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言说中的孙中山与三民主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民主论文,陈独秀论文,孙中山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2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981(2006)02-0110-07
陈独秀小孙中山13岁，早年曾崇拜康梁派，但是他从“百日维新”的失败中逐步有所觉悟，由康梁派转为追随孙中山的革命派。五四运动后，陈独秀与孙中山各自代表了不同的阶级利益和革命目标，且先后各建一党，分掌帅旗，在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史上分别代表了新、旧两个不同的历史时期。三民主义曾经是孙中山领导的旧式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一面旗帜。后来孙中山“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将三民主义发展为包含三大政策在内的新三民主义，成为国共第一次合作的政治基础。孙中山去世之后，国共两党以及国民党内部各派之间，对于什么是真正的三民主义，怎样才能实现三民主义，如何评价三民主义等问题展开争论。作为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共中央较长时期负责人、生命最后15年里在中国政坛上仍有重要影响的陈独秀，在其革命活动时期和晚年生涯中自然要与三民主义“打交道”，评价孙中山与三民主义。目前学术界虽对建党时期至大革命时期的陈独秀的有关论述有所梳理，但没有分析陈独秀的阐释形成的原因，对大革命失败后陈独秀的有关论述更是避而不谈，所以全面系统梳理陈独秀言说中的孙中山及三民主义，将有助于理解国共关系、理解近代中国各种社会思潮的斗争，也有助于进一步理解一生思想多变的陈独秀。
陈独秀在参加革命之初，如同孙中山一样，所追求的是以武力推翻封建帝制，建立欧美民主国家那样的民主共和国。早在1903年，孙中山等人在日本举起“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革命旗帜[1] 292，初步提出了三民主义思想。在1905年10月《民报》发刊词中，孙中山第一次将其归纳为“三民主义”，即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符合了中国社会发展的需要，是根据中国当时社会现状提出的振兴中华的救国主义。正如孙中山后来在总结辛亥革命的目的时说：“依当时之趋向，民族方向，由一民族之专横宰制过渡于诸民族之平等结合；政治方面，由专制制度过渡于民权制度；经济方面，由手工业的生产过渡于资本制度的生产。循是以进，必能使半殖民地的中国，变而为独立的中国，以屹然世界。”[2] 114
孙中山在日本组建同盟会以后，陈独秀并没有参加同盟会，但他对同盟会的活动还是很关注的，且与同盟会中的骨干成员如章太炎、张继、刘师培等交往甚密，在一起切磋中西学问[3] 43。至于陈独秀没有参加同盟会的缘由，他自己在晚年的解释由别人转述为：“对于当时的同盟会人士，除孙中山、廖仲恺、朱执信外(他很钦佩他们)，他认为都是些平庸人才，不足与谋，也不足与言。他骂汪精卫一类的文人是政客、官僚，类似蒋介石一类的武人是军阀。他认为同盟会是一堆全躯保妻子之徒，绝对干不了革命。他说后来这些人，在国民党统治时期都当了文武高官，祸国殃民。”[4] 332-333显然这其中含有大革命失败后陈独秀个人对国民党的怨恨情绪在内。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陈独秀在杭州积极响应，起草“革命檄文多篇”，到处张贴，广为宣传。在孙中山组建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后，陈独秀应安徽都督孙毓筠邀请，于1912年1月回皖担任都督府秘书长，愿在孙中山的旗帜下为中华民国效命。1913年7月，孙中山全力发动“二次革命”，委任柏文蔚为皖督，陈独秀又担任都督府秘书长，并在“安徽独立宣言”中声讨袁世凯“帝制自为，戕贼勋良，灭绝人道，恶贯满盈，人民发指”[3] 59。“二次革命”失败后，陈独秀对中国革命没有成功的原因进行分析，认为中国革命没能成功的重要原因，是全国民众没有发动起来。正如胡适所说：“在袁世凯要实现帝制时，陈先生知道政治革命失败是因为没有文化思想这些革命。他就参加伦理革命、宗教革命、道德的革命。”[4] 492
五四时期陈独秀与孙中山来往较多。陈独秀与孙中山曾在上海公学成立大会上同台演讲。1919年6月，当孙中山得知陈独秀因散发传单而遭北京政府逮捕的消息后，孙中山就断定北京政府不敢杀陈独秀，说杀了一个陈独秀，还会有五十、一百个陈独秀再钻出来[5] 77，并亲自与北京政府代表许世英交涉要求放人。陈独秀也不止一次赞扬孙中山“富有革命性”[6] 186，肯定了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打倒封建主义底功劳”[6] 219。1920年5月，孙中山应陈独秀之请，为其编辑出版的《新青年》五一节纪念号写下了“天下为公”的题词。同年底，广东省长陈炯明在孙中山授意下，邀请陈独秀出任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陈独秀欣然赴任。他一到广东即提出改革和刷新教育的三大纲要和三种法案，很快得到孙中山的批准。
可以说，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前，陈独秀虽然没有参加孙中山创立的组织，但积极参与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活动，对孙中山本人是敬重的，对三民主义是认可的并愿意为之在中国的实现而奋斗。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后期，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先进知识分子突破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樊篱，并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把这场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发展成为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运动，开始以新的世界观来审视国家的命运，对中国革命的发展道路进行新探索。
陈独秀逐步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后，开始用唯物主义的宇宙观和方法论来观察中国现实社会，并用来评价孙中山为首的中国国民党及其指导思想三民主义。在1920年至国共第一次合作正式形成之前，陈独秀对孙中山为首的国民党及三民主义的进行了较为深入的评述。
陈独秀认为中国国民党是一个代表国民运动的革命党，不是代表那一个阶级的政党。他从国民党的党纲和党员分子构成来分析国民党的性质，指出：“从中国国民党的党纲说起来，他起源于同盟会；同盟会的誓约中，有‘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这四句话，这就是从同盟会，一直到现在的中国国民党所始终主张的三民主义。第一、二句是民族主义，第三句是民权主义，第四句是民生主义，这三民主义，可以说是中国国民党党纲之骨干。我曾亲听过孙中山先生演讲三民主义，大意是说，满洲皇室虽然推倒了，而中华民族备受列强的压迫，民族主义仍有提倡的必要；民权是指选举权、复决权、罢官权、创制权等直接民权；民生主义，于平均地权以外，更加上土地国有，机器国有，少者归国家教育，老者归国家赡养等主张，这可以说是国民党民生主义最近的解释。”
“从中国国民党党员分子说起来，知识者(旧时所谓士大夫，现在的职业是议员、律师、新闻记者、教员、官吏、军人等)居半数以上，华侨及广东工人约十之二三，小资本家约十之一，无职业者约十之一。照以上两点分析研究的结果，再参看他十几年来革命的历史，我可以说中国国民党是一个代表国民运动的革命党，不是代表那一个阶级的政党；因为他的党纲所要求乃是国民的一般利益，不是那一个阶级的特殊利益；党员的分子中，代表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和无产阶级的工人几乎势均力敌。”[6] 391
陈独秀认为国民党(同盟会)没有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根源在于辛亥革命以来没有宣传民主主义。他指出：“同盟会底三民主义，后来变成了一民主义，好像三脚儿去了两只脚，焉有不倒的道理？从前宣传民治主义的功夫简直没有做，取消帝政的力量也没有尽得足，匆匆忙忙挂上了共和招牌，十分冒昧可笑。”为此，中国革命党“自孙中山先生起，赶快回复到辛亥以前的生活”。具体应做三件基础性的工作：“(一)多数人民应该懂得民主政治究竟是什么。(二)怎样完全取消帝政。(三)怎样建设民主政治。”只有这样，才能“从新创造纯粹民治的国会、宪法”[6] 75-76。
除了对孙领导的国民党从整体上进行评论外，陈独秀还对国民党内斗争的是与非，提出了民主主义是评判党派和个人行为是“革命”还是“反革命”的标准。当1922年6月陈炯明“举兵逐孙”后，社会各界对此有不同的看法。胡适认为陈炯明的行为是“革命行为”，反对用“悖主”、“犯上”、“叛逆”等“封建时代的贵族的旧道德观念来评判现代的行为”[7]。陈独秀尽管与陈炯明个人私交不错，但坚决反对陈炯明的行为，并批驳胡适的看法是“一个很大错误，因为陈炯明举兵逐孙，不但未曾宣告孙中山反叛民主主义之罪恶及他自己较孙更合乎民主主义之主张，而且逐孙后，做出许多残民媚外的行为，完全证明他是一个反革命的军阀”[6] 404。
那么在目前应如何去实现民主主义目标呢？陈独秀认为其中的关键是要组织两个以上的“党员居全国人口百分之一强大的民主党”。他通过对中国政治、经济状况的分析，认为中国革命必须分“两段路程”来进行。“这样的经济及政治状况，遂使中国的阶级争斗不得不分为两段路程：第一段是大的和小的资产阶级对于封建军阀之民主主义的争斗，第二段是新起的无产阶级之社会主义的争斗。”要实现第一阶段的目标即实现政党政治代替武人政治，亦既是以人民权力来代替军阀权力，“非有党员居全国人口百分之一强大的民主党二个以上不可；因为有这么多的党员，才可以支配中央及地方的行政，才可以支配全国各级议会的选举，才可以实施刷新政治的各项政策，才可以制裁武人，才可以实现政党政治来代替武人政治。这件事若办不到，政党政治是不会成功的，民主主义是不会实现的”。当然，“民主主义的争斗仅是第一段争斗，不是人类最后的争斗”，并且“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之下的政党政治是必然包涵许多腐败与罪恶的”[6] 375-377。
与此同时，陈独秀对他所提出的民主主义进行一分为二的评判。他认为随着时代发展，民主主义既有历史作用，也有其阶级性、狭隘性。他肯定了民主主义在反封建斗争中的历史作用。“民主主义是什么？乃是资产阶级在从前拿他打倒封建制度底武器”，“他打倒封建主义底功劳，我们自然不能否认”。但这种民主主义有阶级性、狭隘性。“民主主义只能够代表资产阶级”，不能代表全体人民利益。而资产阶级往往标榜为全民利益的代表，攻击社会主义只代表无产阶级一个阶级的利益。对此，陈独秀指出，“这都是欺骗世人把持政权的诡计”[6] 219。在陈独秀看来，真正代表劳动阶级，从而代表大多数国民利益的显然不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而是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
陈独秀虽然从人类社会进步过程来肯定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有积极作用，无产阶级应该希望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能够成功，但当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最初提出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合作时，遭到作为中共总书记的陈独秀的反对。正如马林所说：“我建议我们的同志，改变对国民党的排斥态度并在国民党内部开展工作，因为通过国民党同南方的工人和士兵取得联系要容易得多。同时，共产主义小组必须不放弃自己的独立性，同志们必须共同商定在国民党内应该遵循的策略。国民党的领导人告诉我，他们愿意在国民党内进行共产主义宣传。我们的同志拒绝这个主意。”[8] 239对此，陈独秀在致苏俄的维经斯基的信中提出了共计6条反对意见，其中提到：“共产党与国民党革命之宗旨及所据之基础不同”，“国民党孙逸仙派向来对于新加入之分子，绝对不能容纳其意见及假以权柄”。国民党的内外政策与共产主义“太不相容”[8] 222。由此可见，陈独秀否定的不仅仅是党内合作的形式，而且还有与国民党的合作本身。
陈独秀之所以反对与孙中山国民党合作，究其根源主要还在他对于社会主义和在中国开展民主革命的意义的理解上。陈独秀自1919年底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以后，认为无产阶级要改变现状，“逃出奴隶的境遇”，“只有用阶级战争的手段，打倒一切资本阶级，从他们手抢夺来政权；并且用劳动专政的制度，拥护劳动者底政权，建设劳动者的国家以至于无国家，使资本阶级永远不至发生”。强调“一切生产工具都归生产劳动者所有，一切权都归劳动者执掌，这是我们的信条”[6] 201。由此可见，此时的陈独秀对马克思主义有关无产阶级专政经典论述的理解还局限于一般性的原则理解，没有同当时中国国情的具体结合，没有理解在中国开展民主革命的必要。
当然，由于逐步了解了共产国际二大有关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的联合战线思想，加上对中国现状的进一步分析，陈独秀的思想认识有了相应的变化。在西湖会议上，“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代表说服了与会者，我们决定劝说全体党员加入国民党。”[8] 487会后不久，作为中共总书记的陈独秀率先加入了中国国民党。
从加入国民党到大革命失败这段时间，陈独秀对孙中山及三民主义的评价，除了对“孙中山先生想把革命事业粘附在利用南北军阀的机会上面”[6] 783的政策有所批评外①，主要是从正面加以肯定。
陈独秀高度评价了孙中山的奋斗精神。他认为“最近改组后的国民党和党魁孙中山先生为中华民族独立奋斗的精神与决心，已渐渐得着了全国民众的同情”[6] 679。“孙中山这个名词，在历史上是为民主革命向北洋军阀奋斗而存在的”[6] 444，“尽瘁革命数十年如一日的孙中山先生，我们现在还没有批评他的必要。国民党诚然有不满人意的地方，若有一个比他更好的党，自然是中国的幸事；但我们只看见许多不满意于国民党的党员并且实际上已脱离了国民党，大大的反对孙中山，这班脱离国民党的优秀分子，既然看不起国民党，他们政治上的行动，照情理应该比国民党进步得多；然而在事实上，他们……大都变成了反动分子，竟然找不出一个比国民党更进步的人来。这是什么缘故呢？是因为国民党并未放弃革命的口号，凡是不革命的分子自来会分裂出来。”[6] 556“无论孙中山先生还没有什么实在的力量，然而在中国政局上，却常常使帝国主义者及军阀感觉不安。”当孙中山北上受到民众的欢迎时，陈独秀分析其中的原因是“因为他屡次宣言主张为民族的人民的利益而奋斗”[6] 807。
陈独秀进一步提出孙中山不仅在中国是“一个伟大的革命领袖”，而且在亚洲东方民族中也是一个“杰出的人物”。孙中山逝世后，陈独秀撰文指出：“我们没有了中山先生了！我们失了一个伟大的革命领袖，是我们的极大的损失。”“我们的心情虽然万分悲痛，我们的意志却不丝毫沮丧，全中国的革命分子，应该因中山先生之死，加速的集合到中山先生创造的国民党，团结成伟大的集合体，来继续中山先生革命事业。”“中山先生死了，而中山先生的革命精神及政治上主张，仍旧活着在他创造的国民党中并未曾死。”[6] 854-855“中山先生是世界上最忠实于革命事业的一个人……中山先生一生唯革命是志，从来不以爱憎亲疏易其志，在怕革命的东方民族中，他的确是杰出的人物。”[6] 935
针对国家主义派认为“孙中山先生是一个国家主义者，他的三民主义中之民族主义就是国家主义”的观点，陈独秀提出，孙中山不是一个国家主义者，他的三民主义中的民族主义不是国家主义。陈独秀通过分析历史上不同时代民族运动的特性和孙中山民族主义理论的时代特性，认为他的民族主义理论有以下要点：一是“他把民族和国家分得很清楚，他又一向是赞成王道而反对霸道的”；二是“他观察未来的国际战争，是十二万万五千万被压迫者联合起来对二万万五千万横暴者的战争，是超越种族和国家之多数弱小民族同帝国主义的战争”；三是“他明白中国是帝国主义之殖民地，他并且力说这殖民地之我们不但要反对帝国主义以恢复民族的地位，还要自己不去学列强的帝国主义，否则中国强盛了对于世界便有大害”。由此得出结论：“中山先生这种民族主义的理论，明明是属于现代殖民地国际民族运动之特性，而不是属于十八世纪欧洲资产阶级国家主义的民族运动之特性。我们明白了这些要点，便不能诬中山先生是一个国家主义者，也不能说他的三民主义之民族主义就是国家主义。”[6] 1042-1047
陈独秀此时认为三民主义已经获得了人民的真正信仰。这是因为广州国民政府“代表中国民族的利益和英国帝国主义奋斗，代表中国人民的利益和反动军阀奋斗”，且“真能把中山先生生平不妥协的革命主义完全表现出来了”。“现在蒋介石先生手创了有力的党军，用这包打军阀绝不扰民的党军，不顾成败利钝的肃清了那些拉夫开赌、苛税苛捐、各霸一方历年扰害广东人民的滇、粤、桂各派小军阀，以图广东军政财政之统一……中山先生及他手创的中国国民党，倘若没有这几个月国民政府一面肃清内部恶势力，一面反抗外部恶势力的坚决举动，几乎使人民怀疑什么三民主义什么革命事业都不过是欺骗人民的鬼话了！”[6] 935
针对国民党的所谓稳健派“因恐惧中国革命的向前发展，而抛弃中山先生的联俄、联共、扶助工农三大革命政策及遗嘱遗言，而停止革命”的行为，陈独秀提出要继续坚持孙中山的三大政策、执行孙中山的遗嘱遗言。他指出：众所周知，孙中山先生的联俄、联共、扶助工农三大政策和遗嘱遗言是国民革命和国民革命军之北伐取得胜利的最大原因，甚至“帝国主义者尤其是日本及奉、直军阀，他们都懂得这个，都懂得国民革命军之所以这样强盛，这样胜利，乃是中山先生联俄、联共、扶助工农三大政策的结果。因此他们(帝国主义及军阀)要破坏中国南方革命势力以自救其危亡，只有勾结南方的所谓稳健派，劝他们离开苏俄，劝他们驱逐共产党，劝他们抑制工农阶级，以此为南北妥协合作的条件”。而“南方的稳健派已经在事实上表示接受这样的条件”。对此，陈独秀进一步指出，“那里是什么南北妥协合作，简直是向黑暗势力投降，这样还算什么革命领袖，还算什么中山先生的信徒”。
陈独秀还揭露国民党所谓稳健派背弃孙中山的废除不平等条约与实现国民会议的遗嘱的行为。此时的稳健派虽然每逢开会必读遗嘱，而遗嘱中之要点却无人记在心中，更不用说去实行了。稳健派“以为鼓吹国民会议并主张根据中山先生的组织法成立省民会议、市民会议、县民会议，是共产党造反，是侵犯了省党部、县党部的职权，是违背了中山先生军政时期、训政时期的方略”。对此，陈独秀愤怒指出，这些人“忘记了国民会议的组织法是中山先生的主张；他们又忘记了中山先生并未曾以为国民会议侵犯中央党部的职权；他们更忘记了中山先生军政、训政的主张是方法不是目的。若拘执方法为目的，则三民主义中之民权主义作何解释？”[6] 1220-1223在陈独秀看来，此时提出召开国民会议并根据中山先生的国民会议组织法成立省民会议、市民会议、乡民会议，是符合中山先生军政、训政的主张，是孙中山的民权主义思想的体现。
这段时期的陈独秀对孙中山及其三民主义的评价，总的说来是从维护国共合作的大局出发，肯定方面占了主流。
大革命失败后，由于国民党内部对于三民主义五花八门的解释，由于国民党的种种反动活动也都是在三民主义的旗号下进行的，加之国民党试图用三民主义统一全国的思想，特别是“蒋介石手里打着孙中山的招牌到处杀人”，这些做法不得人心，于是三民主义在国民中的形象不断遭到破坏，渐渐受到冷落。中国共产党“不喜欢孙中山”，“不大讲孙中山”了，“这时候，群众对孙中山也就不喜欢”[9] 321。已脱离中共中央领导岗位且被开除出党的陈独秀同样不喜欢孙中山及三民主义，且对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加以彻底否定。
第一，国民党抛弃孙中山晚年的三大政策，回到原来纯资本主义的三民主义。陈独秀指出：国民党的理论与方法是什么？就是：以资本帝国主义的各国为模楷为交友，而反对社会主义的苏俄；同意研究系的和平建设及贤人政治的保育政策，而屠杀主张民众暴动民众政权的共产党；在民族利益国民经济的名义之下保护资产阶级地主阶级的财产，而向工农民众进攻，停止其运动，解散其组织。这就是正式抛弃孙中山晚年三大政策的假面具，而回到原来纯资本主义的三民主义。所谓“肃清共产党的理论方法”，就是恢复以前不革命及反革命的政策之正式确定[10] 31。
第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不能救中国。对纯资本主义的三民主义，陈独秀认为是不能够救中国的。
首先，从孙中山的民族主义观点来看，陈独秀指出：“孙中山以国际资本开发中国实业的计划，显然是主张由外国帝国主义来复兴中国经济；因为一直到现在，还只有帝国主义国家的国际而没有社会主义国家的国际。孙中山在世所领导的党，不仅一次宣布他们的革命政府将遵守一切国际条约，决不侵犯列强在华权益；不仅一次希求由列强承认他们的政府来打击北洋派；他并且公然替帝国主义威吓中国民族，说：‘中国假若和日本绝交，日本在十天以内，便可以亡中国。’‘中美绝交，在一个月之后，美国便可以亡中国’。‘法国也和英国一样，最多不过两个月，便可以亡中国’。(民族主义第五讲)，这就是孙中山的民族主义，也就是今天的国民党政府向国际帝国主义投降，向日本帝国主义不抵抗之理论的根据。”
其次，从孙中山民权主义观点来看，陈独秀说：孙中山认为“‘四万万人都是像阿斗’，‘这些阿斗当然应该欢迎诸葛亮来管理政事’。‘人民都是不知不觉的多，我们先知先觉的人，便要为他们指导引他们上轨道。’‘我们应该造成民权，交到人民。’(民权主义第五讲)，把人民看作‘是很庸愚的’阿斗，把国民党看作是‘万能’的诸葛亮，把管理政事的‘治权’交给先知先觉的国民党，把名义上的‘政权’奉诸不知不觉的人民，把人民在政治上法律上的自由看成‘放荡不羁’和‘一盘散沙’而加以掊击，这就是孙中山的民权主义，就是今天的国民党政府以军阀官僚的权威压倒民权摧残人民自由权利之理论的根据。”
再次，从孙中山的民生主义观点来分析，陈独秀指出：“‘你们更要联络全体的农民来同政府合作，慢慢商量来解决农民同地主的办法，农民可以得到益，地主不致受损失，这种方法，可以说是和平解决。’(民国十三年八月二十日孙中山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的训词)宣布阶级和平，用不着阶级斗争，反对所谓‘大贫’的工农，向所谓‘小贫’的地主资本家斗争，教成千万成万万饥饿垂死的农民，等候着国民党政府和地主慢慢商量；等候着国民党政府规定地价几十年后把涨高的地价归公的办法，来平均地权(民生主义第二讲)；这就是孙中山的民生主义的办法，也就是今天的国民党政府镇压农民土地之理论的根据。”
所以，“这样的三民主义，这样的国民党，能够提高国民经济以救中国吗？”[10] 304-306
第三，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根本是反动的。当戴季陶从分析中国社会经济出发，以“三民主义”代替或冒充“社会主义”时，陈独秀进行了尖锐的批判：
“一、第三国际的叛徒们所谓社会主义及孙中山的民生主义，都是资本主义，而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之初步，必须没收一切私有财产归之社会公有。二、孙中山的民族主义，只是企图向列强争得对中国资产阶级让步，所以他不是‘以民族革命打破国际资本主义之束缚，使中国经济得以自主自立’，而是欢迎国际资本帝国主义共同发展中国的实业。他的民权主义，是鄙薄人民程度不够，必须俯首承受国民党的训政，才够资格；所以吴稚晖公然讥诮人民是‘阿斗’，他的民生主义，并不是主张土地革命，而是主张要用政治和法律来解决。并且说：‘对国外资本制度，只能逐渐改变，不能够马上推翻。’三、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根本是反动的，并不是如邓演达所说，蒋介石违背了三民主义。四、中国要对内实现土地革命铲除封建残余，对外实现民族革命，打破国际资本主义之束缚，只有由无产阶级领导城乡一切劳动贫民来担负这个责任，三民主义即资本主义的国民党已经站在封建残余和国际资本主义之反革命的营垒中了。”
当托派分子任曙提出“中国经济已发展到可以实行社会主义的革命”的见解时，陈独秀也加以批判，认为这一观点是“极端的”错误。
总之，“二者根本错误的共同点，都是从纯经济观出发，而不是从政治斗争出发，都是从一个国家社会主义出发，而不是从整个的世界革命出发；都是从革命阶段论出发，而不是从不断革命论出发。”那么，中国的出路在哪里？陈独秀认为，中国的出路是“无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运动”，具体说来就是“取消国际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切特权与权利，打破它对中国之束缚与压迫；实行土地革命，即没收地主的土地归贫农；实行八小时工作制；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罢工完全自由；停止军阀战争，驱逐军事独裁者，召集直接平等普选不记名投票的国民会议，建立代表大多数人民的政权”[10] 208-211。
从陈独秀此时的阐释来看，他的阐释已经同大革命失败前的阐释完全不同，也不同于自孙中山逝世后至21世纪的今天所有政界和学界对孙中山三民主义的阐释。这种要结束孙中山与三民主义的历史生命的评价在孙中山去世后的一百多年里十分罕见。导致此时陈独秀全面否定孙中山三民主义的原因，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他个人对国民党的仇恨。陈独秀的两个儿子陈延年、陈乔年在大革命失败后先后被国民党政府杀害，使得陈独秀与蒋介石国民党有不共戴天之仇；其次是陈独秀领导的托派中央组织在1931年5月和8月两次遭到国民党特务的破坏而陷于瘫痪，陈独秀本人随时有被捕的危险，这种生存状态，更增加他对国民党政权的仇恨；最后是此时陈独秀已经接受托洛斯基的观点，已经用托派观点来分析孙中山与三民主义了。当然，陈独秀好走极端的性格在此时也充分表现出来。可以明显看出，陈独秀的阐释，意在从根本上去否定国民党奉为其指导思想的三民主义，进而达到否定国民党政权存在合理性的目的。
到抗日战争爆发全民抗战时，陈独秀对孙中山及三民主义的态度又恢复到理性的状态而赞扬起来了，正如他在1937年10月的《辛亥革命之回顾与前瞻》一文中所说：“辛亥革命，在实质上，对内推翻满清统治，对外排除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切特权势力，总之是建设民族独立国家，以发展民族工业。惜乎当日的政府口号，是偏于排满，当日的工作，是偏于军事，满清一推翻，军事一停止，人民以为革命已经完结，即党人亦感觉无事可做。真正认为革命尚未完成，并且前途还甚辽远的，只孙先生一人。民国八九年间，孙先生曾对我说，‘袁世凯背叛了中华民族，可是救了革命党人！’孙先生见我完全了解这句话的深刻意义，异常高兴，如是接着大发议论道：‘我的三民主义，尤其是民生主义，一般党人都不感兴趣，甚至说我空想，多事，孙瑶卿在汉口公开的反对提倡三民主义，他们以为革命就是排满，排满就是革命，现在满清已推倒，革命已成功，何必又来谈什么主义呢？他说的这些话，是代表许多党人心理的，象他们这些近视，还懂得什么是革命呢？’这一段话的声音，至今还在我脑中响亮着。我们在今日的抗日战争中，切切不可忘了孙先生的教训，我们要认识中国的革命还未完成.”[10] 398
从陈独秀的对孙中山及其三民主义言说来看，可以得出：陈独秀的言说，是随形势的发展、中国政局的变化而不同的。不过，除了从大革命失败到他被捕入狱之前这段时期，因他的个人遭遇而片面评价孙中山及其思想外，陈独秀从总体上来说对孙中山及其三民主义，赞扬是占主流的，理性的分析占主要方面。当然在陈独秀担任中共总书记期间，他的言说也反映了共产国际对孙中山与三民主义的认识和政策。
注释：
①如在1923年7月11日发表的《北京政变与孙曹携手说》一文中指出，在这反曹的怒潮汹涌全国之时，而说素以革命党自负的国民党首领孙中山肯与曹携手，真所谓“出人意表之外”了。国民党能做这种违反民意的事，甘为国民公敌吗？国民党若真与曹携手，那真是自杀了！我们始终不信有此怪事。任建树、张统模、吴信忠.陈独秀著作选(第二卷)[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526.
标签：三民主义论文; 孙中山论文; 陈独秀论文; 帝国主义论文; 孙中山遗嘱论文; 法国资产阶级革命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社会主义革命论文; 历史论文; 革命论文; 广东中山论文; 国民党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