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军旅小说：1949—1994，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军旅论文,中国论文,小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当代军旅小说家群的发展暨基本格局
总体来看，新中国军旅小说所走过的四十五年历程，与当代小说的发展脉络基本合拍。如果剔除其停滞乃至荒废的“文化大革命”十年（1966-1976）并以此作为界标的话，正好可以切割为两个“十七年”即“前十七年”（1949-1966）和“后十七年”（1977-1994）；如果从文学生态环境的转换更迭来划分的话，则又可以分为“三个时期”，即五十年代、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与之相对应的，则是活跃在不同时间段里不同的作家群落，即所谓“老、中、青”是也。由老、中、青三代组成的庞大的军旅小说家群，始终是中国军旅文学的主力军，也是当代中国小说界的重镇和劲旅，他们的繁衍壮大和冷热沉浮，从诸多侧面折射出了军旅文学和当代小说的演进轨迹。
相比较诗歌、散文、速写、报告文学等短小、灵活、便捷的文学体裁而言，小说无疑是一件笨重的武器。它在短时效、近距离地反映急剧动荡的战争生活方面，不免有些滞后或力不从心。当着我们翻捡一部现代（武装斗争时期）军事文艺史时就会发现，军旅小说实在算不上一个特别活跃和发达的部门。这当然是受到战时我军文艺队伍的基本素质和小说自身的艺术规律以及印刷出版等等条件的多重制约。就前者而论，战时的军队还难以培养和产生出比较成熟的小说家；就后者而论，小说和它的表现对象之间往往需要拉开适当的距离。因此之故，红军草创时期的军旅小说几成空白就不难理解，由新文化运动催发的中国现代小说大潮一时还无法波及这块特殊的领域。即便到了抗日战争时期，出现了一批有一定影响的抗战小说——譬如姚雪垠的《差半车麦秸》、丘东平的《一个连长的战斗遭遇》、老舍的《火葬》、丁玲的《一颗未出膛的枪弹》等等，也多出自大后方或非军旅作家之手，和战争生活、军人情感等等都存在着程度不同的隔膜，艺术上也还比较粗糙。此一阶段，军旅小说中臻于成熟的作品大概只有孙犁的短篇《芦花荡》、《荷花淀》等少许篇什。在轰轰烈烈铁流千里的解放战争期间，以反映快捷取胜的战地通讯和报告文学仍然独领风骚，刘白羽的带有相当浓郁的纪实色彩的《战火纷飞》、《无敌三勇士》等一组短篇，是这个时期不可多得的军旅小说，而马烽、西戎的章回体长篇《吕梁英雄传》就更是一个唯一的特例。简捷说来，从我军创建到共和国成立（1927—1949），其间二十二年波澜壮阔艰苦卓绝的斗争画卷还尚未来得及在现代军旅小说中得到稍具规模的艺术展开，它将丰富的矿藏和深厚的期望寄托于新中国。换言之，正是武装斗争历史的辉煌和现代军旅小说的暗淡二者之间的巨大失衡，构成了当代军旅小说蹒跚起步的现实基础和骤然腾飞的潜在张力。
上、“前十七年”（1949-1966）的军旅小说（家）
共和国诞生伊始，刘白羽的中篇小说《火光在前》捷足先登发表于《人民文学》创刊号，无形中便具有了新中国军旅小说开山之作的某些意味，因而格外为当时文坛所关注。随之逶迤而出的还有马加的《开不败的花朵》、柳青的《铜墙铁壁》、孔厥、袁静的《新儿女英雄传》、陈登科的《活人塘》、石言的《柳堡的故事》等一批军旅题材小说。但是，它们并没有立刻带来军旅小说园地的百花争艳。最直接的冲击因素是朝鲜战争的爆发，战争再度成为全中国的焦点，战争也再度显示了它对文学体裁的严格选择，尽管一大批作家赶赴前线并且迅速收获了《三千里江山》（杨朔）、《东线》（寒风）、《突破临津江》（海默）、《上甘岭》（陆柱国）、《长空怒风》（魏巍、白艾）等颇有分量的中、长篇作品，但它们对于文坛乃至全社会的震撼力，仍然不如魏巍们的战地通讯（如《谁是最可爱的人》等）和未央们的战地诗歌（如《把枪给我吧》等）来得深刻和广泛。当代军旅小说的真正繁荣，还在等待着一个更加安宁、稳定、祥和的生长环境。
朝鲜战争的结束和中国大陆边境剿匪的胜利使新生的共和国最终挣脱了战争的阴影而走进了和平的阳光之中。人们在欢呼胜利之余，在以高涨的热情投入共和国的建设之余，也常常不免沉浸于遐思：人民共和国这个巨大的奇迹何以诞生？她穿越了怎样的血雨腥风和万水千山？人民军队又是怎样从小到大，从弱到强，摧枯拉朽所向披靡的？在这中间都有哪些惊天动地的故事和人物？……人们渴望详细地了解这一切。仅仅读那些精短的诗歌、散文、通讯和报告文学已经不能满足他们的好奇心和强烈愿望了，他们急切地希望看到能够更高、更深、更广、更生动、更传神地状绘历史风云，反映战争生活，塑造英雄人物的文学作品。质言之，五十年代中期的大陆中国已然出现了一个巨大的军旅小说的阅读期待与市场。另一方面，一个庞大的军旅小说家群也正在悄然地形成并逐渐地成熟。他们大致由三个部分组成。一是一批有相当文学修养和创作经验的资深军旅作家，如刘白羽、魏巍等；二是一批担任过部队文化宣传或战斗团队领导职务的领导干部，如吴强、曲波等；三是一批建国前后参军入伍的青年小知识分子，如徐怀中、王愿坚等。他们一个最大的共同点就是首先都是战士，然后才是记者、宣传干事、宣传队员、文化干事、文化教员或者部长、政委。他们和人民军队一道成长，是战争的亲历者，是共和国的创造者，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实践者。此前他们中间还少有人写过小说，甚至也缺乏文学和文化的准备，更不存当作家之念想。但是，刚刚逝去的炮火硝烟日夜在眼前闪现，无数战友的呐喊常常在耳畔喧腾，他们要倾诉——倾诉对历史巨变的沉思，倾诉对人民战争伟大胜利的感动，倾诉对前赴后继的革命先烈的怀念，倾诉对某一个冬夜行军中那一串火把的刻骨铭心的记忆……他们都不约而同地拿起了笔，自然而然地进入了小说。五十年代中后期相继发起的大规模的纪念建军三十周年、建国十周年的征文活动和大型革命回忆录《红旗飘飘》、《星火燎原》的广泛征稿，更给这些倾诉者们加油添柴，推波助澜，并且提供了更加开阔深入的原始素材和更加优良的写作环境。至此，广大人们的“倾听”热望和一支潜在的军旅作家的“倾诉”热情，完全形成了一种呼应，一种“同构”，为当代军旅小说大潮的汗漫而出作好了充分的“蓄势”。
1954年，杜鹏程的长篇小说《保卫延安》的出版，立刻震动了全国文坛，被称之为是“英雄史诗的一部初稿”（冯雪峰语）。它以高昂的激情、凝重的笔触和磅礴的气势展开了人民解放战争的壮丽画卷，把当代战争小说的水平提升到了一个崭新的高度。它是新中国军旅小说发展历程中的一块里程碑，它甚至代表了当时长篇小说的最高成就。以它的出现为标志，宣告了军旅小说开始成为了当代军旅文学乃至整个当代文学的“主流”。汇入这一“主流”的重头战争长篇小说先后有孙犁的《风云初记》、吴强的《红日》、曲波的《林海雪原》、刘知侠的《铁道游击队》、高云览的《小城春秋》等，以及中短篇小说《平原烈火》（徐光耀）、《五彩路》（胡奇）、《小英雄雨来》（管桦）、《黎明的河边》（峻青）、《党费》（王愿坚）等等。它们汹涌奔腾浩然作势，掀起了新中国军旅文学的第一个浪潮。稍后，时至五六十年代之交，围绕着“向建国十周年献礼”，又有一批优秀的战争小说蜂拥而至，其中长篇小说有冯德英的《苦菜花》、李英儒的《野火春风斗古城》、刘流的《烈火金刚》、冯志的《敌后武工队》、雪克的《战火中的青春》、李晓明、韩安庆的《破晓记》、柳杞的《长城烟尘》、丁秋生的《源泉》、陆柱国的《踏平东海万顷浪》、柯岗的《逐鹿中原》等，以及中短篇小说《辛俊地》（管桦）、《小兵张嘎》（徐光耀）、《七根火柴》、《粮食的故事》（王愿坚）、《百合花》（茹志鹃）、《长长的流水》（刘真）等等。它们共同掀起了新中国军旅文学的第二次浪潮。
当然，所谓“两次浪潮”主要是从量的角度而言，究其实，它们不过是两个波次的平面展开，而并非质的纵深推进。作出这种判断，倒不仅仅因为后来的作品从成就到影响都还未超出前此的《保卫延安》、《红日》、《林海雪原》等，而更多的是关涉它们价值取向的同一性、和强烈、鲜明而单一的时代特色以及由此带来的时代局限。它们成为一时的主流文学，在更大程度上是由于和当时激烈的社会情绪与高蹈的意识形态的严密契合。它们的基本主题是讴歌武装革命斗争的胜利，普遍旋律是乐观的英雄主义加浪漫的理想主义。在风格基调上多受益于苏联卫国战争文学的高亢与激昂，在情节结构方面则偏向于中国古典战争长篇小说的传奇与故事。相比较而言，对“五四”以来中国现代小说艺术营养的汲取与消化倒并不充分。在语言锤炼、意境营造、艺术感觉的开放和人物心理的掘进等诸多方面显得共性大而个性小，不少作品还不免粗糙和稚嫩。它们之所以风靡当时，首先是满足了人们急于了解革命历程的热情渴望；其次是表达了人们走出苦难之后对革命战争的感激心情；再次是以老百姓喜闻乐见的通俗形式适应了人们最一般的审美需求；最后，是相当一部分代表作被改编成电影等艺术样式搬上了银幕和舞台，极大限度地扩张了它们的传播速度和覆盖领域。毫无疑问，它们是当代中国军旅小说的拓荒之作和奠基之作，它们不仅深刻地影响了“前十七年”当代中国文学的整体面貌，而且远远逸出文学的范围，持久有力地导引了几代中国青年的思想、情感、信仰乃至行为规范。在新中国的精神历程上，打下了深深的历史烙印。然而，换一角度看，以一种更加文学的眼光、更加开放的世界性眼光——譬如反思战争、正视悲剧、开掘人性、铸造民族精神、解剖战争后遗症等尺度多方位多层面地审视这批作品时，就无可讳言地要承认它们的封闭性、狭隘性和单一性。这大概也就是所谓的时代局限罢。
在上述战争小说的“主流”之外，还有一条蜿蜒行进在“前十七年”中的军旅小说“支流”，那就是反映建国后和平环境中的军旅生活、军人情感以及军民关系的小说序列。它们的出现，拓宽了军旅小说的题材领域，丰富了军旅小说的表现内容，给军旅小说带来了新的特质和新的美学情趣。较早取得成就的是一批在战争后期入伍、几乎和新中国同时起步走上创作道路的青年作家，题材面相对集中在西藏、云南等少数民族边疆地区。五十年代中期前后的代表作品有徐怀中的长篇《我们播种爱情》、《地上的长虹》，刘克的短篇《央金》、《古堡上的烽烟》，彭荆风的短篇《拉祜小民兵》，以及林予反映东北军垦生活的长篇《雁飞塞北》等。在1963年的全军性大征文活动中，又出现了任斌武的《开顶风船的角色》、林雨的《五十大关》等正面描写部队训练生活的优秀短篇。“文化大革命”前夕出版的黎汝清的中篇《海岛女民兵》和金敬迈的长篇《欧阳海之歌》，则为“前十七年”的军旅小说划上了有力的句号。显而易见的是，这批作者无论是数量还是影响都远不足以和同时期的战争小说相抗衡。造成和平时期现实军旅题材小说创作薄弱的原因也许很多，但最主要的是两条。
第一是创作队伍的变化。由于军旅生活和军旅成员急遽而巨大的流动性——所谓“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同时也就决定了它的文学反映必须在不同的时代推出不同的代言人（作家），以保证作家对生活的亲历和体验，否则，势必出现“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窘迫与尴尬。建国以后，一批相对成熟的军旅作家陆续转业到地方工作或者升到更高级的领导岗位，对现实军旅生活的逐渐疏离与隔膜迫使他们只能面对过去（战争），而无法关注“当下”。与此同时，更年轻的军旅作家还处在生长之中，作家队伍的这一“断层”，直接导致了现实军旅小说创作的贫弱。其实，再进一步推广开来看，“前十七年”的军旅小说在题材上已然呈现出明显的“橄榄状”。以建军四十年（1927-1966）的历程来划分，反映前十年即红军题材的小说甚为稀少，反映建国后十六年的军旅小说也渐次萎缩，最大量的是集中反映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作品。这种现实和当时活跃的军旅小说家群构成的“橄榄状”恰成一种对应关系：红军出身的小说家几乎没有，建国后参军的小说家尚待成熟，真正的主力绝大部分是“八路军”、“新四军”和解放战争期间入伍者。以此观之，是否也说明了“生活乃创作的唯一源泉”呢？
第二是创作路线的强化。这里所说的“创作路线”大体指的是毛泽东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的“文艺为工农兵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思想路线。这一路线在建国以后由于政治一体化的推行与强固，也变成了普泛的基本原则与指导思想。文学的革命功利性和政治功能性不断地被加以规约和强化，从“两为”的文艺方针到“两结合”的创作方法，乃至“写什么”（题材、主题）和“怎么写”（形式、风格）等等，都有了不可更易的明确限制与强行规定。而军队作为高度政治化的武装集团，在这些方面执行得更为坚决和纯粹，不允许有丝毫越轨的倾向、情绪和笔调。五十年代初期到中期先后出现的略有探索的《洼地上的“战役”》（路翎）、《我们的力量是无敌的》（碧野）、《战斗到明天》（白刃）、《亲人》、《妈妈》（王愿坚）、《英雄的乐章》（刘真）、《雪天》（张麟）、《三月雪》（肖平）等战争小说都一一被扣上了“战争残酷论”、“资产阶级人性论”、“丑化人民军队”等多种帽子而遭到过不同程度的批判与否定。有的作家还因此罹难而被迫搁笔。这也是造成战争小说“第二次浪潮”无从深化与发展的重要原因。相形之下，现实军旅题材就更为敏感和棘手，一方面是缺乏经验与参照，一方面是诸多矛盾难以回避。1957年前后，在“双百”方针的倡导下，在“干预生活”口号的鼓动下，触及部队现实矛盾的《不好领导的人》（路野）、《无风浪》（朱新楣）等相继发表，但立刻就遭到了粗暴的无情棒喝。现实题材军旅小说创作在现实主义道路上刚刚起步就踉踉跄跄，致使不少作家或者不越雷池，或者绕道而行。进入六十年代，战争题材也开始衰微，现实题材受到鼓励，只有现实主义的因素不断稀释，而浪漫主义的成分逐渐膨胀，掩盖矛盾、粉饰生活成为一时的审美原则。“好人好事文学”普遍增多，即使写矛盾也是先进与更先进的矛盾。这方面的经典之作《欧阳海之歌》在塑造人物方面已然出现了某些“高、大、全”的苗头，虽然名震一时，其艺术性和生命力却因此而大受损害。截至1966年2月，林彪委托江青搞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出笼，便基本宣布了“前十七年”军旅文学的寿终正寝。
如上所述，在影响与局限现实军旅小说健康发展与繁荣的两条主要原因中，创作队伍的变化是表象的，创作路线的强化才是实质的。而且，后一条不仅仅是针对现实军旅小说的，它对战争小说乃至整个当代小说的影响，都是深刻的。在它的强力牵引下，“前十七年”的军旅文学和当代文学一样，走过了一条曲折回环的艰难道路。但是，即使如此，军旅小说家们仍然作出了巨大的努力，甚至一度将军旅小说的成就推向了时代所能允许的最高水准，为军旅小说的深入发展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教训。至于那些根本性的问题，只能留给一个新的时代去予以解决。事实上，他们中间的优秀分子日后果然成为了新时期最早打破坚冰的先锋与闯将。
下、“后十七年”（1977-1994）的军旅小说（家）
“后十七年”从“新时期”开始起步，但“新时期”首先是一个政治概念，它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文学借用它来分期实际上并不十分恰切，因为文学的发展和政治的运作不完全是一码事。具体说来，所谓“新时期文学”的真正繁荣是肇始于八十年代初，七十年代末其实还处在一个艰涩的恢复苏醒的过渡阶段，军旅小说尤其如此。虽然在1978、1979两届全国短篇小说评奖中有六篇军事题材榜上有名，但也只有一篇出自军队作家（王愿坚）之手[①a]。而且在创作思想和创作手法上都没有带来多少新鲜的气息。真正标志着新时期军旅文学启动的是徐怀中发表于1980年的短篇《西线轶事》，它像一枝出墙红杏，报道了“后十七年”军旅文学春天的消息，直接引导了“南线”战争小说的勃兴，为八十年代军旅小说的基本格局作了最初的导引。
八十年代军旅小说的基本格局可以概括为一句话，即“两代作家在三条战线作战”。
所谓“两代作家”并非是单纯年龄意义上的划分，而主要侧重于文学观念、价值取向、审美风范和创作手法的区别。一代就是笼而统之地指“前十七年”中非常活跃而“后十七年”中仍在军旅的那一批小说家[①b]。他们之中在新时期葆有创作活力并不乏上佳表现的大致有徐怀中、黎汝清、魏巍、刘白羽、石言、叶楠、彭荆风等人。而真正突破或超越了自我，而且对新时期军旅小说有突出贡献的，主要是短篇领域中的徐怀中和长篇领域中的黎汝清和魏巍等。
另一代作家指的则是在建国前后出生，“文化大革命”期间入伍而在八十年代初脱颖而出登上文坛的一批青年小说家（当时年龄多在三十左右）。他们“人多势众”，成了新时期军旅文学的主力军团，一次又一次地“集团冲锋”，占领了一个又一个“制高点”，不仅屡屡在全国性评奖中夺魁，而且确实为新时期军旅文学赢得了广泛声誉。在这个青年军旅小说家群中，最为活跃和集中的是两类作家。一类是出身于军人家庭的军门子弟，如朱苏进、刘亚洲、海波、乔良、简嘉以及大部分青年军旅女作家。一类是出自农民家庭的农家子弟，如李存葆、莫言、周大新、朱秀海、宋学武、阎连科等等。两类作家的创作母题、审美理想和艺术风格互渗互补，形成了新时期军旅小说画廊中的一大景观[②b]。两类出身之外的优秀青年军旅小说家还有刘兆林、苗长水、雷铎、张波、张卫明、何继青等。至于年龄虽在两代之间但主要成名在新时期的重要军旅小说家则有朱春雨、韩静霆、王中才等人。
所谓“三条战线”主要是题材的划分：一是当代战争题材，二是当代和平军营题材，三是历史战争题材。
1979年发生在我国南部边疆的局部战争，对于战争学研究来说也许并不具有多么重要的意义，但它无形中却成为了新时期军旅小说的策源。在徐怀中的《西线轶事》和李存葆的《高山下的花环》的感召和启导下，一批批军旅小说家轮番前往南线“淘金”，这股热潮一直持续到八十年代中期才逐渐降温，这期间陆续产生了一批有相当影响的作品，虽然不及始作俑者的轰动效应，但在深化战争与人的主题方面，在人道主义与英雄主义的辩证把握方面，在战争小说表现技巧的开拓方面，都渐次作出了有益的尝试与推进。比较重要的作品有长篇小说《亚细亚瀑布》（朱春雨）、《战争和女人》（沈石溪）、《痴情》（朱秀海）；中篇小说《阮氏丁香》（徐怀中）、《凯旋在子夜》（韩静霆）、《雷场上的相思树》（江奇涛）、《欲飞》（朱苏进）；短篇小说《山上山下》（宋学武）、《最后的堑壕》（王中才）、《汉家女》（周大新）、《他在拂晓前死去》（张廷竹）、《只不过是一瞬间》（何继青）、《圣土》（张波）、《半面阿波罗》（雷铎）等等。它们蜿蜒构成了八十年代军旅小说的一条重要战线。
正当众多军旅小说家一拥而上去南线抢占制高点的时候，朱苏进却在走着一条与众不同的独特道路，他把眼光投向了后方，投向了和平时期的军营生活和军人的价值定位。1982年发表的中篇《射天狼》和《高山下的花环》联袂获奖，不仅奠定了他个人的文学地位，而且无意中为军旅小说又开辟了一条新的战线，从而使现实军营生活较之“前十七年”得到了空间广阔而深刻的全面反映。众多好手在不同方位和不同层面上放声歌唱，组成了一曲关于和平时期军人生活的丰富多彩的交响乐章。其中比较重要的作家作品有以探索新时期军队政治工作为主旨，并且浸染了浓郁东北地域文化色泽的刘兆林的中篇《索伦河谷的枪声》、短篇《雪国热闹镇》；以反映西部边陲哨卡生活和雪域景观为特色的李斌奎的短篇《天山深处的大兵》、唐栋的短篇《兵车行》、李本深的中篇《沙海蜃楼》；以探索人性深度见长的海波的长篇《铁床》、短篇《彩色的鸟，在哪里飞徊》；以表现两代军人情怀的刘亚洲的长篇《两代风流》；反映士兵生活的简嘉的短篇《女炊事班长》；在军事科技领域中独辟蹊径的朱春雨的中篇《沙海绿荫》；以及充溢着诗情画意的王中才的短篇《三角梅》，慷慨悲壮的李荃的中篇《路魂》等等，比较而言，这是一条更为稳定、恒久和漫长的小说战线，当其它两条战线相对萎缩之后，它仍然生机强旺，并在九十年代得到了新的延伸与扩展。
1986年，以莫言反映抗日战争的《红高粱》中篇系列为发端，标志着第三条战线——历史战争战线的开辟，它直接刺激了一批没有战争经历的青年军旅小说家写出了自己“心中的战争”。譬如苗长水反映沂蒙山老区的中篇《冬天与夏天的区别》和《犁越芳冢》；乔良反映红军长征湘江之战的中篇《灵旗》；张廷竹的国民党抗战系列小说等等。与此同时，一批从历史烽烟中走过来的具有战争体验和从历史资料中长期爬梳而获得了历史理性的老作家，在用长篇小说重新抒写革命战争题材方面也做出了重要贡献。代表作家作品有黎汝清的《皖南事变》，魏巍反映朝鲜战争的《东方》，刘白羽反映解放战争的《第二个太阳》、马云鹏的《最后一个冬天》等。有的作品对作家个人乃至整个革命历史题材长篇创作都具有超越“五老峰”的突破性意义[①c]。至此，历史战争战线和当代战争战线、当代和平军营战线鼎足而三，最终形成了八十年代军旅小说的基本格局和全面繁荣，掀起了新中国军旅小说的“第三次浪潮”。
表面看来，八十年代的军旅小说还未能在整个当代小说格局中取得像“前十七年”那样独领风骚的显赫地位，但是平心而论，纵向比较而论，它较之以往确实实现了更加全面与深入的发展与繁荣。这不仅表现在创作队伍从量到质的大幅度提高——一批老作家重振雄风，宝刀不老，一批新人更后来居上，青胜于蓝，给军旅小说贯注了勃勃生机和逼人锐气。而且，更为重要的还在于军旅小说自身的成熟与壮大。大致可以这样说，八十年代的军旅小说紧随当代小说的步调，以思想解放为发动，汇入现实主义深化的主潮之中，在三个层面上急速向前推进。一方面是在思想深度上，一跃而过“瞒和骗”与“假大空”的屏障，向现实主义的纵深掘进，勇敢破除左的束缚，大胆揭露现实矛盾，正视“军人是人”的命题，寻觅和平时期军人的价值定位和战争中人性的裂变与闪光，反思战争，在颂歌与悲剧的悖论中探索英雄主义与人道主义的辩证把握……再方面是在题材广度上，从雪山哨卡到火箭基地，从女兵王国到受阅方阵，从将军到士兵，从历史到现实，从天空、海洋到陆地，展开了广阔壮丽而绚烂的人民军队的生活画卷，尤其在表现现实军营生活方面，比“前十七年”有了无可比拟的丰繁和多彩……三方面是在艺术形式上，继承传统而又超越传统，立足本土而又面向外域，走出俄苏战争文学的单一影响而迎向八面来风，从西方的现代主义到拉美的魔幻主义种种新潮中吐故而纳新，在叙事结构、表述语言和感觉方式等诸多方面不断接受挑战，实行变革……总之，八十年代的军旅小说挣脱了以往许多羁绊与桎梏，完成了革命性突进，涌现出了一大批脍炙人口的名篇和才华横溢的优秀作家，部分作家作品甚至已经表现出了努力与世界战争文学对话的企图与追求。军旅小说再度成为当代文学一个独具特色和无可替代的组成部分，为新时期文学的进步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两代作家在三条战线作战”的基本格局，奠基于八十年代初期，形成于八十年代中期，而在八十年代末期开始瓦解，军旅小说强劲的势头受到阻遏并逐渐走入低谷。究其原因，除了大的社会和文学生态环境的改换之外，大致可以归结于军旅小说家自身的如下局限：
1）南线战争的短暂局促和历史烽烟的远逝缥缈，使作家（尤其是青年作家）们的战争生活体验储存有限，难以支持他们在战争领域中更加长久的跋涉；
2）部分作家对和平军营生活的观照不能完全摆脱传统的思维惯性，常常陷于一种浅表功利主义的泥淖，形式技巧的花样翻新仍然无法掩饰内涵的苍白与重复；
3）作家们普遍存在的学养上的失天不足，经过几年消耗之后；开始露出了底气不足的内虚症，尤其在文学观念几经革命，小说手段几经改进之后，明显出现“落差”；
4）由于兵员成分变化，军门子弟锐减，直接导致了军人家庭出身的小说家队伍后继乏人，加上改行者、搁笔者使之不断减员，这一支队伍已“溃不成军”；
5）随着青年作家的出道成名和资历加深，纷纷进入专业创作队伍，开始疏离现实军营生活，急速旋转变化的社会和军营现实亦迫使他们不得不进入审视和沉淀的“二度准备阶段”。在题材选择上则出现了淡化军旅色彩的“向外转”（写军营以外）和“向后转”（写童少年经验）的倾向。
进入九十年代以后，骤然加速的社会转型也带来了文学的失重，商业环境的强化和政治环境淡化的双重夹击，使传统意义上军旅文学的组织形态（集群运作方式）和观念形态（意识形态色彩）都出现了相应的“解构”与淡化的趋势。一方面是“集团军”变成了散兵游勇，军旅小说写作也逐渐成为了真正个人化的精神劳动；一方面是“政治优势”的丧失使军旅题材从一个既定的高度下降到一个平面，还原到和其它题材等量齐观的“文学题材”自身，如何在新的意识形态背景和文学生态环境中，给军旅文学寻找新的定位、新的出发点和生长点，是军旅小说家们面临的严峻课题。在挑战与机会并存、淘汰与新生同在的双向动态演进中，军旅小说和军旅小说家队伍出现了新的景观和新的分化。
首先，是一批六十年代前后出生的小说新人，在八十年代军旅小说的辉煌日渐暗淡的沉寂中乘虚而入脱颖而出，为九十年代军旅小说最初的艰难启动率先注入了一股生气和活力。他们以更加个体化的“青春角度”切进当下的军旅现实生活，以浓郁的自传色彩和个人人生经历或心灵历程，真实自然地流露与传达出了行进在八九十年代之际军队现代化进程中当代士兵的体验和情感。并以此填补了前代作家在追踪现实军营生活方面逐渐“淡出”的空白，再次印证了军队生活的文学反映必须在不同的时代找到不同的代言人的特殊性，阎连科、陈怀国、石钟山、赵琪、陆颖墨、徐贵祥等人是这个行列中的佼佼者，而通过农家子弟入伍从军折射出农业文明与现代文明相碰撞的“农家军歌”，则是一个阶段内新军旅小说的“主旋律”[①d]。
其次，是一批崛起于八十年代初的中年作家，经过了十余年的文学训练和人生历练之后，艺术技巧、思想修养和生活积累都臻于成熟，开始跃进一个新的境界，创作重心从中短篇向长篇转移。这是中年军旅小说家在“文学马拉松”赛程过半以后的再度加速。朱苏进的《炮群》和《醉太平》、朱秀海的《穿越死亡》、韩静霆的《孙武》、乔良的《末日之门》等几部作品分别从当代军营、当代战争、古代战争和未来战争四个角度出发，立体而宏阔地表达了二十世纪末中国军人面对战争与和平、生命与死亡、英雄何以成为可能等军旅文学永恒主题的沉重追问，以及由此反射出来的军旅作家中坚力量在经历了蝉蜕与转型之后，崭新的艺术姿态和精神理想之光[①e]。它们的无意“集合”，送来了九十年代长篇军旅小说潮动的隐隐涛声，多少也弥补了八十年代长篇军旅小说相对“歉收”的缺憾，甚至还可以看作是继“前十七年”长篇军旅小说两度繁荣之后，一代新的长篇军旅小说作家终于“出线”的重要信号，因为它们，“后十七年”的军旅小说留给了人们一个充满期待的遐想。
二、刘白羽的军旅小说和魏巍的《东方》
如果仅仅从时间发展历程上看，刘白羽无疑具有新中国军旅小说开山的意味；而将魏巍与刘白羽合论，则是因为他们有惊人的相似之处：早年都以散文、通讯扬名文坛，晚年则转入长篇小说创作，而且都取得较高成就，成为军旅作家中唯一的一双“茅盾文学奖”得主。
刘白羽（1916- ）北京人。出生于一个破落大家庭，少年当过学徒。1934年考入民国大学中文系自学写作，1936年发表处女作短篇《冰天》。1938年奔赴延安，参加过“延安文艺座谈会”。1944年到重庆从事《新华日报》副刊编辑和文艺界统战工作。1946年作为军事记者被派往东北解放区，参加过解放东北、天津和进军江南的多次战役，及时发表了大量战地通讯和小说。建国初两度深入朝鲜战场，撰写了一批火线特写。1955年以后主要从事文化领导工作，历任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作协副主席、书记处书记、国务院文化部副部长、总政文化部部长等职。现为中国作协主席团成员。五六十年代曾以散文《日出》、《长江三日》等传诵一时，是“前十七年”的代表性散文学。在六十年文学生涯中，出版过通讯集、散文集、小说集等约五十种。其中主要的军旅小说集有《无敌三勇士》（东北书店1948年6月初版）、《政治委员》（东北书店1948年初版）、《龙烟村纪事》（中兴出版社1949年6月初版）、《战火纷飞》（新华书店1949年6月初版）、《红旗》（苏北新华书店1949年8月初版）、《战斗的幸福》（人民文学出版社1955年6月初版）、《刘白羽小说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1月初版）等。1987年发表第一部长篇小说《第二个太阳》（人民文学出版社）并获第三届“茅盾文学奖”。1995年发表长篇纪实散文《心灵的历程》（人民文学出版社），并出版十卷本《刘白羽文集》（华艺出版社）。有多种作品译介到国外，在国内外有广泛影响。
中篇小说《火光在前》发表于1949年冬的《人民文学》创刊号，颇具象征性，它出自刘白羽之手笔，既偶然又必然。就当时而言，兼具创作经验和战争体验并一直随大军挺进的成熟作家并不多见。况且此前刘白羽依仗他在东北战场对人民军队的稔熟，已经创作出了《无敌三勇士》等一批短篇小说，塑造出了一些崭新的我军官兵形象。在这一意义上，也不妨把这批作品看成是新中国军旅小说的雏形之作。而《火光在前》显然又在他此前小说的基准上作了较大幅度推进。这不仅表现在他以更加丰富细腻的战地实感和更加丰满深厚的人物性格有效地克服了此前小说中由于通讯或报告文学手法所带来的粗疏化和概念化，从而使之更具小说的品位与特质。而且，还表现在他以空前宏大的规模与气势展现了人民解放军渡江作战的历史画面，并从中推出了师长陈兴才、政委梁宾等中高级指挥员的典型形象。诸如此类，使《火光在前》成了当时军旅小说的或一标高。
十年之后，作者在《关于〈火光在前〉的一点回忆》中写道：“我将红旗——英雄的鲜血——火光——美丽的早晨，融汇在‘火光在前’这一个句子里。那么，不难明白，在这简短的句子里，也包含了我从松花江迷茫的风雪之夜到灼热的长江的清晨，对革命，对革命者的神圣使命的全部感情，那是他们突破旧世界的脚印，创造新世界的足音。我在这本小册子里，回答了这样一个严肃的问题：‘胜利是怎样得来的？’而《火光在前》只是这种追求、探索道路上小小的一步……也只是我所构思的一组小说中的一部，它的姊妹篇还有未完成的《黎明钟声》和《湖上》。”[①f]虽然这两个姊妹篇终未问世，但它却埋下了一颗深深的种子，将近四十年后终于长成了《第二个太阳》。
《第二个太阳》以人民解放军某兵团从攻占武汉到进军湖南三个月的战争进程为经线，以兵团副司令秦震一家三代人的历史命运为纬线，高度浓缩地编织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漫长的壮丽图景。跌宕的人物命运支撑了小说的故事框架，错综的历史与现实的切换展示了社会前进的内在规律，雄辩地回答了“胜利是怎样得来的”严肃命题。作家的诗人气质、革命家理想和散文家文笔，得到了一次酣畅淋漓的发挥。对自然景观如诗如画的状绘，对人物情感如火如荼的抒写，对人生社会如高天流云般的俯察与观照，都显示了作家深沉热烈的心灵，开阔博大的胸襟，格调高远的气韵，和涉猎丰繁的文化底蕴。最为显著的变化是对秦震的刻画，一方面雕刻他革命的坚定性和战斗的果敢性，一方面又渲染他多愁善感的人情味和人性化，成功地剖析出一位兼具杰出指挥员和普通人子、人父双重性格的复杂而深遽的人物内心世界。当秦震站在开国大典的天安门城楼上目睹新中国这“第二个太阳”冉冉升起之际，突然为女儿和战友们的牺牲、为历史进步的代价而深深感伤起来：“不管打开前面的哪一扇门，总是带着血污和眼泪的……”这对作家以往多少有点廉价的乐观主义和浮华的理想主义无疑是一种修正。这是时代发展的馈赠，也是作家晚年的人生洞悟，但是，作为一位从战火中穿越而来的老战士，刘白羽从未动摇过他的革命信念和对共和国的神圣感情，直到八十高龄，他还坚定地强调：“我用《火光在前》、《第二个太阳》、《心灵的历程》三部书来写（1949）10月1日那个伟大的日子。”[②f]这是刘白羽终生的理想追求和精神支柱，也是他在晚年还能保持旺盛的创作激情的根本原因。
魏巍（1920— ），河南郑州人，出身城市贫民家庭，读过平民小学和乡村简易师范。1937年抗战爆发时到山西前线参加八路军，后到延安，曾在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四十年代在晋察冀地区从事部队宣传工作，并开始诗歌和报告文学创作，曾用红杨树发表过《黎明风景》等有影响的诗作。建国之初两度奔赴朝鲜战场，写出了《谁是最可爱的人》等战地通讯名篇，成为新中国著名的散文家之一。先后担任过《解放军文艺》副主编、总政创作室副主任、北京军区文化部部长等职。主要著作有散文集《谁是最可爱的人》（人民文学出版社1951年10月初版）、《幸福的花为勇士而开》（中国青年出版社1956年3月初版）、诗集《两年》（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1951年初版）、《黎明风景》（人民文学出版社1955年4月初版）、《不断集》（作家出版社1963年12月初版）等。还与别人合作过歌剧《打击侵略者》（1952）、中篇小说《长空怒风》（1952）、电影剧本《红色的风暴》（1956）等。1978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三卷本长篇小说《东方》。1987年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长篇小说《地球的红飘带》。而《东方》代表了他的最高创作成就，并获得第一届“茅盾文学奖”。有多种作品被译介到国外。
关于朝鲜战地通讯所引发的巨大反响，促使魏巍很早就萌发了要写一部全景式反映抗美援朝战争的大作品的欲望。为了实现国内国外前方后方“两个战场”一起写的宏大构想，他曾长时间深入河北农村和工厂体验补充生活。从1959年开笔到《东方》出版，断断续续耗时近二十年[①g]。可以说这是一个极为艰难的创作过程，作家不仅要面对来自艺术本身的挑战，更要不断地抵制或回避来自极左政治的高压与干扰，以便尽可能地忠实于生活，忠实于作家的观察与思考，忠实于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与原则。《东方》的成功，是现实主义的胜利，是现实主义在极左文艺路线严寒笼罩下顽强开放的一朵奇葩。所以，当它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不久，文艺的春天乍暖还寒之际率先推出，立即就受到了普遍激赏。丁玲甚至不无奢侈地称赞道：“《东方》是一部史诗式的小说，它是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创造的宏伟业绩的史册，是一幅绚丽多彩的画卷，是一座雕塑了各种不同形象的英雄人物的丰碑。”[②g]
《东方》在当代军旅小说史上的地位，固然和它以七十余万字的浩大篇幅填补了在全景式反映朝鲜战争这一题材领域中的空白有关，但同时也与它在小说艺术上所取得的成就分不开。它大致包括这样几点。一是它采取了将朝鲜战场几次重大战役的进程和国内农村土改、合作化发展“双轨同时推进”的写法，不仅显得时空阔大气势恢宏，而且深刻有力地揭示出了志愿军以弱胜强的雄厚伟力的源泉所在，向世界证明了中国人民必将在东方崛起的历史趋势；二是它将战争进程和人物命运做到了水乳交融的有机结合。数十个人物的故事从战争始展开，到战争终收束，有的人在战火的淬砺中愈加放射出英雄的光彩（如郭祥），有的人迎着枪弹从怯懦走向了无畏（如刘大顺），还有的人则被炮声吓破了胆，由人民功臣变为了战场逃兵（如陆希荣）……而所有人的命运又都服从各自的性格逻辑和心灵的辩证法，以及战争发展的铁血规律。作品既是战争演进的历史，同时也是人物命运的历史；三是在大胆揭露我军内部矛盾中塑造出我军内部的反面人物典型。按照辩证法来说，任何事物任何人物都是发展的、变化的，即使在一个久经考验战功卓著的红军团队，出现少数像陆希荣这样的蜕化分子也是毫不奇怪的，但在“前十七年”的军旅小说中，这样的“暴露”和批判是难得一见的。陆希荣的富有深度的蜕变过程是真实而典型的，是对虚假肤浅的“颂歌文学”的勇敢突破和反拨。此外，贯穿小说始终的新美的爱情描写，壮丽的诗情抒发等等，都给作品注入了生气与豪气。但是，《东方》的缺憾也是明显的，如作家追求前后方结合，从政治、经济、军事全方位来反映战争的企图并未完全实现，相对而言，写后方的后半部分明显薄弱；或者囿于写作时间的拖沓与断隔，文气也不连贯，后两部远逊于前四部；不少议论也过于直白和浅露，留下了散文化的痕迹，如此等等。毕竟，《东方》是特殊历史时期的产物，它在时代精神的主导性和现实生活的丰富性的统一上所达到的现实主义深度及其局限，都和《保卫延安》、《红日》等有诸多相似之处。在此一意义上（不仅仅指创作时间）也不妨可以说，《东方》才是“前十七年”军旅小说的终卷之作，同时它又是“后十七年”军旅小说回归现实主义道路的先声之作。它的定位就在于“接轨”，它的贡献亦在于兹。作家此后创作的《地球的红飘带》，由于缺乏艺术思想和手法的拓新，以及对红军生活的体验，其成就和影响都不及《东方》。
在此还值得一提的，是具有和《东方》相似的“接轨”意义并同获首届“茅盾文学奖”的莫应丰（1938-1989）的《将军吟》（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初版）。这是作者愤笔疾书于万物肃杀的1976年3月至6月的一部“地下书”，它也许在艺术上有欠打磨，不免粗糙，但它却以惊人的胆魄直面黑暗的现实，通过对老将军彭其的歌颂，在“文化大革命”尚未被否定之前就对其作出了正义的控诉和宣判。它是第一部为军队“文化大革命”立此存照的长篇，它的反思和批判深度也许受到作者思想与时代认识的局限，但它表现出来的作家良知和彻底的现实主义精神却是令人振聋发聩的。它的出现，对新时期军旅小说的发动，无疑产生了强烈影响与刺激。将它和《东方》比喻成新时期军旅小说家集团冲锋之前的两颗信号弹或许更为恰切。
三、吴强的《红日》和曲波的《林海雪原》等长篇军旅小说
粗略看来“前十七年”的长篇战争小说大致有两种路数：一是重横的展开，选取大事件，作大场面、大气势的铺排，从承传上讲，远承“三国”近学苏联，所谓“全景式”；一是重纵的延伸，选取小战斗作小型化、精致化的挖掘，更富于民族特色的传奇性和情节性，所谓“故事体”。而吴强的《红日》和曲波的《林海雪原》则可分别视为这两种路数的代表之作。
吴强（1910-1990），曾用笔名吴蔷、叶如相。江苏涟水县人。1933年开始文学创作并加入“左联”。1938年参加新四军，长期在军机关做政治、文化宣传工作。参加过莱芜、孟良崮、淮海等著名战役，为日后创作积累了丰富素材，建国后从事业余创作，除《红日》外，主要作品还有中篇《他高高举起雪亮的小马枪》、长篇《堡垒》、短篇《灵魂的搏斗》、报告文学集《英雄的业绩》等。曾任中国作协上海分会副主席。
《红日》（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初版）是继《保卫延安》之后长篇战争小说的又一重要收获。小说取材于解放战争初期陈毅、粟裕统率的华东野战军在山东战场粉碎敌人重点进攻的历史事实。以我五战五捷的沈振新军为中心，从1946年秋第二次涟水战役我军失利写起，经莱芜大捷到孟良崮战役，战胜了在人数和装备上都处于优势的敌人，全歼七十四师，击毙师长张灵甫为止。再现了我军由弱到强，由战略防御到战略反攻的历史转折，歌颂了毛泽东军事路线和人民战争的胜利，塑造了一系列血肉丰满的艺术形象，取得了思想性和艺术性统一的突出成就，小说发表后广受欢迎，先后被改编成电影和译成多种文字介绍到国外。
《红日》在艺术上的主要特点大致有三：一是截取了涟水、莱芜、孟良崮三个战役组成一个宏大的“横切面”，全面、立体地展开了从连到军，从战场到后方、从战争到爱情的全景式抒写，时而鸟瞰整个华东战场乃至解放战争的广阔背景，时而描摹某一局部战斗乃至短兵相接的精细画面；既有你死我活刀枪拚搏的战场奇观，又有花前月下小桥流水的爱情插曲，宏大而不乏精微，细腻中透出雄浑，完成了一曲气势磅礴的革命战争交响乐章。二是始终坚持把人物尤其是军一级高级指挥员放在战争舞台的中心来加以全方位刻画，成功地塑造了军长沈振新、副军长梁波鲜明丰满而又迥然不同的气质个性，在《保卫延安》正面描写我军高级将领的基础上又有所深化和发展。此外，团长刘胜、连长石东根等人物也性格独特，给人留下难忘印象。三是坚持现实主义创作原则，塑造了几个反面典型人物。作者认为“写敌人，切忌写死了，写假了。写死了，使活的敌人等于僵尸，以僵尸为敌，我们称得什么强手，写假了，不可信，引不起人们的憎恨。”[①h]因此，不能把敌人“描绘成愚蠢无能的草包，不堪一击的软豆腐”[②h]，而同样要写成“有血有肉的活的具体的人”[③h]。认识到“敌人并不等于草包”，而且证之以凶悍、顽固的张灵甫、张小甫等人物的把握与塑造，这在当时不能不说是难能可贵的，并为此后当代战争文学中反面人物的塑造提供了一份宝贵的经验。
《红日》的局限在于缺乏对战争本体的深层思考，这也是“前十七年”战争文学的一般问题。此外，《红日》对我军内部的思想矛盾与斗争揭示不够；相比较军事干部而言，政治干部普遍缺乏光彩；语言质地也还稍嫌粗糙。
曲波（1923- ），山东黄县人，1938年参加八路军，1943年进入胶东抗大学习，毕业后任胶东军区报社记者。解放战争初期任牡丹江军区二团副政委，曾亲率一支小分队深入林海雪原，经过半年多艰苦周旋，歼灭了几股国民党残匪。这段经历成了《林海雪原》的基本素材。建国后因负伤转业到地方工作并开始业余创作。1957年发表《林海雪原》，此后又完成了《山呼海啸》、《戎萼碑》、《桥隆飙》等多部长篇小说。
《林海雪原》（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初版）显然不同于截取宏大“横切面”正面描写大兵团作战的《保卫延安》和《红日》，它选择的是一条曲折蜿蜒的“纵线”——它写的是解放战争初期，我东北人民解放军一支三十六人的小分队，在茫茫无际的林海雪原中，同数十倍于我的强悍的国民党残匪周旋并最终将其消灭的故事。小说以奇袭虎狼窝、智取威虎山、绥芬草甸大周旋和大战小方台为轴线，采取中国古典小说的结构手法，单线发展，环环相扣，峰回路转，曲径通幽。整部小说布局严密，层次清晰，高潮迭起，惊险动人。几个大故事各有首尾又各具特色，既有相互的连续性，又有各自的独立性。每个大故事中都包含了若干单独成篇的小故事，使得小说呈显出错综复杂而又和谐统一，脉络分明而又富于变化，主题集中而又色彩缤纷的叙事特点。它的主要人物的足智多谋，战斗方式的奇诡莫测，自然环境的原始神秘，以及作家浪漫主义的表现风格，都强化了整部作品的传奇色彩。再加上小说通篇采用具有评书韵味的明白晓畅、刚健有力的口语化叙述语言，使作品在以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传统形式来反映新的战争生活、塑造新的英雄人物方面取得了空前的成功。实现了作家“力求在结构、语言、人物的表现手法以及情与景的结合上都比较接近于民族风格”的初衷[④h]，完成了作家“让杨子荣等同志的事迹永垂不朽”的创作动机[⑤h]。小说发表后立即受到广泛欢迎，被改编成电影、戏剧等搬上银幕舞台，《智取威虎山》的故事不胫而走，杨子荣等的英雄业绩交口传诵。其流传之快速、之广泛、之久远，都创造了当代文学史上的奇迹。然而，特长同时也往往带来特短——由于小说过分追求情节的曲折奇特而分散了刻画人物的笔墨，导致了部分人物性格的平面单一或缺少发展；少剑波等人物也略有拔高之嫌；刻意注重民族传统语言的运用也造成了某些陈旧感。
总观起来，以作家亲历的战斗生活为创作素材而采用偏向民族化的“纵线结构”还是比较容易把握和驾驭的，也更适应民族的审美习惯而易于成功。与《林海雪原》前后出现的刘知侠（1918—1991）的《铁道游击队》（1954）、冯志（1923-1968）的《敌后武工队》（1958）、刘流的《烈火金钢》等长篇小说大致都是这种路数，并且也都因其通俗性和传奇色彩而受到了普遍欢迎，形成了五六十年代长篇战争小说的一股热潮。
相比较战争长篇小说而言，反映和平军营生活的长篇创作在“前十七年”中是一个明显的弱项。在这方面，最具代表性的例外是金敬迈（1930- ）的《欧阳海之歌》（解放军文艺社1965年12月初版）。这是一部传记小说，它通过细致地描写一个普通战士成长为人民英雄的历程，比较真实地展现了和平时期军营火热的生活场景和昂扬的精神面貌，塑造了一代新型军人的典型形象，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在一代青年中间引起了强烈反响，它的浓郁的生活气息，扎实而巧妙的细节运用，以及情绪饱满的人物塑造，都达到了一定的高度。但极左政治的冲击和塑造人物的“高大全”的倾向，却使它的艺术成就和生命力大打折扣。
四、王愿坚等人的短篇军旅小说
在“前十七年”相对贫弱的短篇军旅小说创作中，王愿坚、刘克、任斌武、林雨等人分别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或不同的题材领域中取得了比较突出的成绩。
王愿坚（1929-1991），山东诸城人。1944年到解放区滨海干部学校学习，1945年参加八路军，历任文化团分队长、报社编辑、记者等。建国后曾任《解放军文艺》编辑、八一电影制片厂编剧、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主任、中国作协理事等。主要致力于反映苏区时期和红军生活的短篇创作。出版的小说集有《党费》（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初版）、《亲人》（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初版）、《普通劳动者》（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初版）等。还与人合作改编了电影剧本《闪闪的红星》（1975），新时期发表了《足迹》等新作，并获得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但影响和成就都未超过早期作品。
在当代战争小说作家群中，王愿坚是较早切入苏维埃时期和红军时期这一题材领域中的一个。尽管他本人并没有这一段生活经历，但在编辑《星火燎原》和帮助首长撰写革命回忆录的工作过程中，使他有机会访问许多革命老根据地，接触了许多老干部、老红军，亲耳聆听了许多含血带泪的动人故事，他“觉得自己不是在用耳朵听，而是用整个心去接受”，“通过这些故事，我开始认识了这些人。这些壮美的故事就是这些人以生命和鲜血创造的，是他们美丽的性格的历史。这些故事显示了前辈革命者的高贵品质，显示了人的最崇高的美，使你不能不怀着崇敬的心情去看它，不能不去思索那些蕴蓄在故事里面光辉灿烂的东西”[①i]。正是抱着为革命前辈树碑立传的信念，王愿坚开始了他的短篇创作。继1954年以《党费》成名之后，连续创作了《七根火柴》、《粮食的故事》、《妈妈》、《小游击队员》、《三人行》、《支队政委》等约二十个短篇，除《普通劳动者》少数几篇之外，大都取材于第二次国内革命时期的斗争生活，表现了艰苦斗争岁月里红军战士和游击队员的英雄业绩和牺牲精神。这批作品不仅弥补了当时反映我军早期战争生活的空白，而且以它们在短篇艺术上的独特追求为文坛瞩目。它们一般都主题单纯、明朗而集中，常常是撷取一个典型的生活片断、场景或细节，饱含激情而又疑炼简约地勾画出人物性格的最闪光之处，“都不着力写人物性格的形成和发展过程，而是捕捉性格发出耀眼光辉的那一刹那，英雄人物完成自己性格的那一瞬间”[①j]。结构精巧，篇幅精悍，文字精练，意境精美，是它们的艺术特色，说明作家已颇得短篇艺术之个中三昧。此外，这些作品在正视战争苦难，并在战争苦难中表现革命战士的人性美和人情美方面也作出了一定的探索。囿于作家缺乏相应的特定时期与地域的战争生活体验，影响了作品的丰满与厚重，有些篇什不免失之于单薄，也限制了作家在创作数量上更大面积的收获。
此一阶段，与王愿坚写红军战斗生活相映生辉的是刘克等人反映西藏等地边防现实生活的短篇创作。刘克（1929- ），安徽合肥人，解放战争入伍，建国后随军进藏，亲身参加了平叛等一系列激烈复杂的斗争生活，写下了《央金》、《吉祥如意》、《丫丫》、《巴莎》、《古堡上的烽烟》等系列短篇，大多以年轻女奴为主角，通过对她们悲惨命运的描写，从某一侧面反映了军事斗争和社会变革在西藏的历史进程。这些作品充满了浓郁的地域文化特色，和鲜为人知的浓缩了巨大时代进步的人物命运，再加上刘克精心结撰故事的出色才华，以及运用短篇塑造人物性格的熟练技巧，读来曲折生动，引人入胜，给人印象深刻。为人们了解建国之初独特的西藏边地的军民生活，撩开了一层神秘的面纱。和刘克相呼应的还有徐怀中、彭荆风、白桦等人，他们也写出了一些富有西南边疆风情和斗争特色的短篇小说。此外，李大我构思巧妙的赞颂中朝人民友谊的《同心结》，是反映朝鲜战争的优秀短篇之一。
正面描写和平时期军队生活的短篇创作到五六十年代之交才有所起色。峭石和张勤是较早出现的两位部队青年作者，他们分别以小说集《沸腾的军营》和《军营晨曲》，表现了连队的日常训练生活以及新战士的成长，人物对话和情感表达都细腻真切，写得简洁明快，清新活泼，洋溢着明朗健康的战士风格。正像冯牧所评价的：“这是一些用真正的战士情感和战士语言写成的作品；这是一些以对于战士生活的了若指掌般的熟悉和深切的理解而写成的作品。”[②j]但他们作品的艺术提炼和典型化程度都还不够高，因而影响也还不够大。等到任斌武、林雨在1963年的“征文”活动中脱颖而出，才使这种情况有所改观。任斌武（1928- ）的主要代表作《开顶风船的角色》，通过对训练生活表象的穿透，抓住极富个性的典型细节，塑造出了神枪手战士鲁子牛的鲜明性格和精神境界，主人公知难而进的脾气与个性，使得小说跌宕起伏，摇曳多姿，显示了作者驾驭短篇表现生活和塑造人物的功力。林雨（1930-1995）的《五十大关》、《刀尖》等作品则通过生动简洁、耐人寻味的艺术描写，对部队的新问题作出警策性的揭示，表现了一定的思想锋芒和力度。运笔精到传神，人物性格栩栩如生，也是林雨短篇的突出特点。但他过于敏感的政治性思维则损害了作品（如《政治连长》的艺术性。齐平的《沉船礁》以急雨飞云的惊涛骇浪的笔触描绘了海军训练航程中一个惊心动魄的场面，写来张张有度，波澜起伏，也是当时的短篇佳构。这一批短篇新人新作的出现，打破了“前十七年”部队现实生活短篇创作的沉闷格局，在军内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待续）
＊本文系作者应邀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主编的《中华文学通史》所写的一章。由于该文学史总体框架所规定的作家群落划分，致使一部分通常意义上的军事文学作家作品有了新的分流与归属。如杜鹏程（《保卫延安》）、孙犁（《风云初记》）、李英儒（《野火春风斗古城》）以及峻青、茹志鹃、刘真等被划入“解放区作家群”；莫言（《红高粱家族》）被划入“先锋小说家群”；冯德英（《苦菜花》）、罗广斌、杨益言（《红岩》）等被划入“历史小说家群”等等。本章第一节的概述为了尽可能全面地勾勒出当代军旅小说发展的整体面貌，仍将涉及上述重要作家作品，但在以后分节论述中则遵从本文学史体例，除莫言之外，对上述作家一概从略。特此说明。
①a六篇小说分别是邓友梅的《我们的军长》、周立波的《湘江一夜》、王愿坚的《足迹》、陈世旭的《小镇上的将军》、方之的《内奸》、张天民的《战士通过雷区》。
①b严格地说，“前十七年”的军旅小说家只能称作“泛军旅小说家”，因为他们中间包括大量只是“曾在军旅”而建国后已纷纷转业到地方工作，仅仅是从事战争题材创作的小说家。“后十七年”的军旅小说家则基本上都是“人在军旅”而又从事军旅题材创作的“双料军旅小说家”。
②b参见朱向前《寻找合点：新时期两类青年军旅作家的互参观照》，《文学评论》1988年第1期。
①c所谓“五老峰”，是人们对革命历史题材创作中一种旧有模式的形象概括，即老题材、老故事、老人物、老观念、老方法。
①d可参见朱向前《乡土中国与农民军人》，《文学评论》1994年第5期。
①e《穿越死亡》、《孙武》、《末日之门》以及刘白羽的《心灵的历程》虽然都发表于1995年，但构思、写作显然都早先于此，故仍可划入“后十七年”。关于这批长篇的详细论述可参见朱向前《九十年代：长篇军旅小说的潮动》，《文学评论》1996年第1期。此一阶段，莫言、周大新等人的长篇创作也异常活跃，但多属非军旅题材，似不便在此多作论列。
①f见《火光在前》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
②f见《刘白羽谈〈心灵的历程〉》，《解放军报》1996年2月5日。
①g作者在书末注明：第一部至第四部第九章写于1959年-1965年春；第四部第十章至第六部写于1974年-1975年秋。见《东方》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9月版。
②g见丁玲：《我读〈东方〉》，《文艺报》1979年7月号。
①②h吴强：《写作〈红日〉的情况和一些体会》，《人民文学》1960年第1期。
②h吴强：《谈〈红日〉的创作体会》，《文学评论》1978年第2期。
④⑤h曲波：《关于〈林海雪原〉》，见《林海雪原》，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
①i王愿坚：《在革命前辈精神光辉的照耀下》，《解放军文艺》1959年第6期。
①j侯金镜：《普通劳动者·序》，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
②j冯牧：《战士作家张勤和他的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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