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林与宫廷之间：中晚唐道教史上的刘玄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道教论文,晚唐论文,史上论文,山林论文,宫廷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唐代历史上，武宗无疑是继玄宗之后崇道最为狂热的一位皇帝，他所推行的灭佛政策，使中晚唐的佛道关系变得十分微妙。许多人相信，正是由于一批宫廷道士的推波助澜，才使武宗下定决心毁佛。这些宫廷道士中，最重要的当属赵归真、来自南岳的刘玄靖①以及来自罗浮山的邓元起等。虽然赵归真与邓元起的师承来历并不清楚，但刘玄靖却无疑出自盛唐司马承祯传下的上清派的一个重要支系——南岳天台派，而他本人更是武宗皇帝入道受箓的度师。在刘玄靖的身上，似乎有着许多难以索解的谜团，比如他在会昌灭佛运动中扮演了何种角色？在武宗驾崩、皇位更迭之后的结局如何？都值得重新考察。据《旧唐书》和《册府元龟》记载，宣宗即位之后立即诛杀了刘玄靖；然而另一些材料却表明，刘玄靖早在皇位变更之前就见微知著，返回了南岳，更在宣宗即位之初，为其遥授三洞法箓。那么，历史真相究竟是什么？
由于有关刘玄靖的材料非常零散，且相互之间矛盾颇多，以致我们对这位中晚唐高道的事迹了解不多。虽然清末学者沈曾植曾利用碑志对他的结局有精要的分析，②但到目前为止，学界仍无关于刘玄靖的专门研究，只有一些通论性著作在叙述武宗会昌灭佛或南岳天台派的传法谱系时会提到他，但往往也只是一笔带过。③罗柏松(James Robson)在研究唐代南岳宗教史时，曾利用《南岳小录》和《南岳总胜集》中的记载大致勾勒了刘玄靖的生平，④也过于简略。值得庆幸的是，在北宋宰相晏殊编纂的《类要》中，保存了大中七年(853)撰成的《广成先生刘玄靖传》的4条佚文，使我们得以与《南岳总胜集》等传世史料进行比勘，推定后者的史源。在此基础上，我们尝试解读围绕着刘玄靖的历史谜团，并通过对这一典型的个体生命史的建构，来丰富我们对中晚唐道教流变及其与国家关系的认识。
一、关于刘玄靖的碑、传文献
刘玄靖一生主要活动在南岳，这里是他安身立命、修道全真的根本所在，因此，关于他的记载也大多与衡山相联系。较多记载刘玄靖事迹的早期文献，是唐末道士李冲昭的《南岳小录》，⑤其次是南宋陈田夫所撰的《南岳总胜集》三卷(下文有时简称为《总胜集》)。《总胜集》是一部完成于南宋孝宗隆兴二年(1164)的南岳衡山山志，比《南岳小录》篇幅更大，内容也更加丰富。与前者专记道教灵迹、人物不同，后者对南岳的佛、道胜景兼收并载，故被同时收录于佛、道二藏之中。⑥此书也有藏外的版本流传，如中国国家图书馆就收藏有一部宋刻本。⑦不过，直到清嘉庆年间，宋本仍未为人所知，故阮元所编《宛委别藏》收录的亦不过是明人影宋本，且已将原本行款每行20字改为21字了。⑧到了光绪三十二年(1906)，长沙叶德辉又将端方重金购自北京的宋本重刻，一依宋本旧式，刊刻极精。⑨本文所引《总胜集》除非特别说明，均使用此本，并参校以《宛委别藏》等其他版本。
在《总胜集》中，记录了许多与刘玄靖相关的碑传史料。据卷中“石室隐真岩”条记载，在他于大中五年冬十月仙逝后，“兵部侍郎萧邺文其《碑》，吏部侍郎赵橹为《传》，太子(少傅)卢璠(潘)作《石室铭》，道士张坚白为《内传》。今止存《内传》洎《神道碑》在铨德观，今基址尚在”。⑩可见，南岳曾有四种与刘玄靖相关的石刻，一位道士去世后出现如此多的纪念性碑传文字，在唐代道教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可惜到陈田夫撰《总胜集》时，只有两种保存在铨德观，但具体是哪两种则有异说。按宋代的“铨德观”，也就是唐代衡山最具影响的道观——“衡岳观”，宋徽宗宣和六年(1124)改名。《总胜集》同卷“衡岳观”条末记载“观有碑文六”，其中两通为：
广成先生神道碑(翰林承旨萧邺撰，太子少傅致仕卢璠书)；
广成先生内传(吏部侍郎赵橹撰)。显然，《总胜集》的两处记载存在着矛盾：“石室隐真岩”条称《广成先生内传》为张坚白所撰，“衡岳观”条却载为赵橹所撰。其实，《内传》的作者是道士张坚白，杜光庭的《录异记》就曾提到过此人。(11)之所以称为《内传》，可能更多是从道门内部的角度来记载刘玄靖的事迹，因为张坚白本人也是道士。我们在下文将会证明，南宋时铨德观中存留下来的是赵橹所撰之《传》，而非张坚白的《内传》，《总胜集》两处之“内”字当为衍文。
另据《南岳小录》记载，衡岳观“观内有田先生得道降真堂、刘天师真堂”，(12)其中的“刘天师”无疑是指刘玄靖，而“田先生”则指其师田虚应(即田良逸)，师徒二人在衡岳观的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故观内有二人真堂。我们推测，《广成先生刘玄靖神道碑》与《广成先生刘玄靖传》可能就树立在这座“刘天师真堂”之前。
(一)《广成先生刘玄靖神道碑》
宋人《宝刻类编》载有《广成先生刘玄靖神道碑》(下文简称《刘玄靖碑》)：“萧邺撰，(卢宏宣)八分书。大中五年，潭。”(13)此碑今佚，陈尚君《全唐文补编》据宋人吴箕《常谈》等收录了一小段佚文：“武宗朝擅权者，欲以神仙绊睿思，亟言天下术士可致，不死药可求，乃命召先生，除银青光禄大夫、崇玄馆大学士，加紫绶，号曰广成先生。创崇玄馆，铸印置吏。”(14)在《全唐文又再补》中，他又据《类要》补数字：“武宗乃羽诏先生，创崇玄观，铸印置吏。”(15)
此碑撰人萧邺，《新唐书》有传：“萧邺，字启之，梁长沙宣王懿九世孙。及进士第，累进监察御史、翰林学士，出为衡州刺史。大中中，召还翰林，拜中书舍人，迁户部侍郎，判本司，以工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16)据郁贤皓研究，萧邺出任衡州刺史是在宣宗大中三年，但任期很短，因为次年衡州刺史就已经变成李侗了。(17)前引《总胜集》称“兵部侍郎萧邺文其碑”，不过严耕望先生考证他担任兵侍是在大中十年秋，(18)然则《总胜集》的说法并不准确。另按《宝刻丛编》记载，大中六年萧邺撰《唐岭南节度韦正贯碑》时为“翰林学士中书舍人”，(19)与其本传“大中中，召还翰林，拜中书舍人”的记载相合，这可能也是他在撰写《刘玄靖碑》时的官职。无论如何，当时萧邺已经离开衡州，返回朝廷担任要职，由他来撰写一位衡山高道的碑文，似乎也是顺理成章——毕竟，南岳地处衡州境内，而他曾在两年前出任过那里的地方长官。
《宝刻类编》载此碑书人作“卢宏宣”，而“宏”当为“弘”之讳字。此人亦为晚唐名臣，在《新唐书》中有传：“卢弘宣，字子章，元和中擢进士第……开成中，山南、江西大水，诏弘宣与吏部郎中崔瑨分道赈恤，使有指。还，迁京兆尹、刑部侍郎。拜剑南东川节度使……历工部尚书、秘书监，以太子少傅致仕。卒年七十七，赠尚书右仆射。”(20)据严耕望先生考证，卢弘宣担任工部尚书是在宣宗大中元年。(21)在大中五年书写《刘玄靖碑》时，他很可能已经致仕了，前引《总胜集》卷中“衡岳观”条将此碑书人误作“太子少傅致仕卢璠”，而“太子少傅”正是卢弘宣的致仕之职。
(二)赵橹《广成先生刘玄靖传》
赵橹《广成先生刘玄靖传》(下文简称《刘玄靖传》)，在郑樵《通志》卷67《艺文略五》有著录，题曰《广成先生刘天师传》一卷；(22)此传有刻石，见《宝刻类编》卷5“朱玘”条下，题曰《广成先生传》：“赵橹撰，大中七年，潭。”(23)可惜原文今已佚失。陈尚君从北宋晏殊所编的类书—《类要》中辑出4条逸文。(24)最近，唐雯又重新刊布了这4条宝贵的材料，并对此碑进行了简要解说。(25)
此碑撰人赵橹，两《唐书》无传，唐雯根据晚唐赵璘《因话录》的记载考证，他是“河东人，赵璘宗侄，卢弘宣、卢简辞、卢弘正、卢简求姑表兄弟，进士及第，著有《乡籍》一篇，盛称河东人物”。(26)引人瞩目的是，卢弘宣与赵橹这两位姑表兄弟，一为《刘玄靖碑》的书人，一为《刘玄靖传》的撰人，显然并非巧合，他们都应与刘玄靖有着不解之缘，但具体情况目前尚无法确知。(27)至于书人朱玘，事迹不明，不过据《宝刻类编》记载，除《刘玄靖传》外，他还书有6方碑志，包括开成元年(836)《内侍少监第五从直碑》、会昌三年(843)《内侍郗士荣碑》、大中九年《殿中省尚衣奉御蒋洞幽墓志》、大中五年《内侍监仇士良碑》等，(28)似乎与宦官等宫廷势力关系密切。
《刘玄靖传》全文今已不存，但我们还是能从传世文献中找到一些宝贵的线索。在《总胜集》卷下《叙唐宋得道异人高僧》中，有一篇文字颇长的《刘玄靖传》，详细记载了他的生平事迹。以《类要》所引赵橹《刘玄靖传》佚文与之简单对照，即可发现文字最多的第3、4条几乎与后者完全一致。更重要的是，后者在行文中有云“橹尝问(闻)先生门人赵中闲曰(下略)”，其中的“橹”显然是赵橹的自称。这个重要发现与两条佚文一起，构成了《总胜集·刘玄靖传》大多直接录自赵橹《刘玄靖传》的有力证据。至于《类要》第1、2两条较短的佚文，与《总胜集》文本虽内容一致，但文字本身出入颇大，这也提示我们，《总胜集》的文本还有其他来源，颇疑其出自南宋尚存之萧邺《刘玄靖碑》。因为从《南岳总胜集》的记载来看，直到南宋，陈田夫仍在铨德观见到这二碑的原石。到元代赵道一编写《历世真仙体道通鉴》时，他所撰写的《刘玄靖传》更为简略，几乎完全是从《南岳总胜集》中摘抄而成。(29)
二、从南岳修道到初入宫廷
如前所述，《南岳总胜集·刘玄靖传》是以唐代赵橹《刘玄靖传》为蓝本的，因此，我们可以放心地以《总胜集》本为纲，结合其他文献，来勾勒这位晚唐道门大德的生平事迹。由于各种资料均未记录他去世时的年寿，故无法推算其生年，只知道他是武昌人，启蒙老师是王道宗。关于后者，我们几乎一无所知，玄靖从其受正一盟威箓，完成了正式修道的第一阶段，但时间不长道宗就去世了，他所葬的“东山”或许就在武昌。当刘玄靖在晴夜发现其师之墓有气十数丈，遂为其改葬时，才明白其师已经得道。《刘玄靖传》的这段描写表面上是在称颂王道宗的神迹，实际上却是为了神化传主本人：首先，其师得道成仙，表明其道门出身不凡；其次，王道宗门人众多，却只有刘玄靖有望气之能，从而发现其师得道的事实。作为一位高道的传记，这种叙事策略无疑成功展现了传主成仙得道的潜质。
受到王道宗得道的感悟，刘玄靖像唐代众多高道一样，开始了游历名山大川、探访高真的求法之旅。他“泛洞庭，游武陵”，最后在南岳遇到自己的第二位老师，也就是中晚唐以传授上清经箓名闻天下的田虚应。较早记录其事迹的是晚唐杜光庭所撰的《洞玄灵宝三师记》，(30)此书原题“广成先生刘处静撰”，但卿希泰主编《中国道教史》第2卷早就指出其错误，认为此书作者当为晚唐五代道教大师——广成先生杜光庭，同时指出：“实际上受唐武宗封号广成先生的是陈寡言的同学刘元靖而不是陈寡言的弟子刘处静。”(31)这个判断是正确的，《洞玄灵宝三师记》提到“广成先生刘君”即指刘玄靖，在杜光庭的追记中，刘玄靖与其祖师冯惟良一样，并列为田虚应的四大弟子之一。(32)
据学界研究，从中晚唐到五代，道派传系最明显的是茅山宗及其衍生的南岳天台派，后者的谱系是：司马承祯在南岳传薛季昌，季昌传田虚应，虚应传冯惟良、陈寡言、徐灵府、刘玄靖四人。冯惟良的入室弟子应夷节正是杜光庭之师，这也是杜光庭撰写《洞玄灵宝三师记》的由来。(33)在田虚应的四大弟子中，冯惟良等三人追随其师于元和中东入天台修道传法，只有刘玄靖留在衡山，因此在南岳关于他的记载更多，如衡岳观中除了有田虚应的“降真堂”外，还有“刘天师真堂”，可见刘玄靖正是在此追随田虚应学道的，所以在衡岳观中才会保留着关于田虚应的《隐真嵓田先生记》，以及刘玄靖的《神道碑》与赵橹《刘玄靖传》刻石。
到了敬宗宝历年间，刘玄靖一度被召入长安，但二人似乎并无缘分。《总胜集·刘玄靖传》记载：
宝历初，敬宗求方士，监军吕令琮邀至潭州。先生曰：“某有山妻侍妾，以牛肉为命。若以为术士，恐将军有罔上之名。”因请彘肩自剸，以蒜葅而食之。令琮愈疑，因为摩足乞行。先生不得已上道，以十二月一日到京，便召于司政殿。敬宗问以神仙之事，师曰：“无利无营，少私寡欲，修身出世之旨也。”上不悦而难作，文皇放归山。关于敬宗求方士之事，史载宝历元年(825)八月，“戊午，遣中使往湖南、江南等道及天台山采药。时有道士刘从政者，说以长生久视之道，请于天下求访异人，冀获灵药。仍以从政为光禄少卿，号升玄先生。”对于敬宗的这一要求，各地官员赶紧行动起来，宝历二年五月，“浙西送到绝粒女道士施子微……癸未，山人杜景先于光顺门进状，称有道术。令中使押杜景先往淮南及江南、湖南、岭南诸州求访异人。”(34)显然，湖南是这次求访异人的重要地点之一。因此，监军使吕令琮当然希望能将刘玄靖作为当地的异人高士贡入朝廷。由于早在元和中，田虚应已经率领冯惟良等高弟东入天台，“犹在岳下”的刘玄靖遂成为衡山最有名望的道士，因此成为地方政府应付敬宗要求的最佳对象。然而，刘玄靖似乎对前往长安心存疑虑，故百般推托。他声称自己有妻妾家口，(35)还喜食牛肉，并不算是合格的术士。不过，在监军使吕令琮的恳求下，他最终还是答应入京。
宝历二年十二月一日，刘玄靖见到了敬宗皇帝，但二人显然话不投机。敬宗想问神仙之事，而玄靖却劝他清心寡欲。这对于一个热衷于走马击球、通宵宴饮的18岁少年皇帝来说，肯定难以入耳。结果，“上不悦而难作”。“难作”系指七天之后敬宗被宦官刘克明、苏佐明等人所弑一事。新即位的文宗皇帝立即对诱导敬宗的僧、道人士严加处置：“甲辰，僧惟真、齐贤、正简，道士赵归真，并配流岭南……道士纪处玄、杨冲虚，伎术人李元戢、王信等，并配流岭南。”庚申，又诏：“妖妄僧惟贞、道士赵归真等或假于卜筮，或托以医方，疑众挟邪，已从流窜。其情非奸恶，迹涉诖误者，一切不问。”(36)显然，赵归真等人才是首恶，刚从湖南远道来京不过数日的刘玄靖并未受到牵连，只是被放归南岳。
三、会昌灭佛中的刘玄靖
自从被文宗放归衡山，刘玄靖在石室隐真宫一住就是15年，直到他被武宗皇帝再度召入长安。(37)会昌年间，刘玄靖的个人声望与地位达到顶点，不过，关于他入京、封官赐号的时间及在会昌灭佛中扮演的角色等，各种史料却多有矛盾之处。例如，《旧唐书·武宗本纪》载：会昌元年六月，“以衡山道士刘玄靖为银青光禄大夫，充崇玄馆学士，赐号广成先生，令与道士赵归真于禁中修法箓。左补阙刘彦谟上疏切谏，贬彦谟为河南府户曹。”(38)《资治通鉴》则曰：“上命道士赵归真等于三殿建九天道场，亲授法箓。右拾遗王哲上疏切谏，坐贬河南府士曹。”完全不涉及刘玄靖，而且在《考异》中，司马光还对《旧纪》的记载进行了辩驳。(39)至于刘玄靖授官赐号的时间，《通鉴》将其系于会昌五年十月。(40)
我们认为，《通鉴》的记载是正确的。《总胜集·刘玄靖传》明确记载：武宗召其入京是在会昌三年，而他被授官赐号则是在会昌五年秋为武宗授箓之后。按《唐会要》记载：“(会昌)二年十一月，以道士赵归真为归道门两街都教授博士(原注：时武宗志学神仙，归真乘间排毁释氏，言非中国之教，宜尽去之。帝然之，乃澄汰天下僧尼)。”(41)《总胜集·刘玄靖传》记载：“会昌三年，武宗奉玄元之教，将除佛寺，征先生赴阙。”可见，赵归真劝武宗毁佛是在会昌二年十一月，而刘玄靖次年即应召赴京，被安置在太清宫。作为具有皇家宗庙性质的道教宫观，太清宫在中唐以后的国家祭祀与长安道教宫观体系中都占有核心地位，(42)那些奉诏入京的高道往往被安置在太清宫居止。
那么，武宗为什么会请刘玄靖出山？《南岳小录》记录了一个神异的传说：“时因太史占之，云有真人星见，隐者在兹岳得道，应于天文，上闻武宗。武宗遽降诏命，委本道监军使遣人赍诏征召。”然而，真正的原因或许来自赵归真的推荐，他们在十多年前敬宗被弑前后数日内，可能有过一面之缘。在后人眼中，武宗灭佛正是因为受到他们两人的鼓动，如《南部新书》就说：“会昌末，颇好神仙。有道士赵归真出入禁中，自言数百岁，上敬之如神，与道士刘玄静力排释氏。武宗既惑其说，终行沙汰之事。”(43)《旧唐书·武宗本纪》则曰：“(会昌五年)正月己酉朔，敕造望仙台于南郊坛。时道士赵归真特承恩礼，谏官上疏，论之延英……归真自以涉物论，遂举罗浮道士邓元起有长年之术，帝遣中使迎之，由是与衡山道士刘玄靖及归真胶固，排毁释氏，而拆寺之请行焉。”(44)也说刘玄靖与赵归真、邓元起一样，力排佛教，对武宗的毁佛政策发挥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不过，《总胜集·刘玄靖传》对此记载不同，据称玄靖入京之后，武宗征询其对毁佛的看法，玄靖回答说：“释氏久远，将遏绝，可渐革其弊。卒有变更，即惊众害事，却不利于道门。”认为骤然大规模废佛反而对道教不利，需要从长计议，缓步推行。这种态度显然比赵归真要温和，也更为理性。从日后宣宗对刘玄靖的态度来看，这种说法可能更符合实情。事实上，亲身经历了灭佛事件的日僧圆仁在其《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对赵归真多有贬损，但对刘玄靖却只字未提，可见在时人眼中，他并非毁佛的主要推手。然而，当会昌五年七月开始推行毁佛政策之时，刘玄靖毕竟正在长安受到武宗的尊崇，毁佛之事，无论如何都会牵连到他。
刘玄靖在会昌年间之所以有崇高的地位，主要是因为他是武宗入道受箓的度师。《总胜集·刘玄靖传》记此颇详：
五年秋，武宗微疾，将传法箓。内臣以赵归真有私累，嗜货财，推先生清净，可为帝师，遂召入内居灵符殿……及事毕，除银青光禄大夫、崇玄馆大学士，号广成先生。别筑崇玄馆以居之。
在会昌年间的宫廷道士中，赵归真无疑是真正的核心，但也因此成为朝野舆论抨击的主要对象，他本人对此也很清楚，故在五年正月又从罗浮山迎请邓元起来京，共同对武宗施加影响。然而，“内臣”即宫内的主事宦官对赵归真不满，故不愿由他来主持武宗入道受箓的仪式，而认为刘玄靖“清净可为帝师”，遂将他推至前台。其实，从道门本身的地位来看，当时南岳天台派名家辈出，隐然成为天下上清经箓的正宗，作为一代宗师田虚应的高足，刘玄靖本身也有足够的资格和声望来担此重任。(45)这一点，显然是师承不明的赵归真无法相比的。
武宗受箓的具体时间是在会昌五年十月，《唐会要》记载：“其年十月，敕传度道门法箓，以衡岳道士刘玄靖可加银青光禄大夫，充崇玄馆学士，仍赐号广成先生。”(46)这与《资治通鉴》所载玄靖授官赐号的时间是一致的。值得一提的是，除了刘玄靖担任武宗受箓的度师之外，另一位在当时有着崇高声誉的道门大德——时年72岁的“麻姑仙师”邓延康则出任这次仪式的“监度师”。(47)为武宗授箓的两位大德可谓极一时之选。
仔细分析刘玄靖的各种相关史料，还可以发现，他与在中晚唐政治史上占据举足轻重地位的宦官势力关系颇不寻常，这或许也是他得以从一位山林道士一跃成为武宗帝师的关键因素。刘玄靖在敬宗朝初入宫廷，就是由湖南监军使吕令琮推荐的。当武宗再次请他出山时，依然是“委本道监军使遣人赍诏征召”。值得注意的是，赵橹《刘玄靖传》称：“每有恩赐，先生立舍与监引敕使及诸门，至望仙门，则已空手矣。”虽然这种叙事主要是为了凸显传主清虚旷达、不贪财货的品格，但将武宗的赐物全部转送给宦官和大明宫诸门主守官，无疑正是刘玄靖深得内廷势力欢心的重要原因。因此，当会昌五年武宗受箓时，主事的“内臣”才会决定舍弃赵归真，由刘玄靖来担任皇帝的度师。前引萧邺《刘玄靖碑》所谓“武宗朝擅权者，欲以神仙绊睿思，亟言天下术士可致，不死药可求，乃命召先生”之语，“武宗朝擅权者”通常以为指李德裕，但或许宦官才是幕后的真正推手，因为我们并未发现刘玄靖与李德裕有交往的踪迹。此外，前已提及玄靖仙逝后，赵橹《刘玄靖传》的书人朱玘也是仇士良、第五从直等宦官神道碑的书人，由他来书写《刘玄靖传》，似也可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刘玄靖与宦官的密切关系。
四、刘玄靖的结局：被诛还是得道
在推行毁佛政策的次年即会昌六年三月甲子，武宗就驾崩了。新即位的宣宗随即对会昌之政进行全面反动，他终止了废佛政策，并开始清算一些当事人。据《旧唐书·宣宗本纪》记载：当年五月，“诛道士刘玄靖等十二人，以其说惑武宗，排毁释氏故也。”(48)《册府元龟》亦载：“宣宗会昌六年即位，五月，诏诛道士刘玄靖及山人等十二人，时帝以玄靖等自会昌中以左道出入禁中，惑武宗以留年之术故也。”(49)《南部新书》亦曰：“及宣帝即位，流归真于南海，玄静戮于市。”(50)这些材料似乎都表明，刘玄靖在这场皇位更迭中被处死了，一些现代研究者也对此信之不疑。(51)不过，据《通鉴》载，刘玄靖在为武宗授箓之后就“乞还山，许之”。(52)至于宣宗即位后被杀之人，《通鉴》的记载是：会昌六年四月，“杖杀道士赵归真等数人，流罗浮山人轩辕集于岭南”，(53)并未提及刘玄靖。
那么，事实究竟如何？沈曾植曾据萧邺撰、卢弘宣书《刘玄靖碑》分析说：“玄靖辞官归山，似有避祸之术……玄靖在山，或观察使重其道行，奏邀恩贷未可知。否则元年伏法，五年立碑，萧邺、卢弘宣皆显宦大僚，岂漫浪至此耶？”(54)这是极有见地的看法。如今，我们可据赵橹《刘玄靖传》来继续论证此点。按《类要》所引第3条明确记载：为武宗授箓之后，面对封赏，“先生坚让不获，又乞还山。时上亦欲令茅山投龙，遂许。自茅山归衡岳。”而《总胜集·刘玄靖传》在此语之后又曰：“武皇大渐，道者许元长、赵归真辈十余人皆处极法。上独诏观察使存问，赐之束帛、香茗等。”显然，刘玄靖自茅山回归南岳的记载应当是可信的。
沈曾植曾据《剧谈录》所载，认为许元长与赵归真都在宣宗诛杀的12人之列，但并未执行。不过，从《刘玄靖传》的记载来看，当时宣宗的确处死了赵归真、许元长等道士，但早已归山的刘玄靖却并不在其中，(55)宣宗还专门派湖南观察使带着礼物去衡山安抚他。这一方面与刘玄靖的道门地位及其“清净”的处世之道有关；另一方面，或许也与刘玄靖并不激烈的反佛态度有关。宣宗即位后虽然大张旗鼓地复兴佛教，却并不因此而废道教，特别是对曾为武宗授箓的两位道门大德刘玄靖和邓延康，他都给予了充分尊敬。
还不止于此。据《唐会要》记载：“其年(会昌六年)九月，衡岳道士赐紫刘玄靖奏：‘皇帝十月十五日授三洞法箓，请禁断屠钓，百司不决死刑，伏请宣下。’敕旨从之，十月十一日至十八日禁断。”(56)《通鉴》亦载，同年十月“甲申，上(宣宗)受三洞法箓于衡山道士刘玄静”。(57)合而观之，我们可以确信，宣宗皇帝在即位当年就仿效武宗，从刘玄靖受三洞法箓了，他还特意按玄靖的要求下诏禁屠八日，诸官府不得判决死刑。对此，胡三省注曰：“既杖杀赵归真，而复受法箓，所谓尤而效之。”问题是，当时身在南岳的刘玄靖如何为宣宗授箓？罗柏松认为他曾短暂返回长安，(58)但没有任何材料可证明这一点。按赵橹《刘玄靖传》记载他曾说自己“为二帝所累”，不得早日成仙，“盖敬宗、武宗两朝并征赴阙也”，完全看不出他在宣宗时再次赴阙的迹象。其实，刘玄靖为宣宗授箓属于“遥授”，这在唐代道教史上并不罕见。据颜真卿《茅山玄靖先生广陵李君碑铭并序》记载，天宝七载(749)三月十八日，上清宗师李含光就曾作为“度师”在茅山为唐玄宗遥授三洞法箓，(59)刘玄靖身在衡山而为宣宗授箓，正是前事的翻版。
既然刘玄靖并未被处死，且很快成为宣宗之师，备受荣宠，那么《旧唐书·宣宗本纪》与《册府元龟》的记载从何而来呢？按《旧唐书》本纪在武宗之前的部分大多来自国史和实录，但原本30卷的《武宗实录》到五代时仅存一卷，《宣宗本纪》在编纂时已无实录、国史等可资参考，(60)出现错漏可以理解。在宣宗即位之初，可能的确发出过诛杀刘玄靖、赵归真等12人的诏书，只不过刘玄靖当时不在长安，且宣宗很快认识到他与赵归真之流的区别，最终赦免了他。在躲过一劫之后，刘玄靖甚至很快成为替宣宗遥授法箓的度师。在这个过程中，是否有内廷宦官在其中发挥作用，我们已无从查考，但考虑到玄靖之前与宦官所保持的良好关系，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至于《旧唐书》和《册府元龟》前述记载，很可能依据的只是最初的诏敕。
五年之后，刘玄靖仙逝于衡山。《南岳小录》“唐朝得道人”条记载：“广成刘先生玄静，大中五年五月十一日得道。周尊师混汙，会昌二年正月得道。”(61)赵橹《刘玄靖传》对此有神话式的书写：
初九真观道士周混汙在岳，事望亚于先生。朝之未征先生也，有衡岳道士毛太玄尝梦真官执箓自天降，云以混汙为大罗观主。太玄因曰：“刘先生曷不先征乎？”真官曰：“刘君世业未尽，征即便为真君，不更为修行人矣。”果如其说。先生自朝归山，叹曰：“吾合为地仙数百岁，恨不能早脱身，为二帝所累，今即计不及矣。”盖敬宗、武宗两朝并征赴阙也。
据赵璘《因话录》记载，周混汙是田虚应好友蒋含弘的弟子，“周自幼入道，科法清严，今为南岳首冠”。(62)然则他与刘玄靖同辈，皆为南岳道门的代表人物。另外，从刘玄靖“为二帝所累”之语观之，则似乎认为敬宗、武宗两朝征其赴阙使自己不得早日升仙。这或许是到了晚年，在经历了多次政治风波之后，他对自己的一生进行的反思。毕竟，刘玄靖两赴京阙，虽一度贵为帝师，但与其师田虚应坚拒宪宗之召、同门冯惟良等久隐天台“不就征”相比，毕竟未能始终保持与政治疏离的山林本色。
新材料的发现，往往可以激活对旧有史料的理解与使用。晏殊《类要》所引晚唐赵橹《刘玄靖传》4条佚文的发现，对于我们重新认识《南岳总胜集》中《刘玄靖传》的史料来源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经过比勘不难发现，后者不仅包含了其中最长两条佚文的几乎全部文字，而且还遗留了赵橹自称的痕迹。可以比较肯定地说，陈田夫曾充分利用了南宋时仍矗立在铨德观(唐衡岳观)中的赵橹《刘玄靖传》，也可能部分参考了萧邺的《刘玄靖碑》。在这个认识的基础上，我们可以更放心、更充分地使用《总胜集》中的资料，并将其与其他唐代文献综合考辨，从那些散乱而矛盾的记载中找到更清晰的线索，进而重构他一生重要的阶段。毕竟，《刘玄靖传》在他去世两年之后就被立于衡岳观中，是最可信赖的第一手材料。
刘玄靖的一生，主要活跃在衡山和长安两地，身为“南岳天台派”宗师田虚应的四大弟子之一，他在湖湘地区有着崇高的声望。他曾在敬宗、武宗时两度入京，虽然时间不长，但却因为武宗授三洞法箓而获得“广成先生”之号，享有帝师之尊。不过，与赵归真等宫廷道士积极参与朝政、鼓动狂热毁佛的态度不同，刘玄靖深知政治的险恶，也明白激进反佛对道门本身的危害，所以功成身退，及早离开长安，离开宫廷的是非之地。另一方面，刘玄靖对晚唐时期的权力结构了然于胸，因此，他与湖南监军使及内廷的宦官保持着良好关系。在宣宗即位之后，刘玄靖虽曾一度出现在朝廷的诛杀名单中，但很快重新受到朝廷与地方官府的优礼，甚至在衡山为宣宗遥授法箓，这种经历在中晚唐的道士中，可谓绝无仅有。
也正因如此，在他去世之后，一些位望崇重的官僚士大夫如萧邺、卢弘宣、赵橹、卢潘等人才纷纷为其撰、书《碑》、《传》。然而，从本质上说，刘玄靖虽与三朝皇帝都有交集，但却不算是一个醉心于政治的宫廷道士。从《南岳小录》、《南岳总胜集》等地方性文献的书写来看，他之于衡山的意义更大，在山中的宫观、石室与山水之间，处处都留下关于他的历史记忆。或许，当宫廷的繁华成为过眼烟云，只有山林之中的幽寂，才是旷古的永恒。
附识：本文初稿曾提交“隋唐长安的社会与文化”学术工作坊(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2012年11月29日)，得到荣新江、孟彦弘、陆扬、朱玉麒、郭桂坤等先生的指教；刘屹、唐雯等先生也曾来函惠赐意见；另外，《历史研究》两位匿名审稿人提出许多宝贵意见和建议，在修订稿中多所参酌，在此一并致谢！
①在各种史料中，“刘玄靖”有时亦作“刘玄静”，有时则因避讳而作“刘元靖”，下文除直接引用原书外，行文叙述中均据《旧唐书·武宗本纪》和《唐会要》的记载，统一使用“刘玄靖”。
②沈曾植：《海日楼札丛》卷6“广成先生刘玄靖神道碑”条，钱仲联辑，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56—257页。
③如任继愈主编：《中国道教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285页；卿希泰主编：《中国道教史》第2卷，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410页。另参T.H.Barrett,Taoism under the T'ang:Religion & Empire during the Golden Age of Chinese History,London:Wellsweep,1996,p.90.
④James Robson,Power of Place:The Religious Landscape of the Southern Sacred Peak(Nanyue南嶽)in Medieval China,Cambridge,MA.and London: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2009,pp.174—176.
⑤李冲昭：《南岳小录》，收录在《道藏》第6册，文物出版社、上海书店、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861—866页。书前有作者在昭宗天复二年(902)的自序。
⑥《道藏》本《总胜集》仅一卷，只包括了原书卷中有关道教宫观的部分，而将佛寺的内容全部删除，即使在宫观条目下，也删去了每个宫观篇末的碑目，因此只能算是原书的摘抄。(《道藏》第11册，第111—120页)《大正藏》中收录的《总胜集》，则是编修者据日本内阁文库藏明嘉靖本收录。(高楠顺次郎、渡边海旭编：《大正新修大藏经》第51卷，东京：大正一切经刊行会，1927年，第1055—1092页)。
⑦关于佛、道藏之外的《南岳总胜集》版本情况，参见刘劲：《陈田夫与(南岳总胜集〉》，湖南省道教文化研究中心编：《道教与南岳》，长沙：岳麓书社，2003年，第218—222页。
⑧陈田夫：《南岳总胜集》，《宛委别藏》第49册，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1—256页。
⑨关于刊刻此书的源起与细节，参见叶德辉：《郋园读书志》卷4，杨洪升点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167—168页。这个版本目前已有非常清晰的电子版在网上可供下载，其中之一是泽田瑞穗旧藏，现藏于日本早稻田大学风陵文库，下载网址为：http://ishare.iask.sina.com.cn/f/19329666.html.
⑩“少傅”原阙，据《宛委别藏》本、《大正藏》本补。另，撰写《石室铭》之“卢璠”，当为“卢潘”之误。《南岳小录》载：“圣寿观，本灵夏卢尚书名藩书堂，以咸通六年(865)抗表奏舍为圣寿观。”(第863页)其中的“卢藩”亦误。晚唐曾节制灵武的卢尚书是卢潘，据孙光宪《北梦琐言》卷12“卢藩神俊”条记载：“唐卢尚书藩，以文学登进士第，以英雄自许。历数镇，薨于灵武连帅。”(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248页)点校者亦以“卢藩”当作“卢潘”，见本条校勘记[一]。据吴廷燮《唐方镇年表》卷1《朔方》考证，卢潘镇灵武在咸通十二年到乾符元年(874)之间(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1311—1312页)。显然，无论是《南岳小录》中的“卢藩”还是《总胜集》中的“卢璠”，均系“卢潘”之误。
(11)杜光庭：《录异记》卷1“司马凝正”条，《道藏》第10册，第858页。
(12)李冲昭：《南岳小录》，“衡岳观”条，第862—863页。
(13)《宝刻类编》卷5，《石刻史料新编》第1编第24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77年，第18475页。
(14)陈尚君辑校：《全唐文补编》卷81，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995页。
(15)《全唐文又再补》卷5，陈尚君辑校：《全唐文补编》，第2310页。
(16)《新唐书》卷182《萧邺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5365页。
(17)郁贤皓：《唐刺史考全编》卷167，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2443页。
(18)严耕望：《唐仆尚丞郎表》卷18，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963页。
(19)陈思编：《宝刻丛编》卷8，《石刻史料新编》第1编第24册，第18233页。此碑全文见《文苑英华》卷915，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4817—4819页。
(20)《新唐书》卷197《卢弘宣传》，第5632—5633页。
(21)严耕望：《唐仆尚丞郎表》卷21，第1058页。
(22)郑樵：《通志·艺文略五》，王树民点校：《通志二十略》，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第1615页。
(23)《宝刻类编》卷5，《石刻史料新编》第1编第24册，第18477页。唐雯《晏殊〈类要〉研究》称其见于《宝刻丛编》卷5(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162页)，当属笔误。
(24)《全唐文又再补》卷5，陈尚君辑校：《全唐文补编》，第2310页。
(25)唐雯：《晏殊〈类要〉研究》，第162—163页。下文涉及此碑文字均据唐雯所录。
(26)唐雯：《晏殊〈类要〉研究》，第162页。
(27)一个可能的线索是，此事或与赵璘之母柳默然的经历有关。据《大唐王屋山上清大洞三景女道士柳尊师(默然)真宫志铭》记载，她“初授正一明威箓、灵宝法于天台，又进上清大洞三景毕箓于衡岳”，是当时有名的女道士，先后受法箓于天台、南岳，应与刘玄靖相识。赵璘可能因此与刘玄靖结缘，而赵橹、卢弘宣为其书碑立传，或均与此相关。此墓志录文见陈垣编纂，陈智超、曾庆瑛校补：《道家金石略》，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年，第179页。
(28)《宝刻类编》卷5，《石刻史料新编》第1编第24册，第18477页。
(29)《历世真仙体道通鉴》卷40《刘元靖传》，《道藏》第5册，第328—329页。
(30)《道藏》第6册，第751页。赵璘《因话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卷4《角部》亦有不少关于田良逸事迹的记载，可与《洞玄灵宝三师记》本条对读(第92—93页)。
(31)卿希泰主编：《中国道教史》第2卷，第410页，注释3。
(32)小林正美在利用《洞玄灵宝三师记》讨论晚唐上清经箓的传授谱系时，误解了引《田虚应传》中“广成先生刘君犹居岳下，武宗皇帝征为天师，入国传道”一句，以为被武宗征为天师的是田虚应，进而认为文中“先生门弟子达者四人”为“三人”之误(见氏著：《唐代の道教と天師道》第3章第3節《〈洞玄霊宝三師記〉における上清大法の伝授の系譜》，東京：知泉書館，2003年，第147、151頁)，这显然是误读史料的结果。
(33)关于南岳天台派的概况，参见卿希泰主编：《中国道教史》第2卷，第406—412页。亦可参见陈国符《道藏源流考》中的《道经传授表》(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29—30页)。James Robson,Power of Place:The Religious Landscape of the Southern Sacred Peak(Nanyue南嶽)in Medieval China,pp.167-173.
(34)《旧唐书》卷17上《敬宗本纪》，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516、520页。
(35)唐代道士有妻室家口的情况比较普遍，与刘玄靖大致同时的高道邓延康就有三个儿子，参见拙撰：《碑志所见的麻姑山邓氏——一个唐代道教世家的初步考察》，《唐研究》第17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39—70页。
(36)《旧唐书》卷17上《文宗本纪上》，第523—524页。
(37)《南岳小录》“石室隐真宫”条就说玄靖被武宗召请之前，“在兹十五年余修道”。
(38)《旧唐书》卷18上《武宗本纪》，第587页。
(39)《资治通鉴》卷246，唐武宗会昌元年六月，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7952页。
(40)《资治通鉴》卷248，唐武宗会昌五年十月，第8020页。按野口铁郎、石田宪司所编《道教年表》并未对这两个不同的时间作出判断，却分别在会昌元年与会昌五年列出此事(只是前者作“刘玄靖”，后者作“刘元靖”)，这显然不确。见福井康順等監修：《道教》第3卷，東京：平河出版社，1983年，第345、346頁。
(41)《唐会要》卷50《尊崇道教》，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1017页。
(42)参见丁煌：《唐代道教太清宫制度考》，收入氏著：《汉唐道教论集》，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73—156页。Victor Xiong,"Ritual Innovations and Taoism under Tang Xuanzong," T'oung Pao,vol.82,1996,pp.258-316.
(43)钱易：《南部新书》卷己，黄寿成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87页。
(44)《旧唐书》卷18上《武宗本纪》，第603页。
(45)当然，如果从茅山弟子的角度来看，情况可能会有所不同。砂山稔就曾指出，在李德裕的著作中没有提及刘玄靖，可能是因为李德裕曾随茅山宗师孙智清学习，在他的眼中刘玄靖不过是出自上清派的旁支而已。参见氏著：《隋唐道教思想史研究》第10章《李德裕と道教》，東京：平河出版社，1990年，第412頁。
(46)《唐会要》卷50《尊崇道教》，第1017页。
(47)郑畋：《唐故上都龙兴观三洞经箓赐紫法师邓先生墓志铭》，《全唐文》卷767，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7981页。参见前引拙撰：《碑志所见的麻姑山邓氏——一个唐代道教世家的初步考察》，《唐研究》第17卷，第54—62页。
(48)《旧唐书》卷18下《宣宗本纪》，第615页。
(49)《宋本册府元龟》卷153《帝王部·明罚二》，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294页。
(50)钱易：《南部新书》卷己，第87页。
(51)例如，野口铁郎、石田宪司所编《道教年表》就在会昌六年条下，记载赵归真、刘玄靖被杀之事。(福井康順等監修：《道教》第3卷，第346頁)唐雯《晏殊〈类要〉研究》亦持此论。(第163页)
(52)《资治通鉴》卷248，唐武宗会昌五年十月，第8020页。
(53)《资治通鉴》卷248，唐武宗会昌六年四月，第8024页。
(54)沈曾植：《海日楼札丛》卷6“广成先生刘玄靖神道碑”条，第256—257页。
(55)巴瑞特教授据此认为，朝廷在刘玄靖这位终身精勤修道的大德与宗教投机者、暴发户赵归真之间进行了清楚的区分。参见T.H.Barrett,Taoism under the T'ang:Religion & Empire during the Golden Age of Chinese History,p.90.
(56)《唐会要》卷50《尊崇道教》，第1018页。
(57)《资治通鉴》卷248，会昌六年十月甲申，第8028页。
(58)James Robson,Power of Place:The Religious Landscape of the Southern Sacred Peak(Nanyue南嶽)in Medieval China,p.175.
(59)陈垣编纂，陈智超、曾庆瑛校补：《道家金石略》，第160页。
(60)参见黄永年：《唐史史料学》，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第9页。
(61)《南岳总胜集·刘玄靖传》所记他去世的时间是十月，而非《南岳小录》所记的五月十一日。二者孰是，颇难分辨，姑录此待考。
(62)赵璘：《因话录》卷4《角部》，第93页。此书将“周混汙”误录为“周混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