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国家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增长论文,因素论文,国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转型是一个动态的历史过程，几乎对社会的方方面面都产生影响。从任何方面，包括从经济学上来评定许多国家的转型过程，都是一件复杂的事情。然而不管怎样，经济产出能力的成功恢复足以说明，它本身对经济评价就是一个有用的、统一的主题，这尤其是因为转型国家重大政策的制定者把重点放在经济增长和公众福利上。本文根据大量的经济计量分析，确定了阻碍或促进经济增长的因素，并总结了取得持续稳定经济增长的若干经验教训。
什么是转型？
从广义来说，转型是指：
1.推行经济活动、价格和市场运行的自由化，使再分配资源实现最佳利用；
2.采取间接的、以市场为导向的手段来稳定宏观经济；
3.实行广泛的私有化，以实现高效的企业管理和经济效益；
4.强化严格的预算约束，以促进经济效率的提高；
5.建立制度上的立法框架，以确保产权、法规和市场准入的透明度。
增长的决定因素
并没有一种模式能概括不同转型国家的增长实践。事实上，在中欧一些国家、波罗的海国家和独联体的12个成员国中，确实存在着实质性差别，虽说波罗的海国家有着其他两个国家群体的一些特征，主要是独联体的经济大幅度下降和中欧国家较早的经济复苏。然而，仍有必要把25个转型国家分成若干种类：经济持续增长的国家，经济增长放慢的国家，以及经济略有一点或者没有增长的国家。
转型国家相互之间是完全不同的吗？哪些结构和发展要素促成了其不同的经济增长率？在以下的研究中，回归分析为我们提供了一些结论。
三个国家群体相互之间的经济增长率是完全不同的，中欧和波罗的海国家的年增长率稳定在4%以上， 而作为整体的独联体国家和那些经历了经济衰退的国家，其经济增长水平则低得多。这种不平衡的增长率说明，转型初始条件上的差别——如经济结构没有多大扭曲或者相对接近于市场经济——可能是其后经济增长过程的重要决定因素。然而，初始条件虽说很关键——正如中欧国家和独联体国家之间经济增长对比所表明的那样——它们在转型过程中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仍不及政策差别所起的作用。处于转型过程中的某些独联体国家的经济增长率是非常高的，因为这几个小国（亚美尼亚，阿塞拜疆和格鲁吉亚）在经历了伴随着冲突和内乱的经济衰退之后，现正在从谷底跃起。
在控制了通货膨胀的国家里，经济增长来得比较早，而且普遍比较强劲。在经济持续增长的国家里，通货膨胀率平均说来都比较低。
经济增长过程的另一个重要决定因素是改革或市场自由化的力度。对价格自由化、财政部门、对外贸易和企业改革的分析表明，波罗的海国家和中欧国家——即经济增长状况良好的国家——的自由化程度明显高于那些增长放慢或增长较小的国家。
较早并全面实行价格自由化的国家最早实现产出的恢复。而拥有较高出口创汇率的国家，其产出也迅速提高，这表明对外开放经济和增加出口产品产量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决定因素。
在经济迅速和持续增长的国家里，私有部门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份额明显大于经济增长缓慢且起伏不定的国家。当然也有例外。比如，俄罗斯在私有化方面取得了很大进展，但其增长很慢或者没有增长。经济为什么没有增长，原因之一也许就在于其对私有化研究不够。
外国直接投资看来好像也起作用。在中欧和波罗的海经济取得成功的国家里，外国直接投资的数量最高，人均达70～75美元。不过，一些经济持续增长的独联体国家并没有吸引同等数量的外国直接投资，这一事实说明增长与外国投资之间并没有因果关系。
有效贯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计划的一个重要理由似乎与经济良好增长密切相关。不过，不应把这一发现解释为：要实现经济增长就必须全盘贯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计划。而应该说，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计划指导下取得良好经济增长的国家都曾经作出许诺，要更好地推行全面经济改革和促进稳定，为有力的经济增长创造环境。
对增长的进一步观察
第一，转型期通常被划分为先前的经济衰退期（1990～1993）和后来的经济增长期（1994～1998）。绝大多数变量的统计适用性在经济增长期要强于经济衰退期。
第二，许多重要变量——如改革的幅度——对产出的影响在经济发展期要大于经济衰退期。
第三，改革是痛苦的，这一看法绝对正确。产量下降，这在改革最积极的国家里更为明显，但及早的改革能使经济及早恢复，随后加快发展。波兰的例子证明了这一点。回归分析的结果进一步证实了这一点。在经济衰退期，增长与改革之间的关系可以用U 型曲线来描绘：在推行有力改革计划国家和实行有限改革计划国家里，经济增长率都比较高（或经济下降率都比较低）。在经济增长期，增长与改革之间的关系始终是呈正比的：改革最不积极的国家，其经济增长最慢，改革比较积极的国家，其经济增长则比较快，而改革最积极的国家，其经济发展则最快。
第四，单靠投资不能保证经济及早增长和恢复——就是说，一个国家不能光靠增加投资来推动经济增长。假使投资转化为产出需要时间，那么在增加投资的2或3年之后才看到经济增长，这是很正常的。任何转型国家都不会按这种模式行事，因为在经济转型国家，投资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一般只在恢复增长时才开始上升。理由是，初步的经济增长归因于适当改革——严格的预算约束和自由化——所带来的效益提高，而效益的提高促使企业家变得更富建设性。当然，这并不是说投资不重要。对企业或者特定部门进行新的投资，需要以初步的经济增长为依托。因此，经济一旦恢复良好——如匈牙利和波兰那样——经济持续增长，较高水平的投资就显得越发重要。但在没有形成讲究效率的市场经济条件之前，单靠投资不会使经济持续增长。
教训
通过观察，我们为寻求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国家得出5 个经验教训。
第一个教训是最不令人惊奇和最不会引起争论的：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即控制通货膨胀）是最根本的。
第二个教训是“不劳则无获”。推迟改革固然会推迟疼痛，但推迟改革也会延缓经济的复苏，而且会加大增长放慢的风险。粗略地看，似乎有几个例外。比如白俄罗斯和乌兹别克，它们近些年来实现了经济增长，然而它们对改革所作的努力并不很大——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指标来衡量。这些国家表现出与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相同的某些特征（经济增长的同时伴随高通货膨胀，改革进展有限），并且可能遭受像这三个国家所经历过的经济衰退，但这仍有待观察。
第三个教训是改革没有捷径。我们在分析中曾试图检验，是否有某一部门能以自身的设计左右改革的轨迹。答案是没有。所有的部门基本上均与经济增长保持着各自的积极关系，但从整体指标来考察，对改革谁也不具备决定性的影响。因此，改革不存在秘诀，也没有灵丹妙药。一个国家需要对所有不同的方面进行改革。经济增长是许多人在相当长时间里为正确事物付出巨大努力的结果。
第四个教训涉及到不利的初始条件。中欧国家相对有利的初始条件是否为其提供了比前苏联国家更快的经济复苏机会，这一提问是理所当然的，而答案显然也是肯定的。反过来说，不利的初始条件——如扭曲的产业体制——对经济增长必定具有负面影响。但这种负影响决不是致命的，它可以通过全面改革来加以消除。波罗的海国家的例子就是最好的证明，这些国家所达到的增长水平足以媲美中欧某些改革最积极的国家。它们——像前苏联的大多数国家一样——具备超工业化的不利初始条件，且起步时远远落后于中欧国家。但是，波罗的海国家的经济增长比独联体国家更快，因为它们进行了改革，实现了更大的自由化，进而获得了持续的经济增长率。
第五个教训事关制度的发展。我们的分析还考察了一些指标体系，用来衡量似乎在改革中发挥重大作用的立法框架的发展。结果表明，建立一个合适的立法框架结构是必不可少的，但也不必与其他改革同时并举。然而，无论如何，如果法律体系的建立过于滞后，那么其他的改革不可能产生巨大效益。
政治经济如何？
让我们通过对转型过程中政治经济问题的分析来结束本文。对一个国家来说，很容易发现自己处于恶性循环中，因为市场经济改革的最初措施为追求财富和形成腐败创造了机会。进而很快形成了得益于这种机会的既得利益者群体，他们极力抵制改革的深化措施，如开放市场，鼓励竞争，实行完全的自由化，制订严密的法规。它所带来副作用是形成地下经济。有限的竞争，不完全的自由化，从事地下经济的刺激和不完善的法规会使转型僵化走样，很容易导致经济进程迟缓、增长放慢和财政失衡。
一旦一个国家建立一种良性循环——在开放和自由化市场方面取得稳步进展——那么它的改革努力会取得一个令人满意的结局。虽然改革初期会有痛楚，并因为痛楚而引起政治上的反对，但改革也会使经济及早恢复并提供新的机会。这些机会可以促进产出增长，而随着改革获益面开始的拓展，又会建立新的企业和开创新的就业。强有力的经济能使一个国家增强其财政能力，并对财政制度产生信心。这些条件为可靠的、善于理财的政府提供了基础，使政府随后能加强法纪，保护产权，形成一个适当的社会保障网络。这种有利于市场的环境能促进储蓄、增加投资和发展经济，从而形成良性循环。
恶性循环和良性循环之间的悬殊差异是明摆着的。我们认为，一个国家从恶性循环转变为良性循环的决定因素，是从政治上加强法规和确保产权安全。
摘自美国《金融与发展》杂志1999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