革命”。1917年，陈独秀北上出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杂志随往北大，实行编辑集议制，由陈独秀、钱玄同、高一涵、胡适、李大钊、沈尹默、鲁迅等成员参与编辑会议。《新青年》从创刊到1922年停刊，前后八年，历经中国革命由旧民主主义向新民主主义的转变过程。从1915年到1918年，以宣传科学与民主，反对封建专制为宗旨，发动批孔和文学革命运动，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旗帜和宣传新思想的主要阵地。从1918年到1920年8月以宣传马克思主义为要务。1918年10月，李大钊将自己主编的第六卷第一期办成《马克思研究》专号。1920年夏，陈独秀到上海筹备共产主义组织，《新青年》随之南下，自第八卷第一号起改组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机关刊物，出至1922年7月第九卷第六号后终刊。
在编辑出版业务上，《新青年》自第四卷起，率先使用白话文和新式标点，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意义深远，对五四时期乃至现代新闻和编辑出版业务的改革起到了开风气的作用。在《新青年》的影响与带领下，全国各地纷纷涌现以传播新文化为主旨的定期刊物，最多时达160余种，西方各种思想、学派都被介绍到中国来。较著名的有北京大学新潮社的《新潮》以及《星期评论》、《建设》、《少年中国》、《解放与改造》等，同时，大势所趋，北京、上海等地的报刊纷纷进行副刊改革，其中以上海《时事新报》的《学灯》，《民国日报》的《觉悟》，北京《晨报》的《晨报副镌》，《京报》的《京报副刊》最为知名，号称“四大副刊”，一时间形成了宣传新文化的新闻出版阵线。
新文化运动中，思想启蒙的另一重要阵地是出版界。新文化运动以全国学生为中心，其传播媒介主要是出版物。清末时出版界出版的书籍主要是教科书、法政书和小说。新文化运动兴起，风气大变，在出版机构中，上海的群益书社率先承担了《新青年》的发行，中华书局承担了《解放与改造》的发行。传播新文化的出版物，除杂志以外，尚有大量重量级的丛书，如商务印书馆的《共学社丛书》、《世界丛书》、《北京大学丛书》，中华书局编辑发行的《新文化丛书》等。商务印书馆在我国近现代编辑出版史上具有独特的贡献，进入民国时期，能够跟随时代发展的步伐，把握出版方向，紧密配合新文化运动，提倡白话文，编辑了大量反映新思想的书籍。民国时期的大型知名出版物中，几乎在所有种类上都能看到商务的标记，如期刊中的《小说月报》、《东方杂志》等，《东方杂志》是民国时期历史最悠久的大型综合性刊物，具有综合文摘的性质，设有众多专栏，内容多辑自当时国内外报刊，保存了中国现代社会大量有价值的史料。中华书局则在社会科学类书籍和新教科书的出版方面成绩卓著，影响深远。
（二）新文学运动是思想启蒙运动的深化
新文学运动以1917年1月1日《新青年》杂志第二卷第五号发表胡适的《文学革命刍议》和同年2月1日第二卷第六号发表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为标志，自此，孕育了大量的文学报刊，文学报刊的出现又不断推进新文学运动的深入和发展。1918年5月，鲁迅在《新青年》发表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接着又连续发表了《孔乙己》和《药》，这些控诉封建伦理道德吃人罪恶，揭发社会黑暗，暴露国民痼疾的小说，成为新文学运动最早的杰出成就。到1921年，文学团体和文艺刊物开始出现，文艺书籍的专门出版机构随之诞生，北新书局就是我国第一家专门出版文学书籍的出版机构。在新文学运动蓬勃发展的时期，在众多文学社团中，文学研究会、创造社、语丝社三家，在传播新文化和文学作品的编辑出版方面至为突出。
文学研究会是我国现代史上最早、最大的文学社团，由周作人、耿济之、郑振铎、王统照、沈雁冰等人发起，1921年在北京成立。研究会发扬五四精神，主张“文学为人生”，文学为改造社会服务，提倡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重视介绍翻译外国文学中的现实主义作品。在编辑出版方面，文学研究会与商务印书馆合作，编辑出版了数种有影响的文学期刊和丛书，主要有《小说月报》和《文学研究会丛书》。《小说月报》1910年在上海创刊，1931年出至第二十二卷终刊。前期从第一卷至第十一卷共126期，属“鸳鸯蝴蝶派”刊物，后期自1921年1月第十二卷第一号起由沈雁冰主编，开始进行全面革新，成为第一个新文学的大型文学专刊。《文学研究会丛书》由文学研究会编辑，商务印书馆出版，是现代编辑出版史上文学社团与出版机构合作的典范。从1921年至1937年共出版丛书约100余种，内容包括各种体裁的创作、译作、文学理论和文学史，在思想启蒙方面发挥了推动的作用，也是新文学运动中最重要的实绩之一。
创造社作为五四新文学运动时期的著名文学社团，由那时留学日本的郭沫若、郁达夫、田汉、成仿吾、郑伯奇等人发起成立，提出“革命文学”的口号，进行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倡导和创作。在编辑出版方面，创造社和上海泰东图书局、光华书局合作，编辑出版了新文学运动中最早的新文学图书《创造社丛书》，其中尤以郭沫若的诗集《女神》和郁达夫的小说集《沉沦》在社会上，尤其是青年中影响最大，《女神》从1921年至1929年重印9次，《沉沦》从1921年至1930年重印12次。创造社编辑出版的文学刊物包括《创造》季刊、《创造周报》、《创造月刊》、《洪水》半月刊等，由于创造社的进步文化活动触犯了国民党当局的禁律，1929年2月，创造社及其出版部被查封。
语丝社是以编辑出版《语丝》周刊而闻名的新文学社团，其成员主要是刊物的编辑者和主要撰稿人。《语丝》1924年11月在北京创刊，孙伏园和周作人先后任主编，主要撰稿人有鲁迅、周作人、刘半农、林语堂、钱玄同等，由北新书局出版发行。《语丝》以发表杂感、短评、随笔为主，以鲁迅为代表的作者，在反对封建思想，抨击北洋军阀统治的斗争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1927年遭奉系军阀张作霖查封，后迁往上海复刊，1930年停刊。
（三）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时的编辑出版活动
在五四时期的思想启蒙运动中，马克思主义也被介绍到中国来。其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已十分活跃，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影响巨大。中国的进步知识分子在介绍西欧的文化思想时，接触到马克思著作及学说，但马克思主义真正被介绍到中国来是在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取得胜利之后。以李大钊为代表的一批长期思考国家前途的知识分子很快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迅速在《新青年》和《每周评论》等报刊进行热情洋溢的宣传。1920年3月，李大钊倡导成立了“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同年夏天，在上海也成立了以陈独秀为首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和有关的翻译出版工作受到了重视。1920年，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正式出版，这是《共产党宣言》在中国出版的第一个全译本，也是马恩著作在中国出版的第一个单行本，在中国马克思主义著作的出版传播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思想启蒙运动是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寻求救国救民道路的必经阶段，这一运动后来由于日本侵华战争的爆发而中断，虽持续时间不长，但在开民智，反封建，介绍传播先进文化方面成绩卓著，这一时期的编辑出版活动紧跟时代步伐，有了很大的发展。
三
1931年，日本侵略者悍然发动“九·一八”事变，加紧对华全面侵略的步伐，中华民族到了最危急的生死存亡的关头，中国人民奋起反抗，抗日救亡运动在全国轰轰烈烈展开，宣传抗日救亡的书籍报刊在各地大量涌现，仅以上海、北京为中心的国统区就有不下千种的报刊创刊发行，各地出版机构也纷纷加入抗日救亡的宣传活动，救亡取代启蒙成为时代的主题。这其中以《申报》的改革，邹韬奋的编辑出版活动和解放区的出版活动影响最大。
（一）抗日救亡与《申报》的改革
《申报》是民国时期历史最悠久的报纸，1872年由英国商人美查在上海集资创办，1913年转售给史量才，成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报纸。1931年9月1日，《申报》发表创刊60周年宣言，提出革新计划。宣言发表仅17天，“九·一八”事变爆发，次年“一·二八”上海淞沪抗战接踵而至，史量才于是着手进行《申报》改革。他在1932年11月30日《〈申报〉60周年革新计划宣言》中说：“从去年到今年，举国纷纷扰扰，不可终朝，而国难依然是‘原封不动’。本报同人从而觉悟到欲谋打破国难，不在于空口的叫嚣，亦不在于无意识的盲动，最重要的是在于‘各尽其责’，在于实际的‘做’。为谋尽责，所以本报决本去年所宣示于国人的计划，以‘实际做’的精神，从今开头，逐步促其实现。”《申报》的改革，从时评和副刊上开始，史量才聘请爱国进步人士黄炎培、陶行知进入报社的高级管理层，领导改革。以每天一篇的时评，及时分析时局发展的形势，反映民众的感情和要求，坚决反对国民党“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立场。《申报》原有副刊《自由谈》过去一直是鸳鸯蝴蝶派及礼拜六派等旧文人的大本营，1932年，史量才聘请黎烈文出任主编，黎烈文大刀阔斧进行改革，大量刊登鲁迅、茅盾、瞿秋白、叶圣陶等作家的杂文，《自由谈》遂成为左翼作家反对和还击国民党文化围剿的阵地。
《申报》是影响广泛的大报，《申报》的改革引起国民党当局的强烈不满，1934年11月，国民党特务卑鄙地暗杀了史量才，《申报》改革遭受夭折的命运。但史量才主持的《申报》改革，对全国的抗日救亡运动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也反映了时代的心声。
（二）抗日救亡与邹韬奋的编辑出版活动
邹韬奋1926年开始主编《生活》周刊，“九·一八”事变之前，主要谈论个人修养问题以及进行职业指导，属于爱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九·一八”事变后，在民族危亡的大是大非面前，邹韬奋的思想发生较大转变，很快走上抗日救亡的道路。1933年12月，《生活》周刊被国民党查封，邹韬奋被迫流亡国外。1935年回国后，继续他的报刊事业，先后主编《大众生活》周刊，《生活日报》，《生活日报星期增刊》，《抗战》3日刊，《全民抗战》，复刊版《大众生活》等，将抗日救亡的民族统一战线思想传播到国统区的广大知识分子中去。除此之外，邹韬奋还创办了著名的生活书店，出版进步的社会科学和文学艺术类书籍，并在西安、重庆、长沙、桂林、昆明、南宁等地开设56家分店，成为国统区重要的进步文化出版阵地。生活书店在1932年至1948年间，先后出版30多种期刊，1200多种图书，信誉良好，最有影响的是郑振铎主编的大型丛书《世界文库》和茅盾主编的《中国的一日》。邹韬奋在编辑出版事业上兢兢业业、不屈不挠的精神是一笔宝贵的财富，值得后人效法和学习。
（三）抗日救亡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编辑出版活动
抗日战争时期，党领导的出版事业在困难中坚持，在曲折中发展。抗战中，党中央在延安建立了中共中央出版发行部，统一负责党的出版、印刷、发行工作。当时，马恩列斯著作和毛泽东著作用解放社的名义出版，一般社会科学读物则用新华书店的名义出版。1939年9月，新华书店单独建制，由中共中央出版发行部直接领导。党中央还派专人去上海、西安等地采购印刷器材，聘请技术人员，组建中央印刷厂。从1937年到1947年中央撤离延安为止，由中央印刷厂、解放社和新华书店出版发行的书籍达300余种，加上大量的报纸、杂志，延安的编辑出版事业呈现出十分兴旺的局面。同时，根据中央的指示，各抗日民主根据地都建立了党的出版机构，从事革命书刊的宣传出版活动，在出版的数量和种类上都达到了一定的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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