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史研究与中国现代史，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现代史论文,中国论文,史研究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社会史研究在中国沉寂了几十年之后，从80年代中期迅速复兴，各种成果不断涌现，呈现出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然而在中国现代史领域，这方面取得的成果还不算多。社会史与中国现代史研究到底有何关系？怎样从社会史的角度拓宽中国现代史研究的领域，加深中国现代史的研究？对这些问题，很有必要加以探讨。
一 社会史的研究对象和主要内容
关于社会史的定义，它的研究对象和主要内容，世界各国学者至今没有一个一致的看法。英国的社会史学家布雷维里曾归纳为3 种主要观点，第一届中国社会史研讨会上也提出3种观点， 蔡少卿把西方对社会史内涵的解释归纳为7种，常宗虎则把国内外的各种观点归纳为8种。但是概括起来，主要地有以下几种：
（一）社会史是排除了政治、经济、军事以外的各种社会活动构成的历史，即社会生活史。因为过去的历史是以政治史为主的，因此作为政治史对立面出现的社会史，就强调研究一般的社会生活。英国著名史学家屈维廉在他那本享有盛誉的《英国社会史》一书的前言里即宣称：“社会史可以消极地概括为：除去政治的一国人民的历史。”〔1 〕布雷维里也说：“最古老的观点认为社会史是关于生活方式、闲暇状况和一系列社会活动的历史，……这是把社会史视为政治活动、经济活动、军事活动以外的社会活动所构成的历史。”〔2 〕国内的许多史学家同意这种观点，如《历史研究》倡导开展社会史研究的评论员文章《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即强调开展“关于社会生活发展的研究”〔3 〕。冯尔康、陆震等皆持此观点，认为“中国社会史是研究历史上人们社会生活的运动体系”〔4〕，“社会史就是社会生活史”〔5〕。
（二）关于穷人或下层群众的历史。这种观点与上述第一种观点比较接近，因为以往的政治史都以上层社会的主要人物为研究对象，既然要排除政治史，研究社会生活，就必然强调研究下层群众。屈维廉的《英国社会史》，就再现了一般人的社会生活史。美国史学家斯特恩也说：“社会史研究成功与否，在于它是否恰当地表述人民的经历，是否独立于（尽管不一定与之对立）占统治地位的机构或上层的文化标准。这种方法导致人们对下层阶级集团特别感兴趣，如奴隶、仆人和产业工人阶级。”他还说：“在美国，人们普遍地把社会史限定在对社会一般成员，而不是精英集团中的个人研究之上。”〔6 〕国内有的史学家也持此种观点，如王家范认为：“中国社会史研究目前应迅速将透视的焦点从国家上层移向社会下层，下力气研究芸芸众生，……透过他们日常普通的物质生活、精神生活和心理世界，展示千百万人的‘众生相’，由下而上地展开对中国社会深层结构的揭露。”〔7〕
（三）社会史就是社会的历史、全面的历史、整个的历史。法国年鉴学派在最早倡导开展社会史研究时，就已经把它作为涵盖了人类全部历史的领域，其创始人吕西安·布洛赫即说：“所谓经济和社会史其实并不存在，只存在作为整体的历史。就其定义而言，整个历史就是社会的历史。”〔8 〕英国史学家霍布斯鲍姆说：“不像经济学或其他用连字号连接的历史，社会史从来就不可能是一个专门化学科，因为它的主题不能孤立起来。”〔9 〕哈罗德·珀金说：“社会史不是历史的一部分，用阿瑟·雷德福的话来说，社会史是从社会角度而言的全部历史。”〔10〕美国史学家埃利说：“把社会史理解为整个‘社会的历史’，而不是各种零散的专题（劳工、社会问题、教育、人口统计等等），相对来说这种观点正在得到公认。”〔11〕国内有的史学家也持此种观点。李大钊即认为：历史“是整个的人类生活”，“整个的社会的变革”，“凡是社会生活所表现的各体相，均为历史的内容所涵括”。他认为“把人类的生活整个的纵着去看，便是历史；横着去看，便是社会。历史与社会，同其内容，同其实质，只是观察的方面不同罢了。”〔12〕陈旭麓认为：“真正能够反映一个过去了的时代全部面貌的应该是通史，而通史总是社会史。”〔13〕乔志强认为，“社会史最基本的特征之一是它体现的那种‘全面的’、‘整体的’历史”〔14〕。他又说：“社会史研究的对象是社会的历史……是研讨人类社会及其机制的发展的历史。”〔15〕但他对这种“社会的历史”作了限定，认为“社会史研究的对象，不是包罗政治、经济、文化等在内的所有社会现象的历史，而是研究人类有史以来赖以生存并必然结成的社会本身的历史。”〔16〕张静如也不同意社会史只研究社会生活或下层群众的历史，而认为应该“研究社会的全部历史”〔17〕。由龚书铎任总主编的《中国社会通史》编委会，虽然认为社会史是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但又认为“社会史是研究以人为主体的社会本身的历史，即社会构成、社会运行和社会变迁的历史”〔18〕。
（四）二元论，认为可分为狭义的社会史和广义的社会史。狭义社会史研究的对象是社会结构和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一个侧面，即传统历史课题以外的课题；广义社会史则无所不包，即研究社会整体的历史，其研究对象是广泛的、综合的，诸如国家、民族、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社会风俗、民情等，但它更注重经济和文化要素在历史发展进程中的重要作用〔19〕。虞和平、郭润涛所写的《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述评》，即分为整体社会史和专题社会史两部分，认为整体社会史以社会整体为研究对象，研究社会历史中人和人群在各种生活领域内的生存和活动状态，及其相互间的结构、互动关系和发展变化过程；专题社会史则包括人口史、商会及其他社团史、城市史、会党史、近代化史、社会心态史、社区史研究等等〔20〕。
（五）含义不定，认为它只是一个新方向、新方法。国外有的学者认为，很难给社会史下个确切的定义，社会史只是一个目标，并未形成一个确切的具体的范畴，社会史的研究只是一种新方向〔21〕。国内有的学者也持此种观点，如赵世瑜认为：“社会史根本不是历史学中的一个分支，而是一种运用新方法、从新角度加以解释的新面孔史学。”〔22〕常宗虎逐条分析了关于社会史的各种定义，认为它并没有区别于其他学科的专有的研究对象，作为一个学科“没有自己的立足之地”，几十年的努力已经“失败”，它只是“史学研究方法”，“至少在法国、美国和英国，它已基本上作为一种史学方法得到普遍使用”〔23〕。郭春生也认为：“社会史不能作为学科而存在”，“在史学创新中‘社会史’概念的提出，是为了弥补传统史学之‘残阙’，是对只研究政治的传统史学的补充，其最终目标便是使历史成为‘整个社会的历史’。因此，‘社会史’概念在史学创新中是供史学家们运用的工具和方法。”〔24〕
以上各种观点都有自己的道理，有自己的合理性。如第一种观点主张研究社会生活，这是很有必要的，因为社会生活是影响历史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从中可以发现影响历史发展的深层次原因。屈维廉曾对社会作了三个层次的分析，认为“经济状况构成社会生活的基础，而社会生活反过来又为政治活动提供了基础”，没有研究社会生活的社会史，“经济史便无价值可言，而政治史则是一笔糊涂帐”〔25〕。而传统的历史学，对社会生活研究得太少了。第二种观点主张研究穷人或下层群众的历史，也是很有必要的，因为历史并不只是上层少数人创造的，下层的广大群众在历史发展中起了重要的作用，过去对这方面的研究也太少了。加强这方面的研究，同样可以发现影响历史发展的深层次原因，更好地说明许多重大决策作出的社会根据。第五种观点强调社会史是一种新方向、新方法，更是有道理的。
但是，上述的不少观点也是有缺陷的。布雷维里在谈到关于社会史的几种观点时即说，关于把社会史看作是排除了政治等活动的社会生活史的观点，带来的一个问题是“缩小了自己的研究范围”，“还导致这样一种危险性”，即由于排除了政治等活动，“结果使自身变得琐碎而浅薄”。关于社会史即全社会的历史的观点，也“带来了许多困难”，容易导致“非历史的、循环的”论证方式，“而且缺乏真实意义”。至于认为社会史研究的是经验的不是行为的观点，“将会把人们从社会史的领域引入心理史的领域”。他认为：“这三种观点看来都行不通。”〔26〕美国学者彼得·伯克认为社会史有三个缺陷是不可克服的，一是“有关课题本身界定不明确，研究范围、对象、基本概念模糊不清”；二是“对历史的解释与传统史学有何不同并不清楚”；三是“整合上的困难”，“即综合历史学全部成果并调和新旧史学对立局面的难度巨大”〔27〕。因此，上述第一种观点不如直接叫“社会生活史”；第二种观点不如直接叫“下层社会史”；第三种观点和第四种观点中的广义社会史、整体社会史，不如直接叫“社会历史学”或“历史社会学”；第四种观点中的专题社会史，不如按其专题直呼其名。
二 以社会史的研究推动和深化中国现代史研究
上述有关社会史的一些定义虽然存在缺陷或有可商榷的地方，但他们提出的一些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对于拓宽中国现代史的研究领域，加深中国现代史的研究，却是很有启发的。上述第五种观点把社会史研究作为一种新方向、新方法，更可以直接地与中国现代史研究结合起来，将它提出的一些研究方法运用到中国现代史研究中去。
那么，怎么以社会史研究推动和深化中国现代史的研究呢？因篇幅所限，下面仅列举数端。
第一，以社会史研究为基础深化中国现代史研究。
中国现代史，实际上就是中国现代社会的基本状况及其发展变化的历史。中国现代史研究的内容，如政治史、经济史、军事史、思想文化史、对外关系史等等，无不是中国现代社会生活、社会活动的一部分。要对这些方面加以研究，首先就要了解中国现代社会。正如马克思所说：“现代历史著述方面的一切真正进步，都是当历史学家从政治形式的外表深入到社会生活的深处时才取得的。”〔28〕
1991年，张静如提出以社会史为基础深化中共党史研究的问题。他认为以社会史为基础深化中共党史研究，并不是说把党史改为社会史，而是说对党史中的重大问题，包括大的历史事件和有影响的人物的思想及实践，利用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成果，从社会生活诸方面进行分析，找出形成某个重大历史现象的复杂的综合的原因，并描述其产生的影响在社会生活诸领域的反映。如在中国，为什么要革命，革谁的命，谁来革命，如何革命，革命的目的，建设的出发点，道路、方针和政策、前景等问题，都需要从中国近现代社会生活诸方面去解释。仅仅说明中国革命发生的原因，就要研究很多问题，诸如中国传统社会和传统文化思想特征及其变迁、中国革命的国际环境和帝国主义入侵的影响、近代中国新的生产力发展状况及其与旧的生产关系的矛盾、近代中国社会结构和阶级关系变迁、近代中国社会意识形态和社会心理的变迁，等等。要说明中国共产党的产生及其特点，除了必须研究上面列出的问题外，还应该研究中国工人阶级、农民阶级、知识分子阶层的特点，研究近代中国民主传统和无政府主义影响，研究近代中国政党的演变，等等。对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苏区的研究，不能不涉及近代中国农村的变化、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的关系、中国农民的特点，家族制度、血缘关系、宗教影响等诸多问题。研究白区工作更是复杂，现代城市的一切问题几乎都与之有联系。如地下党机关的设置地点，必须考虑城市的地理环境、人际关系，而其工作方法又常常与风俗习惯、生活方式有关。诸如此类，不一而足〔29〕。中共党史研究是如此，中国现代史研究也是如此。
第二，吸收社会史研究的内容，拓宽中国现代史研究的领域，深化中国现代史的研究。
例如：
1.社会结构研究。社会史很重视研究社会结构。所谓社会结构，从横的方面来说包括家庭与宗族、社区、民族、群体与组织等；从纵的方面来说包括等级和阶级等；从文化方面来说包括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理性文化等。过去的现代史研究，多注重阶级和等级的纵向分析，对横向结构、文化结构重视不够。近年来，社区史、城市史等新兴学科有了发展，并取得不少成就。对横向结构、文化结构的分析，对于深化中国现代史研究是很重要的。例如已经兴起的社区史、城市史等研究，对于深入研究这些社区、城市的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等等，丰富和深化中国现代史的内容，加深对一些问题的认识，以及制定现实的发展战略和方针政策，都有重要意义。
即使是对于过去比较重视的阶级和等级结构的研究，也应该根据新的资料进一步加以研究，以得出更加科学的结论。例如过去长期把农村中的富农与地主同等看待，统计封建土地占有制时也将他们的土地合并统计。前些年不少学者就提出，富农与地主还是不同的，他们自己参加劳动，所占土地中虽然有封建性经营的部分，也有资本主义性经营的部分，而且代表了当时农村中先进的生产力，因此不应把他们占有的土地，不加区别地作为封建性的土地占有，与地主阶级的土地统计在一起。有的学者还提出，对一些领导集团的构成加以分析，还可以有助于理解他们所采取的政策。如刘志强曾提出，袁世凯当上大总统以后之所以颁布了许多鼓励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法律、法规和命令，与担任农商总长的人员构成有关，当时的农商总长都是热心发展民族工商业的人。其中宋教仁、陈其美、王正廷、刘揆一等人都是革命党人，又全是留学日、美的学生。在这之后担任农商总长时间最长的是张謇。他是清末的状元，又是个立宪派，但是他坚持发展民族资本主义。北洋军阀农商总长前后共47人，其中留学美国、日本和英国的共23人，占49%；科举出身的16人，占34%；在国内受新式教育的6人，占13%；行伍出身的2人， 占4%。由以上数字看，历任总长有将近2/3的人受过新式教育，有近1/2的人在国外留过学，接受过正规的资本主义教育，具有现代新知识，对近代潮流有一定的了解。这种素质，对于经济主管人员来说，是有益的。这就不难理解整个北洋政府时期的鼓励资本主义发展的政策了〔30〕。
自从社会主义新时期开始以来，我国的阶级和等级构成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现在还几乎无人加以系统的研究。前几年有的学者让我采用社会史的方法主编《中国大通史》中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卷时，我就因为感到缺乏这方面的材料而未敢承担。对于这方面的重大变化，应该认真加以研究，否则便无法深刻理解这个时期的巨大变革。
2.社会运行研究。这也是社会史很重视的研究内容，即着重研究社会是怎么运行的，内容包括社会生活方式、社会控制、社会保障、社会机制等组成的社会运行机制，社会问题及其治理，社会运行的状态与社会变迁等方面的内容。20 世纪是中国社会发生天翻地覆巨大变化的100年，对各个时期的社会运行和社会变迁深入加以研究，不仅可以深化中国现代史的研究，还可以总结许多经验教训，为今天社会的良性运行提供借鉴。例如社会史在社会运行的研究中很重视动力机制，而社会需求正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在民国时期，正是由于国家和社会不能满足广大人民最基本的生活需求，所以人民才起来革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如何尽快地发展生产力，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也一直是我国的主要矛盾。可是在一个长时期中，党和国家领导人过于重视阶级斗争，重视生产关系的变革，重视如何满足国家和集体的需要，而对如何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则有所忽视，致使在20年的时间中人民生活没有多少改善，严重挫伤了广大人民的积极性，结果导致了20年停滞的局面。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总结这方面的教训，强调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尽快地发展生产力，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结果使中国社会迅速发生巨大的变化。从这些方面进行研究，不但可以深化中国现代史的研究，还可以总结出许多经验教训，深化对于“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的认识，使社会更加良性地运行和发展。对于各个时期的社会问题和社会治理的研究，也具有同样的作用。
3.社会思潮、社会心理研究。这也是社会史很重视的研究内容。普列汉诺夫在谈到社会心理时曾说：“对于社会心理若没有精细的研究与了解，思想体系的历史唯物主义解释根本不可能”，“甚至在法律和政治制度的历史中都必须估计到它，而在文学、艺术、哲学等等学科的历史中，如果没有它，就一步也动不得。”〔31〕张静如在谈到中共党史学理论和方法论时引用这段话之后说：考察社会历史的演变，从事各种专门史的研究，都不能忽视社会心理的研究。譬如对建国初期历史的研究，我们只注意到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注意到共产党恢复国民经济和进行社会改革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特别是突出毛泽东的理论如何正确，但从来没有人注意这个时候的社会心理。如果不是中国人普遍的社会心理发生了有利于共产党领导的变化，就无法说明新政权刚刚建立、生产力水平极低的情况下，怎么能产生出那么大的社会能量，取得那么大的社会效益。又如“大跃进”年代“左”的错误政策的贯彻之所以非常顺利，除了组织上的行政干预外，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因为这种政策在当时有社会心理基础。从整个社会看，包括领导集团、高级干部、广大群众，存在着一种共同的观念，幻想在短时间内改变中国的落后和贫穷面貌，而且过高地估计了自身能力，以为可以不顾客观条件，只要主观想干就能达到目的，从而形成一种急功冒进型的社会心理〔32〕。
这样的例子，在现代史上还可以举出很多。例如过去在谈到抗日救亡运动的兴起时，往往过分强调中国共产党号召的作用，好像党的什么指示、号召一发出，抗日救亡运动就开展起来了。事实上，这些指示、号召当时并没有很多人知道，一个全国性的运动，在当时并不是一个指示、号召就可以发动起来的，抗日救亡运动的兴起，主要还是各界人民群众民族心理或民族主义思潮在起作用。在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并一步步向华北进逼，亡国灭种的危险摆在全国人民面前的时候，社会各阶级、阶层、政党、团体受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思想的支配，都先后行动起来，就连一些地主甚至土匪也投入抗日救亡的洪流，所以抗日救亡运动在全国蓬勃兴起。中国共产党的高明之处，就在于顺应民意，及时地转变政策，发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号召，推动了这一运动的发展，为这一运动指出了正确的方向。这样讲，既使我们看到了抗日救亡运动兴起的深刻的社会原因，也深刻地说明了中国共产党政策的正确之处，使我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更加全面。日本学者就很重视中国抗日战争中的民族主义、民族心理的研究，专门编写了题为《抗日战争与中国民众——中国的民族主义与民主主义》的书。我们也应该向日本学者学习，加强社会思潮、社会心理的研究。
4.下层群众和社会生活的研究。这也是社会史重视研究的内容，而现代史研究则往往忽视的。在中国现代史研究中，论述的往往是领导集团、上层人物、杰出人物的活动，对一般群众的思想活动和社会生活一般谈得很少。事实上人民群众的生活和愿望，往往影响到领导集团的决策，从最根本的层次上决定着社会的发展方向。例如国民党及广东、南京政权之所以能战胜北洋军阀、北京政权，就是因为北洋军阀、北京政权争权夺利，战乱不已，人民生活不下去，而对代表新生力量的国民党及广东、南京政权抱有希望。但从抗战中后期开始，国民党不顾人民群众的抗战愿望，消极抗战，并开始腐败，越来越引起人民群众的不满。抗战胜利后，广大人民群众普遍希望和平，并且不希望同外国缔结军事协定。据1946年11月沪江大学对967名学生的调查，有490人认为中国不应同任何国家缔结军事协定，423人认为中国内战应绝对避免〔33〕。 可是国民党当局对外依附美国，对内挑起内战，更加失去民心。与此相反，共产党总结两次失败的教训，已经成熟起来，不但获得了广大工农群众的支持，还逐步得到民族资产阶级的支持，成为一种更具有生命力、更受到广泛欢迎的社会力量。人心的向背，决定了共产党必然要取代国民党。从这些方面来说明中国现代社会的变迁，就似乎更加深刻，更能反映出各种政权兴衰成败的历史必然性。
重视人民群众和社会生活的研究，在中国现代史著作中增加这方面的内容，还可以纠正一些现代史著作枯燥干巴的毛病，使内容更加丰满、充实，更具有可读性。例如对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解放区的社会状况，过去讲得比较简单，使人知之不详。近几年逐渐受到一些学者的重视，如何友良著《中国苏维埃区域社会变动史》，江沛的《论华北抗日根据地区域的社会变迁》，都作了比较深入的研究，提供了大量的生动材料。如果能把这方面的一些材料写入现代史著作，就会使现代史著作内容更加丰满，论述更加充分。
第三，运用社会史研究的概念、范畴和理论、方法，深化中国现代史研究。
前苏联的米罗诺夫在《历史学家和社会学》中曾提出，历史学与社会学合作有两条途径：一是运用社会学的概念和范畴，重新解释历史资料；二是一开始就借助社会学的全部方法来认识历史现象〔34〕。这两者都能运用，可以互相结合。社会史研究中常用的概念、范畴和理论、方法很多，仅就理论和方法而言，虞和平、郭润涛、蔡少卿、常宗虎等文章中就分别提出人口论、结构论、功能论、模式论、分层论、流动论、城市社会学、经济社会学、社会心理学、政治文化学〔35〕；结构理论、功能理论、冲突理论、互动理论、角色理论、个案研究法、抽样法、统计调查法等等〔36〕；全面审视法、跨学科研究法、结构分析法、新史料、新手段和新技术等〔37〕。这些理论和方法，在中国现代史研究中都可借鉴和运用。
当然，提倡以社会史研究推动和深化中国现代史研究，并不是要以社会史研究代替中国现代史的研究。提倡加强社会史的研究，是指借鉴社会史研究的研究内容、理论和方法，开阔自己的视野，拓宽研究的领域，加深对现代史的理解，丰富现代史研究的内容，改进现代史著作的写作方法，并不是要以现代社会史代替中国现代史。在借鉴社会史研究方法，吸收社会史研究内容时，也要注意不能把内容搞得太琐碎。要加强具体问题的研究，而不必过于注重体系和概念，以免陷入这方面的争论之中。
注释：
〔1〕转引自[美]查尔斯·蒂利：《重建欧洲的生活》， 载蔡少卿主编《再现过去：社会史的理论视野》，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72页。
〔2〕[英]布雷维里：《何谓社会史》，同上书，第145页。
〔3〕《历史研究》1987年第1期。
〔4〕冯尔康：《开展社会史研究》，同上。
〔5〕陆震：《关于社会史研究的学科对象诸问题》，同上。
〔6〕《拓宽视野：美国社会史研究的趋势》， 载《再现过去：社会史的理论视野》，第37、36页。
〔7〕王家范：《从难切入，在‘变’字上做文章》， 《历史研究》1993年第2期。
〔8〕转引自雅克·勒高夫：《新史学》， 载《再现过去：社会史的理论视野》，第95页。
〔9〕《从社会史到社会的历史》，同上，第6页。
〔10〕《社会史》，同上，第126页。
〔11〕《当代西方社会史研究的新趋势》，同上，第23页。
〔12〕《李大钊史学论集》，河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00、 199页。
〔13〕《略论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第5期。
〔14〕《深化中国社会史研究》，《历史研究》1993年第2期。
〔15〕〔16〕《中国近代社会史·导论》，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2页。
〔17〕《以社会史为基础深化党史研究》，《历史研究》1991年第1期。
〔18〕《〈中国社会通史〉总序》，《中华读书报》1997年3 月12日。
〔19〕〔21〕李运明、姚玉民：《西方社会史学术讨论会述要》，《历史研究》1993年第1期。
〔20〕《历史研究》1993年第1期。
〔22〕《社会史研究呼唤理论》，《历史研究》1993年第2期。
〔23〕《社会史浅论》，《历史研究》1995年第1期。
〔24〕《目前社会史研究的几个问题》，《史学理论研究》1996年第3期。
〔25〕转引自查尔斯·蒂利：《重建欧洲的生活》，《再现过去：社会史的理论视野》，第272页
〔26〕《何谓社会史》， 《再现过去：社会史的理论视野》， 第145—147页。
〔27〕转引自常宗虎：《社会史浅论》，《历史研究》1995 年第1期。
〔2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第450页。
〔29〕《以社会史为基础深化党史研究》，《历史研究》1991年第1期。
〔30〕刘志强：《研究近现代中国社会史是深化中共党史研究的基础》，《北京党史研究》1997年第2期。
〔31〕《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2卷，第272页。
〔32〕《中共党史学理论和方法论纲》，《中共党史研究》1989年第1期。
〔33〕徐凯峰：《社会史研究与中共党史之关系》，《北京党史研究》1997年第2期。
〔34〕转引自徐凯峰：《社会史研究与中共党史之关系》，《北京党史研究》1997年第2期。
〔35〕虞和平、郭润涛：《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述评》，《历史研究》1993年第1期。
〔36〕蔡少卿：《扩大视野，注重理论方法》，《历史研究》1993年第2期。
〔37〕常宗虎：《社会史浅论》，《历史研究》1995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