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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理论研究者一直都苦心孤诣地探索改进竞争的方法
自由竞争的经济理论家们把市场的自发作用描述得天衣无缝，把市场的技巧性夸大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萨缪尔逊指出，尽管它在许多方面并不完善，市场经济发展的历史雄辩地证明，竞争的市场和价格制度不是一个混乱和无政府的制度，有一定的秩序，是行得通的。萨缪尔逊不无得意地论述道，“竞争制度是一架精巧的机器，通过一系列的价格和市场，发生无意识的协调作用。它也是一具传达信息的机器，把千百万人的知识和行为汇合在一起。虽然不具有统一的智力，它却解决着一种可以想像得到的牵涉到数以千计未知数和关系的最复杂的问题。为有人去设计它，它自然而然地演化出来；像人的本性一样它总在变动。但是它经受了任何社会组织的最基本的考验——它可以生存”（注：保罗·萨缪尔逊：《经济学》（上），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61页。）。
达尔文用大量的事实证明了“物竞天择”“用进废退”的生物演化观点。经济学不排斥市场，也不否认竞争的作用。相反，经济理论研究者一直都苦心孤诣地探索改进竞争的方法。凡勃伦对排斥竞争的有闲阶级制度提出了深刻的批判，艾哈德把经济的繁荣归因于竞争（注：艾哈德曾经明确地指出，“竞争实质是繁荣和保障繁荣最有效的手段”。参见路德维西·艾哈德：《来自竞争的繁荣》，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11页。）。舒马赫在江郎才尽、无法解决竞争与规模效益的关系的时候，才偏执地把竞争作为他的理论目标，牵强附会地宣传“小的是美好的”主张（注：舒马赫认为大型企业不仅不公平，含有不合理的因素，而且歪曲了企业内部的一切关系。他建议宁愿建设小企业而不要大企业。参见E·F·舒马赫：《小的是美好的》，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188-190页。）。
正如制度经济学的大师们所论证过的，市场经济的制度安排总是与社会的经济、技术条件密切相关。在人类社会步入以过度供给、信息技术高度发达为特点的现代工业社会以后，在供给短缺、信息沟通极不方便的前工业社会或工业社会前期建立起来、并与之相适应的经济理论与竞争关系，出现了捉襟见肘、方枘圆凿的败象。
充分竞争就是要充分利用现代通讯技术所提供的比较充分和基本对称的信息，消除妨碍竞争的有闲阶级制度，解决因机会的不平等所带来的收入分配的不公平，提高市场竞争的充分性、公平性。
自由竞争的理论缺陷
由于市场的不均衡和供给长边的出现，任何产品的生产最终都会由竞争走向垄断
自由竞争理论是前工业社会或工业社会前期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社会供给存在短缺、通讯技术极不发达的产物。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自由经济理论和自由竞争关系的局限性越来越暴露无遗。无论是国际社会与日俱增的失业与贫困化问题，市场结构理论中的完全竞争现象的销声匿迹，还是垄断与规模经济效益的冲突，都反映出自由竞争的局限性和改造自由竞争关系的迫切性。
1.市场结构理论的矛盾。自由竞争理论强调市场行为主体的自由权利，反对经济原则以外的各种干预，主张各个市场主体按照自己的愿望，凭借自身的实力自担风险、自负盈亏。通过各个市场行为主体对各个市场机会的发掘，兼收并蓄地取得经营者的个人利益和整个社会的整体利益。亚当·斯密关于看不见的手的著名论断成为自由经济理论近250年来奉为至宝的金科玉律。斯密认为厂商是以盈利为目的的自私的市场行为主体，他们不会积极地维护公共利益，也不知道其经营行为在多大程度上促进社会利益。由于他们经营的直接目的在于使其生产物的价值达到最大，他们只关心或盘算自己的利益。他们的经营行为受到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他们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我从来没有听说过，那些假装为公众幸福而经营贸易的人做了多少好事”（注：亚当·斯密著，郭大力译：《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27页。）。在斯密的思想中，经营者的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永远是协调一致的。在斯密的时代，供给短缺，信息沟通不方便，大多数市场出现需求长边现象。因此扩大生产，增加供给，经营者可以获得更加丰厚的利润，社会的就业就会扩大，同时社会需求可以得到更大的满足。所以在斯密时代，斯密的观点是正确的。基于他对社会经济形势的估计，斯密及其大多数追随者都把完全竞争作为市场结构理论的最佳模式。
自由竞争理论始料未及的是，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社会经济的性质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各个市场的供给长边现象已经司空见惯，过度竞争也是屡见不鲜。过度竞争迫使企业提高生产的自动化水平，减少人工成本的开支，使社会的有效购买力不断降低，进一步恶化了企业的经营环境；同时，过度竞争打破了企业之间的稳定状态，许多生产者陷入得不偿失的亏损状态，不得不通过资本运营退出竞争。如果剔除产品在生产、运输、使用等方面的差异，由于市场的不均衡和供给长边的出现，任何产品的生产最终都会由竞争走向垄断（注：参见市场结构的有关论述。）。
2.垄断与规模效益的矛盾。由于受诞生时代的供给条件和技术发展水平所限，自由竞争理论充满了矛盾和漏洞。出于反对重商主义的需要，早期的自由竞争理论家们，把垄断视为阻碍经济发展的主要障碍。法国经济学家、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早期代表人物魁奈宣称，除了自然的法则以外，经济领域不可能有判断个人利益的最合适的审判者。魁奈把垄断和独占比作在黑暗里闪烁的妖光（注：弗朗索瓦·魁奈：《魁奈经济著作选集》，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325页注释。）。
随着人们对垄断问题研究的深入，经济理论家认识到垄断也并不是一无是处。垄断经营者除了凭借垄断优势攫取高额垄断利润以外，他们有时会积极改进技术。而且一般情况下，垄断与规模经济效益总是如影随形。这样，垄断成为自由经济理论无法解决的理论问题。如果要追求规模经济效益，消费者就会付出高昂的代价；相反，如果希望通过竞争提高消费者剩余，就无法保障规模经济效益。
在西方经济经历了1929-1933年的大萧条以后，美国开明总统罗斯福利用国会对行政当局前所未有的支持，积极推进新政，推进反垄断事业。在罗斯福总统的推动下，许多托拉斯的领导人被传讯、许多垄断企业被肢解。这样，经济理论与经济实践就存在巨大的差异。
随着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新的不均衡会逐渐孕育并显性化
3.自由竞争恶化经营环境。在供给短缺的条件下，自由竞争可以利用资本寻找和开拓市场机会的自主能力与扩张能力，充分发挥资本的作用，扩大就业，增加社会的有效购买力，增加社会总供给，对实现社会总供给与社会总需求的平衡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机械在社会生产中的广泛运用，社会的供给能力逐渐超过社会需求。特别是在统一市场形成以后，具有竞争关系的厂商之间形成了你死我活的尖锐的对抗性竞争关系。为了占领或保有市场，厂商总是处心积虑地降低生产成本，提高其竞争力。在人工劳动与机械劳动在费用、效率的比较上，厂商发现采用机械作业方式，不仅可以延长作业时间，提高产品质量，而且还可以大幅降低生产成本。因此，增加固定资本投资，提高资本的有机构成和生产的自动化水平成为厂商在激烈的竞争中出类拔萃、克敌制胜的最普遍和最有效竞争策略。
提高资本有机构成和生产自动化水平的直接后果是机械排斥人工劳动。在工业化初期，机器排斥劳动力的现象曾经在西方国家引起轩然大波。为了争取生存的权利，劳工阶级采取了破坏机器设备的行动。为了避免社会骚乱，政府当局曾经谋杀和秘密处死新技术的发明者。毫无疑问，开拓海外市场、实现8小时工作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社会的阶级矛盾。
正如制度经济学所揭示的，技术条件等方面的变化，必定引起制度结构的不均衡。开拓海外市场、压缩劳动时间并不能一劳永逸地解决劳动力市场的不均衡问题。将平均工作时间压缩到一定水平以后，可能在一定的时间内，维持制度结构的暂时均衡。但是，随着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新的不均衡会逐渐孕育并显性化。
所以在自由竞争的制度框架下，过度竞争是市场的不均衡状态发展的必然结果。为了占有市场，厂商不得不采取竭泽而渔、杀鸡取卵的短期竞争策略。也就是说，在供给长边条件下，自由竞争迫使厂商提高资本的有机构成，减少对劳动力的雇用，而大量失业直接结果是社会有效购买力的下降和衰减。社会有效购买力的进一步降低又反过来促使厂商加大固定资产投资的力度。这样，供给长边下的自由竞争恶化了经营环境，不仅把消费者，而且也把大多数厂商置于左右为难，进退失据的窘境。
源于机会不均等的经济不平等，比机会均等时出现的经济不平等，更加令人不能忍受
4.机会不公平与收入分配不公平的矛盾。自由竞争强调各个市场主体参与竞争的自由性，必然忽视竞争主体之间竞争的不公平性。西方经济理论对自由竞争造成的机会不平等与分配不公平问题的评述也是比较客观和直言不讳的。凯恩斯坦言，“有效需求之不足，常常阻碍生产……而且社会愈富，其实际产量与可能产量的差别愈大，经济制度的缺陷愈发暴露无余和令人发指”（注：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30页。）。西方经济理论的集大成者萨缪尔逊也不回避工资制度所带来的问题。萨缪尔逊指出“有效率的市场制度可能产生极大的不平等”（注：萨缪尔逊：《经济学》（上），中国发展出版社1992年版，第82页。）。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教授魏茨曼不无讽刺地指出，“资本主义制度在热衷于向那些买得起的人提供丰富多彩的产品方面，取得了卓越的成就”（注：马丁·L·魏茨曼：《分享经济》，中国经济出版社1986年版，第30页。）。魏茨曼得出迥异于其他经济理论家的结论，他认为“补偿劳动的工资制度是一个危险的时代错误”（注：马丁·L·魏茨曼：《分享经济》，中国经济出版社1986年版，第36页。），他呼吁建立分享经济制度，提高劳动者的收入份额。克里斯特承认，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分配结果是极不公平的，人们“对价格体制在不受管制的私有财产经济中的作用方式的主要异议就是针对它对收入和财富的分配的。这是一些国家之所以建立社会主义经济的主要原因之一。它也是资本主义政府之所以管制私人市场的主要原因之一”（注：卡尔·F·克里斯特著：《西方宏观经济学导论》，复旦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7页。）。费希尔和唐布什开诚布公地指出，“当一个社会中一些人喂不饱自己的孩子，而另一些人数不清他们的财产时，大多数人会感觉到这个社会存在严重问题……在今天，几乎没有人认为市场机制带来的收入分配肯定是正确、合理、公平或合乎道德的”（注：斯坦利·费希尔、鲁迪格·唐布什：《经济学》（下册），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1年版，第564页。）。奥肯认为，“富人和穷人的不同储蓄状况和遗产状况，使财富分配比收入分配更为不平均。美国最富有的1%的家庭，大约拥有财富总量的1/3，同时他们得到约6%的税后收入。全美国收入最低的那一半家庭，仅拥有全部财富的5%，尽管他们得到大约全部收入的1/4”（注：阿瑟·奥肯：《平等与效率——重大的抉择》，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59-60页。）。
大多数经济理论家承认分配不公平的事实，并且苦心孤诣地谋求消除导致收入分配过分不公平的因素。但是经济理论研究应该更多地关注机会不公平所带来的收入分配的不平等问题。人们通过潜心研究或努力工作所取得的优厚报酬不仅对他们个人有利，而且也对整个社会经济起到了推动作用。相反，由于某种得天独厚的条件而得到的巨额收入，不仅有违公平的原则，招致社会各界的普遍反对，而且也给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带来严重的阻碍。奥肯认为“源于机会不均等的经济不平等，比机会均等时出现的经济不平等，更加令人不能忍受”（注：阿瑟·奥肯：《平等与效率——重大的抉择》，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68页。）。只不过奥肯相信，机会均等概念远比收入均等难以进行界定。奥肯认为机会均等的思想与体育的公平赛跑的原则如出一辙。在田径场上人们必须站在同一起跑线上，否则，体育竞技就失去了意义。经济竞争无疑也应遵循公平竞争的原则，但是，奥肯认为在信息不充分的市场条件下，公平竞争的起跑线无法确定。奥肯举例说，某人成功靠的是他认识谁，而别人不懂得这个道理或者抓不住这个机会，这种不公平未可厚非，如果当真正的问题是靠他父亲或家族认识或与权倾朝野的显贵有着非同寻常的关系的时候，这个意义上的机会差异就显得特别不公平了。
所以科学和严肃的态度，应该承认并且允许因能力和努力程度不同所带来的收入分配的差异，消除或最大限度地限制因机会不平等而产生的分配不公平。譬如，个人继承财产的数量不同、由于出生于贫困的家庭而无法完成择业所必需的教育、人们在社会经济结构中所处的地位，以及信息不对称所引发的机会不平等等。萨缪尔逊也对下述现象提出过批评，一个出生于富裕家庭的孩子可以过着锦衣玉食的生活，几乎不需付出任何努力就可以成功就业，而出生于贫困家庭的孩子则注定了要为生计奔波的现象；同样，出生在富裕家庭和发达国家的孩子，可以心安理得地享受国家免费的义务教育和家庭为他支付的高额学费，而贫困家庭的孩子则无法完成就业所必需的训练；由于关键岗位的在职人员掌握企业的经营秘密，企业不得不支付高额薪金，以期留住这些关键岗位的职工，即使后来的就职者更富才气，即使他的经历已经证明他是一个兢兢业业、勤勤恳恳的人，企业也不敢录用后来的求职者；同样，信息不对称和信息不充分也会使那些处于偏远地区和未接到有关信息的人们丧失就业、晋升的机会。
充分竞争的目标
通过充分竞争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改进分配关系，更进一步优化社会资源配置
经济学对自由竞争分配关系的批判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专利，许多西方经济学派也对自由竞争提出质疑。埃及的阿明、希腊的纽曼、阿根廷的普雷维什等激进经济学家都对资本主义进行过深刻的剖析。自由经济学家凡勃伦、米德、奥肯等也对这一问题有过尖锐的批判。
凡勃伦对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制度提出过猛烈的抨击。凡勃伦认为，“有闲阶级是一个保守阶级。社会中一般经济形势的要求，并不会毫无拘束地、直接对这个阶级的成员进行冲击。他们无需改变生活习惯或改变他们对外界的理论观点来适应改变了的工业技术的要求，他们不这样做也并无所损，因为他们并不是工业社会中的一个有机部分……有闲阶级的作用是对社会的动向从中阻挠，保留腐朽、落后的事物”（注：凡勃伦：《有闲阶级论》，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145页。）。凡勃伦相信，自由竞争将导致市场分配的极端不平等现象。凡勃伦认为有闲阶级不仅对社会结构产生影响，而且也对每个人的性格发生作用；有闲阶级与其说生活于工业社会倒不如说依赖于工业社会；人们之所以能够列入这个阶级，是由于金钱素性的发挥。凡勃伦指出，“有闲阶级制度是足以造成下层阶级的保守性的，其方式是尽可能地剥夺后者的生活资料，使之消费缩减、精力消耗达到这样的地步，以至更无余力从事学习和采纳新的思想习惯。在金钱的等级上，财富既然集中在等级的上端，下端就必然陷入贫困。无论哪里发生了人们中某一部分陷入极度贫困的状况，对任何革新总是一个严重的障碍，这一点是人所共知的”（注：凡勃伦：《有闲阶级论》，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149页。）。
无论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还是西方经济理论都承认市场经济分配关系上的缺陷。但是在如何改进分配关系的看法，马克思主义和西方经济理论所表明的立场截然相反。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认为，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与社会有效购买力相对缩小的矛盾是引发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根源，必须打倒资本主义，才能根除剥削；西方经济理论则认为市场经济具有一定的适应力，能够生存。事实上，充分信息条件下，通过充分竞争就可以在一定的程度上改进分配关系，更进一步优化社会资源配置。所以，充分竞争的目标在于：
1.科学的价格决定机制。在通讯技术不发达、社会供给不充分的条件下，市场价格主要是由市场上供求双方的力量对比关系所决定的。当市场供不应求时，竞争在购买者之间展开。为了获得短缺的商品，一些志在必得的购买者只能出高价得随所愿，购买者之间的竞争使得市场价格不断攀升。在供过于求时，竞争在生产者之间展开。为了收回投资回笼货币，生产者不惜降价出售。生产者之间的竞争导致商品价格不断跌落。
在不完全信息条件下，自由竞争不会引发经济、社会或伦理冲突。但是，在信息充分或比较充分的条件下，自由竞争的价格决定方式就会演绎出严重的社会、经济问题。在类似完全竞争（如农产品）市场上，由于人类对农业制品的依赖性，如果按照完全竞争的模式决定农产品的价格，生产者可能得不偿失，甚至出现谷贱伤农、生产粮食的人无力养活自己的可悲局面。如果按照价格同盟的方式决定农产品的价格，生产者可以利用人类对农产品的天然的依赖关系将农产品的价格抬高到“天价水平”（注：自由经济理论已经证明，在特定情况（如沙漠）下，一块面包可以卖到一锭黄金的价格。）。互联网络恰恰为生产者提供了相互沟通的手段。既然自由竞争容许生产者利用自身的竞争优势与有利地位，社会又有什么理由，又如何阻止处于竞争劣势的生产者谋求有利的价格决定方式。
充分竞争通过提升竞争的强度，把价格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通过改变市场经济的制度安排，实施货币资本和实物资本的所有权，使货币资本投资者领取一个平均利润的投资凭证；通过职业经理机构对企业经营权的竞争，把价格限制在成本加平均利润的水平上；通过把企业一定时期的经营权授予信守诺言、管理有方、经营得法的职业经理人机构，通过职业经理人机构的竞争，保障投资者利益，降低生产成本，提高消费者剩余，优化资源配置。
基于社会财富分布不均衡的状况，充分竞争理论主张限制富裕阶层的投资权力与获利能力
2.公平竞争。自由竞争是一种形式上的公平竞争，它的不公平性被形式上的公平所掩盖。对于在社会经济结构中处于不同地位的人们来说，某些天经地义上的差别不仅不公平，而且给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带来了极大的阻碍。因机会不公平而产生的分配的不公平是理性竞争必须解决的问题。
第一，资本的差别待遇。在自由竞争条件下，由于市场经济制度安排的缺陷，资本存在明显的差别待遇。垄断企业的投资者可以一本万利，而投资于过度投机的行业中的资本则朝不保夕。自由竞争制度通过市场资格审查、通过最低资本限制、通过经营许可等市场准入障碍限制资本的自由流动，导致了投资行为主体的差别待遇。毫无疑问，资本是市场上最具可分性和流动性的生产要素。一个大额资本可以拆分为若干小份额，若干小额投资可以集聚为大额资本。所以，在充分信息条件下，通过规模经营和投资证券化方式，可以消除市场准入障碍，消除资本的差别待遇。当然，基于社会财富分布不均衡的状况，充分竞争理论主张限制富裕阶层的投资权利与获利能力，保护低收入人口的投资权益。
第二，人才之间的公平竞争。计划经济条件下的隐性失业，导致了效率的浪费，但是，自由竞争条件下的失业问题不仅严重不公，而且人才资源的配置也无法达到优化水平。对于失业者来说，自由竞争剥夺了他们获取收入的权利，也剥夺了他们尊严地生活的权利。高速率的机器体系降低了对劳动力的需求，剥夺了一些人的工作机会，实际剥夺了他们靠工作取得收入的权利。通过失业救济和社会保障的补偿方式并不是合理的制度安排。对于从事生产劳动的劳动者来说，由于厂商希望雇用那些经验丰富、体力充沛的劳动者，许多精力充沛但经验不丰富或经验丰富但体力不支或经验不丰富、体力也不充沛的劳动者，必须经历一个漫长的排队等候时间，才能获得就业机会。许多具有能力的劳动者因为厂商对经验的要求而被排斥在就业队伍之外。对于管理人员来说，经验和他们掌握的商业秘密成为阻止其他知识结构更加合理、更具创新能力的管理者就业的屏障。如果某个管理人员掌握了企业的商业秘密，如销售渠道、配方等，厂商总是以高薪的诱惑，留住这些关键人才。对于那些局外人士，即使他们具备更加高超的技艺，即使他们更富创新意识，即使他们的知识结构更加合理，他们也会被排斥在就业线之外。这样，浪费了人才资源，劣化了资源的配置水平。
一个具有理性和人道的社会，应该尽可能地给人们更多的选择
3.就业机会均等化。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的收入来源相对单一，雇用者按劳分配，投资者按资取酬，管理者获得管理收入，技术的发明者通过技术转让或补偿费用取得收入。因此充分就业就成为经济管理和经济理论研究的重要目标。低收入阶层的人们一旦无法就业，就失业了收入来源，他就只能依赖社会的保障体系而生存。随着市场竞争的日趋白热化和生产自动化水平的提高，特别是人类寿命周期的延长，越来越多的人将依赖于社会保障体系而生存，社会保障的负担也会越来越重，社会保障体系总有捉襟见肘、不堪重负的一天。
一个具有理性和人道的社会，应该尽可能地给人们更多的选择。在理性竞争的制度框架下，人们可以不必完全依赖就业或社会保障体系而获得生活所必需的收入来源。可以通过保护低收入人口的投资权益，使他们在分享一定的资本收入的同时，获得相应的劳动收入。在互联网条件下，可以通过采取投资配额措施，保障低收入人口的投资、收入权利。对于赤贫阶层，国家应该通过安排公益性劳动，使其得到基本生活费用和进化配额化投资的启动基金；对于高收入人口，由于资本的过度供给，国家应该核定其投资配额标准，限制他们通过投资取得收入的数量；对于普通的消费者，国家应该采取措施，保障其投资收益权。
在资本的社会结构基本合理以后，生产的自动化与劳动就业的矛盾就会迎刃而解。提高生产的自动化水平就会与改善人类的生产条件，降低劳动者的劳动强度，增加人们从事娱乐和自我发展的时间并行不悖。所以，在理性竞争理论中，充分就业已经不是一个合适的概念。在理性竞争理论中，就业是人们获得资本收入的补充，人工劳动也是机械作业的补充。人们在分享资本收入的同时，可以通过参加社会劳动，取得劳动收入。在理性竞争的制度框架下，人们的收入具有二元化或多元化的趋势。人们在分享资本收入的同时，可能获得管理收入、劳动收入甚至转让科学技术成果的补偿收入。同样，由于生产自动化水平的提高与投资者的利益完全一致，劳动也不再是对人们体力和精神的折磨，劳动时间也会大大缩短，人们可以根据配额投资收入对生活的满足程度、根据自己的兴趣参与社会劳动。
4.平均化的利润水平。一般地说来，垄断企业本身就是一个具有规模优势的大型企业，而且他的产品或服务具有标准化的特点。因此，对垄断企业进行理性化改造相对容易，只需对其生产规模进行适当调整，将其资本社会化，然后通过引入对经营权的竞争，即可以实现利润的平均化。但是对于那些市场容量不大，产品不具备标准化特点，需求具有较大随机性的市场来说，消除资本的差异性待遇、实行利润平均化则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过程，必须依据行业、地区、产品属性、消费者行为、市场容量等各方面的特点，因地制宜、因势利异，采取按部就班、循序渐进的方式，实现利润的平均化。
第一，应面向赤贫人口和低收入家庭，首先对现有垄断企业的资本进行社会改造，使他们获得投资收入，藉此提高社会的有效购买力，活跃城乡市场，消除贫困，缓解社会保障体系的巨大压力。
第二，对目前类似完全竞争的市场上那些市场容量大、产品易于标准化、消费随机性小的产品，尽可能地采用规模经营的方式。例如，主要农产品如小麦、大米的生产可以按规模经营的要求在适于机械作业的平原地区进行集中生产，并面向低收入人口，实行配额化投资。
第三，面向低收入人口，对寡头垄断和差异较小的垄断产品的生产企业实现资本社会改造。按照规模经营和合理布局的要求，组建投资结构合理、具备规模经济优势、生产成本和运输成本最小的生产企业。使全部社会成员逐步享有投资配额，享受配额投资收益。通过投资配额均等化，使配额投资收入能够维持人们的基本生活需要。
第四，对于市场容量小、产品不易标准化，消费行为随机性大的产品，如农产品中地域性强的小品种水果，地域局限性大，对地形、地貌、气温、气候条件要求严格的冬虫夏草等则可以不纳入配额投资管理的范围，仍由市场自发调节，容许其收益利润率可以高于或低于平均利润率。
充分竞争的制度安排
一个社会制度安排的正确与否，只能由经济发展速度和分配关系的公平性来判断
1.市场经济制度安排调整的理论依据。世界没有一成不变的事物，自然也不会有亘古不变的真理。世间不会有包医百病的灵丹妙药，自然不会有适应一切社会阶段的永恒的经济制度安排。穆勒认为市场经济的制度安排是决定劳动效率的关键。由于受所处的社会历史条件的限制，穆勒的研究显得十分粗浅，但仍不失客观性与科学性。穆勒指出，“劳动效率的高低，取决于劳动者在多大程度上得到其劳动成果；社会协议是否有利于调动劳动者积极性，要看能否使每个人的劳动报酬尽可能与其所作的贡献成正比例。所以只有利于一个阶级和某类人的法律或管理，由于会妨碍其他人追求幸福，会把劳动和劳动成果分离开来，因而是违背经济政策的基本原则的，会降低社会的总生产力”（注：约翰·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上），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137页。）。凡勃伦认为，决定制度能否发挥作用的因素不会一成不变，市场的制度安排也必须因地制宜，适时调整。反驳论指出，“制度必须随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因为就其性质而言它就是对这类环境引发的刺激发生反应的一种习惯方式。而这些制度的发展也就是社会的发展。事实上，制度就是个人或社会对有关的某些关系或某些作用的一般思维习惯”（注：凡勃伦：《有闲阶级论》，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139页。）。诺斯认为，“制度是一个社会的游戏规则，更规范地说，他们是为决定人们的相互关系而人为设定的一些制约。制度构成了人们在政治、社会或经济方面发生交换的激励结构，制度变迁则决定了社会演进的方式”（注：道格拉斯·C·诺斯：《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效绩》，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3页。）。康芒斯从组织的角度揭示了制度调整的必然性。康芒斯指出，“一个完善组织的显著特征，使它能够以不断变动的任务和不断变动的原则进行下去，而不依赖任何特殊的任务和原则。他能够适应环境，更动它的任务或者变动它的原则，来适合各种人的不断变化或者相互矛盾的倾向（注：康芒斯：《制度经济学》（上），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425页。）。科斯从信息不充分的角度论证了制度调整的必然性。科斯指出，“制度安排是获取集体行为收益的手段。由于个人理性并不必然暗含着团体理性，个人会为自己的利益去寻找对自己最为有利的结果，因此有可能产生利益冲突，个人常常不得不对其他人的工作质量或贡献做出评价。在大多数情况下，有关质量的信息是昂贵的、不确定的或甚至是不可能得到的”（注：R·科斯：《财产权利于制度变迁——产权学派与新制度学派译文集》，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78页。）。科斯认为，许多原因都会导致制度的不均衡，他列举了能引起制度不均衡的四个原因。这些原因包括制度选择集合改变、技术改变、支付服务的需求改变和其他制度安排改变。
舒尔茨把制度定义为一种行为规则，制度是一个制度的集合。市场经济的制度结构中，有第一，减少交易成本的制度（如货币市场、期货市场）；第二，影响生产要素的占有者之间风险分配的制度（合同、股份租赁、合作社、公司、保险、公共社会保险项目）；第三，把功能性的收入与个人收入联系起来的制度（财产，包括继承法、资历和其他一些劳动的权利）；第四，构成公共商品和服务的生产及分配基础的制度（公路、机场、学校、农业实验站等）（注：西奥多·W·舒尔茨：《论人力资本投资》，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第29-30页。）。舒马赫认为，制度完全是人们基本态度的具体体现。在制度集中，某些制度相对而言完善些，某些制度的缺陷更明显一些，“现代的私有企业制度是——或已经是——追求个人发财致富最理想的手段。现代私有企业制度巧妙地利用人类的贪欲和忌妒心作为动力，有借助凯恩斯的经济管理方式，加上一点点在分配的税收和工会组织的‘抵消力量’，设法克服自由放任主义最明显的缺陷”（注：E·F·舒马赫：《小的是美好的》，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184页。）。诺斯在分析现成的规则时指出，规则并不意味着效率，市场经济的“规则的制定是为了私人福利而不是社会福利，或者至少对那些最有效的部分来说正是如此。因此，那些否定特许、限制进入或组织要素流动的规则显然是遍及各处的”（注：道格拉斯·C·诺斯：《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效绩》，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65页。）。科斯认为，经济增长会引发制度不均衡。有些制度不均衡可以由诱致性制度创新来消除，而有些制度不均衡将由于在收益、费用之间有分歧而继续存在下去。科斯认为，“一种制度安排是从一个可供选择的制度安排集合中选择出来的，其条件是，从生产和交易费用两方面考虑，它比这个制度安排集合中的其他制度安排更有效……。最有效的制度安排是一种函数，尤其是制度结构下其他制度安排的函数。要发生诱致性制度变迁必须要有某些来自制度安排不均衡的获利机会。也就是说，由于某种原因现行制度安排不再是这个制度安排选择集合中最有效的一个了”（注：R·科斯：《财产权利于制度变迁——产权学派与新制度学派译文集》，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84页。）。科斯宣称通过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可以消除制度的不均衡。因为制度结构由一个个制度安排构成，所以一个特定的制度安排不均衡就意味着整个制度结构不均衡。因此当发生不均衡时，制度变迁过程最大可能是从一个制度安排开始，并只能是逐渐地传到其他制度安排上去。科斯认为制度不均衡产生获利机会。作为一个整体而言，社会将从抓住获利机会（它由制度不均衡产生）的制度安排创新中得到好处。科斯认为制度安排选择集合受到社会科学知识储备的束缚。政府有时也会对现存的对生产、经济发生阻碍作用的制度安排无能为力。科斯举例说，舒尔茨研究三个世纪以来，英国和其他西方经济的制度变迁的历史证明，制度变迁取决于在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思想的诱发和塑造。一个社会制度安排的正确与否，只能由经济发展速度和分配关系的公平性来判断。制度安排受人类有限理性的限制和制约，一个公正有效的专家系统会提高制度变迁中制度安排的公正性、科学性；戴维斯和诺斯认为制度安排可以是完全的自愿和完全政府控制的。政府强制制度安排没有自由退出的选择权。他们相信，为了实现规模经济效益，从交易费用中获益，降低风险，进行收入的再分配，无论是自愿的还是政府的安排都将要被创新。制度安排创新的选择依赖于各自的收益和成本，以及影响团体的市场与非市场权利。戴维斯和诺斯并不反对政府对经济制度安排的理性干预，指出，“一个政府的强制性方案可能会产生极高的效益，因为政府可以利用其强制力，并强制实现一个由任何自愿谈判都不可能实现的方案”（注：L·E·戴维斯、D·C·诺斯：《财产权利于制度变迁——产权学派与新制度学派论文集》，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77页。）。
建立充分而对称的信息体系不能完全依赖自由竞争的分散投资者
2.充分竞争的制度安排：
(1)信息充分与对称。对于实行充分竞争，信息充分与对称是必须的条件。信息越是充分，越是对称，竞争的充分性也就越大。
一般来说，在任何一个社会、任何一种制度下，促进经济发展，推动社会进步的只是少数人。只要社会对这部分人的至关重要的行为实施有效的监控，一个事业就会健康发展，一个社会就会兴旺发达。在充分竞争市场结构中，对称信息指的是消费者对商品提供者的产、供、销各个环节，费、薪、税、捐等各种要素的了解和商品提供者对消费者所需的商品的数量、品种结构以及具体配送时间的洞悉。只要消费者，甚至只是极少数消费者能够借助广播、电视、报纸、杂志以及互联网络对商品提供者的产、供、销各个环节，费、薪、税、捐等各种情况实施监督，并能及时纠正发生的违背消费者利益与愿望的行为，这种监督就是有效的，就能够实行充分竞争，而不一定要求每个消费者都融入互联网络系统。
同自由竞争的其他体系一样，建立充分而对称的信息体系不能完全依赖自由竞争的分散投资者。博羿论严格的数学推导已经证明，自由竞争所形成的纳什均衡是一个低效率的资源配置方案。自由竞争的分散投资力求使个体收益最大化，结果并不如人所愿；自由竞争往往只注重眼前的短期利益，而不考虑长远的整体利益；自由竞争利用市场的扩张力，从利益丰厚的地区向利益微薄的地区扩张与渗透，过程相对缓慢。近年来的一哄而上、如鸟兽散的电子商务也说明了这一点。特别是存在二元经济结构的发展中国家，广大的农村地区人口众多，基础设施薄弱，人均消费水平低下，自由竞争不能建立有效涵盖农村地区的互联网络体系。
(2)专家体系。与自由竞争相比，充分竞争理论强调的是专家管理。充分竞争是在比较充分和基本对称的信息体系下，利用现代通讯技术，充分掌握有购买力支撑的消费需求，在此基础上，将社会的消费需求转化为社会生产的总配额，并通过经理机构竞争依据规模经济原则建立起来的企业的经营权的方式，把生产成本降低到最低水平，使消费者得到更多的消费者剩余，并保障投资者的平均利润。在整个经济的运行过程中，消费信息的收集、整理，企业经营权的竞争，生产配额分解和经理人机构对企业的管理是最为关键的方面。消费信息的收集、整理，企业经营权的竞争和生产配额的分解实际构成社会的专家服务系统。社会专家服务系统由通晓经济管理、擅长信息的收集、整理，懂得招标投标的专业人士组成；具体负责企业经营活动的经理人机构对消费者负责，按投标、竞标所做出的承诺，对企业的产、供、销各个环节和薪、费、税、捐等因素进行全权管理。
(3)消除市场准入障碍。原则上讲，充分竞争应消除所有的市场准入障碍。首当其冲的应该是资本市场的准入资格。严格说来，自由竞争实际名不副实。资本市场从来都不是自由竞争的行业，各国政府金融监管当局都对金融业实施严格的市场准入限制。如经营银行、保险或证券，除了政府或金融监管当局对其从业人员、最低资本数量等方面的资格进行严格审查以外，另一个重要的因素，是必须考虑资本和负债的安全性。所以资本市场从来就未出现过自由竞争。政府或金融监管当局对金融业的严格的保护措施，导致了国民之间资本的差别待遇。经营银行、保险或证券的经营者可以依托政府的保护措施和市场只赢不亏的经营规则获得稳定的高额利润。相反，在这些市场进行储蓄投资、债券投资的投资者则收益微薄，甚至得不偿失。资本市场的差别待遇和政府对金融业的过度保护，也逐渐使这些行业的受惠者蜕变为阻碍经济发展的有闲阶级，使这些行业的竞争力不断衰减。原则上讲，充分竞争应该消除一切市场准入障碍。但是，由于市场经济的复杂性和现实社会分配的不公平性，妄言消除一切市场准入障碍，可能会出现事与愿违的情况。鉴于低收入人口的有效需求不足，成为现代经济健康发展的瓶颈，因此充分竞争理论主张保护低收入人口的收入权限，限制高收入阶层的投资额度。所以，只有在资本的社会结构完全均等以后，消除资本市场的一切市场准入障碍才会是适用的。
自由竞争理论的名不副实还表现在对公用事业的特许垄断经营权上。为了避免重复建设，市场经济的实践者和理论家们设计了一套特许经营的规则。政府在一定的时间内将特许经营的垄断权力授予一个经营者（注：特许经营虽然比单纯的垄断要合理和公平一些，但仍然带有许多缺陷。），并在实践上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机会的不公平仍然是特许经营制度的致命缺陷。因此，如何提高特许经营行业的竞争性，实现充分竞争，也是理性竞争理论研究的重要问题之一。
自由竞争相对于重商主义的确前进了一大步。如果妄称以自由竞争为特点的市场经济无所不能，显过差强人愿。在自由竞争的市场竞争框架下，不公平和竞争不充分的现象俯拾即是。发达国家对某些阶层所做的经营特许，发展中国家的配额发放都有显示公平的特征。充分竞争应该把竞争机制引入这些领域。
国家安全一直是短缺经济理论的一个时代特征，重商主义也好，贸易保护主义也罢，都高度关注国家安全问题。事实上，国防的最终目的都与经济利益分配密切相关。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的现代工业社会，不同的利益主体，以邻为壑、相互倾轧，是经济理论的不完善所至。一旦社会真正步入剩余经济时代，人们就不必为一己之利而勾心斗角，也不会有形同水火的民族矛盾与斗争，因此国防工业的市场准入障碍会随理性竞争体系的建立与完善而被拆除。
(4)采取积极措施，维持市场均衡关系。充分竞争是充分竞争理论体系中的一个重要论题。充分竞争理论主张通过科学的价格决定方式，保证投资者、消费者各个方面的利益，形成合理的利润水平。所以，充分竞争借助现代通讯技术弥补自由竞争无能为力的某些功能。从这个意义上讲，充分竞争理论是一个维护市场动态均衡的理性化措施。从另一个层面来看，充分竞争并非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充分条件，也就是充分竞争还不足以真正实现市场的理性均衡。充分竞争必须服从配额经济的理性要求。一方面，要实现消费节制，通过消费自律和消费配额限制，减少不合理的、非理性的消费，另一方面，要通过投资配额，保障低收入人口的收入权利，消灭贫困现象，促进社会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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