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研究生在校生规模中长期预测——国际比较的视角，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视角论文,在校生论文,研究生论文,规模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64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203(2008)05-0050-07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①的经济持续以举世瞩目的成绩在快速发展着。2005年中国的GDP已经达到22257亿美元，成为世界第四大经济体，人均GDP已从1978年的220美元大幅增长到2005年的1730美元，有了质的提高。[1]然而，中国要持续保持高速的增长，受到很多条件的约束，比如要有稳定的政治、安全的国防为依托，同样教育也是其中很大的一个影响因素。[2]研究生教育作为整个教育系统中的最高层次，对于一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其重要意义都不言而喻。为此，受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的委托，我们拟就未来我国中长期研究生教育的规模作出预测，以便政府相关部门在制定研究生教育发展政策时作出科学的决策。
一、影响研究生规模的因素分析
根据早期的人力资本理论，人力资本是生产要素之一，教育是最主要的人力资本，所以教育投资就是生产投资，可以推动国民收入的增加和国民经济的发展。[3]一般而言，经济学家认为教育作为人力资本有两种方式影响着经济发展：第一类认为是人力资本的增长促进了经济的增长，如Lucas(1998)就属于此类研究。这类研究注重人力资本增量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4]第二类注重的是人力资本的存量对一个社会经济发展的贡献。例如，Nelson和Phelps(1966)认为，一个社会中人力资本的存量会影响到这个社会对新技术的模仿、吸收。[5]Romer(1990)认为，一个社会中人力资本的存量还会影响到这个社会的创新能力。[6]因此，人力资本存量的水平将影响技术革新的能力，进而影响整个经济的发展水平。
尽管别的一些经济理论，比如信号理论，并不完全认同教育所代表的人力资本的增量与存量对于国民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仅认同人力资本的增量或者存量与经济发展的规模存在着高度正向相关的关系。[7]然而不管如何，包括人力资本理论和信号理论在内的大部分主流的经济学理论，都认为一个地区的教育系统应该与这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本研究准备从经济发展与教育之间的关系为依据，来预测2010、2020年中国研究生教育与当时中国经济相匹配的一个合理规模。
研究生教育作为教育系统最高一级的教育不仅和基础教育相比有着许多本质的区别，而且研究生教育作为高等教育系统最高一级甚至与同为高等教育的专科教育、本科教育相比，也有着很大的不同。这从2002年中国共产党的十六大报告有关教育发展的段落中就可以明确看出，该报告指出：“……全面推进素质教育，造就数以亿计的高素质劳动者、数以千万计的专门人才和一大批拔尖创新人才。”这里“数以亿计的高素质劳动者”应该主要是指基础教育肩负的人才培养的任务，“数以千万计的专门人才”应该主要是指专科教育和本科教育的人才培养的任务，而“一大批拔尖创新人才”应该主要是指包括硕士和博士在内的研究生教育的人才培养任务。
该报告还开宗明义地指出教育系统要“与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相结合”、“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这个宗旨于研究生教育而言最为贴切。因为不管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都知道普及教育对于自身发展的重要性，然而并不是每个国家都有必要、有动力大力发展研究生教育。这说明研究生教育作为最高层次的教育较之其他层次的教育，与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的关系尤其是与产业结构的升级、产品研发的关系更为密切。因为研究生教育肩负的任务是造就“一大批拔尖创新人才”，如果没有一定数量和质量的毕业研究生源源不断地进入到经济生产中来，很难想象这个国家能够保持合理的产业结构和较高的研发水平。
当然，除了上述经济情况外，还有很多社会、历史、文化、宗教等因素会影响到研究生教育的规模，人口因素就是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另外，由于本研究预测的是2010、2020年中国研究生教育的规模，也即预测到时候中国研究生人力资本的增量，这个增量本身是要受到已有人力资本存量制约的。这是因为，一个人才匮乏的地区是无法支撑起一定规模的研究生教育的，比如起码缺乏必要的师资和教学辅助人员。
可见，一个国家和地区的研究生教育规模，是和上述因素息息相关的。因此，本研究准备从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人口、人力资本存量②等因素出发，从一个国际比较的角度，来预测2010、2020年中国研究生教育应有的规模。
二、研究数据的来源及确定
本研究所采用的数据是由“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纲要及其实施战略研究”课题组收集的。数据是由1999-2005年世界上228个国家和地区，总共1596个样本构成，也即这个数据集是包含了时间序列和横截面的混合数据集。每个国家和地区的信息来源有多个渠道，有关教育的信息主要来源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网站的数据库，有关经济、人口等信息主要来源于世界银行的数据库，部分信息来源于经合组织的网站(OECD)和《从人口大国迈向人力资源强国》[8]一书。③
由于很多国家这几年的数据都缺乏基本的经济与人口信息，还有一些样本或者缺少基本的经济信息、或者缺少基本的人口信息、或者缺少研究生教育的信息，所以本研究只能将这些样本删除。在删除这些信息缺失的样本后，总样本变为612个，这也是本研究所用数据的总样本。在这612个样本中，大部分的样本并不包括产业结构的信息，还有部分样本不包含人力资本存量的信息。对于上述信息都充分的样本仅为166个。
三、中国研究生在校生规模中长期预测模型的构建
1.因变量
本研究是要从国际比较角度来预测中国2010、2020年研究生教育的规模，也即研究生教育当时的规模应该成为本研究计量模型的因变量。考虑到在校生数是一个全面反映教育规模的指标，所以，本研究准备用当年研究生的在校生数来衡量当年研究生教育的规模。
另外，值得说明的是，按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新版的“教育标准分类”，没有专门对应研究生教育的分类，而是分别包含在ISCED5A、ISCED5B和ISCED6中，其中ISCED5A对应的是普通专科教育、普通本科教育和普通硕士教育的总和，ISCED5B是职业专科教育、职业本科教育和职业硕士教育的总和，而ISCED6对应的是博士生教育。
因此，本研究只能先根据世界各国的数据分别预测出2010、2020年中国ISCED5A、ISCED5B、ISCED6的规模。然而，从《中国教育年鉴》的统计口径来看[9]，中国高等教育规模的有关指标仅有专科、本科、硕士与博士的划分，而没有A、B类的划分。这也就意味着即使通过国际比较分别预测得到ISCED5A、ISCED5B、ISCED6的数据，我们依然无法将研究生教育的规模有效剥离出来。所以，本研究决定先根据世界各国的数据预测出中国2010、2020年ISCED6的在校生数，也即博士生的在校生数，然后再根据博士生与硕士生相应的比例，预测得出2010、2020年中国整个研究生教育的规模。
所以，预测模型的因变量是各国或者各地区各年博士生的在校生数。
2.自变量与预测模型的形式
考虑到上文中提到的样本量问题，我们决定用两个不同的模型来预测2010、2020年中国博士生的在校生数。模型Ⅰ是自变量只包括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口这两个变量；模型Ⅱ是自变量包括了经济发展水平、人口、产业结构和人力资本存量等多个变量。
我们首先考虑模型Ⅰ的情况。我们需要进一步明晰模型Ⅰ具体的自变量和形式。其中人口可以是年中人口总量，也可以是不同年龄段的人口总量，还可以是就业人口总量。如果预测博士生教育的规模，按理人口变量应该采用就业人口数更为精确些；然而，由于大部分国家和地区都不具有更加细致的人口变量的信息，本研究只能将年中人口总数当作自变量。
同样，经济发展水平可以是GDP总量或者人均GDP，也可以是人均国民收入。那么在本研究的模型中，将选哪个指标当作自变量呢？本研究决定还是用模型运行后的结果来决定。这就牵扯到模型具体形式的选择。目前国内已有的相关预测教育经费的研究，大多采用半对数模型。这是因为这些研究者发现单对数模型较之简单线性模型、双对数模型的统计特性最好。[10][11][12]然而，本研究发现在预测博士生在校生数规模的时候，简单线性模型较之单对数模型和双对数模型，前者的统计特性高出后者的统计特性。于是，本研究决定采取简单的线性模型。我们分别将GDP总量、人均GDP和人均国民收入当作自变量放入模型，发现用GDP总量当作自变量，模型的拟合效果最好。所以，我们确定了模型Ⅰ的具体形式：
接下来让我们继续考虑模型Ⅱ的情况。同样，产业结构和人力资本存量也可以用不同的指标来衡量。综合考虑了样本数和模型回归结果的统计特性后，我们用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分别占GDP总量的比重来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产业结构；而用就业人口中高等教育劳动者的比例来衡量人力资本的存量。
因此，我们确定了预测模型Ⅱ的最终形式，如下：
这里还需要对模型Ⅰ和Ⅱ做几点附加说明。其一，我们所用的数据是包含了时间序列和横截面的混合数据集，因此有必要考察时间因素对回归结果的影响。因此，我们曾经将时间的虚拟变量当成自变量加入模型Ⅰ和模型Ⅱ中。回归结果显示，所有时间虚拟变量的系数在统计上都是不显著的。这也就意味着模型Ⅰ和模型Ⅱ中没有必要加入时间的虚拟变量。其二，在本研究中的GDP均是各国各地区当年的名义值，并没有转换成实际值，这是因为我们在做最后预测时，所引用的GDP的数值也是名义值。其三，我们本来希望将研发经费的变量加入模型中，然而非常遗憾的是包含研发经费的样本太少，而且对这些样本进行回归发现最终模型的解释力很低，所以我们只好舍弃。其四，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人力资本存量之间是相关的，可能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通过检验，我们发现自变量并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
四、中国研究生在校生规模中长期预测过程
我们先来看模型Ⅰ的情况，回归结果如下：
从方程(1)可以看到，人口系数和GDP总量系数显著为正，表明人口总量越大、GDP总量越大，越需要更大规模的博士生教育作为支撑或与之相匹配，这些都是和研究预期相一致的。这样就可以用方程(1)来分别预测2010、2020年中国博士生的在校生规模，但在此之前还需得到2010、2020年中国的人口总量与GDP总量的预测情况。根据一些相关研究的预测[13][14][15]，我们分别确定了人口总量和GDP总量未来发展的最高预测值与最低预测值。其中最高值为：2010年，人口总量为13.8亿人，经济总量为36433亿美元；2020年，人口总量为14.6亿人，经济总量为72676亿美元。最低值为：2010年，人口总量为13.6亿人，经济总量为24508亿美元；2020年，人口总量为14.3亿人，经济总量为49159亿美元。
这样，根据方程(1)我们能够分别得到2010、2020年就世界平均水平的中国博士生在校生的规模的最高预测值与最低预测值(见表1)。其中2010年的最高预测值为16万人(计算公式为：4521.805+2.754×36433+0.403×138000)；2010年的最低预测值为12.7万人(计算公式为：4521.805+2.754×24508+0.403×136000)；2020年的最高预测值为26.4万人(计算公式为：4521.805+2.754×72676+0.403×146000)；2020年的最低预测值为19.8万人(计算公式为：4521.805+2.754×49159+0.403×143000)。
表1 方程(1)的预测结果
年份最低值(万人)最高值(万人)
2010 12.7 16
2020 19.826.4
显然，通过方程(1)预测得到的2010年的最低值与最高值都远远落后于实际的发展水平，因为在2005年的时候，中国博士生在校生的规模实际值已经超过了17万人，2006年的实际值已经超过了20万人。[16]不过，方程(1)预测得到的2020年的最低值也仅为19.8万人，仍然低于2006年的实际值。但方程(1)得到的2020年最高值就超过了26万。以上的预测说明，关于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前景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博士生教育的规模，这说明博士生教育的规模发展必须和经济发展相适应。
我们再来看模型Ⅱ，模型Ⅱ的回归结果如下：
我们可以用2000年中国相应的数据来进一步说明方程(2)的意义。2000年中国人口总数为12624万人，GDP总量为11985亿美元，第二产业的产值占GDP的比重为45.92％，第三产业的产值占GDP的比重为39.25％，就业人口中高等教育人口的比重为4.66％。那么按照这个人口规模、经济发展水平规模、产业结构和人力资本存量，中国2000年博士生在校生规模就世界平均水平而言应该为8万4千人左右，高于实际值5万4千人。另外，中国经过连续两年的规模扩展后，2003年中国的博士生在校生数实际规模为10万8千人，超过了通过方程(2)得到的世界平均水平10万人左右。
那么，这个数字是否说明中国博士生教育的规模已经过大了呢？我们用这个方程(2)测算了英、美两国每年就世界平均水平而言的博士生在校生规模，并与它们的实际值做比较，发现这两个发达国家博士生在校生规模都超过了世界平均水平的规模。而中国在2000年的博士生在校生规模仅为5万4千人，还是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的8万4千人；在2002年，中国的这一数据为8万6千人已经接近世界平均水平了；在2003年，中国的实际值已经超过了世界平均值。这说明，前几年在中国，包括研究生教育在内的高等教育的规模扩张还是有其内在合理性的。也就是说，随着中国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相应的研究生教育规模也应该如同经济发达国家一样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以上分析同时也进一步证实了方程(2)的合理性与稳定性。
根据方程(2)预测2010、2020年中国博士生在校生的规模前，我们还必须得到2010、2020年中国的产业结构和人力资本存量的预测情况。同样，不同机构在不同年份做出的产业结构的预测也不一样，“中国教育与人力资源问题报告”课题组预测，2010年中国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分别为49％和39％，2020年中国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分别为45％和45％。[17]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在《2005-2020中国经济增长前景分析》报告中预测的协调情景⑤是2010年中国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分别为52.5％和37％，2020年中国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分别为49.9％和43.6％。[18]而关于就业人口中高等教育人口的比重，我们只看到“中国教育与人力资源问题报告”课题组预测2010年和2020年中国的这一比值分别为10.54％和19.3％。[19]
于是我们根据相关预测数据，代入到方程(2)中可以得到2010、2020年就世界平均水平的中国博士生在校生规模的最高与最低值(见表2)。其中2010年的最高值为17万人，最低值为13万人；2020年的最高值为28万人，最低值为21万人。
表2 方程(2)的预测结果
年份最低值(万人)
最高值(万人)
2010
13 17
2020
21 28
五、中国研究生在校生规模中长期预测结果
综合表1和表2的预测结果，我们发现2010年就世界平均水平的中国博士生在校生规模的最高与最低预测值分别是17万人和12.7万人。但是如前所述，2006年中国博士生在校生规模的实际值已经超过了20万人，这意味着现在的实际值已经超过了预测得到的2010年世界平均水平的最高值。尽管由于17万人是世界平均水平的规模，而中国那个时候的发展水平应该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但也不会超出世界平均水平太多，这也就意味着在随后的几年中，博士生的教育规模不宜再快速扩展，稳定在当前规模为宜。
至于2020年的情况，预测结果发现就世界平均水平的中国博士生在校生规模的最高与最低预测值分别是28万人和21万人。所以，我们认定21—28万人这个区间是2020年中国博士生在校生规模的一个合理而且可行的目标。
以上是通过预测模型得到的中国2010、2020年博士生在校生数的规模，还需要知道硕士生在校生的规模才能预测中国2010、2020年研究生在校生数的规模。我们查阅了历年来发达国家和地区每年博士与硕士学位授予量以及在校生之比⑥，发现并没有统一的规律，其中日本这一比例最高，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博士学位授予量与硕士学位授予量的比值平均为25％左右。但美国、英国、韩国和中国台湾这一比值都不高于20％。而我们国家从1982年到现在经历的是一个先低再高，然后又逐渐降低的趋势。其中在1985年之前，博士在校生与硕士在校生之比都低于5％，然而到1989年这一比例已经增长到12％，然后一直攀升到1999年的30.2％即达到波峰，此后不断下降到2006年的23.2％。
我们认为这一比值应该继续下降，因为除了日本外，其余大多数发达国家和地区的这一比值都低于20％。其中美国的博士生教育规模与硕士生教育规模的比重异常稳定，从1930-2004年间，美国每年博士学位授予量都在8％—14％之间徘徊，尤其是在10％—13％之间徘徊。其中美国在二战后期以及1950年代为了与前苏联竞争，博士学位授予的比例曾经多年保持在13％—14％之间。我国目前正处在高等教育的转型期，为了满足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需要，博士生教育也是需要重点关注的领域。所以，我们决定以美国博士学位授予比值较高的年份14％为基准来确定中国相应的比值。之所以采用这一比率，还基于以下几方面的考虑：其一，美国的研究生培养制度是世界上公认的比较完善的制度，是其他国家学习的榜样。其二，不像其他国家和地区这一比值变动幅度较大，美国的这一比值几十年来都非常稳定，说明这一比值经受了时间的考验，但也有过快速发展时期，值得我们借鉴。其三，目前也只有美国的人口、高等教育整体规模和中国具有可比性。
至此，我们得到了确切的预测结果(见表3)。我们预测到2010年中国就世界平均水平的博士生在校生的适宜规模应该在17万人左右⑦，博士与硕士之比为14％左右，经过简单的数学计算可以得到中国2010年就世界平均水平的研究生在校生的适宜规模为138万人左右。2020年就世界平均水平的博士生在校生的适宜规模应该在21—28万人之间，博士与硕士之比为14％左右，经过简单的数学计算可以得到中国2020年就世界平均水平的研究生在校生的适宜规模为171—228万人左右。
表3 最终预测结果
年份 博士生在校生规模
研究生在校生规模
2010 17万左右 138万左右
202021—28万左右 171—228万左右
六、结论与政策建议
通过以上研究，我们的基本结论是：到2010年中国就世界平均水平的博士生在校生的适宜规模在17万人左右，整个研究生在校生的适宜规模为138万人左右；2020年中国就世界平均水平的博士生在校生的适宜规模在21—28万人左右，整个研究生在校生的适宜规模为171—228万人左右。
当然，我们预测的意图不是说未来中国的研究生教育规模一定如本研究的预测一样或者说必须和本研究的预测一样，本研究的意图只是提供了一个发展的目标，供相关的教育行政部门参考，使得他们在做研究生教育的战略规划时，能够有更翔实、更科学的数据支持。
在预测过程中，我们发现：
(1)中国在上个世纪末到本世纪初，包括研究生教育在内的整个高等教育规模的大扩展具有很大的合理性。这种合理性是基于中国社会发展的需求和高等教育补偿性增长需求而言的。
(2)经过几年高速扩展，到2003年为止，中国博士生教育的规模已经略微超过了世界平均水平。这个现象也是和中国的发展状况相符的，实际上英美等发达国家的这一规模也都超过了世界平均水平。
(3)目前博士生在校生规模已经超过20万人，也已经超过了2010年的预测值。这意味着前些年大规模扩张学位授权点的增长模式不具有可持续性，实际上由于前几年博士教育规模扩展的速度过快，已经耗尽了未来几年的增长空间。因此，建议今后分学位授权审核方式从分批次的大规模审核转向常规受理与审核，博士生教育拟以内涵发展和质量建设为主。也就是说，在2010年之前，如果国民经济发展没有对于博士生教育发出更多的需求信号的话，中国的博士生规模扩张的空间十分有限，但硕士生规模仍有一定的增长空间。
注释：
①本研究中的中国特指除中国香港地区、澳门地区、台湾地区外的中国大陆地区。
②另外，尽管本研究认为研发水平这一因素对于研究生教育的规模影响很大，然而由于数据的限制，本研究无法进一步考虑这一影响因素。幸运的是，预测结果发现，不考虑研发水平这一因素，预测结果就已经具有相当的说服力了。
③不同数据源数据中的一些数据彼此不一致，最终都以世界银行数据库中的数据为准。
④本研究系数的统计显著水平都是按照这一定义。
⑤在该报告中，研究者将预测情况分为“基准情景”、“协调情景”和“风险情景”。
⑥有的国家和地区只能找到学位授予量的比例，有的只能找到在校生的比例。因此本研究近似认为两者基本吻合。
⑦尽管目前的实际值已经超过了这一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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