宛西自治派与国民党人的人脉关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人脉论文,党人论文,国民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世纪30年代初，在豫南宛西地区镇平、内乡、邓县、淅川（后扩展到南召），发生了被史家所称的宛西自治。它由当地人士掀起，后有外地人士参与，维持长达十余年，一时间名噪全国。那么宛西自治派是如何在国民党统治区内推行并维系地方自治的？他们与国民党人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宛西自治过程中，与国民党人的交往对双方的政治影响如何？本文以宛西自治派与国民党人的人脉关系为主题对这些问题作一浅探。
一 宛西自治前与国民党人的人脉关系
宛西自治是由彭禹廷、别廷芳、宁洗古、陈重华在家乡掀起并推进的。宛西自治前，长期在外做官、具有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的镇平人彭禹廷；毕业于黄埔军校、曾参加1927年4 月武汉国民政府组织的二次北伐的邓县人宁洗古和长期占据一地的地方民团武装实力派人物内乡人别廷芳、淅川人陈重华，都以个人的身份或早或晚、或官方或民间、或短暂或长期的与国民党保持联系。
（一）彭禹廷（1893～1933）
名锡田，河南镇平县人。宛西自治创始人。
其一，追随冯玉祥参加国民革命。1926年9月17日，冯玉祥誓师参加北伐， 宣布国民军联军集体加入国民党，并称此举“是遵奉孙中山先生的遗嘱，进行国民革命，是实行三民主义”（冯玉祥：《我的生活》，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下册，第494页）。次年5月1日，冯玉祥率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原国民军联军）进军河南。此时，追随冯玉祥多年的彭禹廷已升任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高等执法官。同年8月，彭禹廷“闻母病急，假归”故里。在家守制期间，他耳闻目睹“镇平匪乱，遍野烽火，一夕数惊”，“乡中百姓是在水深火热中苦度岁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河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河南文史资料》，第14辑，第17页，1985年版）之惨状，决心献身家乡地方事业。
其二，受冯玉祥之命筹建河南村治学院。彭禹廷自1929年1月就任河南自卫团豫南第二区区长，其间，得到老同学梁仲华的推荐，被冯玉祥任命为筹建中的河南村治学院院长，负责院外事务的协调。梁仲华“为副院长专在辉县办学”。当河南村治学院正在紧张筹建之时，冯军西退，村治学院受挫。
其三，得韩向方支持恢复河南村治学院。1929年7月， 与彭曾同为冯玉祥部下的国民党河南省政府主席韩向方任命彭禹廷为豫南民团总指挥，彭从其剿匪救民生涯中感受到“以现在民众痛苦，非剿匪一事所能解决，必有治本之方法，健全之人才，方能奏效”。所以彭辞而不就的同时，请求韩向方恢复河南村治学院。于是，河南村治学院于1930年1月开学。“直、鲁、豫、晋诸省，来学者数百人”（同上，第14辑，第6页，1985版）。
其四，接受阎锡山、冯玉祥的视察。1930年春，王鸿一、梁式堂两人约同阎锡山、冯玉祥至百泉共商讨蒋大事。期间阎、冯曾到村治学院讲话。冯演讲的主题是《打倒挂羊头卖狗肉的蒋介石》，阎演讲的题目是《自治是建国之基》。他们把河南村治学院称作“为我国创立的第一所培养乡建人材的学院”（同上，第41辑，第43页，1992年版），极为重视，深表赞许。因此彭还“应阎锡山的请求，添办了一个村长训练部。阎锡山从山西派了二十三个青年学生到百泉学习”（同上，第14辑，第12页，1985年版）。
（二）别廷芳（1883～1940）
字香斋，河南内乡县人，内乡民团武装实力派人物，宛西自治首领。
别廷芳为蒋介石亲信李正韬（1896～1971）所用。1927年冬， 别派人暗杀反对其干预政务的内乡县长袁旭后，“独揽内乡县的军、政、财、文大权”（南阳市社会科学联合会编：《南阳历代名人》，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320页）。 1930年5月蒋冯阎中原大战爆发之前，别廷芳被蒋介石原侍卫长、豫南民团司令李正韬委任为豫南民团第三区指挥，辖九县民团。别从一县实力派人物变成了在豫南有影响力的强势人物。别氏办民团、“剿匪”经验丰富，但政治上短视，缺乏主见。
（三）宁洗古（1906～1930）
名天德，河南邓县（现邓州市）人。黄埔军校第四期毕业生。邓县自治派首领。
宁洗古和李正韬续写黄埔军校同门之谊。1928年秋宁与彭结识之后，遂弃官到镇平，和彭禹廷一道从事地方事业，并任镇平民团参谋长。期间邓县民众再三请求宁回邓“清剿土匪，整顿地方”。1929年1月，彭委任宁担任邓县民团大队长。 并经彭禹廷推荐，河南省政府委任其为邓县、新野、南阳、镇平四县民团总指挥。蒋冯阎中原大战爆发之前，豫南民团司令李正韬（黄埔军校一期学生）令宁洗古所辖邓县、新野、南阳、镇平四县民团划归第三区，归别廷芳节制。别因素闻宁洗古之大名，加之宁又和李正韬同出黄埔，对宁甚为尊重。
（四）陈重华（1891～1982）
河南淅川县人，淅川县民团武装实力派人物，淅川县自治派首领。
其一，陈重华主动配合冯玉祥北伐。1927年5月， 冯玉祥在西安红城宣誓就任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出陕配合北伐，地方归服。陈重华竭力接济物资，主动与其配合作战，“得到冯军将领孙连仲等人的赏识”（王本庆主编：《淅川县志》，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644页），先后委任他为第十四路军兵站总督、淅川县县长、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南路军第一军第八师第二补充旅旅长及淅川县民团军团长等职。
其二，改换门庭、弃冯投蒋。1930年，蒋冯阎中原大战。冯阎失败之后，“蒋介石派张钫第二十路军七十五师来南阳‘剿匪’，陈重华改弦易辙，追随蒋军”（同上，第645页）。被任命为豫西游击司令、淅川县民团总指挥等职。
彭禹廷在乡亲们的环请之下，由百泉回到镇平。面对家乡的情势，他联络宁洗古，并通过宁洗古劝说别廷芳、陈重华搞宛西四县联防。一向敬重彭的宁洗古，对彭的主张甚为赞同。他往来奔波，乐此不疲。终于促成宛西四县民团首领彭禹廷、别廷芳、陈重华、宁洗古于1930年9月27日齐聚内乡县杨集镇， 接受并支持彭禹廷自卫、自治、自富的“三自主义”的自治主张。最后会议决定成立宛西四县（镇平、内乡、邓县、淅川）地方自治委员会和宛西四县联防办事处。彭禹廷任宛西四县地方自治委员会主任，别廷芳任宛西四县联防办事处主任。规划宛西自治的理想境界：“路不拾遗，夜不闭户，村村无诉，家家有余”（“安居乐业、丰衣足食”）。宛西地方自治正式开始。宛西自治派由此确立。
二 宛西自治过程中与国民党人的人脉关系
从1930年9月自治开始，到1942年10月双十惨案李益闻被杀。这十余年间， 宛西自治一直进行着，并且保持着相对的独立性。尽管形势发生了剧烈的变化。从自治的全过程来看，宛西自治的创始人彭禹廷推行自治与宛西自治的继承人别廷芳维持自治有着鲜明的不同。前者的目的是为了实践孙中山的自治思想，“尽国民之责任，救国家之危亡”（镇平县十区自治办公处编：《镇平县自治概况》，京城印书局1933年版，第195页），富国强民；后者的落脚点旨在假借自治这个“金字招牌”维护“山大王”统治。据此，将宛西自治的全过程分为两个阶段。
（一）彭禹廷阶段（1930.9～1933.3）
此阶段，对国民党当局，以孙中山的“地方自治开始实行法”为依据，积极谋求宛西地方自治合法性：“地方革命（地方自治），为总理所提倡，政府所承认，世界潮流，国家趋势所驱使。”（同上，第195页）在目前，要推行宛西地方自治除了“‘地方革命’以外，实别无途径可寻！”（同上，第195页）彭禹廷阶段， 宛西自治派积极与国民党当局进行政治对话，最大限度的减少国民党当局的打压。
1.宁洗古与刘峙重叙师生之谊，期望“有省方名义”。1930年10月，刘峙任国民党河南省政府主席，闻宁洗古在邓县，任宁为邓、新、南、镇四县民团总指挥。刘与宁原有黄埔军校师生关系，来电邀宁入省。宁接电之后至侯集见彭禹廷，面商行程。彭支持宁入省：“到彼若给什么名义，你可接受。”“接受有省方名义，办事名正言顺，还可有枪支弹药的援助，都不接受则四面无靠，被人鱼肉视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河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河南文史资料》，第14辑，第23页，1985年版）后宁因驻南阳国民党之陕军设伏狙击而罹难。 宛西自治派与国民党河南省政府即将架起的沟通渠道中断了。
2.彭禹廷、别廷芳剿匪有力，求得刘镇华的竭力维护。1932年豫鄂陕边区剿匪督办刘镇华驻节南阳。他对肃清匪患、安定地方、推行现代区域自治的宛西自治派极为关注。对云集南阳的豫籍社会名流，如胡石青、王友梅；南阳在籍的知名人士杨鹤汀、张中孚、马文德等亦相当尊敬和器重，也想利用南阳一带的名士贤达办理地方自治，所以，以刘峙为主席的河南国民党当局拟以武力解决宛西自治派时，刘镇华即电刘峙，格外袒护彭、别，直至与刘峙产生矛盾，也没有改变其做法。
3.争取有名望的国民党人参与自治，取得社会舆论同情。自治伊始，彭禹廷邀请在河南省政府自治筹备处供职（同上，第50辑，第43页，1994年版）的国民党人杨仪山，出任宛西乡村师范实验区首任区长，成效显著。
（二）别廷芳阶段（1933.3～1942.10）
由于“不仅没有任何官方的授意和许可，而且基于对现政权的不信任提出了‘三不顾政策’，即不顾官厅、不顾法律、不顾手续地扫除一切自治活动的障碍。”（徐有礼：《宛西自治：一场夭折的区域现代化实验》，《史学月刊》2002年第10期）所以与地方当局中处于主导地位的国民党主流派产生了尖锐对立， 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与国民党政府的“训政”相抵触。为了拓展自治时空，别廷芳在坚持彭禹廷自治精神的基础上，显得更加务实、灵活、成熟。
1.积极运作使宛西自治派与国民党的关系由冲突趋于缓和。
第一，经罗震斡旋、别廷芳与刘峙之间达成了妥协。彭禹廷遇害后，宛西自治派“同以刘峙为首的河南国民党当局的关系比较紧张，刘峙曾多次打算除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河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河南文史资料》，第33辑，第145页，1990年版）别廷芳。1934年以刘峙为主席的国民党河南省政府还企图兴师讨伐宛西自治派，经驻南阳之河南省第六区行政督察专员罗震等人从中周旋，“别廷芳表示承认河南省政府的领导，宛西三县的自治委员会，改为地方建设促进委员会，自治势力所控制的原有地盘不变”（同上，第27辑，第66页，1988年版）。征兵，纳粮一切权利仍掌握在宛西自治派手中。
第二，与南阳行政督察专员王幼桥、罗震、朱玖莹保持正常联系。1933年冬，邓县匪患被肃清，至此宛西自治四县联防剿灭了为患十余年的土匪。为了使宛属其他县份解除匪患之灾，先后任南阳专员的王幼桥、罗震、朱玖莹均邀请宛西民团前往宛北、宛东等地清剿土匪。
第三，主动拉近以刘峙的亲信将领鲍岗为代表的国民党要员的私人感情，寻求“民间”庇护。首先，“和河南省民政厅长李培基、河南农工银行行长李汉珍等拉拢”，请他们从中间说项。另外，注意开展“夫人外交”。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中央政府原来派去讨伐张杨的鲍岗部队从陕西回来路过宛西，其姨太太和女儿鲍继珠，留住西峡口；国民党党务官员萧洒的眷属、国民党军军长马法五的眷属也住在西峡口。别廷芳的受过中等教育的二姨太徐氏，“经常请这些官员的眷属吃饭，赠送礼品，和她们搞得十分亲密。”（同上，第33辑，第145页，1990年版）对刘峙的亲信将领鲍岗的女儿更是关爱有加。“这样就逐步改善了和河南国民党当局的关系。”（同上）
2.积极参加抗战救亡，与国民党关系由缓和走向配合。
第一，别廷芳谨守“既不反蒋，也不反共”。随着抗日战争的爆发，别何去何从，不知所措。作为别廷芳的首要智囊人物罗卓如乘势为别建言献策：“现在是国共合作，一致对外，我们也应改变策略，采取既不反蒋，也不反共的态度，对外宣传抗日，对内严守中立”（同上，第27辑，第23页，1988年版）。随着应变之策的改变，宛西自治派进一步改善了与国民党的政治关系，亦为自治拓展了发展空间。
第二，别廷芳赢得了南阳行政督察专员朱玖莹的充分信任与支持。朱玖莹，湖南长沙人。他在任南阳专区行政督察专员期间，与别建立了互信关系。1938年秋，他主动请求河南省政府批准委任别为河南省第六区（南阳专区）抗敌自卫团司令（当时河南其他专区抗敌自卫团司令皆是由专员兼任）。同年宛西乡村师范举行彭禹廷逝世五周年纪念会，朱玖莹以朋友身份和别一起参会，对别领导的宛西自治予以肯定：“进入宛西地方以来，很难看到一个‘歪戴帽子拖拉鞋’游游晃晃的人，可见宛西民众都是出作入息，安居乐业。”还手书对联褒奖别廷芳。对联原文是：“义士要教天下见，多才自与众人殊”（同上，第63辑，第159页，1997年版）。
第三，与非主流派桂系李宗仁、白崇禧友好往来。在抗战爆发前，别廷芳就派信使到广西，表示向广西的自治学习，对他们表示敬意，受到了白崇禧的接待，双方有了往来。1938年5月，日军侵占徐州， 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率部经河南中南部向湖北一带撤退。当时，别廷芳“与河南省主席刘峙仇恨甚深，对一切和国民党政府有关系的人都加以仇视”（同上，第27辑，第58页，1988年版）。而要完成撤退任务，又需要别廷芳从给养、兵源等方面给予支持。所以李宗仁派代表团同别廷芳联络，争取别廷芳的支持和合作。通过代表团联络，李、别建立了联系。“尤其是李宗仁的第五战区司令部住在襄阳樊城，随后驻老河口，他们同宛西方面的往来更加频繁密切”（同上，第33辑，第144页，1990年版）。白崇禧也在西峡口召集高级军事会议。白崇禧还赠送给别“一些机枪、步枪和弹药”，“200桶汽油和一支六轮小手枪。”
第四，别廷芳受蒋介石之召，拥有了合法地位。1938年9月， 任宛属十三县国民抗敌自卫团司令的别廷芳，拥有十万人枪，成为鄂豫陕边的一支举足轻重的地方民团武装。同年夏，为笼络他，蒋介石在武汉召见别廷芳，嘉奖内乡县为全国第三大模范县。“一向被视作土劣专制、据地自雄的宛西自治，至是亦为政府机关所正式承认”（沈松侨：《地方精英与国家权力——民国时期的宛西自治 1930～1943》，《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1992年第21期）别廷芳与国民党南京政府的关系进入“蜜月期”。
第五，别廷芳配合国民党非主流派孙连仲部大破日军。1939年5月初， 日寇欲“急趋新野，扰乱邓县，进窥南阳”。别廷芳亲率精锐民团武装七千余人，配合国民党军孙连仲部于唐河与日寇作战，大败日军，累计毙伤日军三千余人。此役，收复了新野县城，将日军赶出了宛属的唐河、桐柏、新野县境。是年初冬，国民政府为庆祝新唐战役胜利，派张继率领慰问团到内乡，先后在西峡口南唐大操场和天宁寺宛西乡师大礼堂召开大会，张继对别廷芳率部英勇抗日大加表彰。作为慰问团成员的作家老舍，在庆功大会上也激情演讲。国民党元老于右任赞赏他：“功在新唐”（南阳市社会科学联合会编：《南阳历代名人》，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324页）。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授予他“陆海空军一级奖章”。一时间， 别廷芳成了抗日英雄。
第六，陈重华配合国民党教育部派员王静山、胡子英、查良钊创办国立第一中学。抗战爆发后，北平、天津、河北等地相继沦陷，敌占区的教师、学生纷纷逃亡河南。为了使流亡学生复学，1938年2月国民党教育部派员王静山、胡子英、 查良钊，选择淅川山区为筹办中的国立第一中学校址。在宛西自治派陈重华的支持下，国立第一中学于同年3月5日正式开学。从开学到1940年上半年，国立第一中学仅校本部就有学生近九百名，是当时淅川规模最大的学校。
当然，宛西自治派在民族抗战的根本问题上，与国民党积极配合，这是一个中国人应尽的本分；但是在具体做法上，并不意味着没有分歧或矛盾。国民党为了实现独裁统治，只强调一党利益；其他政党、社会团体考虑到自己的命运，则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也正是基于这样的政治现状，宛西自治派要坚持和维持宛西自治，保持相对独立的政治格局，就提出了“爱国家，应先爱地方”的观点，进而成为宛西自治派开展对外宣传、对内教育的基本基调。通过“爱国家，应先爱地方”宣传、教育，把爱地方、爱宛西自治放在了突出的位置。与当时国民党统治区推行的“新生活运动”及法西斯主义的“一个党、一个政府、一个领袖”的党化宣传形成了鲜明对立。另外，为了防止蒋介石、国民党当局重演假借他人之手消灭异己的一贯做法，别廷芳以“人不离枪，枪不离乡；人自为战，村自为战”为对策，在军事上，“听命不听调”，保持了宛属民团武装，尤其是宛西四县地方民团行动的相对独立性。
三 宛西自治派与国民党人人脉关系的作用
回眸宛西自治派与国民党人人脉关系，我们看到，它对宛西自治的发生、维持以及失败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宛西自治前，镇平人彭禹廷、邓县人宁洗古、内乡人别廷芳、淅川人陈重华与国民党人建立的丰厚的人脉关系，为宛西自治的发生以及得到人们的认同创造了条件。在自治伊始，宛西自治创始人彭禹廷立意创造“新的社会”，因此他提出了“路不拾遗，夜不闭户，村村无诉，家家有余”（“安居乐业、丰衣足食”）的理想目标。实现这个理想目标，以三自主义为指导，也就是以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为理论基础，以孙中山的“地方自治开始实行法”为法律依据。宛西自治派以拥有理论基础和法律依据为凭借，积极谋求宛西地方自治合法性。由于国民党政局初定，派系力量依然存在，地方军阀占山为王的局面并未改变，使宛西自治客观上有了一个生存空间，再加上宛西自治派主观上的积极运作，争取到了国民党主流派与非主流派的支持——至少是默认。我们从彭被害，国民党河南省政府主席刘峙亲自下令追查凶手可以得到印证。起码可以说在官方场合以刘峙为主席的国民党河南省当局还不敢把宛西自治派列为叛逆。
随着地方军阀派系势力的削弱，国民党中央集权的加强，宛西自治客观上的生存空间受到挤压。宛西自治派面临的极大的挑战，主要是来自国民党当局主流派的打压。在彭氏被害后，别氏扛起了自治大旗，从全方位开展与国民党当局主流派与非主流派的人际交往。在与国民党非主流派的人脉关系中，由于非主流派也受到主流派的打压，所以宛西自治派与国民党非主流派之间的关系呈现着良性互动。如通过前述的“夫人外交”，主动拉近与国民党要员的私人感情，“逐步改善了和河南国民党当局的关系”（同上，第33辑，第145页，1990年版）。与数任南阳行政督察专员协调一致，甚至成为要好挚友，使宛西自治得以延续并有所发展。别廷芳配合国民党非主流派孙连仲部大破日军，“功在新唐”，得到了孙的赞赏。为1939～1940年间蒋介石嫡系“汤恩伯曾试图用武力解决自治派”时，孙连仲以“如果大打起来，自治派被迫投靠新四军”（同上，第27辑，第71页，1988年版），得不偿失为由说服汤恩伯息兵奠定了基础。
宛西自治派与国民党人的人脉关系，以与主流派的矛盾为基本特征，集中体现在与以刘峙为主席的国民党河南省当局和以汤恩伯为主的国民党中央军身上。在彭禹廷阶段，刘峙虽想打压宛西自治派，但苦于客观条件不成熟，不敢贸然下手。到了别廷芳阶段，地方军阀势力逐步被征服，蒋介石独裁统治大势已定。特别是抗战爆发，使蒋有了排斥和打击政敌和对手的巧妙借口。所以宛西自治的维持亦日趋困难。当时，刘峙一直视宛西自治派为“异己”，借巡视宛属地区之名，打压宛西自治派，指责宛西自治实为分裂割据，使别廷芳不敢出面迎接。“中原王”汤恩伯蛮横跋扈、颐指气使，曾派便衣别动队在宛西各县乡间胡作非为，尤其是缉私队，明抢硬要，敲诈勒索，给别廷芳制造麻烦。1939年秋末，汤恩伯又令别廷芳以加入共产党之“罪”名逮捕李益闻，企图破坏宛西自治派之间的团结，但被别氏以李益闻“去南召办自治，训练自卫军”为由婉拒。尽管宛西自治派先有“肃清皇协匪军”，“扫平了各县土匪及游杂部队”，“使日军无可利用之匪类”之绩；后有别廷芳亲率精锐民团武装7000余人，配合国民党军孙连仲部大败日军，累计毙伤日军3000余人，“功在新唐”（南阳市社会科学联合会编：《南阳历代名人》，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324页），但也未能逃脱“狡兔死，走狗烹”的命运。“新唐挫敌”后不久，国民党下令将南阳抗敌自卫团改为南阳自卫军，“南阳区属十三县副司令人选，除内、镇、淅、邓四县保持原状外，其余一律免职”（高应笃著：《内政春秋》，华欣文化事业中心印行1984年版，第109页），别氏兵权被夺。正在为“党国”效力的别廷芳，一夜之间被无辜削职为民。万念俱灰的别廷芳，两月之后忧愤而死。1942年10月10日，李益闻也被国民党以所谓“共产党首领枪杀善良、活埋士兵、组织暴动”的罪名所杀害。至此，宛西自治派彭禹廷、宁洗古、别廷芳、李益闻凭借丰厚的人脉关系，得以艰难推行十余年的宛西自治以失败而告终。
收稿日期 2005—06—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