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理论贡献述评——时间一致性问题和实际经济周期理论的形成与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理论论文,述评论文,得主论文,性问题论文,贡献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9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6964[2004]12-041105-0907
10月11日瑞典皇家科学院决定将2004年度“纪念阿尔弗雷德·诺贝尔瑞典银行经济学奖”联合授予芬恩·基德兰德(Finn Kydland)和爱德华·普雷斯科特(Edward Prescott)，以表彰他们对“动态宏观经济学：经济政策时间一致性(time consistency)和经济周期背后的推动力所做的突出贡献”。这是近10年来诺贝尔经济学奖第二次颁发给新古典宏观经济学领域的经济学家，1995年，芝加哥大学罗伯特·卢卡斯(Robert Lueas)教授因创立了“理性预期理论”而获奖，这两次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理论成果大体上反映了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发展轨迹。（注：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发展大致分为两个阶段：1)1970年代以卢卡斯、萨金特、华莱士为代表的“理性预期学派”。因为该学派倡导货币经济周期理论，所以又被称为“货币周期学派”，也有学者称之为“早期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2)1980年代以基德兰德、普雷斯科特、巴罗为代表的“实际经济周期学派”，他们自称为“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第二代”。）基德兰德，挪威籍，1943年生于挪威，现在是美国卡内基梅隆大学及加州大学圣芭芭拉分校教授。普雷斯科特，美国籍，1940年生于美国纽约州，现在是亚利桑那州立大学教授、联邦储备银行明尼阿波利斯分行的研究员。他们是继卢卡斯之后，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重要代表人物。
一、动态宏观经济政策设计问题
经济政策是宏观经济学关心的核心问题之一。长期以来，理论界和政府部门对于“应该实施何种宏观经济政策”以及“政策效果如何”关注比较多，但几乎没有人对实践中实施的经济政策做出解释。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1977年发表文章对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实施的经济政策做出了合理的解释。下面，我们从研究背景入手，具体分析一下他们的理论成果。
（一）研究背景
二战后初期，凯恩斯经济学在宏观经济领域居于主流地位。凯恩斯主义的观点认为产出和就业的波动主要是由总需求的变化引起的，因此政府应该通过相机抉择的宏观经济政策来控制总需求，以熨平产出的经常波动。这些理论很好地解释了19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也为战后经济发展提供了政策依据。
到了1970年代后期，滞胀问题的出现对传统的凯恩斯分析范式提出了挑战，凯恩斯理论既不能解释通货膨胀与失业并存的现象，也不能提出可行的政策措施。沿着货币主义的思路，在美国出现了以卢卡斯为代表的“理性预期学派”，早期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家主张实施单一规则的货币政策，但是对于宏观经济政策的内在运作机制——“为何要实施这样的宏观政策”缺乏令人信服的论证。在此背景下，以基德兰德、普雷斯科特为代表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第二代’对早期的“理性预期学派”发起了挑战，他们认为早期模型中存在着严重的不对称性问题：经济个体是具有理性预期的最优化者，而政府却只能在相机抉择和单一规则之间做出简单选择，没有唯一的最优选择。很自然地，基德兰德、普雷斯科特将政府也作为一个具有目标函数的理性决策者纳入了模型，在此基础上运用博弈论的分析方法，分析了政府一般经济政策设计机制。
（二）经济政策的时间一致性(time consistent)问题研究及其贡献
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1977年发表论文《规则胜于相机抉择：最优计划的不一致性》(Rules rather than discretion:The inconsistency of optimal plans)，指出了动态宏观经济政策中存在的时间一致性问题。该文主要观点是：即使存在一个公认的社会目标函数，政府相机抉择政策也不能使社会福利最大化。政府经常发现“初始制定的最优政策，随着时间的推移不再是最优的”。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在于，政策决策不是跟自然博弈，而是跟具有预期理性的经济人进行博弈。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利用一个两期模型研究了经济政策与经济个体之间的互动影响。结果发现，经济个体在做出决策时，不仅要考虑政府以前的政策，而且还会考虑政府未来可能采取的政策，以及自身的预期可能会对政府政策选择造成的影响。因而，那些没有考虑经济个体理性预期的静态分析方法不能得出最优的均衡，由此引致的问题就是时间一致性问题(time consistency problem)。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给出了时间一致性问题的正式定义：设
为时期1到时期T（T可以是无限大）的政策序列，
为经济个体的决策序列。假定存在共同的社会目标函数：
此外还假定，经济个体在时期t的决策取决于政府所有时期采取的政策以及经济个体自身过去的决策：
在此框架下，如果存在最优的政策，应该是在满足约束条件(2)时，使(1)式最大化的政策。给定经济个体以前的决策
以及政府会根据以前情况采取类似的政策选择（π，s＞t）时，如果对于每一时期t，
使得式(1)最大化，那么政策就是一致性(consistent)的。
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发现，对于一个选择社会福利最大化的理性政府而言，当其做出决策后，如果再给其重新选择和调整政策的机会，政府一般会重新选择最优政策。这一结论隐含说明，政府每一期实施的政策实际上并非最优，政府政策出现了时间不一致问题。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在论文中用一个浅显的例子来说明时间一致性问题。假定社会最优的结果是不要在容易遭受洪水袭击的平原修建房屋。如果政府的政策是不修建防洪堤坝，并且公众也知道这一点，即使在平原已经修建了房屋，理性的个人也不会去居住。但是，如果理性的个人预期到，一旦他们在平原修建了房屋，政府必定会采取必要的防洪措施。最终，只要没有法律禁止，平原上将会建起房屋，随后政府也会兴建大量的防洪设施。
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认为，出现时间不一致问题既不是因为政府与个人目标之间的不一致，也不是因为政策制定者无力对未预期到的冲击做出反应。关键在于，当私人部门的预期对政策决策施加影响时，以往动态决策的分析思路是有问题的。（注：关于造成经济政策时间不一致的其它原因，读者可以参阅郑晓辉、周林洁：“经济政策动态一致性理论研究进展”，《经济学动态》2004年第3期。）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认为，当政府实施的政策与最初公布的政策不一致时，政府再做出类似的约束性承诺就会遭遇信任危机(credibility problem)，从而造成政策失效。因而，政策制定应该基于单一规则而不是基于相机抉择，政府树立‘绝不修建堤坝’的声誉。
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在对政府和个人进行动态博弈分析的基础上，为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经济政策提供了合理的解释。实证研究也表明，持续的高通货膨胀率并不是非理性政策所致，而是政策制定者不能事先承诺货币政策的结果。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的论文发表以后，货币政策分析的重心也由研究单个政策转换到研究制度设计。依据他们的理论，1990年代以来，新西兰、瑞典以及英国等国家开始对货币政策框架进行根本性的变革，增加了中央银行事先设定政策目标的独立性。
二、实际经济周期理论
经济周期与宏观经济政策是紧密联系的研究领域。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1982年发表的《构造和汇总波动的时间》(Time to build and aggregate fluctions)、郎和普罗什(Long & Plosser)1983年发表的《实际经济周期》(Real business cycles)最早提出了实际经济周期理论(real business cycle,RBC)。（注：虽然，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的论文稍早于郎和普罗什，但实际经济周期理论这一概念是由郎和普罗什在后文中提出来的，这两篇论文是实际经济周期理论的奠基之作。）
（一）研究背景
1930年代“大萧条”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开始重视货币条件以及心理因素对经济的影响，凯恩斯主义者主要从总需求的角度来解释经济周期。1970年代，随着滞胀局面的出现，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开始兴起，卢卡斯等人提出了货币经济周期理论，该理论认为货币因素是经济波动的根源，货币供给的随机冲击会引起经济的波动。由于经济个体不能获得完全信息，因而不能准确判断价格变化的实际情况，从而导致了产出的波动。货币经济周期理论提出来后，受到了许多学者的质疑。由于“理性人”对货币供给的预期不会出现系统性错误，无论根据宏观理性预期假设还是根据卢卡斯供给曲线，意外的货币供给都不会造成产出的持续波动，而大量的实证研究却表明产出和就业的变化具有惯性，并不是随机的。到了1980年代，货币经济周期模型在理论上和实证上陷入了双重困境。
这些传统经济周期理论相继失灵，其根本原因在于经济学家一直用互不关联的方法研究宏观经济长期增长和短期波动。长期增长被视为由总供给、技术进步等动力所驱动，而经济周期波动则被视为由总需求的波动所引起，两者没有必然的联系。这种割裂了经济增长和经济波动的研究方法在1970年代末遇到了空前的挑战。如何在瓦尔拉斯均衡模型中生成经济周期，重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框架，就成为摆在新一代新古典宏观经济者面前的一道难题。于是，‘第二代’新古典经济学家开始转向实际因素，用实际因素来解释宏观经济波动。
（二）实际经济周期背后的推动力研究及贡献
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1982年发表了《构造和汇总波动的时间》一文，提出了实际经济周期理论。其核心观点是，引起经济波动的不是货币因素而是实际因素。该理论将经济周期动态地解释为：全部要素生产力(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TFP)的实际冲击与各个时期的生产可能性边界之间的互动反映，也就是在生产可能性边界和资源约束下，经济个体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时做出的经济决策对产出造成的变动。在RBC理论体系中,TFP冲击也常常被描述为技术冲击(technology shock)，也就是所谓的索洛剩余(Solow residual)。
按照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的解释，全要素生产率发生变动的主要原因是技术因素和劳动力素质的变化。随着这种外生性的TFP的随机波动，“经济人”会对外来经济波动做出调整，通过跨期“闲暇—劳动”替代机制进行传导，形成经济周期。当TFP处于经济周期的平均水平以上时，劳动供给对真实工资的增加做出反应，用劳动替代闲暇，企业也愿意增加投资并雇佣更多的劳动力，劳动者因获得平均水平以上的附加收入，其消费热情得到进一步刺激。这样，宏观经济中总产出、消费、投资以及劳动工时与各自的长期趋势比较都有一个同步上扬(simultaneously rise)的过程，经济出现高涨。至于衰退过程，RBC理论则认为是处于经济周期平均水平以下的TFP变动所致。在实际经济周期模型中，技术发展的现实波动使国内生产总值、消费额、投资额、工人工作时间都产生了变化。因而，经济周期表现为经济基本趋势本身的波动，而不是经济围绕基本趋势的波动，即周期不是对均衡的偏离，而是均衡本身暂时的波动，不存在市场失灵，政府没有干预经济的必要。
实际经济周期在新古典增长模型中，加入了对生产率的随机冲击，从而将经济增长和经济周期紧密结合了起来。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在典型微观经济假定（消费者效用最大化和厂商利润最大化）的基础上建立模型，指出投资和相对价格变动反映了技术进步率对经济变动的影响，从而导致了经济发生短期波动。由于模型推导出的宏观经济波动与消费、投资和GDP的实际变动非常吻合，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实际上论证了周期性波动正是由供给所引起的，（注：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的检验发现RBC理论可以解释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产出经济周期波动的70%;Plosser(1989)通过对美国1954-1985年间主要宏观经济变量的分析，也得出比较满意的结论，部分支持了RBC的观点。）从而解释了经济周期背后的推动力。
实际经济周期是第一个严格从供给的角度考察经济波动的宏观经济理论，也是‘第二代’新古典宏观经济学阐述的最充分、最引起反响的理论，它的产生标志着‘第二代’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真正兴起。
三、方法论贡献
除了理论贡献外，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在方法论方面也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传统的凯恩斯模型只是简单概括了产出、通胀幅度、失业以及消费等主要宏观经济变量之间的联系。实际上，宏观经济变量之间的相互联系也受到经济政策的影响，仅仅通过对宏观经济变量的简单分析就得出的政策结论很可能是错误的，因为这些政策没有考虑消费者和厂商对政策做出的理性反应。罗伯特·卢卡斯在1970年代早期和中期的研究也曾指出这种分析方法的不足，他认为只有将诸如消费者和厂商等经济主体的行为加入模型后，才能推导出正确的结论。
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运用博弈论方法来研究政府与经济个体之间的博弈行为，他们将政府作为博弈中的普通“参与人”对待，动态地分析了理性个体、政府的决策行为，使宏观经济政策更具合理的微观基础。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扩展了早期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理性预期”的应用领域，为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开辟了新的研究模式，这也是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获得本年诺贝尔奖的重要原因之一。另外，他们使用的以典型行为人为基本分析单位的动态一般均衡模型已经成为宏观经济学的主要研究范式。从分析手段上看，时间一致性问题中使用的博弈论方法以及实际经济周期理论中广为使用的统计检验方法为宏观经济分析提供了新式工具，对宏观经济的实证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总之，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全新的经济分析方法将使宏观经济学长期受益。
四、时间一致性问题和实际经济周期理论的进一步发展
沿着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的足迹，Calvo(1978)提出在完美预期下最优税收政策也存在时间不一致问题。但真正对时间一致性问题做出发展的应该是Barro&Gordon(1983a,b)，他们认为当均衡失业率高于政府目标时，政府在短期会屈从于通货膨胀的诱惑，通货膨胀率就会提高。Barro&Gordon(1983a,b)、Backus&Driffill(1985)等人运用博弈论的分析方法得出结论，货币政策制定者树立了治理通胀“良好声誉”后，就能够引导私人部门的合理预期，从而避免通胀发生，因此相机决策政策与通货膨胀之间并无必然联系。Rogoff(1985)认为将货币政策授权于独立的中央银行，就可以解决通胀与相机抉择的矛盾。依据Rogoff(1985)的分析，如果中央银行由一个明确反对通货膨胀的保守银行家来管理，有助于社会福利的优化。
在实际经济周期方面，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的模型也为后来者的进一步研究打下了基础，近20年来，许多宏观经济学家，不管属于哪个学派，都普遍采用了动态一般均衡方法，有些经济学家将实际经济周期视为新的正统宏观经济学。（注：King Robert and Sergio Rebelo,2000,Resuscitating real busi ness cycles,NBER working paper,No.7534 p.3.）甚至连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的“死对头”—新凯恩斯主义也吸收了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的研究方法。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周期分析，只是将价格粘性假定与各类不完全竞争市场融合在一起，在其它方面与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最初的模型都非常相似。新凯恩斯主义模型除了考察一般的货币政策和特定的时间一致性问题，也开始考察总供给对经济的影响，这不能不说是受到了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论文的影响。
五、结语及启示
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以一种动态的、博弈的方法来解释宏观经济政策，从总供给的角度来解释经济周期背后的推动力，大大促进了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发展。他们对于经济政策时间一致性和经济周期推动力问题的研究，在政策实践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并且还将继续发挥深远的影响。正是由于这些“原创性”贡献，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众望所归地获得了2004年度的诺贝尔经济学奖。
在我国，货币政策松紧、国有股减持、开发区建设、房产开发、基础设施投资、私家车管制等领域都存在明显的时间不一致问题。政府缺乏一致性的决策致使经济个体无法形成稳定的理性预期，从而影响了政策的效力。如何培育经济主体的稳定性预期，提高我国经济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以及后继研究人员的研究或许可以给我们以启示。另外，实际经济周期理论将经济增长和经济周期结合分析的研究思路对于判断我国经济走势，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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