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海宗与蒋廷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雷海论文,蒋廷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问题的提出 在民国史坛，蒋廷黻与雷海宗都是各自领域有数的一线名手，不仅在上世纪30年代开始产生广泛影响，而且都对此后几十年中国史学进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他们都先后领导民国“新史学”策源地和首席重镇——清华史学系。在该系历史上，罗家伦任系主任1年，蒋廷黻治系5年，雷海宗治系14年，后者还曾掌理清华文学院。无疑地，蒋、罗二人是清华史学近代化的核心人物，也是老清华史学共同体建构的灵魂人物。目前，学界关于蒋廷黻的研究甚繁，而对于掌理该系时间更长、贡献甚大的雷海宗却措意甚少，对于雷蒋之间异乎寻常的关系的研究更是少之又少。再者，雷海宗还是几乎与整个老清华史学系共始终的人物；其在清华任教整整20年，仅次于刘崇鋐(23年)。准此，在研究老清华史学共同体的时候，不对雷海宗进行必要的观照，无论如何是不恰当的。 雷海宗不仅在世界史研究领域有开创性的贡献，也是上世纪中国首屈一指的基督教史研究者，对中国通史的教研更有突出成就。上世纪中国，能在中西通史这两大领域做出卓越贡献的学者，实乃屈指可数，雷海宗便是其中之一。 本文将钩稽雷、蒋关系，探讨老清华史学共同体的生成与嬗变以及中外新史学的流变与传承等问题。 雷海宗于1902年生在河北，自幼在旧学和新学两方面都打下了扎实基础；1919年转入清华学堂高等科学习，1922年毕业后公费留美至芝加哥大学深造。蒋廷黻1895年生于长沙，1911年自费赴美留学，后来成为清华庚款津贴生，在学缘上与雷海宗也有间接关联。 二人早年都有明显的教会教育背景，蒋廷黻曾在教会学校益智学堂读中学，赴美后曾寄宿在一个美国基督教徒家庭中；雷海宗则生在基督教牧师家庭，并在教会资助下完成小学至清华的学业。因此，二人从小就打下了很好的英文基础，雷海宗在中学时还较熟练地掌握了法文。这种异文化背景使他们对新事物的心态更开放、更积极，思维也更活跃。两人都有多学科背景，蒋廷黻曾先后主修新闻学、政治学，最后转攻史学；雷海宗在芝大读本科时主修史学，副修哲学。从知识积累看，蒋的强项在史学和社会科学；雷的强项在史学和哲学，故其授课“有哲学意味”(刘崇鋐语)。也正是这种复合型的知识结构，使蒋的外交史研究出类拔萃，雷则对中西通史、历史哲学等造诣精深，远度群侪。 殊途同源——德、美新史学与蒋、雷的学术源流 蒋廷黻于1919年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攻读博士学位，主攻欧洲史，师从著名政治社会史教授卡尔顿·海斯。雷海宗则于1922年入芝加哥大学，1924年，人该校研究院历史研究所深造，亦主攻欧洲史。当时哥大和芝大皆属学术重镇；而哥大不仅是“新教育”重镇，也是“新史学”的中心，在史坛地位尤为煊赫。杜威则先后在芝大(1894-1904)和哥大任教(1904-1930)，其实用主义、进步主义思想对两校的史学、教育学等学科都产生了极深的影响。 蒋廷黻在哥大期间，受到了“新史学”的熏染，接受了新史学基石的进化史观。海斯是美国新史学倡导者詹姆斯·鲁滨逊的弟子，在哥大主讲欧洲近代政治社会史并致力于国族主义研究，蒋廷黻深受其影响。在海斯和沙费尔德教授的启示下，蒋重点研究当时最主要的帝国主义国家英国，完成论文《劳工与帝国：关于英国工党特别是工党国会议员对于1880年以后英国帝国主义的反应的研究》，于1923年获哲学博士学位。期间，他与罗家伦多次研讨中国近代史等问题，并形成了几个核心的理念。 鲁滨逊早年毕业于哈佛大学，后赴弗莱堡大学留学。他在德期间深受兰普雷希特所提倡的“新史学”思潮影响，回美国后竭力宣传新史学主张，成为美国新史学开山祖和主导美国史坛的核心人物。鲁滨逊所倡行的“新史学”提倡研究的客观性，试图建立“科学的历史”(Scientific History)；同时亦有强烈的现实关怀。他推动美国史学界完成了从浪漫主义史学、非专业史学向实用主义、进步主义和社会科学历史学的历史性转变。他长期任教于哥大(1895-1919)，使之成为新史学思想传播的策源地。其门生散布于世界各地；仅在美国的弟子中，在各大学任历史教授的，就有毕尔德、勺特威尔、巴恩斯、海斯、蒙恩、班兹、桑戴克、沙比罗等，均为20世纪上半叶史坛名流。鲁滨逊及其弟子们的许多著作在民国时期被有些高校用作教材，或被抄袭并作为史学“新理论”传布全国。蒋廷黻进哥大时，鲁滨逊已离开该校去创办“社会研究新学院”，蒋未能直接听其课。但因鲁滨逊在哥大友徒甚众、在美国影响深远，蒋仍受到了其深刻影响。以下为美国“新史学”相关人物举隅。(见表1)
芝加哥大学在史学方面也名师济济，其中有欧洲中古史讲座教授、美国顶级的欧洲中世纪史学者汤普森。雷海宗一入校，汤普森就惊异于他的英文为何如此之好，问他是怎么学的。汤普森后来成为他的学术导师，对其极为器重。雷海宗当时在学术上所受影响也主要来自于汤普森。汤普森1895年毕业于芝大后留校任教，直至1932年才移席加州大学(伯克利)。他著述甚丰，作品在当时就已陆续传入中国。如前所示，美国史学会主席一职长期由“新史学”派干将垄断；新史学长期居美国史学的主流地位。自然，汤普森对当时美国史坛的思潮毫不陌生，也多所介入。他与鲁滨逊团队颇有渊源；从学术谱系看，其与美国“新史学派”关联极深。1927年6月，雷海宗完成论文THE POLITICAL IDEAS OF TURGOT(《杜尔哥的政治思想》)，获博士学位①，旋即归国。与外国学生相比，中国留学生自然以中国学问见长，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多数文科类中国留学生也大都选中国研究来做毕业论文，真正以外国史研究取得优异成绩、获名校博士学位的中国学人，极为罕见。在这方面，雷海宗和蒋廷黻皆属佼佼者。这预示着他们即将成为中国史坛的明日之星。 以上梳理，已大致能厘清二者各自所属的学术统系。汤普森与海斯乃是同道，他们都服膺鲁滨逊所宣传的理念。这也就意味着雷、蒋之间有着潜在的学术渊源，可谓异校同源；而且他们都主攻西欧史，受过世界史训练、有国际眼光。 殊途同归，聚首清华 1923年，蒋廷黻赴南开大学，任史学系教授兼主任。他先授西洋史，后在友人何廉的鼓励下，逐步转向国史撰研，开设了中国近代外交史课程，并设法搜集和选编了大量珍贵资料，指导学生在南开开创了近代史的田野调查工作。1927年，雷海宗返国任教于南京中央大学史学系，历任副教授、教授和系主任，兼金陵女子大学史学系教授。值得一提的是，雷海宗归国之际，也接到了南开大学的聘书。这一聘书是否与时任南开文科主任、史学系主任蒋廷黻有直接关系尚难断言，但其中至少有间接关系，这是无疑的。蒋廷黻此时已对雷海宗感兴趣，此后亦一直关注雷氏工作。雷海宗初抵中大时，年方廿五，授外国史(欧洲中古史)，颇受学生爱戴。但有的教师诬蔑他国学水平不佳，中国史学问不够。雷大受刺激，乃大写中国史文章，并讲授中国史，身体力行其贯通中外、改造中国传统史学的主张，很快在全国声名鹊起，令许多名家难望项背。尽管雷海宗身在南方，但远在北平的蒋廷黻，作为清华史学的掌门人也对其颇为关注。此后，雷海宗移席到武汉大学史学系(这正是清华史学系前主任、蒋廷黻的上司罗家伦不久前任教的地方)。1930年，罗家伦去职后，蒋深感力单难支，终于在1932年聘来他关注已久的雷海宗②。蒋廷黻对雷海宗非常欣赏，以致他在淡出学界十年，在遥远的大洋彼岸还认为自己当年选聘雷海宗是深具“慧眼”。 在南方期间雷海宗勤于著述，先后发表了多篇力作，并翻译了一些西方作品，如意大利哲学家克罗齐的名著《史学的理论与实际》第1章③。但他此后更重要的工作是长期译介、研究斯宾格勒的文化形态史观。他深受斯宾格勒的影响，但同时也对其抱以批判地借鉴的态度，并非一味迷信西方人。总体上，从学术源流和思想资源看，雷海宗日后的学术探索主要还不是受汤普森等美国史家的影响，而是接受了斯宾格勒、克罗齐、汤因比等20世纪史家及英国前辈大史家吉本等(主要是世界史和史学理论学者)的影响，这才是他真正的深层的学术渊源。易言之，雷海宗虽在留美期间已在学术上深有造诣，但他在归国任教后，又通过持续的自主钻研，完成了更具决定性的学术成长，奠定更深广坚实的基础。蒋廷黻更多地关注了马汉的海权理论、马斯的中国外交史研究、霍布森的帝国主义论等相关研究，他最擅长的是中外关系或中国外交史研究；而雷海宗则更精于世界史、史学理论及历史哲学研究。 统上，二人有相似的留美背景，回国后都很快经历了学术转型，从事过一段时间世界史教研之后转入中国史教研④。 清华共事，联袂创业 清华史学系的近代化，始于校长罗家伦。罗本人是史学教授，他对清华期望甚高，对史学系更是期待甚殷。他认为“北平实为研究史学之良好地域”，史学系“此后应注重史料的批评意研究与整理”，希望“产生几部科学的中国近代史”⑤著作。 为避免让朱希祖制约清华史学发展、尽速引领清华史学实现近代化，罗家伦亲自兼系主任。但身为清华校长，他本人没有时间、也无足够能力建成一个高水准的近代化史学系，亟需另请高明。在此清华史学研究亟待转型的关键时刻，他看到了蒋廷黻在南开讲授中国近代史课程的讲义，极为激赏，就亲自赴南开“挖”蒋廷黻。此时蒋已贵为南开文科的台柱，且在南开工作得风生水起，不愿轻易离去。但无论如何，北平有无法比拟的优势，清华环境之佳，更是令他心动。最后，他不得不接受罗氏之强聘，于1929年9月来到北平，与罗家伦共策清华史学发展之大业。罗家伦这一非常之举，为清华赢得了一位将才，推动了清华史学共同体的高速近代化进程。 蒋廷黻执掌清华史学系后，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使史学尽速近代化、科学化和中国化，创建“科学的史学”；培养有广博学识的通才，为中国近代化事业服务。 刚到清华，蒋廷黻找人来教汉史。许多人推荐了杨树达，认为“他是最伟大的汉史权威”。但在接触之后，他认为杨并未通过研究汉籍而熟悉汉代的重要政治、社会和经济等问题，治学目的已蜕变为“为研究版本而研究版本、为研究古籍而研究古籍”。此种方法业已落伍，“应该放弃这批学者”，进行改组，“能有一批新人来教历史”⑥。为此，他大力引进名师、作育新人。雷海宗就是在此形势下引进的首位重量级少壮派教授。他的加盟解决了中国通史及上古史教研的问题，极大地优化了人才布局，便于联袂缔造中国“新史学”的策源地，推动中国史学进展。此后，他相继增聘了吴晗、张荫麟，进一步充实了师资阵容(在雷海宗时期，又新聘了谭其骧及蒋廷黻早年培养的高徒邵循正、王信忠等，请来兼课的有哈佛大学新科史学博士齐思和)。雷海宗不仅教学和研究水准极高，管理能力亦属出众，堪当大任；故蒋氏此举不仅物色了一位优秀学者，也储备了一位未来出色的继任者。 如果说罗家伦对蒋廷黻有知遇之恩的话，蒋同样对雷海宗有知遇之恩。两人性格互补、彼此欣赏、知识结构相类，在学术理念和事业抱负上多有共鸣，故能亲密合作，成效斐然。他们学术精湛，极为重视人才培养，讲课艺术如火纯青。雷海宗到清华后不久就在讲授“史学方法”课时，采用了当年兰克在柏林大学所用的Seminar制度，这一研究性教学制度，收效极佳。这不仅在清华史学系是开风气的，当时在全国也是不多见的。而蒋廷黻在南开时期很注重田野调查和搜集资料，这在近代史研究中也是开风气的。雷海宗博闻强识，“上课从不带讲稿，连卡片也没有，只有粉笔一两支。但……讲课极有条理……每节课结束时，恰好讲完一个题目。下次课开始时，正好接着上次的内容来讲”⑦。授课如此娴熟，在同期的清华文学院，有且只有雷海宗和蒋廷黻二人。此间，雷海宗主要讲授中国史、史学理论等多类课程，还曾代同事讲授西洋中古史、近古史等课程。无疑，其关注重心已从世界史转型到中国史领域，但仍在推进史学理论、方法的教研。 雷海宗是个早慧的史家，他很早就形成了独特的学术风格；加盟清华后，更是持续推出了一系列高水准的作品。按蒋廷黻的构想，清华史学系应“中外历史兼重”；而雷海宗则“兼治中外历史”，在治学上形成了“贯中外”“通古今”“兼宏微”“融史哲”的气象，而这也“正是大师级史学家的学术取向”⑧，是许多史家“心向往之而不能至”的境界。为此，蒋在不同场合多次盛赞雷海宗。从目前史料看，未见雷海宗对蒋氏其人其学的直接品藻，但从其实际行动看，他与蒋在治学、治系方面是有高度共识的。 蒋廷黻的治系思想很明确，他在向校长梅贻琦的报告中说：“就全国各大学史(学)系论，清华之史学系之新史学的成分为最重，将来之成败全恃新史学制代表者能否继续中国旧日之贡献，同时大规模的输进西洋的史的观念。二者缺一不可。”⑨“在中国，新史学的输入为时尚短。治史者仍多以某一书为其研究对像(象)，而不以某一问题，或某一方面，某一时代为其研究对像(象)。结果有书的注疏而无史。讲史者亦好讲书而不讲史。”“中国通史一课不但是本系其他国史课程的入门，且是多数他系学生所必习。大学历史训练影响中学历史程度者，亦以此课为最多……本系以往最感困难者即在此课。讲通史者，多不能使其通……本系自二十二年起，中国通史由雷海宗教授担任，此问题始得解决。雷教授……引导学生于史实中探讨史理，此外加以分组讨论，以师生之间发生更密切的知识关系。现在通史一门可算已入轨道(雷先生教授除通史外，尚担任上古史，汉史，史学方法)。”“明清两代的历史尚少研究。本系蒋廷黻教授拟以外交史为出发点，渐及清朝全史。”“以专家授其专长，其成绩自然可观。”“本系在研究部虽仅有国史，在大学本科则中外史兼重。”“以往本系之外国史全为美洲及西欧之历史。近三年来，于日本史及俄国史始得兼重。”⑩在史学教育中，通史极重要，也极难讲。通史难在其“通”，而雷海宗既通古今中外，又通多门学科，正是理想的教授人选。因此，雷海宗的加盟，解除了蒋氏心腹之患，助力其缔造新史学共同体的理想变为现实。 以上是在内部文件中的反映。在公开的表态中，蒋廷黻亦然。蒋在1932年4月18日学校公开演讲介绍史学系时中说，为更好推动学校人才培养，“我们设立了好几门普通的课程：如中国通史，西洋通史，日本通史，俄国通史等”。“清华的史学系是中外历史兼重的”。“清华的史学课程想要培养一种新史学。为达此目的，史学方法及史学哲学并为一课，为史系同学所必修的”。两年后，蒋在《历史学系概况》中再次强调：“清华的历史学系向来是合中外历史为一系的，并且是中外历史兼重的。”“在史学方法的综合方面，我们的学术简直是弱智极了。”“清华历史系除了兼重中外史之外，还有一种特别：要学生多学外国语及其他人文学术……能帮助我们了解历史的复杂性、整个性和帮助我们作综合工夫。”(11)而当时系内真正深谙中外史学、特别擅长综合研究的，雷海宗无疑是个代表性人物。 以上乃是蒋在清华历练几年后的认知，可以说，此时他已摸准治系办学的门路，管理工作和相关布局也渐入佳境。在《历史学系概况》发表仅仅一二月后，蒋廷黻就出国休假；翌夏回国后，南下入阁，再未重返清华。蒋廷黻对雷海宗期望甚殷，雷海宗也的确没有辜负他。他离开清华后，正是雷海宗独挑重担、继承领导清华史学发展的重任，使蒋开创的事业后继有人，持续发展。雷巩固了该系的地位，使之继续成为高端人才的重要摇篮。若非其倾心奉献，该系此后十几年的发展是难以想象的。蒋步入仕途后，仍如此关心、支持清华史学进展，无疑与他对后继者雷海宗的认可有关。 现代眼光、世界视野、通才修养、现实关怀、注重从史料中求史识，这是当时许多清华史家的共性，如陈寅恪善于“在史事中求史识”，蒋廷黻则关注国家事物兴衰之变，雷海宗则力求从历史中“寻得中国复兴之理”。在这方面他们有高度的共识。他们都有这样的思想高度和文化自觉。而在对学术的理解、对全系发展的规划上，与蒋最有共识的，就是雷海宗。 蒋廷黻对罗家伦的治系工作有极大的拓展，而雷海宗对前任则大体是萧规曹随；但从学科布局看，该系在雷海宗时期得到了相当发展，不仅日本史方面仍持续走强，而且苏俄史方面得到大幅度强化，整个世界史学科布局已较为齐备。至此，“中外历史兼重”乃真正实现，清华史学亦日臻极盛。该系不仅成为许多一线“新史学”家的摇篮，也是民国最重要的日、俄研究的重镇之一(12)。 多重贡献和深远影响 蒋廷黻和雷海宗在清华共事时，都只有三十余岁，但他们作为学者和政论家已日臻成熟。他们的努力和贡献也是多方面的，二人在人才培养、学术研究、学术行政、团队建设、社会服务、国际交流等方面均卓有大成，在人才培养和课程建设方面，更有一系列开创性工作。因此，他们的努力不仅推动了清华史学共同体的成长，也对整个知识界产生了深远影响。 该系一直力行“少而精”的方针，形成了极为优的培养体系，育才质量极高。该系办得极有活力，因此吸引了不少外系学子，如外文系黄绍湘就转入该系，日后成为世界知名的史家；政治学系的宋迪夏毕业后，还特地留校到该系继续学习；更有政治系毕业生邵循正本科毕业后，转入该系读研。至于外校学子转学或考研进入该系的，更是所在多有(如吴晗、夏鼐等)。日后该系所聘教师大都也是抗战前在清华就读的才俊。短短几年间，该系培养了一大批优秀人才，如张贵永、姚薇元、夏鼐、邵循正、罗香林、王信忠、谷霁光、孙毓棠、吴晗、王栻、汪錢、黄明信、丁则良、何炳棣、王永兴等。此外，他系学子如季羡林、吴承明、汤象龙、梁方仲、巫宝三、刘绪贻等也接受过史学课程的训练，日后在史学方面亦卓有成就。 清华史学系在学界声名鹊起，在业内地位甚高，校内外学者对其多所钦仰。对于蒋廷黻在清华史学系的工作，胡适、傅斯年等人看在眼里，记在心头。直到1958年，台湾“中研院”院士遴选时，胡适还对蒋早年在北平“有计划地培养人才”的努力印象深刻，极力举荐蒋参选。蒋果然当选，成为全球首位膺选院士的中国近代史学者。尽管此时的蒋廷黻已淡出学界20年，并远在美京华盛顿(13)。也正是在蒋廷黻的培育之下，中国近代史学科正式成型且长足发展，成为不少国家和地区的“显学”。 在蒋廷黻离开后，该系仍办得很出色，雷海宗功不可没。对于清华时期的工作，蒋廷黻甚感欣慰。他认为经过他的改革，1929年与1937年清华“在课程方面有很大改变。此举，我认为是对中国教育的一大贡献。我一直为此感到快乐，因为我在这方面曾略尽绵薄”(14)。这固然是对自身贡献的自豪，事实上也间接肯定了雷海宗等人的贡献。因为该系若因蒋淡出而人去政息、发展下行，那么他也无论如何也难以“快乐”起来。 蒋廷黻门下人才辈出，但他和雷海宗共同看好的嫡系弟子，则可能主要有两个，一是何炳棣，一是邵循正。何原是雷海宗培养出来的爱徒，在清华时与雷关系极密，与蒋只是略有交集而已。两人都对何炳棣甚为欣赏且各有影响，何炳棣的学术轨迹也和两位恩师类似，日后赴美入蒋廷黻母校哥大深造，毕业后又到雷海宗母校芝大任教，日后亦从世界史回归到国史研究(15)。当然，雷海宗在世界史和国史之间反复跳荡，跨度更大，治学畛域也更形广博，创造力尤其突出。 后蒋廷黻时代：雷海宗的探索和贡献 雷海宗主政后，清华史学共同体持续发展壮大，并有序地进行着新老交替。到抗战时期，蒋廷黻、雷海宗在此前培养起来的一批新人迅速成长起来，成为该系的台柱。 在整个联大中，清华居主导地位。雷海宗不仅任清华史学系主任，而且长期兼任联大史学系主任，并曾任师范学院史地系主任。和当年蒋廷黻一样，在文学院院长冯友兰休假期间，雷也代理清华及联大文学院院长，并任清华评议会成员，可谓位高权重。综合来看，联大期间曾在文学院历史系、师范学院史地系任教的教师包括：
在三校联合情况下，教师团队阵容强大，远胜于抗战前的清华；驾驭这一团队的难度，也远远甚于此前。而雷海宗胜任行政事务的同时，还能在教学、科研中取得突出成绩，并在办刊、论政等方面也卓有建树，足见其综合能力之强。此间，雷海宗曾开设课程有中国通史、中国上古史及西洋中古史等。 此间，史学系及史地系仍人才辈出，日后成为知名人物的有张之毅、史国衡、程应镠、李埏、方龄贵、熊德基、何兆武、袁方、陈庆华、王汉斌等。世界史学科的人才培养显著强化，仅史学系就涌现了日后的世界史名家丁则良、罗荣渠、刘祚昌等，完全改变了此前相对单一的育人格局。 此间，蒋廷黻于1938年由苏返国，在极短的时间内完成并出版了其《中国近代史》，作品甫一行世即成经典；雷海宗也在同年编成了代表作《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一书，两年后正式印行。此后，蒋廷黻日渐远离学界，与清华亦关联甚少，但他无疑对自己曾倾心培育的这个史学共同体多所措意，对该团队的继任掌门人亦持续关注。而当年作为清华新史学共同体的一员悍将、蒋廷黻助手的雷海宗，不仅在学界极为活跃，而且与同侪开创了一个新的文化流派——战国策派。约在1944-1945年间，蒋廷黻赴美参加关于成立联合国的会议。期间，他在公务繁忙之余，常与人谈及清华旧事。一次，他与清华史学系毕业生谈及雷海宗。学生说：“我在美国数年，也曾从世界闻名的大师学者学习过。我尊敬这几位名师，但我对海宗师的尊敬，比起他们来毫无逊色。雷先生在《清华学报》上发表的那两篇论文，至今想来仍是上乘之作。”该生曾就读于哈佛大学女校拉德克利夫学院，接受过哈佛史学系的高水平训练。蒋廷黻笑道：“你该看出我具有慧眼，有识人之明吧！当年我就是看出海宗先生是位有创见的学者，才延揽他来清华。我想办好清华历史系，想多方延揽人才。”学生则应道：“原来你也学会美国人的手法，像哈佛就是对各大学已成名的学者，用重金礼聘的方法，延揽到哈佛，所以哈佛的师资雄厚。”(16)蒋的眼界不可谓不高，他对雷海宗尚如此，更遑论其他人等。雷海宗在学界的地位可想而知。清华史学的发展脉络，可谓始于罗家伦，成于蒋廷黻，盛于雷海宗，可是，盛极而衰的也同样是发生在雷氏任内。 抗战期间，联大史学系“集三校教师学者于一处，蔚为大观……教师咸系当代权威”(17)。清华复员回京后，史学系仍由雷海宗出长。1948年也是清华史学发展的拐点，但其下挫的走势是稍后一段时间内才显露出来的。在此后几年间，清华史学仍持续地涌现了不少优秀新人，如齐世荣、胡如雷、齐文颖、余绳武、王敦书等，其他系则先后涌现过陈乐民、资中筠、张岂之、吴小如等。在这个人才培养的过程中，雷海宗的贡献无疑是极为突出的。1947-1949年间，他至少开设了西洋近古史、西洋文化史、史学方法、商周史和秦汉史等五门课。其中西洋文化史完全采用Seminar的办法，且都是用外文原著，其中就有世界史大家汤因比的《历史研究》(而在抗战时期世界史时则用了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和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等名著)。 仅从学科布局看，在解放后初期，随着师资阵容的扩张，该系学科布局已更趋完备。只是形势比人强，在此时代环境之下，所有教师都已难以开展高水平的原创性研究工作，很多资深教授已难以发挥应有的作用。1949年，雷海宗在巨大压力下请辞系主任，并成为历史系首当其冲的改造对象。1951年，吴晗对蒋廷黻、雷海宗进行了不点名的批判。从是年秋开始，几乎全系教师忙于运动，仅能勉强维持教学活动，完全无法研究工作。对此，当事人不由坦承：“因思想改造的学习占主要时间，所以除去撰写讲稿以外，大都未从事任何研究或著作，即便教学工作，亦不得不暂时精简。”(18)这种状况在清华史学共同体发展史上是前所未有的，这也就意味着此前该系几十年成就卓越的学术化努力已难以为继，整个研究工作大为受挫。然而，教师们的教学工作仍维持相当的水准，系里的教授绝大多数都能开出三四门以上的课程。“如雷海宗不但能开世界通史、中世纪史、国别史(如美国史)，而且还开过中国通史……还培养一名战国史专业的研究生”(19)。 在1952年底院系大调整中，雷海宗被“分流”到南开大学。获此消息后，他对张岱年说，二十五年前回国时，南开曾向他发过聘书，当时未能成行，而现在终于要去了，看来晚年将在南开度过。到南开后，雷海宗任史学系世界史教研室主任，主要从事世界史学科建设，讲授多门课程。为培养青年教师，他还特别在家讲授中国上古史和专业英语。他所编写的《世界上古史讲义》，被教育部定为全国高等学校交流讲义，正式铅印出版(20)。蒋廷黻虽已暌违学界多年，此时仍记得雷海宗。 在当时环境下，曾有一度，系统性的开创性的学术探索难以开展，而雷海宗在倾力于人才培养的同时，仍尽可能地完成了不少作品，包括许多通俗易懂、深入浅出的教学参考性文章。此举堪称大手笔写小文章，充分彰显着一位史坛巨子对中学历史教学事业的关注。这些文章意义非凡：它们不仅丰富了雷海宗本人的学术撰研工作，且营造了一种明快畅晓的学术新风，还在学界和教育界也推动了一种风气，引导名家重视历史教学及史坛新人的培养。 雷、蒋与民国史学界 无论是在清华史学共同体，还是在整个民国史学界，蒋廷黻、雷海宗等人的贡献都堪称卓尔不群。他们不仅率先垂范，开展了一系列新史学的研究，而且把新史学融入教育体制，卓有成效地实现了新史学的体制化。 南京政府成立后，全国学术猛进，日臻繁荣。史学方面尤甚。无疑地，蒋廷黻领导的清华史学系成为民国史学近代化转型的引领者。蒋本人亦直言：“如果不是因为战争爆发，我们能循此途径继续努力下的话，我坚信：在十年或二十年之内清华的历史系一定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全国唯一无二的历史系。”(21)蒋的雄心虽未全部实现，但该系无疑已建成为全国史学界的中心之一；其学术阵容和办学质量，确乎可圈可点。 该系的办学工作不仅推动了清华史学发展、拓展了清华的办学格局，而且通过人才、思想和制度的辐射、引领作用，推动了整个知识共同体的发展。经过1920年代归国的一代史家的努力，在不长时间内就完成了史学的科学化、近代化及新史学的中国化。到1930年代初，史学界出现了一系列若隐若现的群落或流派，其中最醒目者有三：以胡适、傅斯年、顾颉刚等为代表的史料学派，以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陶希圣等为代表的史观派，及以陈寅恪、蒋廷黻、雷海宗、张荫麟等为代表的会通派。会通派意在熔铸汉宋、中西、新旧并融会史学和社会科学等多门学科，材料、方法、理论相须相成(22)；内中学人相当一部分与新史学尤有深层渊源。从人事班底说，史料派是以北大史学系及中研院史语所为基础，史观派则以是唯物史观派为主干，而会通派则是以清华及史学研究会学人为核心的一个学人群(23)。 上述三大群体中，各自主要的学术源纵横交错，错综复杂，核心人物的问题意识、思维结构、价值取向、治学路径等都甚堪玩味。不同群落和流派之间的争鸣与合作，不仅使史坛实现了实质性突破，形成了新的格局，而且形成了极富活力的学术气象。新的学术生态持续优化，新兴的史学系科、团队、流派正在崛起。新史学就是其中极具活力的一翼。新史学在中国绝非始自清华史学系；但对新史学进行体制化并取得显著成功的，在抗战前的中国，有且只有清华史学系。易言之，1920年代后半叶至1930年代初这一学术转型的关键期，清华发挥了枢纽作用，其中有核心人物是罗家伦、蒋廷黻、雷海宗等。 清华新史学的谱系其实非常复杂。如果说蒋廷黻是较纯正的新史学学人的话，那么雷海宗的思想资源则更其多元。总体上说，在思想的深层，雷海宗固然接受了导师汤普森的某些理念和风格，但他更主要的思想资源可能取自欧洲的几位史学大家，如德国的斯宾格勒、意大利的克罗齐、英国的吉本及汤因比。在学术源头看，雷接受得更多的是学术形态史观等欧洲史学思潮影响，而蒋主要接受了美国进步主义史学的熏陶，并潜在地受到了杜威思想的影响。但另一方面，思想资源甚为繁杂的雷海宗，在诸多方面又与蒋氏有高度共识：但都精于综合研究；都是中西融合、古今贯通、文理渗透的典范；都力主经世致用、有高度的民族自觉和强烈的民族主体性诉求。 以清华学人为代表的中国新史学文化群落，并非照搬美国新史学，而是将西方理论与中国实际结合，在以我为主的基础上对西方新兴的成果进行了大胆而极富智慧的再创造，初步开创了中国新史学的新形态。而这个创造性的过程，在1930年代初已基本走上正轨。此时，中国史家探索出来的新史学，已是经过充分中国化再创造的新史学，是扎根中国大地吸收世界学术养分的新史学——在这个问题上，体现了他们高度的文化自觉、民族意识和家国情怀，也体现出他们的智慧与远见。他们正是这样通过“披荆斩棘的学术拓荒”(蒋廷黻语)为民造复兴奠定心理基础和思想文化基础。在这方面，雷海宗的努力比蒋廷黻可能更隐晦、更深沉。 晚年蒋廷黻在外交界服务，对中国近代史研究以及世界格局都极为关注，并时有卓见；雷海宗则因工作需要，重新回到自己早年曾主修过的世界史领域，并取得了一系列开创性贡献。新中国成立后，在全国一边倒的学苏热潮中，雷海宗仍坚持独立思考。在当时的世界史教学中，几乎都照搬苏联教材，但该体系对现代历史时段的划分并不符合东方国家的历史实际。雷海宗断然舍弃这一体系，从实际出发断然采用了专题教学。他对当时全国普遍的在世界近现代史教学中存在的问题提出批评，认为不能只偏重欧美历史而没有让亚洲国家的历史占有应有的地位。他说：“我们中国既是一个亚洲国家，并且是一个亚洲的大国，在我们的世界史课本中就必须考虑亚洲各国所当占有的恰如其分的地位。这对于培养学生世界范围地看世界问题，而不是欧美中心地看世界问题的习惯，是非常重要的。”(24)此种洞见，在那高度政治化的时代，可谓空谷足音。 统上，雷海宗与蒋廷黻都曾受清华资助留学，都毕业于美国名校，都曾任教于清华、南开；都通晓英、法、俄等多门外语，富有国际视野和世界声誉；都有济世意识和家国情怀，都先后从世界史研究领域转入国史研究中，但始终对国际问题颇为敏感。二人都非常博学、富有服务精神和执行力。若说蒋廷黻与早年翁文灏的人生轨迹曾亦步亦趋的话，那么雷海宗与蒋廷黻之间也曾如此。他们在清华先后扮演过完全相同的角色——史学系教授、系主任、文学院代院长、校评议会成员。但他们日后的道路却迥乎不同。 自从1935年蒋廷黻南下入阁起，二人便各行其道，分别以不同方式为国服务。蒋廷黻长期服务于蒋介石麾下，政务倥偬，无暇重温学术。雷海宗虽也曾像蒋氏当年那样热衷于论政、办刊，但他始终服务于文教学术界，始终是一位学者和教师。在1949年江山易手之际，二人的抉择更是迥异。 应当注意到，继蒋之后，其许多朋友都先后从政(如吴景超、陈之迈、顾毓琇、何廉)，雷也大可如此，但他并未如此。作为相对纯粹的学人，其步履始终未逾越学院的围墙。他长期治学复议政，而这正是《独立评论》时期蒋氏的作为；他后来还创办名刊《战国策》并开创了一个新的思想流派。他既是独立评论派的一员、是清华史学共同体后期的头面人物，又是战国策派的开山大将。如此资望，在民国史坛并不多见。 蒋廷黻一生历练极丰，然始终难改书生本色。他在暮年口述回忆录，但口述未完便撒手人寰，令人扼腕。而雷海宗几乎未及留下任何回忆性文字便诀别人世，饮恨而殁。蒋廷黻在盛年因从政而远离学术；而雷海宗在壮年遭政治冲击，因才贾祸。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都是未完成的史家，都大才未尽；他们代表着民国新史学家的两种造型，浓缩了上世纪中国丰富的政治文化意涵。 ①HAI-TSUNG LEI：THE POLLICAL IDEAS OF TURGOT，载雷海宗：《雷海宗世界史文集》第3页，[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 ②罗家伦先后在东南大学(后易名中央大学，1926-1927)、清华大学(1928-1930)和武汉大学(1930)讲授中国近代史，雷海宗则于1927年起在中央大学任教，1931年到武大任教。但因时间阴差阳错，二人始终没有真正的交集；他们的共通的关联纽带主要还是蒋廷黻等同行。 ③王教书：《学贯中西桃李天下》，载南开大学历史学院编：《雷海宗与二十世纪中国史学》第300页，[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版。 ④须指出的是，当时中国许多学者都面临过类似的问题。不少学者留学期间曾研究世界史，但归国后都逐步淡出原有研究，仅以教学为主，甚或连世界史的教学工作都基本荒废。这其中自然与学术环境有关，但更直接的因素之一，就是国内资料匮缺，使得中国学者难以在这一领域参与中外“学战”、引领国际前沿进展，故自觉转向更易取得开创性成就的其他领域。雷海宗在清华史学系的同事刘崇鋐回国后不久，就很快基本停止了世界史研究，基本上以人才培养为主。按，刘氏此前和蒋廷黻同时由美归国，受聘于南开史学系，1925年又与其哈佛校友李济一样，从南开转任清华教授。尚须一提的是，在民国时期，世界史教学虽然在几乎所有知名高校皆各具特色，但世界史研究远未形成了个独立的学科体系——虽然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已有若干位世界史领域的高水平学者。 ⑤罗家伦：《整理校务之经过及计划》，载《国立清华大学校刊》1928年第12期。 ⑥(14)(21)蒋廷黻：《蒋廷黻回忆录》第124、125、125页，[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 ⑦齐世荣：《一代名师——雷海宗先生》，载《历史教学》2001年1期。 ⑧刘家和：《世界史研究与雷海宗先生》，载南开大学历史学院编：《雷海宗与二十世纪中国史学》第132页，[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版。 ⑨蒋廷黻：《国立清华大学文学院代理院长蒋廷黻转报中文、历史、社会人类等系工作报告》(1934年7月22日)，清华大学档案，1-2-2-19。 ⑩蒋廷黻：《历史学系近三年概况》(1933年)，清华大学档案，1-2-1-19。 (11)蒋廷黻：《历史学系概况》，载《清华周刊》1934年第41卷向导专号。 (12)按，民国时期各大学的世界史教研工作，无疑远逊于国史领域，但许多高校仍在这方面有各自的重要努力，尤其是那些史学重镇，这方面颇有出彩之处。除清华之外，北大的何炳松、陈衡哲、陈受颐、皮名举，中央大学的沈刚伯、张乃燕、陈训慈，燕大的齐和、翁独健，复旦大学周谷城等，都很值得关注。仅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从哈佛出来的中国史家就有陈寅恪、李济、刘崇鋐、翁独健、齐思和、王钟翰等，从哥大更涌现了洪业、蒋廷黻、罗家伦等一线史家。总体而言，民国时期，哈佛、哥大、柏林大学、巴黎大学、东京大学等校曾为中国培养一线史家发挥过重要作用。关于民国时期世界史学科的问题，甚值探究，拟另文详论。 (13)参见刘超：《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早期开展：以清华学人为中心》，载《清华大学学报》2014年3期。 (15)关于雷、蒋与何之间的深度渊源，可参何炳棣：《读史阅世六十年》([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四章、第五章关于清华大学的相关回忆。 (16)许亚芬：《纪念雷海宗师》，载南开大学历史学院编：《雷海宗与二十世纪中国史学》第117-118页，[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版。 (17)梅贻琦：《复员后之清华(续)》，载《清华校友通讯》复员后第二期，1947年7月25日。 (18)《清华大学历史系1951年度上学期概况》(1952年2月)，清华大学档案，目录号校办1，案卷号52005。 (19)详参如雷：《回顾在清华大学历史系学习生活片断》，载中华书局编辑部编：《学林漫录》(七集)第27-33页，[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 (20)王敦书：《学贯中西桃李天下》，载南开大学历史学院编：《雷海宗与二十世纪中国史学》第307页，[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版。 (22)许冠三：《新史学九十年》第468页，[长沙]岳麓书社2003年版。 (23)王学典、陈峰：《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学》第98-103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24)雷海宗：《读高级中学课本〈世界近代现代史〉上册》，载《历史教学》1956年7期。
标签：蒋廷黻论文; 雷海宗论文; 罗家伦论文; 清华论文; 美国工作论文; 中国学者论文; 南开大学论文; 世界历史论文; 新史学论文;
